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打假党史——给中央党史的第二封信

中央党史研究室　　

宣教局局长陈夕：　　

　　

    你好！　　

4月25日，我给你写的第一份报告，其中主要反映了一些无德文人和党混打着宣传革命先烈的幌子，恣意编造假历史歪曲王尽美的光辉形象的问题。事实上，被歪曲形象的不仅是王尽美一个人。　　

我们山东参加“一大”的另一个代表邓恩铭，也是被那些利令智昏的文痞、党混猎取的一个目标。　　

现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一些人又要借这个机会大力宣传邓恩铭。我在2010年12月20日《荔波信息港》网站上看到一条题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剧本<邓恩铭>研讨会在贵阳召开》的新闻报道，转录如下：　　

“12月16日，三十二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剧本《邓恩铭》研讨会，由省委党史研究室在省委办公厅会议室组织召开。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等负责同志、专家，州委常委、州委宣传部部长王雯洁，副州长陈有德，省水书学会会长胡品荣，邓恩铭亲属等出席。　　

 与会人员就《邓恩铭》剧本的创作予以充分肯定，认为这是一部向建党九十周年献礼的佳作，是一部宣传贵州，提升贵州、黔南知名度的力作。三十二集《邓恩铭》剧本生动地展现了水族少年邓恩铭走出大山，寻求光明，投身革命的历程。邓恩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为党的一大代表，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不屈不挠，为崇高的革命事业英勇献身，其短暂的一生波澜壮阔。作者杨胜勇在较短的时间里，亲赴山东，收集、查阅了大量史料，表现出了极高的创作热情和严肃的创作态度，他在会上表示，为进一步增强作品的感召力，将对重大事件情节再度挖掘，对剧情结构完善调整。　　

王雯洁代表州委州政府对省委宣传部文化处处长罗舒、省文联副主席何光渝等同志就作品提出的很好、很重要的指导意见表示感谢。她提出通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邓恩铭》的创作，对进一步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弘扬我们党艰苦卓越的光辉历程，激励后代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针对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邓恩铭》剧本的打磨，要进一步增强精品意识和认识高度：革命先驱邓恩铭不仅仅是我们黔南、贵州的，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党员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参加研讨会的还有荔波县委书记闵路明、荔波县县长陈稠彪，州史志办主任陆兴和，州文联主席苏红及新华社、贵州日报、贵州电视台、黔南日报、黔南电视台等省内外主流媒体的负责人和记者。”　　

看来，贵州已经兴师动众在搞三十二集的《邓恩铭》连续剧了，被“认为这是一部向建党九十周年献礼的佳作，是一部宣传贵州，提升贵州、黔南知名度的力作。”这部“佳作”、“力作”，能做到客观真实反映历史的情况吗？　　

从2010年12月25日《荔波网》的一篇题为《黔中大山的骄傲——评电视剧<邓恩铭>》的稿件中，发现，贵州已经有了一部四集的《邓恩铭》连续剧已经播出了！　　

这篇评论说：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党的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一位代表是从黔中大山之中走出去的,并是其中惟一的一位少数民族代表。他就是1901年出生于我们贵州荔波一个水族农民家庭的邓恩铭。他是贵州人民的骄傲,是黔中大山的骄傲!　　

4集电视剧《邓恩铭》,用电视艺术的语言向广大观众形象地介绍了这位早期的共产党人。通过电视剧这种大众文化的形式,进行党史知识普及和党史教育是十分有意义的,也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自然,其前提必须是寓教于乐,而不是图解政治,图解人物,作一番干巴巴的说教。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应该说《邓恩铭》一剧是获得成功的。这部电视剧算得上我省近年来弘扬主旋律的一部佳作。　　

该剧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创作的。由于年代久远和历史的原因,编导所能掌握的素材看来并不甚多。我们从有关的党史材料中仅能得知这样一些情况:邓恩铭在贵州家乡度过了他的少儿时代,1916年随其叔父到山东,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五四”运动后与王尽美共同组织进步团体“厉新学会”,创办了《厉新》半月刊。1920年与王尽美等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春又一起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与王尽美共同建立和发展山东的党组织。1922年1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王尽美因病去世后,由他接替负责山东党的工作。他先后领导和组织了多次工人罢工斗争。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中共青岛市委书记。1928年秋,由于叛徒出卖,在济南被捕。1931年4月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济南,时年30岁。现今我们看到的这部电视剧对上述史实作了真实的再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艺术虚构,丰富了故事情节,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邓恩铭烈士可歌可泣的艺术形象,同时也增强了全剧的可视性和艺术底蕴。”　　

不用看全部四集《邓恩铭》，从评论中就暴露一些违反历史事实的错误：　　

1.邓恩铭是1917年夏随婶母来山东的，不是“1916年随其叔父到山东”；　　

2.“励新学会”，不是“历新学会”；　　

3.《励新》半月刊，不是《历新》半月刊；　　

4.“1920年与王尽美等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错了。济南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1921年8月王尽美、邓恩铭开完“一大”回济南后成立的；　　

5.“1921年春又一起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错了。济南根本没有建立这么个小组；　　

6.“是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与王尽美共同建设发展山东的党组织。”错了。“一大”后，山东没建立党组织。山东的党组织是“二大”以后1922年8月才建立。那时邓恩铭已脱党，不是共产党党员了。　　

7.“1928年秋，由于叛徒出卖，在济南被捕。”错了。邓恩铭是1929年1月19日晚在济南和情人魏玉新一起被捕的。　　

更妙的是，评论说：　　

   “该剧的第一集,主要描绘了邓恩铭少年时代在家乡从私塾到新学的求学过程。其中着力展现了他倔强的性格和对旧中国民族灾难及阶级矛盾的初步认识,并编织了他与香妹同窗纯洁的友谊,为他们日后志同道合相聚相恋埋下伏笔。这里顺便说一说,这两个年轻人聚散离合带有传奇色彩相恋的故事贯穿全剧,虽然属于虚构的部分,但却显得较为自然,使全剧增色不少,并成为剧情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无情未必真豪杰”,革命的浩然正气与儿女情长在全剧中水乳交融是该剧的一大成功之处。”　　

行！不用我再啰嗦了。一部“革命的浩然正气与儿女情长在全剧中水乳交融”到底是“真人真事”的《邓恩铭》，还是属于“虚构”的“带有传奇色彩相恋的”戏说《邓恩铭》？由看官们去评说吧！　　

一部四集的连续剧就出现这么些问题。那么，三十二集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剧本《邓恩铭》又会有多少问题呢？真是天知道！　　

我在2001年6月，写了一篇题为《救救党史》的材料，揭露山东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塑造假邓恩铭的错误行为，分别呈报给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同志和6位副书记。我给吴官正同志他们的信，在我给你的第一份报告中已经引用了。现在，我把我写的《救救党史》材料给你寄来（见附件一）。另外，我把李肇年的《民族的楷模》原稿也给你寄来（见附件二）供你参考。这对你们了解情况可能有所帮助。　　

我的《救救党史》是我作为给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献礼的。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但是造假邓恩铭的现象，却越来越猖獗，应该引起你们的重视。　　

以上，请中央党史研究室考虑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此致　　

敬礼！　　

                                党员  曲 琦　　

                              2011年5月9日5点45分　　

　　

抄报：　　

   习近平、姜异康、姜大明、刘伟、高晓兵、常连霆同志

　　

附件一：　　

　　

救 救 党 史！　　

——献给中国共产党诞生 80周年　　

　　

曲  琦　　

　　

　　

目     录　　

　　

一．五四运动（1919年）时的邓恩铭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　　

　　领导过济南的学生运动 　　

二．邓恩铭去南开参观，和周恩来同志挂不上钩　　

三．《灾民的我见》是一篇改良主义的范文 　　

四.“康米尼斯特学会”是一幢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五. 1920年3月，王尽美根本不是“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通讯会员，　　

　　济南也没有什么“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六. 1920年春，维经斯基来济南和邓恩铭、王尽美见面商谈，只是“尚未　　

　　见确切文字证据”的“老一辈同志的传闻”，根本没那回事　　

七. 励新学会和《励新》半月刊是胡适理论的产物,按胡适理论行事，与马　　

    克思主义是对立的　　

八. 励新学会不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阵地”，根本没有“积极组织　　

　　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九．《励新》半月刊不是王尽美、邓恩铭“加强社会主义宣传的阵地”， 也　　

　　不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阵地”，没有同无政府主义思潮展开斗争，　　

　　而是大力宣扬杜威的教育思想，热情歌颂无政府主义，公开反对共产党　　

十．光怪陆离的康米尼斯特学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和励新学会的三角关系网 　　

十一. 党的“一大”前，山东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十二.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余世诚、刘明义丧失党的立场，伪造历史，　　

      齐声讴歌被镇压的汉奸卖国贼宋介，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 　　

十三. 1922年邓恩铭没去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  　　

十四.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伪造中国共产党历史，邓恩铭根本不是党的　　

     “二大”的代表，“二大”时邓恩铭已不是共产党员　　

    十五. 邓恩铭是1923年9月到的青岛，不是4月，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在造假 　　

十六. 1926年6月,邓恩铭秘密回青岛恢复遭破坏的党组织,纯属虚构 　　

十七. 1927年上半年邓恩铭没有干过省委书记　　

十八. 邓恩铭是一个生活阔绰、不能无产化、主观冲动、迷恋爱人、未能充　　

      分切实负责工作的第一个受处分的山东省委书记 　　

十九. 虚构骗人的邓恩铭临刑前的悲壮场面 　　

二十. 邓恩铭是个什么样的“民族的楷模”　　

二十一. 必须严打党史造假，还中共山东地方史以清白 　　

二十二. 画蛇添足或多余的话 

　　

瞧！李肇年先生又在造神　　

余世诚、刘明义是制造假党史的大户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是造假贩子的靠山、代理人陈楷、林保义把山东的党史工作引向邪路还中共山东地方史以清白　　

　　

山东党史研究工作当中造假的问题，由来已久。过去，那些造假分子只是分散的个体户，影响面小，危害性尚不大。但是近十几年来，一些能量大的造假分子采取各种手段，已经侵入到山东党史研究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里面，在那里找到了坚实的靠山。他们紧贴在一些不懂党史但手握大权的党史工作领导人的身边，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保护伞和代言人。因而，制造假党史的造假分子的气焰十分嚣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造假活动更为猖獗，已经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因此，必须给以坚决打击！　　

今年1月前后，党史造假分子利用邓恩铭出生100年的机会，又掀起了新的一波声势浩大的造假造神活动。最典型的是发表在2000年第6期《山东党史》上面，李肇年先生写的题为《民族的楷模》的文章。　　

李肇年先生为邓恩铭造神，并不是始于今天，早在22年前就开始了。那时，他就用同一题目——《民族的楷模》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79年7月2日的《光明日报》上。随后，他又单独或与别人合写了七八篇关于邓恩铭的文章，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甚至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不屈的共产党人》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光照千秋——山东革命烈士事迹选》这样有权威的专集，都收入了李肇年写的关于邓恩铭的文章。篇数之多，在全国同行中首屈一指。　　

为了缅怀对人类对人民对社会有重大贡献或在某些领域有卓越成就的历史名人，写纪念文章，是完全应该做的，这是一项对教育后人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也是一项极为严肃的工作，必须完全忠实于历史名人和历史事实，必须对历史名人和历史事实负责，不能有丝毫的歪曲，更不允许任意伪造。　　

但是，遗憾的是，有那么一伙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打着纪念某历史名人的幌子，而在任意歪曲和伪造历史，随心所欲地干着捏造虚假神像的卑鄙勾当。他们粗暴地损害了历史名人的真实形象，粗暴地歪曲了历史事实。　　

在造神圈子里，李肇年先生已有20多年历史，可算得上是一个资深的祖师爷辈的顶级大师。他不仅在邓恩铭身上造神，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王尽美身上造神。　　

1998年6月7日，王尽美同志诞生100周年时，他就写了一篇题为《短暂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的文章，发表在1998年第三期《山东党史》上面。写一篇还不过瘾，又和曰盛合写一篇题为《尽善尽美唯解放》的文章，发表在1998年6月7日的《济南日报》上。在两篇文章中，他们用移花接木和伪造历史等等手法，捏造了一个虚假的王尽美，并把他推上了神坛。对此，我曾写了一篇题为《满纸谎言的“赞歌”》的文章，进行批评揭露。　　

发表于2000年第6期《山东党史》的这篇《民族的楷模》，是李肇年先生为邓恩铭造神的最新杰作。他在7000多字的文章中，使出浑身解数，精心包装了一个光芒四射的邓恩铭的神像。　　

现在，我按《民族的楷模》（以下简称《民》文）的顺序逐一揭露。　　

　　

一．五四运动（1919年）时的邓恩铭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领导过济南的学生运动　　

　　

   《民》文说：　　

“……在五四运动中启发下（原文如此。——曲注），邓恩铭很快地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彻底推翻民族压迫，必须掌握救国救民的新思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开始积极参加和领导济南的学生爱国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邓恩铭经受了群众斗争的锻炼，思想认识迅速提高……他阅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开始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经过深入的学习、思考，邓恩铭的思想、立场开始发生革命性的转变，从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肇年先生在这两段用了360余字，把五四运动中的邓恩铭描绘成一个“阅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思想、立场开始发生革命性的转变”，“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开始积极参加和领导济南的学生爱国运动”，“从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　　

经过李先生这么一包装，乍一看，五四运动中18岁的邓恩铭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出类拔萃的杰出青年。那时，“《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日本的《日日新闻》还批评陈独秀、胡适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固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的潮流。”（引文同上）邓恩铭却“阅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很快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彻底推翻民族压迫，必须掌握救国救民的新思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的思想觉悟比陈独秀还高，它的“拯救中国”的道路比陈独秀还正确！　　

但是，掩卷而思，却又疑窦丛生。这可能吗？历史事实是这样吗？根本不是。　　

这两段文字，完全是李肇年先生精心编造的空洞的华丽词藻的堆砌，没有一点邓恩铭的具体实际事例可以佐证。　　

    1.李肇年先生说五四运动中邓恩铭“阅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既然是“大量”，就不是一两本、三五本，十本八本也算不上“大量”。不说几百本，起码也得五六十本，才够上“大量”。1919年五四运动中或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到底出版了或进口了多少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不知道。1991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这样说：　　

“到1920年下半年，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等先后被译成中文出版。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能读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不多的，他们中有些人如李大钊、陈望道、恽代英、蔡和森、瞿秋白等能从外文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一般说来，他们都还没有能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见该书第３８～３９页）　　

这里，我还可以提供一份资料，即1922年2月6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刊载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四）》。《通告（四）》说：　　

    “本会现已有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兹报如下：　　

         社会主义丛书 （外文书目17种略——曲注）　　

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译）　　

阶级斗争                                  （恽代英译）　　

  马克斯资本论入门                          （李汉俊译）　　

  马克思经济学说                            （李  达译）　　

  社会主义史                                （李  季译）　　

  社会问题详解                              （李  季译）　　

  社会问题概论                              （周佛海译）　　

  到自由之路                    （雁冰、凌霜、菘年共译）　　

  工团主义                                  （李  季译）　　

  共产党的计划、政治思想、社会结构学        （太  柳译）　　

经济丛书   （外文书目9种略——曲注）　　

工钱劳动与资本                            （袁  让译）　　

         俄国问题丛书（外文书目2种略——曲注）　　

劳农会之建设                              （列  宁著）　　

讨论进行计划书                            （列  宁著）”　　

　　

此外，历史丛书中尚有3种中文书籍，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略。　　

从《通告（四）》中所列书目看，有关社会主义和俄国问题的中文书籍，直至1922年 2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只收集有13种。这份资料，可以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所说，1920年下半年中国“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能读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不多的”作证明。　　

1920年下半年以前，中国“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能读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不多的”，直到1922年2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才收集了20多种中文书籍，而1919年“五四运动中”，邓恩铭却能在“如梦初醒”“沉闷的山东”（见《山东的文化运动》，载1919年12月28日《晨报》第三版），“阅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那简直是太幸运了！但，那时邓恩铭只是一个中学二年级的学生，他的外语水平，不可能像李大钊、陈望道、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那些人那样直接阅读外文版的书籍，中文版的还没翻译出版，那么，邓恩铭又怎么能“阅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李肇年先生肯定是知道的，否则他就不能说邓恩铭“阅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那么，就请李肇年先生讲清楚。另外，邓恩铭又“阅读了大量”的哪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请李肇年先生列出书名清单来。如果，李先生能够一清二楚地列出“大量”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的名单，那么，他在文章中所说就可以肯定，可以相信。否则，李肇年先生这不是在公开编造“历史”，用一些华丽词藻为邓恩铭造神，又是干什么？　　

2.李肇年先生说，邓恩铭“阅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从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用什么事实来证明，用邓恩铭哪些具体表现来证明李肇年先生说的这些，从文章中看不出来。但是，邓恩铭有一件确凿的事实，却有力地揭露了李肇年的做伪。邓恩铭在1920年12月写了一篇题为《改造社会的批评》的文章，发表在1920年12月15号出版的《励新》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面。邓恩铭在文章中，大声疾呼：“不能……人家说共产党好，我们也说好……人云亦云。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依我们答案：不唯不能实行，恐怕还落得一个过激党的头衔。”一个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就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在一年后的1920年12月竟然又声嘶力竭地喊出“不能……，人家说共产党好，我们也说好”，并且认为在中国“不唯不能实行”，还用“恐怕还落得一个过激党的头衔”来恐吓广大群众？一个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去积极发动广大群众组建共产党，反而恐吓广大群众连“共产党好”也不要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改造社会的批评》是邓恩铭1920年12月亲笔写的，谁也否不了。这篇文章不仅充分说明邓恩铭1919年五四运动时根本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到1920年12月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篇文章是对李肇年先生造神的有力揭露。　　

3.李肇年先生说邓恩铭在五四运动中，“开始积极参加和领导济南学生爱国运动”。查阅历史资料，五四运动中代表省立第一中学参加一些重大活动的，有张景文、王建兴、曹伯祺、李澄之和王香林等人。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一中学生会会长是张景文。　　

1919年5月10日，济南各校学生原计划在南门外演武厅开联合大会。城里各校学生为警察所阻出不了城，于是强借省议会开会。在演武厅的学生也蜂拥入城，与他们会合，讨论救亡办法，并公推工业学校、齐鲁大学、正谊中学和一中的6名学生去见督军和省长。代表一中的是王建兴。　　

山东省学生联合总会成立，代表一中参加学联总会的也是王建兴，并任评议部长。　　

1919年6月18日山东各界组织赴京请愿团，第一批代表有80多人，一中的代表是王建兴、李澄之两人。　　

1919年9月下旬，山东派代表到北京参加第三次请愿斗争，济南的4个代表中有第一中学的曹伯祺。10月1日，各地代表31（一说30）人，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10月下旬，一中的张景文去北京给济南的学生代表送过衣服和钱。　　

1920年3月，全国学联总会在上海成立，山东派出两个代表，其中有一中的张景文。　　

五四运动期间这些重大活动，都没看见有邓恩铭出头露面。　　

另外，李肇年先生在《民》文中说，“1920年6月，山东省立一中举行第三期学生会的选举”， 邓恩铭“当即被选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　　

李先生这里说的“1920年6月”这个日期很值得怀疑。因为，6月这个时候，是一个学期或学年的结束，马上要放暑假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学校在学期、学年结束放假的时候选举学生会的。一般都是在秋季或春季开学以后，新学期或新学年开始的时候，选举新的学生会。“1920年6月”这个日期虽然极不可靠，现在且不去深究，可以暂时存疑。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邓恩铭是1920年第三期学生会时才被选进去的，这说明，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生会里面没有邓恩铭，也就是说1919年在五四运动期间领导一中学生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一中学生会当中没有邓恩铭。既然如此，邓恩铭又怎么能在五四运动中“领导济南的学生爱国运动”？他以什么身份去“领导”？　　

邓恩铭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根本没有“领导济南的学生爱国运动”，甚至连一中一个学校的爱国运动他也没有领导过，因为他没有合法的身份。说邓恩铭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可以，但积极参加并不等于领导。所谓邓恩铭五四运动中“积极……领导济南的学生爱国运动”，是李先生为邓恩铭造神编造的神话。　　

　　

二．邓恩铭去南开参观，和周恩来同志挂不上钩　　

　　

《民》文说：　　

“这年（1920年——曲注）9月，山东省立一中自治会组织参观团，到天津南开中学参观学习。邓恩铭以学生会出版部代表的身份，随同前往。邓恩铭到达天津后，非常关注周恩来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他详细地了解了周恩来组织和领导的‘觉悟社’，还阅读了‘觉悟社’出版的刊物《觉悟》。从周恩来的革命实践中，邓恩铭获得了极大的启示和教育，从而更坚定了他的信念：学生运动必须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坚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他立即与学生会出版部的学生商议，如何在当前全国返回济南后（此处不通，原文如此。——曲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阐明立场，大力宣传，将山东的学生运动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　　

1920年9月，邓恩铭确实是去了天津，这从1920年9月14日他给父母的信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参观南开中学是一回事，“详细地了解了周恩来组织和领导的‘觉悟社’”又是一回事。不能说邓恩铭去参观南开中学了，就一定也“详细地了解”了“觉悟社”和“周恩来的革命实践”。是否“了解”了，应该有事实来证明。而李先生在这近300字中却没举出一件具体事例，全是空话连篇。　　

至于邓恩铭参观南开中学时，是否也“详细了解了”觉悟社和“周恩来的革命实践”，现在没有确凿的材料可以证实。但，我们也可以从当时的历史情况和觉悟社的情况来研究判断。　　

觉悟社成立于1919年9月，成员有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马骏、刘清扬等20余人。出版进步刊物《觉悟》，1920年1月20日创刊，只出版一期。1920年1月，周恩来、郭隆真、马骏等人被捕入狱，觉悟社转入地下活动。7月，周恩来等出狱，8月周恩来即赴法国勤工俭学。觉悟社余下的少数人因环境险恶，无法开展工作，渐渐停止活动。　　

邓恩铭9月去南开中学参观的时候，正是觉悟社停止活动的时候，人员也已离开学校。南开学校当局绝不会把觉悟社的活动当作光荣来向外界宣扬，绝不会开辟什么“觉悟社办公室遗址”或“周恩来革命活动纪念室”一类的景点，让导游小姐带领参观，进行革命教育，像现在的济南一中为邓恩铭塑像什么的。那么，邓恩铭去了以后，通过什么渠道能“详细地了解了周恩来组织和领导的‘觉悟社’，还阅读了‘觉悟社’出版的刊物《觉悟》”？难道南开中学学校当局还把已停刊8个月的《觉悟》创刊号公开拿出来展览供参观者“阅读”吗？这一点，李先生应该拿出确凿的事实来向读者交代清楚。　　

这里，我再提供一点1920年的济南一中的情况：　　

“该校校长孙君，美国电科学生，原充南开学校职员，鲁人因某君之荐，欢迎其来此长第一中学。实则第一中学非电科专门，而此电科留学生，不一定就了解教育原理。闻孙君颇用压制手段，对于精神活泼勇于服务之学生，每存猜忌心。去岁寒假，学生发生废考运动，校长不允废考，也就够了，偏要借题发挥，把评议部及各团体之首领，具加以‘品行不端，学业不及格’之罪名而开除之，或令其退学。自此以后，学生慑于孙君之威，都成了秋后寒蝉，噤不敢声。自动的事业，如自治会、新剧团、图书部、出版部、学生银行、军乐团、雅乐团，初皆生气勃勃，到此遂销声匿迹。”（宋介：《两周中之山东》，载1921年出版《曙光》第二卷第三期）。　　

由此看来，邓思铭之所以有幸能到南开中学参观，就是因为校长孙君是从南开来的，有这么个内线关系。但这位孙君校长并不像北大蔡元培校长那么开明，而是“颇用压制手段，对于精神活泼勇于服务之学生，每存猜忌心”，对不服管的学生“其加以‘品行不端，学业不及格’之罪名而开除之，或令其退学”的阎王校长。那么，他让学生去南开参观，绝对不会让他们去“详细地了解”“周恩来组织和领导的‘觉悟社’”以及“周恩来的革命实践”的，带队的教师一定把他们看得严严的。既然如此，邓恩铭又怎么能像李肇年先生所说的那样“详细地了解了周恩来的革命实践”呢？　　

邓恩铭在1920年9月14日，刚刚参观了南开中学几天以后，就写信给他父母，清楚地谈了他去南开中学参观的情况和感受。信中说：　　

“前几天男代表本校出版部上天津参观南开，见人家的学校这么大，学生这么多，功课这么好，回头想想我的小学母校怎么样？中学母校怎么样？我的功课怎么样？简单答起来，小学、中学都不好。至于我的功课呢，读了十来年的书，还是一个‘依然故我’。想起来前途茫茫，真叫男伤心呵！但是放开眼看一看荔波的青年，能有几个像我所处的地位？不禁我又转悲为乐了。”（原件存贵州省博物馆）　　

邓恩铭在信里谈了他参观南开看到的情况，就是“见人家的学校这么大，学生这么多，功课这么好”。他“获得了极大的启示和教育”，就是他“读了十来年的书，还是一个‘依然故我’。想起来前途茫茫，真叫男伤心呵！但是放开眼看一看荔波的青年，能有几个像我所处的地位？不禁我又转悲为乐了。”只此而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知足常乐嘛！他对现状颇为满意。这是邓恩铭参观了南开中学之后的真实感受和启示，完全是实话实说。这哪有一点李先生不惜用了300字宣扬邓恩铭“从周恩来的革命实践中”，“获得了极大的启示和教育，从而坚定了他的信念”；“返回济南后，两种思想的斗争中阐明立场……将山东的学生运动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 的豪情壮志？！李先生用拉郎配的伎俩把邓恩铭和周恩来同志挂上了钩，纯粹是为了抬高邓恩铭的身价。　　

　　

三．《灾民的我见》是一篇改良主义的范文　　

　　

《民》文说：　　

    “1920年，邓恩铭撰写《灾民的我见》一文……这是邓恩铭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政论性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是因为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才有灾民。’”“要有彻底的觉悟”，“‘要知道，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以后就没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这篇文章已不单纯是谈论灾民问题了，而是在公开地号召、鼓励人民进行社会革命，铲除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这是一篇邓恩铭向旧世界宣战的檄文。”　　

《灾民的我见》发表在1920年10月10日出版的《灾民号》上面。《灾民号》是由邓恩铭担任部长的，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会出版部编辑的。这一期的《灾民号》除了邓恩铭这篇文章之外，还刊载了吴隼的《我们为什么赈灾为什么演戏赈灾》、王克捷的《我的赈灾策》、于庆兰的《赈灾与娱乐》、李祚周的《灾民与社会》、赵震寰的《灾荒记》、周文鼎的《小儿的梦话》等文章，都是为了一个题目——赈灾。　　

李肇年先生在《民》文中，极力推崇邓恩铭的这篇《灾民的我见》，说它“已不单纯是谈论灾民问题了，而是在公开地号召、鼓励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篇邓恩铭向旧世界宣战的檄文”。简直可以和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媲美。　　

事实是这样的吗？否！当我找来了邓恩铭这篇被李肇年先生吹上了天的宏文，从头至尾仔细阅读，通篇没有一点火药味，没有发现邓恩铭“公开地号召、鼓励人民进行社会革命”，更不像是一篇什么“向旧世界宣战的檄文”。　　

邓恩铭虽然在《灾民的我见》第一大段谈到为什么有灾民，并指出“就是因为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才有灾民”。但，到此为止。邓恩铭没有再进一步深入挖掘造成“才有灾民”的根本原因。《灾民的我见》谈的是怎样赈救灾民的问题。文章开头说：　　

           为什么有灾民？　　

          我们对于灾民应当怎么办？　　

          怎么样赈救法？   　　

光赈救目前吗？        　　

还是赈救将来呢？　　

灾民的觉悟！　　

这就画龙点睛地说明《灾民的我见》要说的内容。　　

邓恩铭在文章中除了苦口婆心动员群众“一定想法子去救”灾民，还提出：“但是我们怎么去赈救他们，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各慈善家，各报纸，发表的意见，真是不少，似乎用不着我来说废话了。可是我心里有一番意思，不能不写出来给大家讨论。”　　

邓恩铭对怎样赈救灾民“心里”到底“有一番”什么“不能不写出来”的“意思”呢？请看邓恩铭自己说的：　　

        “现在赈灾的办法，真是多极了。但是总括说来，大概都是不彻底的多，彻底的少，是目前的办法，不是将来的办法。我以为这种赈灾法，万办不到好处……他们的办法不外施钱、施米、施衣，等等一些皮毛办法罢了，何曾想到根本的打算。试问一般没有家、没有粮、没有钱、没有牲口、全体破产的灾民，每人给他十元、八元，就能养家活口吗？况且还不到十元、八元呢？这种办法，我敢下一个武断的批评，这种徒顾目前的办法，一定‘劳而无功’的。那末死的还是死，饿的还是饿……结果灾民依旧是灾民。我们就不赈救了吗？……我们须要一面极力的去办目前的赈，一面设法救他们的将来……譬如吴子玉（即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曲注）副使提议修筑烟潍铁路；徐世章（疑为徐世昌，1918年安福国会选的总统——曲注）提议开运河，这都是以工代赈的顶好法子。我是非常赞成的。我既是赞成，所以我希望以工代赈的团体，修筑铁路、开运河、垦荒；……多多的发现，早早的成立。”　　

    以上，就是邓恩铭“不能不写出来”的“心里”的“一番意思”。这也就是邓恩铭写这篇《灾民的我见》的原因：把“心里”的“一番意思”“写”出来。　　

从邓恩铭已经写出来的这“一番意思”看，他在赈救灾民方面，和北洋军阀政府当局亦步亦趋，密切配合；他披肝沥胆向军阀政府当局出谋献策；他对军阀吴佩孚、大总统徐世昌的提议举双手赞成，提高嗓门大声呼喊：“吴子玉副使提议修筑烟潍铁路；徐世章提议开运河，这都是以工代赈的顶好法子。我是非常赞成的”！！！　　

    你看，在邓恩铭眼里，吴佩孚、徐世昌的提议不但是“好法子”，而且是“顶好法子”！他不但赞成，而且是“非常赞成”！都是加重了语气，读起来铿锵有力。他对吴大帅、徐大总统的赞颂也是无以复加，可以说到了顶了。　　

邓恩铭的这篇《灾民的我见》谈的就是“怎么去赈救”灾民的“一个大问题”，并没有涉及什么“社会革命”。李肇年先生在《民》文中说的《灾民的我见》“这篇文章已不单纯是谈论灾民问题了，而是在公开地号召、鼓励人民进行社会革命，铲除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不对。邓恩铭在文章里没有发出这样的号召。　　

邓恩铭在《灾民的我见》一文末尾，谈到灾民“需要彻底的觉悟”问题。他说：　　

       “说了半天，光是说赈灾，对于灾民的本身，应该怎么样呢？……简单的说就是要有彻底的觉悟。我们为什么终年的劳动，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终年的安乐？为什么我们就穷的没吃没穿妻离子散？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就坐汽车，打麻鹊牌，吃花酒呢？他们的衣食住一切都是他们的吗？不是，是我们一般苦同胞的。……。那末我们就永远应该受他们的支配吗？要知道，若是再不设法子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以后就没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苦同胞们！你们想想是不是呢？应该不应该想法子对待他们呢？”　　

    邓恩铭在这里确实向苦同胞发出了“号召”，号召他们“要有彻底的觉悟”，并且“鼓励”他们“设法子对待他们这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但是，号召“设法子对待”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和“公开地号召、鼓励人民进行社会革命”是两回事，两个概念。　　

    “社会革命”是指一个新兴阶级为了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用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旧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行为。而“设法子对待”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只是对这些豺狼似的个人采取行动。两者不是一码事，根本不能等同起来。 李肇年先生为了给邓恩铭造神，有意混淆两者的不同。　　

    那么，怎么对待这一般豺狼似的人呢？邓恩铭有什么绝招呢？他在文章中说：　　

        “对待的法子，我胡写了几条，列在下边，请大家讨论讨论。　　

（甲） 团体方面的：　　

（一） 组织农团　　

（二） 设立农事改良所　　

（三） 设立乡村银行　　

（四） 设立乡村医院　　

（乙） 个人方面的：　　

（一） 尊重自己的人格　　

（二） 求农业上的知识　　

（三） 要存一个国家观念　　

（四） 打破部落的思想　　

（丙） 事实方面的：　　

（一） 不交纳不正当的税　　

（二） 不当野心军阀派的兵　　

以上几条，似乎说不到赈灾一方面了。可是我们试回头想想，我们中国的农人，对于这几条怎么样？没有。”　　

    天哪！原来邓恩铭就用这几条改良主义的“对待的法子”去对待“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试问：我们中国的农人即便都有了这几条“对待的法子”，对那“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又能怎么样？我们中国的农人又能怎么样？难道邓恩铭“胡写了”的这“几条”，就是李肇年先生说的他在“公开地号召、鼓励人民进行社会革命，铲除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的行动纲领吗？邓恩铭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在文章中说：　　

        “那末我这几条虽说是对待一般豺狼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的，但是仔细研究起来，简直是无形的赈灾策咧！”　　

    原来谜底在这里——“无形的赈灾策”！还是为了赈灾，根本没有“公开地号召、鼓励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意思。　　

    邓恩铭在《灾民的我见》一文结尾说：　　

        “我是一个中学生，知识有限得很，‘眼光窄狭’，‘理想简单’，没什么好法子替苦同胞们打算，拉杂写了些人云亦云的话来，实在惭愧得很。　　

        还得望大慈善家的指教！　　

        苦同胞的原谅！”　　

    就是这样一篇连邓恩铭自己也不甚满意的中学生作文，李肇年正编审却把它吹捧为：“这是一篇邓恩铭向旧世界宣战的檄文”！　　

我之所以不嫌繁琐，大段大段地把《灾民的我见》原文抄录下来，目的在于让读者能亲眼目睹邓恩铭自己是怎样写的，而李肇年先生又是怎样歪曲篡改的，加以比较，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李肇年先生在邓恩铭身上造神的伎俩，不再受其蒙骗。　　

　　

四.“康米尼斯特学会”是一幢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民》文说：　　

“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些日子里，在共同的斗争中，邓恩铭结识了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王瑞俊（即王尽美）、王志坚。由于志趣相投，他们常常相聚在一起议论时事、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不久，在他们周围就聚集了十多个同学。为了使学习目的和方向更加明确，以邓恩铭、王尽美和王志坚三人为主发动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也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作为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生进步组织。”　　

李肇年先生在这一段说的虽然很好听，语气也很肯定，但让人看了以后却感到一肚子糊涂。如：　　

①“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些日子里”的“那些日子”，是哪些日子？上限下限？ 　　

②“在共同的斗争中，邓恩铭结识了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王瑞俊、王志坚。”五四运动是济南成千上万学生的“共同斗争”，都是集体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时，邓恩铭、王尽美、王志坚都是低年级学生，不是学校的学生领袖，他们只能随着各自学校的学生集体活动，没有条件单独自由活动。那么，省立第一中学的邓恩铭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具体情况下“结识了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王瑞俊、王志坚”的？　　

③“由于志趣相投，他们常常相聚在一起议论时事、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邓恩铭和王尽美、王志坚是两个相距遥远的学校的学生，一个在城里，两个在北园，过去素不相识，五四运动中又都不是出名的学生领袖，他们怎么会知道彼此“志趣相投”？又怎么会知道彼此都愿意“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又怎样“常常相聚在一起议论时事、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什么地方“相聚”？什么时候“相聚”？既是“常常”，就不是“相聚”一次两次。他们怎么能“常常相聚在一起”？五四运动时，济南各校学生多次走出校外游行示威，那是省学联、市学联统一组织的活动，由各校学生会带领学生参加的活动。除了一些全市统一组织的活动外，平时学校对学生管理十分严格，是不允许学生自由出校活动的。如，省立第一师范在1919年5月23日全市学生罢课以后，就有明确规定：　　

“罢课以后之设备    各班分举级监督。担任各班事务。由级监督公举正副总监督三人。总揽本会一切事务……　　

1.监督每日有早晚二次会议……　　

2.每日早五点全体在操场行呼吸运动十分钟。接开全体大会……每晚八点由各班级监督点名报到。皆不得推脱不到。违者惩罚。　　

3.每日同学出校。须由监督处告假。但不得过三小时。逾限罚洋一角……　　

4.各班级监督轮流在大门稽查出入。及招待各团体来宾。但来同学来宾不得引入校内。”（载1919年6月8日初版《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周刊》）　　

根据第一师范当时的这些规定，王尽美、王志坚不要说“常常”出校和邓恩铭“议论”这个那个，就是出去一两次也得向监督处“告假”，每次还“不得过三小时”，“逾限”就要“罚洋一角”。如果省立第一中学也有这样规定，那么邓恩铭恐怕也不能随随便便进出校门。即便第一中学没有这些规定，邓恩铭可以自由离开学校，但王尽美、王志坚出不了校门也白搭，他们不是也不能“常常相聚在一起”吗？既然他们都不能随便出校，又怎么能“常常相聚在一起议论时事、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请李先生给出个点子。　　

④１９１９年当“《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时候，当胡适大唱“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候，在孔孟之乡的山东济南，却有一个中学一年级、两个师范预科班的三个中学生“常常相聚在一起……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他们三个人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有“马克思主义”的？　　

⑤“不久，在他们周围就聚集了十多个同学。”这个“不久”是多久？哪年哪月又“聚集了十多个同学”？邓恩铭、王尽美、王志坚三个人“常常相聚在一起”都不那么容易，都不大可能，他们又是用了些什么方法能把 “十多个同学”“聚集”在“他们周围”？　　

⑥“为了使学习目的和方向更加明确，以邓恩铭、王尽美和王志坚三人为主发动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也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作为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生进步组织”，“为了使学习目的和方向更加明确”，邓恩铭他们才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那么，邓恩铭、王尽美和王志坚三人“常常相聚在一起……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方向”吗？他们是在盲目地“学习和讨论”吗？他们连个“学习目的”也没有，“方向”也不“明确”，那么，他们“常常相聚在一起”“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干什么？“康米尼斯特学会”的“学习目的和方向”是什么？“康米尼斯特学会”要走什么“方向”？要达到什么“目的”？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组建共产党吗？根本不可能！ 1920年12月，邓恩铭还喊“不能……人家说共产党好，我们也说好……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依我们答案：不唯不能实行，恐怕还落得一个过激党的头衔……社会上一定不会受他的利益”。1920年12月前，邓恩铭绝不会让“康米尼斯特学会”去组建他认为“拿到中国来”“不唯不能实行，恐怕还落得一个过激党的头衔”的共产党。既然邓恩铭他们不能组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以推动社会革命，那么组织“康米尼斯特学会”干什么？请李肇年先生明确地告诉读者。　　

邓恩铭组织“康米尼斯特学会”这件事，李肇年先生发表在1981年1月出版的《光照千秋——山东革命烈士事迹选》（一）一书中的题为《刚毅而忠贞的战士——纪念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同志》一文里面只字未提。他和王文泉在1982年1月6日由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举行的“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上，所作的题为《关于山东党组织创建中的几个问题》联合发言中，也只字未提邓恩铭和王尽美、王志坚等人组织了什么“康米尼斯特学会”。1998年6月，李先生在纪念王尽美诞辰100周年写的《短暂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一文中，首次提到1920年“夏秋王尽美在济南先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是李先生才趸进来的新货。这次在《民》文中出现，以此为邓恩铭造神涂脂抹粉。　　

关于王尽美、邓恩铭等曾经组织过“康米尼斯特学会”的问题，最早是反革命王天生（即叛徒王用章）提出来的。解放后，王天生被逮捕押回山东，他在济南的监狱里写的交代材料中，两次谈到“康米尼斯特学会”。一次，他在谈山东共产党组织沿革时，说：　　

“……在山东的党未组织以前，康米尼斯特学会，可以说是它的前身，实为推动组织的一个动力，兹将其组织沿革分述如下：　　

康米尼斯特学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经社会主义光芒所映照，又经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先由一部分积极分子，认识了革命的出路，由发起组织康米尼斯特学会，由研究而发展到实践服务，组织励新学会。推行文化革命。继改组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展到中国共产党山东基本小组，直属组一直发展下去。”　　

另一次，他在谈党的领导下革命工作发展沿革时，说：　　

“基本小组时代前后的工作：   　　

康米尼斯特学会，先由一师学生王尽美、王志坚、李祚舟（周）、工专王象午、一中邓恩铭、王克捷、赵震寰……等发起成立了Communist学会，专以收集共产主义理论书籍，研究共产主义为宗旨，继发现许多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同时感觉共产主义在广大青年群众中的口胃，暂时尚难消化，所以在实事求是上着想，另行组织了励新学会，广泛吸收革命群众参加研究革命理论。”　　

王天生的这个说法，在党史学界没有得到广大学者的认同。他的信徒是刘明义和余世诚。刘明义不仅在他自己写的文章和书中宣扬和肯定王天生的说法，还利用工作之便，把它塞进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卷）里面，企图使王天生的说法在党史中取得合法地位。现在，李肇年先生又投靠王天生门下，与刘明义、余世诚成了师兄弟。　　

但是，他们几人在这个问题上，却各唱各的调：　　

1.关于所谓“康米尼斯特学会”成立的时间   王天生两次都没说清楚；李肇年两次说了两个时间，一个是1920年“夏秋”，一个是“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些日子”之后的“不久”；余世诚、刘明义与王天生、李肇年二人不一样，说了个比较明确的时间，即邓恩铭、王尽美受到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亢慕义图书室’的启发”，“1920年秋初”在济南成立的。（见余世诚、刘明义著《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第105页）但，极为不幸的是，他们说错了。因为，“亢慕义图书室” ——这个名称另据罗章龙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了办公室和图书室，我们便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康慕尼斋’（即共产主义室）。”（见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载《“一大”前后》（上）第311页——曲注）——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了之后，又开了成立大会才有的。而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1921年7月中共“一大”以后，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后，11月17日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正式公开的。余世诚、刘明义既然言之凿凿地说王尽美、邓恩铭是“受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亢慕义图书室’的启发”才在济南组织“康米尼斯特学会”，那么肯定是在1921年11月17日以后，而不是“1920年秋初”。“1920年秋初”那时候，连北京大学还没有“亢慕义图书室”，王尽美、邓恩铭又从哪儿得到“启发”？既然他们说的“1920年秋初”错了，那么李肇年先生说的“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些日子”之后的“不久”，当然更加错了。因为他说的还要早一年。　　

现在姑且不追究他们的分歧和错误，取他们的相同点或近似点来研究一下，即李说“夏秋”，余刘说“秋初”。“夏秋”是7月底、8月初，“秋初”是8月初，双方所说还算吻合。不过，这个时间，却又成了大问题。7月底、8月初这个时间，对学校来说，正是放暑假期间，学生都回家了，不在学校。那些“外县旅济学生”，像诸城的王尽美、王志坚、王象午、赵震寰和胶县的王克捷等从农村来的，趁放暑假的工夫，正在家参加“三夏”、“三秋”的 农活。特别是“两代寡妇守着”的“独苗”（见《王尽美传》第6页）的王尽美，更不能不在家帮着祖母、母亲和妻子料理庄稼活。邓恩铭虽说是县太爷的公子，不用下地干活，但那时他的堂二叔是在青城县干县知事，不在济南，他也得离开济南去“青城县公署”（见《励新学会会员通信处一览》）。那个李祚周是京兆宝坻人，不是山东人，家住“济南西公界孟家胡同四号”（同上）。以上这些人，就是被王天生和刘明义指名或认定为“康米尼斯特学会”成员的，这时，因学校放暑假，都纷纷离济各奔东西。既然如此，请问，“夏秋”或“秋初”这个时候，怎么又会“在济南发起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成员都不在济南，又是谁“在济南发起组织了”的？如果李祚周那年暑假因为什么原因没回“京兆宝坻”探亲，那么他留在济南，也只是他一个人。一个人又怎么能“发起组织了”一个什么“康米尼斯特学会”？这个问题，我确实找不出一个合乎情理、说得过去的答案，只好留给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诸先生向读者作个负责的交代！所谓的“康米尼斯特学会” 到底成立于何年何月何日，他们几个人谁也不会说清楚，是个千古之谜。　　

2.关于所谓“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成员   王天生说，“先由一师学生王尽美、王志坚、李祚舟（周）、工专王象午、一中邓恩铭、王克捷、赵震寰……等发起成立了Communist学会”。余世诚、刘明义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只是纠正了他把一中学生李祚周说成是一师学生的错误。而李肇年先生却不同意师父和师兄的说法，在《民》文当中提出“不久，在他们周围就聚集了十多个同学……以邓恩铭、王尽美和王志坚三人为主发动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来和师父、师兄抗衡。王天生没说，余刘也没提，李肇年这个说法的根据又在哪里？最糟糕的是，李肇年先生不仅无言答对，同时还清脆响亮地打了自己一耳光。因为，他在《短暂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里面，清清楚楚地写道：（1920年）“夏秋，王尽美在济南先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后王尽美联系了邓恩铭、王翔千等人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1998年第3期《山东党史》第15页）这里，李先生毫不含糊地说是“王尽美先成立的‘康米尼斯特学会’”，根本没有邓恩铭的份儿，甚至连邓恩铭是不是学会的会员都提也不提。至于王志坚那就更提不到话下。可是，在《民》文中，李先生却又让邓恩铭和王志坚蹦出来和王尽美争功，三分天下。李肇年先生这是玩的一套什么把戏？除了充分说明他是在信口胡说之外，还能拿什么来辩解？　　

3.关于所谓“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活动    王天生说：“专门收集共产主义理论书籍，研究共产主义，”“由研究而发展到实践服务，组织励新学会。推行文化革命。”还说，“同时感觉共产主义在广大青年群众中的口胃，暂时尚难消化，所以在实事求是上着想，另行组织了励新学会，广泛吸收革命群众参加研究革命理论。”余刘说：“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活动的地方主要是齐鲁书社。即城内大布政司街20号……在康米尼斯特学会建立及活动过程中，即1920年11月前后，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核心骨干王尽美、邓恩铭等建立起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邓恩铭等以齐鲁书社为阵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10月31日，以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成员为骨干并吸收其他进步青年学生，发起成立了励新学会。”余刘在这里给所谓“康米尼斯特学会”找了一个“活动的地方”和“阵地”，还给它添了一项活动的功绩——“建立起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这些，王天生没有讲，余刘从哪儿知道的？又有什么根据？李肇年在《民》文中却说：“为了团结更多的先进青年共同学习和斗争，不久，邓恩铭同王尽美、王志坚、吴隼等十几名进步学生发起组织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 ——‘励新学会’。”照李先生这样说来，“励新学会”的成立与所谓的“康米尼斯特学会”又没有什么关系，把矛头指向了师父和师兄。李肇年先生的依据又在哪儿？他们之间孰是孰非？　　

关于王尽美等发起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的问题，除了见于反革命王天生在监狱写的交代材料外，没有发现任何第二份可以佐证的原始材料。王尽美、邓恩铭及王天生点名为“康米尼斯特学会”成员的王志坚、李祚舟、王克捷、赵震寰、王象午生前都写了一些文章，但他们只字未提组织过什么“康米尼斯特学会”的事。　　

这里，特别应该谈一下王克捷写的材料。王克捷在1971年12月和1973年8月，写过三首回忆邓恩铭的诗，谈了他们二人相识经过和“亲密如马恩”、“亲胜骨肉”的关系。他在1973年8月10日写的《再忆又铭》中说：　　

    “近读马恩回忆录，二公友好殊可钦。　　

      感情全因主义合，非如他人为势金。　　

      因忆又铭与我友，也曾亲密如马恩。　　

      初识只以余一诗，后以接刊交更亲。　　

      不久同入一学会，学会其名是励新。　　

      其实即是共青团，称会避免军政侵。　　

      孰意自余留英去，先犹通信后断音。　　

      归国惊闻其被捕，不久即为党殉身。　　

      记得一中卒业后，他曾来胶为探亲。　　

      其叔当时宰吾邑，以故结伴来云滨。　　

      曾至余家数访问，亲胜骨肉难解分。　　

      毕业以前他入党，嘉兴党会十二星。　　

      他即其中之一位，负起山东建党工。”　　

王克捷在这里系统地详细地写了他和邓恩铭的关系，也写了他和邓恩铭相识之后，在一起的活动——“不久同入一学会，学会其名是励新”。除了“励新学会”，王克捷没说还“同入一”什么“康米尼斯特学会”。也就是说，王克捷不承认他是“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成员。即便王天生、余世诚、刘明义都说王克捷是“康米尼斯特学会”7个成员之一，但，王克捷自己却不承认。余世诚、刘明义二位先生，你们去说服他吧！王克捷为什么不承认？这不是光荣的事吗？就是因为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康米尼斯特学会”，没有那回事。　　

从五四运动开始，一直和王尽美、邓恩铭等一起活动的王翔千在1951年写的《山东共产党的发端》一文说：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勃发，给了山东的群众以最深刻的刺激。尤其是青年学生最容易接受新思潮的鼓动，所以‘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便有‘励新学会’的组织。”　　

王翔千在这里也没有说在‘励新学会’之前，还有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康米尼斯特学会”存在。如有，他绝不会遗忘而漏写的。　　

王天生原在淄博。1921年9月，他的在《大东日报》当校对的弟弟王复元要去苏俄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从淄博把他叫到济南，去《大东日报》代替王复元当校对 。自此，王天生和王尽美、邓恩铭有了联系。王天生没有亲自参加王尽美、邓恩铭在党的“一大”前的一些活动。和王翔千相比，王翔千提供的材料是属于第一手的，而王天生的只是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　　

王天生所说的“康米尼斯特学会”的问题，不仅因为是孤证而更重要的是与历史事实无法印证，因此是不可信的。　　

王天生的几个忠实信徒虽然架起了高音喇叭，吹得震天响，却也拿不出任何一点确凿的能给他们撑腰的证明材料，只是典见  着脸有气无力地空喊。何况，直到现在，他们连自己的这个宝贝的出生年月、家庭成员等等根本的问题还弄不清，还在进行窝里斗，打得难分难解呢！　　

所谓“康米尼斯特学会”纯粹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这种连李先生自己尚弄不清楚的没有任何确凿依据可以佐证的历史问题，他却用来作为邓恩铭神像头上的一个光环，这是自欺欺人的一个骗局！　　

　　

五.1920年3月，王尽美根本不是“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通讯会员，济南也没有什么“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民》文说：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展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消息传到山东，渴望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迫切希望能从北京得到帮助和指导。于是，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的代表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被吸收为北京以外的首批通讯会员。王尽美回济南后，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成立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过积极的学习和宣传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广泛传播。”　　

关于这件事，两年半以前，即1998年6月，李肇年为王尽美造神时，在《短暂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以下简称《短》文）中讲过：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由于王尽美多次去北京与李大钊一起讨论社会现状，被吸收为北京以外的首批会员。同年夏秋，王尽美在济南先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后王尽美联系邓恩铭、王翔千等人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见1998年第3期《山东党史》第15页）　　

对照两文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出有以下几处差别：　　

1、《民》文说：“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展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短》文说：“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　　

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2、《民》文说：“……消息传到山东，渴望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迫切希望能从北京得到帮助和指导。于是，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的代表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被吸收为北京以外的首批通讯会员。”　　

《短》文说：“由于王尽美多次去北京与李大钊一起讨论社会现状，被吸收为北京以外的首批会员。”　　

是“山东学生的代表”，还是王尽美自己“多次去北京”找李大钊？　　

3、《民》文说：“王尽美回济南后，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成立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短》文说：“同年夏秋，王尽美在济南先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后王尽美联系邓恩铭、王翔千等人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到底是1920年3月,还是1920年“夏秋”后成立的？　　

李肇年先生对一件事在两篇文章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到底让读者相信哪一种？李先生这两种不同说法的根据又在哪儿？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说法？　　

3月份学校春季新学期开学，正是上课的时候，王尽美怎么能不在学校上课而“作为山东学生的代表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既然是“山东学生的代表”，就不是王尽美个人行动，也不是第一师范一个学校的代表，那么他是怎么样选出来的？是谁派他去北京的？是省学联？另外，王尽美又怎么能“多次去北京与李大钊一起讨论社会现状”？是谁派他去的？是学校？是学联？还是王尽美个人行动？王尽美又怎么能不上课随随便便“多次去北京”找李大钊？根本一个问题是,他们这样做,目的是干什么?　　

李肇年先生能对自己所说的这些给读者作出认真负责的答复吗？　　

不能！根本不能！因为，这些都是李肇年先生根据给邓恩铭、王尽美造神的需要编造出来的。为此，他甚至也不顾前言不搭后语及前后矛盾的问题。　　

北京大学的几个学生，1920年3月在学校内发展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一个秘密组织，对外不公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一则《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自此，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才公开化，公开招收会员。入会手续规定：“由会员介绍或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刊登启事的19个发起人，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根本没有什么“通讯会员”。　　

1922年2月2日的《北京大学日刊》，又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三）》。《通告（三）》说：　　

“本会正式成立，已经一月有余。其间经过新旧两个年关，耽误日子不少……起初会员虽不足二十人，现在已增至六十三人了。”　　

就在这个《通告（三）》里面，对入会手续作了一些改变。新的规定是：　　

　　 “得会员一人以上之介绍，或径函及亲至本会接洽，本会亦得酌量请其入会。”　　

从这时，也就是从1922年2月2日以后，才可以“径函”入会。也就是说，1922年2月2日以后，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才有了“通讯会员”。　　

1921年11月17日刊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的十九个发起人之一的罗章龙，在1978年9月4日写的《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文中说：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后，便注意吸收进步的青年……我记得公开成立后第一次开会时，会员仅有四、五十人。后来即大量征求会员，征求的办法也比以前有所不同，除在北京的人直接入会，外地的亦可通信加入；”（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小组》（上）第312页）　　

罗章龙的回忆，也证明1922年2月以后，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才有“通讯会员”。既然如此，1920年3月，王尽美又怎么会成为“北京以外的首批通讯会员”？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没有公开成立，还没有公开招收会员呢！因此，李肇年先生所谓王尽美1920年3月“被吸收为北京以外的首批通讯会员”，纯属虚构。　　

另外，李肇年先生在《民》文说“1920年3月”王尽美从北京“回济南后，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成立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在《短》文中说“同年（1920年——曲注）夏秋，王尽美在济南先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后王尽美联系邓恩铭、王翔千等人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济南这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时间，到底是1920年3月，还是1920年夏秋后？李肇年先生自己也说不清楚。　　

但是，历史事实是清楚的。济南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1921年8月成立的，是王尽美、邓恩铭8月开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到济南以后成立的。1920年，甚至党的“一大”以前，山东根本没有成立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样的组织。　　

20世纪60年代，山东早期的党员王辩在《从“五四”到山东党组织的成立》一文中曾说：“一九二〇年，以王尽美为首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大约五、六十人。”但是，在80年代初，王辩同志已多次声明，由于把民国纪元改公元时，换算错了，因而把“励新学会”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时间都提前了一年。这个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得到澄清和得到解决的问题，李肇年先生到了21世纪却还死抱着不放，并把它用做造神的祭品。用心何在，不言自喻。　　

　　

六. 1920年春，维经斯基来济南和邓恩铭、王尽美见面商谈，只是“尚未见确切文字证据”的“老一辈同志的传闻”，根本没那回事　　

　　

《民》文说：　　

   “1920年春，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在赴沪途中，在翻译、山东藉（错了，应为‘籍’。—曲注）旅俄华侨杨明斋陪同下，维经斯基在济南与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千等进行了商谈。”　　

关于1920年春（或4月），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在济南和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千见面的事，最早是杨一辰和丁群（丁君羊）提出来的。　　

杨一辰在1975年12月31日写的《回忆王尽美同志事迹片段》中说：　　

    “……当时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中国，他的翻译，就是山东人旅俄华侨杨明斋。他们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钊……经大钊同志介绍，准备到上海去找陈独秀。路过济南时，他们即与育英中学国文教员王翔千,一师、一中的学生、教师王尽美、邓恩明等联系，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各校纷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见《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合刊）　　

丁群在1982年3月17日给余世诚的信中说：　　

    “杨明斋1920年3月间随维经斯基等派来中国，先到的北京，后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会见陈独秀时，途经济南曾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会过面”。（见《杨明斋》第124页）　　

丁群是1924年入团，后转党；杨一辰是1927年入党。他们都没见过维经斯基，所说1920年春维经斯基路过济南和王尽美等见面，他们也没在场。那么，他们是从哪儿知道这件事的，他们都没讲，现在也无从查考。　　

最早引用丁群和杨一辰这个说法的，是1981年6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卷）中，周庆本、王晓梵、李海青合写的《邓恩铭》。该文说：　　

    “一九二〇年四月，共产国际派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曲注）等人来中国，以山东旅俄华侨杨明斋为翻译，先到北京，在由京赴沪时路经济南，与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等商谈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但，作者对这一段所说，随即在页末加了一个小注，说：　　

“关于威金斯基、杨明斋曾到济南，并与邓恩铭等晤谈，系现在调查时，据老一辈同志的传闻。尚未见确切文字证据。”　　

声明这只是一个“未见确切文字证据”的“老一辈同志的传闻”。作者虽然在文章中写了出来，也只是让读者知道有这么一个“传闻”而已，并未把它当作确凿的历史事实予以肯定。　　

除此，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山东党史学界对丁群和杨一辰两人的这个说法，均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不予肯定，在文章中也没有引用的。如，1980年5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中，陈锡德、刘培卿、吕伟俊、李肇年合写的《王尽美》一文，对所谓1920年春维经斯基、杨明斋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见面的事，只字未提；198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光照千秋——山东革命烈士事迹选》（一）中，李肇年先生写的第一篇为邓恩铭造神的《刚毅而忠贞的战士》一文，也只字未提。甚至，李先生在1998年6月写的两篇为王尽美造神的文章中仍然只字未提。　　

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个问题发生了重大的质的变化。1992年，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中，1920年4月记载了一条大事：　　

     “维经斯基、杨明斋会见王尽美、邓恩铭等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和翻译杨明斋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在前往上海途中,于本月在济南会见了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毫无任何确凿事实根据的情况下，第一家率先把山东党史中一个“尚未见确切文字证据”的“老一辈同志的传闻”，作为确凿无疑的“党史大事”载入史册，为造假党史开了先河。　　

随之而来的，1998年为纪念王尽美诞辰100周年，经中共山东省委批准，打着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诸城市委的牌子，“最后由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林保义、中共诸城市委书记鞠献宝审核定稿” ，（见《王尽美传》:《后记》）1998年6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王尽美传》，关于维经斯基和王尽美在济南会面的问题，又有了新的绝妙的发挥。现将奇文抄录如下，共欣赏。该书说：　　

    “……同年（1920年——曲注）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中国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维经斯基途经济南时会见了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王尽美通过山东籍的翻译杨明斋向维经斯基汇报了山东学生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山东传播的情况，聆听了维经斯基关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新政权的介绍以及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看法。这是王尽美第一次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接触，他非常兴奋。因为他对苏俄十分向往，很想了解十月革命，很想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过去他只是从报刊上知道一些，感到很不满足；现在，最知情的维经斯基从十月革命的故乡来了，带来了最生动的活材料，这使他对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了一个较清楚的认识，使他看到了一个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轮廓。这让他耳目一新，对共产主义更加充满了信心。”　　

作者把维经斯基和王尽美两巨星历史性“会见”的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言之凿凿，如同身临其境。甚至王尽美兴奋得心脏嘣嘣跳和喜笑颜开的样子，都跃然纸上。　　

但是，看了之后，却又疑云难消。这是写党史，还是写演义？这是《王尽美传》，还是《王尽美演义》？　　

1975年12月，杨一辰说这件事的时候，只说维经斯基与王翔千、 王尽美、邓恩铭等“联系，传播马克思主义”，用了9个字；1982年3月17日，丁群给余世诚的信中更简单，只说他们“会过面”，用了3个字。除此，杨一辰和丁群都没说什么。然而，到了1998年，《王尽美传》的作者却用了300多字来讲述。真不知他们从哪儿又挖掘出这么多的宝贵资料？！林保义、鞠献宝两位主审又是怎样“审核定稿”的！？照此发挥下去，若干年后，再为纪念王尽美诞辰×××周年时，维经斯基和王尽美、邓恩铭等会见这段公案，肯定得写成洋洋数万言的专集出版。　　

所谓1920年春、3月或4月，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从北京去上海会见陈独秀，路过济南时,和王翔千、 王尽美、邓恩铭会过面的事，纯属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传闻”，不足信。　　

1． 维经斯基、杨明斋等1920年4月到北京以后，是经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和李大钊见了面；他们又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和陈独秀见了面。那么，他们来济南和王尽美等3人见面，是经过谁介绍的？李大钊只向他们介绍了陈独秀，没有介绍王尽美等人。杨一辰和丁群也只说李大钊介绍他们去上海见陈独秀，没说还介绍他们来济南见王尽美等人。李大钊没介绍，是谁介绍的？　　

2． 北京没有人向维经斯基等介绍王尽美等人，维经斯基他们又怎么知道济南有这么3个全国没名气的人？虽然有个山东老乡给他们当翻译，但这个老乡1901年离开平度老家去了海参崴，只在1913年回过平度一次，以后直到1920年4月才和维经斯基一起回国内，他和王尽美等3人非亲非故，也沾不上边。没有人介绍，王尽美等又怎么能和维经斯基接上头？ 　　

3． 既然维经斯基在到上海之前，先在济南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商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那么他们到上海和陈独秀谈了之后，陈独秀怎么不直接发函给王尽美等让他们在济南组党，却给国民党员王乐平发函呢？　　

4． 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第一次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接触，印象一定很深，又“聆听”了维经斯基的“介绍”，永远不能忘记的，怎么他们本人在写的文章里面从未谈过这件光荣的事？王翔千甚至在解放后1951年写的《山东共产党的发端》中，还守口如瓶只字不提呢？　　

这些都是无法解答的问题。因为，根本不存在维经斯基等在济南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见面的事。　　

第一个公开否定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杨明斋等去上海路过济南时，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会面的，是余世诚和张升善。他们在合写的《杨明斋》一书中写道：　　

 “1920年4月，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首先到了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然后通过柏烈伟的介绍，杨明斋先与李大钊会见，安排了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的会谈……维经斯基与李大钊的多次会谈都非常融洽。他们交流了情况，分析了局势，取得了在中国建党的共同认识……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同一些进步青年进行了座谈……通过这些活动……共产国际工作小组进一步了解到五四运动著名领袖陈独秀在上海活动的情况，杨明斋遂积极地向维经斯基建议南下上海与陈独秀会晤。共产国际工作小组采纳了这个建议……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等在杨明斋的陪同下，持李大钊的介绍信件，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　　

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人于是年5月到达上海后，首先会见了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见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杨明斋》第7～8页）　　

这是余世诚、张升善经过到杨明斋的老家平度实地调查，查阅了大量原始资料和访问了一些与杨明斋相处经年的老同志之后得出来的成果。他们写的这些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从他们写的这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1．维经斯基等和李大钊会谈时，除了了解北京的情况以外，只“了解到五四运动著名领袖陈独秀在上海活动的情况”，没有了解到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在济南活动的情况；　　

2．杨明斋只“积极地向维经斯基建议南下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没有积极向维经斯基建议来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会晤；　　

3．维经斯基等“在杨明斋的陪同下，持李大钊的介绍信件，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李大钊没有给他们写介绍信来济南见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　　

4．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于是年5月到达上海后”，首先会见了陈独秀。他们路过济南时没下车，当然也就没有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见面这回事。　　

余世诚、张升善公开地毫不含糊地否定了所谓1920年4月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去上海路过济南时，下了火车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会见商谈的“传闻”。他们在澄清这个问题上立了一大功。　　

过了7年以后，1995年，余世诚和刘明义在合著的《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中，对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杨明斋到济南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会见商谈的“传闻”，也是采取否定的态度，连提也未提。刘明义1982年还在极力鼓吹1920年4月维经斯基等“途经济南时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也商谈了关于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见1982年3月出版的《山东党史资料》（增刊）第71页）在《创建史》这本书里，他认同了余世诚的观点，不再坚持他原来的错误观点。　　

但是，遗憾的是，余世诚、张升善仍然摆脱不了一些老同志错误回忆的影响，他们虽然否定了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杨明斋到济南和王尽美等会面的“传闻”，却犯了另外一个错误。他们在《杨明斋》中写道：　　

“（1920年——曲注）8月，杨明斋和陈独秀……等人成立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上海发起组同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其间，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北京共产党小组继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于同年十月成立。杨明斋还到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进行了会见，推动了济南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见《杨明斋》第9页）　　

余世诚、张升善在这里，又安排了杨明斋到济南和王尽美等3人会见的情节。时间在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即1920年8月以后，具体时间，他们没有讲清楚。　　

从《杨明斋》第9页注②来看，余世诚、张升善之所以这样讲，是“据杨一辰、丁群的回忆”。前面已经指出过，杨一辰、丁群的回忆，只是“尚未见确切文字证据”的“老一辈同志的传闻”，不能作为判断史实的依据。而余、张二人恰恰在这方面犯了错误，把未经核实的材料用来作为写史的依据。随后，1995年，余世诚又把这一错误带到他和刘明义合著的《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里面，他们说：　　

“共产国际工作组成员杨明斋，是山东人……1920年4月作为维经斯基的翻译、参谋和向导，回到了祖国。他同维经斯基在联络南陈北李、促进建党的活动中，途经济南并在故乡组停留。他和王尽美、邓恩铭等取得联系，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见该书第103页）　　

余世诚、刘明义在这里，干脆连“据杨一辰、丁群的回忆”的小注也撇一边了，把“尚未见确切文字证据”的杨明斋和王尽美、邓恩铭等“会见”的“老一辈同志的传闻”，转变为一件确凿的历史事实，写进他们的大作。他们这是有意欺骗读者。　　

更为奇妙的是，刘明义借参加编写《中共山东地方史》的机会，竟然把他和余世诚的私货，塞进了正本的《中共山东地方史》，取得了“合法”的身份。（见1998年10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编第21页）　　

作为山东研究党史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竟然把一件“尚未见确切文字证据”的“老一辈同志的传闻”当作一件确凿的史实写入山东地方正史，这是对党、对党史、对广大读者和人民群众最大的欺骗！在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面前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成为党史造假的始作俑者！　　

1991年7月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记述维经斯基来中国时，写道：　　

“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分局派出由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到达中国，先后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并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了帮助。”（见该书第50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得很清楚，维经斯基、杨明斋等“先后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中间没有“会见”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维经斯基、杨明斋等，只“对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了帮助”，并没有对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有什么帮助。《中国共产党历史》为什么不写维经斯基、杨明斋路过济南时，下车“在济南停留，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会见，对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见《中共山东地方史》第一编第21页）呢？！就是中央对那个“尚未见确切文字证据”的“老一辈同志的传闻”不予认可。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共山东地方史》中，悍然将“尚未见确切文字证据”而为中央否定的“老一辈同志的传闻”写进正史，这是一种公开向中央挑战的错误行为！　　

那么，1920年春或8月或9月，维经斯基和杨明斋到济南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会见”的事，有没有？根本没有！我的根据是：　　

1．从当事人本人的表现来看：如果1920年8月以后维经斯基、杨明斋真的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会见并进行了商谈，向他们“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列主义”，（见《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第103页。错了！1920年尚没有“马列主义”这个词。——曲注）邓恩铭不会刚过了几个月就在1920年12月公开写文章大喊不要“人家说共产党好，我们也说好”，还把共产党看成“拿到中国来”“不唯不能实行，恐怕还落得一个过激党的头衔”的“洪水猛兽”，给维经斯基一个没脸；王尽美也不会在1921年4月15号出版的由他主编的《励新》第五期上公开刊登歌颂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跟维经斯基对着干；　　

2．从杨明斋周边熟人和直接关系人的回忆来看：1925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辩，和当时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杨明斋极为熟悉，1981年和1982年她好几次谈杨明斋的情况。1981年8月18日余世诚访问她时，她说：　　

“我认识杨明斋,他是山东省平度县人。我1925年11月，和许多青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杨明斋在学校当翻译并参加经济方面的管理工作。我的老家是山东诸城，他的老家是山东平度，我们是近邻的老乡，一来二往就熟了……他有四五十岁的样子……我们这些学生，许多不到20岁……他……很关心青年的好老头……我们都亲切的叫他伯伯、叔叔……”（见《杨明斋》第152页）　　

1982年3月12日，王辩同志给余世诚写信；1982年5月12日，王火召   明等访问她时，王辩同志又讲了类似的情况。她谈了杨明斋的各个方面，甚至杨明斋要娶个“满洲脚”当老婆的事都谈到了。说明她和杨明斋关系很好，无话不谈。　　

但是，就有一件事，王辩同志始终没谈，即1920年杨明斋在济南跟她老爸王翔千会见的事。这是怎么回事？王辩和杨明斋不仅是一般师生关系、老乡关系，而且是“近邻老乡”。他们能不谈个人和家庭的情况吗？当然会谈的。王辩同志对余世诚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我们就知道他很早就离开了故乡，到俄罗斯来谋生，后来参加了俄国共产党（布）。”谈了。不谈王辩同志怎么会知道这些？更重要的是，1981年8月18日王辩同志对余世诚说：　　

“还听说他在中共成立时，回祖国做了许多工作。”　　

这说明王辩同志知道杨明斋1920年和维经斯基到中国的事。但，说到此为止，王辩同志仍然没讲杨明斋1920年和她老爸见面的事。为什么？没有见面这回事嘛。杨明斋没跟她讲，她又怎么会跟余世诚讲？　　

如果1920年杨明斋确实到济南见过王翔千，那么1925年在中山大学和王辩拉起老乡、叙起家常，一听王辩就是王翔千的闺女，他乡遇故知，那会是一个什么场面？不把王辩抱起来亲吻，也会攥着王辩的手不放问长问短。有这样的场面，王辩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且会滔滔不绝不嫌絮烦地叨叨。余世诚之所以千里迢迢不辞劳苦从东营跑到北京去访问王辩，可能是想从王辩嘴里掏出她老爸和杨明斋会见的独家新闻，来个独家报道，一鸣惊人！可惜，竹篮打水——一场空。　　

1925年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王哲同志，在学校担任公社委员会委员，参加学生自治管理的工作，和负责学校总务工作的杨明斋经常有工作上的联系，又是山东老乡，所以关系也很好，很熟。王哲常常到杨明斋的住处相聚、交谈。　　

1983年10月6日和1985年6月18日，余世诚为搜集杨明斋的材料，曾两次去访问王哲同志。王哲同志对余世诚说：　　

“据他（杨明斋——曲注）告诉我，他的老家在胶东，早年闯关东到了俄罗斯……十月革命胜利后，1920年春，俄共党组织派他陪同维经斯基等到中国来，和中国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者联系，帮助中国同志建立共产党。”（见《杨明斋》第154页）　　

王哲同志所说这些，是杨明斋亲口告诉他的，是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从王哲同志所谈，我们也可看出，杨明斋对他1920年春陪维经斯基到中国来的事，并不隐瞒和避讳，而是很乐意谈，不仅对王辩谈，还对王哲谈，可能还对更多的人谈。　　

但，王哲同志对余世诚只谈到1920年春杨明斋陪维经斯基到中国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主义者联系，没说还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联系。杨明斋知道王哲是山东人，如果1920年春或1920年8、9月他和王尽美等3人见过面，他没有理由对这个老乡保密。杨明斋没对王哲讲，就是因为没有“会过面”这回事。　　

余世诚两次访问王哲同志，可能也是想从王哲那里挖掘维经斯基和王尽美等见面的资料。但是，王哲同志也无法满足他的要求。王哲和王尽美是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如果真有维经斯基和王尽美见面的事，王哲会隐瞒不讲吗？　　

余世诚虽然没有从王辩和王哲那里挖掘出杨一辰、丁群所谈维经斯基在济南和王尽美等会见的佐证材料，却挖掘出两份从反面证明1920年春或夏秋，维经斯基没有到济南和王尽美等会见的有力佐证。这也算余世诚从反面澄清这个问题立了一大功。　　

我的这两条根据，足以否定那个“尚未见确切文字证据”的“老一辈同志的传闻”。　　

当然，这对李肇年先生来说是无所谓的，只要有利于他造神的材料，不管是真是假，他都要拿来加以精心地利用，作为一片金箔贴到邓恩铭脸上。　　

　　

七. 励新学会和《励新》半月刊是胡适理论的产物,按胡适理论行事，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　　

　　

《民》文说：　　

“……以邓恩铭、王瑞俊和王志坚三人为主发动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作为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生进步组织。为了团结更多的先进青年共同学习和斗争，不久，邓恩铭同王尽美、王志坚、吴隼等十几名进步学生发起组织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励新学会’。　　

1920年11月，‘励新学会’在济南商埠公园正式成立……”　　

前面已经说过，此前，李肇年先生写过多篇为王尽美、邓恩铭造神的文章，都没有提到过什么“康米尼斯特学会”，也从没有提到“励新学会”和“康米尼斯特学会”有什么关系。如，1981年他在《刚毅而忠贞的战士》一文中说：　　

“……邓恩铭同志又进一步认识到：要救中国和铲除民族压迫，必须联合起来，冲破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他与尽美同志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联络了省立一师、省立一中、育英中学、工专和商业学校的一批青年，于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组织了进步团体“励新学会”。恩铭同志亦被选为学会的领导成员。大会决定出版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为宗旨的《励新》半月刊。”　　

再如，1998年6月，他在《短暂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一文中说：　　

“王尽美广交师友，结识同道。1920年底，他联络邓恩铭、王志坚等人，以研究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组织了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他们出版发行进步报刊举行学术研讨会，探讨和传播新思想。”　　

以上两篇文章都没有提到“康米尼斯特学会”。前面，我已经论证过，所谓“康米尼斯特学会”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李先生在这里之所以硬要把它和“励新学会”联姻，是企图给“励新学会”也贴上一个马克思主义标签，用来神化邓恩铭。　　

那么，励新学会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呢？　　

1920年12月15号出版的《励新》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刊有励新学会的《会务报告》，《报告》记载：　　

“今秋（1920年秋——曲注）开学以后，同人等屡次开会，日有讨论，越觉有组织学会之必要，遂公开订明本学会会名为励新学会，草拟简章九条并简明宣言一则，于十月三十一日实行宣布，当时列名发起者，系王志坚、吴隼等十一人。　　

……　　

十一月 二十一日下午，假公园（中山公园——曲注）大厅开一本会成立会，全体会员到会……” 　　

那么，为什么要成立励新学会呢？因为：　　

“新思潮发生以来，各处都有人树起极显明的旗帜，高倡文化运动，思想界受了这种影响，发生了空前大变动，凡少有觉悟的人，都照着这条路上走了，这当然是很有希望的一种好现象。　　

但是新思潮未发生以前，大多数青年，安安稳稳的，埋头于古纸堆里，并不去管社会怎样，人类怎样，就觉着除了‘老实读书’以外，并没有旁的问题似的。近来，新思潮蓬蓬勃勃过来以后，便与前大不相同了。大多数青年，已经有了觉悟，便觉着老实读书以外，个人和社会、和人类还有种关系，非常重大……便对于从前一切的制度、学说、风俗……等等都发生了不满意，都从根本上怀疑起来，于是觉得满眼前里，无一处，无一事，不都是些很重要的问题了。我们一般青年对于这种问题，想得痛痛快快的给他一个解决，确实困难丛生，往往在左思右想，总是解决不来，只觉得个人肉体，和在刀心剑林里似的，不舒服极了，精神上更不消说了，感受极大的苦与痛，常此以往，一定发生种种危险。　　

同人等想到这样，见有联络同志，组织会社之必要，便以精神的结合，组成励新学会”。（见《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种半月刊》，载1920年12月15号出版的《励新》第一卷第一期）　　

那么，励新学会的宗旨是什么呢？《励新学会章程》第二条规定：　　

“本会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　　

那么，励新学会的信条是什么呢？《励新学会章程》第三条规定：　　

    “本会信条如左（原《章程》为竖排，文字从右往左——曲注）：　　

          勤，俭，诚，勇。”　　

那么，励新学会怎样活动呢？《励新学会章程》规定：　　

       “第十三条：发行报章   本会发行报章为研究学理及会员通讯之用　　

         第十四条：举行演讲   ……　　

         第十五条：学术谈话会 ……”　　

1920年11月14日，会员又开会决定：　　

     “……活动暂时除学术谈话会及不定期演讲会外，再印行一种新出版物，即定名《励新》，每半月发行一次。”（见《会务报告》，载《励新》第一卷第一期）　　

那么，为什么要印行《励新》半月刊呢？　　

《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种半月刊》一文说：　　

“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得到结果，便可以宣布出来，争得大家的同意，请求大家的指教。　　

我们所以要发行这种半月刊，就是为的这个。”（载《励新》第一卷第一期）　　

综观上述，我们对励新学会是怎样组成的、为什么要成立励新学会、励新学会的宗旨和信条、励新学会怎样活动以及为什么要发行《励新》半月刊等等，就会有一个较为清楚的了解。　　

但是，我反复地仔仔细细地从励新学会所公布的这些第一手的绝对可靠的历史文件中，却找不到一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像什么“研究学理、促进文化”，像什么“勤，俭，诚，勇”，像什么“新思潮蓬蓬勃勃过来以后……大多数青年，已经有了觉悟，便觉着老实读书以外，个人和社会、和人类还有种关系，非常重大……便对于以前一切的制度、学说、风俗……等等都发生了不满，都从根本上怀疑起来，于是觉得满眼前里，无一处，无一事，不都是些很重要的问题了”等等，就是马克思主义吗？　　

当然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　　

不过，励新学会所标榜的：　　

研究学理        　　

促进文化　　

这个“宗旨”，似曾见过，好面熟。在哪里见过呢？我让一个上大学的小孙女陪我去山东省图书馆寻找。不巧，因为搬迁，停止借阅，白跑一趟。后来，经老朋友于治  的帮忙，费了半天工夫，终于在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本书里找到了。那本书里的一篇文章，开头有这么几句：　　

          研究问题　　

            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　　

你看，这四句和励新学会的那两句多么相似呀，简直就是姊妹俩，一模一样。只不过，励新学会经过新法加工，像浓缩桔汁一样，把四句浓缩成两句而已，喝起来味道是一样的。　　

这四句是谁写的？不是马克思写的，也不是王尽美“崇拜的偶像和效法的楷模”、“神往已久”的李大钊（见《王尽美传》第52—53页）写的。　　

那么，又是谁写的呢？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博士写的。　　

胡适博士在1919年11月1日晨3时写了一篇题为《新思潮的意义》的文章，发表在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面。在文章开头的前面，胡博士就以上面的排列格式——当然，那时的杂志版面都是竖排的——排了这么四句。　　

哎呀，老天哪，可找到了！励新学会奉行的宗旨原来是从“我的朋友胡适之”胡博士那里批发来的。　　

既然如此，顺藤摸瓜，看胡博士又是怎么说的。胡博士说：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　　

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　　

（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　　

“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是，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这两项是新思潮的手段。”　　

“为什么要研究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变成困难的问题，不能不彻底研究，不能不考问旧日的解决法是否错误……”　　

“为什么要输入学理呢？……一来呢，有些人深信中国不但缺乏炮弹兵船电报铁路， 还缺乏新思想与新学术……二来呢，有些人自己深信某种学说，要想他传播发展，故尽力提倡。三来呢，有些人……觉得翻译现成的学说比较容易些……四来呢，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一方面做那破坏事业，一方面做对症下药的工夫，不但不容易，并且很遭犯忌讳，很容易惹祸，故不如做介绍学说的事业，借‘学理研究’的美名，既可以避‘过激派’的罪名，又还可以种下一点革命的种子。五来呢，……学理的输入往往可以帮助问题的研究。　　

这五种动机虽然不同，但是多少总含有一种‘评判的态度’，总表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　　

“……我希望新思潮的领袖人物以后能了解这个教训，能把全副精力贯注到研究问题上去；能把一切学理不看作天经地义，但看作研究问题的参考材料；能把一切学理应用到我们自己的种种切要问题上去；能在研究问题上面做输入学理的工夫；能用研究问题的工夫来提倡研究问题的态度，来养成研究问题的人才。　　

   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这也是我对于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　　

胡博士还说：　　

     “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以上引文均见《新思潮的意义》，载《胡适文集2﹒胡适文存卷四》）　　

胡博士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还特别 提出让读者“参看”他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问题与主义》和《三论问题与主义》及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那么，请看胡博士在那些文章中又说了些什么：　　

胡博士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说：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那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看罢胡博士这一通议论，再看1920年12月15号出版的《励新》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的卷首文章——《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种半月刊》，令人禁不住拍案惊奇！这篇文章说的和胡博士说的口径何其一致！就像课堂上老师和学生一呼一应，配合得严丝合缝。　　

胡老师说：“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励新学生说：“研究学理，促进文化。”　　

胡老师说：“‘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是新思潮的手段。”　　

励新学生说：“本会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　　

胡老师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　　

励新学生说：“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　　

由此看来，励新学会这些学生和胡博士真是思想一致、步调一致，老师说什么，学生应什么，完全是按胡老师的教导行事，是一些绝对听话的好学生。　　

以上，充分说明励新学会和《励新》半月刊是胡适理论的产物。　　

“爷爷，你错了。”帮我打稿子的小孙女说。　　

“哪儿错了？！”　　

“胡适说的那些话，是在1919年7月、11月说的，励新学会是1920年11月成立的，相差一年多，你怎么能把它们拉到一块儿呢？”　　

“没错，没错。那些话虽然是胡适一年多以前说的，可是，一年多以后，励新学会那些会员却仍然是不打折扣地照办不误。这说明胡适说的这些话对它们的影响有多么大、多么深，时间过了一年多，就和当面才说的一样。这也说明，一直到1920年底，我们山东的‘进步青年’，对胡适仍然是情有独钟，胡适在他们的心目中仍然占有统治位置。”　　

小孙女又不说话了。　　

我这里再举一个例子。1921年4月15号出版的《励新》第五期，刊登了张世炎写的《寒假内的杂感》一文，他把寒假30天中感觉的不满意的事，宣布出来和大家讨论，其中有一段谈乘火车的“感觉”。他说：　　

“由滕（县）回济（南）的时候，是坐津浦车。我们搭的是三等客票，车上的人，非常拥挤，……连插足的地方都未有，车上的人以丘八先生们占多数，都是不买票的客……车上的夫役怎样？胡适之说：‘头等车的客，他们称呼老爷。二等客称兄弟，三等客就得称呼他们老爷。’我未坐过头二等车，他们待遇头二等客是怎样？我不得知，他们待遇三等客，确实带着些‘老爷’的气味。”（见《励新》第五期第十六版）　　

请看，张世炎就在这么一件小事上，也要引用“胡适语录”。胡适说的这一段并不是什么至理名言，只是很一般的牢骚话。凡是坐过火车对列车员服务态度不满的，都会发这么几句牢骚。可是，就因为是胡适说的，张世炎即奉为金科玉律写进自己的文章。他甚至不敢直呼“胡适”的名字，而用“胡适之说”，表示自己对胡适老师的尊敬。　　

我之所以在上面说了这么许多，目的在于要说明五四运动时期，胡适的理论对山东“进步青年”的重大影响；目的在于要说明励新学会和《励新》半月刊是按照胡适理论组建的，是胡适理论的产物。　　

那么，胡适是什么人呢？凡是研究历史的都知道：　　

一.胡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二.胡适是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三.胡适公开宣布：“我是一个实验主义信徒”。（见《我的歧路》，载《胡适文集3·胡适文存二集卷三》）　　

既然如此，那么，在胡适反马克思主义的实验主义影响之下，按照胡适的反马克思主义实验主义理论组建的励新学会和《励新》半月刊，怎么又会和马克思主义发生什么关系呢？当然不会。励新学会和《励新》半月刊不仅跟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在客观上还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　　

李肇年先生为了要给励新学会贴上一个马克思主义标签，强行把她和那个虚无缥缈的“康米尼斯特学会”拉到一起，完全是封建媒婆搞的一套骗局。　　

　　

八. 励新学会不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阵地”，根本没有“积极组织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我在前面第七部分用完全可靠的有关励新学会的第一手历史文件和充分的事实，论证了励新学会是按胡适理论组建的，是胡适理论的产物。但，李肇年、余世诚、刘明义诸先生却持另一种意见。他们用一种乱认宗族的手法，把所谓“康米尼斯特学会”和“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跟“励新学会”联姻，搅和在一起，拼命往“励新学会”身上贴马克思主义标签，妄图组成一个几世同堂的“马克思主义”大家庭。　　

余世诚、刘明义在他们写的《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中说：　　

    “励新学会本身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团体，但它又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阵地。”（见该书第106页）　　

李肇年在《民》文中则说：　　

    “为了使学习目的和方向更加明确，以邓恩铭、王瑞俊和王志坚三人为主发动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作为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生进步组织。为了团结更多的先进青年共同学习斗争，不久，邓恩铭同王尽美、王志坚、吴隼等十几名进步学生发起组织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励新学会’。”　　

令人奇怪和不解的是，1998年10月出版的，由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共山东地方史》（以下简称《地方史》），竟然也学着余世诚、刘明义的腔调，对励新学会和《励新》半月刊给予了违反历史事实的、混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颂扬和充分肯定！　　

《地方史》说：　　

    “在筹备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期间，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等人为了广泛的吸收进步青年参加研究革命理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于1920年11月，组织了一个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并在济南中山公园召开了成立大会……励新学会成立后，积极组织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革命理论。在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把举行学术谈话会作为学习、研究、宣传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并制定了学术谈话会简章，要求把每次学术谈话会开得认真、热烈。励新学会还经常组织演讲会，邀请进步人士到会演讲，并把他们的演讲稿在《励新》杂志上发表。励新学会曾邀请北京《曙光》杂志主编宋介于1921年的国耻纪念日来济南演讲。这些演讲活动受到会员和青年学生的欢迎。”　　

《地方史》在这里用了200多字的篇幅以官方见证人的身份公开宣布了尚未诞生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和“励新学会”的亲子关系，并且详细地讲述了励新学会“积极组织会员和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 ——学术谈话会以及经常组织演讲会的情况，并给予充分的肯定。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之所以这样做，说明他们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共山东地方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否则，他们不会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讲述的。　　

不管李肇年也好,不管余世诚、刘明义也好,他们都是用个人的名义在进行制造假党史、假历史和造神的活动,他们写的什么书印量也不大,看他们的书的人更少,所以他们的市场不大,欺骗性有限。　　

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却完全不一样。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是中共山东省委的一个部委级单位，是全省的党史研究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有着自然的威信和权威，因而影响也是巨大的。李肇年、刘明义对此一清二楚。因此，他们削尖脑袋千方百计往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这棵大树底下钻，利用这把保护伞贩卖自己的私货假货。不幸的是，这个山东省党史研究工作的最高领导机构，竟然甘心被这些假货制造贩子所利用所操纵，和他们沆瀣一气，并充当他们的铁杆保镖，不仅成了他们制造假货的温床，甚至打着官家的牌子给他们推销！由于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这块牌子有着自然的威信和权威，那么，打着这块牌子贩卖假货，其欺骗性更大，会使更多的善良的党员和老百姓上当受骗，所造成的危害将是极其巨大的，流毒也将是极其严重的！因此，必须严肃对待，必须彻底揭露批判，肃清流毒！　　

现在，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揭露：　　

（一）学术谈话会没有“学习、研究、宣传”什么“革命理论”，根本不是什么“学习、研究、宣传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　　

《地方史》说，励新学会“在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把举行学术谈话会作为学习、研究、宣传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　　

不错。《励新学会章程》第十五条确实规定有“学术谈话会”，《励新》第三期也确实刊载了《学术谈话会简章》。　　

那么，这个“作为学习、研究、宣传革命理论的”“重要途径”的“学术谈话会”举办了几次呢？《励新》第三期刊载的《会务报告》上公布的有：1920年12月12日一次，12月19日一次，共两次。　　

那么，这两次学术谈话会“学习、研究、宣传”了什么“革命理论”了呢？　　

1． 12月12日学术谈话会，讨论姓名问题，“结果会员一律废号”。　　

这使我想起57年前一件事。1944年，我在上海光华大学上学时，选了蔡尚思老师的一门选修课——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蔡老师讲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件事，即：北京有一位叫钱玄同的名教授，对自己的姓产生了怀疑，认为自己姓的“钱”不纯。他的根据是：父亲姓钱，母亲不姓钱，那么他姓的这个“钱”，只有钱的1/2。往上数，他祖父姓钱，祖母不姓钱，因此他父亲姓的钱也只有钱的1/2。再往上数……几十代传下来，传到钱玄同教授身上，这个“钱”含“钱”量就微乎其微，他的这个“钱”严重不纯。于是，钱教授就采取果断措施——废姓，不姓“钱”了，改姓“疑古”。不叫“钱玄同”了，改名为“疑古玄同”。钱玄同教授废姓改名壮举，当时轰动全国。　　

我想，励新学会的“进步青年”们可能为钱玄同教授废姓改名壮举所触动，因此，在“学习、研究、宣传革命理论”的第一次学术谈话会上，就“讨论姓名问题”。他们虽然没有像钱教授那样彻底“废姓”，却也“一律废号”。我国人过去，除了有“名”，还有“字”，有的还有“号”，“别号”等等，一大拖罗。经过“学术谈话会”，“结果会员一律废号”，只保留“名”和“字”，减轻了负担，也算得是一次“改革”，是件好事。但，这又算是哪门子“革命理论”呢？跟马克思主义根本沾不上边。　　

2． 12月19日的学术谈话会，研究工学问题。怎么研究的，结果如何，《会务报告》没公布，无从得知。　　

这里所说的“工学”，也就是“工读”。五四运动以前，我国已经有宣传工读主义的刊物，宣传工读主义的文章，“大部分讲的还是通过工读解决学费以及如何普及教育问题”。“工读主义虽然提出很早，但当时影响并不大，只是到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的几篇文章，指出今后社会都要成为劳工社会，人人皆应成为劳工之后，特别是通过‘五四’、‘六三’中国工人阶级表现了自己的伟力之后，这个问题才被人们重视起来”。“工读主义在进步青年中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天津觉悟社在其刊物《觉悟》第一期发表一篇题为《工读主义》长达二万余字的文章，对工读主义的理解、主张以及实行的办法，都作了系统的、具体的论述。觉悟社还曾多次开会讨论、研究工读主义。”（以上引文见彭明著《五四运动史》）1919年12月，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王光祈等都是发起人。1920年正月一日，胡适还在天津跟觉悟社社员谈“工读主义实行以后”，最难的问题——“读”的问题。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长沙的一些进步青年，也在兴起工读互助主义的实验活动，都以遇到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而解体。一年后，励新学会才在学术谈话会上“研究工学问题”，尚未见诸行动，比其他地区落后了一大截子。另外，即使励新学会会员都赞成拥护“工学”，和马克思主义也挂不上钩。　　

除了这两次学术谈话会之外，未见有其他学术谈话会举行。　　

从以上两次学术谈话会的内容来看，也能算得上“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吗？根本不能。像这样的学术谈话会，即使“开得”再“认真”、再“热烈”，对“学习、研究、宣传革命理论”有何补益？！而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共山东地方史》中对此却大加赞扬。但，铁的事实却无情地证明，励新学会举行的“学术谈话会”没有“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谈话会”也不是什么“学习、研究、宣传革命理论的重要途径”。 　　

（二）不定期讲演会没有“传播”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　　

《地方史》说：“励新学会还经常组织演讲会，邀请进步人士到会演讲……曾邀请北京《曙光》杂志主编宋介于1921年的国耻纪念日来济南演讲。这些演讲活动受到会员和青年学生们的欢迎。”　　

不错。《励新学会章程》第十四条规定：“举行演讲   本会按期由庶务员推会员或延聘名人演讲以增学识。”　　

据《励新》第五期刊载的《会务报告》记载：　　

1921年3月20日，励新学会在常会处开会时，决议的事项（3）是：举行不定期讲演会。决定特聘郭绍虞、王静一、刘次萧、王翔千、赵捷先、王祝臣诸先生讲演。3月27日，星期日，在古历亭开了第一次不定期讲演会。会上，郭绍虞、赵捷先、王祝臣三人做了讲演。　　

4月3日，励新学会在常会处开会，决议“至国会（应为“国耻” ——曲注）纪念日，请宋唯民先生，来会讲演，公举赵震寰，王克捷为记录。”宋唯民即宋介， 是北京中国大学的学生、《曙光》杂志的主编，当时还是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除此，4月份没有安排其他讲演会。　　

对1921年3月27日的讲演会，《励新》第五期《会务报告》一栏中有详细记载： 　　

   “二十七日，在古历亭，开不定期讲演会：　　

这一天的天气，颇为凉爽，而我们仝人，很有热烘烘的精神，都于八点以前，到了会了，所请的讲演员，更为热心，都到的很早，于九点的时候，就开了会了。　　

        临时公推王志坚先生为主席，报告开会的宗旨，及同人感激的意思。于是讲演员继续讲演。　　

    ⑴郭绍虞先生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对于中学生研究国文，应取的态度”　　

    ⑵赵捷先先生讲演：讲演的题目是“对于济南出版界的批评”　　

    ⑶王祝臣先生讲演：讲演的题目是“生子问题”　　

    ……　　

刘次萧先生，王静一先生，王翔千先生没有讲演……　　

讲演完毕，继以谈话会，精神上觉着很活泼，很愉快；讲演员早退，我们同人，又谈了一回，更有一种特别兴趣，至毕会时，天已十二点了。”　　

4月3日，励新学会在常会处开会决议的，“至国会纪念日，请宋唯民先生，来会讲演”的事，宋唯民（宋介）在国耻纪念日——5月7日是否按约从北京来济南到励新学会讲演了，现在没有任何可靠的原始资料可以查考，无法确定。至于宋介讲演的题目和内容，更是无从得知。　　

从现在掌握的确凿的第一手原始文件资料看，励新学会从1920年11月成立以后，就在1921年3月27日举办了 这么一次讲演会。　　

从3月27日讲演会上郭绍虞、赵捷先、王祝臣三位先生讲演的题目来看，像什么研究国文和生孩子等等，跟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密切关系，三位先生不会是宣传社会主义的。刘次萧、王静一、王翔千三位先生没讲，他们讲什么题目不得而知，内容也无法猜测。但从三位先生当时的政治面貌来看，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要讲也不会讲有社会主义内容的东西，更不用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了。　　

以上事实，充分反映了励新学会所举办的“学术谈话会”和“讲演会”的真实情况。从谈话会、讲演会讨论和讲演的内容来看，跟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根本沾不上边，他们根本没有“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励新学会也根本不是余世诚、刘明义所说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阵地”！“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要这么一个根本不“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听老子话的逆子干什么？！　　

励新学会只是五四运动后期出现的一个学生团体。在新文化运动极为落后的山东来说，他们在对封建军阀专制统治、社会腐败、黑暗等方面做了一些揭露批判的工作，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应该给予肯定。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地方史》以及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在他们的文章中对励新学会的吹嘘，却完全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写史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要用事实说话，要忠实于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的评价要恰如其分，要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这是写史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准则。而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竟然连这一基本准则，也弃之不顾。　　

　　

九．《励新》半月刊不是王尽美、邓恩铭“加强社会主义宣传的阵地”，也不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阵地”，没有同无政府主义思潮展开斗争，而是大力宣扬杜威的教育思想，热情歌颂无政府主义，公开反对共产党　　

　　

李肇年先生在《民》文中说：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邓恩铭、王尽美利用《励新》半月刊为阵地，加强了社会主义宣传，并同在青年中影响较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展开了斗争。”　　

余世诚和刘明义先生在他们的《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中，用了几乎3个半页码约2700字来介绍《励新》半月刊，对其总的评价是：　　

    “《励新》杂志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启迪青年的觉悟，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见该书第92页）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地方史》中，则说：　　

“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在山东特别是济南地区蓬勃发展……一些宣传新思想、探索改造社会的进步刊物应运而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励新》半月刊杂志。　　

《励新》半月刊，由励新学会创办，王尽美任主编，邓恩铭任学会庶务，总揽会务。《励新》半月刊登载了大量有关山东教育和妇女解放及讨论社会改造问题的文章，通过具体事实，剖析社会，痛斥反动当局的罪恶，抨击社会时弊，启发青年觉悟。王尽美在《励新》第二期发表了《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邓恩铭在第三期发表了《济南女校的概况》。《励新》还大量刊载了一些宣传社会主义，鼓动进行社会革命的文章，如第五期发表了王复元来稿，稿中鼓动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同地主、资本家作坚决的斗争。王尽美在编辑该文章后，撰写了《瑞俊附志》，号召工人们起来从资本家手中夺回权利；号召工人们的先觉者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见该书第一章第19页）　　

《励新》半月刊是他们说的那样“加强了社会主义宣传”，并同“无政府主义思潮展开了斗争”；“刊载了一些宣传社会主义，鼓动进行社会革命的文章”；“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吗？　　

《励新》半月刊是不是像他们说的这样，应该用事实来说明，而不是靠激动人心的革命辞藻来包装。　　

1920年12月15日创刊的《励新》半月刊，现在已经发现的有第一卷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和第五期，第四期和予告出版的第六期，尚未发现。　　

现在，我们就一期一期地研究一下《励新》半月刊的内容，看看它到底是持一种什么观点的杂志，到底应该怎样给它定性和应该给予什么样的评价。　　

（一）《励新》第一期是具体实践胡适理论的结晶　　

我在本文第七部分已经论证了《励新》半月刊是胡适理论的产物，是按胡适理论编辑刊物的。《励新》半月刊的发刊词——《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种半月刊》，已经说得一清二楚。那么，创刊号这出打炮戏怎么唱呢！怎么才能叫座，才能一炮打响？当然要全力以赴兑现发刊词所说，按胡适老师的教导办。胡老师说：　　

“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个主义如何新奇，那个主义如何奥妙。”（见《问题与主义》）　　

既然老师出了题目，当然就得“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见《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种半月刊》）不过，胡老师也说了：“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见《问题与主义》）那么，怎么办呢？好了，有救了：　　

胡老师说：“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　　

胡老师号令一下，学生马上行动起来，于是乎在第一卷第一期《励新》半月刊上：　　

王象午写《家庭的讨论》；　　

靳鸿训写《婚姻问题》；　　

赵震寰写《旧式婚姻的弊害》；　　

陈汝美写《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　　

谢凤举写《乡村妇女教育》；　　

王克捷写《中国妇女解放的初步》；　　

连那位李肇年先生说的“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些日子里”“常常”和邓恩铭、王志坚“相聚在一起”“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多次去北京与李大钊一起讨论社会现状”，被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收为北京以外的首批会员”，并在济南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的王尽美，也不敢怠慢，写了一篇《女子装束问题》，研究起女人如何穿戴打扮来了。　　

而被李肇年先生尊崇为“民族的楷模”的邓恩铭表现得尤为突出卖力，他在《改造社会的批评》里声嘶力竭地喊：“不能……人家说公妻好，我们也说公妻好，人云亦云。”为胡老师帮腔助势。　　

胡老师说：“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　　

邓恩铭又毫不犹豫地登高一呼：“不能人家说无政府主义好，我们也说好。”为胡老师摇旗呐喊。　　

因为，《励新》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的实物我没有看到，只从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的方正和刘明义合编1983年第2期《山东党史资料》里面，看到了《励新》半月刊第一期的目录，知道了这些有关解决女子解放问题的文章题目，未见文章内容，不知文章里面讲了些什么。因此，无法对文章作出什么评价。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既然是在胡博士理论监督指导下做的文章，绝不会有李肇年先生说的“加强社会主义宣传”和余世诚、刘明义两先生说的“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因为胡老师看见了会发脾气，通不过的。文章里面装的只能是纯正的“胡适牌”货色，购者完全可以放心。　　

《中国共产党历史》说：　　

   “他（胡适——曲注）要求人们‘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个主义如何新奇，那个主义如何奥妙。’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宣传改良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一次革命就能够解决他所说的一个个问题。”（见该书第40页末——41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一段话，可以作为对胡适理论是什么货色的定性。　　

（二） 邓恩铭高举反共大旗，登台亮相，是反共急先锋　　

《励新》半月刊第一期除了研究如何解决女子解放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重头戏，就是“改造社会”。在这出戏里挂头牌的是邓恩铭。他写了一篇为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诸先生极为欣赏和充分肯定的重头文章——《改造社会的批评》。这是邓恩铭在《励新》这个舞台初次亮相的打炮剧目。　　

客官们请看，这出戏邓恩铭是怎样唱的。　　

    邓恩铭在文章中的第一段,开宗明义地说:　　

        “社会是人创造的,故一代的社会情形,与一代的社会情形,必不相同。在这不同之间,就发生改造这件事情。改造有没有价值,就看他对于当时社会,产生什么影响。凡不根据当时社会情形产生出来的改造,在社会一方面,绝对不会产生什么效果,不但没有效果,并且一定要失败的。”　　

邓恩铭在这里首先警告那些想“改造社会”的人，不要轻举妄动！“凡不根据当时社会情形产生出来的改造……绝对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并且一定要失败的。”　　

邓恩铭在文章第二段，又说：　　

       “自从新思潮流到中国以后，社会上就有了一种不安静的样子，于是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按我们中国的社会情形说起来，这种改造的事情，一定免不了的……”　　

邓恩铭已经看到了“改造社会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的“当时社会情形”，“改造的事情，一定免不了的”，想挡也挡不住。那么，怎么改造法呢？　　

邓恩铭在文章中的第三段,明确指出：　　

      “我们中国是一个老专制的国家，阶级不平等，贫富不平等，男女也不平等……在专制盛行的时代，社会情形如此，所以阶级低的，贫的，女的，无论受什么压迫，受什么痛苦，只有忍气吞声，受社会的支配，受不平等的待遇……但是从去年五四运动以后，东西洋社会学输到中国，于是一般受恶社会支配的——阶级低——贫——女子——人，都大半起来高唱改造社会。于是，罢工啦，罢市啦，家庭革命啦，社会公平啦，这种种的事体，种种的声浪，充满了我们的耳鼓。象这样的改造社会，实地练习，是实在的，是改造社会的先驱，是极有希望的！”　　

对，对，对，“罢工啦，罢市啦，家庭革命啦”，工农兵学商一齐来个“总同盟罢工”，这“是极有希望的！”这就是邓恩铭最赞成的“改造社会”的方子！你们要“改造”中国这个“老专制的国家”，按邓恩铭开的这个方下药就行。　　

邓恩铭虽然“开方下药”了，但他还不放心，还有更重要的话要叮咛。他在文章的第四段，批评了那些“空谈”“改造社会”的“有知识的”：　　

      “当社会学说初来的时候，他反对比谁也厉害，到后来看看不行，于是顺风转舵，由反对的态度，一变而为赞成者……鼓吹的比谁也厉害……象这样的人大声疾呼改造社会，充满肚子的鬼心肠，只叫人家改造，自己不改造，不如不空谈为好。”　　

这话说得对，“空谈的改造”，“不如不空谈为好”！但，这不是文章的重点。文章的重点在第五段，批“盲从的”。邓恩铭说：　　

      “世间事情多得很，有好的，有坏的；有适于这个时代，而不适于他时代的；有适于这个社会，而不适于那个社会的，我们倘若不加一番研究，难免不走入盲途的。何况这样茫无边际的社会问题，若是我们不去研究，那更是要入五里雾中了。我们中国讲社会学的……也不过学人家的皮毛，究竟哪是好，哪是坏，恐怕不十分明白。那么，我们一般要去改造社会的，不能不仔细想想，要知道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情况既是不同，那么，在西洋社会适合的，拿到中国来，更是洪水猛兽了。所以我们研究一种学说，必定要拿来与我们的比较，究竟不同之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才不至于徒劳无功。”　　

在这里，邓恩铭左一个“研究”，右一个“研究”，翻来覆去强调“研究”的重要，强调“倘若不加一番研究，难免不走入盲途的”；“若是我们不去研究，那更是要入五里雾中了。”而且严厉批评“近来一般人说到西洋学说来，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因为，“西洋社会情形与我们中国不同的地方很多，情况既是不同，那么，在西洋社会适合的，拿到中国来，更是洪水猛兽了。”看看，“不用心研究”，有多么危险！！！怎么办呢？邓恩铭不是给指出来了吗：“我们研究一种学说，必定要拿来与我们的比较，究竟不同之点在哪里，然后取长补短，才不至于徒劳无功。”邓恩铭这里用了300多字讲“研究”的重要性和“不用心研究”的危害性，还都是原则的笼统的大道理。那么，到底哪些“西洋学说”“拿到中国来，更是洪水猛兽了”？邓恩铭说了：　　

       “不能人家说无政府主义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说共产党好，我们也说好，人家说公妻好，我们也说公妻好，人云亦云。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依我们答案：不唯不能实行，恐怕还落得一个过激党的头衔，象这样的盲从，社会上一定不会受他们的利益。那么，社会上也一定不能容他的。”　　

这不，“图穷而匕首见”，真正的答案出来了。这一段，才是邓恩铭这篇《改造社会的批评》核心要害所在，其他那些都是陪衬。看到这里，我也从“五里雾中”走出来了，原来他要“批评”的就在这里。　　

至于文章的第六段，也就是最后一段，纯粹是为了写文章要前后照应而写的，没有什么新意。前面既然讲了“按我们中国的社会情形说起来，这种改造的事情，一定免不了的”，那么后面结尾就得说“中国社会一定要改造”。否则，就犯了作文没有前后呼应的错误。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中国社会怎样去改造？　　

邓恩铭没忘这个关键的问题，他在文章里面也写了。他说：　　

“但是我们去改造非脚踏实地从事不可，若是不然，恐怕我们改造社会不了，倒被恶社会支配。”　　

邓恩铭说的这句话，被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诸先生视为字字珠玑,都恭恭敬敬一字不漏地把它抄录下来,放到自己的文章里面,作为抬高邓恩铭身价和给邓恩铭造神的最有力的王牌。　　

对此，我感到很奇怪。邓恩铭这句话，有什么可值得吹捧的？他说的“我们去改造非脚踏实地从事不可”，是什么意思？我百思不得其解。余、刘、李诸先生能讲清楚吗？　　

如果按作文前后要照应来说，那么，邓恩铭所说的“改造非脚踏实地从事不可”，是指他前面所肯定的“是实在的，是改造社会的先驱，是极有希望的”“罢工啦，罢市啦，家庭革命啦，社会公平啦，这种种的事体”的“实地练习”。　　

邓恩铭指引的这条“脚踏实地”的路，是“改造”中国的根本之途吗？余、刘、李三位马克思主义专家，请你们解释解释。你们那么推崇邓恩铭说的这句话，能把你们的理由亮出来，让读者们看看吗？　　

通观邓恩铭的《改造社会的批评》，里面并没有很多新意，他讲的那些话，也不是他的创意，都是有祖本的。　　

现在，我抄录两段供研究参考：　　

1、“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2、“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的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用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不然，我们只记得几首汤头歌诀，便要开方下药，妄想所用的药进了病人肚里，自然‘会’起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那就要犯一种‘庸医杀人’的大罪了。”　　

把这两段拿来和邓恩铭上面写的那些对照起来看，你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思路和立论何其相似！而这两段文字是胡适分别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三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中写的。胡适写在前，邓恩铭写在后，因此，只能说胡适是老师，邓恩铭是学生。另外，老师反对“空谈”，学生也反对“空谈”；老师反对“盲从”，学生也批评“盲从”，步步紧跟。　　

邓恩铭这出跳加官唱得确实是独具特色，但他手中拿的不是“天官赐福”，而是“不能说共产党好”的反共大牌子。　　

胡博士在1922年6月16日写的《我的歧路》一文中说：　　

“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贼三年不打自招。”胡博士这里公开承认他之所以要提出他的“政论导言”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胡适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　　

邓恩铭写《改造社会的批评》的时候，上海已经有了共产党组织；1920年11月7日，《共产党》月刊也在上海创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的旗帜。可能邓恩铭也“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而喊出“不能……人家说共产党好，我们也说好”的响亮的反共口号。邓恩铭这时是一个反共的急先锋！　　

这样说，冤枉邓恩铭了吗？不！一点也不！因为，在同一时期，山东的“进步青年”所写的文章当中，没有一个公开点名反对共产党的，邓恩铭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喊着反共口号登台亮相的酷哥。　　

钟爱邓恩铭的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诸先生，难道你们对他声嘶力竭地喊反共口号的酷样也感到很可爱吗？！　　

    (三)《励新》第二期、第三期是杜威影响的大检阅　　

1921年1月1号出版的《励新》第一卷第二期和1月15号出版的《励新》第一卷第三期，是“山东教育号”（一）、（二）。　　

谢凤举在《山东师范教育的缺点》一文中说：  　　

    “现在第二期半月刊内，同人公议着，要出个山东教育号，是想把山东的教育，总总的研究批评一下子，到底是看看山东的教育什么样，遂就拟就了题目，同人各检择分作。”（载1921年1月1号出版的《励新》第一卷第二期第十九版）　　

由此可见，《励新》半月刊出版“山东教育号”，是经过“同人公议”的，按计划出版的，内容要讲什么，题目也是早就拟定好了的，作者只是“检择分作”而已。这个做法很好，根据总的要求列出题目，分工协作，既避免了重复，也防止了遗漏，可以“总总的研究批评一下子，到底是看看山东的教育什么样”。　　

现将《励新》第一卷第二和第三两期“山东教育号”的文章目录抄录如下：  　　

第一卷    第二期     山东教育号（一）　　

山东教育界应有的觉悟                     陈汝美　　

山东教育不好的原因                       张世炎　　

山东教育的将来                       崔万秋　　

山东的学生                               赵震寰　　

山东省立学校与教会学校的比较             丁其惠　　

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                 王瑞俊　　

山东师范教育的缺点                       谢凤举　　

     第一卷    第三期       山东教育号（二）　　

山东教育的现状                            李祚周　　

山东的实业教育                            王象午　　

山东的小学教育                            靳鸿训　　

风俗习惯与乡村教育                        李法田　　

济南女校的概况                            邓恩明　　

以上12篇文章，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总总的研究批评”了山东的教育问题，可以说面面俱到。　　

当我仔仔细细、一篇一篇阅读完了这12篇文章以后，发现了一个问题，所有这些文章都是按一个调——杜威调写的。不管从立论，不管从观点，甚至有些语言词句，都和杜威说的一模一样，都是纯真杜威牌号的。　　

我手中有一份《杜威博士在济南讲演》稿，拿它和《励新》半月刊上的这些文章对照着看，就更清楚了。如：　　

1. 教育要为社会造就有用分子　　

杜威说：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社会青年男女造成完人，造成社会上有用的分子。”　　

崔万秋说：　　

       “我们办教育，究竟是为着什么？——是培养社会的健全分子，还是为自己谋衣食？——人人觉悟了，把为自己谋衣食的思想，变成为社会健全分子的思想。”　　

2. 教育改造社会　　

 杜威说：  　　

        “我这六次讲演，有一个公（共）同的根本原理。这个基本的观念，就是学校的教育，要完全和社会上生活相联络。学校的教育，就是产生将来良好社会分子的方法，将来良好的社会，就全依赖着教育去产生。”　　

陈汝美说：　　

       “教育的事业，有改良社会，转移文化之权，（。）教育者的责任，是非常重大，应当如何去修养他个人的人格，去改造社会，提倡文化，以尽教育界应尽的责任。”　　

   王瑞俊（尽美）说：　　

       “乡村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利器”，“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工具，教师是改造社会分子的实行者。”　　

   李祚周说：　　

       “再看看山东社会这样的黑暗腐败，应如何造成健全的人格，去改造这山东社会，这教育界负极大责任，盼望教育界的人，快快的觉悟，自觉！自觉！”　　

   谢凤举说：　　

       “将来的教育，是要与社会贯通一气的。质言之（，）‘即是得适合于社会’……”　　

3. 教育要适应社会潮流　　

杜威说：　　

       “因为社会上的新情况、新势力、新运动，迫使教育不得不变的。一个学校在五百年前或百年前所用的方法可以造就人才，然而在今日必然要失败，因为它不能随着社会转移，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教育者……必须要研究当时社会所必需的……所以必须顺着潮流走去。在民主主义国家里，若学校教育用其他主义的教育，就必然失败。”　　

        “若是一个国家在理想上是民主主义，然而不拿民主主义去作教育，也是必然要失败的……”　　

李祚周说：  　　

       “教育当视社会的需要为目的，社会是进化的，教育也是进化的，绝不是‘墨守成法’所能行的，所以德谟克拉西式教育盛行社会的时候，绝不能施那军国民教育，女子解放盛行社会的时候，绝不能再施那三从四德的教育，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教育精神，廿世是造就廿世实用的人物，才能符合教育的目的。”　　

   谢凤举说：　　

“大凡教育，就是一世趋势的表现， 一时代精神的色彩。所以教育就得随着社会潮流进行。前天杜威博士说的好（，）‘教育是一个渡济人的大船’ （。）我可以藉着他（这）句话说，学术便是推动大船进行的舵橹。所以学术更得要跟着潮流急进，才能以定住方针，免迷了途径。”　　

   陈汝美说：　　

       “山东教育界，思想薄弱，眼光狭小，所以办教育的，只是本着旧日的法子，不敢有所变更，不管世界教育的潮流怎么样？不管教育界，现在进步到一个什么程度？他们不管环境怎么样？趋势怎么样？只是自己办自己的。”　　

4. 教育是无阶级的，要普及教育　　

杜威说：　　

       “教育是无阶级的。若是一个学校里面，重男的、轻女的，有富的、无贫的，是很不对的。所以要普及教育，必须把这男女贫富的阶级都化除了，给他们一种平等的机会。”　　

王瑞俊（尽美）说：　　

“有些人说：‘要普及乡村教育，使平民都有识字的机会，非先打破贫富阶级不可’，这话我很相信。”　　

5. 小学教育是基础　　

杜威说：　　

“社会的变迁对于教育的影响又有一种，就是强盛国家，都注重小学教育。”　　

  “若是中国小学教育普及人人的程度，至低，都能读新闻纸，知道本国的情形是怎样，他国的情形是怎样，请君试想，中国人口这样多，物产这样的富，必不至（致）四分五裂，遭外人的觊觎，受外人的侵略。”　　

  “小学教育的普及，乃是一种强国的绝对的事实。”　　

  “昨天说的是国家要强，非人民有团结力不可；欲有团结力，非普及小学教育不可。”　　

  “儿童在幼稚时代，对于将来种种问题，原没有什么觉悟，不过他的习惯（，）常常在不知不觉之间对人生的问题就养成了。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养成儿童的善良习惯。”　　

  “往远处看，扩充小学教育，就是扩充高等教育的基础……如果小学教育能普及，他的制度能完成，儿童的父母就觉着有兴趣，便不愿意他的子弟半途废学，那么，高等教育自然就扩充了，就像造房子似的，小学教育比方房子的基础，高等教育比方房子的‘重楼叠阁’。”　　

靳鸿训说：　　

“第一步为什么研究小学教育应分两层研究：　　

（甲）儿童时期，是最初受教育的时期。这时期儿童的吸收力最大，伸缩力最强，变好变坏都可以的。　　

（乙）这时期是个基础的时期，不但是中学大学的基础，更是他一生事业，习惯，嗜好的基础……就是卢梭、福禄培尔一班大教育家，也都注意儿童教育。以为也都承认这时期是基础时期。”　　

6. 要用启发式教育方法　　

杜威说：　　

“教习的职务（，）并不像茶壶似的，只负灌注的责任，又不像书箱一样，只是给人储藏书籍的东西，是要作一个指导者，去起（启）发学生的推理力，判断力。”   　　

靳鸿训说：　　

“（六）教师和教材——他取的教材，大半也是七八年前的旧本子。本子上有什么讲什么，视本子为神圣不可侵犯，……，说到他的教法，更是不言而喻了。纯乎用的注入法，用启发式的就不很多。至于别的法子，更不消说了。”　　

        够了，够了。以上我所引的这些，可以说从各个角度反映了杜威对“励新学会”那些山东的“进步青年”的影响。同时，也足以证明“励新学会”那些会员对杜威教育思想的领会是多么深刻，接受是无条件的。　　

那么，杜威又是怎样影响了山东的这些“进步青年”的呢？说起来很简单。在五四运动时期，杜威不辞辛劳先后两次跑到山东，亲自向济南的知识界、学生界和青年宣传他的教育思想。　　

杜威第一次来山东是山东省议会和山东省教育会邀请，1919年12月24日到济南的，由胡适陪同。12月25日，“在省议会讲演，期间共计五日，各校学生现在分期轮班听讲”。（见1919年12月27日《山东省会警察厅报告解散山东学生联合会经过函》）讲演时，胡适当翻译。（见胡适：《杜威在中国》，载《胡适文集12·胡适演讲集》）另外，1919年12月23日出版的《晨报》第三版刊登的孟真（即傅斯年——曲注）写的《济南一瞥记》一文中说：“杜威博士、胡适之博士定于本月二十四日赴济演讲一星期。”　　

杜威第二次来山东是山东教育厅邀请，在济南共做6次讲演，由王先生当翻译。（见《杜威博士在济南讲演》）我前面所引用的杜威讲的那些话，就是他在这6次讲演中讲的。　　

杜威第一次来山东的时间是确凿无疑的，“各校学生”“分期轮班听讲”也是确凿无疑的。1919年12月27日山东省会警察厅厅长金荣桂给北洋政府内务部的《报告解散山东学生联合会经过函》就是一个极为可靠的证据。　　

杜威第二次来山东的时间，有两个可能：　　

1.  1920年11月底或12月初。根据是：励新学会会员谢凤举在1920年12月5日晚7点写的《山东师范教育的缺点》文章中说：“前天杜威博士说的好”。12月5日的“前天”，应该是12月3日。这说明杜威12月3日已在济南，而且谢凤举在12月3日那天听了杜威的讲演。　　

2． 1921年5月。根据是：刊登在1921年7月出版的第6、7期《山东教育公报》的《杜威博士在济南讲演》的第六次讲演稿中，他说：“我在中国二年的游历，见许多学校的建筑，设备，和清洁等事。”杜威是1919年5月1日到上海，“二年的游历”之后，应是1921年5月。　　

这两个可能，哪一个对呢？我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确定，这可以作为一个疑点，另外去研究。但是，杜威在五四运动时期先后来过山东两次却是肯定无疑的。　　

杜威是美国的一个哲学家、教育家，是实用主义的鼻祖。1919年5月1日，杜威在他的学生胡适和国内一些教育团体的邀请下来我国，住了两年又两个月，去过11个省（当时我国行政区划分为22个省——曲注），到处讲演，推销他的实用主义。他两来山东，同样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杜威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连来山东两次，多次向教育界、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做讲演，对他们有巨大的影响，这是不容讳言的。不要说那些“在旧空气里边闭塞已久”（见1919年12月28日《晨报》第三版拈花写的《山东的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被杜威的教育思想俘虏，就是当时北洋政府的教育机构也都是按杜威的教育思想来改造中国的教育。1922年10月，在济南召开的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就按杜威的教育理论规定：“儿童是教育的中心。儿童个性的发展，在创立学制时，应予特别注意。嗣后，中等和高等学校，必须实行选科制。所有的小学，编级与升级必须实行弹性制。”（见《1922年新学制第四条规定》）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的影响长达几十年，全国解放以后，1950年才开始对其进行批判。　　

余世诚、刘明义在他们写的《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中说《励新》半月刊有“相当多的文章是主张改造教育的。已发现的四期中有两期（第二、三期）是‘山东教育专号’”；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共山东地方史》中，也说“《励新》半月刊登载大量有关山东教育”的文章，都是笼统地肯定。余刘对杜威在青年学生（包括余、刘、李所推崇的“励新学会”那些“进步青年”）中的巨大影响却只字不提，甚至连杜威两次来山东的事，也从山东历史当中一笔勾掉。而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共山东地方史》中，也跟在余、刘、李的屁股后面，对杜威来山东和杜威对山东青年学生的影响讳莫如深，提也不敢提。余、刘、李和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这种双手紧紧捂着眼不敢正视事实的做法，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但是，无视事实并不会改变事实。　　

杜威是实用主义的鼻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干将。他在我国讲演时曾公开说：“十九世纪下半，直至欧战，是马克思学说盛行的时代。欧战终了以后，人心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渐起厌倦的现象，复有回到从前道德派或伦理派的社会主义的趋势。”（见《杜威五大讲演》）他之所以不辞劳苦、万里迢迢从大洋彼岸来到我国，目的就是要宣传他的实用主义思想，用他的实用主义遏制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而“励新学会”的“进步青年”却全盘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用杜威的教育思想来“总总的研究批评一下子，到底是看看山东的教育什么样”？这又有什么可以值得大力赞扬的呢？　　

《励新》半月刊第二、第三期的“山东教育号”，是杜威教育思想对“励新学会”精英们影响的总检阅，即便他们在文章中揭露、抨击了山东“腐败黑暗”的教育，但里面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四）王尽美是杜威教育思想的忠实信徒　　

余世诚、刘明义在他们的《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中说：　　

   “在会刊（《励新》半月刊——曲注）讨论山东教育问题时，会员王瑞俊在《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文章中，以大量的资料说明‘号称齐鲁之治、文化之邦、圣人发祥地点的山东’，其教育是如此黑暗，而‘那乡村教育的黑暗腐败，更是不敢想象了’。在论及如何改造‘黑暗腐败的乡村教育’时，作者指出：‘有些人说：‘要普及乡村教育，使平民都有识字的机会，非打破贫富阶级不可。’这话我很相信’。他说，‘这个问题不是山东一省的问题。使这个问题见诸实行，也不是几年间的事。’很显然，作者在这里在暗指推翻反动政权的社会革命。”（见该书第90页）　　

 又说：　　

    “《泺源新刊》第七、十、十一、十二等期，都载有王尽美关于教育问题的论文，明显地表现了‘泡尔雪惟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见该书第94页）　　

又说：　　

     “1920年，在蓬勃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经过‘五四’运动熏陶的王尽美，思想进一步升华，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这个转变，在他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发表的《乡村教育大半如此》、《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等三篇论文中，得到了体现。这些论文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旧教育制度的本质，指出统治阶级的教育‘不是要去提高平民的知识，是要造出些鱼肉乡民的小绅士”，因而，它是‘欺压小民的工具’。文章初步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教育救国论’，提出‘要普及乡村教育，使平民都有识字的机会，非先打破贫富阶级不可’。要从‘根本上’改造教育，提出平民的文化，以推动‘泡尔雪惟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当时就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指出‘现在一班眼光只注（意）到城市里教育，（错了。这个逗点不应有。——曲注）腐败的教育家，天天高唱教育改造原理，而不能置身农村，研究普通教育，不能令人满意底很！’这说明，王尽美已初步地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实际问题。这个转变在实际行动上的表现，便是他和邓恩铭等一批‘志同道合’者，在济南地区筹建共产主义组织，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山东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工作。”（见该书第98-99页。当时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提法——曲注）　　

总之，一句话，余世诚、刘明义认为王尽美在“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这期间，已经是一个“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旧教育制度的本质”，“提出‘要普及乡村教育……非先打破贫富阶级不可’。”“明显地表现出了泡尔雪惟克主义倾向”，“要从‘根本上’改造教育”，“以推动‘泡尔雪惟克主义’的传播”，“推翻反动政权的社会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　　

事实是这样吗？完全不是。　　

王尽美的3篇关于教育的文章，“体现”不出王尽美“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而是“体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他的影响。　　

1. 王尽美在《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一文开头的第一句话，就说：　　

   “乡村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利器。”　　

文中又说：　　

   “教育是改造社会的工具，教师是改造社会份子的实行者。”　　

    用教育改造社会，是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马克思主义是用教育去改造社会吗？当然不是。这就给王尽美这篇文章定了调子，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　　

2． 王尽美在同一文章中还说：　　

    “有些人说:‘要普及乡村教育，使平民都有识字的机会，非先打破贫富阶级不可。’这话我很相信，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山东一省的问题。使这个问题见诸实行，也不是几年间的事。”　　

  王尽美在文章中既然说“有些人说”，“我很相信”，就清楚地说明“要普及乡村教育，使平民都有识字的机会，非先打破贫富阶级不可”，不是王尽美“提出”的，是先“有些人说”了，他才“很相信”。所以，余世诚、刘明义说是王尽美“提出”的，大错特错了。那么，是谁先说过了呢？杜威先说过。　　

杜威在济南讲演时说：　　

    “教育是无阶级的。若是一个学校里面，重男的、轻女的，有富的、无贫的，是很不对的。所以要普及教育，必须要把这种男女贫富的阶级都化除了，给他们一种平等的机会。”　　

    “民主主义的主要事项，就是使社会人人都受教育，免除男女贫富贵贱等等差别，无论何人都予以平等机会。普及教育的重要方法，就是要机会均等，发展个人平等待遇。”（以上均见《杜威博士在济南讲演》）　　

 看来，王尽美对这些说法还是很欣赏的。他说：“这话我很相信”。他只是把杜威说的具体到了乡村教育罢了。这说明，那时候的王尽美是一个忠实的杜威教育思想的信徒。　　

余世诚、刘明义又从王尽美说“打破贫富阶级”“这个问题，不是山东一省的问题。使这个问题见诸实行，也不是几年间的事”这句话，得出“很显然，作者在这里在暗指推翻反动政权的社会革命”的奇怪推论，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如果照余世诚、刘明义的推论，那么杜威提出的“教育是无阶级的。”“要普及教育，必须把这种男女贫富的阶级都化除”，是指整个教育来说的，是指全世界的教育来说的，不仅不是“一省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一国的问题，杜威这个反对“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者岂不是改变了他的信仰也“在这暗指推翻”全世界“反动政权的社会革命”？　　

3． 余世诚、刘明义二位先生有一种善于推论的特异功能，随时随地可以发挥。如王尽美在《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一文中说：     　　

 “村农野叟那样的昏昧无知，较之人家日耳曼、斯拉夫族的人类，直似二十世纪的新人和羲皇上人作比，想我汉族怎能不受天然淘汰。现在俄罗（斯）人有句话说，泡尔雪惟克主义各国都好传播，就是怕中国作梗，因为他知识太简，而不能辨别是非。即此可见中国人的程度，在外人眼光里占的地位了。”（载于1920年11月2日出版的《泺源新刊》第10号）　　

王尽美在文章中说得非常清楚，不用解释也可看明白。但，余世诚、刘明义却能根据王尽美在文章中说了一个“泡尔雪惟克主义”就推论出：“《泺源新刊》第七、十、十一、十二等期，都载有王尽美关于教育问题的论文，明显地表现出了‘泡尔雪惟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见《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第90页）推论大师的精辟推论，令人拍案叫绝！。　　

王尽美文章里面写了一个“泡尔雪惟克主义”的词，就表现出泡尔雪惟克主义倾向，那么，杜威和胡适文章里面也出现过马克思主义这个词，照余世诚、刘明义的推论法则，他们岂不也都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倾向？　　

4． 余世诚、刘明义说王尽美“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了旧教育制度的本质，提出统治阶级的教育‘不是要去提高平民的知识，是要造出些鱼肉乡民的小绅士”，因而，它是‘欺压小民的工具’。”所谓王尽美“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然而余世诚、刘明义这里所说的，并不是王尽美用什么“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出来的，而是从杜威那里学来的。杜威在济南讲演时，多次谈到普及教育问题。例如：　　

“以前中国只知专门人才对于国家重要，我相信中国在全世界上是最注重高等教育的一个国（家），……，但是只重高等教育，便忽略了群众教育，所以高等教育产生的高等人才，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和没有受过教育的就有界限了，结果，不过造成社会上的贵族，和一般的平民就裂口了。现在仍旧还有享特权的贵族，反对普及教育，因为恐怕一般人受了教育，就夺了他们的权利。要想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必须拿这办高等教育的注意去办普及教育。为什么呢？我以前已经说过，人人不受教育就没有爱国心，现在我们去想一想，小城市的人和乡下的人，既不能写，又不能读，那种情形怎样呢？”　　

“若是国家教育不普及——只限于少数人——是很危险的，就是少数人垄断多数人，……就是少数人往往利用他自己的知识去愚弄群众。……因为只注重高等教育不注重普及教育，群众因而没有知识，所以容易被少数人愚弄。”　　

“假使教育只施于少数，养成了工程师，建筑大工场，只能够使少数人得利益，……使少数人用他的知识去愚（弄）多数无知识的人替他生产，他自己享受愉乐和其他一切利益。”　　

“民主主义的主要事项，就是使社会人人都受教育，免除男女贫富贵贱等等差别，无论何人都予以平等机会，普及教育的重要方法，就是要机会均等，发展个人平等待遇。”　　

“倘若一个民主国家不注重普及教育，可要作一个真正的民主国，这和农夫不去耕种，只望收获，岂不是一样？”（以上均见《杜威博士在济南讲演》）　　

喏，喏，喏，请看杜威在普及教育方面讲了多少，而王尽美只讲了那么一点点。如果说王尽美讲的那点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否则就不值得余世诚、刘明义称赞了——“剖析了旧教育制度的本质”得出来的，那么，杜威讲的这一些，按照余刘二先生同一标准，岂不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剖析”出来的？余刘二位先生，你们能认可吗？又将作何辩解？　　

我还可以从王尽美的3篇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中，找出一些带有“杜威制造”标签的东西，但没有必要了。因为，从上面我引用的这些，足以说明“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这期间的王尽美，并没有“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也没有什么“泡尔雪惟克主义倾向”，更没有“推动‘泡尔雪惟克主义’的传播”，而是一个杜威教育思想的忠实信徒。王尽美对教育问题的观点，都盖有杜威的烙印。余世诚和刘明义在他们写的那本书里，隐瞒历史事实真相，用虚假的言词包装王尽美，欺骗群众，欺骗读者。　　

   （五）《励新》第五期公开讴歌无政府主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　　

第五期《励新》半月刊出版于1921年4月15号，现已发现实物。第五期的内容如下：   　　

成年补习班与工学主义              王全来稿　　

贫乏与教育                        王志坚　　

我对于中国将来之乐观              王锦湘　　

                                          谢凤举　　

克鲁泡特金的略传                       合译　　

                                          陈汝美　　

诗    儿歌                        会  员　　

小说                              王纯嘏　　

            对于诸城贞女事件的批评            张承豫　　

我们的真自觉                      李法田　　

寒假内的杂感                      张世炎　　

随感录                            崔万秋　　

会务报告 　　

　　

从第五期发表的这8篇文章和3首诗、儿歌来看，内容和过去几期有所不同，除了仍有胡适、杜威的影响痕迹之外，还有了一些新的东西。主要表现是有两篇文章公开热情讴歌无政府主义，一篇是王锦湘写的《我对于中国将来之乐观》，一篇是谢凤举、陈汝美合译的《克鲁泡特金的略传》。　　

王锦湘在《我对于中国将来之乐观》一文中说：　　

“昨天我和几位同学谈话，谈到国家的问题，他们都勃然变色，长嘘短叹的说：咳！我们中国没法治了！你看现在这一般人，无论士，农，工，商，军政等，还有一个好的吗？”　　

同学们接着揭露学界学者人格“丧尽无余”，眼光“仅看见自己”，“迎合当道，保守饭碗”；学生抱“文凭主义”，“差使主义”，“放眼于社会国家的，可说不见一个”；农界“无能为而可怜”，“只知种地纳粮”，“奴隶性倒狠发达”，“国家事”，“一点儿不懂”；工界“干作资本家的牛马，那有闲空去管那国家”；商界没“什么商业竞争”；军政两界“更是可恶的狠”， 政客“分此党彼派，附属武人，不是嗾使曹张构兵，就是挑拨南北开战。使国家没有平稳的那一天。所以我说中国没办法治了呢！”　　

但王锦湘却认为：　　

 “哈哈，这才是我们中国最好的现象哩！……国家也是这样，没有大荒乱，就没有大太平……没有满清末年的专制苛政，也没有现在共和的名号。现在若不闹得这么糟，将来万产不出什么社会主义。依我看来，这就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先导。”　　

    “若是能进步到实行无政府主义，那时一般人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把那官长，平民，富豪，乞丐的名称一概打破。生产者就是消费者，到那时能够多么好呢？现在所以闹得这样的缘故，就是为着这‘名利’二字，到那时这‘名利’两字已经打消了，那里还会再起争端呢？而且无论学农工商，都是为人类而作工，为互助而作工的，不是为资本家地主去作工的，到那时我们就可晓得政府的罪恶，然而同时又感谢政府的罪恶，因为没有现在政府的罪恶，万产不出万人快乐的社会主义来啊！”　　

这还不够，王锦湘认为还有更高的“忆想不到的事”：　　

“据安那其书上说：若共产主义一行，每人每日仅作两小时的工，足以自赡。这不是我们忆想不到的事吗？”（以上引文，见第五期第四～五版）　　

王锦湘在这篇文章中大谈其社会主义，难道，这就是李肇年先生所说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利用”《励新》半月刊这块“阵地”“加深”宣传的社会主义吗？　　

王锦湘在文章中虽然也谈到“社会主义”，但他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一锅大杂烩。他把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混淆起来， 认为无政府主义比社会主义更高，更完美。他提出的是走无政府主义的道路，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谢凤举、陈汝美合译的《克鲁泡特金》，则是热情讴歌无政府主义领袖克鲁泡特金的一生。文章中明确说：　　

“……他是个纯粹无政府社会主义信仰者。无论怎样去说，他的主义，是与麦格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曲注），互相背驰，截然不同的。是他的学说，很为片面专制的，苏维埃政府极力所反对……”（见第五期第八版）　　

这篇文章既然全力讴歌一个“与麦格思主义，互相背驰，截然不同的”“纯粹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当然不能把它看成是拥护赞成马克思主义的。　　

《励新》第五期有两篇文章公开讴歌无政府主义，和第一期有所不同，因为邓恩铭在第一期发表的文章还公开反对无政府主义。另外，《励新》前三期发表的文章，都是受胡适、杜威影响，打着胡适和杜威实用主义的烙印，而胡适、杜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甚至连无政府主义也反对的。《励新》第五期能公开讴歌无政府主义，说明《励新》已经摆脱了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的阴影，这是一个进步。同时，这也说明“励新学会”一些会员，特别是《励新》第五期的主编王尽美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转变。当时，一些知识青年对无政府主义很欣赏，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无政府主义是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大批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状，无政府主义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很符合开始具有反抗旧社会意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五四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45页）　　

但是，从我国当时的历史情况看，1920年下半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展开论战，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批判。“这次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规模较大，除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进行外，还在一些社团和进步青年中展开。”（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46页）而《励新》半月刊却偏偏在这时公开发表文章，热情讴歌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站在一边，为无政府主义者助威，将自己置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对立面。　　

事实如此清楚，而李肇年却在《民》文中无视事实，闭着眼胡说什么“邓恩铭、王尽美利用《励新》半月刊为阵地，加强了社会主义宣传，并同在青年中影响较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展开了斗争。”完全是自欺欺人。　　

《励新》第五期除以上两篇讴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外，还有两篇谈教育的文章：王全的《成年补习班与工学主义》和王志坚的《贫乏与教育》。他们都对当时的教育的不平等进行揭露和批判。 　　

    王全在文章中,一方面对“各学校添设成年补习班”和“普及平民教育”“非常的欢迎,并且抱着无穷的希望”;另一方面,却又认为“半工半学,实在是能说出来而不能做出来的一件顶困难的事情”。因为“甲时间困难，乙经济困难。”“每天十几点的工作，焉能有功夫去求学呢？”“得到的工资连生命都不能维持”，“父母都饥饿的病在坑（炕）上,妻子都形容枯槁,奄然待毙”,“不满周岁的小孩子……瘦骨如削柴”，“经济杀人更是厉害呀！哪里还有我们受教育的机会呢？”但他并不认为“无产阶级——劳动者，是终身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了，是子子孙孙没有受教育的利权了，是立在万劫不复的地位了”，“这可得全仗我们劳动者自觉了”。王全在      文章中说：　　

“苦同胞们！咱要睁眼看着，现在人类世界进化到什么地步了，泰西各国的劳动者，已结合团体，和资本家明白宣战了，他们的手段就是‘罢工’，他的资本家让步了，承认他们做工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的要求了，现在更让步做工六小时了，俄罗斯的劳动者，就直截了当群起来把他的仇敌资本家杀尽了，驱逐了，如今能代表俄罗斯的，只是我们拿锤拿斧子拿锄镰的劳动者了，苦同胞们！人家以前处的地位，和我们是一样的，现在怎么样？人家凭热血颈骨垫起向光明走的路来了，斩荆去棘的走到安乐境里去了，我们岂可甘受这牛马的待遇吗？苦同胞们！起来凑上去罢！不要迟疑自误了，近来新教育家及一班人也都注意到这里，这是时机已到了，咱们先团结起来作第一步的要求，作工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资本家反抗时，我们就‘罢工’对待，第一步作到，我们就有求知识的时间了，至于将来再怎样做法，那是第二步的说话，我们现在还不及讨论他。”（以上引文见《励新》第五期第一～二版）　　

王全的这篇文章，是《励新》第五期所有文章当中，揭露问题和分析问题最为深刻的一篇，而且第一个提出“作工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要求的，以及用“罢工对待” “资本家反抗的”；王全还第一个在文章中提到俄罗斯十月革命的问题，号召苦同胞们“起来凑上去”。　　

但是，王全在文章中说了这些，目的就在于有了“作工八小时，教育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我们就有求知识的时间了”！只是争取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而已。“至于将来再怎样作法”,那是“第二步的说话”，“现在还不及讨论”。到底“将来再怎样做法”，连王全自己也不知道。当然, 王全说的这些，也只是他个人天真的空想，即便3个“八小时”都实现了，王全和他的“无产阶级——劳动者”“苦同胞们”，仍然不会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因为，“时间困难”虽然解决了，“经济困难”仍然没有解决。“经济杀人更利害呀！那里还有我们受教育的机会呢？”这不是王全自己讲的话吗？！　　

另外，王全虽然号召苦同胞们学俄罗斯的劳动者，却对十月革命进行了歪曲的错误的宣传，说什么“俄罗斯的劳动者，就直截了当群起来把他的仇敌资本家杀尽了，驱逐了”。是这样吗？当然不是。这都是军阀反动统治当局造的谣言，拿凶暴残忍的话歪曲十月革命的真象来恫吓人民群众。而王全却当作事实写进自己的文章加以宣扬，当了反动当局的传声筒。这说明王全对十月革命并不十分真正了解。　　

王全的《成年补习班与工学主义》一文，在一些问题的观点上，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烙印，而不是马克思主义。 　　

被李肇年指定为所谓“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第五期《励新》主编的王尽美，在王全这篇文章后面加了《附志》。《附志》说 ：　　

     “我总以为劳动者所以屈服在资本家之下，那种利权并不是资本家本身所特有的，是以前那些劳动者假给他的，现在劳动家（者）既觉悟了，就马上把这种利权收回来，也就是物归原主的意思，于理论上是狠对的，于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困难，不过当这大多数未觉悟之先，少数觉悟者，不得不先尽传播酝酿的责任，一俟时机成熟，我们的理想自能一蹴而就，我所以狠希望劳动同胞中之先觉者，个个往实际插手去作才好。”　　

 王尽美在《附志》里讲的，即，不要政党的领导，只由那些劳动者中“少数觉悟者”“先尽传播酝酿的责任”，“一俟时机成熟”，“我们的理想自能一蹴而就”，就能把资本家打倒，把“利权收回来”。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那一套“直接行动”的“社会革命”的方法。试问，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的领导，革命能够成功吗？奇怪的是，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共山东地方史》中对此却大加赞扬，说： 　　

    “王尽美在编辑该文章后，撰写了《瑞俊附志》，号召工人们起来从资本家手中夺回权利；号召工人中的先觉者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对王尽美无政府主义观点的《附志》大加赞扬。这是为什么？！　　

另外，王尽美在《附志》中对王全给予充分肯定，但并未指出王全文章中的错误和存在的问题。这说明，王尽美当时对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样也是模糊不清的。　　

王志坚的《贫乏与教育》中，除对“教育是教育最少数的富足者！没受过教育的人，……全是些贫乏者”忿忿不平外，他也认为“贫乏者之所以不能够受教育”“最要紧的大问题，有两个：“1没有钱……2没有工夫……”和王全的论点是一致的。但他提出：　　

  “……若是要教育，真正的普及，打破知识阶级，使知识平均，那是非先把经济问题解决了，使世界上没了富足者，贫乏者的界限，不成功的。”（见《励新》第五期第四版）　　

王志坚这个问题提得比王全好。但，怎样才能“把经济问题解决了”，王志坚却没提出一点办法。因此，问题还是问题，教育仍然不能普及，知识仍然不能平均。　　

除上述4篇文章，《励新》第一卷第五期上面还有一篇文章受到余世诚、刘明义的青睐，即李法田的《我们的真自觉》。余刘二位在他们写的书中说：　　

“会员李法田在《我们的真自觉》一文中说：‘无论劳心、劳力，我们能办的事，能为的事就去做，我们的人生观就是持着‘劳动神圣’（错了，原文为‘劳工神圣’。 ——曲注），即是‘额上不出汗，不许吃面包’的主义’。这些文章都反映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认识，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变化。”（见《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第90页）　　

李法田的《我们的真自觉》一文，主要是对有人说“现在的学生能自觉，能明了他是将来为社会服务的，不似以前的学生，纯是为升官发财，才来读书”的说法，持反对态度。　　

他认为：　　

 “现在的学生，差不多都是摸皮毛，其实隔着自觉那一步差得很多”。“现在我们所说的自觉，换一句话说，就是逃学的变态……再换一句话说，就是以自欺当作自觉。若是为学生时代，这样敷衍态度，将来不但不能改造社会，还恐成了扰乱社会的……在学校的时候，纯是‘敷衍主义’于所学的功课……既毕业以后，只是以文凭夸耀乡里。要是叫他去服务社会，知识，学术，道德，技能就要大破产……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的自觉，差不多是假的，不是真的。如此说来，我们应该怎样注意，  始能够达到真自觉呢？”（见第五期第十三版）　　

李法田提出了“四条要点”：　　

“一我们为什么求学呢？我们所以求学的缘故，不是求‘完成我们的身心，健全我们的身体么？　　

二我们求学当怎么样呢？必须以自己的‘个性’为标准……　　

三我们怎样达到我们的目的呢？必须要‘自决’，要‘有恒’……　　

四我们对于新文化当怎样研究呢？必须彻底明了新文化于人生有什么需要？于社会有若何关系……”　　

李法田说的这“四条要点”，都是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在济南的多次讲演都谈到过的。李法田只是要把杜威的教导见诸行动而已，没有什么新的创意。　　

李法田在这篇文章中谈到另一个问题，即：“要破除阶级习惯”。　　

他说：　　

“怎么要破除阶级习惯呢？就是我国专制制度，沿下来的恶习，那些阶级恶习。现在虽是共和的招牌，挂起来了。其实一切的官僚，军阀，资本家，老学究，见了那些为农，工，商的同胞，还像是有绝大的鸿沟一样。你没见那些县知事断案子么？人民还是跪着，他还是坐着，一口一个大老爷叫着……又如学校里的夫役，见了职教员称师爷或老爷。同是一样的人为什么称先生不中，必得叫师爷老爷呢……我们要想破除这种印象，习惯，非先从我们自觉不可……因为我们将来去改良社会，振兴教育……必须要坚持到底不为恶劣社会黑暗环境所压迫，必须要彻底的改造一下。再进一层说，我们最大的责任，是提高人类的思想，叫他们有彻底的觉悟，要明白现在社会的组织根本不合理，财产是社会的，不是一二人专有的；官僚是平民的仇敌，不是保护人民的；军人是杀人的强盗，于我们无利益的。要知道学术是创造的，不是保守的；是进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若是真能够进到这步，无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我说必先破除阶级习惯。”（见第五期第十四版）　　

李法田这一段讲的，虽然逻辑性不怎么强，但他对“社会的组织根本不合理”、“官僚”、“军人”与“平民”关系的揭露，却比邓恩铭在《灾民的我见》和《改造社会的批评》里面揭露得更为尖锐和激烈。但是，李法田在文章里面所说这些，也并不是他的创意。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我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对旧社会旧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喊出了许多振奋人心的激烈口号，像1912年社会党人鲁哀鸣写的《极乐地》一书，就最为典型。他把皇帝官商富家都指为“大盗”，把社会说成是“强盗的世界”。李法田只不过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而已。　　

至于怎样“破除阶级习惯”？李法田也提出“四条注意点”： 1坚忍，2劳动，3传播，4引起同情。在第2条“劳动”中，他说：　　

   “怎样去劳动呢？就是无论劳心、劳力，我们能办的事，能为的事就去做。将以前为农工商的同胞，称我们为‘先生’，视我们为‘绅士’的那种界限完全打破。我们的‘人生观’就是持着‘劳工神圣’，即是‘额上不出汗，不许吃面包’的主义。”（见第五期第十四—十五版）　　

这也就是被余世诚、刘明义二位先生所称赞的“反映对劳动人民的认识，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变化”。余刘二先生在这里只打出了“劳工神圣”的牌子，含胡地说“作者的世界观”“变化”了。但，没有说清楚“作者的世界观”原来什么样，又“变化”成了什么样？这里，余刘二位有意隐瞒了事实的真相。　　

山东大学蒋俊教授在他和李兴芝合写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一书中说：　　

“……从1920年开始，介绍和宣传工团主义的文章逐渐增多，《闽星》、《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湖南的《劳工》杂志，乃至《星期评论》、《劳动音》、《劳动者》上都出现了一些带有工团主义观点的文章。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者的工团主义宣传，大都打着‘劳动运动’的旗号，他们宣传的内容主要是劳动主义，建立工团组织，直接行动。　　

所谓‘劳动主义’，其目的在向劳动者宣传劳动的意义，强调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人，揭露和抨击不劳而获的剥削行为，从而启发劳动者进行‘社会革命’的觉悟……这些宣传与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汇合在一起，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影响，使劳动问题成为‘五四’以后广大进步青年十分关心并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正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一篇文章所说：‘劳工神圣！劳工神圣！与劳工为伍！与劳工为伍！这种声浪在杂志界和报章上也闹得够高了，一般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1991年5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第215—216页）　　

李法田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说“我们的‘人生观’就是持着‘劳工神圣’，即是‘额上不出汗，不许吃面包’的主义”，也是受无政府主义宣传影响的。　　

说无政府主义宣传影响了“励新学会”的会员，不符合余世诚、刘明义二位先生的观点，他们不敢讲，只好隐瞒了。因为，余刘二位把“励新学会”说成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阵地”，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励新》第五期的其他文章、诗歌等等，都言不及“义” ——科学社会主义，无可介绍的。　　　

（六）《励新》半月刊没有宣传过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没有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　　

前面，我对已发现的四期《励新》半月刊的内容，逐期作了详细的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每一期到底宣传了什么，在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站在哪一方。这里，我再归纳如下：　　

１．《励新》第一期，是按胡适“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的理论，研究了“女子如何解放问题”和“改造社会”问题，站在实用主义“信徒”胡适一边；　　

2．《励新》第二期和第三期，是用杜威的教育思想“总总的研究批评一下子”山东的教育，站在实用主义鼻祖、胡适的老师杜威博士一边；　　

3．《励新》第五期，热情讴歌无政府主义，观点起了质的变化，从反对社会主义的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转到社会主义一个流派——无政府主义一方。　　

这就是《励新》半月刊发展的轨迹。　　

从四期《励新》半月刊发表的文章来看，没有一篇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励新学会”会员没有一个人写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王尽美没有写过，邓恩铭也没有写过。　　

关于这一点，余世诚、刘明义也是一清二楚的。他们在合写的书中说：　　

  “从该刊所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在‘改造社会’的问题上，他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有诸多方案。有主张无政府主义的，有主张妇女解放的，有主张学习西方的，而相当多的文章是主张改造教育的。”（见《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第90页）　　

余世诚、刘明义这里说了那么多“主张”，就是没有说“有主张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励新学会”会员中，包括王尽美和邓恩铭，没有一个主张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的。　　

然而，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余世诚、刘明义二人却又说：　　

 “《励新》杂志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启迪青年的觉悟，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同前第92页）　　

既然“励新学会”的人没有一个人主张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一个人写过一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又怎么样“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又怎么能“起了重要作用”？前言不搭后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余世诚、刘明义二位岂不是睁着眼说瞎话，有意欺骗读者群众吗？　　

而李肇年先生却又说什么“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邓恩铭、王尽美利用《励新》半月刊为阵地，加强了社会宣传，并同在青年中影响较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展开了斗争”，从另一个侧面和余刘二位互相呼应，组合成造假联唱。　　

《励新》半月刊没有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　　

《励新》半月刊没有同无政府主义展开斗争，而是尽情讴歌无政府主义！　　

《励新》半月刊是胡适、杜威企图遏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得力助手！　　

　　

十．光怪陆离的康米尼斯特学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和励新学会的三角关系网　　

　　

当你研究中共山东地方史的时候，首先会遇到一些制造假党史的贩子们设置的路障——光怪陆离的康米尼斯特学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和励新学会的三角关系网。　　

现在，我把他们光怪陆离的产品逐一介绍如下：　　

　(一)设置三角关系网路障的始作俑者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产品　　

我省党史研究工作最高领导机构——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家在正式出版物上，公开编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和励新学会的三角关系网。早在1992年12月出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中，就抛出了第一批产品。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大事记》的《中共山东党的历史概述》中，开宗明义地说：　　

    “山东是我国建党较早的省区之一。五四运动后，以王尽美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于1920年秋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后又组织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其中部分成员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初，王尽美等组织了‘劳动周刊社’，出版了《济南劳动周刊》……开始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组织。”　　

     这里，他们用“以王尽美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把三者串联起来，编织成第一幅三角关系网。接着又在《大事记》中，分条说：　　

“维经斯基、杨明斋会见王尽美、邓恩铭等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在前往上海途中，于本月在济南会见了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见1920年4月条）　　

    “陈独秀函约建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本月建立后，书记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推荐进步学生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联系。”（见1920年8月条）　　

    “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建立      夏秋，王尽美、邓恩铭在齐鲁通讯社的读书活动中，结识了一批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进步学生，秘密建立了‘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以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书籍。学会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李祚周、王克捷、赵震寰、王象午等。‘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成立，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在组织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同上）　　

    “励新学会成立      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成员王尽美、王志坚、李祚周、王象午、邓恩铭、王克捷、赵震寰、王生生 琳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21日，励新学会在济南商埠公园大厅召开成立大会……”（见1920年11月条）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从上年秋至本年春期间，王尽美、邓恩铭发起建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有王翔千、王复元等。”（见1921年春条）　　

        随后，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又在1998年10月出版的《中共山东地方史》（以下简称《地方史》）中，抛出第二批产品。说：　　

            “同年（1920年——曲注）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出由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来到中国，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他们往来于北京、上海，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商建党事宜。在此期间，他们曾在济南停留，和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等人会见，对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王乐平接到陈独秀的信后，未承担此约，经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积极联络筹备，于1921年春，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期间，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等人为了广泛地吸收进步青年参加研究革命理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于1920年11月，组织了一个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并在济南中山公园召开了成立大会……”（见该书第一章第21页）　　

（二） 合伙造假公司余世诚、刘明义的产品　　

 除“官”方的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外，民间造假党史的，数合伙造假公司余世诚、刘明义为大户，他们资本雄厚，1996年就编织出一幅三角关系网。　　

余世诚、刘明义在1996年1月出版的《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以下简称《创建史》）中说：　　

“共产国际工作组成员杨明斋，是山东人……1920年4月作为维经斯基的翻译、参谋和向导，回到了祖国。他同维经斯基在联络南陈北李、促进建党的活动中，途经济南，并在故乡停留。他和王尽美、邓恩铭等取得联系，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见该书第103页）　　

“王尽美、邓恩铭在与北京的共产主义者交往中，受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亢慕义图书室’的启发，1920年秋初，在济南发起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学会的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李祚周、王克捷、赵震寰、王象午等……该学会的宗旨是：‘专以收集共产主义理论书籍，研究共产主义’……　　

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活动的地方主要是齐鲁书社即城内大布政司街20号，……在康米尼斯特学会建立及活动的过程中，即1920年11月前后，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核心骨干王尽美、邓恩铭等建立起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王尽美、邓恩铭等以齐鲁书社为阵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10月31日，以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成员骨干并吸收其他进步青年学生，发起成立了励新学会。”（见该书第105页）　　

　　

（三） 造假老字号“李家老店”的造假顶级大师李肇年老板的产品　　

李肇年老板是单干个体户，资本了了，没钱出书，只能靠《山东党史》这份刊物帮忙推销他的产品。　　

李肇年1998年6月借王尽美100周年诞辰之机，在《山东党史》第3期上抛出他的第一批三角关系私货。他说：　　

“同年（1920年——曲注）夏秋，王尽美在济南先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　　

“王尽美广交师友，结识同道。1920年底，他联络邓恩铭、王志坚等人，以研究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组织了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　　

“……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等5人。从此，山东境内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以上均见1998年第3期《山东党史》）　　

2000年12月，李老板又借邓恩铭出生100周年之机，在《山东党史》第6期上，抛出他的第二批三角关系网产品。他说：　　

“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些日子里，在共同的斗争中，邓恩铭结识了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王瑞俊（即王尽美）、王志坚。由于志趣相投，他们常常相聚在一起议论时事、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不久，在他们周围就聚集了十多个同学。为了使学习目的和方向更加明确，以邓恩铭、王尽美和王志坚三人为主发动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也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作为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生进步组织。”　　

“为了团结更多的先进青年共同学习和斗争，不久，邓恩铭同王尽美、王志坚、吴隼等十几名进步学生发起组织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 ——‘励新学会’。”　　

“1920年11月，‘励新学会’在济南商埠公园正式成立……励新学会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曾写信给王乐平，要他出面来联络、组织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则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等‘三个学生参加’。在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帮助下，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以上均见2000年第6期《山东党史》第10页）　　

好了。三家的关于康米尼斯特学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和励新学会三角关系网的产品都拿出来亮相了，真是五光十色、光怪陆离，令人看了眼花缭乱。　　

但是，看了三家对各自产品的介绍之后，却产生许多疑问：怎么对同一件事，三家却各说各的，口径对不起来？甚至有的家自己前后说的也不一致，前言不搭后语，自相矛盾？　　

举例说：　　

1．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大事记》1920年4月条中说：“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在前往上海途中，于本月在济南会见了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　　

是说4月从北京去上海的“途中”，“在济南会见了”王等 。而在《地方史》中，却又说“他们往来于北京、上海，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商建党事宜。在此期间，他们曾在济南停留，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见面。”见面时间变了，不是“4月”，而是“在此期间”。什么时候，几月？不知道。见面的情节也变了，不是4月从北京去上海的“途中”，还没到上海，先在济南下车和王尽美等三人见面的，而是“他们往来于北京、上海，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商建党事宜”的时候，“曾在济南停留”，不知是从北京来的，还是从上海来的。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大事记》和在《地方史》说法不同，自相矛盾，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事实应该是，是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是怎么来的就怎么来的，不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两者都对。为什么自己一家对一件事前后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果后一种说法纠正了前一种说法的错误，那么，也应该说清楚。　　

2．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大事记》：《中共山东党的历史概述》中，清清楚楚说“以王尽美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于1920年秋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大事记》1920年8月还有“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建立”的条目，还说：“夏秋，王尽美、邓恩铭……结识了一批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进步学生，秘密建立了‘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学会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李祚周、王克捷、赵震寰、王象午等。‘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成立，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在组织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这么确凿，这么肯定，学会建立的意义这么重大，怎么过了6年，在1998年10月出版的《地方史》中，看不到踪影了呢？“康米尼斯特学会”的突然消失是一件大事，因为《大事记》强调它“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在组织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如果“康米尼斯特学会”突然消失了，不存在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形成的“组织上、干部上”的“条件”，岂不就没有了吗？这是件“大事”，不是小事。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对“康米尼斯特学会”在《地方史》中突然消失这件“大事”，却未作任何说明和交代，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漏掉了吗？不是的。我手头上有一份1997年7月的《地方史》征求意见稿。该稿第53页中有一段：　　

“1920年暑假后，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省立一师学生王尽美、王志坚，省立一中学生邓恩铭、王克捷、赵震寰、李祚周，山东公立工专学生王象午等人，酝酿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专以收集共产主义书籍、研究共产主义为宗旨。这是济南有组织地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在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征求意见稿写的这一段，内容不仅和《大事记》说的完全一致，而且对“康米尼斯特学会”成立的意义，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这说明，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并没有遗漏“康米尼斯特学会”，而是念念不忘，并且已经写进《地方史》征求意见稿里面了。　　

那么，在1998年10月正式出版的《地方史》中，康米尼斯特学会怎么连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消失得一干二净呢？　　

这里面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幕后活动。　　

1997年8月，我看了《地方史》征求意见稿以后，发现其中错误百出，也包括所谓成立什么“康米尼斯特学会”的错误，我即给吴官正同志写了一封信，向他反映稿中的错误。因为他是《地方史》编审委员会主任之一，对书中的错误要承担责任。但，他不是山东人，根本不了解山东党史的情况，不能让他替别人承担罪名，必须让他知道。这封信，当时没有送到吴官正同志那里。后来在1997年12月7日，我把给吴官正同志的这封信转给了陈建国同志，因为他是《地方史》的主编，也应该让他知道。在这期间，1997年8、9两个月，党史研究室的副主任刘金江找我谈了3次，谈了3个半天。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意见跟他说了。我认为“康米尼斯特学会”是叛徒王天生提出来的，“纯属捏造”。《地方史》要写进去，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明材料来。否则，就是编造假党史。　　

可能是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拿不出什么确凿的证明材料来，认输了，所以在1998年10月《地方史》正式出版时，把有关“康米尼斯特学会”这块黑货干干净净切除了。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这种态度还是应该肯定的，错了就改嘛！不过，他们少做了一步工作，就是应该在书中加一小注说明，这样就会使读者减少疑问。　　

3．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大事记》1920年8月的条目中说：“书记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推荐进步学生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联系。”1921年春的条目中说：“从上年秋至本年春间，王尽美、邓恩铭发起建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有王翔千、王复元等。”而在《地方史》中又说：“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王乐平接到陈独秀的信后，未承担此约，经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积极联络筹备，于1921年春，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前面《大事记》说王乐平接陈独秀的信后，就“推荐”王尽美、邓恩铭和上海小组“联系”。“联系”什么？当然是“在济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事。看来，王乐平想“承担此约”，没有不干的意思。不想“承担此约”的话，还“推荐”王邓“联系”干什么？可是，后面《地方史》却说：“王乐平接到陈独秀的信后，未承担此约”。前后这不矛盾吗？　　

        《大事记》前面说是王乐平“推荐”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联系”的，而《地方史》后面却又不承认，说是王乐平“未承担此约”后，“经王尽美、邓恩铭等人积极联络筹备”，是王尽美、邓恩铭他们捡起了王乐平撂下的挑子，自己主动积极联络筹备，不是王乐平“推荐”的，与王乐平没关系。这不前后也矛盾吗？　　

        “老曲，你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吗？”有同志批评我。　　

        “不。写史的语言文字就应该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就应该严谨，一丝不苟。不能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4．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李家老店”李肇年老板的作为。几十年来，李老板就是靠着给王尽美、邓恩铭造神而走红的，应该说李老板对王、邓二人的事一清二楚、了如指掌，对一些二人的大事是不能遗漏的。而发表在1980年5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他同陈锡德、吕伟俊、刘培卿合写的《王尽美》一文中，却没有写王尽美在济南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的事；发表在1981年1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光照千秋——山东革命烈士事迹选》（一），他写的《刚毅而忠贞的战士——纪念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同志》一文中，也没有写邓恩铭发动组织“康米尼斯特学会”的事。两篇文章都没提“康米尼斯特学会”这件事，一字也没提。　　

        时过8年，1998年，连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都因为找不到任何确凿证明材料，被迫从《地方史》中把王天生捏造的那个“康米尼斯特学会”扫地出门的时候，不料想，李老板却突然从阴沟里钻出来，跳上王天生的走私船，扯起黑旗、戴上孝帽，呼天抢地为“康米尼斯特学会”招起魂来！吆喝什么1920年“夏秋，王尽美在济南先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以邓恩铭、王瑞俊和王志坚三人为主发动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装扮起“康米尼斯特学会”的孝子贤孙来了。李老板这种前后不一的表演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李老板在1998年第3期《山东党史》中说：“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等5人。”他却又在2000年第6期《山东党史》中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曾写信给王乐平，要他出面来联络、组织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则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等‘三个学生参加’。……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过了两年半，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从“5人”变成了“三个学生”，少了两个。这是怎么回事？5和3不一样，5比3多两个，这是小学一年级学生都懂得的，李老板怎么就弄不清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到底有几个，李老板能说准确吗？　　

        李老板在文章中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如，他在1998年第3期《山东党史》中说：　　

            1920年“夏秋，王尽美在济南先成立‘康米尼斯特学会’。”　　

“王尽美广交师友，结识同道。1920年底，他联络邓恩铭、王志坚等人……组织了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　　

“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等5人。”　　

李老板在这里清清楚楚地说明，什么“康米尼斯特学会”、励新学会都是王尽美主动搞起来的，什么“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也是王尽美打头。王尽美是主要的头号人物，坐第一把交椅。邓恩铭只是一个次要人物，坐第二把交椅。　　

但是，他在2000年第6期《山东党史》却又说：　　

    “以邓恩铭、王瑞俊和王志坚三人为主发动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　　

“邓恩铭同王尽美、王志坚、吴隼等十几名进步学生发起组织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励新学会’。”　　

“王乐平则推荐了邓恩铭、王尽美等‘三个学生参加’……”　　

在这里，一切都变了，变成了都是以邓恩铭为主办的，邓恩铭成了坐头把交椅的头号人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前后矛盾的戏剧性变化呢？这是因为，李老板在1998年第3期《山东党史》中写的文章是为王尽美造神的，他就把一切都归功于王尽美，尽量往王尽美脸上贴金。到底是王尽美干的，不是王尽美干的，这李老板都不管；而李老板在2000年第6期《山东党史》上写的那篇文章，则是为邓恩铭造神的，因此他又把那些亮锃锃的金箔从王尽美脸上揭下来，再贴到邓恩铭的脸上，把邓恩铭包装成一尊高大的神像。当然，李老板也不会去管什么到底是不是邓恩铭干的。　　

历史能这样写吗？当然不能。但是，李老板等党史造假贩子是根据造假需要去写，根本不考虑什么符合不符合历史真实，也不顾自己打自己嘴巴和丢人现眼。这是他们造假的不二法门。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合伙造假公司余刘二经理和李家老店李肇年老板在编造“康米尼斯特学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和励新学会的三角关系网中，不仅出现前面说的自我矛盾、自己打自己嘴的怪现象，三家之间也是狗撕猫咬，打得不可开交。譬如：　　

1．关于三个组织的成立时间问题：　　

a.康米尼斯特学会：李肇年在《民》文中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日子里……不久……”；《大事记》说1920年“夏秋”；余刘在《创建史》说“1920年秋初”；《地方史》不承认这个“学会”。　　

b.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大事记》、《地方史》、李肇年说“1921年春”；余刘在《创建史》却说“1920年11月前后”。　　

c. 励新学会：《大事记》、《地方史》、李肇年说“1920年11月”；余刘在《创建史》说“（1920年）10月31日”。　　

2． 关于三个组织的成员问题：　　

a.康米尼斯特学会：《大事记》、余刘在《创建史》都说“有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李祚周、王克捷、赵震寰、王象午”7人；而李肇年在《民》文中却说“以邓恩铭、王尽美、王志坚三人为主”“团结了十多个同学”。　　

b.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大事记》说：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等4人；《地方史》说“王尽美、邓恩铭等”； 李肇年先说“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等5人”，后又说“三个学生”；余刘在《创建史》中先说是“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核心骨干王尽美、邓恩铭等”，后又说“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人数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组建时是3人，1921年春夏发展到5人，党的一大前则达到8人。”（见该书第107页）还说，“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王翔千、王复元这5人，可以肯定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此外，王用章、贾乃甫、郝永泰3人，也有可能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后期成员。”（见该书第111页）　　

c. 励新学会：《大事记》说：“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成员王尽美、王志坚、李祚周、王象午、邓恩铭、王克捷、赵震寰、王生生琳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地方史》说“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期间，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等人……组织了一个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余刘在《创建史》中，先说“1920年秋，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生王尽美、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邓恩铭等在济南一些学校的进步学生中相互串联，决定成立‘励新学会’。”接着又引证了励新学会会务报告的记载：“遂公开订明本学会会名为励新学会，草拟简章……于10月31日实行宣布，当时列名发起者，系王志坚、吴隼等11人。”（见该书第87页）后又说：“10月31日，以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成员为骨干并吸收其他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励新学会。”李肇年在1998年第3期《山东党史》中说，“王尽美……联络邓恩铭、王志坚等人……组织了……励新学会”，后又在2000年第6期《山东党史》中说，“邓恩铭同王尽美、王志坚、吴隼等十几名进步学生发起组织‘励新学会’。”　　

真是五花八门，各唱各的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同一件事说法各异的怪现象呢？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在造假，都在制造假的历史。他们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不是按照历史的真实情况去写，而是按照他们各自造假的需要去编造。既然如此，又怎么能不出现这种怪现象呢！？　　

更妙的是，所谓“康米尼斯特学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和励新学会三者的关系，造假者也是各人吆喝各人的。如：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2年在《大事记》中说，1920年夏秋，王尽美、邓恩铭、王志坚、李祚周、王克捷、赵震寰、王象午７个人秘密建立了“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同年11月，上述王尽美等７人，加上王生生琳，８个人又成立了“励新学会”。这两“学会”是亲兄弟。随后又说：“‘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成立，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形成，在组织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这里清楚地告诉读者，这3个组织都是王尽美、邓恩铭一伙人组织的，牌子虽然不一样，却是一家人——三个有“血缘”关系的亲兄弟，组成了第一幅艳丽的三角关系网。但是，三兄弟之间却出现了问题，而且是难以协调的问题，即，《大事记》里说“康米尼斯特学会”是“以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书籍”；（此处不通。原文如此。——曲注）而“励新学会”是“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二者的宗旨、目的不同，一个“专门研究共产主义”，一个是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理论“研究学理”，这是怎么回事？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让王尽美、邓恩铭他们同时组织这样两个宗旨、目的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组织干什么？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同志？还是对头？　　

从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大事记》中所说，看起来那个叫“康米尼斯特学会”和叫什么“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这兄弟俩关系倒是挺接近，都挂着“共产主义”的招牌。三兄弟中虽然老二——“励新学会”唱反调，反对共产主义，但总还有两个打着“共产主义”招牌的，“慰情聊胜于无”吧。　　

但是，过了6年，想不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8年10月，在《地方史》里却让老三“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来了一个家庭政变，起来造反，把当初为老三诞生“准备了条件” 的老大“康米尼斯特学会”扫地出门，连根都拔了。连“康米尼斯特学会”8个人“发起成立励新学会”的事也夺权了，变成了“在筹备共产主义小组期间，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等人为了广泛地吸收进步青年参加研究革命理论，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于1920年11月，组织了一个进步学术团体——励新学会”。 这比现在一些未婚先育的时尚女青年还厉害——自己还没出生，却先出生了一个“励新学会”大胖儿子。为了改变这个身上流着胡适理论血液的嘴里衔着“研究学理，促进文化”通灵宝玉，哭哭啼啼来到这个花花世界的叛逆儿子的身份，又给他开了一张“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出生证明，摇身一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大家庭的嫡亲一员。　　

看看，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接生婆”的技艺多么高超！！！　　

够了，够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编造“康米尼斯特学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和励新学会的三角关系网的精妙绝伦的表演，足以称得起山东党史界造假贩子的典范。余刘合伙公司和李家老店虽然在编造三角关系网方面也有令识者嗤之以鼻的表演，但比起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却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因此，我不再浪费精力和笔墨去揭批他们了。　　

所谓“康米尼斯特学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和励新学会的三角关系网，完全是山东党史造假贩子有意编造出来的，目的在于把山东党史搅混搅乱，从中牟利。　　

 我在本文第四部分，已经用充分的事实，证明了所谓“康米尼斯特学会”是一幢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纯粹是捏造的！　　

 我在本文第七、第八、第九部分，也已经用充分的事实，证明了励新学会和《励新》半月刊是胡适理论的产物，不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个阵地”，没有宣传过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　　

 那么，所谓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否像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余刘合伙公司、李家造假老店所编造的那样呢？不是！根本不是！我将在下一部分揭露他们。　　

　　

十一.党的“一大”前，山东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关于“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问题，不仅是山东党史界在研究的一个问题，也是全国党史界在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山东地方组织的创建历史问题，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问题。因此，这是党史中的一个大问题。　　

    几十年来，全国党史界，也包括山东党史界在内，对“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81年12月山东省中共党史学会成立以后，举办的第一次讨论会，就是1982年1月6日至10日在济南举办的“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的若干问题讨论会”。　　

关于在山东建立共产党小组问题，“这是此次学术讨论会中讨论的主要问题，也是山东党组织创建时期中的一个重要的、带关键性的，而且又比较难统一认识的问题。”（见贾蔚昌：《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讨论情况介绍》，载1982年3月出版的《山东党史资料》增刊第16-17页）　　

包括中央党史研究室、上海、北京和我省有关党史界人士40多人参加了讨论会。与会的人根据各自掌握的材料，对“在山东建立共产党小组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余世诚、刘明义和李肇年三位也参加了那次讨论会。　　

在那次讨论会上，他们三人的意见如下：　　

余世诚认为：名称“以称‘济南共产党小组’为好。”“成立的时间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的可能性最大。”人数“最初建立时是三人，1921年春可能发展到五人，到‘一大’开会时可能为八人。”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贾石亭（贾甫）、王象午、鲁伯峻、庄龙甲、王复元、王用章。　　

刘明义认为：“1920年秋末（约10月），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发起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共产主义学会）也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党小组。”“济南共产党小组成立的时间推（确）定在1920年秋末（即10月中、下旬）是比较妥当的。”成员“可以肯定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王复元”，“可能性大的有王用章，有可能是的有贾甫、王志坚、李祚周、王克捷、赵震寰等。”　　

李肇年(和王文泉联名)认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时间，只能说是在1920年冬到1921年春，很难得出更具体的结论了。”成员“众口一致的则只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三人。”“我们认为……还应有王复元、王用章二人。”　　

1982年时，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还没有正式建立，所以没有意见。　　

从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三人在1982年1月时对“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一些问题的意见看，他们之间是不一致的。　　

在那次讨论会上，不仅余世诚等三人的意见不一致，与会的所有认为“一大”以前济南有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人，在成立时间和成员方面的意见都不一致，各人坚持各人的，难以统一。　　

但，讨论会进行到第三天，1月8日，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40对1的局面，打破了前两天讨论会平静的气氛。什么是40对1呢？就是40个认为有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人为一方，1个否定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存在的人为一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是什么小组成立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小组的成员有几个人和是谁的问题，而是“一大”以前济南有没有这么一个政党性质的小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不仅在山东，就是在全国党史界也是第一次，因此这是一个爆炸性的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谁呢？就是我，曲琦。　　

我否定“一大”以前济南有个什么共产主义小组的意见，遭到了与会的人的反对，也遭到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三位的强烈反对。为此，唇枪舌剑，展开了三天的激烈辩论。辩论的结果怎么样呢？当时的山东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讨论会的主持人贾蔚昌在《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讨论会讨论情况介绍》一文中，有一段记述：　　

    “济南或山东是否有共产党小组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有益的探讨、争辩。有的同志认为，在党的‘一大’前，山东根本没有一个共产党小组一类的政党性质的组织。其主要论据是：根据目前已掌握的资料，除王尽美和邓恩铭两个‘一大’的代表外，山东找不出第三个一九二一年的党员。包括一般被认为是‘一大’前共产党小组成员的王翔千、王用章、王复元、贾甫等都是一九二二年‘二大’以后入党的。另外，没有有说服力的材料可以确定‘一大’前，山东哪一个组织为“共产党小组”或共产党小组性质的组织。经过热烈的争辩，与会同志大都认为在党的‘一大’之前，应肯定在山东有个共产党小组。因为根据现在发现的有关‘一大’的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都说在‘一大’召开时，国内和东京共有七个小组。（巴黎还有一个小组，当时没能派代表参加‘一大’）其中就有济南。济南的共产党小组不象上海、北京等地建立的那样的党组织，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松散、甚至还没有正式命名的党的创建组织。”（见1982年3月出版的《山东党史资料》增刊第17页）　　

文中说的那个“有的同志”，就是我。　　

在我连续三个半天的强烈攻势下，那些认为济南有共产党小组的人拿不出任何有力的确凿的证据来为自己的观点佐证，节节败退。最后，打出降表：　　

    “济南的共产党小组不象上海、北京等地建立的那样的党组织，很可能是一个非常松散、甚至还没有正式命名的党的创建组织。”　　

天哪！原来他们心目中闪闪发光的“济南共产党小组”就是这副模样！？　　

既然“非常松散、甚至还没有正式命名”，这叫什么“党的创建组织”？　　

既然“还没有正式命名”，连个组织形式也没有，又怎么能证明是何年何月创建的？ 　　

既然“非常松散”，又怎么能证明谁是“成员”，“成员”有几人？　　

这不是缘木求鱼吗？这就是那些不按照历史事实研究历史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的悲剧。　　

没想到，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被批得体无完肤，被打得丢盔弃甲的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三员败将，不思悔改，不甘失败，十年以后又卷土重来。但，他们并不是什么“包羞忍耻”“多才俊”的“江东子弟”，而是一些在党史界兴风作浪的造假贩子。然而，和十年前不同的是，这时候，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挂牌了，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等找到了这座坚实的靠山，形成官民合伙联手造假的局面，造假的气焰甚为嚣张。1992年12月出版的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第一个正式产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成了党史假货的总汇。　　

在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等贩卖的假货中，“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仍是他们的看家产品。　　

余世诚、刘明义由十年前各干各的，到1996年结合到一块，共同合办《创建史》公司，抛出：　　

“1920年11月前后，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核心骨干王尽美、邓恩铭等建立起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见该书第105页）　　

这和他们在1982年1月“关于山东地方党组织创建时期若干问题的讨论会”上说的不一样。那时，余世诚说“济南小组成立的时间在1920年底或1921年初的可能性最大。”刘明义则说：“1920年秋末（约十月），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的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发起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共产主义学会）也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党小组。”　　

李肇年在1998年第3期《山东党史》和在2000年第6期《山东党史》中说“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或“正式成立”。这和他1982年1月在讨论会上与王文泉联合发言中，所说的也不一样。那时他们说：“我们认为济南共产党小组成立的时间，只能说是在1920年冬到1921年春，很难得出更具体的结论了。”但是，到了1998年和2000年，李肇年还是“得出更具体的结论” ——1921年春成立。　　

余世诚、刘明义和李肇年三人对所谓“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间虽然前后说法不一样，但这不是问题。因为随着新资料的发现或认识的提高，可以对自己过去的一些看法、结论进行修改，使之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情况，这是容许的。　　

问题在于，余世诚、刘明义和李肇年三人现在的结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情况？　　

余世诚、刘明义提出的“1920年11月前后，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核心骨干王尽美、邓恩铭等建立起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对吗？当然不对。　　

1.前面已经证明了根本没有什么“康米尼斯特学会”这个组织，完全是虚构捏造的；　　

2.1920年11月前后，济南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由王尽美、邓恩铭等建立的什么“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这里，使我想起，1983年，时为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的方正和我的一段谈话。有一天，他对我说：　　

“老曲，我认为1920年12月以前，山东、济南，不可能有什么‘共产主义小组’。”　　

“你的根据是什么呢？”　　

“邓恩铭在1920年12月还写文章反对共产党，他能再去成立什么‘共产主义小组’吗？”　　

“对！高！说明你还能看出问题来，有水平。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方正说的邓恩铭1920年12月写文章反对共产党的事，是指邓恩铭在1920年12月15号出版的《励新》半月刊第一期上面，写了一篇题为《改造社会的批评》的文章，在文章中批评那些“盲从的”“高唱改造社会的”人，说： “不能……人家说共产党好，我们也说好……人云亦云。试问拿到中国来能不能实行？能不能有点效果？依我们答案：不唯不能实行，恐怕还落得一个过激党的头衔，象这样的盲从，社会上一定不会受他们的利益。”　　

邓恩铭这时候对共产党一点好感也没有，坚决反对共产党，甚至连“共产党好”也不能说。既然如此，邓恩铭怎么又会去建立什么“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是要建立共产党的嘛！所以我认为方正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　　

既然如此，余世诚、刘明义说什么“1920年11月前后”，“王尽美、邓恩铭等建立起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错误的，是假货，不符合历史事实。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说：“于1921年春，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李肇年也说“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了”，“正式成立”了。对吗？当然也不对。　　

这又使我想起1983年和方正的那段对话。　　

我对方正的看法表了态以后，我又对他说：　　

“老方。我认为，不仅1920年12月以前济南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小组’，就是1921年4月15号以前，济南也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小组’。”　　

“为什么？”　　

“1921年4月15号出版的《励新》半月刊第五期，是王尽美主编的。在《励新》第五期上面，有两篇文章，公开歌颂无政府主义。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编的刊物，能够歌颂无政府主义吗？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不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反而歌颂无政府主义，对吗？”　　

“……”　　

“而且那时候，全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展开论战。济南的‘共产主义小组’不仅不去批判无政府主义，反而在刊物上公开歌颂无政府主义，这算什么‘共产主义小组’？如果有这么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也应该开除它。”　　

“……”　　

“所以我说1921年4月15号以前，济南也没有一个什么‘共产主义小组’。”　　

“……”方正没有表态。　　

我在1983年对方正说的这些话，同样也适用于批驳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李肇年分别在1998年、2000年说的什么“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诞生”、“成立”的谬论。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对“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态度是很奇特的。1998年8月26日下午，在党史研究室会议室开会，研究室主任林保义突然向我发起进攻，声色俱厉地吼叫：“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中央说有，你说没有，你上中央说去吧！我们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嘛！”　　

“中央说有，我们就说有，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这就是林保义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对“济南共产主义小组”问题的态度。　　

他们并不根据山东的历史情况去认真研究山东到底有没有“济南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组织，而只是“听”中央的。中央说有就有。看来，林保义的党性很强。但是，请问林保义主任一句，山东的党史你光听中央的，而自己不去研究，那么要你们这个“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干什么？　　

再请问林保义主任一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大事记》和《地方史》中说，“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是“1921年春成立”的。这是中央说的吗？中央没有说过这话。不是中央说的，是谁说的？你这又是怎么“和中央保持一致”的？　　

你们说的“于1921年春，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根据在哪儿？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就这样写，你们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编造假党史吗？　　

林保义，你这位主任亲自领导着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编造假党史，这也是“和中央保持一致”吗？　　

看吧，林保义和陈楷两个主任把山东的党史工作搞成了什么样子？他们把山东的党史工作引导上弄虚作假的邪路！他们是把山东党史工作搅混搅乱的罪人！应该深刻反省！！！　　

　　

十二.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余世诚、刘明义丧失党的立场，伪造历史，齐声讴歌被镇压的汉奸卖国贼宋介，是严重的政治性错误　　

　　

余世诚、刘明义在1996年1月出版的他们合著的《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中说：　　

    “宋介、徐彦之、王晴霓等《曙光》杂志社成员多次回山东活动，与学界王尽美、邓恩铭等交往甚密。”《曙光》杂志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广泛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该书第85页）　　

还说： 　　

“1921年初，宋介到山东考察半月有余，在济南与励新学会会员（其中包括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成员）座谈9次之多。宋介在济南还向励新学会会员作了报告。”（见该书第106页）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1998年10月出版的《中共山东地方史》中，说：　　

    “宋介、王晴霓、徐彦之等人与山东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王志坚等有着密切的往来……宋介曾应邀给励新学会作演讲报告。这给山东进步知识分子以重大影响。”（见该书第一章第18页）　　

《中共山东地方史》这一段说的和前面余世诚、刘明义说的腔调完全一致，文字也几乎一模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把余世诚、刘明义在《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里面写的，整段搬运到《中共山东地方史》里面了。　　

那么，宋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宋介是山东滋阳人，1919年在北京中国大学上学时,和山东籍的学生王统照、徐彦之、王晴霓等办了一个名为《曙光》的刊物，任主编。1920年底，参加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5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解散后，同年8月去美国留学。1925年回国，后到东北任东北大学附中校长等职。1931年“9·18”事变后，沦为汉奸。抗战期间，曾被派来山东任汉奸政府的“济南道尹”。1951年，被济南市人民政府镇压。　　

宋介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有过短暂的进步表现，但后来却沦为汉奸卖国贼，直至成为共产党的死敌，遭到被镇压的可耻下场。宋介与山东建党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余世诚、刘明义却对宋介这个人所不齿的败类情有独钟，明目张胆采用伪造历史的手法，制造吹捧宋介的假货在他们的小店里贩卖。而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竟然也认为宋介这个奇货可居，把他又搬运到《中共山东地方史》这座神圣的殿堂，为这个被人民政府镇压的共产党死敌树一个牌位，使他流芳百世！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搬运过程中，还作了精心加工包装。如：　　

1．余世诚、刘明义只说宋介等“与学界王尽美、邓恩铭等交往甚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共山东地方史》中，却说“与山东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王志坚等有着密切来往。”面扩大了，人数增多了，为宋介壮大声势。看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造假上还真有一点省级的气派，余世诚、刘明义也要自愧弗如。　　

2．余世诚、刘明义说“1921年初”宋介到山东考察半月有余，在济南与励新学会会员“座谈9次之多”。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中共山东地方史》中怕漏馅，把“座谈9次之多”删掉了。（这里我要揭露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中共山东地方史》的征求意见稿，原来是这样写的：“宋介曾应邀给励新学会作讲演报告，并与励新学会的会员进行过9次座谈。”和余世诚、刘明义说得一样。1997年8月，我看到之后，要求他们拿出“进行过9次座谈”的证据。他们拿不出来，所以在正式出版时，把“进行过9次座谈”这个内容删掉了。我之所以要揭露这个秘密，为的是要证明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余世诚、刘明义官民联手合伙造假。）　　

我之所以说余世诚、刘明义和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联手伪造历史吹捧宋介，根据是宋介自己写的文章。1921年出版的《曙光》第二卷第三号刊有宋介的《两周中之山东》一文。文章说：　　

    “    （三月二十九日到济南——四月十三日回到北京）　　

我漂泊异乡，已近十载。民国元年曾在济南一个中学校里作过几天的学生，不久就别去了。直到民国五年夏间才又来到济南，闲游一次，现在是民国十年四月了，别来五年的济南又见面了。我自己虽然是‘今吾已非故吾’，济南却是‘风景依然，江山依故’。”　　

宋介在这一段，清楚地说明，他从1912年（民国元年）离开山东以后，只回过山东两次：一次是1916年（民国五年）夏间，“到济南，闲游一次”；再一次就是1921年3月29日到济南，“住了两个礼拜”。就这两次。宋介的话无情地揭露了余世诚、刘明义捏造宋介等“多次回山东活动”的鬼话。　　

宋介还说：　　

“……我这次春假旅行，就想作一个济南社会的观测。但在济南只住了两个礼拜，又忙我个人的私事，和应酬，遂把我从事济南社会观测的工夫给耽误了！我很引为憾事。不过我既来济南一趟， 总要把我的见闻和社会杂事，及对于学校之观察，草草写下来，或者也是一个‘慰情聊胜于无’的办法。”　　

宋介这里清楚地说明，他这次来济南的目的，是趁“春假旅行”“作一个济南社会观测”。“因为社会的观测，既可辅助社会科学之研究，也可发现一些改革之路径。”（见该文）宋介就是为这个来的，没有别的任务。他的这篇文章也是写他的“见闻和社会杂事，及对于学校之观察”，共两大部分。　　

宋介在第一部分：片断的见闻中，写了防疫、小辫与缠足、思亲会、种树节、妇女界、烟与赌、上中流家庭、公园、大明湖、同善社、军警推人力车、戒严司令部的门券、人力车夫、乞丐等问题；在第二部分：学校之观察中写了女子师范学校及附属女子高等小学蒙养园、商业专门学校、竞进女子高等小学及国民学校、正谊中学、第一中学、工业专门学校、模范高等小学、政法专门学校、女子职业学校。　　

宋介的文章，主要是揭露抨击山东的腐败、黑暗、落后，涉及的面很广。但是，有一点很奇怪，：他去学校“观察”时，到过第一中学，却没提邓恩铭的名字；到过工业专门学校，也没提王象午的名字；到过政法专门学校，连王翔千老师的名字也不提。宋介到过第一师范，但连进也没进去。因为：　　

“由接待室的窗中，看见出入的学生，大概是宽衣博袖，俯首屈背，很有几分老先生风派。”（见该文）　　

宋介从接待室的窗户一眼看到的净是些有“老先生风派”的小老头，并不是生龙活虎般富有朝气的青年，根本用不着进学校“观察”。他接着又说：　　

“至于管理，教授，设备，听说都也死气沉沉，不甚精彩，但我也不愿深说了。”　　

    这就足够了，第一师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学校，已经是一清二楚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一个问题，即，王尽美、王志坚等“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励新学会对一师学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宋介不进学校里面“观察”可以，但他应该让传达把他的好朋友王尽美、王志坚叫出来见见面、叙谈叙谈嘛。到了校门口了嘛。宋介不但没有这样做，甚至在文章里连王尽美和王志坚的名字也不提。　　

这是怎么回事？余世诚、刘明义不是说宋介“与学界王尽美、邓恩铭等交往甚密”吗？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不是在《中共山东地方史》里面也说宋介“与山东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王翔千、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王志坚等有着密切的往来”吗？这么亲密的朋友，怎么在“济南住了两个礼拜”见也不见，回北京写文章连名字也不提，够朋友吗？山东人向来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讲义气的。宋介这位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到济南以后为什么不和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确定的“1921年春成立的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及余世诚、刘明义指定的那些“1920年秋初”“建立起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康米尼斯特学会的核心骨干”见面？余世诚、刘明义虽然煞有介事地说“宋介到山东考察半月有余，在济南与励新学会会员（其中包括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成员）座谈9次之多。”但，宋介却不认帐，在《两周中之山东》文章中连提也没提。不仅没提“座谈9次之多”，甚至连“励新学会”和“《励新》半月刊”的名字也没提，宋介就像似根本不知道济南有这么一个学会和这么一份杂志。　　

宋介为什么不写王尽美、邓恩铭、王象午、王志坚、王翔千？很简单，他根本不认识他们。　　

宋介为什么不写“与励新学会会员”还包括什么“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成员”“座谈9次之多”呢？也很简单，根本没那回事。　　

所谓宋介和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王志坚等“交往甚密”和“有着密切的往来”，所谓宋介与“励新学会会员”等等“座谈9次之多”，都是余世诚、刘明义和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联手合伙编造的。　　

说余世诚、刘明义完全毫无根据的编造宋介“到山东考察半月有余，在济南与励新学会会员（其中包括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成员）座谈九次之多”，他们会感到有点委屈。因为，他们并不是一点根据没有，多少还是有点扑风捉影的根据，那就是刊登在第二卷第三期《曙光》上面的崔万秋写给宋介的一封信。崔万秋那封信是“把山东教育界的概况，报告给”宋介，因为宋介“很关心山东教育”（引文见崔信）。崔万秋在信的开头说：“唯民老兄：济垣畅谈九次，实在获益不少。”崔万秋信中跟宋介称兄道弟，看来两人关系不同一般。崔所说的“畅谈九次”的详细情况，他没说，现在也无法弄清。而余世诚、刘明义所谓宋介和励新学会会员，还包括什么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一些成员座谈九次之多，根据就在这里。崔万秋是正谊中学学生，是励新学会会员，因而余、刘二位插上丰富想象的翅膀，把很可能是崔万秋和宋介两人之间“畅谈九次”，演绎成宋介“与励新学会会员（其中包括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一些成员）座谈九次之多。”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用伪造历史的手法，把与山东党的建立没有任何关系的、1951年被济南市人民政府镇压了的汉奸卖国贼宋介写进《中共山东地方史》，并在多处热情对其进行讴歌颂扬，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亵渎！这是对山东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犯罪！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是一个有党性的共产党员所不能容忍的！必须严肃查处！彻底清除其影响！　　

余世诚、刘明义用伪造历史的手法，讴歌赞颂被镇压的汉奸卖国贼，欺骗读者，严重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应该做出深刻的检查，向读者承认错误，清除流毒影响！　　

　　

十三.1922年邓恩铭没去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　　

　　

李肇年在《民》文中说：　　

    “1922年春，邓恩铭从苏联回国后，即以主要力量从事职工运动。山东党组织把开展这一运动的重点是放在济南、青岛、淄博等工矿区，并派他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作……他来到淄博后，奔波于淄川、博山矿区之间，还深入到矿工居住的农村，了解情况，分析斗争形势，鼓励工人的斗志。经过他艰苦深入的工作，矿区很快建立矿区工会淄博部……淄博矿区第一个党支部——洪山矿区党支部也在这里建立。”　　

以上这一段，纯粹是李肇年老板编造的神话，而且是很蹩脚的神话。　　

1.1922年春尚没有“苏联”这个称呼。　　

2.1922年春，山东尚没有党组织，只有一个党员——王尽美。　　

3.1922年春，邓恩铭从苏俄回国后，没有“以主要力量从事职工运动”，而是住在他过继爹黄泽沛任县知事的胶县县公署。王克捷1973年8月10日在《再忆又铭》诗中说：“记得一中卒业后，（1922年——曲注），他曾来胶为探亲。其叔当时宰吾邑，以故结伴来云滨。曾至余家数访问，亲胜骨肉难解分。”那时，邓恩铭身为县太爷的公子，在胶县走亲访友、游山玩水，过着优哉游哉的舒服生活，没有人派他到淄博，更没有“奔波于淄川、博山矿区之间，还深入到矿工居住的农村”，去吃那个苦，受那个罪。这完全是李肇年躺在躺椅上想象编造出来骗人的。　　

4.1922年春，邓恩铭已脱党。一个已经脱党的人，怎么又能去建立“淄博矿区第一个党支部——洪山矿区党支部”？　　

5.至于矿业工会淄博部的建立，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大事记》里说，那是1922年5月王用章在广州参加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回到山东以后，去淄博矿山一带发动工人组织的。1922年6月25日，矿业工会开发起会时，王尽美和王用章去参加了会，王尽美还讲了话，根本没有邓恩铭的事，邓恩铭那时也从未到过淄博。　　

李肇年出于为邓恩铭造神的目的，不仅掩盖了他一清二楚的邓恩铭脱党的事，而且捏造事实填补邓恩铭脱党期间的空白，甚至不惜采用剽窃王用章的功绩的手段，往邓恩铭脸上贴金。　　

李肇年这种伪造历史、欺骗读者的行为是极其卑鄙无耻的。　　

然而，奇怪的是，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地方史》里对此事却又另有说法：　　

    “1922年，王尽美从苏俄回国后，即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他深入淄川、博山一带矿区发动工人，组织矿业工会……经王尽美等人的深入工作，将淄川煤矿的电气部、土木部……等方面的工人及十里庄、南旺……各炭坑的矿工发动了起来。6月，各部、各炭坑的代表250多人，在马家庄旧机器图算学校召开了矿业工会发起会。”（见第31页）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这里说的情节和李肇年在《民》文中说的完全一样，但是主角却变了，从邓恩铭变成了王尽美。　　

这是怎么回事？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这里不仅和李肇年说的不一样，甚至和自己前后说的也不一样，自己打自己的嘴。1992年12月先在《大事记》1922年5月条目中说： 　　

    “王用章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作      王用章在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回鲁后，本月被中共济南独立组派到淄博，在淄川和博山一带开展矿区工人运动，筹建矿工群众组织，并从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　　

《大事记》所说也有严重错误和造假的情况，当时济南没有什么“中共济南独立组”，王用章那时本人也不是党员，根本没有资格“从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王用章解放后在济南监狱中写的供词中交代，他是1922年8月由陈为人和王尽美介绍入党的。不过，1922年5、6月中，王用章去淄博开展矿区工人运动，却是符合历史事实。　　

可是，1998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却在《地方史》中，又把王用章一笔勾销了，完全成了王尽美干的，没王用章的份了。　　

对吗？当然不对。　　

众所周知（我是指山东研究党史的，包括造假贩子如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等等都知道），1922年，王尽美是在“吃粽子的时候”，也就是说过五月端午的时候，从苏俄回到山东来的。　　

一查万年历，1922年的端午节是公元5月31日。这就是说，王尽美是1922年5月底、6月初回到山东的。而矿业工会淄博部发起会是1922年“6月25日下午7点钟”开的。从王尽美回到山东，离开发起会，只有20天左右。　　

让王尽美在这20天左右，到从未去过的、人生地不熟的淄川、博山一带矿区“积极投身于工人运动”，“深入工作，将淄川煤矿的电气部、土木部、机器部、翻砂部、采炭部等方面的工人及十里庄、南旺、大昆仑、南定、西河各炭坑的矿工发动起来。”并且在“6月（25日），各部、各炭坑的代表250多人”，在“在马家庄旧机器图算学校”开“矿业工会发起会。”天哪！这不要王尽美的命吗？他能办到吗？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摇笔杆的先生们，你们对王尽美就这么残酷吗？　　

当然，如果没有王用章5月里早就做了工作，王尽美是办不到的。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之所以这样写，目的和李肇年一样，在于给王尽美造神，而不惜采用剽窃王用章的功绩的手段，往王尽美脸上贴金。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这种伪造历史、欺骗读者的行为，比起李肇年来尤为卑鄙无耻！因为他们是打着中共山东省委的牌子，直接败坏中共山东省委的声誉。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大事记》1922年8月条说：　　

    “邓恩铭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作     本月，邓恩铭到淄博矿区深入矿井、工棚、农村、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调查工人劳动生活状况，启发工人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和资本家进行坚决斗争。”（见该书第17页）　　

余世诚、刘明义在《创建史》说：　　

    “邓恩铭于1922年8月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人运动。”（见该书第101页）　　

两者说的口径一致，都说邓恩铭8月到淄博开展工作。但，两者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说的都不对。　　

1922年8月，邓恩铭确是在淄博。邓恩铭去淄博，确切说是去淄川，是因为他的过继爹黄泽沛从胶县调到淄川干县知事，而跟随去的。1922年4月，邓恩铭从苏俄回到山东后，学校已经临近毕业，他无法回校，就到了胶县，上半年就住在胶县县公署他过继爹那里。下半年，又随他过继爹到了淄川，因为要依靠他生活，不去不行。　　

邓恩铭在淄川当然不能像坐监狱似的整天呆在县公署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可能做了一些什么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去“开展工人运动”。因为那时邓恩铭已不是党员。既然不是党员了，还“开展工人运动”干什么？　　

《大事记》、《创建史》说“1922年8月邓恩铭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作”等等，纯粹是编造的骗人的瞎话，拿不出任何事实可以佐证。　　

　　

十四.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伪造中国共产党历史，邓恩铭根本不是党的“二 大”的代表 ，“二大”时邓恩铭已不是共产党员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1998年10月出版的《地方史》中说：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王尽美、邓恩铭代表中共山东部的9名党员出席了会议。”（见该书第27页）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这里公开地明确地说，在党的“二大”，“邓恩铭”也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不知有什么确凿的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没有提到山东出席“二大”的代表是谁，也没见到其他确凿的文献资料证明邓恩铭是党的“二大”代表。那么，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这样写是根据什么？　　

山东研究党史的可以说都知道邓恩铭有一段脱党的历史，包括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等人也都知道。我是1981年5月底到山东省委党史办公室工作，从那时才开始搞党史工作，比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他们都晚，甚至晚好几年。我刚开始搞党史工作，第一件令我吃惊的事，就是从刘明义他们嘴里知道了邓恩铭脱党和自首的事，而且通过刘明义的介绍推荐看到了王天生写的关于邓恩铭脱党的供词。现在，抄录如下：　　

“在远东民族代表会中，（邓恩铭）与中共党团发生矛盾，一度退出中共党团，且与中央脱离了组织关系。同时，又因邓发展个性，与王尽美也发生矛盾而分道扬镳。所以在山东成立基本小组时，没有邓在内。一直到中共三次全会后，邓在青岛才恢复了组织关系。”(见山东省公安厅档案2-210-84-3。反革命犯王天生供词第133页)　　

王天生的供词所说，可信不可信呢？我认为可信。因为，王天生说的一些事，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写的。如，他说“山东成立基本小组时，没有邓在内”。山东的基本小组是1922年“二大”以后，8月中央派陈为人来山东协助王尽美建立山东党的组织时，建立的第一个直属中央的小组，有王尽美、王天生、王复元3人，王尽美任组长。王天生和王复元都是陈为人和王尽美介绍入党的。基本小组有没有邓恩铭，王天生是清楚的。另外，他说“中共三次全会后，邓在青岛才恢复了组织关系。”山东参加1923年6月召开的党的“三大”的代表就是王天生，那时邓恩铭是不是党员，他很清楚。1923年10月，也是王尽美和他到青岛去给邓恩铭“恢复了组织关系”。所以，王天生说的这些都可信。　　

至于他说邓恩铭在远东会上“脱离了组织关系”的事是否可信？我认为也可信。因为，我从刘明义他们那里知道的比王天生讲的还多还详细。他们告诉我1921年10月，中国代表团到了伊尔库茨克以后，因为天津代表于树德的事，邓恩铭和张国焘闹翻了而“退出中共党团”“脱离了组织关系”。关于这一段事，我查阅了于树德1956年的回忆材料。于树德说：　　

    “本来这次会（远东民族会——曲注）是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但张国焘以领导者自居，对非党人士很不客气……有一次张国焘审问似的问我们信仰什么主义……引起我们的反感，我故意答称‘信仰无政府主义’，他就说我有反共思想，和我闹了起来……党员中王尽美、邓恩铭等同志对张国焘也不满意。”（见1980年8月出版的《一大前后》（二））　　

从于树德所说，也可以证明王天生和刘明义等人所说邓恩铭脱党是有那么一回事，是可信的。　　

既然如此，邓恩铭已经脱党了，不是共产党员了，怎么又会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余世诚、刘明义就不承认。他们在《创建史》中说：　　

    “王尽美代表中共山东组织的9名党员，出席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见该书第136页）　　

不仅余世诚、刘明义不承认，就连李肇年也不承认，他在为邓恩铭造神的《民》文中，也不敢写邓恩铭是“二大”代表。　　

不仅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这些人不敢说邓恩铭是“二大”的代表，1992年时，连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也不承认。党史研究室在1992年12月出版的《大事记》1922年7月条目中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6日至23日，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王尽美代表中共济南独立组出席了大会。”（见该书大事记部分第16页）　　

余世诚、刘明义和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都说是王尽美一个人出席了“二大”，没有邓恩铭。　　

更妙的是，直到1997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还不承认邓恩铭是“二大”的代表。在《地方史》征求意见稿中有一段说：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王尽美代表中共山东部的9名党员出席了会议。”（见征求意见稿第62页）　　

这里，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将《大事记》中说的“王尽美代表中共济南独立组出席了大会”这一句，改为“王尽美代表中共山东部的9名党员出席了会议”。虽然王尽美代表的单位从“中共济南独立组”变为“中共山东部”，抛弃了“中共济南独立组”这块牌子，改用了大一点的“中共山东部”的牌子，从市级变省级。原是济南市的代表，现在成了山东省的代表，比6年前提升了一个档次。但代表还只是王尽美一个人，没有邓恩铭。　　

这也说明，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也知道邓恩铭脱党的事。邓恩铭既然脱党了，就不是共产党员了，当然也就不能再安排他担任党的“二大”代表。　　

直到这时，1997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余世诚、刘明义，在邓恩铭脱党这个问题上头脑还是较为清醒的，态度还是比较慎重的，不敢有什么大的造假动作。　　

但，1998年10月，正式出版的《中共山东地方史》中，却爆出了一个特大号新闻，山东出席党的“二大”的代表，不只是王尽美一个人，又多出一个邓恩铭！　　

这是怎么回事？！1997年还被排除在外的邓恩铭，1年以后怎么一下子又钻了出来？　　

为什么出现这个变化？根据什么做出这样的改变？应该弄清楚，应该查明原因。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地方史》征求意见稿中，把《大事记》中的“中共济南独立组” 改为“中共山东部”的问题，好查。因为那是按照余世诚、刘明义在《创建史》中的调子改的。1996年1月出版的《创建史》中说：　　

    “王尽美、邓恩铭参加党的一大后，回到济南，进一步加强和加紧了党在山东的工作。这时，济南共产党组织的称谓是‘中国共产党山东部’。”　　

这是第一次出现“中国共产党山东部”这个称谓。1992年12月出版的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大事记》当中没有这个称谓，在那以前也没有。发明“中共山东部”的专利权属余世诚和刘明义，不属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地方史》征求意见稿中怎么把《大事记》里面的“中共济南独立组”改成“中共山东部”的？这个问题很简单，不难解决。那就是刘明义借着参加编写《地方史》的机会，把他和余世诚在《创建史》的假货走私进去。其实“中共济南独立组”也是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制造的假牌货，刘明义是以假打假。刘明义为了把他们的假货包装得以假乱真，甚至在《地方史》征求意见稿里还写了一个小注，把王尽美都拉出来给他撑门面。小注说：　　

    “此称谓见于王尽美填写的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到表。”（见该稿第60页）　　

刘明义在这里扯虎皮做大旗，没有用，王尽美也给他帮不了忙。因为“一大”以后，党在济南只有王尽美、邓恩铭两个党员，还没有建立“济南的地方组织”。什么“中共山东部”，什么“9个党员”，都是余世诚、刘明义编造的。王尽美在伊尔库茨克填的报到表，并不能作为山东已有党组织的证明。　　

“中共山东部”怎么混进《地方史》征求意见稿的问题清楚了。但有一个问题还没弄清楚，即，1998年10月正式出版的《地方史》中原文保留了征求意见稿中关于“王尽美代表山东部的9个党员出席了”“二大”会议这一段文字，却在“王尽美”名字后面加上了“邓恩铭”，变成了“王尽美、邓恩铭”。这个变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加上“邓恩铭”？是谁加的？不管是谁加的“邓恩铭”，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都得承担责任。因为，最后是得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认可的。　　

这个问题必须查清！这不仅是编造假的山东的党的历史，而且是在疯狂地编造假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必须斩断伸到中国共产党历史里面去造假的黑手！　　

   　　

十五、邓恩铭是1923年9月到的青岛，不是4月，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在造假　　

　　

余世诚、刘明义在《创建史》中说：　　

“邓恩铭1923年4月赴青岛开辟党的工作，……”（见该书第10页）　　

不仅余世诚、刘明义这样说，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即现在的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早在1995年3月31日就给中共青岛市委写报告说：　　

“新发现的证实党的‘一大’代表济南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邓恩铭到来的时间1923年4月”。　　

1995年6月，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还写了一篇鬼话连篇的题为《邓恩铭与青岛建党》的文章，发表在6月29日的《青岛日报》的《建党园地》七一专版上，公开说：　　

“1923年4月，中共济南支部派邓恩铭到青岛播撒革命火种，开展建党建团工作。”　　

错了，他们都错了。邓恩铭是1923年9月到青岛的，有邓恩铭写给团中央的信可以证明。　　

1923年9月19日，邓恩铭从淄川写给团中央书记仲澥（邓中夏）的信中说：　　

“我因到济医治牙齿，致来信未即作复，请原谅！　　

 青岛事很不易找，……。　　

事情虽找不到，而我之去青岛已成必然之势。现已找到住处，每月只须生活费足矣（我自己筹的）。　　

我在青为日不多，故许多事情不大明白，详情当再告。　　

我三日内即赴青……”　　

1923年9月20日灯下，邓恩铭从青岛又给仲澥写信，说：　　

“我已到此，暂寓职业学校校长处。　　

……　　

此间生活程度颇高，日用超出预算之外，如果将来找不到工作，经济不免困难，兄能稍微补助乎？”　　

邓恩铭的这两封信，足以证明他是在9月到青岛的。请看，邓恩铭9月的两封信中谈的青岛的生活程度和找工作的情况，多么困难！如果邓恩铭1923年4月就到了青岛，那5个月的生活他怎么过的？住哪儿？没有工作谁给他钱？没钱怎么吃饭？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和余世诚、刘明义二位你们能给他解决吗！　　

另外，前面我已论证过，邓恩铭那时已脱党，直至1923年10月才恢复组织关系，所以，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说“中共济南支部派邓恩铭到青岛播撒革命火种”，完全是毫无事实根据编造出来的。　　

邓恩铭之所以去青岛，是团中央直接派他去青岛做扩充建团的工作，与济南党团都没有关系。而决定在青岛扩充建团，是1923年8月25日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做出的。因此，团中央按照8月25日这个决议派邓恩铭去青岛，邓恩铭最快只能在9月到青岛，绝不会4月就到青岛。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不仅在邓恩铭到青岛的时间上造假，更严重的是1995年竟毫无确凿事实根据地篡改了青岛的建党时间，从1924年5月（或夏），提前到1923年8月。　　

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这种错误行为，已在青岛党史界制造了混乱，严重影响了其他有关单位工作的正常进行，造成恶劣的后果。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陈楷，林保义对青岛党史办的错误行为却采取毫无原则的纵容的错误态度，放弃了领导责任。      　　

　　

十六. 1926年6月,邓恩铭秘密回青岛恢复遭破坏的党组织,纯属虚构　　

  《民》文说：　　

       “1926年6月，邓恩铭通过关系，借口治病又秘密回到青岛，主持市委工作。这时，青岛的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急需恢复和整顿，邓恩铭不顾自己的病痛，不畏敌人的通缉，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把青岛的党组织恢复起来，继续领导革命群众进行斗争。”　　

李肇年先生在这里把邓恩铭描绘成一个“不顾自己的病痛，不畏敌人的通缉，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把“遭到很大破坏”的“青岛的党组织恢复起来”，并且“继续领导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顽强的共产党领导人。看了，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考之史实，却子虚乌有，全是李先生编造出来的神话故事。　　

1．1926年6月，青岛没有“市委”。据《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记载，当时的青岛市党的组织名称是：“中共青岛支部联合干事会”，成立于1926年春末，支联书记是王星五。（见《大事记》第46页）这个“中共青岛支部联合干事会”，一直存在到1927年8月支联书记王星五被捕为止。（见《大事记》第60页）既然1926年6月青岛没有“市委”,邓恩铭又怎能“秘密回到青岛，主持市委工作”？　　

2. 考之史实，1926年6月前后，即1926年春末至1927年8月这一年半期间，青岛的党组织没有遭到什么“很大的破坏”，即使按李肇年所说，1926年6月, 邓恩铭“秘密回到青岛”，也没有“遭到很大破坏”的“党组织”“急需”让他“恢复和整顿”。　　

　　

十七. 1927年上半年邓恩铭没有干过省委书记　　

　　

《民》文说：　　

   “1927年上半年，邓恩铭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4月，他参加了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按李肇年先生这个说法，邓恩铭是1927年上半年1月2月3月3个月当中，不知哪个月就当上了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然后，4月他在汉口参加了党的“五大”。　　

错了！百分之百的完完全全的错了！　　

1． 1927年1月2月3月期间，山东没有山东省委。当时中国共产党山东省一级的组织名称是“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山东区委）”。中共山东区委是经中共中央批准，1926年10月在历城龙洞由中共山东地委改组成立的，区委书记是吴芳。邓恩铭只是区委的一个委员。　　

2． 中共山东省委是1927年6月成立的。1991年2月出版的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省档案馆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中记载：　　

       “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党章修正章程中规定：按行政区划改变党的组织系统的名称，即改为中央、省委、县委、区委、支部。6月13日，中共中央常委决定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员会（简称中共山东省委），并指定吴芳任书记。不久（具体时间待查），正式组成中共山东省委。”（见该书第18页）　　

《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组织史资料》说得非常清楚，没什么含糊的地方，中共山东省委是1927年6月建立的，不是“上半年”的1月2月3月，书记是吴芳，也不是邓恩铭。　　

李肇年先生在这件事上撒了个弥天大谎，他为了为邓恩铭造神，不惜铤而走险，明目张胆地编造假党史。　　

　　

十八.邓恩铭是一个生活阔绰、不能无产化、主观冲动、迷恋爱人、未能充分切实负责工作的第一个受处分的山东省委书记　　

　　

李肇年在《民》文中说：　　

   “在邓恩铭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正是大革命失败，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挫折的困难时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邓恩铭领导的山东党的工作，不但没有遭到大的摧残和破坏，而且获得了健康发展，保存了党的力量和党的干部。”　　

1927年8月，邓恩铭从武汉回到山东。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大事记》1927年8月条目中记载：　　

   “中共山东省委在平原召开会议     本月，因省委书记吴芳在济南遭通缉，会议决定改组山东省委，调吴芳任青岛市委书记，邓恩铭继任省委书记。”（见大事部分第59页）　　

这是邓恩铭第一次担任山东省委书记。　　

1927年9月15日，山东省委（鲁伟）给中央（钟兄）写信说：　　

   “2.恩明调动事。恩明同志现已返鲁，并且现已担任省委书记。但因恩明同志在鲁因环境关系，不能久住。但山东近来颇需指挥人材，如恩明同志走后，山东工作必遭重大损失。故请中央派一指挥人材来与恩明同志对调，此亦请答复！”（见《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272页）　　

9月30日，中央复信山东省委：“邓恩铭暂不离鲁”。　　

《大事记》1927年10月条目中记载：　　

   “中共山东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并调整领导成员     10日至11日，山东省委在济南郭店召开有各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指出：10月以前，山东党组织完全是在机会主义政策之下，脱离群众，脱离党员，使党组织几乎被瓦解。会议改组了省委，选举正式委员11人、候补委员3人、监察委员5人。卢福坦、邓恩铭、王元昌、丁君羊、傅书堂为常委，卢福坦任书记，刘俊才为监委主席。”（见大事部分第61页）  　　

1928年2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通告第三十九号》中说：　　

   “山东党政策的变更，很明显的有下列三个时期：　　

     ……十月扩大会议以前可统为第一期。中央是去年‘八七’宣布了机会主义的死刑，决定了新政策，而山东是十月扩大会才接受了‘八七’会议的决议。所以十月以前，完全是在机会主义政策之下……结果，全山东的党不但与群众脱离关系，并且与党员也脱离了关系，而几乎瓦解。”（见《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446页）　　

邓恩铭干了不到2个月的省委书记，就使“山东的党”“几乎瓦解”，因而在10月的扩大会上被撤了书记职务。改任省委常委。　　

1927年11月中旬，邓恩铭去上海参加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大事记》11月条目中记载：　　

“中共山东省委常委改组     28日，山东省委举行第7次常务会议，决定改组省委常委，由5人减至3人，免去卢福坦的常委、书记职务……由邓恩铭任书记。”（见大事部分第63页）    　　

邓恩铭从中央开会回山东以后，又夺了权，第二次当上省委书记。但，好景不长，干了两个月，在1928年2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的第二次全体执委会议上被撤职，而且受到处分和批评。　　

《中共山东省委第二次全体执行委员会决议》对常委过去三月工作的批评中说：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常委在工作上指导之错误，影响到全省的党的工作，不能行动而日趋停滞，并找不着固定的方向，以致在指导上表现空洞而不落实际。在战略上时时表现动摇不定，因此，一切工作均很束手，推其总因不外以下二点：　　

1. 对‘八七’会议以后的新政策没有充分了解，因此在执行指导工作上发生种种错误。如对暴动之解释和估量的不充分，对党的阶级基础之错误的认识——如认流氓地痞为党的基础之一，忽视工人运动，对政治少指导。根据北方局意见的对奉晋战争之错误估计，而趋向于军事投机之武装暴动的准备及错误暴动等，都证明常委对于新政策并未充分了解。　　

2. 不了解各地民众的实际的情形，常委缩小后的三个委员尽属智识分子，对于工农需要痛苦及其要求，及下级党部的情形并不知道，因此常委对各地党部的指导多不合实际需要。　　

         以上两点，本会议认为是过去三[个]月常委指导工作错误的总原因。”（见《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413-414页）　　

      《决议》对各委员也作了批评。对邓恩铭的批评是：　　

         “因爱人关系未能充分切实负责工作，生活表现阔绰，不能无产化，感情太重，太主观冲动，对中学（团     曲注）工作不注意，对政治分析不清楚。”（见《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第44页）　　

会议决定对邓恩铭、丁君羊、王元昌等全体常委“与以严重警告，及全体撤职，一方面报告中央，一方[面]公布于《省委通讯》”。对其他有关人员也分别给予警告或撤职处分。会议改组了省委，选举卢福坦、王云生、刘俊才为常委，卢福坦任书记。　　

邓恩铭被撤了省委书记职务后，于2月上旬（阴历年后）去青岛接替吴芳任市委书记。　　

以上，就是邓恩铭两次任省委书记的情况。从以上原始历史档案记载的情况，能说明邓恩铭在两次任省委书记期间有什么丰功伟绩吗？而李肇年在《民》文中无视当时省委对邓恩铭工作中的错误所做的决议，把由于邓恩铭执行机会主义政策使山东的党“几乎瓦解”的严重后果，竟然说成是“在邓恩铭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正是大革命失败，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挫折的困难时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邓恩铭领导的山东党的工作，不但没有遭到大的摧残和破坏，而且获得了健康发展，保存了党的力量和党的干部。”颠倒黑白，公开为邓恩铭翻案，为邓恩铭大唱赞歌！这就是李肇年伪造党的历史为邓恩铭造神的铁的罪证！　　

　　

十九. 虚构骗人的邓恩铭临刑前的悲壮场面　　

　　

李肇年在《民》文中说：　　

    “1931年4月5日凌晨，敌人从狱中提出了邓恩铭、刘谦初等22（不对。从狱中提出的是21人——曲注）位同志，将他们枪杀于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邓恩铭与其他同志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昂首阔步地走向刑场，沿途高呼：‘打倒反动军阀！’临刑前，邓恩铭毫不畏惧，与同志们一起慷慨激昂地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雄壮的声音，透过黎明的黑暗，震醒了沉睡中的人们。”　　

李肇年写的邓恩铭临刑前的场面极为悲壮，极为感人。但是，看了以后，却不免又使人产生疑问：李肇年写的是真的吗？1931年4月5日那时候，李肇年先生可能还没有出生，即便出生了，恐怕也还在襁褓之中，他不会亲眼看到邓恩铭临刑前的表现。那么，李肇年先生是从哪儿挖掘出这样珍贵的资料？　　

1931年4月5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在济南枪杀共产党人之后，当时的报纸也有所报道。4月8日的上海《申报》以《山东枪决大批红匪》为标题作了报道：　　

“济南通信、前日下午二时、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开会、当经议决、将日前本省捕获之红匪宋占一等二十二名处以死刑、五日上午六时，各委员及公安局长王恺如、复齐集高等法院、将宋占一等提出、验明正身、用汽车三辆、载往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兹录军法会审委员会布告如下……”　　

《申报》是反动的，把共产党人写成是“红匪”，因此只录登了布告，不加颂扬。　　

1931年4月14日出版的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山东红旗报》第二十二期上，也作了报道，标题是：　　

        “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　　

           济南枪毙共产党员二十　　

                         沿途高呼口号     ”　　

文章说：　　

“最近四月五日晨五点，在济南又枪毙共产党员张子炎、宋占一等二十二人，内有女党员一名，赴刑场时沿途高呼口号。国民党这比野兽还残酷的白色恐怖，我们广大的工农，要一致起来反抗啊！”　　

看了这些当时的有关材料，更使人感到李肇年在《民》文中写的邓恩铭那些表现是虚假的。因为：　　

（1）4月5日清晨5、6点钟，敌人是用“汽车三辆”把21名“犯人”从高等法院（在普利门外——曲注）“载往纬八路刑场”的。既然是汽车载往，就没有李肇年说的“邓恩铭与其他同志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昂首阔步地走向刑场”的场面。　　

（2）刑场在纬八路侯家大院，据说就是原来的青年公园，范围不大，比现在槐荫广场小多了。囚车到了侯家大院，“犯人”下了车就是刑场，不需要再“昂首阔步地走向刑场”了，更没法“沿途高呼”口号了，所以李肇年说的这一些都是编造的。　　

（3）李肇年说的“临刑前，邓恩铭毫不畏惧，与同志们一块慷慨激昂地高唱《国际歌》”的最悲壮的场面，又是从哪儿取材的？《申报》没有讲，《山东红旗报》也没有讲，李肇年先生，你从哪儿知道的？　　

看李肇年写的这一段，就像是李肇年在写文艺小说，他描绘的邓恩铭临刑前那个场面，也是电视剧经常看到的镜头。　　

李肇年完全是用想象和编造的手法在写历史，以此来欺骗读者。　　

　　

二十.邓恩铭是个什么样的“民族的楷模”　　

　　

“民族的楷模”这个称号，应该说是一个民族的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人才能称得上。这样的人物，应该受到整个民族的崇敬和颂扬，是整个民族学习的楷模。　　

“民族的楷模”是一个极为崇高和圣洁的称号！　　

然而，李肇年却把这样一个崇高的称号戴在了他精心塑造的邓恩铭神像的头上。　　

邓恩铭的所作所为，和这个崇高的称号相称吗？　　

这是李肇年对“民族的楷模”这个崇高称号的亵渎！　　

这是李肇年为了达到他为邓恩铭造神的卑鄙的目的而用的欺世盗名的可耻手段！　　

邓恩铭这个“民族的楷模”是李肇年造假大本营李家老店生产的私货！一文钱不值！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是推销李肇年这件假货的官方代理商！　　

　　

二十一.必须严打党史造假，还中共山东地方史以清白　　

　　

我在这篇材料里面，用了丰富的确凿的原始档案资料和确凿的历史事实，揭露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余世诚、刘明义、李肇年等编造假党史欺骗党欺骗群众的丑恶行径，但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现在，党史造假在山东已经泛滥成灾。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在造假党史，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在造假党史，县级的中共诸城市委党史研究室也在造假党史，省、市、县三级自上而下都在造假党史。这些官家的党史机构和民间的党史造假贩子合伙联手，群魔乱舞，把山东的党史搞得乌烟瘴气。他们编造的　　

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1992年12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什么《中共山东地方史》（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1998年10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什么《王尽美传》（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诸城市委著，1998年6月红旗出版社出版）；　　

什么《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余世诚、刘明义著，1996年1月石油大学出版社出版）；　　

什么《邓恩铭与青岛建党》（中共青岛市委党史办，载1995年6月29日《青岛日报》）；　　

什么《尽善尽美唯解放     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短暂而辉煌的一生》（马新义，载1997年9月20日《大众日报》）；　　

什么《丹心常在   浩气长存——纪念王尽美诞辰一百周年》（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载1998年6月10日《大众日报》）；　　

什么《尽善尽美唯解放——纪念王尽美烈士诞辰100周年》（肇年  曰盛，载1998年6月7日《大众日报》）　　

什么《短暂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 纪念王尽美诞辰100周年》（李肇年，载1998年第3期《山东党史》）；　　

什么《高风亮节   丹心常在—— 纪念邓恩铭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载2001年1月5日《大众日报》）；　　

什么《民族的楷模——纪念邓恩铭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李肇年，载2000年第6期《山东党史》）；　　

什么《追求真理    献身革命——纪念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孙兴杰，载2001年1月4日《济南时报》）等等，等等假货，满天飞。　　

现在，这些假货仍然散布在社会上一些角落，未得到清除，还在那里继续散发霉气细菌，流毒后世，贻害子孙！ 　　

因此，每一个有良知的党史工作者必须给予迎头痛击，彻底揭露他们的造假罪行！把他们的造假丑态暴露在阳光之下！　　

必须还中共山东地方史以清白！　　

　　

二十二.画蛇添足或多余的话　　

　　

（一）　　

“老曲，看了你写的材料，感到里面火药味太浓。你可以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不需要用那些刺激人的言辞。”好心的同志说。　　

“你批评得很好。我也想那么做，可是办不到。当我看见那些什么党史机构、教授、学者们打着研究、编写共产党历史的旗号，却在公开地肆无忌弹地干着编造假货、歪曲、破坏共产党历史的罪恶勾当时，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我能够心平气和、柔声细气地跟他们谈吗？不能！根本不能！我要找最狠的言辞揭露鞭挞他们！”　　

　　

（二）　　

一个儿子看见——　　

“哎，哎，哎！老曲，你也在造假！你是个孤老头子，从没结过婚，你哪儿来的儿子？！”　　

“我从来没结过婚不假。那是1955、1956年省委宣传部周南等人打我反革命，1957年又打我右派，对我的政治迫害造成的历史悲剧。可是，我这个老头子并不孤。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邹平县劳改，在‘文革’当中，老百姓不怕我这个‘右派’、‘反革命’，送给我好多儿子。‘你老了没人照顾你，把这个孩子给你。老了，叫他给你动弹。’老百姓的真情实意，无法拒绝。我的儿可以拉一个连队。当然，有点夸大，但不是造假。”　　

“……”　　

一个儿子看见我在没早没晚地写这个材料，责备我说：　　

“老爷子，你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你不能歇歇吗？干了一辈子了，还干？！你没事出去走走，旅游旅游，过个清闲日子有多好！你写这些有什么用？谁看？！谁听你的？！我对你干的事，好有一比——”　　

“比什么？”　　

“光腚串门子——”　　

“怎么讲？”　　

“没事找事。还有——”　　

“还有什么？”　　

“大闺女生孩子——出了力，落不出人来。”　　

“我是个党员。如果对危害党的利益的事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那我就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　　

（三）　　

1936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黎玉同志，在1983年他77岁时，给我写了一幅字，内容是：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我的私人老师、中国的书法大师王蘧常，88岁时给我写了一幅对联，下联是：　　

          百卷修党史力尽心魂　　

这是他们对我的期望，也是他们给我的遗嘱。我就是按他们的教导去做。　　

　　

　　

                                       　　

写于2001年1月9日—6月14日　　

                                         （离第78个生日还有16天）　　

　　

　　

附件二：　　

民 族 的 楷 模　　

             ——纪念邓恩铭同志诞辰100周年　　

　　

李肇年　　

　　

2001年1月5日，是党的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邓恩铭同志诞辰100周年。为了弘扬邓恩铭同志革命精神，江泽民总书记于1991年9月4日题词：“学习邓恩铭烈士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邓恩铭同志的光辉一生，以激励后人，把先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　　

邓恩铭，原名邓恩明，字仲尧，曾用名黄伯云。1901年1月5日出生于贵州省荔波县水浦村板木寨的一个水族劳动人民家庭里。邓恩铭6岁进入私塾，就学于荔波县著名学者蒙旦初先生。蒙先生执教甚广，邓恩铭入塾后聪明好学，深得蒙先生的喜爱。邓恩铭在严师的教诲下，打下了坚实的国文基础。　　

1911年，邓恩铭进入荔波县模范两等小学堂（设于原荔波泉书院内）读书。这是一所七年制的新式学校，开设课程有修身、国文、讲经、历史、地里、天文、格致等，使用了共和国新编出版的教科书。进步教师采用新法教学，向学生宣讲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注重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同时也传授近代科学知识。邓恩铭在这所学校读了六年。　　

1917年夏末，因生活所迫，邓恩铭随同婶母、堂弟来到山东，依靠在山东任县官的二叔黄泽沛，在济南求学。临行前，他曾咏诗答友人：　　

君问归期未有期，　　

回首乡关甚依依。　　

春雷一声震天地，　　

捷报频传是归期。　　

他二叔希望他好好读书，日后光耀门庭。邓恩铭内心深处却另有想法。这时的山东正处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日本、德国帝国主义势力横行，邓恩铭心中爱国主义激情油然而生。他想，如果国家尚不能保全，一家门庭的光大又有何用？读书不能为了一人一家，而是为了救国。自此，邓恩铭抱定了读书救国的决心。　　

1918年春，邓恩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编在第9班学习。　　

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传播，《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在山东青年学生中广泛流传。在五四运动中启发下，邓恩铭很快地认识到，社会黑暗腐朽，政府的丧权辱国，正是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结果，要拯救中国，彻底推翻民族压迫，必须掌握救国救民的新思想，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开始积极参加和领导济南的学生爱国运动。　　

在五四运动中，邓恩铭经受了群众斗争的锻炼，思想认识迅速提高。此后，为了寻求救民救国的道路，解决自己对中国社会认识上的许多疑团，他阅读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的书籍，开始懂得了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经过深入地学习、思考，邓恩铭的思想、立场开始发生革命性的转变，从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知识青年，逐渐成长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　　

1920年6月，山东省立一中举行第三期学生会的选举。由于邓恩铭在五四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火一般的热情、坚定的斗争意志和出色的组织才能早已博得了同学们的钦佩和信任，当即被选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部长。邓恩铭主持的出版部是一个成员众多、力量雄厚的组织，他主持出版部工作后，便立即组织出版一中学生周刊小报。　　

五四运动后，学界中各种思潮的斗争十分激烈，其焦点是，青年学生还要不要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有人主张，学生应该回到书斋里面去，走“读书救国”的老路，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如当时颇有影响的学者胡适。两种思想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学生运动向何处，这一问题尖锐地摆在每个青年学生的面前。　　

这时的邓恩铭对此也产生了困惑，他迫切地希望有机会到京津一带学生运动的发源地去看一看，以便更深刻地把握革命运动的趋势。这年9月，山东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组织参观团，到天津南开中学参观学习。邓恩铭以学生会出版部代表的身份，随同前往。邓恩铭到达天津后，非常关注周恩来领导的学生运动情况。他详细地了解了周恩来组织和领导的“觉悟社”，还阅读了“觉悟社”出版的刊物《觉悟》。从周恩来的革命实践中，邓恩铭获得了极大的启示和教育，从而更坚定了他的信念：学生运动必须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坚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他立即与学生会出版部的同学商议，如何在当前全国返回济南后，（此处不通，原文如此。——曲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阐明立场，大力宣传，将山东的学生运动引导到革命的道路上来。　　

1920年，邓恩铭撰写《灾民的我见》一文，发表在一中校刊《灾民号》专版的第一版上。这是邓恩铭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政论性文章。他论述了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劳动人民被迫作奴隶的状况，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是因为一般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才有灾民。”“要有彻底的觉悟”，“要知道，若是再不设法子来对付他们这一般豺狼的军阀、官僚、政客、资本家，以后就没有我们苦人过的日子了！”这篇文章已不单纯是谈论灾民问题了，而是在公开地号召、鼓励人民进行社会革命，铲除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这是一篇邓恩铭向旧世界宣战的檄文。　　

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那些日子里，在共同的斗争中，邓恩铭结识了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王瑞俊（即王尽美）、王志坚。由于志趣相投，他们常常相聚在一起议论时事、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不久，在他们周围就聚集了十多个同学。为了使学习目的和方向更加明确，以邓恩铭、王瑞俊和王志坚三人为主发动组织了“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也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作为专门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学生进步组织。为了团结更多的先进青年共同学习和斗争，不久，邓恩铭同王尽美、王志坚、吴隼等十几个进步学生发起组织青年学生的进步社团——“励新学会”。　　

1920年11月，“励新学会”在济南商埠公园（即济南中山公园）正式成立。山东省议员、齐鲁书社负责人王乐平应邀参加了大会。会上讨论确定：励新学会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主要活动方式是出版发行进步报刊和举办学术讲演活动。会议决定，出版《励新》半月刊。在成立大会上，邓恩铭当选为庶务，总揽会务；成立读书会，公推邓恩铭起草该会章程（1920年12月15日《励新》第一卷第一期励新学会《会务报告》记载：十一月十四日开会，推举王瑞俊、于其惠、陈汝美、谢凤举四人起草详细会章。没有邓恩铭。——曲注）；励新学会总会设在济南，常务处（应为“常会处”——曲注）设在齐鲁书社内。　　

12月，邓恩铭在《励新》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改造社会的批评》一文。他强调了改造社会的必然性，分析了当时对改造社会的“实行的”、“空谈的”、“盲目的”三种态度，满腔热情地赞扬以实际行动去进行社会改造。他大声疾呼：“中国的社会是一定要改造的，但是我们去改造非踏实地从事不可，若是不然，恐怕我们改造社会不了，倒被恶社会支配。那么，这改造社会这件事，至少也要迟下去数十年，我们就是罪人了！”　　

三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应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曲注）的消息传到山东，渴望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迫切希望能从北京得到帮助和指导。于是，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的代表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被吸收为北京以外的首批通讯会员。王尽美回济南后，与邓恩铭、王翔千等人成立了“济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过积极的学习和宣传活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广泛传播。　　

1920年春，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在北京与李大钊讨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之后，又赴上海。在赴沪途中，在翻译、山东籍旅俄华侨杨明斋的陪同下，维经斯基在济南与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千等进行了商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京、沪、济等地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曾写信给王乐平，要他出面来联络、组织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则推荐了邓恩铭、王尽美等“三个学生参加”。在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帮助下，1921年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是山东共产党组织的肇始，也是国内6个小组之一。　　

济南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邓恩铭、王尽美利用《励新》半月刊为阵地，加强了社会主义宣传，并同在青年中影响较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展开了斗争。他和其他成员经常深入到津浦大厂、鲁丰纱厂、新城兵工厂的工人中，向工人宣传新社会主义思想，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情况。在邓恩铭等小组成员的努力工作下，在1921年夏，山东第一个工会性质的产业工人组织——津浦大厂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　　

四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举行，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了大会。在与会代表中，邓恩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刚满20岁（错了。刘仁静19岁，比邓还小。——曲注），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因为他年龄最小，性格开朗，会议期间表现得十分活跃，深为代表们喜爱。十多年后的1936年，参加过一大的代表陈潭秋在《共产国际》上发表的文章中还写道：“山东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那时王、邓是非常活泼的青年。”　　

党成立后的任务，一是组织开展建党工作，二是宣传马列主义，三是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9月，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正式公开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进一步有计划、有目的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会员很快发展到五六十人。当时研究会开展的活动主要有：第一，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第二，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第三，深入社会，深入工人群众，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1922年1月，邓恩铭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苏期间，他参观考察了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的许多地方，亲眼目睹了苏联人民为保卫和建设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还与各国代表一道参加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等活动，从而更加坚定了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念。　　

五　　

1922年春，邓恩铭从苏联回国后，即以主要力量从事职工运动。山东党组织把开展这一运动的重点是放在济南、青岛、淄博等工矿区，并派他到淄博矿区开展工作。淄博是当时山东最大的煤矿区，其中淄川煤矿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控制。他来到淄博后，奔波于淄川、博山矿区之间，还深入到矿工居住的农村，了解情况，分析斗争形势，鼓励工人的斗志。经过他艰苦深入的工作，矿区很快建立矿区工会淄博部、学术研究社等组织；淄博矿区第一个党支部——洪山矿区党支部也在这里建立。从此，淄博煤矿的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起来。　　

1923年，邓恩铭被调到青岛工作。青岛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城市，产业工人比较集中，中国政府刚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的主权，党有必要抓紧开辟这里的工作。他到青岛后，广泛进行革命活动，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并以主要精力从事党团的组建工作。在他的领导下，1925年2月组建起第一个中共青岛党支部，邓恩铭任第一任书记。　　

邓恩铭在青岛工作前后两年半期间，曾先后以四方机车厂和纱厂为中心，组织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他经常化装成工人，短裤短褂，深入到工人车间和职工家庭做工作，深得广大工人的爱戴。在四方机车厂，有30多名工人积极分子，由于他的多次帮助和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在开展秘密组织工会的活动中这些工人积极串连，动员800多名工人加入工会，占全厂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工会的成立，更有力地推动了该厂工人运动的发展，党组织因势利导，胶济铁路总工会也在斗争中建立起来。　　

邓恩铭在青岛领导最大的一次罢工，就是胶济铁路工人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斗争是利用胶济铁路局内部发生所谓南北派的权力争斗而发动的。邓恩铭认为，完全可以利用统治者的这次内讧达到工人的目的：一是提高工人工资；二是提高工人的斗争水平。他在与前来青岛指导工作的王尽美商量后，决定发动工人单独举行罢工。他通过各个工会，为组织这次罢工进行广泛的动员，明确提出了罢工条件，得到了全体工人的热情响应。　　

1925年2月8日，胶济铁路全线工人大罢工爆发。据当时《申报》记载：“罢工场面非常壮观，全路大罢工在2月8日晚12时开始，铁路工人个个斗志昂扬，用枕木钢轨封锁了铁路线，司机熄灭了机车内的炉火，……各段各站的工人一律停业工作（应为“停止工作”——曲注）……胶济铁路全部瘫痪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全线统一罢工行动，显示了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路局方面不得不作出让步，在第二天就答应了工人的一些要求。四方机车厂的罢工斗争，持续了九天之后，也迫使厂长答应了复工条件。至此，罢工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对这次罢工斗争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此时有一新生势力，为‘二七’时所没有，就是异军特起的胶济铁路工会……”这次斗争锻炼了工人阶级，也锻炼了广大群众。时隔不久在青岛爆发了日商纱厂大罢工，有力地声援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斗争，再次将青岛的工人运动推向高潮。　　

邓恩铭在青岛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惊恐。1925年7月，张宗昌大肆屠杀罢工工人，封闭胶济铁路工会，同时下令通缉邓恩铭。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他不得不暂时离开青岛，但他没有中断党的工作。此后不久，他在张店召开了胶济铁路线党组织的代表会议，研究和部署了恢复和巩固胶济铁路线和青岛市委党组织的具体措施后，又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到了青岛，继续领导工人运动。　　

1925年8月，王尽美在青岛病逝，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委员会书记。11月，地委在济南东关机关筹备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活动，被敌人侦知而遭破坏，邓恩铭等被捕入狱。在狱中，由于敌人残酷折磨，邓恩铭的肺结核病急剧恶化，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得以保外就医。　　

1926年6月，邓恩铭通过关系，借口治病又秘密回到青岛，主持市委工作。这时，青岛的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急需恢复和整顿。邓恩铭不顾自己的病痛，不畏敌人的通缉，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把青岛的党组织恢复起来，继续领导革命群众进行斗争。　　

1927年上半年，邓恩铭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4月，他参加了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大闭幕后，他应邀到“农民运动讲习班”讲课，介绍山东地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担任湖北农民运动讲习班和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党的“八七”会议后，他回到山东，先后在禹城和潍坊贯彻和检查会议执行情况。　　

在邓恩铭任山东省委书记期间，正是大革命失败，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挫折的困难时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邓恩铭领导的山东党的工作，不但没有遭到大的摧残和破坏，而且获得了健康发展，保存了党的力量和党的干部。当时秘密设在济南市东流水街105号的中共山东省委秘书处，就是他经常秘密工作的地方，也是省委同各地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中心。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在1928年12月遭到破坏，邓恩铭再次被捕入狱。　　

六　　

邓恩铭在敌人的监狱里，面对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当化名黄伯云的邓恩铭被敌人认出是省委书记时，他在法庭上昂然作答：“我就是邓恩铭，今天我犯在你们手上，没话说，我在鬼门关等着你们！”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他在狱中从未停止过党的工作，领导被捕党员和其他难友进行了数次斗争，争取改善生活待遇、不带脚镣以及阅读书报的权利。这些斗争都取得了胜利。邓恩铭经常教育鼓励狱中的同志和难友们，要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同甘共苦，互相关照。他还积极组织大家进行政治学习和文化学习，提高了难友们阶级觉悟和政治、文化水平。　　

1929年，国民党反动势力即将进入济南，邓恩铭与狱中的党员对时局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民党进驻济南后恢复自由的希望更小了。邓恩铭提议：继续发动难友进行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斗争，同时利用日本从济南撤兵和国民党政权接收济南的交接的时机，组织越狱。邓恩铭的这一主张，立即得到狱中绝大多数党员的拥护。接着，以邓恩铭、武胡景、何志深、杨一辰等同志为核心，形成了狱中党的领导，秘密进行了组织准备，在1929年4月19日晚组织了越狱。但这次斗争因组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仅杨一辰一人逃出外，其余18人又被捕入狱。　　

邓恩铭与狱中党员总结了第一次越狱失败的教训，又酝酿第二次越狱。1929年7月21日晚饭后，以邓恩铭为首的领导小组将参加越狱的同志分三个小分队，身体强弱互相搭配，各有分工，并与狱外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邓恩铭在多次受刑、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一面指挥，一面由同志们搀扶着冲出囚室，当跑到街头时，他不幸再次被捕，打入死牢。　　

1931年4月5日凌晨，敌人从狱中提出了邓恩铭、刘谦初等22位同志，将他们枪杀于济南纬八路侯家大院刑场。邓恩铭与其他同志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昂首阔步地走向刑场，沿途高呼：“打倒反动军阀！”临刑前，邓恩铭毫不畏惧，与同志们一起慷慨激昂地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雄壮的声音，透过黎明的黑暗，震醒了沉睡中的人们。　　

　　

1949年，在全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刻，为怀念革命烈士，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作出建立人们英雄纪念碑的决定。会后，毛泽东同志专门接见参加会议的山东代表，语重心长地说：“革命胜利了，不要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应当把王尽美和邓恩铭同志的情况搞清，应当收集烈士的遗物。”在党的九大开幕式上，毛泽东同志回顾一大情景时，曾追念为革命牺牲了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同志。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在1961年8月去武汉途经济南时，曾挥笔写了一首纪念王尽美、邓恩铭的诗：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明舟泛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应为“南湖”——曲注）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