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形势下的思想文化革命与创新

中国新形势下的思想文化革命与创新

田忠国

（作者按：写完本文后，我又读了一些持右倾观点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发现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一提左，有人就来气，以为左就是专制、就是不自由、就是反改革，面对这种观点，我不知道是该哭好，还是该笑好呢？因为，所谓左，就是坚持人民大众的利益，反对少数人为获取利益危及到大众的基本生存条件，这有什么不可呢？难道说中国的改革非得改到刀对刀、枪对枪的暴力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才算成功？我个人认为，改革真正的成功，少数人认同，大多数人也认同才能算真正的成功，而不是少数改革家独享改革成果，或者独享掠夺来的社会成果说了算。再说，少数人需要自由，特别是掠夺的自由，难道说平民百姓就没有诉求自己权利、利益和公平正义的自由了？如果这个社会仅仅有少数人掠夺的自由，而多数人没有诉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和自由，我敢断言，中国就离天翻地覆的暴力反抗潮就不远了。二、持右倾观点的先生认为，人天生是自私的，而自私是人的最大自由，最高权利，任何人不得批评，批评就是反社会、反改革、反进步，但是，这些先生大概忘了这样一句古话：盗亦有道。难道说，因为人的自私性，一个社会就不该有约束自私的自由价值标准了？而让欲望毁灭中国的价值秩序、毁灭中国的未来、不同群体间相互毁灭，才是中国改革努力的方向？若如此，人们还要为社会发展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干什么，大家到一块你砍我一刀、我砍你一刀，砍死、砍光，完事大吉，这样不是比辛苦的付出后再相互砍更好？因为这样毕竟省略了辛苦的付出。看完那些文章，我倍感有写本文的必要）　

什么是中国的新形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所谓的思想文化革命与创新就找不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找不到正确的发展方向，所谓的革命与创新就无从谈起。因此，在谈思想文化革命与创新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分析一下今天的国内新形势。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明确说，中国坚定不移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由于权力机制和确保社会主义的制度机制不健全，在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痛彻肺腑的感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变了，变成权贵资本主义了。为什么中央决策和人民群众感受到的不一样？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制度机制有问题，没有起到确保中央政策原封不动的落实到人民群众中去，另一方面也说明，在中央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这个中间层出了问题，甚至是严重问题。据香港媒体透露，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说过，共产党变质了。这个判断不知是不是胡总的，如果是，说明胡总的判断和人民群众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胡总的心和平民百姓的心是相通的。

共产党变质，这就是新形势。变质的标志是：一、贪污腐败，极力出卖主权经济。二、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崇尚资本权重民主为精英追求的最高目标。三、倡导只有自私、等级才是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的封建文化和丛林文化，剿灭无私、有益社会、有益他人的价值秩序。这三种现象，既是中间层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所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也是中间层制约中央、对抗中央的基础条件，而产生这个基础条件的就是中间层的权力潜机制。

因此，只有打破中间层的权力潜机制，才可能使中央与底层民众有一个良性互动，制约中间层对上对抗中央，对下镇压民众，彻底走出困扰中国有序发展的艰困局面。

但如何有效破除中间层的权力潜机制呢？我个人以为，一要坚持中央任命与人大票选、票免和人民票免相结合的程序机制，二要坚持党内民主和人大代表直选，并构建有效的程序机制，三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制度机制。什么是中央任命与人大票选、票免与人民票免相结合的程序机制呢？由中央任命各省、市级政府官员，并由本地人大代表票选产生，如果本地民众联名要求罢免政府官员的，可由人大和人民群众共同票免官员，我称这种方法叫票免制，只有这样，我以为才能在中间层打通中央与民众互动的通道。而党内民主，通过由下而上的党员票选出自己的（地方）代表，再由地方代表票选出更上一层的代表，人大代表也如此例。在此基础上，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十分必要的。

要做到以上三点，我以为很有必要做好如下的革命与创新：

一、以平权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思想文化革命与创新

思想文化的革命与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也就是就，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思想文化的革命与创新，战略哲学的创新、制度的动态创新、哲学文化包括科学技术的革命与创新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力，源于人人平权的人民民主制度机制，当然，人人平权的人民民主制度机制并不直接创造财富，本身也不具有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战略哲学的创新能力，但是，它却能为社会各种创新、政府各种创新提供强大的动力机制，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力挺人民民主的真正原因。在胡锦涛时代之前，也就是毛时代，中国共产党就以人民民主为自己的立国之本，因此，中国的前三十年，人民民主的各种实践不断，现在看，许多民主实践并不十分成功，还存在许多应该解决也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说民主的动态无序和社会情绪化高涨，给中国的民主建设和经济建设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也给一部分人带来了一定的伤害，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那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最动人也最有世界示范意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和创新，让中国人民第一次有了当家作主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豪感。但是，随着建设中心的转移，中国人民的民主实践从此中断，当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是，我们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完全忽略了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平权的人民民主动力机制，不仅忽略了，而且自觉把这一社会发展的最大的动力机制拆除了。在没有人民民主的动力制约机制的情况下，官员欲望、精英欲望，便如席卷一切的社会大潮，顷刻间碾碎了建国几十建构起来的、以公平正义、人人平权为核心的民主价值秩序，甚或碾碎了中国数千年形成的价值秩序，重构了以等级和掠夺为目标，但又以改革的名义、权贵资本化的制度秩序。从这一现实角度出发，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强调继续解放思想就不难理解了。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必须来一场以平权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思想文化革命与创新，解构以等级为主体、以掠夺为目标的权贵资本秩序，打通中央与民众良性互动的通道。当然，这需要每个社会成员共同承担起自己应该尽到也必须尽到的社会责任，以和平斗争、理论斗争、网络斗争的方式，争取中央的最大支持。这样说，有人一定认为我是个革命分子，但其实，我只是个思想革命分子，是个平民主义者，是个捍卫国家主权经济、捍卫党的权威和人民民主权利及利益、捍卫人民民主价值秩序的主张者和探索者，因为，在我看来，不论是一个社会，还是社会中的某个成员或全体成员，没有思想文化的革命，就没有思想文化的创新。说到底，思想文化的革命，是思想文化创新的基础，试想，一个人或一个社会，满足于早已形成的思想观点，千年不变，万年不改，这个人或社会又如何想到创新？怎么创新？

现在，有人一听到革命两个字，就像挖了他的祖坟那样，拼命叫喊中国的灾难来了。其实，透过这声叫喊，我们不难发现，叫喊者并非真的害怕中国灾难来了，而是害怕失去经过几十年努力建构起来的等级制和掠夺自由的天堂，至于党和共和国的前途命运、中国灾难，他才不管呢。因为，在充分享受掠夺自由的快感之后，在中国真的灾难来临之前，他可以一走了之，摇身一变就成了外国人。君如不信，请看看大批的裸体官员和裸体精英，就懂得叫喊者心灵深处的奧秘了。

再说，制造中国灾难的是等级制下的自由掠夺，而不是反对等级制和自由掠夺，因为，等级制下的自由掠夺，是制造中国灾难的根本原因。避免中国灾难的唯一出路，就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团结在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破解权贵精英资本阶层对中央的围困，用人人平权，人民民主的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解构今天事实上早已形成的等级秩序和自由掠夺秩序，创建新的和谐社会秩序。

二、以民主价值为核心目标的制度革命与创新

能够确保人人平权，人民民主的价值秩序在社会上动态有序运行的，我个人认为，只有在这种价值秩序指导下，构建以平权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因此，中国不经过制度的革命与创新，也是不行的，因为，人民民主没有规范的制度秩序，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失去保障。但是，在此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是程序再先？还是制度决定程序呢？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在中国，这个问题一直困绕着制度建设，比如，有的制度出台了，但是没人执行，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官员队伍执行力差，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制定制度时，根本没有考虑制度逻辑闭环性，造成有制度，但无法执行的困境，再一个方面，说明制度缺乏制度的程序逻辑，导致制度的无法操作。所以我认为，价值观念决定如何选择、设置程序，同时，价值逻辑必然给出一个制度答案，也就是说，价值逻辑是规范程序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人们常说的制度。当然，以人人平权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它需要一个从思想萌芽，到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完善、修正的过程，同时也要考虑阶级的客观存在，并为各个阶级间创造一个良好的、和平斗争的制度平台，抑制阶级差距过大引起的社会价值分裂导致的社会冲突。在人类社会中，完全消灭差距存在一定困难，但经济上的差距，不能成为一些人反对政治经济平等权的借口，更不能成为建构封建等级制的根据，何况，在今天的中国，贫富差距并不是因为能力问题造成的，而是权力形成机制和权力占有资源造成的，使整个社会丧失了维护社会道德和公平正义的机制功能。我认为，权力形成机制的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机制问题。中国已经犯过一错全错，不去总结经验教训，不去完善提升一概否定的错误，希望在以后的民主实践过程中，不再重复犯同类错误。

因此，要创新，就必须率先革命，同样，要创新，也必须有一个容错和纠错机制。没有容错和纠错机制，中国只能在原地舞蹈，永远陷入零起点的泥淖。

制度机制创新是这样，思想文化的创新也是如此，因为，人类思想文化的全部发展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革命与创新，并在容错与提升、学习与吸收、碰撞与发现、继承与摈弃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自私性，遮蔽了中国人照彻宇宙的、智慧的眼睛，变得短视也变得狂妄，但狂妄的深处，却遮蔽着精神软骨病和不可救药的自卑。从一些人对毛泽东的仇视和对西方思想文化仰视的文章中，我们悲凉的感到，真正阻碍中国发展的，不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军事外交、制度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而是建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军事外交、制度文化”的基础，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精神与思想文化的缺失。因为，思想文化不足以支撑发展的需要时，可以重新思考，并在思考中创新，为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但是，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精神一旦缺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创新能力。而培育这种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年二年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还认为，世界上只有不愿约束的权力，没有不愿接受管理的民众，由此可知，人民民主制度的重点在于节制官员，而不是节制民众，更确切的说，应该由民众节制官员，而不是相反。

同样，程序设置的关键，是民主流程的同步互动。

当然，要让整个官员体系同步互动起来，要明确岗位，明确责任，明确工作程序，更为重要的是，要有问责。我一直认为，没有官员的问责制，就没有系统执行，而没有系统的执行力，要做到同步互动是根本不可能的。

问责制应该有两个层次，一个是系统本身的问责机制，另一个是民众的问责机制。

三、以提升收入水平，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以民意决定经济决策倾向为目标的革命与创新

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再加一个权重式民主（根据资本多少分配权利资源的一种方式，有人称经济民主，权重民主，实质上就是资本民主，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就是有的精英说的“改革朝已知方向转变”的方向。但是，十七大报告明确告诉我们，那不是中央的“已知方向”，而是精英的“已知方向”。中央的“已知方向”是全民平权的人民民主，而不是权重式民主。精英们为了配合“已知方向”，一是制造等级制度，二是制造自由掠夺潜机制，三是出卖主权经济，与国外反华势力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并通过拉大贫富差距，刺激社会矛盾与冲突，迫使中央就范，朝精英的“已知”权重民主改变，从而达到权贵精英自由掠夺国家和民众财富的目的。由此可见，经济问题从来就不单单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但精英们为了掩人耳目，便硬生生的给经济和政治分开了家，在经济理论研究的名义，为颠覆国家政权创造理论条件。

在精英的“已知方向”推动下，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走了一条以外向型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路子，而这条以外向型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之路，为美国洗劫中国财富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几年前，我在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时，只是怀疑有人居心不良，但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个怀疑的正确，也只能用发展过程中的错误或失误安慰自己。甚至在南方，在深入调查南方企业的过程中，我发现南方早就资本化了，当时认为，资本化虽然有种种蔽端，包括管理能力低下，原材料浪费惊人，产品又处在价值的低端，工人收入低等等，但却激活了用人机制（双向选择），仅此一点也显示了南方的活力，但我也发现了南方活力的致命伤，并断言，仅就管理能力和创新能力上说，如果一旦国家改变发展战略，迫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或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那些企业必死无疑。现在看，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现在，资本方呼吁改变产业政策和强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声音甚高，但为工人利益呼吁的声音严重缺位，这说明，中国的经济理论，还是处于西方资本自由掠夺论是经济发展必须经过的路径的阴影下没有走出来。对于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国家而言，自由经济是洗劫处于价值链低端国家的自由掠夺规则，而一个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国家，主张放弃经济自主发展原则，完全按照自由掠夺规则办事，既便主观上不是出于卖国的目的，但客观也已经是卖国了。

发展主权经济，保护国家和民众利益，中国就必须创新自己的经济学，来一场经济学理论的革命，并制定自己经济发展的价值规则，其中，既包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理论和规则，更包括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而经济理论必须解决的，就是如何更好的保护国、民利益的同时，与世界交往，同时，也必须明确经济发展的唯一责任就是为民造福，助国强盛，而不是相反。但可惜的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研究的竟然是如何为别国的国民造福，为本国民众造罪和如何削弱本国的经济实力。试想，如果卖就能卖出一个强大的美国，美国就不用四处掠夺了，也不用为本国经济设置那么多防火墙了。

从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得失经验看，以提升收入水平，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唯一的正确选择，因为，发展经济的目的毕竟为了本国人民生活得更好一点，生存环境也更好一些。有人说，前三十年很穷，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但是，要知道，当时的贫穷一方面是历史积累的贫穷，另一方面也是基础性贫穷，也就是说，是由历史的贫穷积累下的，但就在那种历史积累的贫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硬是创造了三个奇迹，一是政治道德奇迹，二是工业基础和科学发展奇迹，三是经济发展速度奇迹，令世界震惊，也令世界仰慕，为中国赢得了重要的国际地位。因此，我以为，前三十年的发展，不仅值得夸耀，还值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自豪。

但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都会有曲折、有起伏，这就需要民意表达机制决定经济决策倾向，确保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偏离本国人民。因为，一个国家只有给人民保护自己追求、信仰、利益的权利，人民才能尽到保护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责任。而一个不给人民保护自己追求、信仰、利益权利的国家，必是因为精英统治的结果，也必然会被人民群众以暴力还暴政，世界发展的全部历史，就是一个反复诠释人民群众以暴力还暴政的过程。

也因此，经济自古以来就是个政治问题，也就是说，是个人民权利决定经济发展和平等分享、民权制约官员权力的政治问题。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在平权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共同创造、共同参与、共同管理、平等分享的政治模式，是经济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

四、以独立自主的战略哲学为目标的革命与创新

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利国利民，还是损国害民，决定于是平民思想、平民情感通过制度机制，形成国家的发展方向，还是由精英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导致的不同结果。由此可知，民权不仅仅是个个人权利的问题，而是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问题。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只有到了毛泽东时代，民权才在中国焕发出动人的光芒，但是，当时，在这个光芒遮掩下，人们并没有看到光环下的阴影，看到无序下的伤痛，人们看到的只是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美好，一味沉醉于自由权的狂欢之中。殊不知，自由权也是一种价值秩序、一种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公众、公众与个体之间的对称责任。

在这个国家发展方向的上空，一定要有一只智慧的、洞悉未来的眼。这只智慧的眼，我称之为战略哲学。而战略哲学，是思想文化积淀到一定程度，站在全球视野下焕发出来的智慧的光芒。但是，战略哲学第一要和民意融为一体，第二，一方面要有把战略哲学转化为具体操作的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有战略哲学的管理机制。

从国际视野的角度讲，国与国之间的这竞争哪竞争，都是一般层次的竞争，而最高层次的竞争，则是战略哲学的竞争，因为，战略哲学往往是撬动世界格局的杠杆点，是洞悉国内、外发展趋势、掌管全局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国家不怕经济军事实力相对较弱，而怕缺乏自强不息的精神、吞天纳地的广博襟怀和雄视宇宙的战略哲学。

比如，从历史上中、美较量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朝战还是越战，也不论是台海对峙，美国输给中国的不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或军事实力，而是战略哲学，因为，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中国在经济、科技和军力上，都不是美国的对手，但事实上，中国赢了，美国输了。

在今天的中、美经济战中，美国不费吹灰之力，从企业到金融，轻轻的就抓住了中国的心臓。我个人以为，中国输给美国的表面上是经济，而实则是战略哲学。

中国，还会站在世界发展的高度，重掌战略哲学的帅印么？

或许，从经济战到武装战争，仅有一步之遥。

五、以平等互惠的国际民主价值文化为目标的革命与创新

在美国世界霸权主义主导下，本来多元的世界，在美国民主霸权鞭子的驱赶下，一个个国家几乎成了它任意宰割的羔羊。因此，中国应该创造平等互惠的国际民主价值新文化，解构美国的民主霸权，扩展中国在世界上的无形空间。但是，在扩展中国的无形空间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占居国内的无形空间。但是事实上，国内的无形空间，不仅大部分被美国鹦鹉所占领，而且，美国鹦鹉还占居了各个不同层阶的权力空间，这一无情的事实，不能不令人悲哀，也不能不令人忧虑。照此发展下去，我不敢设想中国五年后的样子。

　2008年7月29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