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与生物界的“生存斗争”

 “阶级斗争”与生物界的“生存斗争”　　

傅晨光　　

1、“生存斗争”是达尔文主义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马克思主义者是讲斗争的，而且，马克思在一开始接触到达尔文的理论的时候（最早是恩格斯推荐的），也马上想到了达尔文的“生存斗争”与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到“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　　

马克思说的这句话，是不是说明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与达尔文的“生存斗争”是一回事而没有区别呢？不是。因为，马克思恰恰是从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与动物界的生存斗争虽有某些类似但存在根本的区别这样的理解来谈的，从而仅仅只是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人们认识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提供了“自然科学根据”。也就是说他是从两者存在基本区别的原则前提下评价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理论的。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马克思早年的著作已经完成了的理论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指出：“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4-2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人通过自身长期的生产斗争从自然界中成长起来的，到目前为止，各个历史阶段的斗争是还包含了基本的生存斗争的内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物界的生存斗争与人类的生存斗争有历史的关联性，马克思没有否认这种相似的方面或侧面，所以说“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从而有分析地肯定达尔文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人毕竟与动物不同。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生产已经网络了全球，以生产关系为纽带的阶级关系制约着一切国家、民族、种族以及这些关系下的一切阶级和阶级的个体的活动，制约着各种宗教和各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这些斗争包含了“生存斗争”的内容，或者说，阶级斗争在某些方面通过看起来与动物界的生存斗争的形式反映出来，但无论斗争的目的和范围、斗争的内容、斗争的手段等等与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理论有根本性的区别，这种理解同时也为可以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2、马克思主义既然是肯定人类社会有阶级斗争的学说，同肯定生物界有生存斗争的达尔文的学说有区别，在理论上就必须对于人和人类社会与生物界有区别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学说，那么，这种分析马克思是否完成了呢？答案是肯定的。不仅完成了，而且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始就完成了。上文引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例证，不仅如此，在此之前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于人类与动物界的活动的区分就作了详细的论述。　　

这种区分，是从人类与动物界以及人类的活动与动物界的活动这两个方面进行的。　　

对于人与动物本身的区别，马克思这样说道：“动物和他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这种区分，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中都有意义。凡是以后马克思遇到人类与生物界的关系的问题，都贯穿了这个区分，——人，是从动物界站立起来了的人，不仅与自然界相对立，而且将自然界作为了“劳动的对象”，成为改造自然界的主体力量，而动物界仍然属于自然界本身。　　

对于人与动物的活动，马克思也作了具体分析。马克思分析说：“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这些，与相隔整整23年以后出版的《资本论》中关于人的劳动与动物的劳动的不同的著名论述都是完全一致的。　　

引用马克思早年的著作，不过是要说明，对于人类与动物的重大区别的哲学阐述，马克思在早年已经完成。人不是普通的生物，人是通过改造自然而达到自己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的。人类社会的规律有自然的制约，但人类社会是在改造自然和改造自身的过程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就已经宣告了那些要人类完全“效法自然”的哲学思维成为过时。这种思维，中国的老子是一个，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达尔文也是一个，他不过就是要殖民统治者“效法自然”而已。他的效法自然，就是要人类效法动物界。　　

3、“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个竞争法则或生存法则起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通过所谓的“纯客观”的自然科学研究，鼓吹“强者为王”，歌颂“强者”，认为“弱势”的种族就不该享有生存的权利，只能灭亡，认为这是“自然选择”和“自然规律”。　　

达尔文的生物学，实质是为了向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提供“自然规律”依据的一种特殊的创造，这一科学为什么是在美州发现、黑奴大量如牲口一样被贩卖到美州、印地安人被大量地屠杀等殖民主义达到无所顾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这个学说一经诞生，为什么就没有立即受到批评，而是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就是由于它适合了当时的某种需要。　　

达尔文主义真的是“纯客观”的自然科学研究吗？就是“纯客观”的自然科学研究也不可能仅仅只有达尔文对于自然界的这种认识，动物中难道不是在生存斗争的同时也有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猩猩相惜”的大量事实吗？动物界中难道就没有为了种群的利益不畏强敌、敢于牺牲的大量感人事例，而只有同类相残、手足相残的世界图景吗？　　

“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什么阶级也必然会有什么样的生物学。阶级意识不可能不是这一学说产生的重要的思想背景。　　

所谓的“纯客观”的自然科学，是真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生物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本身就有大量的关于生物界的活动规律的分析和论述。可以说，这部著作虽然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最成熟的著作，但已经是马克思迈入共产主义思想门槛时的思想的真实记录。其不成熟性，并不在于思想方面，而主要只是由于思想的空前性而受到人类一般语言表述的制约这样的方面。　　

4、人类的阶级斗争与动物界的“生存斗争”有根本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已经超越了生物界为了基本的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生存斗争的范围。人类社会每一次阶级斗争都使一定的阶级和社会获得解放，从而使社会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动物界的生存斗争仅仅是直接生活需要的斗争，斗争是始终如一的，斗争的结果也不是发展，而是原地徘徊，这是因为：“动物和他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和动物的活动始终没有脱离这样的范围。　　

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始终是围绕私有制成为社会的桎梏并且为了打破这种桎梏来开展的，这在动物界是没有的，因为动物界没有剩余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它的生产始终是直接生活需要的生产。所以人类社会的这种阶级斗争，虽然也包含了为了阶级个体以及整个阶级起码的生存权利斗争的目的和内容，但根本地是阶级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是所有制由一种形式向更高形式的发展和改造。到了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目的更加自觉，就是通过本阶级的奋斗，最终完全废除私有制，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包括自然界的解放。这是生物界的“生存斗争”无法相比的。　　

所以，“效法自然”的哲学是历史的哲学的反动。因为这种哲学，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的效法自然本身就违背了自然，因为现实的自然是不断改变的；这样的效法自然的思想就不是发挥人类主观能动作用，顺应时代的发展，鼓舞人类通过自身的活动不仅实现自身的解放并引导自然的解放，而是反过来，要人类回到自然界。它的反动性就在这里。　　

在历史上，这种“效法自然”的哲学不止出现一次，它的每一次的出现，都与一个阶级和时代的没落有关，是已经没落或即将没落的阶级意识的产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中国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思想家老子的哲学，主张人类放弃斗争，“清静无为”；同样地，以“效法自然”为目的的达尔文主义也是这样。这种哲学，以引导人类再次回到自然（而现实的自然也已经经历了历史的改变）为名，放弃争取解放的斗争，去听命于所谓的“自然选择”，要么就是挑起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之间的已经落后于时代的生存矛盾和斗争，以过时的斗争内容和手段来取代人类争取最终解放的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受这种思潮的鼓动，其结果只能是消灭人类已经发展起来的伟大的生产力，制造人间灾难与浩劫。所以，这种哲学思想性质必然是反动的，但也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不分种族、民族和肤色的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已经是实际存在，有了阶级觉悟的阶级和人类，是不可能允许这种历史倒退的。（2010。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