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来监督政”，到“人人起来负责”

 【刘金华杂博】36：从“人民来监督政”，到“人人起来负责”     

    孙先生的《毛泽东民主观的狭隘性和错误性》第一句就告诉我们“什么是民主”。他说：“国家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国家一切工作人员都是用纳税人的钱为人民办事的人员；人民参与国家事务，通过这种参与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政治方式就是民主。”在尚未知道“毛泽东民主观的狭隘性”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孙先生的狭隘的民主观。
    “国家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国家一切工作人员都是用纳税人的钱为人民办事的人员”，这就告诉我们，在孙先生眼里，国家是纳税人的国家，“为人民办事”就是为纳税人办事。从《就毛泽东的“民主”问题答燕山客等网友》看到了他不赞成毛泽东讲的“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但是实际是他并没有超出这个观点。在孙先生的民主观里，老百姓要民主，得先交钱成为纳税人。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的。可见孙先生的“现代民主观”来自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他的“人民这个概念”的内容是“纳税人”。我不否定这也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也可以说是从这种民主发展过来的，所以马列主义讲，民主首先是占有生产资料。但是就人民的内容只是“纳税人”来说，在我们国家的13亿人中大概只有3亿人吧？农民是不纳税的，待业者无可纳税，绝大多数城市劳动者也不纳税，如果只是纳了税的人才能当人民，才能民主，这人民的圈子就太小了，这样的民主是小民主。所以我说，孙先生的民主观是狭隘的。
    “人民参与国家事务，通过这种参与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政治方式就是民主。”但是看孙先生讲的“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不过在表述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人民有选举权，有表达要求权，还有一定的监督权，却完全没有提到参与国家事务。其实孙先生的民主观是资产阶级民主观，人民不参与管理国家，所谓“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来自人民，人民通过国家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观的虚伪说法。
    孙先生认为：“在国家这个政治机器消亡之前，直接的人民民主都是不可能的，只有国家消亡了，才会有直接的人民民主。”这就是说，他的民主观是主张“间接民主”，即人民只能“依照民主制度”通过国家这个“政治机器”来“参与和决定国家事务”，实际就是，人民只能选举某些人来管理国家，所谓“参与和决定”不过是选举什么人来管理自己而已，人民根本挨不了“国家事务”的边。  
    我无须对孙先生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阐述任何阶级的民主都是这个阶级组织成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当国家消亡之后，民主，无论间接民主还是直接民主，都一同消亡。我只问：如果人民不组织成为国家，而赋了国家权力，只是“通过”国家来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当这个“集体领导”的、从而居于人民之上的国家不实现人民的愿望时，人民怎么办？
    我们知道，毛泽东回答黄炎培的问题时，讲民主不是象孙先生那样给民主下定义，而是指出：“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能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这里提出的民主不是死的僵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发展的东西：人民实现民主的第一步，主要的是监督政府，这还是在资产阶级民主框框内，只能使政府不敢松懈；随着人民自身的发展，民主就从人民来监督政府，进而发展到人人起来负责，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那时才不会人亡政息。还要请注意，民主可以解决人亡政息问题，但不能消除这个问题，只有民主消亡了，人亡政息的问题才不存在。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笔记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权力”一节里说：“社会主义民主问题，首先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力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这句话的意义，孙先生和一些人可能不清楚，但是，应该明白毛泽东讲的“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力，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这是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就没有工作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等”，指出“总之，人民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把权利了解为：国家只是由一部分人来管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管理下面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与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资产阶级和为统治者服务的知识分子历来奉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的法制，赞成少数人统治的小民主，反对绝大多数人管理国家的大民主；他们可以允许监督，但是决不会允许劳动者管理国家和一切上层建筑。这就是孙先生等人的民主观的狭隘性。

    孙先生接着批判“毛泽东民主观的狭隘性和错误性”。他摘录了几句毛泽东的“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等三条语录后，便批判说：“毛泽东认为民主只是一个‘方法、’、‘手段’，那么是谁的‘方法’和‘手段’、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为经济基础服务’，解决‘思想性质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则它显然就是领导者即执政者的‘方法’和‘手段’了。从毛泽东的论述和其实践来看，他把‘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 似乎就是理解为民主是上层政治者运用的东西了，是个自上而下的东西。”“初生牛犊不畏虎”，因为不知道老虎是什么东西，无知者无畏。孙先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连“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这样一些术语的概念都不清楚，却来向我们大讲“毛泽东民主观的狭隘性和错误性”！
    “上层政治者”是孙先生生造的名词，大概是指政治家们，用来和基层民众相对应的，但是“上层政治者”与上层建筑不是一回事。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产生出来的并为之服务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的，以及同居于统治地位的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的总和。通俗地说，。人首先要吃饭，要活着才能活动。要吃饭就要生产。凡群众性的生产，哪怕是象狼那样的野兽的围猎，都需要一定的组织协调，而人的组织协调与野生动物的组织协调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动物是出于本能，人则是有自觉性，这种自觉性是不知多少万年实践进化的结果。这种自觉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逐步产生了前面说的那些观念和制度。这些观念和制度的产生，首先是从人类社会的生产和交往等经济活动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是为了规范和维护社会经济活动我想这样说，孙先生可以基本明白上层建筑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产生出来的并为之服务的观念和制度的总和了。如果还需要更通俗地解释，就有点侮辱他了。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指出，不是任何观念都属于上层建筑。比如我的观念现在就只是一种社会意识，不属于上层建筑，因为我的观念不是主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一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不是为现在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而孙先生的观念却属于上层建筑的，因为它和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是一致的，是为现在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但是，孙先生可能和我一样，都不是“上层政治者”。这也说明上层建筑和“上层政治者”不是一回事。
    当我们明白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之后，也就明白了民主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或最终的目的，是用来维护社会生产关系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孙先生反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看他讲的民主“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1国家的领导者由人民决定；2人民有权要求政府干什么；或者反对政府干什么，要求其改变；3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4目的达成的多数和目的没有实现的少数应该相互尊重”，无一不是为了实现“要求”、达成“目的”的方法、手段，要求是什么，要达成什么目的，孙先生没有说。   
    资产阶级总是大讲“要民主”，好像民主就是目的，而把他们“要民主”的背后目的隐藏起来不说，因为这不可告人。共产党人则毫不隐瞒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要民主，就是无产阶级要组织成为国家，这看起来的目的，其实是手段，真正目的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去达到消灭剥削阶级和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和私有制社会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一句话，就是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一旦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民主这种手段没用了，国家就自行消亡，人亡政息的问题不再有了。
    孙先生说：“毛泽东认为民主只是一个‘方法’、‘手段’，那么是谁的‘方法’和‘手段’、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为经济基础服务’，解决‘思想性质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则它显然就是领导者即执政者的‘方法’和‘手段’了。”这里充分显示出孙先生的民主观的专制思想，因为在他看来，为经济基础服务，解决思想性质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者即执政者的事情，人民群众不能插手。我要问孙先生：既然如此，那你写文章干什么，不就是解决毛泽东的思想性质的问题吗？如果你还没有把毛泽东和拥护毛泽东的人作敌人，那不就是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吗？我写文章批判你的观点，批评错误的东西，我多次说过，这是在行使我的民主权利，尽我的民主责任，难道我不能有权利使用这个民主的方法手段吗？如果说没有，那就太专制了。
    关于孙先生的所谓“毛泽东将民主作为一种方法和手段，其解决的对象是思想问题——思想上的错误。这又是毛泽东民主观的的第二个狭隘性认识”，说是关于“人民的权利，但是毛泽东对这个方面似乎没有过专门的正面阐述”，我希望他自己好好读毛泽东的著作，看看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第一部宪法等法律和有关政策。孙先生不认为“四大”是人民民主权利，也可能不懂得土改法、婚姻法的民主性质，但是应该知道游行、示威、罢工等等，以及上面谈到的“人民必须有权管理上层建筑”，都是讲的人民的权利。
    孙先生不仅孤陋寡闻，对许多事情不知道，而且思想混乱，竟然有“让群众的思想与领导者个人的思想保持一致的方法和手段。——毛泽东自己的民主运动的本身不就是这样么！这也就成为变相的专制方式”这样的奇谈怪论！民主不能达到人民群众和领导者的思想统一，还民主什么？如果“民主”是人民想人民的，官员们想官员们的，不交流，不统一，这不是就人民来说，是无政府；就官员来说，是专制吗？
    孙先生批判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是“毛泽东将‘民主革命’与‘民主’混为一谈”，说“毛泽东的民主观，是一种错误的民主观，绝非现代民主观。它无视了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认为民主的主体是执政者；它无视了民主是权力者和人民的互动的统一，而仅仅看作是上层权力者的行为；它无视了民主本身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仅仅看作是一种政治方法和手段；它无视了民主的丰富的内容，而仅仅看作是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有关的。”一口气讲了毛泽东四个“无视了”，而真正无视毛泽东的民主观的正是他自己。当他批判“毛泽东将‘民主革命’与‘民主’混为一谈”的时候，也“无视”他自己的民主观。
    孙先生在《就毛泽东的“民主”问题答燕山客等网友》里写了“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民主”，……它是民主革命的理想实现的结果，而并不是包含民主革命。”但是他却“无视”、正确地说是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既然民主“是民主革命的理想实现的结果”，那么民主就一定是作为民主革命的目的，包含在民主革命里面。
   
    关于民主，两年多来，写了大概有二十多篇文章，包括这几篇，大多是论战性的，不系统，但是这个观点是清楚的：民主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和之服务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和目的是资产阶级占有了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民主也一样，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基础和目的。
    对于孙先生批判毛泽东民主观的文章，我赞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只是事实不清楚，观点不正确，我们之间是不同观点的碰撞，遗憾的是可能今年内不能继续和他交换意见了，请孙先生把写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的标题，在本文评论里列出，以后我重新上网时，能够很快搜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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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孙寿慧：《毛泽东民主观的狭隘性和错误性》

一、什么是民主？　　

国家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国家一切工作人员都是用纳税人的钱为人民办事的人员；人民参与国家事务，通过这种参与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政治方式就是民主。它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国家的领导者由人民决定；　　

    2人民有权要求政府干什么；或者反对政府干什么，要求其改变； 　　

    3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4目的达成的多数和目的没有实现的少数应该相互尊重。　　

     民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来自人民，人民通过国家来实现自己的愿望。　　

二、毛泽东民主观的狭隘性和错误性。　　

民主成为毛泽东专制的一种特殊方式，既有中国封建政治的传统影响，也有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上的错误的原因，但是，毛泽东对民主的狭隘性理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源。 　　

1956年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民主是一个方法”。　　

    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是他的民主观的集中阐述。请看他在文中所表达的对民主的认识：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民主只是一个“方法”、“手段”，那么是谁的“方法”和“手段”、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为经济基础服务”，解决“思想性质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则它显然就是领导者即执政者的“方法”和“手段”了。从毛泽东的论述和其实践来看，他把“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 似乎就是理解为民主是上层政治者运用的东西了，是个自上而下的东西。在本文中，以下之言可以印证这一点：“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对人民说来……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样意思的话在本文中还有不少。毛泽东没有将民主作为人民的当然的权利来看待，而仅仅是作为领导者的“方法”和“手段”，那么，就必然会走向将民主可予可夺的地步：我在政治上顺心时，我就不需民主，我在政治上不顺心了，就来个民主!这种“民主”，无论它是领导者个人搞的，还是领导集体共同搞的，都只能是变为专制的一种特殊方式。解放后他逐渐凌驾于党的集体领导之上，个人专断，不“给”其他领导者——相对于他自己的群众——“民主”，走向与其他领导者分歧和对立的境地；“给”群众“民主”，发动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正是这种认识思维的结果。直到今天，许多玩弄政治伎俩的官员还会对群众大叫：“不给你民主你有意见，给你民主你又不好好运用！”这不就是将民主作为权利者的“方法”和“手段”的思维的表现么!　　

以上是毛泽东对民主的狭隘性认识之一。　　

毛泽东将民主作为一种方法和手段，其解决的对象是思想问题——思想上的错误。这又是毛泽东民主观的的第二个狭隘性认识。民主，它的具体内容很多，但它是指政治上让人民实现自己的愿望及对表达这种愿望的合法言行的自由的尊重，解决具体的思想错误问题并不是民主的内容和对象。我们撇开他的对于民主的对象的认识错误不谈，就看他把民主所要解决的对象仅仅认为是思想问题，就可见他对民主的理解的狭隘是到何等程度了!　　

正是这种对民主所要解决的对象的认识上的狭隘性，导致他在民主实践的内容上走上歧途。解决思想错误问题过程中，让有关个人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并予以尊重，这虽然是符合民主思想的要求的方式，但是它并不代表解决思想错误的活动是属于民主性质的活动，我们只能说这样解决方式体现了民主思想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的影响。解决思想错误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辨别认识的教育活动。毛泽东在本文的论述中，民主作为方法和手段，解决的对象是“人民内部矛盾”（和《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文中所说的阶级斗争问题。下另述)，而“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就是指思想问题。认为人民内部出现了思想问题并需要解决的是谁？那只能是能从上层的思想标准作出判断的领导者；普通群众一般不会提出这个要求的。什么叫解决思想问题？其实就是克服错误思想从而统一思想，与正确思想的代表者——领导者的思想认识保持一致。他在文中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因此，将民主作为解决思想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和手段，在某种情况下就可能变成让群众的思想与领导者个人的思想保持一致的方法和手段。——毛泽东自己的民主运动的本身不就是这样么！这也就成为变相的专制方式。这样的事实在我们身边的现实中还少么？　　

民主的主要内容和对象是人民的权利，但是毛泽东对这个方面似乎没有过专门的正面阐述。在党的历史上，纯洁党的队伍，开展思想斗争，一直是个除了战争之外的不断的重要工作，因此，它无疑占据了毛泽东政治思想认识上的主要空间，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意识有深重的影响。 将思想斗争中体现民主思想的方法和手段误以为民主就仅是一种方法和手段，并且仅仅是为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这是毛泽东客观上的狭隘的而又错误的民主观的根源。解放后，毛泽东对思想问题特别敏感和重视，与党的走向成功的历史是分不开的，而他又将“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民主”理解为思想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因而他就特别注意群众性的思想斗争——民主的运动了。——尽管实际上并没有像延安整风那样做的比较好，但这个思想意识上的出发点应该是这个。　　

毛泽东民主观还有完全的错误性。　　

一九五六年他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说：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主义都一律看作是“民主”。我们说“旧民主主义革命”，说“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指这些革命是争取民主的革命，而并不是说这本身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民主的活动。毛泽东将“民主革命”与“民主”混为一谈，故而也将群众规模的阶级的革命斗争称为“大民主”。毛泽东在解放后的多次群众性运中，一方面经常使用“阶级斗争”之语（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明确提出“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一方面又发动“大民主”的斗争方式，“大民主”与“革命的阶级斗争”实际上已经是一回事了。　　

将民主革命与民主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民主观。这种错误的民主观，把阶级斗争作为民主的一个内容，实际上就使得阶级斗争成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这个“民主”的应有的内容了，这就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法制之外的斗争就有了合法的外衣了。　　

法制之外的斗争既然合法了，那么，法制本身就必然变成了一纸空文而被废弃了。这样，领导者的个人意志也就能够得以肆意张扬和实现，形成专制。　　

而也正因此超越了法制的轨道，个人专制又为谋权篡位提供了可能。“文革”，中许多卑鄙者成为造反派的头头，取得各种权力；而在上层，“四人帮”等则谋划夺取党和国家的权力，这些事实，不都说明，毛泽东的这种“大民主”，必然是走向目的的反面么？　　

毛泽东的民主观，是一种错误的民主观，绝非现代民主观。它无视了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认为民主的主体是执政者；它无视了民主是权力者和人民的互动的统一，而仅仅看作是上层权力者的行为；它无视了民主本身是目的和手段的统一，仅仅看作是一种政治方法和手段；它无视了民主的丰富的内容，而仅仅看作是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有关的。理论认识上的错误，必然带来实践上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