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反全球化运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反全球化运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敌人的战略就是军国主义，置全球于军事控制之下以补其经济弱势之不足。这不仅必然要激起人民的反抗、人民的反应，当然，特别是受害者会起而反制，这也会深化与他们的同伙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欧洲人，欧洲统合的准则是：「我们的竞争力和美国人旗鼓相当，甚且犹胜一筹，那么我们便该受到尊重。」美国的军事控制会完全摧毁欧洲的规划。这就是美国之所以选择中东地区与中亚的原因…

── 萨米尔‧阿明访谈

文◎布佳林（Aleksandr Buzgalin）

(杜继平 译)

■布佳林：如果想要了解「反全球化」（或者，用我们比较喜欢说的词「另类全球化」），就必须从定义着手。定义就意味划定界线。我们的「反全球化」，或是「另类全球化」运动不同于19与20世纪的传统反对运动，其意义何在？这个新运动的主要新原则为何？它们的本质矛盾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即：左派政党与「反全球化」运动的关联是什么？这些问题并无新意，但非常重要。

资本主义始终是朝向全球扩张的

□阿明：我先从我对资本主义长期扩张史的看法谈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是朝向全球扩张的，或者说总是以全球扩张为目标的，然后再试着指明资本主义扩张的每个主要阶段的特性。我认为，不用提醒，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从很早以前，在《共产党宣言》就指出：资本主义是向全球扩张的，因而社会主义革命不管怎样（但未论及细节）也必须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所以，对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或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人来说，过去20年间突然冒出来的所谓全球化的论调，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我所论不仅止于此。我要说的是，资本主义5百年的扩张史从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不论是最后的或不是最后的），而是不变的特性，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持续状态。我的意思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从一开始就造成两极分化，也就是加深它的中心与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如果落后是指外围可以赶上并且变得与中心一模一样，那么两极分化就不是因为有些国家处于落后状态的产物，两极化一直是发达的中心国家同时运用经济与政治手段造成的，发达与落后是一体的两面，两者无法分割。所以从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之日始，从重商主义时期与当时的大西洋欧洲把美洲设置为其外围，到19世纪亚洲和非洲沦为殖民地，亚非被塑造为欧洲资本主义中心的外围，帝国主义都是资本主义持续不变的特性。

但同时，「帝国主义」的特性始终是「多数的结合」（这对现在和未来都是问题）。

也就是说，不是「帝国主义」而是 「帝国主义各中心国家」在不断发生冲突，在某些时刻冲突还极其暴烈。不断的冲突并非为了霸权，而是为了分配与再分配全球体系的利益。资本主义扩张的历史就是持续战争的历史，绝不是像夸张不实的论述所说的那样是市场与民主和平扩张的历史。在某个时刻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成了世界舞台的主戏，拿比较近的时期来说就是第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而论，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一直都是战争的历史。

我们审视一下帝国主义在前一阶段（即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是怎么决定了中心与外围的划分，就可以发现中心与外围之别几乎就等同于工业化与未工业化的地区、国家、区域之分。

那些未工业化的地方，不论是正式的殖民地或如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所说的半殖民地、被支配国家，在政治上也被置于下属的地位。那种型态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扩张，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当然会遭到反击。反击的力量基本上出现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地区，或者也不妨称之为半外围地区。俄国在一九一四年到底该定位成什么样的国家呢？一个半外围的国家，但已经朝向工业化发展，有了全国与地方的资产阶级等等。它的社会结构形态是复杂的⋯⋯。

人民创造了各种斗争与组织形式

■：俄国也有殖民地，所以俄国具有两重性⋯⋯。

□：是的。所以，资本主义体系遭到名为社会主义致命的反击。两个显例是俄国与稍后的中国。这些政治势力以马克思主义、以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为旗帜，得到工人阶级强力的支持，但它们得以胜利还得归功于它们能够组成庞大的政治「人民联盟」（特别是与农民），这点在俄国的例子中很清楚，在中国的情况就更其明显了。（这些以社会主义为名的社会在革命后怎么演变，此处姑且不论）但在俄国（其后的苏联，俄罗斯帝国变成了苏维埃联邦）与中国发生的事实上是场混杂的革命。之所以说混杂是因为这场革命既含有共产主义理想国（具体的理想国）的成份，又含有一个落后国家，一个外围或半外围国家志在赶上中心国家的成份。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确实一语道出这场革命的混杂性质。「电气化」是为了「赶上」，而「苏维埃」则意指用扎根于人民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另一套政治制度来达到「赶上」的目的。后来我们便看到「电气化」占了上风而「苏维埃」却空有其名。

时隔未久，二次大战后，在亚洲与非洲也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反抗前一阶段帝国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未工业化、落后等等恶果。那些民族解放运动的纲领与「电气化加某物」相去不远，即「电气化加民族人民体制」，这与苏维埃模式属同一类型，只是经过稀释，远不那么激进，有时是一点儿也不激进，有时则是半调子⋯⋯。在拉丁美洲则采取不同的形式，因为拉丁美洲在形式上并没有被殖民，拉丁美洲是在19世纪就与美国一道赢得了独立；在拉丁美洲实行的是「发展战略」，即在发展的同时又为一种含混不清的人民民主体制奠立了基础。

以上就是人民对付上一阶段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方式。为了达成反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目的，人民创造了各种斗争与组织形式。它们组织了高度集中、统一，很能动员民众起来行动的工人（或所谓工人）的政党（俄国的布尔雪维克党的模式对此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更早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有作用）。他们也建立了工会、农民的政党与组织。他们创建了许多种反抗形式，他们联合各种不同的民族、族群、宗教团体、阶级等等，形成了民族解放的统一战线，或多或少产生了成效。

三合一的集体帝国主义

■：顺便一提，比较一下上一阶段的反全球化运动与民族解放阵线是颇有趣的。

□：是的，它们系出同源。它们也创造了与其组织形式相符的有效行动方式，包括所谓的和平罢工、示威，而只要选举不是太过于造假或没有意义，有时也会参与选举，但它们也进行战争、打游击、起义、革命⋯⋯，所以这些形式都发挥了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初或70年代中期开始到20世纪末期这30年间，所有抗拒上一波全球化的形式都逐渐碰到了历史的局限。它们并非毫无成就，也不是不理性或者愚蠢，即使它们有许多不民主的地方（但民主毕竟在人类历史中是非常晚期才出现的东西）。它们言而有信，履行了承诺因而具有正当性；它们确实向前追赶了中心国家，虽然有些缓慢，它们确实也在资本的权力之外，为其它型态的权力建立了基础。它们在社会进步、教育、健康等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就此而论，苏维埃模式有其可称道之处：虽然没有民主，苏维埃制度在教育上的成果却比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好得多。

它们促成了社会的进步，即使是亚洲与非洲的民族主义民粹政权也有很大的成就。我仅举个数据为例来说明，1961年我访问了前比利时的殖民地刚果共和国，当时刚果刚刚独立，在历经比利时一世纪的所谓教化、所谓「开化」殖民之后，只有9个刚果人受过大学教育，而30年之内，在非洲（可能也是全世界）最丑恶的莫布杜政府统治下却有数以万计的刚果人念完大学，所以，这个成就可谓巨大。诸如此类的例子所在多有。但正因为它们颇有建树，它们所赖以成立的矛盾却愈益加深、扩大，它们终于碰到了极限。

在达到极限之际，便带着或多或少的扰攘不安，逐渐坏蚀，甚至陷入泥淖，僵滞不前，苏联的状况是纷纷扰扰，乱成一团，其它的情况，像中国则是从内部腐蚀起，走向了资本主义，但中央政府仍牢牢掌控了资本主义化的进程。在第三世界国家则由民族的民粹主义转变为新的买办政权。当上一波反全球化的各种形式碰到历史的局限时，只要它们不再能践履反抗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化，就会腐蚀地愈来愈厉害，从而丧失其信誉与正当性。这就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进犯创造了条件，导致苏联模式的崩溃，中国的演变，民族-民粹体制的坍塌，并按照中心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的逻辑重新改造世界。

但现在我们得探究今天中心国家的资本主义是什么状况？它在质上已和50年前不同。这种质上的差异，大部分的文章都强调技术革命及其应用等等，但从根本上发生变化的其实与劳动的组合形式、资本的形式、劳动的形式密切相关。前此的工业组织型态已逐渐汰换，新的工业组织型态与组合劳动过程的新方式正冒出头来，当然，这意味前此的劳动组合方式日益失效了。新旧之间的交替也不是一蹴可及的，人无法在24小时内就创造出新的方式，须有相当的一段时间来累积经验、进行斗争，如此等等才能形成新的劳动组合方式。

过去的工会与政党不是由一群知识分子凭空建立起来的，好像一群知识分子发表一些声明，第二天人民就依照他们规划的路线组织起来了。现在也是一样。因此，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四分五裂，各方人马力图创造出新的形式。斗争持续不懈，但各适其所是，人员涣散，组织松垮，不知战略目标为何等等。这种状态就使主动权依然操在资本的手里，反全球化的斗争为因应资本的新挑战而有所调整，但还没有强大到是以迫使另一方，即资本，也有所调整。这是个很根本的变化。

另一个根本的变化是，帝国主义朝向我所说的「三合一的集体帝国主义」发展，即美国（加上它外部的分支加拿大）、欧洲（我现在不知这该把它的边界划在哪儿，该不该把波兰也包括在内）与日本。二战后，它们聚拢在一块儿，简单的解释是，它们面临共同的危险、共同的敌人── 苏联与共产主义的挑战。这是可以理解的，全世界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防止革命烽火四起，或者苏联的入侵（虽然我认为没有苏联入侵的危险）。

但现在苏联已冰消瓦解了，它们为何还抱成一团？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还藉由充当管治全球经济与政治的机构结成团伙。管治全球经济的工具，即管治集体帝国主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的全球化的工具，基本上是七国高峰会（是G-7，即使俄国想晋身为其中一员，以形成八国高峰会或「七又二分之一高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的重要性不像一般人说的那么大，我认为它有点像在干宣传部门的事，主要是制造华而不实的论调，但IMF就重要了）与世界贸易组织。在政治层面，就是由美国带头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我们还可加上另一个美日军事同盟。这就是新的集团帝国主义。

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为什么集团帝国主义是这样？它稳定吗？它们之间不再有矛盾吗？如果有矛盾，那些矛盾的现状又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我认为是有矛盾且会长期存在，矛盾会持续是因为事情已经变化了，我刚提过劳动的状况有所变化，但资本亦然，资本的集中程度已不同以往了。

结果，现在主要的跨国资本公司为了有效率必须进军全球市场。这是新生事物–资本的积聚与集中程度远高于希法亭（Hilferding）、霍布森与其后的列宁所分析的垄断资本时代的资本集中水平，在那个时代，他们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我们今天已远远超过那个年代。资本的高度集中使得管治全球化成为跨国资本的共同利益，使它们滋生了利害与共之感。这就是在经济上用新自由主义模式，而在政治上用军事联盟模式来管治全球化的基础所在。

但正因为这样，美国现身成了要角。就像任何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需要国家，而任何其它的社会体系可能也都需要国家。这个体系不能单单只由它的经济与经济学的逻辑治理。资本主义需要国家是因为资本家的利益像在丛林中相互竞争，需要一个最少能使竞争不致失序的共同服从的权威，这就是国家。但在集体帝国主义的层次上并没有国家，没有一个涵盖美国、欧洲、日本的单一国家，由于许多显而易见的原因，在可见的未来这个问题大概也不会提到议程上来。即使欧洲有组织欧洲联邦与欧洲整合的规划，要创建一个共同的政治体系（即使不是成为一个国家，甚至不是松散的邦联）也困难重重。欧洲尚且如此，三合一的美欧日集体帝国主义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不共组为一个国家又怎么共同治理新自由主义下的全球化，这对它们来说是个难题。此外，这还使矛盾更加尖锐，「三合一」和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各个不同伙伴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差异很大。例如，在欧洲，至少在欧洲大陆，由于诸多原因，长期以来具有我们姑且称之为「社会主义」与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所以，用新自由主义的模式来治理欧洲本身不容易被接受，而且在欧洲本身会有愈来愈多数的人越来越不接受新自由主义。这对管治全球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体系正构成重大的难题。这是当前矛盾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且正日益深化。

如今，美国在这样的情势下所干的事儿就是占居它的同伙欧洲与日本的上风，利用在军事上的相对优势想强自充当领导者，不仅是领导者而是霸主，就像在苏维埃体系里「小兄弟们」的「老大哥」。美国是个国家而欧洲不是，美国特别是为了与苏联竞争已经发展出极危险的毁灭性能力，如核子与其它武器，这些都是事实，因而它可以跃为代表「三合一」集团执行国家职能的国家，但这个国家首先当然是支持美国本身利益的，我是指不公平且是非常不公平地分享大饼。这样就使矛盾日益加深。常被提到的事情之一是：美国不仅有军事优势，加上它们是个国家，而且是个大国，此外还有其它优势。有时，有人会说到美国的文化优势，对我来说，那看来并不很重要，但也有人说美国在经济上是「三合一」集团的龙头，这就完全背离事实了。

你调查一下美国经济所有生产部门的产业，不论是传统部门，这些部门是前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基础（福特式工业、化学工业等）或所有与传统部门配合的基本工业（冶金工业等），或轻工业（纺织业与其它），甚至与现代技术（信息学、遗传学）有关的工业，你就会发现在所有那些产业，美国的输出贸易都有越来越大的赤字，可能在信息科技与遗传工程方面赤字要少一些，但其它的所有产业则非常明显，这意味它们越来越没有竞争力，在现代工业、现代部门竞争不过欧洲与日本；在纺织或普通工业则竞争不过中国与我不确知的其它国家，像巴西。那就是说，美国的经济真的很虚弱。

这样的结果就反映在国际收支帐上，也反映在美国经济之得以苟延残喘是拜国外不断流入的资本所赐，这些外资基本上来自欧洲与日本，但也有从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外债与许多其它途径流入美国的。颇令人想一探究竟的是，这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新特点，以前帝国主义的中心国家输出资本，现在则倒过来了。美国处于高度寄生的状态。检视它的国民收入帐，美国的国民储蓄是零，甚至负数。也就是说，美国的所有投资加上所有巨额的军备支出都是由世界其它国家资助的。那是个极为易脆、软弱的状态而不是强大。正是因为脆弱，美国当权的统治阶级才会走向穷兵黩武。也就是说，他们无法用竞争的实力达成的，就会诉诸战争来解决，即为了他们的利益对全球实施直接的军事控制。这样他们才能转亏为盈，才能弥补经济上的弱势。

所以，在讨论我们自己的战略之前，必须分析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就是军国主义，置全球于军事控制之下以补其经济弱势之不足。这不仅必然要激起人民的反抗、人民的反应，当然，特别是受害者会起而反制，这也会深化与他们的同伙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欧洲人，欧洲统合的准则是：「我们的竞争力和美国人旗鼓相当，甚且犹胜一筹，那么我们便该受到尊重。」美国的军事控制会完全摧毁欧洲的规划。这就是美国之所以选择中东地区与中亚的原因。有两个理由：一、直接完全控制石油，不仅是阿拉伯与伊朗的油，也包括中亚、里海等地，以对欧洲施加压力，使欧洲沦为附庸，从而削弱其竞争能力；再者，也出于地缘战略、地理学的考虑，因为从这些地区他们可击中俄国、中国与印度这些大国境内的目标，也可击中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国，但基本上是以大国为目标。这就是敌人的战略。

现在，看看我们这一边，我要说的是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实际上他们是「反全球化」的第一步，因为通常斗争是从反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事物，并说：「我们不要！」开始，而没有提出正面的另类选项。因此，既然他们是拒绝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丑恶的社会后果的运动，它们就是「反全球化」的运动。看看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举行的第一次「世界社会论坛」(WSF)，一大堆个人与大大小小的运动团体聚在一起，几乎全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大会的共同内容就是：新自由主义正导致社会退化，有张非常丑恶的「社会脸孔」，我们不要它，仅此而已。这是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强烈抗议运动，运动从那样的方式开始是正常的。但看看第三次「世界社会论坛」，已有长足的进展。

第一，因为美国的黩武战略这时已经明白可见了。美国的黩武战略并不是「9•11」之后（因而，甚至也不是在「第一次世界社会论坛」之后）才开始规划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着手。而且在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会搞垮苏联的迹象已露之际，就已明确表述过了，但当时人们尚未察觉美国在军事方面的野心，或者不够重视美国军国主义的重要性。现在，在第三次的「世界社会论坛」大会上，他们已完全了解了。此所以会有大规模的示威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

意兴阑珊的「民主」

■：顺便提一下，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有一百万人反战⋯⋯。

□：是的。这不仅因为人们喜爱和平。他们是爱和平，那并不坏，但这次运动起而反对的是我所说的「美国制造的战争」，也就是说，战争是经过策划，在华盛顿决定的，根据一整套控制全球的战略计划，先在那个区域发动，但接着又向前推进。那是用「希特勒征服世界的眼光」制订出来的战略，两者并无不同。

我们也可以继续比较这两个国家：德国曾是重要的工业国，但不是最强的工业国，正是为了弥补经济的弱势，希特勒才发动战争：「我们会征服欧洲，我们会征服俄国，我们会从乌克兰的奴隶手中拿到免费的玉米，我们会有不要钱的法国奴隶」等，那就是希特勒的憧憬，跟美国当今的憧憬很接近，他们的本质雷同。

这次的反战运动向前跨了一步，很大的一步，它表现了运动如何连结经济（或社会）和政治层面，此所以现在世界社会论坛的章程不只是聚集反自由主义的运动，而是把反自由主义和反美国军国主义的运动结合起来，这非常重要。

■：有个小细节：现在的反战斗争和60年代的和平运动有何差别？和平运动的规模也非常庞大，看起来很相似。

□：60年代的和平运动反对的是以前的战争型态（可称之为殖民战争的遗绪），基本上是指巳属过去的越战；我是说，只要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得太过激进，美国就要加以制止，越南就是这种情况，但越战已属前个时期。现在是侵犯性的战争，是美国为了用武力控制全球而策划的一系列战争。

■：好，这非常重要。

□：第三点，在从正面提出具体的另类选择上也有长足的进展，我们可以说，即使理论、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同，几乎每个人（不是每个人但是大部分活跃的运动者）同意或汇聚在三个领域内的三条战线上。

第一是社会进步，这个社会进步并不是社会主义，不是另一套经济社会体系，但对不同国家的人民来说，其内涵是清楚的。对那些曾有社会福利等制度的国家，像欧洲，社会进步就是继续维持社会福利，在曾有优良社会制度的国家，像前苏联，社会进步就是捍卫其成果。大体上说，社会进步意指平等或尽可能减少不平等。我不喜欢这种说辞，但「公分母」就是消灭贫穷，也就是说，减少不平等，事实上，认真说来，我们不是在「慈善」的价值体系中消灭贫穷，而是减少不平等，选择容纳更多人而不是排斥人的发展模式。

第二是他们正朝向深化民主的需求汇集，那就是有传统定义的多党制、自由结社等民主，但又不仅止于此。民主的目的何在？民主必须有助于社会进步，而不仅是我所说的「意兴阑珊的民主」，你可以自由投票，但没什么用，因为国会没有实权，因为是市场在决定而非议会决定，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你干嘛投票？这种民主的衰败（在西方国家本身！）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新民粹主义和半法西斯主义那类东西。这也会使前苏联、东欧和南方国家民主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俄国人明天可能会自问，投票所为何来？

草根层次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变化

■：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大部分人对民主抱持相当负面的态度，因为民主对日常生活中的经济、社会问题毫无用处。

□：是的，所以，我看到的是一股强劲的成熟趋势，如同历史上常见的，成熟的程度不一，但认识到要深化民主并把它和社会进步连系起来是日益成熟了。为了社会进步的民主，这样的社会进步不同于以往的模式，不论是过去苏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或是我说的南方国家的民族民粹主义，都用非民主的方式达成社会的进步，是政府从上而下推动的，而非通过民主。

第三个正日益成熟的领域是了解到，如果不根据承认国家权利（不仅是法律权利）的原则建立全球体系的框架，就不可能通过民主来达成社会进步。

■：抱歉，有件事牵涉到第二点的民主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补充说，人们也越来越了解到我们应该超越旧式的民主方式，发展像是参与式民主、草根民主这类事物？

□：那当然，这与旧的组织形式（政党等等）渐渐失去信任和效率有关。

■：就是你一开始就提到的⋯⋯

□：是的，人们想要再创造，需要再创新的组织形式。

回过头再谈，第三个愈趋成熟的层面或领域是了解到，如果国家之间的关系、国际组织、全球组织的模式不修正，如果不改变由中心国家（特别是美国）支配的等级结构，为伙伴之间的协商谈判留下余地，就不可能透过民主推动社会进步。此即我所谓的「协商下的相互依赖」，这种相互依赖不是透过强者通吃的市场，而是通过协商。

而这正是美国亟欲去之而后快的，此所以美国对待联合国与希特勒对待国际联盟完全如出一辙，「我们不在乎安全理事会投不投票，我们会自行开战，我们照轰炸弹不误。」，这并不只在法理上全然违法（顺便提一下，这是场违法战争，因此，根据法律，那些决定要开战的人是战争犯），这也是完全退化。人们了解这点，于是便起而反对美国制造的战争。
所以说，我认为运动进展很快，也许也有人可以说还不够快⋯

■：我认为这个运动非常快，两年间跨了一大步，真难以置信⋯

□：是啊！不可思议。我们在世界论坛、在海得拉巴（印度）的亚洲论坛，在佛罗伦萨（意大利）的欧洲论坛，以及我参加的许多国家的社会论坛，都看到了惊人的进展。他们同声相应；当然，我们仍未窥全貌。我们在社会论坛看到的是冰山的顶端，我的意思是，发生变化的是在局部的层次，在草根的层次，正是在那个层次进行着政治斗争和政治变化、社会力量的平衡或不平衡，反映在全球层次上，就是我们在全球社会论坛上所碰到的了。

但是这运动仍然涣散，我所谓的涣散是什么意思？首先，在国家的层次涣散：我不是梦想要回复到过去领导一切斗争、权力集中的先锋党，因为这不是人们所要的，可能也不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但是我们需要人民阵线，需要在每个国家有具备战略目标的人民阵线。

即使它是在尊重政党、组织与特定目标的分岐下妥协的产物，在国家的层次，我们需要某种连结我们的目标的共同纽带。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在区域的层次也需要人民阵线，因为在某些区域中国家层次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比较强些，欧洲就是这种情况，但对拉丁美洲（反对FTA运动）、非洲也一样。也许除了几个主要大国（世界上有五个大国：美国、俄国、中国、印度、巴西），除了本身是大陆国家的之外，我们需要区域的层次。即使是俄国的情况，前属苏联的国家也需要区域的联合。

最近几年来很少有建立起国家人民阵线的例子。但只要建成了，就有取得胜利的巨大潜力。巴西就是这种情况，鲁拉与巴西工人党（PT）、巴西总工会（CUT）、无地农运动（MST）一系列组织，包括巴西共产党和其它组织，连手取得了胜利，我不准备再谈巴西的未来与鲁拉上台后的困难。

■：但胜利本身就非常有代表意义了⋯

□：是的，但我看不到多少国家已到了变革的关头，寥寥无几，也许某些小国，如此而已。我说的运动涣散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在世界社会论坛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要克服涣散，创造第五国际也不是个办法⋯⋯

□：没错，创造第五国际会非常危险，可能会失败，也会很糟，或许以后会出现，我不知道，但人民阵线不是创造第五国际的工具或手段。

■：非常谢谢。

萨米尔‧阿明与「另立全球化运动」

阿明晚年积极投入从「反全球化」到「另立全球化」运动的国际串联。从Anti 到Alter，他偕同国际上无数的非政府组织、工会、知识分子，共同探寻「另一个可能的世界」。他目前担任「第三世界论坛」（Third World Forum，TWF）理事长暨「另立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WFA）主席…

文◎林深靖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是享誉全球的政治经济学大师，1931年生于开罗，父亲是埃及人，母亲法国人。 阿明毕生始终站在论述与实践的最前线，重要著作有：《不平等的发展》（1973）、《历史上的阶级与国家暨当代危机》（1979）、《在世界体系中的省思》（1988）、《混沌帝国》（1991）、《全球化的挑战》（1996）、《资本主义的幽灵》（1999）、《新自由主义的病毒》（2004）、《为多极世界进言》（2005）……等。

阿明晚年积极投入从「反全球化」到「另立全球化」运动的国际串联。从Anti 到Alter，他偕同国际上无数的非政府组织、工会、知识分子，共同探寻「另一个可能的世界」。他目前担任「第三世界论坛」（Third World Forum，TWF）理事长暨「另立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WFA）主席。

「另立世界论坛」创立于1997年，是当今「另立全球化运动」（alterglobalist movement）的主要工作团队。

1999年，WFA与法国《外交世界月报》、ATTAC以及国际上重要工会组织、农民团体、妇女团体、环保团体等共同组织「另外一种达沃斯」（The Other Davos）工作坊，「另立全球化运动」自此发源，同时也种下了「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WSF）的种苗。

自2001年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在巴西愉港（Porto Alegre）开办），以迄第八届在肯亚首府奈若比（Nairobi）的大会，WFA一直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

2006年，当世界社会论坛在马利首府巴马柯（Bamako）举行时，在WFA的倡议之下，召集国际上主要运动团体代表约2百人，另行安排一天半的时间举办工作会议，以便更深入探讨问题，凝聚共识，设定未来运动的方向与标的。也在这一年，2百人团发表了「巴马柯共同呼吁」（Bamako Appeal），被视为另立全球化运动发展过程中结合理论、实践、形式分析与行动建言的重要文件。WFA主席萨米尔‧阿明和执行长弗鸿沙‧巫塔（François Houtard）正是「巴马柯共同呼吁」的主要起草人。

「另立世界论坛」扩大会议预定于2008年10月13日到10月19日在委内瑞拉首府卡拉卡斯（Caracas）举行。

2003年底，笔者到巴黎参加「欧洲社会论坛」(WEF)，在会场上遇见俄罗斯学者布佳林（Aleksandr Buzgalin），晤谈之后，他送给我一本简陋编印的小册子，是他访问阿明、巫塔以及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纪录，主题都围绕在「另立全球化运动」的理论与实践。2007年秋，笔者到欧洲访问几个国际NGO团体，途经巴黎，特地拜会萨米尔‧阿明本人。长谈一个下午之后，阿明又邀约在一家意大利餐馆共进晚餐。言谈之中，更进一步体认到阿明力推「另类思维」与「另类实践」的用心。

2008年8月，已经77岁高龄的阿明将首度访台，并接受浩然基金会的安排，在南北两地各举办公开的演讲和工作坊。

在阿明抵台之前，我们特别介绍杜继平所翻译的，布佳林访谈阿明的纪录稿。透过这篇访谈，我们可以一窥阿明对于「另立全球化运动」的基本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