“新社会主义”需要毛泽东主义

　　对“新社会主义论”的争论，本质问题是如何认识毛泽东思想。尽管在左派中肯定毛泽东思想占了主流，但是不同的人对毛泽东思想的有着不同解读，这造成了包括“新社会主义论”在内的各种争论。因此只有通过进一步解读毛泽东思想，将毛泽东思想进一步系统化为毛泽东主义，“新社会主义”才有真正的价值。当然毛主席本人并没有对“毛泽东主义”进行系统的论述，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甚至反对过“毛泽东主义”，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自己的思想还不成体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毛主席认为“四个伟大”中未来最终可以保留“伟大的导师”称号，因此可以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思想开始转变为毛泽东主义的标志。不过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毛主席本人并没有进一步对毛泽东主义展开论述。所以这里笔者提出对毛泽东主义研究的一些基本要求，供大家讨论和批评。

　　由于毛泽东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所以毛泽东主义的研究者首先要信仰真理，有一个服从真理的真诚态度。毛主席说，“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决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所以作为左派，要扎扎实实学习，老老实实做事，要知道真理是精微的，只能通过长期艰苦细致的探索才能得到。所以研究毛泽东主义不要不研究而妄议，脱离实践而想象，以情绪的发泄代替理论思考，更不能哗众取宠，自以为是。古人说，至诚无物，实际上是要求我们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超越个人狭隘的思想和情绪，要“为道日损”以不断克服自己偏见，才能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和毛主席所批评的 “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之誉为有才”，不知“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 (《致黎锦熙信》，1917年)，要知道伪而不真的学问是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的。

　　第二，要超越语言文字来把握毛泽东主义的精神实质。语言文字是人们表达思想、描述世界的工具，但是由于语言文字本身实际上是孤立的、静止的、割裂的一些概念，它只能作为引导真相的指南，并不能代表无限变化和互相联系的世界本身，也并不能完全表达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毛主席曾经引用古人的话说“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因此如果从文字上机械地理解毛泽东主义，只能脱离毛泽东主义的精神实质，导致理论的僵化，使毛泽东主义丧失活力，最终脱离时代的需求。

　　第三，要正确理解毛泽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是西方文化的思想高峰，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中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例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就指出：“马氏学说受人非难的地方很多…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用中国人“大道至简至易”的方式，紧紧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化繁为简，“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是造反有理”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避免了从抽象理论出发所导致的唯生产力论、唯制度论等“见物不见人”的弊端。青年毛主席放弃了留学法国或者俄国的机会，主要是他并不盲从西方的思想，认为世界文明分成东西两支，东方文明是以中华文明为代表，“吾意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所以毛主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用中国文化改版过的“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毛主席成功的地方都打破了马克思主义文字上的教条。所以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应该象毛主席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不可不读，但不可多读，而要观其大略，悟其要旨，既要读得进把握其精神实质，又要跳得出不受其思维模式的限制，更不要因为个别词句而陷入教条。

　　第四，要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毛泽东主义的关系。毛主席的著作中往往大量引用中国古代的典故，并且他本人在历史、诗词、书法等方面的成就都表明他是一位在中华文化土壤中孕育出来的思想巨人。但是毛主席也提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甚至讲“儒学名高实粃糠”“儒法斗争”，如果从抽象静止的概念和个别词句上出发，似乎毛主席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但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词描述的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从蒙元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精神已经丧失殆尽，正所谓的“崖山之后再无华夏、明亡之后再无中国”，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清朝统治者 “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说明清朝的统治者从来没把中国最广大的人民视为自己的子民，而视为奴才，这和唐朝皇帝“吾貌虽瘦，天下必肥”的政治是完全不同的。蒙元以降，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尤其是文化落后的异族统治者，大肆进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不断歪曲儒学、佛学和道家的真正精神，导致中华文明的浩劫，造就了汉奸文化、奴才思想、阿Q精神和吃人盛宴。所以毛主席反对的是他所直接面对的满清封建腐朽文化，而他本人则真正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原初的真精神。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他严厉批判作为腐朽封建礼教统治符号的孔子，但是对作为思想家的孔子，毛主席则是十分尊敬的，他甚至参考《论语》来给自己女儿取名字。

　　第五，要重视对“大本大源”的研究。毛主席认为，改造社会需要“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反对从“议会、宪法、总统、实业、教育”等局部枝节入手，认为尽管这些枝节不可少，如果本原未得，“则此等直接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致黎锦熙信》，1917年)。开展“大本大源”的研究，要分析毛主席“大本大源”思想的演化历程，并通过跟踪西方科学和哲学的最新成果，总结东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进一步挖掘和完善毛主席“大本大源”理论，才能建立起以一贯之的 “毛泽东主义”。

　　第六，要通过对东西方圣贤对比来理解毛主席，完善毛泽东主义。作为一个人类导师，毛主席同时是一位政治家，所以在政治上的论述较多，但他和其他人类导师的精神是相通的，这些圣贤通过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语言文字讨论了人类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毛主席教诲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不就是耶稣所说的“悔改”吗?毛主席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与默罕默德“一手持剑，一手持书”难道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难道不是佛家所说的“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菩萨精神吗?毛主席站在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立场上“”打地主，分田地”，不就是老子 “损有余以奉不足” 的天道吗?在儒家看来，毛主席不就是一位善于学习思考，一位穷理正心修身治国的君子吗?实际上，毛主席青年时就认为这些东西方圣贤是既得大本者，希望以这些人榜样来成就一番事业。当然毛主席和东西方诸圣贤一样，在去世后其学说都受到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歪曲，因此通过对比毛主席和东西方诸圣贤学说，不仅有助于理解毛主席，也更有助于正本清源，恢复东西方诸圣贤的绝学的真面目，以完善毛泽东主义。

　　第七，要结合对社会实践和人生体验来感悟和运用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将“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因此它并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理论，而是一个存在于社会生活和每个人人生体验中的真理，所以国家命运的浮沉乃至小人物的悲欢离合都提供了我们感悟毛泽东主义的素材。例如如果我们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越南针对华企的暴乱，可以看到越南走资派将阶级矛盾转嫁为国家矛盾的伎俩，而新疆暴恐事件背后是社会贫富分化，阶级矛盾日益突出的社会现实;另外我们在实际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对劳动的剥削，对公平正义的漠视，公民道德品质的败坏，邪教的横行，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恶化，无不使人们“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起毛主席”，也更能理解毛泽东主义。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阶级，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因此要在中国建设新社会主义，就需要开展一个类似“五四”运动的思想文化运动，这需要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发扬新民学会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传统，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寻求人间大道，用新文化的眼光重新审视哲学、宗教、历史、政治、文化、经济、教育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重新构建毛泽东主义，以影响和改造人们的思想。只有这样，新社会主义才可能真正从空想变成现实。

　　笔者愿与那些关心人的价值和人类命运的人们，共同构建毛泽东主义以重铸人类的精神世界，为人类社会达至“春风杨柳千万条，六亿人民皆尧舜”万世之太平之境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