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人治”

【刘金华杂博】16 “法治”与“人治”
 
    潘老师的《从瓮安事件看群众运动》是篇好文章。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不搞群众运动，是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命题换个说法是：历史就是人民群众运动的轨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运动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切社会制度，一切英雄人物，都必将在群众运动中被决定取舍。　
    今年以来发生的“反藏独，护圣火”斗争，抗震救灾的志愿者行动，瓮安事件，以及以前的“反思改革”等，无疑都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因为它是自发的，所以就难免有盲目的破坏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群众运动在改变历史，改变着中国的世界形象。这种改变历史的群众运动，有的被承认了，较多的还不被有些人口头承认，但是心里却十分害怕这种改变。
    在《必须清除“必须牺牲劳动者”的“改革”“发展”观》文中，我提出了瓮安事件的根本解决，不能停留在法治、作风、工作方法层面上，必须要从更深入地从“人治”、国家性质层次上考虑问题。所谓“人治”，不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种“人治”，也不是少数人治理国家的“人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这就须要人民群众运动起来。
    改革以来，精英们常常讲不要“人治”要“法治”，不要“以党治国”要“以法治国”，这种无嵇之谈竟然成了主流。人们不想一想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不想一想法是人制定的这个事实。自然，法一旦产生，就要按照法律来办事，但是，依法办事仍然要受到落实它的人的个人意志的制约。可见，法治怎能脱离人治？“以法治国”怎能摆脱得了执政党的意志？问题是执政党的意志符合不符合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运动的方向，符合就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历史就发展，社会就进步；不符合，人民群众就不拥护甚至反对，历史发展就会发生大的曲折，社会进步就停滞甚至倒退，这个时候执政党如果还要坚持按自己的意志“以法治国”，不改变自己的意志，实行“变法”，就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退出历史舞台。
    只讲法治，不讲人治，是一个骗人的鬼话。这些人不是真的只讲法治，不讲人治，而是要由他们这些极少数的“精英”来立法执法，治理人民群众，实际是极少数人治绝大多数人。
    我看普天之下，还没有一个国家只讲“法治”，不讲“人治”的，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以党治国”。如果只讲法治，只是以法治国，那就不用改朝换代，搞换届选举这些惊天动地，劳神费钱的事情。为什么要改朝换代，换届选举？不是因为前朝前届没有法，不是因为统治者没有以法治国，而是因为执政者不善于治理国家，老百姓不满意，所以要换人，希望找个好人能人来治国。
    只讲法治，不讲人治，是治不好的。拿瓮安来说，移民搬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等等问题，特别是打击黑恶势力，都不是没有法规，也不完全是领导人不讲法治，但是许多年就治不好，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什么原因呢？贵州省委副书记王富玉讲了：“重要原因，是部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够”，是人的问题，是人治不到位。现在瓮安事件群众上街一闹，人事变动了，事情才有了转机。在被一些人如张维迎之流看作是愚昧无知的群氓闹事，“发情绪”的情绪冲动中，包含着一种理性的必然的东西，马克思所指出的群众的“历史主动性”，那种为改变世界而进行的“冲天的”“尝试”。我不是说问题要闹事才能解决。为什么人民群众要上街“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讲法治，不讲人治，不允许人民说话，人民大众说话的地方便只有街头。
    我同意甘阳的观点：法治是保守的，原话是“没有保守主义是不可能建立法治的”。法是一种成规，为稳定现有秩序序服务的。相对来说“人治”则是“活”的，能动的，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地变化；它既有稳定有序的任务，更有变革进取的使命。如果只讲法治，只讲以法治国，那就不准革命了。社会主义革命不用说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的破坏，改革开放，也是反对用改革前的法治国。可以肯定地说，任何社会要变革进步，都不能单纯地法治，相反地常常要变法。必然地主要靠“人治”。
    大家都反对本本主义，只讲法治，反对人治，就是本本主义，完完全全的教条主义。我们都强调理论必须要与实践结合，讲究善于变通，“法治”要求必须严格按法律规定办事，但事实上不可能事事都有已成的法律规定，有好多事情“法治”不了，靠人来解释、实践的案例、立新法等等，不得不求“人治”。世界变化万千，什么都依法治，法规越来越多，多得来连专门吃法律饭的人都搞不清楚，还常常出现法律打架的事情，结果走向反面，等于没法了。去年谈论物权法草案时，2007年2月14日我发表了一篇《法多不律》，提出了这个观点，认为 “法律不可没有，但不可太多；太多了，人们记不住，结果不是保护人民，而是整治人民。搞许多人民群众不知道或弄不懂记不了的法律，那不是设陷阱整百姓吗？”
    这里指出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现在愈来愈多的法治问题主张“私了”、“调解”。这说明什么呢？人世间许多事情主要不是靠法治，人与人间大多按天理人情处世。法也是天理人情中衍生出来的，只要法治的人，也高喊“人权”“人性”，但是同时反对人治，实际上是反对人权，否定人性的。
    社会当然需要法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是一定要明白，法是人定的，而且必须靠人来执行，没有人，哪有法？没有人，谁执法，谁护法？没有人，法治什么？在法治中，人始终是法治的主体，那种把人看作是法治的客体的观点是错误的，法治的客体不是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任何社会中，人都是主，法始终是从，是人用来规范、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手段，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长存的，手段则是多样的，可变的，什么好用就用什么，根据人的需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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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重抄】法 多 不 律 
 
    毛泽东时代法律不多，但是，每有部法律都深入人心，起大作用，那才真是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环境，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发展，构建起和谐社会。人们说那时民风纯朴。
    但是，后来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无法无天”，讲“人治”，不搞“法治”，现在要搞“法治”，不搞“人治”。于是，法律越来越多，而法治环境，治安状况，社会和谐，却日益不如以前。有人说现在最大的危险是社会道德沦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俗话说“虱多不痒，账多不愁”，同样，法律多了，人们不了解，或者记不住，反而成了没有规则。法多不律，规范不了人们行为，这是辨证规律。
    现在是法律越来越多，多得来连立法的、专门吃法律饭的人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法律。这些人中一些人犯了法，还不知道犯了哪一条；许多人可能对于某件事是否违法，并不一定搞得清楚。
    比如副委员长讲人大会议要“确保”通过物权法，他不一定知道这是违法行为。法律太多，他不可能都记得住，都弄得懂。
    比如，顶顶大名的法学教授、博士导，党委书记贺卫方说“我们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那他行使的权利是什么权利？是法外权利。这是严重的违法”，这里，他把根本大法——宪法忘记了。只要查一下宪法序言，就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地位，它的权利，都是宪法赋予的。当然，我们不能说贺卫方教授不懂法，他可能是被自己的主观目的蒙蔽了，或者，是按自己的主观目的去蒙蔽别人。
    比如，这次王利明教授等人起草物权法，他满脑袋是民法的对象只能是平等主体这种西方法学的观念，自己国家的法律可能就比较模糊了；结果搞出个违宪的物权法草案，别人指出后还不接受。现在问题的已经不是懂法不懂法，而是一场资本主义法权和社会主义法权的斗争。
    法律多了，就难免要重复，难免要打架。这种情况或者由于立法机关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差异，或者是起草者不同所产生的法学观念矛盾，或者就是时间长了，对以前立的法律记不那么清楚。这些情况，立法者不觉察，只是到了实践中才被发觉。
    象现在搞的物权法草案，内容与其他法律重叠交叉的多，本身也交叉重复，结果不仅会与其他法律发生矛盾，还会自相矛盾。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一些，当然没有一一列举，如草案中的“善意占有”原则的一些条文，和刑法有冲突等等。
    法律多了，立法的、专门吃法律饭的人都搞不清楚，一般的民众就更不用说。这种情况下，法律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变成了少数人整治人民的工具，在事实上变成了“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法制。话能这样讲吗？事实就是如此。
    比如，许多用工单位不签定劳动合同，这明明白白地违法了，谁管？就是签订劳动合同，一般民工也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谁来帮助他们？工会本来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它现在没有去做，因为政府关注保护投资者，忽视对劳动者的保护。象富士康血汗工厂，事情闹的那么大，我也写了好几封信给中央，现在执法者理过吗？没有。不知道内部还有什么秘密法规。
    比如，城管和小贩的冲突经常地到处发生，温总理遇到了，支持了那个进城卖水果的农家妇女，传为佳话。可见小贩沿街叫卖应该允许。但是，温总理一离开，他不在的地方，那就是另外的“王法”，不仅把小贩赶得鸡飞狗跳，而且把人家那点维持生计的小本钱都或是没收，或是砸毁，人民仰天问道：“这是什么世道？！”
    我看不用举例了。事实和道理都是这样，搞的法律多了，谁也记不住。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可能有钱请常年法律顾问，常常会被侵权而不知道，实际上是无法保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又常常由于不知道法律而违法，乃至犯罪。有钱的人则可以雇佣律师为他们服务，而有权人又可以按需要解释法律，从众多的法律中，寻找出有利于自己的条文和解释；如果没有，那就搞一部出来。马克思主义就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现在一些人不是去完善《民法通则》，而是急于要新搞一部内容重叠交叉很多的物权法，因为在重叠交叉中，引入了他们所需要的“平等保护”原则和“善意取得”原则，不仅使一些人不再害怕清算“原罪”，而且今后可以合法占有公共财产了。
    书不可不读，但不可多读；读多了，可能成迂夫子，此也是非，彼也是非，不知道怎么才对了。法律不可没有，但不可太多；太多了，人们记不住，结果不是保护人民，而是整治人民。搞许多人民群众不知道或弄不懂记不了的法律，那不是设陷阱整百姓吗？毛泽东时代只有几部法规，但是都认真执行，结果虽穷而天下太平，就是过粮食关人饿死也不偷不抢。两相对比分析，领导人该明白其中道理。
    不要由着法学家的成就感去建立什么系统法律，应该根据现实需要来制定法律，简单明了，好懂好记，不用法官，大多数理智的人，都能懂规矩，守法纪。
    法律不在于多，而在于公。“公”者，不只是公正，首先是为人民。只有法律是为人民服务，才能存在于人民心目中，才能社会和谐不逾矩。
    法律不在于多，而在于用。许多人不能用的法律等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