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法性

论合法性
这些年无论宪政界还是儒学界，都在关心合法性问题。但抽象的学理未必因应实践的需求。礼失求诸野，或许是最可靠的出路。或者我们套用主席的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我们参照我们的宪法：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总是认为合法性应当是高明的，所以就变成了抽象的。或以人被造来平等为基础，或以自由人自组织为目标。但是，与其说哪个国家因为这些空话而享受了合法性，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世界分工的上端而避免了合法性被质疑。确切说，大家目睹了太多理想国家的陨落，和国家理想的堕落。
其实，抛开抽象追求，如果拥有还有效率的教育体系，那么国家的合法性完全可以建立在祖制的基础上，或者说建立在开国者的思想和宪政基础上。不过显然，大家既不认为我们拥有足够效率的教化机构，似乎也深感毛主席思想的尴尬。
于是，不惜冒险，我们把合法性依托于GDP。但是，即便我们处在世界分工的顶端，按照马克思主义，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涨落，依然潜伏危机；即便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GDP也不可能脱离震荡。而我们，因为抽象合法性和祖制合法性上的尴尬，居然把国家的稳定建立于累卵之上，还要到处宣告，真可以痛哭流涕了。
但是，胡温新政伊始，我们不是看到了百姓的拥戴吗？汶川地震之际，我们不是感到了民族的希望吗？难道，这不就是国家需要的合法性吗？难道合法性必须是学究们经历抽象理性后的高论？为什么摆在面前的民心向背可以熟视无睹，却要依赖于稍纵即逝的经济指标，或者向壁生造的抽象理性呢？而儒家传统怎能不酌民言？人民民主怎能不问群众？自由主义怎能不顾公民？如此名不正言不顺，宜乎合法性不明！
是的，政权的合法性不是看人脸色，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下酌民言。是的，民众期待着万象更新，民众期待着万众一心。当然，这是理想。问题是如何实现理想。实事上，我们已经触及了实现的边缘，就是06年提出的和谐社会。说是触及，因为我们亦然要追问：如何和谐？
那么如果我们依旧顺着百姓的思路，而不是羁绊于抽象理性的话，那么很简单：百姓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更低的生活成本（免除农业税），更轻松的工作环境（更好的创业环境，也就是更人性化的工商业管理；更严格的落实社会福利和劳动法；创造更健康的民族产业链），希望有稳定的工作（有归属感，而不是所谓用脚投票）。然后，他们希望父慈子孝（这就需要更低的教育成本，更好的就业环境或替代的，更有价值的教育阶梯），希望夫妇和睦（否则没有孝子，也难有慈父），希望有朋友（可以相互信任，无论做生意还是相互周济，有个依靠），希望社会有正气，希望这个国家让他能够热爱。
或者用传统的说法，百姓的国家合法性，依然是：轻徭薄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也许，有人要为古代的用词而不满。但是，我要郑重地告诫他：百姓就是生活在古今的永恒中。扬弃传统，只不过是精英的特权。因为百姓永远只是一个现实的人。他们无法摆脱民族的传统，也只能生活在父母夫妻兄弟朋友上下级之中。精英们可以纵横四海，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所以，他们可以脱离时代，脱离国家，脱离人伦，可以为世界制造一批批概念，一批批抽象，一批批解释。但是百姓不会，他们需求的只是一个恒古不变的恬静生活。而精英们可知？正是百姓的这种传统的接续，和安逸的心愿，为他们承受者改革、革命的理想，并抚平着历史的断层！而我们，居然曾经并且依旧，在把他们所诉求和守护的价值，说成是落后的根源！然而，无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想还是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智慧，何尝取代了百姓的诉求？在人类这一物种的漫长进化中，绝大多数人类，并没有接受什么普世或者福音，而只是希望沿着世代相传的朴素道德律，过好自己所生活的，父母、夫妇、兄弟、朋友、上下级世界而已。
在诉求合法性的今天，难道这不就是最直接最稳固的合法性吗？
国家的合法性，就是承认并体贴百姓的默默选择。而那最深刻的选择，便是五伦。如果我们展开历史及世界的眼光，那么，凡有人类存在的地方，何曾缺少五伦呢？
父子：只要是哺乳动物，就必然需要父母的照料，也就必然懂得这份报恩。当前不孝不慈是很多，但与其说是人性的改变，不如说是生活的朝不保夕，让他们无法面对。就如同在丛林世界，狐狸父母只能赶走长大的孩子，而孩子们再也无法回到父母膝下。但那种痛苦，是一切动物的本能。
夫妇：也是哺乳动物的必然选择：妻子照顾幼崽，丈夫出门觅食。人类的家庭形态有很多，但即便是对偶婚，当其住在一起的时候，毕竟还是有别于无关的男女的。
兄弟：这是一个中国人越来越陌生的概念了。有理论说：这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发展。
朋友：如果没有兄弟，朋友就是必须的。即便身边没有，也会寻找网友。固然今人或许忘却了朋友间切磋琢磨，成就声誉的责任。但我们至少知道：孤独是痛苦。
君臣：古文的君只是有臣的意思，所以士也是其家老的君（如果有的话）。在今天，正是上下级关系。今人或许把上下级视作雇佣关系，甚至剥削关系。但作为下级，你依然希望上级符合道义，给你一个愉快的稳定的工作环境。上级也希望下级是可以托付的。在古代，这叫做：君臣以义合。
总之，父子（母子）、夫妇、兄弟是人类感情，朋友至少提供心理健康，君臣（上下级）则保证社会效率。如果我们不背弃自己的感情，又能与人搞好关系，提高效率，也就是和谐社会了。
我期待着我们的国家以“人皆生活在五伦中”为合法性的依据，并因为百姓自然的生活，而创造自然而然的经济、政治、技术发达。
论民众
左派的右派的，都喜欢批评百姓们烧纸盖祠堂。但你们想过没有，经历了从五四以来（确切说从清末地方自治实验以来）的欧风美雨，为什么我们的百姓亦然会选择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迷信方式？如果再精确点，我们发现这种未被中国人奉为宗教的迷信（须知，日本人自维新之后却是把于我们很类似的这种行为纳入国家宗教范畴的），居然经历了从南北朝以来的历次佛教膨胀，依然保留了下来（可能大家太默认我们信仰佛教了，但不妨与南亚印度化国家，以及西藏比较一下）！
我们曾经梦想通过文明纪念的方式取代烧纸，但是为什么文明不能深入人心？因为百姓是实在的，鲜花能当饭吃吗？能当衣穿吗？今人看着很美的东西，另一个世界的人就一定很受用吗？我们的百姓，是受过三千年忠恕的教训的。他们会自觉地设身处地为另一个世界的人着想，所以他们只是选择了实在。在这个公开追求财富的时代，为亲人化点钱，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想让中国人不烧纸？除非中国人都变得自私冷漠却还道貌岸然。
为什么要修祠堂。诸位批评过修佛堂吗？许多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富起来了，像通过修佛堂积点德（类似卖赎罪券）。但是有些人想到了自己的家族，而不止是想到了国家法定的宗教崇拜对象。诚然，今天的祠堂未必能像古代合族聚众，未必能像古代一样奖善惩恶。但至少这些人稍稍在宗教崇拜（或者连宗教都没有的匮乏）之余，想到了祖宗，也就想到了家族。我们是希望他们进一步想到自己的父老乡亲呢？还是劝说他们搞个慈善基金或者佛堂教会呢？当然，也许，左派和右派似乎都没有什么理论去面对民众的意向。面对民众的落叶归根的归属感，他们有些茫然的简化了。
若干年来，国家面临了很多问题。民间产生了种种或好或坏的因应。中小工商业户负担太重，所以农村都是无证经营。教育负担太重，所以农村搞起了私塾。医疗成本太高，所以到处是无照行医。基层管理涣散，所以民间默认了贪而办事的能人，甚至黑社会，甚至产生了“受蛊惑的群众”。
精英们不要妄说什么好坏了，不要面对群众的巨大适应力和创造力而熟视无睹了！
群众需要教化，但首先，要向他们学习。学习，就是学习他们的习俗。精英们也许瞧不起民间的老一套，那就不妨话一套抽象术语：
传统，便是古老的法律，便是社会契约，便是主权者的潜意识体现。当一切抽象理性都可以被精英垄断和控制之后，民众剩下的唯一，便是传统。问题是：你是要唤醒民众，还是要愚昧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