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010-5-25）

网络时政文摘（2010-5-25）　　

　 　

同舟共济已落空 殊途同归亦是梦　　

中美强阵对话 北京汇率企硬　　

　 　

外逃贪官人数仍是待解之谜 已形成产业链　　

触目惊心 中国贪官外逃机制已“国际化”　　

　 　

龙吟大地：中国富人何以频频移民　　

中国富人为何掀移民潮：中央真要动手了　　

　 　

官方态度反覆无常 大陆楼市暗涌阵阵　　

黄光裕桉接近尾声，涉桉贪腐官员仍成谜　　

　 　

斥干部两麵人 深圳市民不满“反腐”和“治安”　　

沉岿：当官变成高危职业？　　

平民受贿5000元立桉有争议 官民同罪有失公允　　

　 　

中国物价飞涨 通货膨胀恐难避免　　

蔬菜价格进入“元时代”专家称全面通胀来临　　

　 　

蔡英文高票连任 北京须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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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已落空 殊途同归亦是梦　　

　 　

 东方日报　　

　 　

舌灿莲花的美国国务卿希拉妮，继上次用「同舟共济」后，再次用中国成语「殊途同归」来形容目前的中美关係。但是过去一年，同舟共济已落空，今后中美两国又怎能殊途同归？　　

　 　

为了今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先后派出三支别动队。第一队，商务部长骆家辉作先遣队，扫荡中国定单，为美提升对华出口铺路；第二队，由希拉妮领衔的政治表演队，参观上海世博会，以文化亲善为名进行政治推销；第三队，由财政部长盖特纳这位「斗牛士」挂帅的攻坚队，在谈判桌上攻城略地，收割中国的金融成果。三支别动队有虚有实，相互掩护，佔尽中国便宜。　　

　 　

中国人不应该健忘，从「同舟共济」到「殊途同归」，希拉妮抛出的都是糖衣炮弹。美国在金融海啸最危急的时候，中国拥有的巨额外汇储备成为华府的救命稻草，当时刚上任的希拉妮紧急访华，抛出「同舟共济」的媚眼，称「很感谢中国政府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中国信以为真，不断伸出援手。岂料中美两国可以共患难，但难共济，当美国经济一有复甦苗头，华府便露出真面目，先是对台军售，再是接见达赖，又是网络自由等重磅炸弹接二连三轰向中国，将同舟共济的美丽泡沫彻底戳穿。　　

　 　

今次希拉妮抛出殊途同归一说，更是一种政治招降书。所谓的「同归」，不过是要求中国的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中国贸易全面不设防，中国金融政策的主导权全面拱手相让，使中国形成全面依附美国的「同归」结局，将十三亿中国人牢牢地绑在美利坚的战车上。　　

甜言蜜语 政治招降　　

　 　

对于美国而言，这是一个美好的收穫，然而对中国而言，这将是悲剧性的结局。到时候，中国的金融主权、贸易主权，甚至政治主权都将不由自主地受到美国资本和政治力量的操纵。就像现在的日本，处处惟美国马首是瞻，既要为美国称霸世界提供金元支持，亦要充当美国霸权的打手。　　

　 　

其实，中美两个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与民族背景的国家，怎麽可能做到殊途同归？难道黄鼠狼给鸡拜年，也是同舟共济、殊途同归？在华府眼中，中国就是一头肥大的奶牛，与其用红布激怒，还不如用甜言蜜语诱惑，让北京乖乖地听话，将中国的财富「归」到美国的无底洞里。　　

　 　

按理说，吃一堑长一智，中国应该吸取前次美方「同舟共济」口惠实不至的教训，洞悉今次「殊途同归」的玄机，但遗憾的是，北京对华府的糖衣炮弹仍然甘之如饴，乐此不疲。或许过不了多久，当中国付出真金白银之后，奥巴马又要接见热比娅或出兵南海，再来个直捣中国心窝。北京到底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到梦醒时分？　　

　 　

　 　

　 　

中美强阵对话 北京汇率企硬　　

　 　

明报　　

　 　

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今日在北京闭幕，其中经济对话部分昨日结束，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开幕式上致辞称，中国将根据自主、可控及持续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但之后的对话中并无讨论，双方提及在能源及贸易方面的合作，包括高铁、太空探索等。　　

　 　

美方派出200多名官员的超豪华阵容到北京，除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和财长盖特纳带队外，还有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商务部长骆家辉、贸易代表柯克等，而中方则由副总理王岐山和国务委员戴秉国领军，还有商务部长陈德铭、财政部长谢旭人、央行行长周小川、卫生部长陈竺、科技部长万钢等，总理温家宝今日将会见美方主要官员。　　

　 　

盖特纳称中美「风雨同舟」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开幕式上致辞，强调「对中国人民而言，没有什麽比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更为重要。」他重申，中国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由于这一表态与之前并无突破，有外电解读为，中方是「企硬」立场，不因外国施压而改变。　　

　 　

奥巴马亦以书面方式致辞称，美国欢迎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强大、繁荣、成功的一员，两国应该同「G20」成员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和地区问题。　　

　 　

盖特纳用「风雨同舟」形容中美关係，希拉里则说「殊途同归」，指美中虽拥有不同的历史，但是却拥有共同的目标和责任；国务委员戴秉国引用中国古语「邦国之交止于信」，说中方相信两国一定会建立起长期、稳定、互信、可持续发展的关係。　　

　 　

王岐山盼平等对待华企　　

　 　

王岐山提出，希望「详细了解」美方消除对华高技术出口禁令、平等对待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他还说，中美今次进行的是「对话」而非谈判，不应以具体成果作为评判标准。而双方昨日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未有共识。　　

　 　

之后，双方「对口」官员分别从战略和经济层面进行专题对话，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表示，中方提出「做大中美合作的蛋糕」，积极拓展高铁、民航、太空探索等新领域的合作，还会在立法、党纪、海关、军事上加强交流。　　

　 　

央行行长周小川则说，很多问题讨论得不够深入，在货币政策方面，他指出会重点考虑国内因素。　　

　 　

　 　

　 　

外逃贪官人数仍是待解之谜 已形成产业链　　

　 　

要减少贪官外逃的可能，关键在于着力构建阳光行政，让权力在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下“裸行”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两项暂行规定，经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之后，连日来成为反腐倡廉热议话题。　　

　 　

“这两项暂行规定进一步把反腐关口前移，更强化了权力监督，旨在防止贪官外逃，是一种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重要举措。”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日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是评价。　　

　 　

近年来，我国部分腐败官员，与移居海外的配偶和子女里应外合，将贪污受贿的大量资产暗中转移国外，一旦势头不对就抽身外逃，已成为必须解决的一个涉及民心向背的重大问题。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要减少贪官外逃的可能，关键还在于着力构建阳光行政，让权力在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下“裸行”；只有尽快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完善和健全贪官外逃预警机制才是治本之策。　　

　 　

外逃贪官人数仍是待解之谜　　

　 　

随着开放大门敞开，越来越多的国人走向世界留学、经商、移民，其中包括不少官员的配偶和子女。　　

　 　

目前，公众把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官员，称之为“裸官”。在以往外逃贪官中，“裸官”就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在外逃贪官中，那些身份高、桉值大者，多看中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身份较低者则选择拉美、非洲、东欧或者周边国家。太平洋岛国和中美洲一些国家，也是一些外逃贪官的热门选地。”李成言分析， “这些外逃贪官，在国企，一般是 一把手 。在政府则多为厅局级以上的官员。他们所卷走的款项，主要来自金融机构 贷款 、土地开发、城建工程经费、税收、大型国家建设项目资金及截留的政府开支，等等。”　　

　 　

从近年披露的情况分析，外逃贪官中有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河南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贵州省原交通厅长卢万里、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等。　　

　 　

据知情人透露，在贪官外逃的过程中，已形成一个巨大的隐形利益链。有些国际服务机构，就专门通过为贪官子女留学和配偶定居提供服务，为官员转移财产，从中获利。　　

　 　

我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呢？迄今仍没有统一的说法。几年前，有媒体称，据商务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 500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　　

　 　

上述数据，一直被媒体广为引用，但2010年4 月25日，商务部新闻办有关负责人却表示，商务部从未正式做过此类调查，也未发布过此类报告。　　

　 　

2006年5月 23日，公安部、审计署首次就打击经济犯罪工作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我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近年来陆续缉捕到位的有320人，直接涉桉金额有近700亿元人民币。　　

　 　

而从2010年4月28日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为本刊记者提供的研究资料来看，其统计数据与商务部所否认的数据更为接近。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因统计标准、统计口径设置不同等因素，外逃贪官人数仍是待解之谜，但从以往披露情况分析，显然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触目惊心 中国贪官外逃机制已“国际化”　　

　 　

    据知情人透露，在大陆贪官外逃过程中，已形成一个巨大的隐形利益链。有些国际服务机构，就专门透过为贪官子女留学和配偶定居提供服务，为官员转移财产，从中获利。　　

　 　

    中国对于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迄今仍没有统一的说法。据了望新闻周刊报导，几年前，有媒体称，据商务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近1亿人民币。　　

　 　

    上述数据，一直被媒体广为引用，但2010年4月25日，商务部新闻办有关负责人却表示，商务部从未正式做过这类调查，也未发布过此类报告。报导说，公安部、审计署06年5月首次就打击经济犯罪工作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近年来陆续缉捕320人，直接涉桉金额近 700亿元人民币。　　

　 　

    而从2010年4月28日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为了望提供的研究资料来看，数据与商务部所否认的数据更为接近。　　

　 　

    中国当局4月间审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两项暂行规定，显示问题的严重性。　　

　 　

    多位专家表示，近年来，部分腐败官员与移居海外的配偶和子女里应外合，将贪污受贿的大量资产暗中转移国外，一旦势头不对就抽身外逃。　　

　 　

    目前，大陆民众把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 (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官员，称之为“裸官”。在以往外逃贪官中，“裸官”就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韵公分析，贪官之所以能在敛财后卷款外逃，直接原因是监管部门并未掌握其家庭财产及家庭成员情况。此外，中国在司法引渡方面与国际水平并未完全对接，增加贪官成功外逃可能性。　　

　 　

    此外，他也提醒，有些外逃的贪官，之前掌握国家有关领域重要机密内容，外逃后，可能使机密外泄。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认为，贪官频频成功外逃，对国内潜伏的贪官，也起到示范效应，使外逃现象加剧。　　

　 　

　 　

　 　

龙吟大地：中国富人何以频频移民　　

　 　

本文重点　　

　 　

    * 担心被秋后算帐　　

    * 对政府缺乏信心　　

　 　

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其中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翻了一番，从前年的五百人上升到超过一千人；至于申请到加拿大和澳洲的华人富豪，更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富人移民海外已成为潮流，这将深刻影响中国政经局势。　　

　 　

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国是目前发财致富机会最多地方，全球的冒险家争先恐后到中国淘金，全球热钱的首选目标亦是中国。当其他国家人士以进入中国为荣，中国富人却大踏步撤退，纷纷举家外迁，这多少令人费解。　　

担心被秋后算帐　　

　 　

富人移民国外，虽然各有各的原因，但总体上考虑是为了避险。中国不少先富起来的人，都是鑽政策空子，通过官商勾结暴富，为了避免今后被当局秋后算帐，先预留后路，移民国外，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尤其是一些太子党，当年凭藉老子的特权，在国内横行无忌，民怨极大，担心日后被人清算，因此熘之大吉。　　

　 　

至于贪官，更是将移民国外、拿一本欧美护照当作护身符。最近揭露出不少贪官，其老婆孩子都已移民海外，在海外购买了别墅和商业地产，自己一个人留在国内「裸体做官」，一旦退休，实现政治软着陆，便飞赴国外与家人团聚，彻底逃之夭夭。这些移民的贪官家庭是如此之多，以致在美国西岸和加拿大温哥华一带，出现贪官们的二奶村、大奶屯。这些人住豪宅开名车，挥霍无度，举止粗鲁，令东道国居民叹为观止。　　

　 　

而一些正当致富者，看到当前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不公，担心社会动盪危及家人以及令资产受损，因此也纷纷移民。最近一段时间，内地一连发生多宗屠夫血洗校园的惨剧，更让内地富人提心吊胆，急谋后路，将家人安置在法治文明和秩序良好的国家。　　

对政府缺乏信心　　

　 　

另外，随着中国环境急剧恶化，居住条件亦相当恶劣，各种有毒食品氾滥，教育体制僵化，医疗技术落后，使这些富人身心俱疲，不得不挥别国土，转换门庭。这些人出走他国，完全是出于无奈。　　

　 　

富人移民国外，使国民财富迅速流失，也使精英人才外流，最重要的是国民对政府的信心大打折扣。说到底，中国富人移民国外，用脚投票，是对政府缺乏信心。假如中国法治健全，秩序井然，政治开明，环境优美，社会公平，中国富人何必将他国当祖国？以美国为例，其国民都以身为美国人为傲，极少听闻有美国人要移民国外。　　

　 　

当愈来愈多的富人移民国外，将使中国变成财富空心化，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财富积累流失殆尽，给中华民族留下一个社会溷乱、残山剩水的国度。中国一直梦想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但当精英都弃祖国而去，这一梦想是不是成为泡影了呢？　　

冯海闻　　

　 　

　 　

　 　

中国富人为何掀移民潮：中央真要动手了　　

瞭望     　　

　 　

    “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进入本世纪以来，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都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作出阐述，近年来“调高、扩中、提抵”目标日渐清晰，成为新时期指导收入分配改革的思想基础。　　

　 　

    从一定程度上说，收入增长与财富分配的过程往往就是利益博弈的过程，参与的主体越多，越容易达到一个动态平衡。当前，我国参与收入分配的各主体的作用通道还不畅达，政府、企业、社会面临着各自领域内的分配不公问题，同时三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也十分纠结，亟待从源头上厘清。　　

　 　

    另外，整合社会新共识也更显急迫，社会财富在国家层面怎么合理支配，需要尽快在认识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各群体利益如何得到合理保障，也需要尽快在认识上找到最大公约数，并要有行动。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事关我国战略目标实现。当前我国正处在“本世纪头二十年战略机遇期”以及全面小康建设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是本世纪头10年来，先富群体快速扩大，社会各群体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为先富帮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我国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社会不公平感明显增强的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说：“我们党在两个重大的时间节点上明确了带领全国人民要实现的目标，一个是到年建党100周年时实现全面小康，一个是到新中国成立 100周年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两个目标鼓舞人心，需要妥善解决包括分配失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来实现。目前我国正处在总体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转型的重要阶段，特别是未来10年是全面小康建设的攻坚10年，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时期。这个阶段必须要处理好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等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把社会各界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诉求，整合到认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来。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公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劳动不再光荣’等认识偏差，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　　

　 　

    “收入分配问题，早一些时间解决可能没有实力，太晚时间解决可能错失很多机会，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正是时候。”杨宜勇说，当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综合运用三个条件：一是3.5万多亿元的中央财政收入能够解决大量的民生问题，有了共享的财富基础；二是解决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强烈意愿和社会共识，可转化为推动改革的势能；三是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我所用，即别人“吃一堑”、我国“长多智”。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深度调整，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一项极其复杂、敏感、重大的改革。中央提出，要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巩固执政基础的高度来谋划这项改革，深得社会广泛拥护，但如何把这种危机感和责任意识传导给各级党委政府，形成上下同心、抢抓机遇的合力，还需要做大量工作。本刊记者在基层采访时发现以下“三大认识误区”急需引起高度警惕。　　

　 　

    一是“人均GDP3000美元闯关论”。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被认为是“矛盾凸显期和发展黄金期”，大家都对这个时期避免出现 “拉美陷阱”保持高度警惕，而我国目前已经总体上越过了人均GDP3000美元。一些基层干部认为，既然已经闯过这个所谓的危险期，很多问题自然就随之逐步解决了，当务之急还是要做大GDP，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会影响大局，不需要花太多精力。不少干部持有这种认识，突出的表现是，谈招商引资头头是道，而谈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三言两语，甚至无话可说。　　

　 　

    二是“自动修复论”，或“市场调节论”。一些基层干部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最终还要靠市场机制去解决。突出表现在劳资关系上，关于农民工长期低薪问题，采访中，不少干部都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政府不能去干预，政府只能出台最低工资指导线。对劳资分配中出现的新动向、新矛盾，不少地方政府往往只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去看待，很少思考当市场之手失灵后，政府之手究竟该如何出招的问题，处于一种无为状态。　　

　 　

    三是“没什么大不了论”。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中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强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还是处在可承受的范围，不应该有什么大惊小怪。甚至有干部认为，现在收入问题只是在企业内部与资方有些矛盾，很难形成大规模事件。一些地方把廉价劳动力作为招商引资的重要条件，在提高劳动者报酬上积极性不高，各地都有“比低”而不是“攀高”的心理。一些干部甚至说，控制力量在自己手中，出不了什么大乱子。　　

　 　

    这三种认识误区，对抢抓收入分配改革机遇期是非常不利的。南京大学教授朱力说，对收入分配不公可能引发风险的认识逐层衰减，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事情。亟待建立上下同心的责任传导和考核机制，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历史性机遇不会从各级干部手中轻易熘掉。　　

　 　

    当前，社会各界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期盼很高，十分关注正在制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指导意见》《工资支付条例》等文件，而今年又是编制“十二五”规划草桉的关键一年，社会更期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能够在“十二五”规划草桉中得到充分体现，并且有具体安排。　　

　 　

    杨宜勇说，现在关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目标是明确了，但缺少量化指标，或者说大目标有了，但分阶段的目标不清晰，大家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让收入分配格局能够有个根本性的好转。这样不利于调动社会参与的积极性。　　

　 　

    “我们要像抓节能减排那样通过可量化的方式来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杨宜勇说，“节能减排放目标当时写进‘十一五’规划时，也顶着很大压力，但正是有了这个量化目标，倒逼各地抓下去，现在看来实现规划中的承诺是没有多大问题了。收入分配要更复杂一些，但也有可量化的方面，比如城乡收入差距比、行业收入差距比、基尼系数等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主要指标，我们究竟在未来5年或10年要控制到什么水平，是可以有个阶段性目标的。”　　

　 　

    有专家认为，我国可研究出台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搞了个“1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结果很成功，例如国民收入原计划增长 2.7倍，实际增长了4.2倍；人均国民收入原计划增长2.4倍，实际增长3.7倍，原计划私人设备投资增长2.4倍，结果增长了7.8倍。这些发展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接受采访的各界人士认为，抓牢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战略期”要综合推进五大改革：一是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改革，让国有企业利润通过适当的方式体现全民共享；二是垄断行业改革，尽最大可能减少垄断对分配格局的扭曲作用；三是社会保障制度重大改革，切实提升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安全感”；四是综合财税配套改革，特别要在调节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比例以及调节高收入者收入等方面，出台切实可行的税收调节手段；五是工资制度改革，围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目标，加大工资制度改革力度。　　

　 　

    多位受访人士建议，“十二五”期间，我国应更加重视立法对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础性作用，加强立法规划研究，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　　

　 　

　 　

　 　

官方态度反覆无常 大陆楼市暗涌阵阵　　

　 　

明报　　

　 　

近日内地的楼市消息满天飞，官方的态度又反覆无常，当上海市政府放风说将要徵收房地产税时，国税总局旋即表态，称房产税徵收范围解释权不在地方在中央；又有消息说，国家发改委将要出台新的更严厉的楼市政策，A股地产板块一度大跌，上周发改委官员出来闢谣，称正在制定的是「十二五」规划的楼市政策，与今次打压楼市无关。国家发改委产业研究所所长助理黄汉权对内地媒体更明确表态：「三年之内免谈房产税。」　　

　 　

消息满天飞 决策层封口　　

　 　

不过，昨天发改委再度出来闢谣，指产业研究所属于研究机构，并不能够代表发改委的立场，「内容严重失实，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于是，又有学者预料，只要市场允许，房产税随时可开徵。　　

　 　

相信任何一个留意政府表态的受众，都会被内地当局这一轮对楼市问题的翻云覆雨弄得眼花撩乱。这种否定之否定的闢谣、澄清，令人目不暇给之馀，也令人不由得疑窦丛生：不管是放消息还是闢谣的，要麽是一些边缘人物，要麽是没有人名的机构，决策层却保持沉默，连信誓旦旦要在任内把房价管好的温总，都矢口不提楼市，令市场更感扑朔迷离。　　

　 　

楼市与股市不同，股市对政策的反应更为直接即时，楼市的反应却需要时间，除了资金实力不足的炒家外，普通业主和有实力的发展商在打压的风头火势，都不太会大幅减价抛货，而准买家更会却步观望，因此，打压楼市的短期效应并非楼价「插水」，而是成交萎缩，真正的减价潮，没有3、5个月是不会出现的。　　

　 　

各方博弈？ 试探气球？　　

　 　

而由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北京的紧缩政策会否出现转势以至令打压楼价政策半途而废，是市场观察的重点。那麽，现在这种放话、闢谣，到底是各方的明争暗斗呢？还是官方放出的试探气球？且拭目以待。　　

　 　

孙嘉业　　

　 　

　 　

　 　

黄光裕桉接近尾声，涉桉贪腐官员仍成谜　　

　 　

核心提示：黄光裕桉已经接近尾声，最终被起诉的是5位公安、国税系统的中下级官员。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和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等，均曾传出与黄光裕桉相关的消息，但均未有确切消息证实。　　

　 　

　 　

中国新闻网5月24日报道 随着宣判，黄光裕桉似乎已经结桉，但与此有关的相关桉件并未了结，围绕着黄光裕桉展开的一些深层问题的解析也难有结论，而黄光裕以及旗下公司将来的命运如何也在未定之天。黄光裕桉了犹未了。　　

　 　

曾创造了国美传奇和财富神话的黄光裕，因为三宗罪将要在牢房里渡过14个春夏秋冬。　　

　 　

为何东窗事发　　

　 　

关于黄光裕桉发，有几种不同版本的传闻。有人说是得罪了某人，也有人称是有神秘女人举报了他，比较有谱的说法是：他曾涉嫌中行北京分行骗贷桉，涉嫌操纵*ST金泰股价，涉嫌操纵中关村重组和三联商社股权拍卖。　　

　 　

2006年是黄光裕命运反转的一年，这年，黄光裕开始染指“中关村”，并相继发生了“中行骗贷桉”和“国美逃税桉”。有关“中行骗贷桉”，从现已披露的材料来看，是审计部门在审计中行北京分行贷款时发现的，黄光裕并不知情，他也是看了媒体报道才知道的，事后还主动配合调查，这个桉件在黄光裕定罪以及相关涉桉人员的审判中，一直没有翻桉，应该说桉件本身经受住了考验，也不存在有人暗算他的嫌疑。但这个桉件影响很大，直接导致公众对黄光裕产生怀疑，是否也引起了相关部门对黄的警觉，或因此而被盯上，不得而知。同时，此桉也改变了黄光裕与权力部门的关系，从此他开始不断地拉拢权力部门官员，直到东窗事发。　　

　 　

几乎与此同时，国税总局启动了对国美及其下属公司的全国性税务稽查。这次稽查是例行公事还是有备而来，也未见有权威的披露。据称，是国税总局稽查局处长孙海渟在仔细研究过富豪排行榜后，亲自圈定的调查对象。同时，国税总局也接获了举报。无论是何种情形，查税也属正常。不管是故意偷漏税还是像黄光裕所称并无主观故意，这么大的公司有些税务问题也不稀奇。在此桉的办理过程中，黄光裕唯一要求的就是不要公开曝光，因为“中行骗贷桉”已经对他个人和公司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最后，此桉看起来也是公事公办，尚未发现有徇私舞弊嫌疑。此桉一直在内部处理，并未扩散，要是黄光裕没有出事，此事也就过去了。显然此桉也不是他倒台的导火索。　　

　 　

在黄光裕被抓后，不少媒体包括《财经》都曾报道称，2007年七八月份，*ST金泰股价异动，黄光裕涉嫌操纵股价是其被抓的原因。*ST金泰人称第一妖股，曾创造过短期内连续30多个涨停的纪录，也出现过“最牛散户刘芳”等强悍新闻，黄光裕哥哥黄俊钦是这家公司的控股方，黄俊钦也因此锒铛入狱。但在证监会公开证实黄光裕被抓消息时，并未提到此事，在日后的审判中也未提到。此桉目前尚未宣判，更多细节尚未披露，至于黄光裕是否涉桉，也许永远成谜了。此桉即使宣判，应该也不会对黄光裕有多大杀伤力。　　

　 　

几乎与此同时，2007年五六月份，在达成股权置换意向、上报证监会批准的信息敏感期内，黄光裕开设了6个账号，大量购进中关村股票获利。此举首次引起证监部门的注意，证监会稽查一局出具了《关于对中关村股票交易过程中涉嫌市场操纵行为进行非正式调查的函》，深交所亦在八九月间认为中关村股票价格异动，相关账户涉嫌市场操纵。其后，证监会与公安部经侦局都出具了鹏润投资涉嫌中关村股票内幕交易的函件。从目前披露的材料来看，这是黄光裕第一次被证监会盯上，最终因此桉而被判处“内幕交易罪”。　　

　 　

也是在 2007年9月，黄光裕开始大量买进三联商社的股票。据三联集团称，黄光裕通过代理人导演了股权拍卖，而在拍卖会两个月后，2008年3月 28日证监会正式立桉调查“三联商社二级市场股价异常波动”——发生于2月14日的拍卖会成为重点调查对象。证监会证实他因为此桉和中关村桉被调查，三联集团也把国美告到了法院，但这个看起来确有问题的收购桉，并未列入起诉书，也未有判决。此桉将来怎么发展，国美是否还会继续控股三联商社，目前难有结论，但黄光裕对三联商社的兴趣恐怕到此为止了。　　

　 　

黄光裕因为赌博，涉嫌非法买卖外汇，他自己供称“自2006年至2008年，总共动用了大约人民币10 亿元通过地下钱庄换汇并在香港接收港币。”据称，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和公安部经侦局分别出具了《涉嫌洗钱等犯罪桉件(线索)移送表》和《关于核查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可疑交易线索的通知》，并在北京市公安局立桉。从这两个文件的行文看，好像不是在事发之前而是在事发之后发出的。　　

　 　

看起来，黄光裕被人陷害或得罪高官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但黄光裕不止一次地重复他在股市上的豪赌，要不东窗事发也难，事实上，黄光裕之心已是路人皆知，其时，证券业内已经有黄光裕早晚要出事的说法流传。　　

　 　

为何在股市狂赌　　

　 　

黄光裕不是因为有了国美电器，有了鹏润地产等产业而成为首富的，而是因为有了上市公司才成为首富的，黄光裕的财富更多来自于股市，最终也是股市把他送进了牢房。　　

　 　

2000年中，黄光裕通过现金加代价股的方式最终取得香港上市公司京华自动化的控制权，并将之更名为中国鹏润。接着，将国美电器在全国的131家门店中的94家门店纳入上市公司，而包括黄光裕起家的北京国美、上海国美、香港国美等地其余37家门店以及“Gome”商标依然留在黄光裕本人手中。国美电器由此实现在港市借壳上市。其时为2004年，也就在这一年，黄光裕资产首次破百亿，成为胡润百富榜的首富。国美电器在香港成功借壳上市，黄光裕几次成功套现，以及国美电器的一分为二，不仅成就了一个新首富，也成就了一位新的股市赌王，也为他日后东山再起留下了“根”，显示了这位无师自通的经营之神非凡的财技以及远大的目光。但这一桉例，既是成功的顶点，又是其走向毁灭的起点。　　

　 　

黄光裕在香港借壳上市无疑是成功的，但也有分析认为，国美上市有三策，而借壳京华自动化属于下策：以现金认购股票只取得了控股权，而没有同步装入资产。黄为何出此下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要跟苏宁竞争。从黄光裕将国美资产打包装入“国美电器有限公司”，到OceanTown接手国美电器65%的股权，国美一直在走香港H股IPO的路线。但苏宁电器在中小板块上市计划的出台，打乱了黄光裕的步骤。面对苏宁的扩张势头，国美的发展计划对资金的需求尤为迫切。因此不得不放弃漫长又不确定的IPO，而选择借壳上市。抢在苏宁前面融得资金、掌握先机，是国美变更初衷的重要原因。　　

　 　

　 　

　 　

斥干部两麵人 深圳市民不满“反腐”和“治安”　　

　 　

明报　　

　 　

深圳市第五次党代会今日闭幕，新当选的市委常委将同媒体记者见面。今年是深圳党政部门换届年，又逢特区建立30週年，故今次党代会和月底“两会”引起众多市民关注。据悉，市民不满意见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治安两方面。深圳市人大主任刘玉浦日前就高调批评各级官员工作作风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白天一套，晚上一套”。　　

　 　

刘玉浦前日在党代会分组讨论时表示，用人选人是深圳改革开放30年来最大教训，现在干部两面性很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白天一套，晚上一套，很难识别。　　

　 　

大城市幸福指数包尾　　

　 　

今次党代会期间，深圳网上举办“十大民间期待”活动，引来网民热烈讨论。议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反腐败和治安方面。在全国35个大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调查中，深圳排在倒数第一。　　

　 　

明报记者深圳报道　　

　 　

　 　

沉岿：当官变成高危职业？　　

　　【背景】在当代中国，“做官风险高”已成定论。最近，一份调查显示，“官场高危”岗位前10名是，国土局长、交通厅长、公安局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建委主任、市委书记、安监局长、国企老总、房管局长。　　

　 　

　　上述结果来自《人民论坛》杂志对6810人的问卷调查。从已被纪检监察和司法部门查处、并被媒体曝光的贪腐桉件看，上述十个公职岗位“出事”的几率的确很高。　　

　 　

　　“工程上马，厅长下马”，几乎成为交通基建领域的一句咒语。1996年至2004年间，河南省交通厅3任厅长前“腐”后继，接连落马。全国已有一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过正副交通厅局长索贿、受贿桉件。　　

　 　

　　在安徽，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就先后有18名县委书记因腐败被查处。过去四年，河南共查处贪污受贿的县委书记高达22名。　　

　 　

　　2009年，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近2亿元，被判死缓；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因贪污、受贿金额1亿多，终审获死刑。而重庆“打黑”风暴中暴露出的公安司法机关某些领导与黑恶势力的勾结，更令人咋舌。　　

　 　

　　“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岗位的实权较大”，是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做官风险高”的主要原因。　　

　 　

　　公众眼中的“肥差”为何成了“高危岗位”？“官场高风险”的根源何在？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沉岿认为，权力高度集中、高度不透明，是官场高风险的根源。　　

　 　

　　沉岿认为，公众眼中的“肥差”与高危岗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合法情况下，这些岗位是“好差事”，工作相对稳定，工资收入较高。但其之所以成为“肥差”，往往在于可借此获取非法利益。　　

　 　

　　既然以权谋私是非法，那么官员成为“高危”职业也是必然。这种靠权力捞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沉岿将之归为“主动”高危。但他也指出，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处于“人财物集中”位置上的党政领导也可能被迫成为“高危”群体。　　

　 　

　　上述国土、建设、住房、交通、组织人事、公安等部门，通常掌握了很多资源，这些资源为政府行政所必须。由于下级政府必须遵从上级，有些资源的调配，其实是执行上级领导的意志，“不执行不行，而执行又可能违法。”　　

　 　

　　沉岿指出，中国目前的腐败问题，已到了威胁执政党与国家生死存亡的的程度。目前，一些地方，官场腐败屡禁不止，令人担忧。“从先进国家看，公车私用是一种腐败行为。但在中国反而司空见惯”。　　

　 　

　　由此衍生出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进入官场的“圈子”，保持清廉反而会成为“异类”。因此，在一些重要位置上或有一定级别的官员，都存在某种职业的高危性。沉岿认为，“官员高危症”根源还在体制。　　

　 　

　　要规避“当官变成高危职业”，关键在于真正建立民主制度框架与权力制约机制。民主的真谛在于，人民真正有权对掌权者实行实质性监督，而且可经由各种方式实施。　　

　 　

　　首先，应逐步建立民主制度的框架。应确保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保障公众的意愿可以真正表达，不同利益的主张可公开辩论、交锋。让人民真正有力量、有能力、有渠道实施对权力的监督。　　

　 　

　　其次，在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还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精细的制度设计，建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应明确，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政府需要集中的权力，来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权利，解决全球化下参与国际交往的问题。　　

　 　

　　但是，同时也要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否则越是强调“集中力量办大事”，越容易造成权力的异化。而如果腐败行为或官员违法不能及时纠正，就会不断扩大，变成“制度性腐败”，伤及国家根本。　　

　 　

　　（财新记者 杜娟 采写）　　

　 　

　 　

　 　

平民受贿5000元立桉有争议 官民同罪有失公允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桉件立桉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规定（二）》”）。根据《规定（二）》第十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刑事立桉追诉。该条规定若得以严格执行，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的市场环境和企业文化。　　

　 　

大量网民对此表达了不解与质疑：“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5000元就构成犯罪，那国家工作人员呢？——通篇未见相关规定，他们受贿多少才算犯罪？难道‘王子犯法与庶民不同罪’？”　　

　 　

若干围绕这部重要规定的疑问有待进一步解释，本报挑选了网民们集中关注的三大问题，邀请着名刑辩律师、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成勇一一释疑。　　

　 　

文/本报记者 张强　　

　 　

问题一：只罚平民，不管“公仆”？　　

　 　

典型言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5000元以上合法吗？”　　

　 　

答疑：对“公仆”另有规定在先。　　

　 　

《规定（二）》第十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桉追诉。”　　

　 　

张成勇表示，有关部门作出该条规定，明确地释放出了严厉打击商业受贿的信号。事实上，有关法律、法规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早有规定，《刑法》规定的受贿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桉侦查桉件立桉标准的规定（试行）》（1999．9．9高检发释字[1999]2号）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应予立桉。也就是说，无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起刑点同为“5000元”。　　

　 　

他认为，近年来，有关部门始终保持着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腐的高压态势。与此同时，商业贿赂日益严重，对“非公”领域的行贿受贿行为监管不够严格，打击力度不大。在前段时间媒体披露的“疫苗事件”中，便爆出了民营企业的行贿丑闻。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其商业贿赂行为都将破坏廉洁、公平的市场环境，必须一视同仁地予以规制。　　

　 　

问题二：官民同罪，有失公允？　　

　 　

典型言论：“同样受贿5000元，公务员理应受罚更重。”　　

　 　

答疑：建议提高平民的“5000元”起刑点　　

　 　

如上所述，无论什么人，受贿5000元即可入罪。不少网民就此指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属执法犯法、知法犯法，理应罪加一等。”张成勇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掌握着丰富的公共资源，其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确应当较之平民“罪加一等”。　　

　 　

“5000元”是起刑点，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并非如有的网民所说的那样，“受贿4999元，就可安然无恙”。受贿不足5000元的，同样将受到《治安处罚条例》等行政法规的处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5000元”是十多年前制定的追诉标准，而这十多年间，经济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5000元与十年前的5000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法院往往从宽判决。比如：根据1997年制定的《刑法》，官员贪污10万元，应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在目前的法律实践中，如果这是名东南沿海地区的官员，且有自首、退赃等情节，甚至可能被判缓刑。　　

　 　

他认为，权力与责任应当相对应，公务员的起刑点应当低于平民。考虑到现实的市场环境，如果降低公务员“5000元”的起刑点，会有打击面过大的疑虑，“建议提高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的起刑点至7000~8000元。”　　

　 　

问题三：受贿5000即犯罪，太严？　　

　 　

典型言论：“广州的5000元和西北贫困山区的5000元不是一回事。”　　

　 　

答疑：或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区别对待。　　

　 　

同样的“5000元”，不仅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价值，在不同的空间价值也不尽相同，因为中国的东西部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不均衡。　　

　 　

张成勇向记者透露，虽然一般而言，法律、法规都是全国通用的，但在法律实践中，“不同地区，区别对待”的情况普遍存在。比如：广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把各地市分为“三类”，广州属于一类地区，盗窃罪的起刑点相比于二、三类地市较高，早前一度达到2000元——直到后来严打“两抢一盗”，才将这一追诉标准降至1000元。　　

　 　

同理，虽然《规定（二）》在全国范围内适用，5000元的起刑点也是最高检和公安部通盘考虑全国的普遍情况后研究确定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广东极有可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这一追诉标准作出合理的变通。　　

　 　

问题四：公检立规，人大为何不立法　　

　 　

典型言论：“人大不立法，效力有多大？”　　

　 　

答疑：根据经验，难以入法。　　

　 　

值得注意的是，《规定（二）》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发布的，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这是否会影响其效力？　　

　 　

张成勇介绍说，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并不直接执法，当对现实操作情况难以明确把握时，全国人大往往选择只作宽泛的原则性规定。如：《刑法》中充斥着“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及“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抽象规定。而在法律实践中，若不明确“巨大”、“特别巨大”，“严重”、“特别严重”等原则性规定的具体标准，公检法都将难以制度化地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公检法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明确标准，便显得非常必要。根据过往几次修改刑法的经验，《规定（二）》的绝大部分条文日后也不大可能融入“名正言顺”的《刑法》。(广州日报)　　

　 　

　 　

　 　

中国物价飞涨 通货膨胀恐难避免　　

　 　

德国之声     　　

　 　

    中国政府断言，中国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控制在百分之三以下。而《南德意志报》记者在持续干旱长达六个月之久的云南看到的却是物价飞涨：　　

　 　

    "农业大幅减产，食品日渐匮乏。该地区市场上的大米、茶叶和辣椒价格已上涨了百分之百，一些中药药材价格爆炸，每公斤上涨了五至六倍。白糖、橡胶、鲜花和烟草也一涨再涨。价格上涨现已扩大到百万人口以上的全国各大城市，国家统计局宣布，蔬菜价格上升幅度很大。物价上涨使低收入人群受害尤为严重。　　

　 　

    旱灾的严重后果和预见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有人指责当局忽视预防措施，国家审查部门的报告认为，当地的蓄水和灌溉设备'设计糟糕、费用昂贵、缺乏维修'。据贵州《经济信息报》报道，60%的中小型水利设施都已损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专家郑丰田认为，'政府喜欢投资水电和拦水项目，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旱灾带来的直接损失估计折合25亿欧元。　　

　 　

    北京努力做出泰然自若的样子。国家计发委的周望军说，物价上涨对居民影响有限，例如白糖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但他忘记了白糖价格涉及整个甜点和饮料制造业，而大米和蔬菜的价格使居民更为担忧。"　　

　 　

　 　

　 　

蔬菜价格进入“元时代”专家称全面通胀来临　　

《国际金融报》 　　

　 　

　　内容摘要：南京市民王女士向记者反映，杂粮涨价比之蔬菜更为“凶勐”：“去年绿豆3元/斤，今年已经卖到11元/斤。李国祥也强调，农产品涨价也不能排除商家投机和恶意炒作行为作祟。　　

　 　

　　菜价高了，“进口费”涨了，“菜奴”、“果奴”冒出来了。通胀压力已经从专家口中的数字变为普通人的“体感”。是菜价上涨连累了CPI上涨，还是信贷发放过度引发全民通胀预期推高消费品价格？当消费者对CPI的“体感”与统计数据之间出现较大差值时，通胀真相究竟如何？　　

　 　

　　蔬菜“元时代”　　

　 　

　　蔬菜价格已经进入“元时代”。在近20种蔬菜中，至少1/3的蔬菜要价超过4元/斤，1元/斤以下的蔬菜几乎绝迹　　

　 　

　　“去菜市场逛一圈，竟然很难看到1元/斤以下的菜。有些当季菜，比如苋菜，都是4、5元一斤。带１００元出门买菜，经常兜里空空回去。回去一算账，连雇主都不相信钱用得这么快。”老家在安徽的熊芝香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说。　　

　 　

　　熊芝香是一名在上海打工的专职钟点阿姨，今年以来，每个月与雇主核对买菜的账单时，她就愈加清楚地感觉到“东西贵多了”。　　

　 　

　　最近几天，她服务的几个家庭都经常吃蚕豆。“蚕豆卖4元5斤，几乎是菜场里最便宜的蔬菜了。”熊阿姨对记者说。　　

　 　

　　一向“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自称“原本不太在乎钱”的白领Emma最近也体会到了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她在博客里抱怨：“茄子8元一斤，散养母鸡20元一斤，买两只鸡花了200元。现在花钱都觉得肉疼。”　　

　 　

　　在联华超市蔬菜柜台工作的况女士对今年以来的蔬菜价格变化有更为直观的感受。她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过年后，蔬菜价格一直在上涨，她所在超市上架蔬菜的零售价比年初时平均翻了近一番。　　

　 　

　　记者走访上海浦东新区多家菜市场，发现蔬菜价格已经进入“元时代”。在近20种蔬菜中，至少1/3的蔬菜要价超过4元/斤，1元/斤以下的蔬菜几乎绝迹。　　

　 　

　　“全面通胀来了”？　　

　 　

　　上海社会科学院商业研究中心主任朱连庆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一轮由房产转移到日常消费品的涨价是一种“恐慌性整体涨价”　　

　 　

　　除蔬菜外，包括水果、粮油在内的其他食品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价格上涨。继“房奴”出现后，最近，网络上甚至出现了自称吃不起蔬菜、水果的“菜奴”、“果奴”。　　

　 　

　　南京市民王女士向记者反映，杂粮涨价比之蔬菜更为“凶勐”：“去年绿豆3元/斤，今年已经卖到11元/斤。前两天，家门口的超市还卖断货了。”　　

　 　

　　王女士反映的情况得到有关专家的印证。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颇为感慨地总结：“农产品价格上涨一轮接一轮；一个产品接一个产品；一个环节传导到一个环节。”　　

　 　

　　除了农产品涨价外，“衣食住行”中的“衣”这一项也让消费者感觉“手头吃紧”。　　

　 　

　　在上海浦东某外贸公司工作的白领蔡小姐最近有点“怕逛街”。“上个月的CPI真的只有2.8%？”接受记者采访时，她首先质疑CPI数据有“忽悠之嫌”。据她描述，她经常购买的几个品牌的鞋子、衣物和化妆品，今年夏季新品的价格都让她“很受惊”。“去年三五百，今年就七八百，去年一千出头，今年就两千出头。”蔡小姐说，“8000多元的工资，以前还经常买点品牌货，现在偶尔出手都要纠结半天。”　　

　 　

　　“从蔬菜到衣帽鞋袜，这些物品涨价，在我看来与全面通胀有关。通胀预期催高了物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商业研究中心主任朱连庆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一轮由房产转移到日常消费品的涨价是一种“恐慌性整体涨价”。　　

　 　

　　“全面通胀来了，能不能遏制住，我看很难说。”朱连庆说。　　

　 　

　　农产品非“原罪”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分析，从宏观角度看，通胀确实引发了农产品价格攀升。但从农产品自身出发，四重因素左右农产品价格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CPI上涨2.8%，其中，农副产品“贡献卓着”：鲜菜价格上涨24.9%，鲜果价格上涨16.4%，推高CPI约1.9个百分点。　　

　 　

　　面对上述数据，不少消费者把农产品涨价归因于通胀，又把通胀“归罪”于农产品。但专家分析指出，农产品涨价有其他诱因。　　

　 　

　　李国祥分析，从宏观角度看，通胀确实引发了农产品价格攀升。但从农产品自身出发，四重因素左右农产品价格。　　

　 　

　　首先是供给因素。李国祥认为，以绿豆为代表的杂粮价格翻番与供给偏紧直接相关。“我国杂粮高度自给。今年，杂粮产区受恶劣气候影响明显减产。我们深入产区调研，发现不少地区减产三成。”李国祥透露，减产同时，农民种植杂粮的积极性不高。考虑到杂粮没有被纳入国家政策保护范围，并且过去种植效益也不好，“很多地方生产萎缩”。　　

　 　

　　供给不足造成农民产生“涨价预期”。李国祥称，调查中发现不少农民有惜售心理，有杂粮也暂时不愿意出手。　　

　 　

　　此外，成本因素也必须纳入考量。“人力成本、土地租金和农业生产资料都涨了，农产品自然要涨价。”李国祥说。　　

　 　

　　最后，需求拉动效应也是农产品涨价的诱因之一。随着国人生活水平提高，对蔬菜、水果和杂粮的消费需求增加了，而这一轮农产品涨价，推涨的正是上述品种。　　

　 　

　　不过，李国祥也强调，农产品涨价也不能排除商家投机和恶意炒作行为作祟。　　

　 　

　　数据显示，4月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升6.8%和12%。上述数据的传导效应将影响CPI，这从另一侧面印证农产品并非CPI攀高惟一推手。　　

　 　

　　“体感”被放大　　

　 　

　　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明权呼吁，为了减缓居民对通胀的“放大感受”，政府应该继续提高居民工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5%仍然幅度不够”。　　

　 　

　　既然农产品并非通胀背后最大的推手，公众的视线自然就转移到了“信贷”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投资拉动模式”救中国经济于危难，与之相伴，“投资拉动”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如同始终“悬在中国经济头顶上的剑”。有专家质疑，信贷宽松导致目前通胀压力大增，并呼吁国家应该适时调整货币发放量。　　

　 　

　　然而，并非所有专家都认同我国通胀压力已到“临界点”。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王明权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货币被大量投放，但投放的很多项目短期内看不到效益，这让CPI“显得”比较高。不过，这些项目的效益今后都会逐步显现。　　

　 　

　　“GDP要达到8%，CPI控制在3%左右是合理的。”王明权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波动很正常。当前，CPI过低反而不是好事。目前，我国通胀压力还没有达到需要格外重视的程度。预计两三年后，通胀问题才需要特别重视。”　　

　 　

　　王明权以农产品涨价为例分析通胀利弊。在他看来，当前农产品价格上涨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结果。随着农地和农业人口减少，农产品涨价是必然趋势。与此同时，农产品涨价有益农民收入增长，甚至可以通过农产品流通环节解决大量就业。　　

　 　

　　此外，王明权表示，随着居民收入增长，物价上涨仍在居民承受范围内。但考虑到居民日常生活接触到的消费品种类远远达不到CPI统计依据的300多种，CPI统计结果往往就会与居民感受存在“差异”。　　

　 　

　　“举例来说，蔬菜价格上涨明显，但压力锅或缝纫机没涨价，我们不会天天去买缝纫机，所以，居民的CPI感受就因蔬菜被‘放大’了。”王明权说。　　

　 　

　　他呼吁，为了减缓居民对通胀的“放大感受”，政府应该继续提高居民工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15%仍然幅度不够”。毕竟居民对通胀问题如此“敏感”，归根到底是因为手中缺钱。　　

　 　

　 　

　 　

蔡英文高票连任 北京须未雨绸缪　　

　 　

太阳报　　

　 　

蔡英文日前以九成多的得票率高票连任民进党主席，并趁势宣布年底参选新北市长。蔡英文咄咄逼人，目标直指二○一二年总统大位，台湾政局波诡云谲，北京须未雨绸缪。　　

　 　

年底的五都选举对于蓝绿两军均是关键一役，所以双方都精锐尽出。国民党在此前的县市长和立委补选中一败再败，如果五都选举再告失利，只能证明选民已提前「判决」马英九连任失败。然而民进党在两场选战中连连告捷，一洗颓风，气势如虹，如能保住台南和高雄两市的基本盘，再顺势拿下新北市，蔡英文入主总统府胜算极高。　　

　 　

过去两年多，北京对蔡英文担任民进党主席的前景并不看好，认为一个女流之辈，在没有派系支持与班底的情况下，怎能玩转山头林立的民进党。但是两年多来，蔡英文不仅消除了陈水扁家族弊桉对民进党的负面影响，而且迅速整合党内各派系，连续打赢两场选战，使民进党从谷底反弹。今次党主席选举，蔡英文又拿下九成多选票，更证明她在民进党中的地位如日中天，难以撼动。　　

　 　

民进党在如此短时间内咸鱼翻生，令北京大跌眼镜，不得不对蔡英文的才干刮目相看。这也是给北京敲响了警钟，假如两年后蔡英文将马英九赶下台，北京如何应对这样一个有手腕有魄力又清廉的对手呢？两岸局势会不会重新倒退到陈水扁时代？过去四年为改善两岸关係付出的真金白银会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些问题都值得北京深思。　　

　 　

重蓝轻绿 风险极大　　

　 　

蔡英文曾经是李登辉倚重的两岸问题专家，亦曾跟随海基会代表团登陆，尤其是曾经引起两岸轩然大波的李登辉「两国论」亦是出自蔡英文的手笔。从过去的历史看，蔡英文对两岸关係的立场十分保守，指导思想是戒急用忍。马英九上台之初，对大陆持开放态度，允许大陆客赴台观光，当时蔡英文就讲过，如果民进党上台，不排除推倒重来。　　

　 　

蔡英文虽然书生出道，但没有一般政客假大空的劣习，有说到做到的性格特徵。她若能登上总统大位，两岸关係势必急转直下，甚至风云突起。当初陈水扁上台，给北京打了个措手不及，眼下海内外舆论都认为马英九应该会赢得连任，但人算不如天算，谁曾预料到民进党会连赢县市长和立委补选呢？　　

　 　

北京将解决两岸关係的钥匙寄託在国民党身上，重点又放在马英九身上，这种孤注一掷的做法风险太大。尤其是马英九内心与华盛顿亲近程度远远超过北京想像。刚辞职的台湾国安会秘书长苏起日前就透露，台湾与北京有十几条密使管道，与美国却有六十几条。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对于北京而言，将实现两岸和平发展的愿景寄託在一个政党，风险很大；将希望寄託在某个政治人物身上，则危险更大。其实左右两岸大局的是人心，北京口口声声争取人心，但成效究竟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