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理

法大还是权大？这个话题常常引发探讨，又往往不了了之。究其原因，很可能此话题基本概念很难明确。权，通常指政权，于是几乎忘了“法”也是某种权，无“权”之法不成其为法。法大还是权大真正的意思也许是：政权大还是法权大？推崇“法”制人士强调：依法治国。政（府）治行使权力需要在法权框架内实施，否则很可能擅权泛滥，从这个角度而言，法权比政（府）权大。政府是国家的管理机构，司法只是政府属下的一个部门，司法需要在政府管理下进行，否则政府很可能成傀儡，从这个角度而言，政权似乎又该比“法”权大。二权谁大谁小话题也许将没完没了探讨下去。二权之间，也许不是个谁大谁小的问题，而是个如何平衡的话题。在探讨二权（大小）话题时，很易忽略一个更重要的慨念：道理。

道理，不是谁霸道、谁占理；道理，需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需要顺应公序良俗的传承，需要顺应民众的意愿。无论政权还是法权，都得以“合理”为最高准则。或者说，无论政权或法权，都得以权顺应理，而不是以理迎合权。合理不合法，需要调整法规，而不是以“理”去迎合法规，合“法”不合理，需要调整法规，使法规更合理。道理，是政权、法权等各类权力之核心。

崇赏“法”制人士特别强调：完善法制、依法治国。似乎只要完善了法制，进行了依“法”治国，就能万事大吉。在这些特别的强调中，很少听到需要“法”制的合理性。仅强调完善法制，仅强调依法治国，而忽略“法”制本身的合理性，犹如政权强调路线，强调方针、政策，而忽略路线、方针、政策的合理性，结果大同小异，很可能助长擅（强）权的泛滥。法权不合理造成的恶果，和政权不合理造成的恶果相比，很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某个历史时期，在某种社会环境中，买卖奴隶是合“法”的；反对、阻止、破坏奴隶买卖的言行，很可能涉嫌违法；政权在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也为买卖奴隶的合“法”化推波助澜；这类法，这类路线、方针、政策未必都合理。以道理去迎合这类法、路线、方针、政策，显然不妥当；调整不合理的法、路线、方针、政策也许更妥当。社会发展到某种程度，某些道理越来越被民众接受，政权向法权发难，废除（或调整）不合理的“法”势在必行；废除（或调整）不合理的路线、方针、政策势在必行。这儿没有法大还是权大之争，也没有法权、政权如何平衡的话题，而偏向政权、法权等各类权力如何合理性的问题；或者说：各类权力如何去顺应“理”的问题。

在某种社会体制环境中，买卖奴隶是合“法”的；在这类社会体制中，在这类“法”制环境中，一味强调“依法行政”，社会进步与发展很可能将成空话。社会体制发生（革命性）变革后，买卖奴隶是违“法”的；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在推动着法制的进步与发展，法制往往和社会（政权）体制相呼应，空泛的“法制”几乎是不存在的，独立于社会之外的“法制”几乎是不存在的。什么样的社会体制，很可能产生与之相辅相成的法制。

政权，其路线、方针、政策等不合乎理，很可能助长擅权泛滥；法权，其法律、法规、程序等不合乎理，很可能助长强权猖獗。

道理，在不断探索中越辩越明；各类政权中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越来越趋向合理；各类法权中的法律、法规、程序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越来越趋向合理。通常情况中，道理先进，各类以“权力”为特征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稍滞后；道理领路，各类“滞后”者（趋向）跟上，推动着社会、人类的进步与发展。道理，各类权力之根本、根基，请勿轻易丟弃。此类丟弃未必有污染环境之嫌疑，至少有那么点可惜。

政权，合乎理，人心畅、江山稳；法权，合乎理，浩气扬、社风正。

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