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三则

诚然，曹操并不是个完人。他在徐州的屠城等都是应该受谴责的。但综合看他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用鲁迅的一句话来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杨沛、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曹操的军事、文学才能很少有人否认，稍微有争议的是他的政绩。他的政绩与军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顾三国前的历史，东汉桓帝年间，中国的人口曾经达到五千多万，但到了三国时锐减到七百多万，甚至还不如四五百年前动不动就“斩首十万”的战国时代（那时还有一千多万）。杀光这么多人不可能，但饿死却不难。究其根源，无非是天灾人祸。自东汉桓帝灵帝以来，旱灾、水灾、瘟疫、暴动、少数民族叛乱不断，民不聊生之余人口、户数大量减少。　　

根据后汉书记载，汉桓帝时期，比较大的灾祸有“延熙九年春三月，司隶、豫州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按照这个估计，仅此一年这两地就饿死了大约三四百万；汉灵帝时期，“建宁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光和五年二月，大疫。”，“光和六年夏，大旱”。其余小规模的天灾、少数民族叛乱或入侵，不计其数。加上爆发于公元184年的黄巾大起义和随后的军阀混战后，生产遭到了完全的破坏。　　

这样的乱世中，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使民众丰衣足食，是刻不容缓的首要任务。然而，汉末三国中的各个诸侯中，军事上有才能的不少，内政上有作为的不多。政治经济上的成功与失败都会自然的反映在军事上(反过来，绝不容易)，大多数人因此吃尽苦头，最终受困于“米”而连证明自己是否是“巧妇”的机会都没有。恢复生产的方法，无非是开源节流，这两方面曹操做得都非常出色。　　

曹操在世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并卓有成效，如在周瑜的家乡舒城建立的七门三堰一直到北宋宋仁宗时还能每天浇灌两万顷良田。屯田制的实行，实际上是以国家投资的方式保证再生产，工作效率当然高于普通的自耕农。因此这个政策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短时间内就将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的欣欣向荣，称其为一大创举并不过分。曹操在攻破邺城后，鉴于东汉后期沉重的人头税，改为户调制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收田租每亩为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他不得擅兴发。”大力制止对农民的乱摊派行径，这可是连两千年后的人头疼的顽疾。这一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得到了一致的拥护。　　

    开源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温，无有缘饰。”简单地说，衣服没有花里胡哨，鞋子不曾雕花绣彩，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建文元年（公元1399）七月五日，燕王朱棣宣布起兵“靖难”，讨伐建文帝身边的齐泰黄子澄等人。短短半个月之内，他手中的兵马就增至数万，攻克了通州、怀来、密云、遵化等地。　　

   朱棣初起兵时，方孝儒们并不以为然，仍然专心地忙着复古改制。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燕王有如此影响力，又有如此的韬略，竟然将元老大将耿炳文的十余万大军打了个落花流水。　　

   终于着了急的建文帝君臣急于取胜，做出了又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临阵易将，换上“读书通典故”的李景隆为将。然而这位公爵爷是个不折不扣的绣花枕头，很快就会让建文帝吃尽苦头。　　

   李景隆集合了五十万大军，打算轻松搞定朱棣的少少兵马。趁着朱棣出袭大宁的时候，他将所部兵马分成三路，主攻一路由他亲自领头，攻打朱棣的根据地北平。　　

   大宁（今内蒙古宁县），朱元璋十七子宁王朱权封地。他虽然有雄厚的兵力，但建文帝的削藩之举还没有来得及落实到他那里，他仍然有大量剽悍的部属。朱棣起兵后颇有力量不逮之叹，遂定下计谋，打算先奔袭大宁，夺取宁王之兵。到大宁之后，胆气颇壮的朱棣在郊外埋下伏兵，自己则以请求朱权为自己草谢罪诏为名单骑入城。在城中盘桓数日后，借着朱权出城为自己送行的机会，暗令伏兵出动，将朱权活捉，妃嫔儿女也没能逃过，数万精兵也轻易就成了朱棣的部属。大宁城为之一空。　　

   朱棣冒险去了大宁，北平城里，只剩了朱棣的徐王妃和世子朱高炽留守，精兵也都随朱棣在外，城中只有些老弱之兵。面对兵临城下的强敌，徐王妃非常冷静，她先是在宫中指导儿子应变，见情势紧急，她又传命，给所有和自己一样留在城中的燕王部属及官绅士民之妻都配发甲胄，让大家都加入战事中。徐王妃本人更是亲自登城督战。这时正是农历十月，徐王妃又命众人水泼城墙及城下兵将，李景隆措手不及，望城兴叹。　　

   在徐王妃的指挥下，北平守军坚持到了燕王朱棣成功收编宁王军队，回师救援的时候。　　

   这场守城之战，清晰地显示了徐王妃做为开国勋臣之女的风范。她在其中表现出的智谋胆略，在历代皇后中是极为罕见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更容易想象得到她与自幼习兵的丈夫之间，情投意合志趣相当的生活场面了。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历时整整三年的“靖难之役”终于结束，明王朝的京城南京被燕王军攻陷。四天后朱棣登上了皇帝宝座。　　

   朱棣雄才大略一如父亲，文治武功更出于其上，在他的手里，明王朝达到了被史书称为“远迈汉、唐”的水平。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思想，他的治国之论在以后的几百年都为王者所用。　　

  作为一代君主，朱元璋做到了“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他的勤勉，在古代帝王中，无人可与其比肩。看看下面这组数字：洪武十八年九月的八天之内，他阅读奏折1660件，处理国事3391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200件，处理国事400多件！他除了患病之外，每天都披星戴月地处理朝政。

   史书上记载，朱元璋在谈到皇帝的工作量时，曾经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明代一共17为帝王，如果把这17人的工作量比作1，朱元璋至少占去了1/4（不要忘了，成祖皇帝朱棣也是千古一帝，他的工作量不可小觑）。

   朱元璋为什么如此拼命的工作？理由似乎很简单，他认为，要想大明王朝千秋永固，要想为后世的朱姓子孙留下一个繁荣富庶的国家，自己唯有拼命地去挣家底，固本强基。但绝不是我们现在的有些史学家认为的，朱元璋的勤勉是因为朱元璋是个十足的焦虑性偏执狂：敏感多疑、过分自尊、嫉妒心强、为人固执等，如果这样评论一个伟人，那么这个伟人和小人有什么区别，小人和女人难养，自古至今成大事的女人有几个?

荒唐的还有说朱元璋相当嫉妒有学问的人，像胡惟庸、李善长等人，查查历史，自己思考一下，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史记，朱元璋多次颁布诏令，规定功臣权限。为什么会这样，可见功臣居功自傲，常常无视朝纲法纪，而当时的胡惟庸也是唯一一个能与皇帝匹敌的丞相，结党营私，作为统治者朱元璋怎么还能让一个朝堂上出现两个皇帝。　　

更荒唐的是有些史学家认为朱元璋对自己的出身很自卑，说是朱元璋出身微贱，我想问问,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农民出身就微贱，就该自卑，而且还要自卑一辈子，这是哪个龟儿子说的？按你们的说法十亿人民八亿农，这八亿农民都该自卑至死，都该活活给你们这帮龟儿子当孙子，做牛马？　　

说他是千古奇帝就在这，作为一个封建国君，他就能有这种大气魄，在政，他颁布了一系列的佑贫抑富的政令，史记载，朱元璋多“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佑贫抑富”“豪民巨族，铲销殆尽”。抑强扶弱，这是大慈大悲之佛家精神。当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且犯而歼之。最著名的当属富豪沈万三，要出资犒劳朱元璋的200万大军，可能真的是钱多的烧糊了脑袋，你也不想想，天子之军，怎能轮到你来犒赏，这不是明摆者要夺权吗？这是典型的资本家想要向封建君主要权的表现，朱元璋岂能容他，史记，朱元璋大为震怒，将其流放云南，以至于客死他乡。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是朱元璋最好的思想，用现代意义解释，大力发展国家的军事实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富起来，国强民富，你不称王都不行，你不是地球霸主还能轮到谁，称霸不是靠嘴，考的是实力。　　

所以说国强民富，这个国家才能真正雄立于地球，而不是国富民弱，国富民弱，腐清王朝就是我们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