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人治与法制

在中国，提出“人治”与“法制”的问题，转眼已有数十年了。这曾经使笔者非常困惑，也思考了许多年。近来突然有所悟。　　

其实，人类社会自从进入阶级社会就是由统治阶级立法，由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人去执法。“人治与法制”的问题，是个根本不值得再讨论的问题了。纵观世界历史，毫无疑义。　　

帝国主义者在全世界的扩张，无不侵占弱小民族的领地，据为己有，并以法律形式确认为自己的领土，不得他人涉足。英国人，占领了北美，欺压当地的印地安人，建立了美国、加拿大；占领了澳洲，欺压当地的土著人，建立了澳大利亚；……。帝国主义者还侵占非洲，把非洲当地的黑人当作“黑奴”贩卖到美洲。这已是数百年前的历史了。　　

帝国主义者到处侵略，至今其本性难移。中国曾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朝鲜、伊拉克等国都曾被帝国主义者一分为二。都是真实的历史。　　

现在，朝鲜仍被一分为二；而当年的印度，现在被分为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数个国家。而这些被分裂的各部分之间的矛盾，不过是帝国主义者当年侵略的“果实”。　　

伊拉克与科威特，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国家，被帝国主义者一分为二。当萨达姆收复科威特时，美国就以为联合国执法的名义攻打伊拉克；而即使没有联合国授权，美国仍然于2003年攻占伊拉克。狼要吃羊，总能找到借口的。　　

中国人民无法忍受帝国主义者的剥削与压迫，在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赶走了帝国主义者，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给予了广大人民群众以“四大自由”，这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属于无产阶级的自由。而马克思主义当年的发展，也是在同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论战中进行的，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的。　　

毛泽东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不怕老百姓，但害怕让老百姓“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毛泽东时代，中国没有很多“法”，但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即使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经济困难，饿死过人，但百姓仍然拥护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这是因为人们的心中有“法”，这就是“为人民服务”。违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事，是要犯众怒的。如果有人敢于盗窃，一旦被周围的群众发现，必然要被扭送派出所。那么，犯罪分子即使有贼心，也难得有贼胆。因为当年，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是人都有责任惩治犯罪。　　

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开始建设“法治社会”。毛泽东赋予劳动者的“四大自由”被取消了，“姓资姓社”不许讲了。盗窃这样的事，是属于警察的势力范围，老百姓不能管了。我国的犯罪率急剧上升，到了上世纪90年代，北京的犯罪率已经成为“世界之最”，超过了美国的纽约。而盗窃自行车这类犯罪还特意没有统计进去。据了解，涉案金额5000元以下的犯罪，公安系统是不予立案的。　　

随着“法治社会”的建设，盗窃范围也逐步扩大，抢银行与盗国库相比，也只能算作小案了。　　

目前，中国的“法”，已经有4000种以上。这么多法，连那些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也读不过来。而且，即使读了，也不一定能够记住。然而，有相当一部分盗窃国库者，居然就是法律的制定者！简单地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已经受到了处理的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其实，没被抓到的盗窃者数目庞大。因为没人去抓，或很少有人去抓。国外有中国的在逃贪官数万人，卷走的人民血汗钱数万亿人民币。为什么他们能贪？为什么贪了还能逃？为什么逃了没人抓？因为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个“法治社会”了。　　

既然已经是个“法治社会”，那么法制治了什么呢？笔者有幸在网上找到了一些东西。仅举两例。　　

首先，讲一个笔者曾经工作过的北京燕京汽车厂的故事。　　

北京燕京汽车厂是个国营老厂，位于陶然亭公园东门对面，现已倒闭。是否按企业破产法进行的法律程序已经并不重要。那里的职工们已于上世纪90年代按国家规定购买了自己的住房，有法定的70年产权。但一房地产开发商看中了那个地理位置，试图强行拆迁，派地痞流氓骚扰居民，拆毁院墙、打碎玻璃、……，还一度切断了居民的水电及供暖。居民不服，官司打了若干年，虽然胜诉，但居住环境已被破坏。部分条件稍好的居民无法忍受，先行逃离，他们的房屋已被外地盲流占据。现在剩下的近百户居民已经度日如年。那个地方被叫做“朱雀门”。　　

在“人物ABC”中，讲述了下面一段故事：　　

白振亚，安徽省滁州市委宣传部原部长，人称皖东才子，写有中篇小说三部，还有通讯、报告文学、论文等多种作品问世，最近他的文选即将出版，他约我写点读后杂感，评文评人皆可。我与他交友三十余年，自然乐于从命。 　　

在青山叠翠、万壑飘香的红琊山林场，我们坐在招待所两张木板床上面对面，促膝而谈。对于他“反对中央决定”，18年前我就有耳闻。这次我点出话题，没想到他把两次所谓的“反对中央决定”的全部秘密和盘托出。

1987年，白振亚在天长汊涧搞金融改革试点时，突然听到胡耀邦总书记下台的消息。他在听了传达后，说了自己的一点个人意见：17个老同志开了个民主生活会，就把党中央总书记免掉了，我认为这是违背党章的组织原则的。 　　

此事被人举报，说是白某人“公然反对党中央决定”，甚至还加“英明”两个字。省地有关部门视为大要案，要兴师问罪。滁州地委也以民主生活会的形式，请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到会。未等班长点名，白振亚便主动发言，阐明了上述观点，并郑重宣布：假如因为我维护党章，捍卫党的组织原则而被开除党籍，无上光荣！　　

老白说，胡耀邦同志犯了什么错误？照冯文彬同志说明的是“六条”，其中一条说他提倡高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消费刺激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至于说高消费、中消费、低消费，不是谁提倡的，而是由生产的水平决定的。消费的档次同产出的水平是成正比的。因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用促销手段，拉动城乡市场发展经济的。耀邦同志的这些消费观点，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远见卓识，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有功而无过。 　　

老白在会上又说：“免除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是有程序的，是写在党章上、党的决议上的。胡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是在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选举的，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选举的。解除他的职务按说必须由中央全会决定方可生效。所以，我以为17位老同志开的民主生活会，不能代替全会的决定权力组织。” 　　

他说的有理有据，慷慨激昂、掷地有声，表达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坦荡胸怀，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成熟，因为她有无数像白振亚那样敢于维护党章的忠诚儿子，只不过有些人没有敢像老白那样说出来罢了。　　

老白讲话之后，会场一片安静。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拥护。沉默等于默认了他的观点，变相肯定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举动。“政治大案”之说，自然不了了之。　　

他在另一次会上说了一个党员的不同意见，也被人视为“反对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决定”。虽然时隔19年，我仍然记忆犹新。 　　

1986年，时任安徽省嘉山县委副书记的翁永曦正面临一场政治灾难。他原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那时只有38岁，是我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他对当时的赵紫阳总理说：一、希望中央收回对我的任命；二、如果坚持用我，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三、现在我是个好青年，不要因为提拔使我成为坏小子。大意如此。这是翁永曦亲口告诉我的。不到两年，他说的后两条不幸而被言中。开始，他被下派到安徽省凤阳县任第二书记，因为他清正廉明，关爱百姓，被凤阳百姓称为“翁青天”。在嘉山，他的公仆精神不变，创办了第一个股份公司——科技开发公司，给县里的不少企业带来效益，但翁分文不取；他提出“搭台唱戏，干部分流”的改革方案，全地区创办了数百家企业。翁永曦成为滁县地区乃至全国公认的改革开放带头人。 　　

然而，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晴天一声霹雳：中央整党五人指导小组建议开除翁永曦的党籍。安徽省委常委会做出决定：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经研究决定开除翁永曦的党籍。省纪检委负责同志携带中央五人小组的函件和安徽省委的决定，以及翁永曦错误的调查报告，在滁县地委委员会上照本宣读。 　　

作为地委委员、宣传部长的白振亚，对此决定感到十分愕然。他清楚记得，调查报告列举了翁的三大罪状：　　

一、翁在读高中时，参加了红卫兵，学校里有位教师受批斗与他有关。
　　二、翁下放到某生产队，想当队长，有“篡党夺权”之嫌。
　　三、翁写过一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仅此三条，便对一个党员干部判处政治上的死刑。这是罪状吗？如果依此定罪，全国恐怕有上百万、上千万这样的“死刑犯”。 主持会议的地委书记陆子修同志当场表示说：“我们都造过反，批过邓嘛！”言下之意，大家都是政治上的“死刑犯”。　　

会议要求每个委员都要表态，白振亚自然不能幸免。他表示三点：　　

一、组织上服从。　　

二、认识上保留。翁永曦是个好党员。他在文革中还是个孩子，是红卫兵响应红司令“造反有理”的号召，没有迫害过任何人，即使有过火行动，也是可以理解、谅解的；翁永曦是个好干部，他的公仆精神，立党为公的行为十分可贵，政绩卓然，众口皆碑。　　

三、在程序上不符合党章的规定。开除党员的党籍，照党章规定，应经党小组讨论，党支部决定，然后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党委批准。现在对翁永曦从上而下指定和决定开除他这个党员党籍的做法，是违背党章的。可能是空前的，也许是绝后的。　　

老白的发言纵有千钧之力，也无法挽回翁被开除党籍的事实。18年过去了，也许翁本人已不再提起，但老白没有忘记，他说他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一个公民的权利，要为真理而呐喊、呼号。于是他致信五人小组的负责人×××（翁案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要求为翁永曦讨回公道。　　

这封信是2004年10月发出的。　　

2005年元月3日，老白又追一信，言词有点不恭“……不论哪种情况，（不回信）都是对民间来信的一种轻视，都是对以人为本和公民权利的侵害。”他再次要求×××对翁案有个明确的态度。最后，老白的态度十分强硬：“我不会就此息鼓。待到我得到你的回信之后，我将自费赴京上访，向当权的有关部门和有关负责人呼吁，直到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为止。” 　　

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呼一声：好一个敢于坚持真理的硬汉！ 　　

（作者：李宾    出处《炎黄春秋》）　　

      至此，大家对“人治”与“法制”问题，应该有个较为清晰的轮廓了。文字游戏，不过是愚弄百姓的骗术。其实，“法”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法，由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制定，再由统治阶级派遣的人去执行。法是可以根据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随时改变的，有法无法并不重要。“和平演变”，其实并非和平进行的，不断地“清理阶级队伍”，最终必然会改变政权的性质。在世界和中国发生的一切事情，貌似复杂，其实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