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精英”们耻言的政治

闲话“精英”们耻言的政治　　

万迪进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上政治上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这是开国领袖毛泽东曾谆谆告诫人们的，这话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耳熟能详刻骨铭心的，但对年轻人来说却是十分的陌生了。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都埋头赚钱不问政治。三十多年不问政治，政治自然就从普通百姓的生活中逐渐淡出，更不可能在大脑里形成正确的政治观点。又由于人们对政治概念的定义并不统一，各种定义亦都存在诸多缺陷，这就给右派“精英”耻笑政治留下许多口实，于是，从某个时候开始，各种臭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奇谈怪论迅速蔓延，时至今日，包括理论界的一些人士在内，许多人对一些重大政治是非之颠倒程度是令人震惊的，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持否定态度，这是不可不高度警惕的。　　

一、政治及相关基本概念　　

政治就是各种社会组织内部及相互之间的事关人们人权关系的协调事务。具体地说：政治是指各种社会组织（包括国家、民族、阶级、党派、社会集团等）内部及相互之间在事关人权关系的公共事务中的协作与斗争。它是国家、民族、阶级、党派以及各种社会集团内部及相互之间权益矛盾的必然产物，并集中体现为他们各自在社会权力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意志、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等方面的异同、冲突，以及在组织关系上的依赖、合作、主导、服从或对抗。权力的获取、权力的赋予，权力的分配，权力的行使，权力的管理，权力的调整，权力的剥夺，权力的维护，权力的制衡，权力的架构等等都是政治所关心的问题。而像自然资源所有权，社会财富分配权，国家行政管理权，法律制度制定权，重大事项表决权，财产官职承袭权，信用货币发行权，民众在社会公众舆论中的话语权，个人对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参与权等等更是国家政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政治的基本问题是人权问题，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一般情况下也泛指公共关系中权益矛盾的协调和斗争问题。　　

这里讲的斗争是个哲学概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武斗和整人，而是涵盖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文化、组织、军事等等一切方面的多种形态的排斥和对立情形。但也不拒绝武装斗争，当你的敌人拿起武器的时候，你也得拿起武器。　　

国家有国家的政治，民族有民族的政治，阶级有阶级的政治，党派有党派的政治，各种利益集团也都有他们的政治。国家利益至上就是国家的政治，民族利益至上就是民族政治，阶级的利益至上就是阶级的政治，党派利益至上就是党派政治，集团利益至上就是集团的政治，皇权至上是封建政治，资（本）权至上（指资本在占有资源、控制企业和财富分配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是资本主义政治，民权至上（即资源全民共享和财富按劳分配）则是社会主义政治。可见政治是有鲜明的社会组织特性的，包括国家性、民族性、阶级性、党派性和集团性。无产阶级政治就是要在各种社会事务中努力维护绝大多数劳动大众的权力、意志、尊严和利益，以促使人人都自觉做一名社会主义劳动者，做一名真诚的平等合作者，并以此为荣。　　

政治工作是指社会公共关系事务中那些事关人权矛盾的协调和斗争工作，包括政治纲领的确定，政治组织的构建（特别是党、军队、政府组织的建设），政治制度的建设，政治策略的制定，政治举措（政策法令等）的推行，各种政治组织之间关系的协调，政治矛盾的化解，政治路线斗争和政治思想工作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许多人认为，政治是务虚不务实的，它既不解决生产问题，也不解决生活问题，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也有一些人认为，政治就是高层的权力争斗，就是耍权术，是那些职业政客们玩的见不得人的东西，远离政治才是干净的，高尚的。其实这都是不懂政治的表现。　　

政治思想工作就是为配合自己所在组织的当前政治任务所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宣传动员教育解释工作。实际生活中也泛指从建立和谐的公共关系的高度去做思想教育和权益矛盾的调解工作。　　

政治学就是从某个特定视角去系统考证研究人类人权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政权组织的各种架构及历史演进，政治制度的利弊比较与优劣评判，人权矛盾内容、原因及运动规律，和谐社会的基本原理等等，为改善人们在社会中的权益关系提供理论、路线、方针、原则和方法的科学。政治组织结构、政治派别关系、政治秩序构建、政治制度设计、政治权力架构，政治矛盾的协调、政治斗争规律、政治形势研判、政治路线策略、政治工作特点等等都是政治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政治家是指国家、民族、阶级、政党和社会集团等各种政治组织的领袖，是组织人权斗争，协调人权矛盾的专家。政治家根据其所属社会组织的不同，可分为某某国家的政治家，某某民族的政治家，某某阶级的政治家，某某集团的政治家等等。一切杰出的政治家一定是其所在社会组织的大英雄。华盛顿、拿破伦、毛泽东等既是杰出的政治家，更是其所在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大英雄。　　

无产阶级的政治家的根本任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同其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实现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同其阶级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实现资产阶级各党轮流执政的一统天下。　　

资产阶级政治家在不同时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在和演时期，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致力于瓦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毁坏无产阶级政治领袖的形象和声誉，诋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成绩，鼓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向人们灌输分产私有的好处和实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要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把新生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弄进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从思想理论上彻底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并从根本上剥夺人民大众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平等共享权，对社会财富的按劳分配权，对社会公共管理事务的平等参与权等基本人权。其打击工农阶级最恶最毒的狠招莫过于解散其组织，抹掉其权力（从宪法上）。　　

政治生态：有党有派，有官有民，有阶有层，有矛有盾，是谓政治生态。正是社会有这些相互制约的组织的存在，才保证了社会生活中各种政治组织间的力量平衡与社会的和谐。亲自缔造并领导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取得执政地位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晚年却用了极大的精力来引导群众组织的壮大，强化群众组织的地位，为共产党树立另一极，以期形成对取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高官的有效制约，为保持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新体系下政治生态的平衡创造条件，可惜，对群众组织的壮大许多高级领导和学者都不予理解，这当然有智慧方面的问题，但决不仅仅如此，更有利益所决定的立场问题。　　

权力是一种遍布社会各个领域和各种组织中的强制性的社会关系。具体表现为权力主体对特定范围里的人、财、物资源的享有、控制和处置的资格及支配力，包括对人们的言论、行为、职责、待遇等等的控制、规范和制约。它是那些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的政治实体主导下建立起来的足以影响和支配其他政治实体或社会成员经济利益直至□□□□的通常以法律制度形式存在的强制性社会关系。支撑这种强制关系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团队在社会生活中的综合实力和意志要求，这是任何政治组织各种权力赖以树立的真正基础。各个国家、民族、阶级、党派或社会集团总是通过自身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外交的和其它各方面的实力来获取对特定社会特定时期特定领域里的人、财、物等资源的强制支配权。虽然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平等享有和对自身劳动能力的自由支配是上天赋予的基本人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没有什么天赋的人权，只有人赋的人权。争取自己做人的基本权力只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群众的伟大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　　

各个国家、民族、阶级、党派、集团等政治组织的权力多寡通常由人权斗争获得，而每个政治组织内部各个部门、单位和个人的权力的多寡则通常由其所在政治组织依其所制定的赋权法规和赋权程序直接赋予和改变。不同的人权理论就是不同的赋权思想，不同的政治组织就是不同的赋权机关，不同的政策法规就是不同的赋权文书。部门、企业和个人的权力通常以主政的统治集团所制定的政策法律制度所规定的权、责、利一体化的综合体系为形式，以对特定范围里的人、财、物资源的支配力为核心。　　

中华几千来封建文化中的所谓“君权神授”的思想，其实持不过是历史上那些附庸权贵的奴才文人讨好其主子的阿谀逢迎之辞，但由于其在意识形态上为封建统治阶级高高在上享受特权统治人民找到了一个所谓的“理由”，而且是上天授命的不容置疑的神圣理由，因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广泛利用，并作为其立法和巩固皇权的理论依据。借助神的力量和文人的言辞来统治、愚弄人民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大特点。　　

无论是国家权力、民族权力、阶级权力、党派权力和集团权力，还是我们每个人的个人权力，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权力。凡是有权力存在的地方也就有政治存在。政治活动总是围绕着资源权力、社会权力和国家政权进行的。　　

实际生活告诉我们：权力是体现人们相互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权力不仅代表一个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尊卑贵贱，而且代表一个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享有各种资源和参与各种财富分配的权重。人类社会的一切斗争无不与人权问题相联系。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党派与党派、集团与集团以及宫廷内、党派内、集团内乃至家族家庭内部的斗争无不为此。人权斗争，一些人们掌权了，一些人们丢权了；一些集团得势了，一些集团失势了；一些党派上台了，一些党派下台了；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民族强国了，一些民族亡国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就叫做历史唯心主义。　　

稍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们都会知道：平民百姓对自己的人身自由的权力不是每个历史时代都有的，普通劳动者对自己劳动能力及劳动产品的自主支配权也不是从来就有的，工人们以自己的劳动或劳动产品自由参与市场交换的权力同样不是从来就有的。封建社会之所以比奴隶社会更先进，就在于它实现了奴隶权力的大翻身，使农民们对自己的人身自由和劳动产品有了一点自主权；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比封建制度更先进，也正在于它实现的人权的更大进步，它给了广大劳动者对自身劳动能力和劳动产品以更大的自主权。可以这么说，在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前，资本主义制度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前，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迄今为止这个世界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但当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后，尽管它在许多方面还很不成熟和完善，但已经突现出许多优势，就已经对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最严峻的挑战和威胁。毫无疑问，一旦当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成熟并深入人心，成为人们自觉为之奋斗的行为之时，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之日也就来到了。　　

为什么经常会出现权大于法？这是因为人权斗争每日每时都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角落里发生，而法律的制订和修改在特定时间里只能在某几个领域某几个方向上进行，这二者之间的这种经常不同步，决定了权与法之间的经常背离。经验证明：注重并以实力去争取，法律上没有的权力也是可以争得的，美日两霸及某些官僚经常有此之快；忽视或实际抗争不力，法律上规定了的权力也会丧失，第三世界国家和弱势劳动群众经常有此之痛。　　

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决不是一个由狼执政改为由虎执政的过程，而是最广大劳动群众基本人权日益复归的过程。毛泽东同志的晚年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人权斗争中也是功勋卓著的，一是在国际上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两霸，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力；二是真正让广大工农兵群众获得管理国家的当家作主权力。中国几千年来，没有那一个时代对人民大众的人权的改善可以与毛泽东时代相提并论。试问：中国几千年来，有哪一朝哪一代实现过耕者有其田（农民不再受土地资源所有权的剥削）？有哪一朝哪一代实现过人人有工作（工人不再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压迫）？有哪一朝哪一代实现过男女平等（妇女们摆脱了夫权的压迫）？有哪一朝哪一代实现过不信天不信地不信神（从宗教神权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有哪一朝哪一代实现过工人、农民管理国家和军队（民众不再受官僚贵族的政治特权的剥削）？有哪一朝哪一代给予过民众最大的言论集会自由（宪法赋予人民“四大”和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这些最根本的人权，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有过。这是中国和世界文明进程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当然也是一切反动势力最忌恨最惧怕的东西。　　

许多人不懂毛泽东为何在国内常讲阶级斗争，而在国际上却大力倡导反霸，似乎此二者之间在逻辑上毫不相干，其实，这二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恰在于它们都是为被压迫国家、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谋取基本人权的。 “劳动者一定要管理上层建筑。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人权观。　　

“讲政治”，就是说我们的言行要有国家意识、阶级意识、民族意识、党派意识和团队意识。要从国家利益、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党派利益和集团利益的高度去认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权益斗争。国家领导人所言的“讲政治”，就是说我们的一切言行都要讲大局，要把国家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执政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人所言的讲政治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导人、修正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所言的讲政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人们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劳动大众的根本利益，后者强调的是人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一些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看来，科学无国界，政治无差异，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文化就是普世价值，就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应就遵循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必须以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之是为是，以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之非为非，凡是帝国主义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帝国主义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　　

在当今时代，西方人比中国人更讲政治，他们开口人权，闭口反恐，就是讲政治。当然，他们所言的人权，是帝国主义集团自由掠夺世界资源的人权，是跨国资本家集团特别是那些超级金融寡头们自由掠夺世界人民劳动成果的人权，是自由打击任何妨碍帝国主义谋求世界霸权和敢于触犯帝国主义集团利益的国家和人民的人权。他们所务的政治，是帝国主义集团称霸全球的政治，是胁迫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向帝国主义集团俯首称臣任其蹂躏的政治，或者是以人权为借口蓄意干涉它国内政，企图颠覆它国政权的政治。 　　

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也是世界上最讲政治的国家之一，当然也是那时世界上劳动群众人权状况最好的国家之一。那个时代，广大劳动群众不仅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力，还有直接参与政府、军队、企业和社会管理的权力。这种软实力曾经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之惶恐和不安，他们无不担心本国的工人阶级起而效仿，那个时代西方国家也确实经常发生类似的事件。前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也是世界上最讲政治的国家，但自赫鲁晓夫上台之后，无产阶级的政治就被前苏联高层领导人逐渐淡忘了。到了二十世纪末，从人权的角度讲，那个地方资本主义已经大部复辟了，在有些地方甚至连封建主义和奴隶主义也部分地复辟了。　　

我们说，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政治就是要紧紧地与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同一切人民的敌人进行不懈的斗争。“讲政治”，就是要从实现社会公正这个最高标准出发，从努力维护占人口绝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去努力协调社会各方的各种权益关系，还广大劳动群众以基本人权，给平民百姓以做人的尊严，为普天下的诚实劳动者开辟一条勤劳致富的顺畅通道，这就是广大劳动阶级的最大政治。在民主文化深入人心的今天，任何政党治国都必须先求正而后求治。在一个人权向权贵和资产阶级高度倾斜的社会里，在广大劳动群众普遍受到种种不公待遇的社会里，国家越治则老百姓受到的剥削压迫越深。　　

二、政治斗争　　

政治斗争一般是指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党派与党派、集团与集团之间和各种政治组织内部在事关人权关系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意志、路线、方针、政策、策略等方面的各种形式的对抗和碰撞。这种斗争的起因是各个国家、民族、阶级、党派、宗族、社会集团在现实社会中的权力、地位、生存和发展所面对的客观条件不同所必然导致的权益要求不同、集团意志不同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其一般形式是围绕资源的掌控和财富的分配所展开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方面的斗争，最高形式是围绕政权展开的军事武装斗争（军队从属政治组织，“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斗争既是政治斗争的延伸，又是政治斗争的最有力裁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对这种核心政治与军事斗争的关系的最通俗最朴素的语言表述）。　　

国家之争，民族之争，阶级之争，党派之争，集团之争都是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人权斗争。这类斗争有两类完全不同的性质，不能一律看待，更不能一概而论地都当成坏事。人类社会中那些为争得自己的基本人权而进行的斗争与那些只为争得自己的各种霸权而进行的斗争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前者是本分，后者是侵犯；前者是革命，后者是反动。一切以争得霸权和维护特权为目标的人权之争，都是反动的腐朽的反人类反民主的，它是一切社会黑暗和腐败的催化济；而一切以争得和维护人的基本人权的平等为目标的人权之争，都是正义的进步的顺人心合民意的，它是一切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催化剂。判断人权斗争之正义与否的根本标准决不仅仅只是看人数的多少和为那个阶级，更重要的是看为那种人权而争。为世界各被压迫国家、被压迫民族和最广大民众的基本人权而争无疑是正义的，为极少数超级大国、民族列强和剥削阶级谋取霸权和更多特权而争无疑是非正义的。拿阶级斗争来说，为最广大劳动阶级的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平等享用这些基本权力而争就是正义的，为极少数人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独霸和借此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权力而争就是非正义的。　　

政治通常情况下主要依靠自己组织的实力为自己的意志开辟道路，在这里一个强大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不是要不要在法律中体现的问题，而是必须体现的问题；一个强大的政府政令不是要不要执行的问题，而是必须执行的问题。资产阶级政客及其理论家们是根本看不上你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但是，他们决不会小视组织起来的群众运动和人民战争的威力；无产阶级政党及其理论家们也根本不用去理会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民主、博爱之类的骗人鬼话，但决不可小视资产阶级政府、军警的实力。　　

国家斗争　　

美国人不讲阶级斗争，那是因为讲阶级斗争对美国政府不利。美国政府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且是一个由资产阶级中几大财团们直接掌控的政府，这些人掌控着太多的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讲阶级斗争，讲劳动大众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天赋人权，对这个阶级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威胁。民主政治在这个国家被解释为几个大财团的领袖们轮流坐庄。但美国的政治家们对国家斗争是要讲的，而且从不放松，谁要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威胁，谁要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妨碍美国的霸主地位和霸权图谋，谁要是在重要自然资源方面同美国存在较大的竞争关系，那美国就不再那么温文尔雅民主博爱了，是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和它干到底的，包括使用暴力甚至核暴力。无论中国的政治家们是否愿意以美国为敌，但由于台湾问题、亚洲乃至世界的军事优势地位问题和对石油资源的争夺问题的客观存在，中美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差异的客观存在，美国人早已把中国列为未来最大的潜在政治对手，这并非什么耸人听闻的秘密。　　

国家斗争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安全、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核心内容是获取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权，尤其是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控制权和定价权，国际贸易规则的决定权和各种国际利益冲突的仲裁权等。围绕上述权力所展开的国际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自有国家这种政治组织产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并随着相关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增强而愈演愈烈，其最激烈的形式就是世界大战。世界大战的本质是用战争来重新分配世界资源，重构国际社会秩序。当这种世界范围的特大战争严重威胁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时，它常常迫使世界各反霸国家组成超阶级、超民族超党派的统一战线。在二十世纪初发生的这种世界霸权与反霸权的大决战中，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与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就曾成功地建立过统一战线和作战同盟。当德国法西斯向世界发动重分世界资源的侵略战争时，美苏两大完全不同阶级性质的阵营就曾结成最大的国际战略同盟，携手打击德国法西斯；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时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矛盾不仅可以暂时放一下，而且国共两党还可以携手合作联合抗战，共同对付外敌的侵略。　　

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以帝国主义文化就是优秀文化普世价值的强盗逻辑为价值观，以制定有利于己的游戏规则和武装打击不听话的国家为手段，以谋取世界霸权和掠夺世界资源为目标，这就是美国对世界各国的人权斗争政策，也就是美国的国家政治。美帝国主义这些年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演为新中国的年青一代正确认识帝国主义的掠夺本质做了最好最生动的实证和说明，就其对我国年青一代的教育效果来说远胜于一万个最高水平的理论家的逻辑论证和理性说明。它最为清楚地告诉那些最纯朴最善良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帝国主义靠什么富有，凭什么显摆，拿什么说话。现在我们说帝国主义文化的虚伪性，帝国主义经济的掠夺性，帝国主义政治的流氓性人们再也不会感到陌生了。　　

“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帝国主义集团中的那些顽固的反动势力，最大限度团结和依靠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第三世界国家和被压迫民族，包括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劳动人民。这就是毛泽东的国际政治。　　

自伟人毛泽东逝世以后，随着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消失，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被边缘化，随着人们对政治意识的不断淡化，帝国主义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国际政治斗争实践上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任何与美国对抗的国家，那怕仅仅只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与美国有所不同都被美国视为邪恶轴心国，从而被美国列为政治围剿、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的主要目标。而投靠美国的人们，那怕是最肮脏的贪官污吏，最黑心的企业老板，最龌龊的民族败类，也是受到美国政府的热烈欢迎的。　　

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诸类政治斗争中的一种形式，是被压迫阶级为争得做人的基本权力而同压迫他们的统治阶级所进行的人权斗争，而决不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在一些无关痛痒问题上的无味之争。它是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人权斗争之一，因而在所有形式的政治斗争中，阶级利益的协调和阶级矛盾化解无疑是最大的政治。任何社会中的主要人权斗争大都是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在现实社会所有大大小小的国内政治斗争（人权斗争）中，阶级矛盾无疑是事关全局的主要矛盾。从人权运动的意义上讲，只有被剥削被压迫人民为争取自己的做人基本权力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才是推动人类社会人权平等事业发展进步真正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提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政治家们如果不用心关注社会的主要矛盾，不用心关注事关全局的最大政治，不用阶级的政治来统一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把主要精力放在帮派或小集团的政治上（事实上，总是有相当多的人将自己人生的主要精力放在帮派政治上，放在为个人谋取更多更大的特权上，他们对官僚强权阶级的疯狂掠夺和由此造成的广大民众生活的水深火热及阶级矛盾的尖锐对立是毫不关心的），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去为帮派和小集团的一己私利而争得你死我活，这类政治斗争无论谁取得胜利，除了制造不必要的政治动乱外，对人类社会人权平等事业的发展都是毫无意义的，其结果无非是变豺狼执政为老虎执政罢了。历史上的刘邦也好，项羽也罢，本质上都差不多，都是要建立以自己家族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社会，都无意改变当时社会的民权状况和阶级对立，更无意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在为各自小集团的利益而你争我斗你抢我夺，而对事关国家民族阶级的大政治毫不关心，对事关广大劳动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平等人权毫不关心，人们的思想就会一盘散沙，而权力的争霸就会愈演愈烈，社会的动乱就会无休无止。所以，不懂阶级斗争的人，不识大政治；不言阶级斗争的人，不讲大政治；不为阶级斗争的人，不务大政治。阶级斗争的一般问题是反对少数人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独占特权，核心问题是抑制剥削阶级对国家政权的垄断，建立社会各阶级民主共和的国家政权。　　

就其自然状态来说，在所有政治组织形式当中，阶级组织是一种最庞大最松散的组织，此种情况在劳动阶级一方尤甚。没有组织起来的劳动群众是没有政治能量的，它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也是微乎其微的，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根本不把它看成是一种政治力量。但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阶级都可以组建自己的政党，通过政党这种最高级最严密的政治组织，可以把阶级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大的劳动阶级一旦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就会成为最强大最有战斗力的政治组织，这是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铜墙铁壁。中国工人阶级和它的最可靠同盟军——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的组织下，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充分展示了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任何政治力量在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面前都是那样的渺小。在前苏联包括整个东欧都曾出现过由共产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他们无不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一切反动势力。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广大劳动群众同资产阶级和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所发生过的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阶级斗争，这两个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都导致了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权——真正的人民政权的产生。　　

历史反复证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的由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与的伟大的阶级斗争，是维护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保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一旦放弃组织起来进行卓有成效的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地位，就不可能获得做人的最基本的权力和尊严，就只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任人宰割。　　

历史教给我们的另一条经验是：党能代表阶级，亦会背叛阶级，前苏联就是例证。许多政党在取得政权和执政地位后，就开始脱离群众，甚至蜕化变质为一个新的欺压劳动人民的阶层或阶级。毛泽东无疑是最早警觉这个问题的政治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并因此与党内许多高官出现了认识上的重大分歧。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能合乎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广大劳动群众的当家作主地位永不丢失，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至于如何保证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始终掌握在真心实意代表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一方手中，毛泽东也是中国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并且研究得最多最透彻的领导人之一。他的结论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要使各级党政领导，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利用职务搞特权，不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不以权谋私，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民群众牢记阶级斗争，时刻拿起阶级斗争这个武器同一切背离劳动群众利益的阶级敌人作不懈的斗争。而党内右派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不应再提阶级斗争，而应多宣传阶级调和，搞阶级斗争只会伤害“好人”，帮助“坏人”。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思想。什么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说在一切人权斗争事务中，要始终记住把为广大劳动群众争取基本人权作为主线，不要让其它类型的人权斗争扰乱了我们的阶级阵线，相反，国内的其它斗争，包括共产党内部左派与右派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思想、路线、作风方面的斗争，党内各个山头之间的宗派斗争，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阶级斗争这个大局，但并不否认党争和派争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适时开展此类斗争必要性。就是这么一个伟大的思想理论，被右派精英们疯狂批判了30年。为广大劳动群众谋取根本人权的大仁大义的阶级斗争不讲，那么，为帮派集团谋取特权特利的帮争派争就会登峰造极。这就是这些年来官场腐败、世风日下的政治原因。　　

为什么毛泽东能将一支成份极为混杂、思想极其混乱的队伍带成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队伍，并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断结合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强化大家的无产阶级的大众意识，弱化其个人、宗派和其它各种自私、剥削和霸权意识。在阶级斗争这个最大政治斗争面前，一切为个人、为帮派、为小集团利益而争的帮争派争无不显现其无聊和渺小。从逻辑上讲，只要这个世界上最贫苦最底层最受人欺负的无产阶级的基本人权也得到了彻底解放，其它阶级或阶层的人们还愁自己的基本人权会没有保障吗？还用得着劳心费神甚至冒作巨大政治风险去与人民为敌而谋取个人的更多特权吗？还用得着担心自己的子孙后代会没有资源没有工作没有幸福吗？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后来成为“精英”们的笑柄。在今天的“精英”们看来，阶级斗争是万恶之源，是一切政治动乱的真正原因，只要不讲阶级斗争，世界就会万世太平。然而，秦二世不讲阶级斗争为纲，却有陈胜吴广之“乱”；宋徽宗赵佶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却有宋江、方腊起义；明崇祯朱由校不讲阶级斗争，却有明末农民大暴动；晚清皇帝不讲阶级斗争，却有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蒋介石不讲阶级斗争，却有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所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一切社会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假，但政治家们如果无视、庇护甚至纵容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无论你是怎样地闭嘴不讲阶级斗争，也无论你怎样地鼓吹阶级调和是多么科学和美好，要想以此来能熄灭阶级反抗的怒火那是困难的。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是不以政治家们的嘴巴为转移的。　　

历史还告诉我们：离开了阶级斗争，封建帝王不灭；离开了阶级斗争，地主恶霸仍在；离开了阶级斗争，贪污腐败不绝；离开了阶级斗争，牛鬼蛇神无惧。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主导社会历史前进或倒退步伐的斗争，既不是党争也不是派争，而只能是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人权斗争。被压迫阶级在人权斗争中的每一个胜利，都或多或少地将人类社会向文明民主的方向推进一大步。反之，也就相反。　　

诋毁阶级斗争的人们并非自己就真正放弃了阶级斗争，相反，他们只是要广大劳动群众放弃阶级斗争，放弃对自己基本人权的争取，以便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更多的特权。他们一面引导人们淡化政治，一面又疯狂批毛和欺民，一边反对斗争哲学，一边又拼命鼓吹竞争法则，他们利用权力优势和资本优势掠夺人民财产，并美其名曰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丛林法则是普世规律；他们害怕人民起来反抗，于是又反对斗争哲学，耻笑阶级斗争理论，其两面派嘴脸和自相矛盾的混乱逻辑真是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大概他们认为狮子吃牛吃羊吃人才是正常的合乎天道的，而人类这种弱小的生灵团结起来对抗狮子就是违背天道的。他们不为工农阶级争人权，却从未忘记为剥削阶级争政权；不讲劳动阶级对自然资源及社会资源的天赋人权，却极尽所能为资本家集团和官僚集团谋取各种特权和物权；不讲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基本权力斗争，却经常在舆论上专为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阶级代言。这些反对阶级斗争的所谓“精英”，一不放弃党争，二不放弃派争，尤其喜欢搞帮派之间权力之争，并不惜置对手于死地。他们对党争（如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斗争）那怕开枪、暗杀、贿选等等都拍手称好大赞其民主。在这些人的大脑中，为大众阶级争人权是卑鄙的，为帮派集团争特权是高尚的。不可去为阶级死，但可以为帮派亡，不可去为大众谋，但可以为个人狂。　　

当然也有这样一些右派“精英”，阶级斗争的旗帜不要了，帮派斗争的旗帜又不敢举，于是干脆不务正业，不谈政治抓经济，身为政治“精英”却整天忙于经营政府、经营部门、经营政策、经营执法，一句话，就是经营权力。你看，他们并没有忘记权力，仍然玩得是权力，而且玩得更精，在除掉政治对手之后直接快速地将权力变现，赤裸裸地将自己手中的权力私有化、价值化、货币化、利益化，直接以政治权力为第一资源对社会财富进行的疯狂搜刮，于是，敢于滥用职权的那些大小官员都成了先富一族，其中，权力经营的好的，早已富可敌国。正是这些嘴巴里说不搞政治，要一心一意谋发展的人，让我们社会里最广大劳动群众的基本权力丧失殆尽，让那些一心想靠勤劳致富的诚实劳动者永远看不到后富的希望。毛泽东同志说得好：“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亦充分证明：那些时刻想着不劳而获作威作福的人，那些大脑里充满掠夺意识、剥削意识、霸权意识、贪污意识和腐化堕落意识的人并没有躲在那个黑暗的角落，他们就在共产党内，就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真正的共产党人会惧怕阶级斗争吗？人民政府会惧怕阶级斗争吗？不会的。一切革命的政党和人民的政府是从来不惧怕阶级斗争的，相反，对革命党和人民政府来说，无论是其政权的取得还是政权的巩固，都离不开阶级斗争，离不开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支持和努力。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的，这个伟大宗旨使它具有最坚实最庞大的阶级基础。无论从那个意义讲，无产阶级的利益亦是共产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目标就是共产党的目标。消灭阶级剥削（注：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或社会不同阶层的客观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产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离不开广大劳动阶级为争得自己基本权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建立和巩固一个完全属于劳动大众自己的政权，同样离不开无产阶级及其盟友的共同努力和不屈斗争。中国共产党为了广大劳动群众的翻身解放，它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阶级敌人浴血奋战几十年，最终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不仅与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使自己的组织得到了壮大和锻炼，它会惧怕阶级斗争吗？ 　　

在新时期共产党仍然不应当害怕阶级斗争，不应当患阶级斗争失语症。但新时期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并不表现为流血的形式，而是表现为各阶级的组织共同参政，各阶级的诉求适时表达，各阶级的关系制衡协调，既要与资产阶级共存协作，又要与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斗争；既要联合资产阶级来发展经济，又要防止资产阶级对政权的垄断，防止金钱政治的出现，防止工农人权的彻底丧失。　　

党争　　

党是社会集团的一种，是一种专职的政治组织。它不仅有着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标，而且有着庞大而完善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纪律，是最有能力影响国家政策、人权关系和社会和谐的组织。党与党之间的人权斗争就是党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斗争，日本自民党与民主党的斗争，台湾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斗争都属党争。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斗争，日本自民党与民主党的斗争，台湾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斗争，都是资产阶级内部这一党同那一党的斗争。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则不仅仅只党争，而且是两个不同阶级的政治斗争。　　

党争的一般内容是对治国思想、理论、线路、方针、政策的主导权之争，核心内容是夺取国家政权和巩固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抑制异党的独裁统治和政治腐败，必要时实行本党的一党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政党都有其阶级基础，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即使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党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也都不会放弃其自身的阶级立场，只是各派之间除了其阶级利益之外，还存在其特殊的党派集团利益罢了。这类党争，在努力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同时，当然还要为其所在的党组织争得更多的集团利益。西方国家拼命反对我们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但从不反对党争，并将党争进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这类党争对约束执政党的执政行为，防止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和政治腐败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类党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各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再怎么斗也不会动摇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符合资产阶级意志的。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朝代更替，也大都可看成是官僚地主阶级内部各政治集团之间的党争。三国时代的曹、刘、孙三大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都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党与那一党的斗争。斗争目标就是夺取国家政权，实现本党主政。这种斗争从根本上讲并不改变官僚地主阶级各种特权的合法存在，只不过是实现了不同特权集团主政的历史更替，而且有的在取得政权之后对统治阶级的特权扩张还变本加厉。　　

任何政党，若不谋阶级之权，必争帮派集团之利，不然的话，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人权斗争毫无干系的政党是不存在的。革命党与反革命党的区别，就在于他是否为广大劳动阶级服务。一个政党，不论它人数有多少，也不论它嘴上说的有多么漂亮，如果在实践上只为少数人谋利益，就只能是一个专搞小政治，专谋小集团私利的政治集团。一个伟大的党，一定是个十分了解世界上人数最多的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实际需求的党，并把实现这个阶级的根本要求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且又最懂得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党。而世界上一切反动的党，也一定是违背广大劳动阶级的根本意志，并不惜为少数人的利益而损害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政党。　　

共产党的基本政治主张就是不让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政党专政，它要实现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的民主专政，让广大劳动群众当家作主，为老百姓争得最基本的平等人权。而要做到这一点，离开了无产阶级劳动大众为其根本利益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是根本不可能的。这种阶级斗争如果没有自己的先锋队，没有一支卓越的真正代表广大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来领导，要想取得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民进党和国民党，同样也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离开了卓有成效的党争，都不可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他们自己的地位。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毛泽东同志曾在其《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深刻指出：“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如果这个党一旦变质，或者其领导层被资产阶级或谋些利益集团所收买，那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命运就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美国资产阶级同时拥有多个党派，这是它的福份，这使得它的每一个党派都不至得到过多过大的权力，因而不至于烂掉。中国和前苏联的无产阶级只有一个属于自己本阶级的政党，这是它的先天不足。在一党专政的社会条件下，党要保持其先进性是困难的，就只能依靠党内的反对派和群众的监督来保证；而在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党内的反对派常常处在劣势地位是很难有效工作的，有些时候甚至连生存都存在困难。同样，群众的监督权也是很难保证的，执政党只要稍稍修改一下法律，群众的监督权就会丧失殆尽。　　

经验证明：任何一个阶级都可以同时拥有多个政党，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多党制就是证明。一个政党也可以同时代表多个阶级。比如中国共产党就不仅仅只代表中国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它同时还可以代表中国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决不会有什么全民党。党是人权斗争的产物，没有斗争对象就没有存在基础。全民党则连斗争的对象都没有了，这种党组织还有必要存在吗？社会生活实践表明：任何政党都不过是为社会的某一方利益代言的政治组织，而为全社会代言的政治组织那是国家而不是政党。生活实践还告诉我们：即使像国家这种号称为全社会代言的政治组织也主要地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过去历代封建帝王自称是全民利益的代表，称天下百姓为“子民”，但除了在外族入侵时会想到靠老百姓去打仗，仓库空虚想到要老百姓去劳动生产外，而在权力和社会资源财富的分配上则是君主帝王说了算，甚至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当今社会有许多政党自称是全民党，这是对党的基本常识的不了解。　　

派争：　　

党、政府或其它政治组织内部各派系之间的斗争称为派争。如宫庭内清官与贪官的斗争，国民党中的民革派和反动派的斗争，苏共内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左派与右派、毛主义派与走资派的斗争就属这种性质。派争是一种十分正常的政治现象，毛泽东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派争在政治斗争中属规模较小的一种。然而，许多时候派争总是与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文革既是一场特殊时期的阶级斗争，又具有一定的派争性质。在阶级斗争相对稳定的时期或阶级差异相对扁平的社会里，尤其是在一党专政的社会条件下，派争通常就上升为最主要的政治斗争，因而此时期的派争又是最尖锐最复杂最具杀伤力的。特别是在不反特权，不反剥削，不讲政治正义和民众基本人权的社会条件下，派争就成为集团内部各派谋取更多特权的主要手段。中国历史上死于派争的官员不计其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切无关阶级之争、民族之争和人民群众根本权益之争的各种派争，不论打着什么旗帜，喊着什么口号，大都是最无聊最黑暗政治斗争，其政治目标不过是为了铲除异己，其方法大都不择手段，置对方于死地，且最后宣布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对方犯下了某个弥天大罪。而一旦党内异己被清除，党内监督就会完全流于形式，政治生态的平衡就被彻底打破，绝对权力也就应运而生，而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 　　

毛泽东同志对党内左派和右派的客观存在不仅承认并欣然接受，并且对双方的能人都采取保留高官的政策，让他们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而不是简单粗暴地从组织上或肉体上加以清除。他谆谆告诫全党要正确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甚至犯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就要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不要学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这是合乎辩证法和政治生态原理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从法律制度上保证反对派的存在和参与政治生活的各项基本权力是必要的，也是一个社会政治民主的基本体现。　　

　金庸　先生就是一个极善描写派争的高手，　金　先生笔下虽无阶级斗争，但党争和派争却是充斥其中的。除了正教与魔教两党之争外，在正教内部还有什么华山派、恒山派、泰山派、少林派、武当派、青城派、峨嵋派等等，他们相互之间也是充满联合和斗争的。在　金　先生看来，要笑傲江湖，武力的积蓄是重要的，而立党结派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而诸如此类的正邪之争，帮派之争，不仅官员政客深以为然，就是局外之人也都毫不怀疑。对金庸小说的认同，表明党争、派争、正邪相处长期共存又相互斗争的观点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认同。　　

事实上，平民百姓最熟悉的就是派争，无论是看武侠小说，还是自己的个人生活实践，都经常体会到它的存在。而对阶级斗争和党争，除了职业政治家和从革命时代过来的人外，就没有那么多体验了。阶级斗争涉及到的利益群体太大，所关涉的人权共性太高，因而常常被一些人从自己的视界中所屏蔽，因为他们更关心的只是自己小圈子里的利益尤其是与自己的个人生活更紧密更直接的那些利益关系。当然，这种观点是短视的。　　

诚然，金庸小说中的人权斗争是轰轰烈烈的，比实际生活中的斗争还要尖锐和复杂的多，但就是与阶级斗争无缘。无视广大民众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所有权和共享权的丧失，无视社会中极少数人独享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权力的现实，极力回避这二大阶级的人权斗争，而去描写那些为了几串所谓的珠宝、为毫无阶级、民族政治意义的所谓武林至尊、盟主地位和个人霸权而进行永无休止的派争，实在是其作品的最大败笔。而　金　先生笔下的所谓英雄，大都是一些孤高自傲洁身自好，有雄霸天下之力，无拯救万民之心，既不争个人权力，也不争民众的权力，最多就是为保护自己心爱之人，或是几个至亲至友偶尔搏上一回的人，即所谓的超凡脱俗的侠客精神。其所描写的野心家，所争既不是阶级之权和民族之权，仅仅只是党派之权和个人之权，且经常为此而不惜使生灵涂炭，其对派争的厌恶之情跃然纸上。事实上，我们对派争也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无味派争相互搏杀之不好的一面，也要看到派争也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路线斗争是党内的一种特殊派争，一种以思想路线的不同而展开的派争。说其是派争是从其组织形式上讲的；从其思想及思维方式上讲，就是路线斗争。它是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在重大政治、经济、军事政策方面因发生重大分歧而导致的指导路线不同而形成的斗争。主要表现为政治路线斗争、军事路线斗争和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这种斗争通常会同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组织路线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路线斗争从未停止过，仅较大的路线斗争就不少于十次。在当今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对构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走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道路，亦同样存在复杂的路线斗争。　　

作为党的高级领导者，就其对重大政治、军事、经济工作的指导意图来讲，未必都是为了革命成功，为了劳动阶级解放，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共同富裕，有时仅仅只是在推翻旧的统治集团上大家有共同目标，至于出发点是为了阶级利益还是个人野心常常不得而知。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未必就是为了社会的经济繁荣和大家的共同富裕，只为个人升官和发财而到革命队伍中投机的机会主义者在我党历史上也屡有发生。当然，也有革命理想和工作目标完全相同，但由于各人所掌握的信息不同，所持世界观和方法论不同，对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现状和发展的估计不同而造成分歧的。有的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头脑发热方法简单，造成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盲动；有的对形势估计过于悲观，畏首畏尾坐失良机，导致指导思想上的右倾保守。这些不同性质的路线斗争是要认真加于区别的。　　

由于顽固的错误路线推行者其路线之所以能够推行，或者能够对正确路线的推行造成极大干扰，总是有其相当的组织基础的。所以，凡是大的政治、经济、军事路线斗争，总是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组织路线斗争，直到这种派别从组织上得到遏制为止。　　

毛泽东的政策，是有利和服务于大众的政策，这种路线，就是大众路线，也称无产阶级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什么全民路线，不是所有人都拥护的路线 ，它对高官、权贵是压制的，因而也是随时有可能被高官权贵阶级颠覆的路线。毛泽东对此非常有数，时时提醒自己的同志，心中要有路线斗争意识，不要以为只要在共产党内，就什么都一致，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存在一些分歧是必然的，在有些问题上分歧还是很严重的。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是有的，但不是所有的官员都有这种觉悟。官僚们对毛泽东的路线政策，许多时候只是迫于毛泽东的威信和他领导下的无产阶级的空前团结和强大的现实压力，才被迫接受的，不是心里的所想和愿望。　　

国家、民族、阶级、党派和集团斗争的相互交织　　

国家斗争、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党争和派争等等常常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不仅阶级斗争经常与国家斗争和民族斗争相联系，阶级斗争之中亦常常会有党派之争，而党争和派争也不是纯而又纯的，亦常常伴随着阶级斗争出现。这是因为每个社会成员，既从属于某个国家，又从属于某个民族，同时还从属于某个阶级、党派和集团。这样就决定了他在政治斗争中不仅有国家性和民族性的一面，同时还有阶级性、党派性和集团性的一面。　　

一般地说，阶级、党派、集团斗争都不是纯而又纯的。文化大革命总体上是造反派与走资派的斗争，但又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斗争密切联系着。民族斗争也不是纯而又纯的，中日战争，总体上是民族对民族的斗争，其中，又夹杂着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阶级、党派、集团组织又都是处于不断变化当中的。随着时代的变迁，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可能变成有产阶级，执政党可能变成在野党，革命派当中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变成保守派甚至反动派，走社派当中也可能会分化出一些走资派来，这就是政治斗争复杂性。历史上国民党当中就曾分裂出一部分反动派来，共产党也曾分裂出一部分走资派来就是证明。决不要以为阶级、民族、党派都是铁板一块，一经铸就则再无改变。　　

尤其要注意的是：如果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与党派之争相互形成共振，此时国家将面临重大的政治变革。　　

战争是国家、民族、阶级以及其它拥有武装的政治集团之间人权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战争不外乎这么几个目的：为国土而战，为资源而战，为扩张而战，为霸权而战，为阶级而战，为民族而战，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复仇而战，为安全而战（包括未来发展的安全），为利益而战，为贸易而战，为政权而战等等，归根结蒂都是为人权而战。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各利益集团之间在政治上遇到无法解决而又无法回避的重大利害冲突时，战争就不可避免，同时战争也成为解决此类政治矛盾的最有力裁判。战争不讲仁慈，不讲道德，完全以实力说话，以成败论英雄。正义的战争，一切为民众谋取基本人权的战争，如果不注意动员广大民众参与，如果不进行认真组织和周密筹划，仅有正义的内涵是完全不够的。　　

但是，武力虽然可以成就政权，可以用极端的方式——消灭或击溃对方——来解决一些十分尖锐的政治矛盾，却不可替代政治。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但枪杆子里面出不了政治。单纯靠枪杆子来协调人权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是简单的粗暴的难于长久的。大秦王朝的覆灭告诉人们：一个到处制造人权矛盾的政府，一个变本加厉奴役人们的政府，无论其军队有多么强大，也无论其法律是多么地严酷都是不能长久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应当听党指挥。用相对公平的公理去协调人权矛盾，用强大的武装力量去保证这类政策的推行，才是求得社会和谐的基本方法。　　

三、政治协作和政治秩序　　

协作：政治有二极，一极是专政、强制和斗争，一极是民主、协商和协作。前者为刚，后者为柔。前者强调依法治国，严惩罪犯，打击敌人，实力矫正；后者强调仁义教化，和平共处、团结协作，互利共赢。开明的政治应当刚柔并济，德法并用，一张一弛。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思想家，一个叫韩非子，一个叫孔子。韩非子强调以法治国，孔子则强调以德治国，二者各执一端。韩非子的思想被人滥用，以致恶法盛行，孔子的思想被人滥用，以致恶人不止。　　

政治艺术就是斗争与协调综合运用的艺术，和谐是目标，斗争与协调都是手段。只讲斗争不讲协作，是政治的变态，或称极端政治。在更多的时候政治应讲团结、讲协作、讲和谐。斗争只是手段，和谐才是目的。任何开明的政治都应当把追求和谐作为己任，也只有和平协作多于对抗斗争社会才能安宁。但如果离开了专政、强制和斗争来求得和平与和谐，那是痴人说梦。平衡来自于力量，和平来自于威慑，这就是战争与和平、斗争与和谐的辩证法。革命党人致力于各种政治斗争，并无任何个人的私利，目的都是为老百姓争得基本人权的平等，抑制强权集团的霸权，为社会创造一个和谐生产共同致富的环境，而决不是为了消灭它国的霸权以树本国的霸权，消灭它党的特权以树本党的特权，消灭他人的剥削以便自己去剥削，砸烂他人的龙椅后又为自己打造更好的龙椅，不是得了什么好斗病，天天找人斗争。所以，只要是在人权大致平等的社会条件下，就应当多讲协作，多讲和平共处，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此乃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一位的政治任务。　　

是否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与自己一道工作，极其体现一个人的政治才能。毛泽东同志说：“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　　

阶级斗争和阶级调和既是一对矛盾，又是相辅相成的，要维护社会现状就要多讲阶级调和，要改变社会现状就要多讲阶级斗争。至于对社会现状持改革态度还是持维持态度，则要看社会实行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权制度。如果是一种好的有序社会，绝大多数人充分享有基本人权的社会，那么，多讲和谐少讲斗争是必要的，不要什么时候都搞阶级斗争至上论，一定程度的阶级差异是永远存在的。但是，如果是一种坏的社会，一种少数人肆意欺压剥夺多数人的社会，那我们就应当对社会取改革态度，不能什么时候都搞和平至上论，借稳定压倒一切以阻止人权革命，这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期望的，也不是民主政治所应当维护的，而是阻碍社会向文明进步的方向迈进的。　　

有一种观点是不对的，他们认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和党派斗争，不讲阶级协作和党派协作。我们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是政治，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协作也是政治，不能光讲斗争不讲协作。不要以为毛泽东只会搞阶级斗争，不会搞阶级协调；不要只记得毛泽东同志讲过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要记得毛泽东同志专门论述过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要只记得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那段长期而又复杂的斗争历史，还要记得国共两党之间的几次大的真诚合作的历史。更不要以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中国与美国之间、走资派与走社派之间就只能有斗争没有协作。文明的政治应以化解人权矛盾，调节利益冲突，建设和谐社会为己任。　　

秩序：谈政治必须谈到秩序，无论那个国家、那个政党或那一阶级的政治纲领，对其政治目标的描述都要谈到建立某种秩序，而不是要打乱一切秩序乱斗一气。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都是在一系列法律制度下构建的有序社会。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就是不同形态的有秩序社会。　　

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不仅要善于破坏一种旧秩序，尤其要善于建立一种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不仅要能让更多的人们享有充分的平等人权，而且能使更多的人们生活质量快速改善，能使更多的人弃恶从善，讲道德，爱劳动，乐善好施，让更多的人有充分展示自己才华和高尚人格的机会，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更多人们的支持和拥护。文明社会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抓，老弱病残有人帮；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劳动产品的分配与每个人提供的有效劳动保持最大联系，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人们共享，协作生产的人们与自主创业者各得其宜；劳动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需要随科技进步和劳动技能的提高而发展；资源按照人们不同客观需要的轻重缓急进行配置，人们根据自己个人的情况安排劳动和休闲。我们要建立的秩序应当这样一种秩序。　　

法律和道德都是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都是用来建立有序社会的。法律是国家政治的产物，是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集团的利益和意志在制度条文上的反映，是人权关系的制度化、文字化体现。一切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党派斗争和集团斗争，其对人权关系的影响结果大多都会从法律条文上体现出来。法律作为调整人们权益关系的基本规范，是阶级、国家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法和德都是有阶级性的，法律和道德所规范的秩序，都是最合乎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秩序。不同阶级对法律和道德的要求是有许多不同的，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法律和道德与资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法律亦是有许多不同的。资产阶级的法和德，对无产阶级来说有许多就是枷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法和德，对资产阶级来说也有许多是枷锁。同理，在美帝国主义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国际法律和规则，对第三世界人民来说有许多就是枷锁。所以，无论从什么阶级的视角出观察，法有恶法，德有恶德。在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看来，将老百姓的权力降到有话不能说，有诉不能投，有地不能保、有力无处使（失业）、甚至连命都不能保的法律就是恶法；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死妾陪葬，夫亡妻守孝（寡）的道德就是恶德。　　

既然法和德都不一定靠得住，那么，社会科学的基本参照系是什么？我们说，社会科学的基本坐标，既不能简单地表述为以最广大劳动群众之是为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之非为非；也不能笼统地说以建立和谐社会为最高标准。文明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的逻辑基础就是以捍卫天下所有的人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平等享有及对自己劳动能力和劳动产品的自主支配等基本人权为根本，以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为准绳。文明社会就是要按照天赋人权平等，自然资源公有共享，劳动产品按劳分配，提倡和鼓励人们为科技进步、社会正义和慈善事业多做贡献，并将荣誉与之保持最大联系，这些基本原则是文明社会设计法律制度和构建道德体系的真正基础，离开了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法治和德治就失去基本的轴心，许多法律和道德就可能是谬误。中华几千来所缺乏的并不是法律，而是民权平等的民主文化。大秦帝国不是亡于无法而是亡于恶法。历代封建王朝都有自己的法律制度和道德文化，也都讲恩威并施，但那些封建的法律和道德却不是什么人间正道的永恒标准。　　

改革（史称变法）就是对旧体制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制度进行渐进的修正和变更，是旧的制度秩序不断被突破和移除而新的制度秩序不断建立的过程。改革可能是一种对原有政治制度和政策法律体系所进行必要的自我完善，也可能是对原有制度的根本改变，只是策略措施上采取了渐进改变这种的形式。　　

任何政治改革都是只改变社会的权益架构和分配关系，并不直接改变生产，所以，无非是改变了蛋糕的分法，如果有人因此而多分得了蛋糕，就一定有人因此而少分得蛋糕，所以，政治改革从来就不是一项能令全社会的人们都皆大欢喜的东西，而是有人欢喜有人忧的东西。如果少数人因改革而欣喜若狂，那么，多数人一定会因改革而愁苦不堪。如果少数人因改革而一夜暴富，那么，多数人就一定因改革而迅即落迫。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人人都谈改革，企盼改革，似乎只要一改革，就什么好东西都会有了，其实不然。不同阶级对改革的理解、期望和要求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强势群体，他们都希望社会能按自己的意志去改革。社会强权们所期望的改革只想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特权和拥有更多的资源及财富，而广大民众所期望的改革则是自己基本人权复归和通过诚实的劳动能快速致富。当广大劳动群众真心企盼改革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时，强势群体却天天在那盘算改革如何使社会制度变得更有利于自己轻松便捷地获得更多社会资源和财富。由于改革本身并不创造财富，所以，当改革在给一小撮人带来便利和暴富的时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诚实劳动者的种种美好愿望也随即化为伟大的梦想，除了自己救自己，没人会真心替他们着想，难道你要相信那些整天嚷嚷着要使自己的知识、财产、权力、资源都为其利益最大化服务的“精英”吗？　　

文化革命：即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深刻变革。既然是革命，那就不是对原有软件（整个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做某些补丁，而是彻底的升级换代。　　

任何政党，在以武力推翻旧政权后，如果不对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任何的变革，必然是用旧的意识形态重新克隆一个旧式的新政府。那些灵魂深处装满了帝王将相孔孟之道的人们，　那些视　君权神授，官贵民贱，剥削有功，霸权有理，造反有罪、弱肉强食、贪婪自私、特权世袭为人间正道的人们，是不可能认同你什么人权平等的思想，助人为乐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思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的思想的。在这样一种旧的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统治下，何谈建立新型的真正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何谈使整个官僚及地主资本家阶级平民化劳动化？　　

许多人不理解毛泽东及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在打倒蒋介石集团之后何以要搞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他们并不认为不进行深刻的意识形态的革命，人民政府或有成为蒋家王朝之第二的可能，并不认为共产党人若不进行彻底的世界观改造或有成为国民党反动派之第二的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甚至用旧的眼光看待毛泽东的文革运动，说毛泽东居心不良（事实上，相当一部分人说这话的人是他们自己居心不良），学了历代皇帝不好的东西，为保持自己个人的权力就发动群众整开国无勋。其实，伟大的中国革命，如果仅仅只是搬掉一个蒋家王朝，而不去触动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那不过仅仅只是搬掉别人的龙椅换上自己的龙椅，用老虎执政替代豺狼执政罢了。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日　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