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回眸中批判现实——再论莫言的长篇新作《蛙》

在历史的回眸中批判现实

——再论莫言的长篇新作《蛙》

王正斌

面对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有人说《蛙》的主题是“自我救赎”与批判现实。“小说主题一方面指向忏悔和自我救赎，一方面则是对当代都市高度异化的物欲现实进行戏虐化的锐利批判。”（梁振华《理想悖论下的自我救赎——莫言新作〈蛙〉观感》，见文学双月刊《芙蓉》2010年第2期，第193页）

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环境小说”。吴岩说：“我是……主要研究科幻小说，被请来参加莫言专场，以为莫言老师写的是科幻小说，读完《蛙》后才发现这原来是部写计划生育的环境小说。我一直认为主流作家都是关注过去的，科幻作家是关注未来的，而这部小说并不是关注过去的，几乎都是关注未来的。这是一部环境小说，看了这部小说我理解了为何我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有这么复杂的立场要解读中国的现实和未来，还是要回归到这样深厚的文学作品中来，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多能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发现其反射出的不同光彩，从《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关注未来的光彩……”（《直面时代与超越现实的写作——莫言与北师大师生关于〈蛙〉的对话》，见《芙蓉》2010年第2期，第187页）

有人说，莫言《蛙》的写作，是“在迎合西方阅读趣味”（林雪飞《莫言是否在在迎合西方阅读趣味——评〈蛙〉》，见《作品与争鸣》2010年第5期）其理由有二：首先，《蛙》所涉及的“罪”、“忏悔”、“救赎”等观念明显属于西方的意识范畴，也是西方文学经常涉猎的主题；而作为小说收束部分的话剧，也有着明显的西方荒诞艺术色彩；其次，作品中人物、氛围、细节等描写，又有多处形成了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照应，诸如陈鼻之于堂吉诃德、李手饭馆的环境和菜单等等。也许正是因为莫言的……自觉回应西方，才使他成为了中国当代作家中最受西方欢迎的一位。

还有人认为《蛙》没有什么看头，并且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已嘛，它少有对民族的关注和对命运的思索，莫言可不像巴老那样承担如此大的责任。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这样认真，只不过玩玩而已……”（天赋棋子《莫言的作品，还读吗？》，见《作品与争鸣》2010年第5期，第157页）

我们认为，把《蛙》的主题归纳“自我救赎”与批判现实，虽然不能说是不对的，但是还是不够深刻，也不够全面。“自我救赎”虽是其中的主题之一，但为什么要“自我救赎”？其动机是什么？“批判现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究竟批判了那些现实？为什么要批判现实？目的是什么？应该给出合理的解释。

把《蛙》说成是一部“环境小说”，是不太准确的，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蛙》中主要写了社会环境，却没有涉及到自然环境。因此，说《蛙》是一部“环境小说”是有失片面的。如果说，马笑泉的中篇小说《水中少年》（见《芙蓉》2010年第2期，第167页）是一部环境小说，这还比较符合实际，因为初中学生陈学良在学校因为成绩不好而受到老师的歧视，回到又家受到父亲的辱骂和毒打。这样恶劣的社会环境逼迫他离家出走。独自一人来到资江的一个无人小岛上，他被毒蛇咬伤，具有了咬死鱼和人的毒性……他靠抓鱼生吃活命。可是曾经清澈的江水被污严重染，去年还清亮清亮的江水，现在却变成了黑色，发出一股恶臭，江中的鱼儿死光了，陈学良丧失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水中少年》才是一部真正的环境小说。

在《蛙》中的确涉及到“罪”、“忏悔”、“救赎”等内容，但这些内容正好反映了作为姑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对自己一生所从事的曾经神圣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否定，也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否定，是姑姑丧失崇高信仰、丧失精神家园的体现：其生命的意义由神圣而虚无，由肯定而否定，其人生价值由崇高而失落，终至于消解。她一生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最后，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想赎罪。

纵观姑姑一生的命运和陈鼻、陈眉的命运，折射出当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在后毛泽东时代，由于私有化的推行，理想信念的丧失，道德的沦丧，中国出现了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血汗劳动制度。一些人大发横财，一夜暴富（如“我的同学肖下唇”）；一些人穷困潦倒，变成乞丐（如“我的同学陈鼻”）：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几千万革命烈士的鲜血算是白流了。正如民间所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就是小说《娃》所描写的残酷现实。

小说结尾的话剧，虽然具有想象和荒诞的成分，但却是全书的精华所在，也是作者批判现实的重点所在：是血汗劳动与资本剥削制度导致了陈眉的沉沦与毁灭，又是强大的资本势力使她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官权与法律是为资本和强权服务的；主持正义的“包公”是在现实中不存在的。

而“陈鼻之于堂吉诃德、李手饭馆的环境和菜单”等等，这是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死灰复燃，是所谓“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正如有许多外国人和外国商品出现在“东北乡”是“全球化”的结果一样。这也是改革，尤其是“开放”必然导致的结果。

至于说《蛙》这部小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已嘛，它少有对民族的关注和对命运的思索，莫言可不像巴老那样承担如此大的责任。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这样认真，只不过玩玩而已……”，则是非常肤浅的认识，没有读懂其中的内涵所在。这个评价是很不恰当，也是很不公正的。

诚然，《蛙》是一部以描写计划生育工作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其中心内容是给我们的圣母，高密东北乡的“送子娘娘”——姑姑——树碑立传。姑姑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位妇科医生，又是公社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这双重身份决定了姑姑必须负责两个方面的工作：作为妇科医生，她要负责接生即将出生的婴儿，给人们送来幸福和欢乐；作为公社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她要将那些不合法的计划外怀孕的婴儿引产，给人们带来痛苦、失望乃至绝望。

围绕这个中心内容，作者展开了两种思想、两种观念的斗争：一是新法接生与旧接生婆的斗争。1953年，姑姑17岁，去县城学习了新法接生，成为乡里的专职接生员。当时，村民们对新法接生还很抗拒，原因是那些“老娘婆”（旧接生婆）背后造谣。她们为什么造谣？因为一旦新法接生推广开，就断了她们的财路。她们接生一个孩子，可以在产妇家饱餐一顿并能得到两条毛巾、十个鸡蛋的酬劳。姑姑接生的第一个孩子就是陈鼻。陈鼻出生的时候，一只手先出来，是难产。他的母亲艾莲是俄罗斯妇女，其父亲陈额解放前是地主，家有良田百亩，开着烧酒作坊，在哈尔滨还一买卖。陈额解放前逃到哈尔滨，后来被押回来，还带了个小老婆艾莲回来。艾莲生陈鼻的时候，一个接生婆正骑在她的身上挤压，以为可以像鸡子下蛋一样，一挤压就出来了。如果不是姑姑来，艾莲与陈鼻母子非死不可。姑姑把接生婆推到一边，给艾莲矫正胎位，总算是把小孩生出来了。因小孩鼻子很大，姑姑就赐命叫陈鼻。这是新法接生的胜利。旧接生婆的落后原始的接生方法很快就被淘汰了。

二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新观念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观念的斗争。新中国以后，五六十年代，出现了人口生育的高峰。国家提倡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于是在农村搞计划生育。免费发放避孕药，妇女们不好好吃，即使当面吃了，一转身就又吐了。免费发放避孕套，他们也不用，要么被扔进猪圈，要么给小孩子们当气球吹泡泡玩。后来，姑姑他们就发明了一种让男人结扎输精管的方法。但也遭到了男人们的抵制。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男人和女人是同工同酬，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新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男女平等的国家。日本、韩国至今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但是，有不少人，身子进了新时代，脑子还留在解放前。“我”（蝌蚪，小说中的剧作家）家老牛下了一头小母牛。

父亲说：“好，是头小母牛！”

姑姑说：“真是奇怪，女人生了女孩，男人就耷拉脸；牛生了小母牛，男人就咧嘴乐！”

父亲说：“小母牛长大了可以繁殖小牛啊！”

姑姑说：“人呢？小女孩长大了不也可以生小孩儿吗？”

父亲说：“那可不一样。”

姑姑说：“有什么不一样？”

这种辩论，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想观念——男女平等与“重男轻女”——的区别。自古以来，男人们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女孩子早晚要出嫁的，所谓“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一般是不指望女孩子来养老的。所谓“养儿防老”，主要是指养儿子。家族主要靠儿子来支撑门面，传宗接代。孟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人所推崇的“多子多福”观念也与此密切相关。

计划生育是国策。在国家意志的高压之下，在土政策的紧逼之下，那些被计划生育强迫流产（大出血）而死的人们，如张拳的老婆耿秀莲，张拳家已经生了三个女孩，还想生男孩，他说“我张拳，三代单传，到了我这一代，难道非绝了不可？老天爷，你睁睁眼吧？”；陈鼻的老婆王胆（已经生了一个女孩陈耳），还想生一个男孩，当经过千辛万苦，又生了一个女孩时，陈鼻颓然垂首，仿佛泄了气的轮胎。他双拳轮番打击着自己的脑袋，痛苦万端地说：“天绝我也……天绝我也……老陈家五世单传，没想到绝在我的手里……”；“我”（蝌蚪）的前任老婆王仁美，为了给我生个儿子，丢掉了性命；“我”（蝌蚪）的现任老婆小狮子，一个妇科医生，她认为我“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是绝户。”她为了弥补遗憾，找人为我代孕，目的是为我“生儿子，继承我的血统，延续我的家族”。为此，她与姑姑不惜搞阴谋诡计，坑蒙拐骗，抢夺走了陈眉的儿子……

国家权力与个人生育权利之间，发生了强烈冲突；民间的生育习俗与计划生育的“国策”发生了严重的对抗。在国家的高压政策之下，“国策”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而计划外生育的女人们，则成为了计划生育的牺牲品。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改革开放之后，人们获得了自由，也变得比较富有，当年的“国策”如今在富贵人的心目中，已经是一文不值，形同废纸。

兰亭市有个当官的，娶了个比他小28岁的二奶，这二奶一门心思想生个男孩……说那个大奶生了两个女孩，如果她能生个男孩，就能把男人抢过来。那男人重男轻女，封建意识严重，按说当了那么大的官觉悟能高点……

肖下唇（肖夏春）是“我”（蝌蚪）的同学，他考上大学后，被分配在国务院，后来给一个部长当秘书，后来又到某地挂职当副书记，后来又下海当了大老板，开发房地产，成了升价数十亿的大富翁。娶了个齐东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小毕当二奶，在贵族化的“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生了儿子……

上个月，齐东大学78岁的栗教授抱着他刚刚满月的儿子，去医院看望他103岁的父亲栗老教授……

北京某大学的知名教授，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社会名流，到东北乡来，娶个洋妞做二奶生儿子，竟然没人过问……

嫁个外国老公，或娶个外国洋妞，想生几个，随你便……

80岁老翁娶18岁的少女，不是成了美谈被万人传诵吗？……

所有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表明，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女孩不是传后人，只有男孩才是真正“传宗接代”的人。同时也说明了，只要有钱有地位，男女结合很自由，年龄不是什么问题……人们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爱情观被彻底颠覆和瓦解。

陈眉作为一个被资本家毒害的毁容者，被金钱所吞噬的受害者，她对不合理的现实进行了有力的控诉：

生男孩给五万，生女孩只给三万！你们这些杂种，重男轻女，封建主义，你们的娘不是女的？你们的奶奶不是女的？都生男孩，不生女孩，这世界不就完蛋了吗？你们这些高官，大知识分子，有学问的大明白人，怎么连这么点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呢？……

你们天天说进步，我看你们是退化，退化得生孩子不用阴道，退化得乳房不分泌奶水。你们把自己该干的活让牛去做，让羊去做。吃牛奶长大的孩子有牛腥味，吃羊奶长大的孩子有羊膻气，只有吃人奶长大的孩子才有人味儿……他们都饿了，他们的妈妈都把奶卖了，卖了换成了化妆品涂到脸上，卖了换成了香水洒到身上了，她们都不是好妈妈，只顾自己臭美，不管孩子的健康……

现实是非常残酷的。曾经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新观念，在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旧观念的冲击下，不堪一击，顷刻瓦解。六十年一甲子，历史轮回一圈，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曾经消失了的一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消极腐朽的东西，又都死灰复燃，而且蓬勃发展了。当今的大官、大款们，或者既富且贵的人们，可以让二奶、三奶、四奶帮他们生孩子，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些人心中如同废纸，名存实亡。

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剥削阶级的理论根据，在我们年轻一代的心目中牢牢地扎下了根。“我”（蝌蚪）的一个外号叫“扁头”的同学的儿子，外号也叫“扁头”的筏工，把我误认做“肖大叔”（肖夏春），他说：“大叔，像您这样的杰出人物，没有儿子实在是太不应该了。知道不？您这是犯罪？”其理由竟然是：孟子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又跟我谈起了“四个基本原则”：“烟酒基本靠送，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这个顺口溜揭示了当代中国官场上官员们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收受礼物、公款吃喝、养小情人……

“扁头”筏工还给我揭露了袁大叔（袁腮）办公司的真相：他是拿养牛蛙做幌子，真正的生意是帮人养娃娃。“代孕中心”，弄了一帮女人，帮助那些想生孩子的人怀孕生孩子。最高档的是有性代孕，代孕者都是美女，身体健康，基因优良，未婚，有大学以上学历。可以跟她同居，直到她怀上孩子。费用最低20万元。便宜的代孕女子，是被玩具厂大火毁容的女子。那场大火，烧死了我们东北乡5个姑娘，还有3个，虽然没死，但严重受伤，彻底毁容，生活极为痛苦。……他们都是无性代孕，便宜，生男孩5万，生女孩3万……

这本来是违法犯罪的非法生意。派出所年轻警女察魏英有所察觉。她说：“所长，这很可能是一桩惊天大案！很可能涉及到组织妇女卖淫罪与拐卖儿童罪！”

可是，所长却说：“你刚来，不了解情况。这个女人，是东丽玩具厂火灾的受害者，神志不清，许多年了。值得同情，但我们爱莫能助。”小魏说：“所长，我刚才看到了……她的乳房在分泌乳汁！”所长说：“那是汗水吧？！小魏，你刚刚上岗，干我们这一行的，既要保持警惕，又不能神经过敏！”

陈眉把所长当作能主持公道的包青天（包大人）。可是所长却如此冷漠地对待这个可能涉嫌违法犯罪的案子。其断案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陈眉所生的儿子被判给了小狮子和“我”（蝌蚪），最后我们买通官府，补偿给陈眉10万元了事。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但陈眉不要钱，也不爱钱。当初，陈耳和陈眉，曾经是我们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姐妹花。……她们姐妹结伴南下，去外面闯荡……是为了寻找一个光明的前程……姐妹俩那样的姿色那样的聪明，在那样纸醉金迷的环境里，如果想赚钱，想享受，其实只要豁出去身体就可以了。但她们在车间里出卖劳动力，忍受着血汗劳动制度，忍受着血腥的剥削，最后，在那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中，一个被烧成焦碳，一个被烧毁面容……这说明她们没有堕落，是两个冰清玉洁的好孩子。

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么两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子前途被断送，人生被毁灭，谁之过？我们曾经在《“为奴隶的母亲”再现于中国——评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见《作品与争鸣》2010年第5期）中论述过。结论是：自由市场经济和雇佣劳动、资本剥削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一切灾难和悲剧的根源。

陈眉知道了袁塞、姑姑与小狮子她们通过偷梁换柱的办法，偷走了自己的孩子。她说：你们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狸猫换太子”。你们用这种方式赖了我的钱……钱，钱我不要了，本小姐不爱钱，本小姐要是爱钱，当年在广东时，一个台湾老板要出一百万包我三年。但本小姐要孩子……包大人一定要为民女做主啊……

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被火灾毁容已经够悲惨的了；为了替父还债（住院费），逼迫去给人代孕，孩子被人抢走，钱被赖4万（只给了1万），这是不幸中的不幸，悲惨中的最悲惨！陈眉现在是头带黑围巾，身穿黑衣服，不能以真面目示人。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

这使我们想到了歌剧《白毛女》，其主题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那么，对这个生活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女孩子，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陈眉，是谁把她变成了“鬼”呢？如此美貌而又纯洁的女孩子却被毁灭，由人变成了“鬼”，这不是性格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制度的悲剧。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年老的一代，姑姑、小狮子，袁腮，李手，肖下唇（肖夏春）和“我”（蝌蚪），我们这些人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基本上丧失了理想和信仰，除了拥有金钱、地位和享乐，别的什么都不管。我们（小狮子和“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陈眉）的痛苦之上。我们抢了陈眉的孩子，还冠冕堂皇、厚颜无耻地污蔑、指责陈眉“是个疯子”，说她“没有资格抚养孩子。”

年轻的一代，我大哥的儿子象群被“招飞”，家里人都很高兴，象群却撇着嘴说：“飞行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真有本事的，该去当大官，做大款！”可见，“官本位”思想和拜金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固有价值观。

“我”的本家兄弟五官与小表弟金修对陈鼻（80年代他靠倒卖电子手表和香烟成了万元户）和袁腮（在集市上摆摊算卦，号称半仙）很是崇拜。想拜师学艺。袁腮说：不敢不敢。我干这些事，都是上不了台盘的，下九流的营生。你应该学你表哥，去当兵，当军官，成为上等之人，袁腮指指自己的鼻子，又指指陈鼻的鼻子，说，包括他，干的都不是堂堂正正的事业。我们是没有办法了才干这个，你年纪轻轻的，不要跟我们学。

小表弟固执地说：你们这才叫真本事呢，当兵，考大学，都算不上真本事！

可见，在小表弟看来，只要能挣大钱，就是真本事。不管这钱是怎么挣来的，是不是合法。这正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一实用主义理论的绝妙运用和具体体现。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才导致了“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思想泛滥成灾，导致了国民理想信仰的丧失，道德的沦丧；导致了今天的中国官商勾结，腐败成风。

袁腮是何许人也？开始靠摆摊算卦，赚几个小钱；后来，给女人非法取环，被判刑坐牢。出狱后，利用“牛蛙养殖公司”做掩护，背地里干着“帮人生娃娃”的罪恶勾当。就是这个袁腮还自称是“咱们都是品德高尚的正派人”。陈鼻在剧本中对这些人进行了痛斥：

……女儿为你代孕（怒指蝌蚪），赚钱为我偿还住院费，可是你们，你们这些老同学，你们这些伯伯、叔叔，你们这些剧作家，你们这些大老板，竟然编造谎言，说她的孩子生下来就死了。你们赖掉了她四万元代孕费……头上三尺有青天啊！老天爷，您怎么不睁开眼睛看看呢？看看这些横行霸道的坏人……

社会的两极分化，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曾经的老同学，有的成为了大老板，剧作家，亿万富翁，成了所谓的“上等人”；有的却沦落成为了乞丐，成了比“弱势群体”还要低贱的底层小人物……其女儿则变成了“性奴隶”。

小说《蛙》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什么黑煤窑，毒牛奶，大头娃娃，黑社会；什么无德无才的医院院长搞遍（玩弄）医院所有的年轻女性，把自己看中的女人玩腻了，又当三陪送给上级领导玩（性自由，性贿赂）；什么韩国和日本的客商，纷纷前来投资建厂，我们村的大部分土地，已经成为大都会高尔夫球场的草地，东北乡已更名为“朝阳区”（城市化；招商引资；贫富两极分化）；什么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少妇推着的双座婴儿车，车上坐着两个头带泡泡纱小帽、如同芭比娃娃一样娇美的混血婴儿（全球化）；远在西班牙的女儿，与我通话，说她正与她的夫婿，在塞万提斯的故乡一个小镇漫步（全球化）；我的启蒙老师的儿子，我的同学李手，考上大学，学成良医，本来前途无量，但却辞职回乡，开了这样一家不中不西、或者中西合璧的“堂吉诃德”餐馆（择业自由化；传播资本主义腐朽文化）；什么“黑孩子”的户口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收取的超生罚款也是个天文数字，但这些钱到底有几成进了国库，也是无人能算清的糊涂账（国有资产流失）；人种的退化问题，“我”的曾经的故乡“物产丰富，人种优良”（《红高粱》），可是如今却变成了生出抢夺偷盗残疾人钱的不良后代。……“我”对此痛心疾首。

作者对此事（“不良后代”）做了详细描述。“我”（蝌蚪）看到“我”的同学陈鼻乞讨，想帮帮他，就给了他一张百元钞票。可是却被一个十几岁的小子偷着抢了就跑。我心中大为不平，就去追赶。我不能饶了他，“这个败坏我们高密东北乡淳朴乡风的小子，这是那家繁殖的不良后代，欺负女人，打劫残疾人，干的全是丧尽天良的事。”那小子用百元钞票买了烧烤（烤鱿鱼片），我喊抓贼，那小子却用铁签戳我，我的右手被戳的鲜血淋漓；那小子非常狠毒，想置我于死地，我只有拼命逃跑。我跑到了那条小吃街上，看见了一个叫“雌雉”的餐馆，脚下绊了一下，摔到在地，嘴唇破了，牙缝里渗出血来。门口的两个女人，把我架起来，打我的耳光，向我脸上吐唾沫。“雌雉”餐馆的两个女人缠住我，说我她们一口咬定，说我的腿碰到了那根挂着铁链的铁柱，而铁柱又倒在了她的车上，砸坏了她的车。那车的后尾上，的确有一个针尖大的白点，但绝不是那铁柱砸的。她们拉着我不放我走，破口大骂，招来许多人围观。那小个子女人尤其凶恶，她的模样，与那追杀我的男孩颇为相似（后来才知道她是活土匪张拳的二女儿，那男孩是张拳的外甥）。她的手指一下下地戳着我，每一下都似乎要戳瞎我的眼睛。……在故乡，我蒙受到了奇耻大辱。与在北京的遭遇何其相似！在北京的护国寺大街上，饭馆的名字叫“野雉”（名字也相似），那个头发染成金黄色……的薄唇如刀刃的女孩，冲上来在车尾处发现了一个针鼻大的白点，非说是我们绊倒铁桩所砸（不可）。她手舞足蹈地骂我们，用那种北京胡同里流行的下流语言。她说：老娘从小在这条街上长大，什么人没有见过？你们这些外地土鳖，不在土窝里趴着，跑到首都来干什么？来给中国人民丢脸吗？！那个肥胖的女子，……冲上来挥拳就打，一拳就将我的鼻子打破了。那些围观的光头汉子，威逼我们道歉，赔钱。……我们软弱地赔了钱，道了歉。……我们回家后抱头痛哭，决定回东北乡居住。原以为这里是我们的故土（所以退休后回乡养老），没人敢欺负我们。但没想到，这两个女人，其凶恶丝毫不亚于北京护国寺大街上那两个女人。……我实在不明白：人，为什么如此可怕？

“我”在逃跑途中，“他们将喝了一半的可口可乐瓶子投掷到我的身上，那象征着美国文化的酱色液体，冒着金黄色泡沫，被我甩在了身后……”西方国家的文化入侵，已经成功了，我们身边的麦当劳、肯德基与可口可乐，这些垃圾食品不就是明证吗？

人心不古，世风江河日下。人们丧失了羞耻之心与正义之感。北京与故乡，都变成了可怕的“人间地狱”。世道人心的堕落，社会风气的恶化，让人不禁感叹：何处是故乡？何处是人类身心栖息的家园？

这使我们想起了法国思想家萨特的著名论断：“他人即地狱。”

这也使我们想到了马克思曾经说过的话：“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纯粹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经拥有过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新型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助人为乐，先人后己，人人平等，同志式的亲如兄弟般的关系，为什么在号称“和谐盛世”的今天，在国家富裕了、强大了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如此冷酷？如此凶残？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与“狼”的关系？为什么我们的国民又重新变成了一盘散沙？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么多的房奴、性奴、孩奴？……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究吗？让我们到历史的深处去寻找答案吧。

194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前夕，有“美国中情局之父”之称的的艾伦·杜勒斯（1953-1961年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参加的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我们先看此演说全文。

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人民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改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不知不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的走向消亡。比方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中的兴趣。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向人类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变、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神圣化，让他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挖出来，把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的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赌注押在青少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　　这是一个极为恶毒的阴谋和极为歹毒的计划。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就这样在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攻击下，轰然倒塌，土崩瓦解了。之后，美国又把下一个目标对准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前后，美国里根总统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就签署了密约：“共同埋葬共产主义。”后来小布什总统就公开声称：“反恐就是反共！”而中国却傻乎乎地跟在美国后面一道“反恐”。奥巴马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就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相提并论。可见美国对共产党国家（共产主义）的一贯敌视与仇视态度。必欲除之而后快。

遗憾的是，30年来，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却自己主动放弃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放弃了对国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追随“霸权”老大，搞起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化。而“私有化”的后果是正在挖掘与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我们正在重蹈苏联亡国的覆辙，且越走越远，越来越危险。而我们的大多数国民（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却还沉浸在大国“和谐盛世”、“和平崛起”的梦幻之中，浑然不觉亡党亡国的危险正在向我们逼近。

下面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企图搞跨中国的部分解密文件——《十条戒令》（这个文件是1951年炮制出来的）：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怕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

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

三、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四、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

五、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辞来攻击他们自己。

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型小型，有形无形，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

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

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去，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爱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的动乱。

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

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的一切敌人，以及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们。

正如悟宇先生所指出的，“十条诫令”的主要意图就是要“打击毁灭中国最优秀的思想，打击毁灭中国所有优秀的事物，宣扬鼓励支持所有对中国有害的事物，宣扬毒害中国社会的歪理邪说理论思想。”（见悟宇《美国的权力-思想-知识-经济殖民的全球化计划》）　　

一切都非常清楚，一目了然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就是要消灭共产主义，消灭共产党国家，消灭社会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和世界各国变成它的经济殖民地。只有这样，以美国为老大的资本主义才能够独霸全球！美国才能成为“全球帝国”和“世界帝王”。

这就是近几年来，中国“政令不出中南海”以及物价飞涨的原因……也是中国当前的一切内忧外患的根源所在。

不仅如此。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中心、核心是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倾向。美国为了保持少数精英富豪（绝大多数是白人）的高消费和奢侈享乐生活，还想消灭他们所认为的“80%的人口垃圾”（包括美国国内的黑、黄等有色人种）。

1995年9月27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费尔蒙特饭店会议”。该会议认为：由于世界人口已经严重过剩，人类分化为20%的全球精英和80%的人口垃圾。

要解决人口问题，有两种办法，一是采用布热津斯基的“喂奶主义”：“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贫穷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二是用“高技术”手段消灭80%的多余人口。这个会议的参加者有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微软总裁比尔·盖茨、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和新保守主义大师布热津斯基等。

这种“高技术”手段，主要就是“转基因食品”——转基因玉米、大豆、水稻、鸡等等。

这是一个超过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的惊天大阴谋。这个阴谋被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称之为“阳光下的投毒”（见郎咸平《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事实是：“转基因大豆”已经使得巴西44﹪的15～55岁的育龄妇女永久性绝育；“杀精玉米”更使得中国广西56.7﹪的大学生精子质量异常……

这些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发展中的大国，如巴西、印度、中国——的人民，尤其是中华民族的断子绝孙，总体灭绝！时间就在100年左右，5代人之内！这就是美国的基因武器。这种武器比核武器的威力大得多，这是真正的种族灭绝武器。

联系到2009年11月，中国政府批准了“转基因玉米、水稻”的商业化种植。我们感到不寒而栗，震惊莫名！中国已经陷入了西方国家设计好了的圈套之中。

非洲国家的人民，宁可饿死，也不吃“转基因粮食”；欧洲和日本也拒绝“转基因食品”；唯独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批准“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种植的国家，这究竟是为什么？又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在我国政府内部，有一些投靠美国的间谍与汉奸，他们能量极大，能够左右政府的重大决策……

中国有自己的经济智囊，他们留学英美，拥有牛津、哈佛、耶鲁、芝加哥、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或者其短期培训经历，或者接受世界银行、美国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德国诺曼基金会的支助，有的还是美国前财政部长舒尔茨的弟子，他们在中国成立了经济研究中心，研究所，在大学做教授，他们有自己的几十人团队，自己的小圈子，相互提携，彼此呼应，有的进入国家计委、央行等要害部门，制造舆论，以影响决策者。就这样，一切都有条不紊地悄然进行，直至完成他们的使命——把中国变成美国的经济殖民地。　　

就这样，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在中国没有完成的任务，今天被他们成功地在美酒、合作与“双赢”的呼喊中“和平演变”了。　　

是这些经济智囊们愚钝呆滞吗？不是，否则他们不可能进入世界顶级大学学习经济。那为什么他们的英美同窗能那么轻而易举地为自己的同胞博取利益，而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绞尽脑汁地奉送，死心塌地的为虎作伥？归国侨胞不乏科学家，经济学家，但并非都是钱学深，李四光！因为他们背负的不是祖国安危，民族使命，人民利益，而是个人名利，指导他们行动准则的不是天下为怀，而是理性自利！是“经济人”的个人私利！！这是30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普遍流行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盛世名言（其实质是一种极端自私自利的剥削阶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自然结果。　　

…………

小说《蛙》虽然只是描写了中国当今社会的现状与乱象，但是并没有去探讨和揭示隐藏在这些乱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这是其存在的不足的地方。

“……天下还有许多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有许多人在死亡线上挣扎。……某些地方炮火连天，尸横遍野；某些地方载歌载舞，酒绿灯红。这就是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

这话说得对极了！

小说中有一个情节，写姑姑的对象王小倜架着飞机投奔到台湾，已经“招飞”的侄儿象群得知此事，说：“不行，我得问问姑奶奶去，王小倜架飞机飞往台湾？太刺激了！”

大哥忧心忡忡地说：“你可别去寻求刺激，人要爱国，当兵的更要爱国，当飞行员的尤其要爱国。人可以偷，可以抢，可以杀人放火……我的意思是说，千万别当叛徒，叛徒遗臭万年，没有好下场的……”

他到了那边，是不是真的得到了五千两黄金的奖赏？小侄子问我。

也许是真的吧？我说，但即便是万两黄金，也不值得。我说象群贤侄你可别羡慕这个，金钱、美女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祖国、荣誉、家庭，才是最宝贵的。小侄子说：三叔，你们怎么这么逗啊？现在都什么朝代了，还给我说这些。

通过这两段对话，作者借“大哥”和“我”之口，表明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的思想和立场，可以看做是作家的“爱国主义”宣言。这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下，在汉奸和买办充斥大地的中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我们今天最应该大力提倡和发扬光大的。同时也说明，年轻的一代，包括已经“招飞”的小侄子象群在内，早就没有这种爱国心了。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可悲，也非常可怕的。

关于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小说中借姑姑之口说：“计划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一年就是三千万，十年就是十个亿，再过五十年，地球都要被中国人给压偏（按：应为“压扁”）啦。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人为全人类做贡献！”在另一处，作者在给杉谷义仁的信中议论道：“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住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做出贡献。”这些议论，体现了作家对中国以及全人类的未来的关注，体现了作家高度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怎么能说“它少有对民族的关注和对命运的思索”、“只不过玩玩而已……”呢？

总之，小说《蛙》通过对新中国计划生育历史的回顾与反思，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之后三十多年社会现实的真实描写与刻画，揭露了在“现代化、城市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代中国人在告别崇高、告别革命，丧失了崇高理想与共产主义信念之后的生存状态。既描写了追求金钱、追求权位、追求享乐的富贵人家的天堂般的生活（喝茅台酒，抽软中华烟，坐宝马车，连生孩子都要到贵族化的“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也刻画了已经沦落为底层乞丐的“我”的同学陈鼻及其女儿陈眉被损害、被侮辱、被掠夺的悲惨遭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历史事实与惨象再现于人间。“资本的乐园，即富人的天堂，就是穷人的地狱。”这就是当今现实的真实写照。从这种意义上说，莫言的长篇新作《蛙》不失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

被称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美国学者乔姆斯基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发掘真相，并帮助他人找到真相；设法和当下的主流竞争并且交战；设法让这个世界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乔姆斯基《在西方发达国家权势阶层控制着选举》）

    希望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多地致力于寻找真相、追求真理，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对金钱、权势、地位和荣誉的追逐。

 附文：

“为奴隶的母亲”再现于中国

 ——评莫言的长篇小说《蛙》

王正斌

著名作家莫言的长篇小说《蛙》（见《作品与争鸣》2010年第1期）以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仁的5封书信（第1封信写于2002年3月21日，第5封信写于2009年6月3日），为线索，串联起5段故事（第5段故事是一个剧本），讲述了“姑姑”作为妇产科医生的生平经历，其目的是为了给“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圣母树碑立传”。姑姑于1937年出生，到1997年退休，在其7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一生大致经历了共和国的“黄金时代”（1954—1957，也是姑姑的“黄金时代”）、“文革”时代、“改革开放”时代这三个历史时期。

姑姑在她的“黄金时代”，用科学的方法代替接生婆接生，一共接生1645名婴儿（她一生共接生9883名），她自称是“活菩萨”、“送子娘娘”，受到乡亲们的尊敬和爱戴。陈鼻和“我”分别是姑姑接生的第一、第二个孩子，而我们的命运却判若云泥。

从“文革”到80年代中期，是中国厉行“计划生育”的时代。经过新中国的生育高峰后，为了控制爆增的人口，政府提出了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当时，姑姑是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实际上的领导者）。县剧团曾经派小分队到各村演小戏《半边天》，批判重男轻女思想。姑姑认为，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人口不控制，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教育搞不好，国家难富强”，因此，为了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即使要姑姑“献出这条老命，也是值得的。”用“我”的妻子王仁美的话说，“党要姑姑爬刀山，姑姑就爬刀山；党要姑姑跳火海，姑姑就跳火海。”那时当地的土政策是非常厉害的——“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在这种野蛮的政策下，“我”的妻子王仁美（为了给我生儿子）、陈鼻的妻子王胆（也是为了生儿子）一个个都成了“计划生育”的牺牲品，她们都因为流产（产后）大出血而死亡。在这个时期，姑姑既接生了很多婴儿，也扼杀了许多非法怀孕的“孽子”，在乡亲们的心目中，她更多的是一名残忍的“杀手”。

到了9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曾经消失了的旧传统、旧势力死灰复燃，“文革”时被当四旧拆毁的“娘娘庙”，又在原址上重建，而且更加富丽堂皇。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许多当年神圣得要掉脑袋的事物，如今都成为笑谈；许多当年令万人仰目的职业，如今也都成了下九流。过去被姑姑奉为“神圣使命”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竟成了一纸空文，现实是——“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有个煤矿主，钱多得用尺量，农民工在黑煤窑里为他们卖命，他们住在北京、上海、洛杉机、旧金山、墨尔本、多伦多的豪华别墅里与他们的“二奶”或是“三奶”们制造小孩。

不仅如此，还有一套歪理论，剧中人李手说：（让二奶生）“这是丑事吗？这是时髦，是新潮，是改良基因，是扶贫济弱，是拉动内需促发展。”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坚决执行者的姑姑和小狮子，为了让“我”传宗接代，不成绝户，竟然瞒着“我”，偷取“我”的小蝌蚪，去找人代孕；而为“我”代孕的竟然是“我”的同学陈鼻的女儿陈眉。像姑姑这样一个有着坚强党性和坚定信仰的老共产党员，到了晚年（退休以后），居然干出坑蒙拐骗、夺人婴儿的丑事来，她一生的光辉形象因此大打折扣。

纵观姑姑一生的命运，折射出当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其生命的意义由神圣而虚无，由肯定而否定，其人生价值由崇高而失落，终至于消解。她一生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变得毫无价值，最后，她认为自己是一个罪人。这反映在社会生活中，就是当代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出现了人剥削人的私有制度，血汗劳动制度。一些人大发横财，一夜暴富；一些人穷困潦倒，生计无着：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革命烈士的鲜血白流了。正如民间所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就是小说《娃》所描写的残酷现实。

中国传统生育文化中的观念是：“多子多福”。与此相关的观念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夫子语，而非小说中所说的孔夫子语）。这一传统观念，不仅在普通百姓中普遍存在，如王仁美和她的婆婆（即“我”的母亲）、陈鼻、王胆；而且在高官、大款中存在，如肖下唇、小毕；就连作为知识分子的妇产科医生姑姑和小狮子也同样存在。由此可见，这封建遗毒是多么顽固而厉害。过去曾经批判过的“重男轻女思想”，如今又死灰复燃，而且呈泛滥成灾之势。

小说《蛙》有明暗两条线索：明线是写姑姑功过参半的一生经历；暗线实写的是陈鼻、陈眉父女的悲惨命运，并试图揭示产生这悲惨命运的原因：金钱至上的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

小说名称为《蛙》，谐音为“娃”，既与计划生育内容相关联，又暗指袁腮明里办“养牛蛙公司”，实际上干是的“生娃娃”生意，即经营“代孕公司”。业务分为“有性怀孕”和“无性怀孕”两种。“有性怀孕”，就是陪着那男人睡觉，像两口子一样，住在一起，直到怀孕为止。代孕者都是美女，有大专以上学历，最低费用20万元。“无性怀孕”，就是把那男人的精子，用试管，注到女人子宫里。这些代孕女子，相貌极为可怕，但这可怕的相貌不是天生的，她们原先都是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可是因为玩具厂发生火灾而被毁容，她们价格便宜，生男孩5万，女孩3万……

找“代孕公司”的男人非富即贵，有的是既富且贵。他们既想生儿子继承万贯家产，又怕被罚款。找人代孕，可以编造理由，避免罚款。正是这些“富贵人”，肆无忌惮地大生小孩，破坏着“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使过去曾经神圣庄严的使命变得毫无意义。

这使我们联想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柔石（被国民党暗杀的“左联”五烈士之一）曾经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为奴隶的母亲》。故事讲的是一个皮匠兼农民，因为境况不佳而积累下债务，又因抽烟，喝酒，赌钱而更加贫穷，以致全家挨饿。为了不至于饿死，经媒婆介绍，皮匠以100元的价格，将妻子出典给一个想生儿子的秀才（其家有200良田，是地主）三年。妻子离开5岁的儿子春宝，来到秀才家，与秀才同居生活。第二年秋天，典妻给地主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秋宝。三年期满，典妻被迫离开新生的儿子秋宝，回到原来贫穷的丈夫家中。原本8岁看上去只有5岁的儿子春宝（3年中几乎没有变化）已经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了。这篇小说旨在揭露20世纪20年代军阀统治给中国农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农民破产），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女人，变成了给地主传宗接代的工具，其实是性奴隶。小说批判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传统观念和非人道的“典妻制度”。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走过80年以后，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还在继续上演着“借腹生子”的悲剧，而且是公司化经营，以牟取暴利，令人触目惊心。袁腮的“牛蛙养殖中心”，打着养牛蛙的旗号，干着替富贵人家生娃娃的勾当。他们公司有20间密室，雇了20个女人，有结过婚的，有未结过婚的；有丑的，有俊的；有有性怀孕的，有无性怀孕的……实行规模经营，明码标价。这些女人，实际上就是替高官或大款等“富贵人”生孩子的工具或机器，其实质也是性奴隶。

陈眉就是“无性代孕”女人中的一员。其父亲陈鼻，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当年为生儿子，令其妻子计划外怀孕，结果超生陈眉，致使妻子死亡。陈鼻被罚款5800元，从此日日酗酒，醉后即打骂陈眉姐妹。后来，陈眉随姐姐陈耳南下广东打工，一是想挣钱替父亲还债，二是想寻一个光明前程。不承想一场大火，烧死好几百人，姐姐被烧死，陈眉被严重毁容。那些被烧伤的姐妹们，已经有5个人因照镜子后，丧失信心而自杀了。后来，陈眉的父亲陈鼻因遭遇车祸住院，为替父亲偿还住院费，陈眉只好去做“无性代孕”。没想到，生了儿子之后，孩子被抢走，他们用死猫冒充儿子，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狸猫换太子”，代孕费也只付了一万元。中国女性身体受奴役，经济被剥削，精神受伤害，可谓无以复加。

为什么中国女性比如陈眉，她们的命运会如此悲惨？

作者在小说中曾借“我”之口，发议论道：

陈耳和陈眉，曾经是我们高密东北乡最美丽的姐妹花。……她们姐妹结伴南下，去外面闯荡……我听说她们去了东丽毛绒玩具厂，厂商是外国人……姐妹俩那样的姿色那样的聪明，在那样纸醉金迷的环境里，如果想赚钱，想享受，其实只要豁出去身体就可以了。但她们在车间里出卖劳动力，忍受着血汗劳动制度，忍受着血腥的剥削，最后，在那场震惊全国的大火中，一个被烧成焦碳，一个被烧毁面容，妹妹之所以死里逃生是姐姐用身体掩护了她。可痛可悲可怜！这说明她们没有堕落，是两个冰清玉洁的好孩子。

在这里，作者揭示了陈眉悲惨命运的原因：是在血汗工厂里受到了外国资本家血腥的剥削与奴役！如此美貌而又纯洁的女孩子却被毁灭，这不是性格的悲剧，而是社会的悲剧，制度的悲剧。

在剧本中，作者借警察小魏之口，两次骂道：“……那些资本家的心真是黑透了……”“这些可恶的资本家！应该把他们抓起来，通通枪毙！”

正是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改变了陈眉一生的命运，把她打入了人间地狱，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小说就像剥笋一样，一层层剥去外皮，逐步接近内核。

在剧本中，两个黑衣人（黑社会）想谋杀陈眉，其父陈鼻看穿了他们的诡计。请看下面一段原文：

陈鼻：眉子，你恨我，我理解；你不认我，我同意。但你不能跟他们走，他们把你的孩子卖了，你如果跟他们走，他们就会把你推到河里淹死，然后伪造一个你跳河自杀的现场，这样的事，他们干过不止一次了……

黑衣人甲：老东西，我看你真是活够了，有这样污人清白的吗？

黑衣人乙：你胡说什么？我们这样的社会，哪有你说的这些凶杀、暗杀的丑恶现象？

黑衣人甲：一定是去路边店里看录象看多了。

黑衣人乙：脑子里出现了幻觉。

黑衣人甲：把社会主义当成了资本主义。

黑衣人乙：把好人当成了坏人。

黑衣人甲：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

陈鼻：你们本来就是驴肝肺，牛杂碎，是猫、狗吣出来的脏东西，是社会渣滓下三滥……

这一段文字非常重要，运用的是“春秋笔法”，其中有微言大义，暗藏玄机。

两个黑衣人认为，“我们这样的社会，不会有凶杀、暗杀这些丑恶现象”，是陈鼻脑子里出现了幻觉，用公式表示即：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好人﹦坏人

    好心﹦驴肝肺

陈鼻肯定了最后一个公式，非常确定地说“你们本来就是驴肝肺，牛杂碎……”。对其他两个公式未予置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官方所谓“特色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香港学者郎咸平说：“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赤裸裸的人吃人的资本主义。”指的就是这种血汗工厂的血腥剥削制度。正是这种血腥剥削制度，造成了陈鼻和陈眉无比悲惨的命运。

作者以敏锐、犀利的目光，大胆、深刻的思想，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当今的社会现实（尽管作家在剧本中把人物活动的时间设定在中华民国时期，但其内容都是描写和反映当代生活的）：资本剥削的制度，血汗工厂，黑煤窑，凶杀、暗杀，二奶、三奶，毒牛奶，拐卖儿童，经济入侵（日、韩、台湾企业投资），文化入侵（新建的天主教堂、中美合资家宝妇婴医院）……

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切乱象，几乎都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令人不得不深思：“我们这样的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吗？

陈鼻是“我”的小学同学，他的一生真是无比的悲惨。他老婆死了，大女儿烧死了，小女儿被毁容，又为“我”代孕。他出车祸后成了残疾人，在这唐吉诃德饭馆里，扮演着死去的名人或虚构的怪人，其处境，跟北京著名的“天堂”歌舞厅大门外那个侏儒门童，与广州“水帘洞”洗浴中心那个巨人门童的处境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在出卖身体：侏儒出卖他的矮，巨人出卖他的高，陈鼻出卖他的大鼻子；陈眉和她那些被烧伤的姐妹们则在出卖她们的子宫和孩子。他们的处境同样无比悲惨。

如果说，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只是揭露了“典妻”作为富人传宗接代的工具，批判的是不合理的典妻制度和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的话；那么，莫言的小说《蛙》则是对当代的“代孕公司”借女人生孩子，牟取暴利，对女性实施经济剥削和精神摧残的行为，进行谴责和批判。不仅如此，作者还把批判的目标集中指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封建传统观念，强烈谴责那些凭借权力和金钱为所欲为的高官和大款们。他们和80年前的秀才地主们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更没有什么进步——无非都是想生个儿子继承“万贯家财”罢了。这也正是私有制度的罪恶目的所在。

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为了金钱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出卖朋友，出卖亲人，出卖身体，出卖孩子……这是多么残酷而血腥的现实！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从原始积累的过程来看，资本的确是以牺牲道德、挑战法律、蔑视人性为代价的，充满着血腥和肮脏。

为了描述资本的逐利本性，马克思引用邓宁格的话说：“《季刊评论员》说，资本会逃避动乱和纷争，是胆怯的。这当然是真的，却不是全面的真理。像自然据说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它们。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邓宁格《工会与罢工》第36页）”（见《资本论》第一卷，第83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孙中山曾经在“三民主义”中提出“节制资本”的主张——“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毛泽东对此完全赞同，并在建国后把私有资本收归国有，以造福于本国人民。可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却大搞国有企业私有化，允许资本家入党。这与《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是背道而驰的。

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资本必须由人类理性加以控制，而不能任凭它自由泛滥，否则，它就会制造更大的人间灾难和人间惨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指出，WTO的规则是美欧的“富人俱乐部”制定的。这个机构打开了廉价劳动力的防洪闸。美国美其名曰“全球化”，其实这不过是里根式的“自由放任”向全世界的传播——这就是所谓的“自由的市场”。新的WTO规则给美国整个工业行业找到了一条外包捷径，把生产外包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里去；美国从中得益，公司利润和股票价格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大大飙升。首批国家如墨西哥免税的边境加工区最受欢迎。到了世纪之交，中国成了外包的首选国家，因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

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乒乓外交”和随后尼克松总统访华，其实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革命的一个战略组成部分；为尼克松的出访做准备的，正是亨利.基辛格和戴维·洛克菲勒。这是极有讽刺意味的。打开中国，让美国的经济渗透进去，是洛克菲勒和美国精英的百年之梦，自从1840年他们帮助英国人打了鸦片战争以后，他们一直都在这样梦想。洛克菲勒和美国的金融和工业精英是这样想的：只要他们能够用现代投资诱使中国上套，他们就能把中国纳入他们的“新世界秩序”，即他们设计和建构起来的全球化模式，就能实现压低工资和提高利润。中国将会对美国市场产生依赖。这是一种新式的“鸦片战争 ”。（见威廉·恩道尔《当前的全球危机与中国》）

随着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在20世纪，它制造了拉丁美洲的经济衰退，日本的经济停滞，东南亚的金融风暴。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更是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衰退。推行市场化改革的中国，逐步融入了西方经济体系，也被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并遭受重创。资本的全球扩张，造成了许多的人间悲剧。大量企业破产倒闭，很多人因失去工作，失去住房，而被逼上了绝路，被迫自杀。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吃人本性再次得到了有力证明。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正是在所谓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对陈鼻和陈眉父女悲惨命运的描述和悲剧原因的揭示，告诉世人：自由市场经济和雇佣劳动、资本剥削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一切灾难和悲剧的根源。这就是这篇现实主义作品的深刻主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