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东升）亚洲人的亚洲

（旭日东升）亚洲人的亚洲　　

目前尽管亚洲“包含了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发展最快的能源消耗国”，可它仍要“依靠外来的机构、贸易体系和武装力量，才能同它自己进行交易”，这种状况是西方帝国扩张时期的遗留物，目的是削弱亚洲。　　

毛泽东：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最终导致兵败身亡（国灭）。 　　

乔姆斯基： 华盛顿不愿把地区安全问题交给公众讨论，对此我们并不陌生，美伊冲突时常能看到这一点。在它的背后是以色列核武器问题，华盛顿禁止国际社会对以核武器问题发表任何意见，从此我们可以看到哈里森曾指出的“全球核不扩散体系的问题”:有核国不遵守《核不扩散条约》中“逐步销毁自己的核武器”的义务——华盛顿甚至公开否定这条义务。　　

与欧洲不同，中国不惧怕华盛顿的恐吓，这也是美国决策者们日益担忧中国的主要原因。伊朗已把相当一部分石油出口给了中国，中国也向伊朗提供了武器，估计这被美国看成了对自己的威慑。还有一件华盛顿更不乐意看到的事，那就是“中沙关系的快速发展”，体现在中国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援助和沙特许可中国在其境内从事石油勘探。到2005年中国石油进口中的百分之十七都来自沙特阿拉伯。中沙石油公司已签订了共同开采石油和建设大炼油厂（埃克森莫比尔公司还是它们的合作伙伴）的合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在2006年1月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双方还可能会签订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增进双方的合作和在石油、天然气及矿物开发方面的互相投资”。　　

印度分析家阿贾兹＠艾哈迈德认为，伊朗可能“在大约10年以后成为亚洲能源安全网的关键环节，中国和俄罗斯都已认识到这个能源网是摆脱西方对世界能源供给的控制和保障亚洲大规模供应改革所必不可少的”。韩国、东南亚国家，还包括日本都可能加入这个能源网。关键是印度持什么态度，它顶住美国的压力没有终止同伊朗签订的铺设石油管道合同。　　

印度也面临着抉择。它可以选择当美国的附庸国，也可以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比较独立的亚洲国家集团，这个集团与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印度教徒报》的副主编通过一连串很有启发意义的评论表明：“如果２１世界是一个属于‘亚洲的世纪’，那亚洲国家被动的能源状况一定会终结”。（当下霉菌对阿富汗-伊拉克斯坦的侵略战争正是实施中心隔离，‘外围盗链）……（2006）几个月前亚洲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印度在会上“提出了一项价值224亿美元的宏伟计划，内同是泛亚洲天然气网络和石油安全管道系统”，这个计划囊括了整个亚洲，包括从西伯利亚的油田到中亚地区再到中东能源巨人的广大地区，还包括了能源消费国。进一步看，亚洲国家“掌握着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贮备‘，几乎完全以美元计算的。但按审慎的原则外汇币种应该实现多样化，为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步是在亚洲石油市场上用欧元交易（亚元？！）……另外还出现了一个与此相仿的问题，那就是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该组织是以中俄为基础的反对美国势力向前苏联（前西域）中亚地区扩张的力量。据莫斯科资深记者弗雷德@韦尔报道，上合组织“正迅速发展为一个地区安全集团，可能就要吸纳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等新成员”’，还可能成为“以北约为对手的欧亚军事同盟”。　　

自二战以来（战争渔利的既得者）美国决策者们就一直满腹担忧欧亚可能会逐步摆脱自己的影响，到如今随着三足鼎立的格局不断形成，随着新的南南对话的开展（奥巴马上台的国内-国际力量）还随着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快速发展，这种忧虑与日俱增。　　

阿锐基：19世纪东亚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臣服所导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工业军事主义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被“内在化”了。虽然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试图通过工业化军事路线来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但它却造成了一个美国独霸的体系在东亚海洋地区出现，并使该地区的工业军事主义达到了极盛。但是在朝鲜战争却反映出，西方的霸权地位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牢固，这使得美国不经意间走上了过去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从经济上将对臣属国更加有力。（亚洲四小龙的冷战背景及现在的中华回归丛）
    美国在越战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调整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源自美日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日本企业逐渐取代美国政府而 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国家关系可能更接近与（东亚）本土模式，而不是外来的（西方）模式。
    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到，经济因素比军事因素（狩猎经济）能更加有效地决定世界霸权。（伊拉克战争是最近的证据）日本80年代在国际政治中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其政府和企业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和商品，帮助美国保住了其摇摇欲坠的权力宝座。如果没有这些贷款和商品，里根政府要想大幅削减国内税收的同时展示于前苏联的大规模军备竞赛，即使不会完全不可能，至少也会使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并进一步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美日由附属关系转为依存关系）
    而此间，中国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及北美的华人资本家群体的作用（相当于明末清初在东南亚与荷兰殖民贸易抗衡的郑氏集团），这些群体似乎开始承担起中国和东亚经济的领导责任，而与此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停滞的10年（近年因重回东亚有所恢复、国内政治版图也如台湾、澳大利亚发生变动）。　　

中国通过向南方国家提供有关天然资源开采的更慷慨条款，以更少的政治附加条件并免除昂贵的咨询费提供更大额的贷款，并且以只占北方竞争者一半的成本在偏远地区兴建复杂的大型基础设施等，不断在与北方机构的竞争中胜出。（这也减少了加勒比海盗的掠夺后援）石油国家也将顺差转向了南方国家，对中国带头的行动起到了补充和弥补的作用。委内瑞拉利用高油价带来的意外之财使拉美国家摆脱了对北方利益的从属，这具有巨大的政治和象征意义。（美洲人的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