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契合

   三种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契合　　

（文化——什么是我们的旗帜之十四）    么 贵 彩　　

无论什么人、什么组织或媒体，都无法否认中华文化、马列主义文化、西方“普世价值”三种文化现象在中国的存在及三者间日益更加激烈的冲突与契合。目前的中国几乎是“乱象”丛生。有人说这是中国孕育文化大师和政治伟人的时代。笔者亦有同感。中国和中华民族若不能在二十一世纪大胆地而聪明的兼取三种文化之长而摒弃三种文化之短，不是崛起便是“断枝蓄芳无来年”！笔者是力主中国人应该以中华文化为旗帜的，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只有中国人有这样的雄厚文化底蕴。在这个问题上，如同笔者在其他小文中的表达，下面也仍是一点管见。　　

老子的“道”，多讲哲学，多讲大自然的有与无、实与虚、物质与非物质之混沌存在与变幻。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欧洲唯物主义，则大讲自然界的物质唯一性，甚至连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也给“唯”了进去。有趣的是，只一个爱因斯坦（他的同族群后生）质能方程便将其连根儿否定了去。现代科学在爱因斯坦之后又有了新的进步，提出了“宇宙弦”的概念。但即使这“弦”理论，在哲学上也仍未超出老子之“道”哲学的概括。佛学界有句话说：“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而我们的道学家则可以说：“当科学家与佛学大师在山顶会面时，他们才发现老子正在更高处自乐哪”！　　

孔子的“道”，多讲社会学，多讲人际关系与人类社会。若把孔子儒学划分为政治儒学、经济（义利）儒学和道德儒学三大部分，则政治儒学为其最核心的东西。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道，政为大”。自从有了人类，一个一个的自然人就被人际关系“因缘”为原始群、氏族、部落、家庭、国家与党派、还有国际联盟等各种不同的群体，有群体就要有秩序与公共事务管理，这就是公权政治。以公权政治统率经济、法律与人文道德的社会学，就是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学。同西方的自由民主与马列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稍做对比人们就会发现，孔子儒学的社会学，就像老子的“道”哲学一样，古今中外的社会学家与政治家们无论绕了多少弯弯，人类社会最后还是要回到和走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正确轨道。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孟子的人性本善着眼于人类的人性本能、强调的是人类的人文化部分，荀子的人性本恶着眼与人类的兽性本能、强调的是人类的狼文化表现，二者各执其一端，都有其正确的方面，又都有其对另一面的忽视。综合孟子的本善论与荀子的本恶论，我们不难产生如下看法：　　

一、文化是人类超脱其他动物的全部创造，人类超出动物的一切创造也都叫文化。有关人类文化的其他定义或解释，都没有这样的说法更根本、更概括、更准确。　　

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大脑思维的创造性功能。吃饭、穿衣、武器、工具等，都是人类的文化创造。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的一切，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人类文化的结果。　　

三、凡人类文化，都由两大部分构成：表现为人类人性本能的文化，叫做人文化；表现为人类兽性本能的文化，叫做狼文化。我们讲人类社会的历史与进步，主要是在讲人类人文化与狼文化的博弈及人文化对狼文化的不断战胜；我们讲时代的黑暗，主要是在讲那里的狼文化猖獗占了上风。这是人们在考察和认识各种不同特点的文化现象时，必须具有的起码是非底数与思想方法。　　

    世界上再没有一种别的文化，能把这一切概括与剖析得如此高广而清晰。西方的许多“大”思想家、“大”理论家，抓住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就指手画脚、“遑论”不已；其实稍一细想或联系实际，便知其在哲理人文方面多是很肤浅的。　　

基于此，笔者是怎样从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分析与认识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列社会主义三种文化的优劣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碰撞与契合的呢？就成了笔者今天要谈的主要话题。　　

首先，中华文化的最高表述与总体概念是天下为公——这是一个基于人人生儿平等的人文化概念，它在实践中同狼文化对立之表现主要是：政治上“大道之行也”的“选贤与能”大同式人民民主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式小康专制主义；经济上“见利思义”、“交相利”等的良性理念与行为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极端个人主义。它的特点是：大同的民主向被封杀与埋没，小康的专制最为典型、成熟而漫长；“交相利”的经济理念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而剥削性的专制政策始终猖狂。　　

其次，西方文化的最高表述是自由与民主。也就是说，西方的民主政治同我们的“选贤与能”原则一样主要显示为人文化，而民主前面那个“自由”则总体上表现为人类的个性放纵。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政治与自由经济，一好一坏，正以浩浩荡荡不可阻挡之势风靡全世界。其民主政治，花样百出，为中华文化的“选贤与能”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其自由放纵，则主要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罪恶及其对民主政治公正性的干扰与破坏。也许，包括许多西方人在内也还没有真正觉悟到，自由从来就不是民主的合理基石，而只能是真正民主的一种逆向破坏力量！因为，当资本家和人民群众一起以“自由”为口号推翻传统专制统治之后，富有者就开始学着罪恶的专制主义者的样子疯狂的搞起了自己的强势自由！无论是过去的政治专制主义还是后来的经济资本主义，都同样表现为少数强人的狼文化自由而非强者的人文化的合理约束！狼文化的自由，从经济到政治、从理念到行为正愈来愈给人类带来更多和更可怕的灾难，恐怖主义及少数地方法西斯主义的抬头也在其例。　　

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每一意念与行为几乎无不涉及到别人、家庭、国家与全社会。每个人的自由都必须以别人的同等自由为条件，这就使得每个人的自我主动合理修身与约束变得比总是在追求个人自由更重要。如果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谋求个人的自由，家庭、国家与社会就不会有公平、和谐与安宁，总是强者的开心与弱者的苦痛。许多情况下呼唤自由的是上当的弱者，而真正获得更多自由的却永远是强者。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呼唤一向特别慎重。这不是中国人的愚昧，而是中国人具有更强烈的人文德性。一句话：人类对自身的要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西方文化、马列主义和东方文化最后的统一与归一，只能是中华文化的主动修身而不可能是西方文化的放纵性自由！美国人标榜的“自由世界”，决不会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广大劳动群众的乐园！马列主义者只准自己有反对别人的自由，而从不准别人有反对自己的自由，其结果只能是敌人越来越多、自己走不动路。　　

第三，对多数中国人心目的马列社会主义的最好概括是为了实现共产或公有制而进行革命与专政。这种寄希望于以人们从事集体生产与生活的办法，去避免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巨大物质生活差别与差距，是一种人文化的、社会应尽力提倡之的经济制度设想与经济制度构思；其用暴力革命的办法推翻对工农劳苦大众的压迫与剥削，则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坚决而果断的不得已之正确选择，充分体现了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与深切人文关怀；但其用“以党治国”、少数人长期专政的办法去全面、彻底推行“大锅饭”式的假性公有制，则在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现代奴隶制式的恶果与经济制度倒退。试想，每个人都各有其特殊境况的人与人之间，在生产与生活上岂可能是不该有所差别的？共产党人就不是高矮胖瘦不一的生命个体、党旗下宣个誓就没了千差万别的“七情六欲”？一代一代的共产党怎会总像一代又一代的“老八路”？而且，“专政”只是“专制政治”的缩写，任何以毒攻毒的人文化专政之长期延续都不可能不迅速演变、异化与回归为疯狂的狼文化凶残。中国长期专制史中之朝代频繁更替，与上世纪苏、东那样社会主义阵营的昙花一现，不正好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这一切吗？历史上哪一个靠人民革命起家的朝代开国元勋不渴望自己的政权能够永远善待百姓、“江山永固”呢？从马列主义的产生、辉煌一时至今，其一党专政经历数代之后便难于再得人心。这种不得人心在苏东，已使那里的革命胜利前功尽弃！目前的中国马列主义留给中国人民的真正好感，已几乎只剩下了一点理念上的不遗余力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争取利益。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马列主义的这一特征，在中国，得到了中华天下为公文化的最有力支撑。有人称此为“怀旧”，我看不甚恰当；那些把中国社会拖回到慈禧办洋务、四大家族投靠美国的做法才不仅是“怀旧”、而且是“复旧”。友好与投靠不是一回事，因为友好不包括放弃公平、正义与劳动人民利益。　　

一百多年来，随着西学东渐与马列主义的突然独霸中国大陆，三种文化中各自的人文化与狼文化内容，在中国社会的各种细胞与多数中国人的头脑中，始终进行着各自的契合于冲突，到目前，已渐进入一个新的时段与时期。　　

孙中山熟知中华文化，又深入地考察了欧美各国，开始提出了以中华文化的天下为公原则为前提的三民主义，启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华文化的“选贤与能”民主理论精华同西方民主理念及其先进实践的第一次成功性契合。但这种契合很快同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小康专制主义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与冲突，结果导致了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死后的军阀混战与中华民国的名存实亡。此后，孙中山和蒋介石学习苏俄的“以党治国”，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这是苏东那样的一党专政同中国小康专制主义的第一次契合。从此，中国历史在实质上进入了“新瓶装旧酒”式、以政党为工具的小康专制新时期。　　

民族革命中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胜利；民主革命中推翻蒋介石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胜利，既是中华天下为公文化的胜利、马列主义反压迫反剥削理论的胜利，也是西方民主观念的胜利。但可惜的是，这样的胜利并没有能够结出相应的硕果，而是导致了蒋介石那样一党专制的长期延续。　　

本来，在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与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立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坚；西方的民主观念，大大启发和促进了中国人民对中华“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人文化的觉醒；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民主革命”纲领为总旗帜打倒了国民党、蒋介石。中国本应顺理成章的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天下为公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但由于斯大林式的马列专政同中国传统性小康专制的新契合，竟使我们国家又重新走上了新的、我们党的一党专政错误道路。　　

民主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同志，以“大同，吾人之鹄也”一语，表达了他首先是一位中华天下为公文化的忠贞承续者；其次他又接受了马列主义，誓为解放全国人民和解放全人类奋斗；尽管他在“理论”上宣传西方民主之不适合中国，但在实践上还是以民主为旗帜领导了推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伟大革命。他何等激烈的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又何等激烈的提倡“毫无拘束”的的人民民主，他曾语重心长地警示全党和他身边的战友，“决不做李自成”、要走民主“新路”！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人民民主路？是毛主席自己不愿意还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那里行不通？是随风倒的、错误的模仿了苏东还是源于马列主义政党的秉性？　　

总之，不可否认的是，模仿苏东和继续蒋介石那样的一党专政主义，是革命胜利后的毛主席在政治上方向性最大失误！因为，建国六十年至今，越是更真实而彻底的人民民主，执政权越是更合法化的属于我们党和我们党的领袖，其他政党根本不具备同我们党争权、抗衡的功劳、威望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品格。同时，我们党也能在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与各种关怀关心中得到更好的壮大与成长。当然，毛主席的专政同蒋介石的专政在个人品格上有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他老人家的屁股几乎始终同中国和世界上的劳苦大众坐在一条板凳上。在他的领导下，以焦裕禄、王铁人、陈永贵、雷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继承老红军、老八路为国为民的忘我创业精神，为中国的官民树立了很好的榜样。笔者猜：毛主席是总想通过自己的独裁，首先使中国劳苦大众的境况能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他的“反右”与思想专制，伤害了大批正直的知识分子、泛滥了马列专政主义、遏制了中华天下为公文化的复苏与西方民主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他的“三面红旗”，为了群众也委屈了群众；他的文革，为了专制也冲击了专制、发泄了许多民怨却过多的得罪了社会的上层，他不搞西式民主又总流露出想在中国搞出更切实的、中国“选贤与能”式、“巴黎公社”式劳动群众民主。毛主席时代不仅社会经济有了基础性发展，而且人文科技也多有改观。毛主席的一生是轰轰烈烈的一生，他的一生对中国与世界的影响让中国人难忘、使全世界为之惊诧。三种文化的契合与冲突，在毛主席时代、在毛主席个人身上是一个特别的缩影。　　

在近现代的中国，谁第一个创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政治，谁就是中国有文字记载史中的第一伟人！一百多年来，哪一个中国百姓的心目中不是这样的期盼？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家、政治家，无论沿着小康路走多长时间，也搞不出什么稀奇，超得了秦皇汉武吗？只有开辟出一条中华民族由专制的政治野蛮走向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新路”，才具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划时代意义。可惜的是，伟大的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伟大的党，竟同这样的天赐良机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否则，毛主席将既是一位伟大的天下为公主义者，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他将结束中国五千年来的专制政治邪路而使之复归“大道之行也”之正道，其开天辟地之宏图伟业舍炎黄二帝而谁能比？然时过而今，一切都变了。中国人何处去寻那样一个领袖、那样一个党？那样的品格、那样的威望？那样的同心同德和那样的情势如乘风破浪？　　

毛主席逝世后，xx同志过关斩将、坚持毛主席时代的专制政体、实行“补课”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便构成了我们所面对的、今天中国之政治、经济、人文现状。这样的现状，不可能不促使中国人对这三种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不可能不导致三种文化在全国上下的各种新契合与新碰撞。　　

xx同志真正独掌大权时已年逾八十，也许是他本身不具伟大政治家的胸怀、眼光与品格，也许是情况迫使他不得不“不争论”而“猫论”、“硬道理”地搞一些急功近利。而这样的“急功近利”政策如果拖得过长，则势必产生过多、过重的负面。这些，大家已经都看到了。xx同志的一生，主要是晚年，也取得了他个人的伟大成功；但对于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来说，无疑也不可估计过高。  　　

毛泽东时代已经“盖棺论定”了，xx同志的时代还在继续……　　

在xx同志时代的三十年里，人们习惯用“封闭”、“僵化”、“动乱”、“浩劫”等词语总结毛主席时代的三十年；不知将来的时代又会怎样总结xx同志时代的三十年？得势与失势的评价大相径庭，甚至一转眼便黑白相反，这是专制舆论的通病，反映出的是专制制度的趋炎附势与重压下人性的被扭曲。我们讲一百多年来三种文化在中国的冲突与契合，不“豁出去”也要搞一点实话实说，是弄不出一点真道儿道儿来的。　　

目前，全国、全党上下都在舆论政治改革，愚以为我们再不能学着经济的样子从头重复西方那样的民主进程老路了！记得网上有篇文章说：中国的革命与改革绕了一百多年的大圈子，至今还没有回到慈禧太后改革的原点。对此，笔者是非常不赞成的！再继续去搞专制、压迫、剥削、革命、反复、渐进那一长串政治“补课”，中国人民的苦难、牺牲什么时候是个头呀？还需要子孙多少代？而且，在我们“回头走”、“补课”的当儿，人家西方必定又向前进了，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什么时候才能赶到时代的前头呀？中央和主流媒体一再讲“与国际社会接轨”，看来，过去的我们着实是跟国际社会脱轨了——走错了路。但如何接呢？从前头接还是在后头接？在后头接则必须沿着人家走过的轨道往前撵——岂非总要“跑”在别人的后面？从前头接我们会由后进变先进——“千里跃进”或“抄近路”到别人的前头——但岂非我们的许多既得利益者也要付出许多“跨越式”牺牲？如何连自己的子孙也品尝一遍西方压迫者与剥削者曾经享受过的“资本家”式幸福呢？无疑，如何“接轨”既是人与人的一场激烈斗争，又事关我们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前途。　　

二十一世纪必定是个大动荡、大改组、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各种先进与落后、强盛与衰落的此起彼伏，将表现为非常规的爆发性、突发性与急剧性，这是长时间潜能积聚的结果，就像历史上反复发生过和将来还会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中国人争论过往与眼前的对错是必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目的。我们必须在弄清是非、综合三大文化全部先进内容的基础上，实现政治与经济最先进理念与制度的捷足先登、“绕道”与“跨越”式抢占先机！非此我们就会再失良机，非此就对不住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光荣，非此就对不住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非此我们就还是在重复过去一些人的老路，非此就对不住老红军、老八路还有那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千百万烈士们的英勇奋斗与忘我牺牲！　　

建国六十年来的激情与实验告诉我们，在现时代的中国，政治上的小康路、马列专政路走不通！经济上的“大锅饭”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小灶”路也走不通！因为这些都不适合中国的目前国情与中华民族的目前民族情！都是正在和已被进步人类淘汰的东西！剩下的便成了什么不很明显吗？“左”只知马列、“右”一味投靠西方的心态都属奴性与可怜，为什么我们不能以目前的状况为基础，创建出我们自己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与国民行为规则来呢？中华民族真的缺乏这样的智慧与力量吗？他们的智慧与力量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只有这样——基于三种文化全部先进部分的科学契合与跨越式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我们文化的复兴与振兴，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复兴与振兴，才能使我们的国家与民族真正走向全人类继续进步的最前列！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世界上决不是只有一党的长期专政才是好政治，也决不是只有有了“橄榄型”的中间富人为支撑的民主才是好民主！适合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私有制不是资本主义，专制官僚把持下的集体经济也不叫公有制！今天的中国和今天的全人类最需要的东西依然是：天下为公的“选贤与能”人民民主政治与“交相利”的人本、良性经济，并契合以西方的民主进步实践、马列主义的劳动群众路线、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合理并存、计划与市场科学调控、有差别分配与平等的福利待遇互相补充等。对上述三种文化，采取A、B、C三选其一的办法，是非常幼稚的、迂腐的或别有用心的。　　

这不是时代性的狂躁、狂热与精神病，而是目前的历史时段提供给每个国家与民族的平等机遇。哪些国家与民族有个好的准备与努力，哪些国家与民族在这时代大变动的“机遇期”中，就能在某些方面走到前面。时代正以“乱像”呼唤我们国家与民族中真正的智者与勇者，担当起整合三种文化与收拾中国乱局的重任。那种“埋下头去推小车”或蒙住眼睛死拉磨的办法，是不止救不了中国，而且还会贻误中国、断送中国的！　　

人们议论一点三大文化或在网上发一点小文章，我想，最好不要动不动就是拥护或反对中华文化、拥护或反对马列主义、拥护或反对西方价值观。应该具体一点，表明自己到底推崇什么文化中的什么具体内容；因为三种文化中各有其自身的对错与优劣，这是大家的共识；大家群策群力去寻找与发现那里面的各种精华、识别与剔除出其中的糟粕，才是目前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之亟需，才有益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大帽子满天飞”式争论恶习，事实证明对我们国家与民族的进步多有害而少有益。笔者碰到一些同志，不是骂马列就是骂西化，要不就是骂儒学与国学，问他为什么？他又道不出个合乎实情的所以然，真枉费了那一腔爱民、爱国的激情执意！说一句粗话就是：一种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等，只要它是有利于我们的国家与国民的，便都是好的，管它是来自什么人、什么主义干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