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从工农兵中直接选拔干部
文章探讨当前省部级干部多来自体制内,提出是否应借鉴过去从工农兵中直接选拔干部的方式。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建议研究新选拔机制,以提升领导干部贴近群众的能力。
人民网6月26日登了一篇文章(原刊载于《人民论坛》杂志上):《“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分析》,就“60后”的这批省部级干部的成长经历进行了分析。其中,文章总结了71名“60后省部级”的六大从政路径,包括机关路径(35.2%)、共青团路径(9.8%)、国有企业路径(18.3%)、大学路径(22.5%)、研究机构路径(9.8%)和其他路径(4.2%)。
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这批省部级干部实质上都是走了“大学路径”。因为原文在分析每一条路径的时候,都加上了一句“大学毕业后”,如机关路径是“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共青团路径是“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诸如此类。按照原文说的“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可见大学文凭已经成为一道门槛。
第二,这批省部级干部都是从“干部”体制内选拔的。机关路径、共青团路径不必说了,国有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属于有“编制”的单位,即便其他路径(原文指出包括新闻媒体单位、作家协会和军队)同样是体制内。也就是说,这批“60后”的出身都可近似的看作是“干部”。
按照现在对干部选拔正规化、专业化的要求,重视学历、重视从政经验、重视晋升过程,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干部的选拔是不是只能这样?或者说只能选拔有大学文凭的、本身就是干部出身的人做省部级领导?有没有可能通过另外的渠道选拔一批人上来?我觉得还是有研究的必要的。
比如,我们都知道若干年前,选拔干部有一条很重要的渠道:从工农兵中直接选拔。也许上个月你还是扛锄头的农民,或者开机床的工人,这个月你就成了厅局级甚至省部级。如当年的吴桂贤,就是从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做到了咸阳市革委会副主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直到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她就是典型的出身工人,既没有大学文化,也不是按照干部晋升体系一步步上来的。
那么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今天还有没有意义,还有没有可能施行?我建议有关部门应该研究一下。在我看来,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起码有这么个好处:当上领导干部的人直接来自工农兵,更加了解群众疾苦,更能体会群众心声,更有意愿走群众路线。相比某领导是硕士还是博士,是哈佛还是耶鲁留学,我觉得领导干部能否贴近群众才更加重要。也许他们确实不能像高学历者那样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但是只要对群众的感情在,起码大方向上不会糊涂。假设是吴桂贤这样的副总理设计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我相信凭她在生产一线几十年的经历和跟工人师傅们的感情,是很难同意让几千万人下岗的安排的。
那么具体到实践中应该如何操作?可以参考一下当年的某些规定。还是以吴桂贤为例,她虽然当了副总理,但是工资还跟地方上一样,连警卫员都没配,据说因为工资不够,喝茶都不敢多喝,而且当时毛泽东同志指示吴桂贤和陈永贵(另一个由农民当上副总理的人)实行三三制.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各地走一走,调查研究。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可以当副总理?为什么当了副总理他的工资还跟以前一样?为什么副总理还要回单位劳动?这些都不应看作是简单的心血来潮,也许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防治干部腐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部分答案。
有人也许会不屑一顾:你这是复辟走老路,是过时的做法!我倒是觉得,用考试选拔官员、按照严格步骤晋升,这些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搞科举那个时候就是这种办法了。相反,让工农兵能直接当官,甚至当国家领导人,这些才是新生事物。
有人也许会说:这种办法弊端很多,选拔谁不选拔谁?谁来监督?等等都是问题,当年的王洪文升的比吴桂贤还高,最后不成“四人帮”了么?有问题就更值得研究嘛!我们就是要通过仔细的研究和实践,最终保证从工农兵中选拔的都是吴桂贤而不是王洪文,光坐在那里批判是无济于事的。当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提出了干部队伍要革命化、正规化、年轻化等目标,但是好象并没有说,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就是错误的,干部们就不能出身工农兵?既然没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对此加以研究乃至实践,应该是允许的。
领导干部应该有怎样的成长路径,被如何选拔上来?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学历是否就是敲门砖?按部就班是否就是必由程序?不能简单的定论。就算立刻从工农兵中直接选拔有难度,暂时先研究一下也可以啊,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为好。好比那个谁来选拔谁来监督的问题,有关部门要是研究不出结果来,把它交给群众嘛,让群众公推公选,让群众来罢免,搞个试点总是可以的吧。
仔细分析一下,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这批省部级干部实质上都是走了“大学路径”。因为原文在分析每一条路径的时候,都加上了一句“大学毕业后”,如机关路径是“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共青团路径是“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诸如此类。按照原文说的“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可见大学文凭已经成为一道门槛。
第二,这批省部级干部都是从“干部”体制内选拔的。机关路径、共青团路径不必说了,国有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属于有“编制”的单位,即便其他路径(原文指出包括新闻媒体单位、作家协会和军队)同样是体制内。也就是说,这批“60后”的出身都可近似的看作是“干部”。
按照现在对干部选拔正规化、专业化的要求,重视学历、重视从政经验、重视晋升过程,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干部的选拔是不是只能这样?或者说只能选拔有大学文凭的、本身就是干部出身的人做省部级领导?有没有可能通过另外的渠道选拔一批人上来?我觉得还是有研究的必要的。
比如,我们都知道若干年前,选拔干部有一条很重要的渠道:从工农兵中直接选拔。也许上个月你还是扛锄头的农民,或者开机床的工人,这个月你就成了厅局级甚至省部级。如当年的吴桂贤,就是从一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做到了咸阳市革委会副主任,陕西省委副书记,直到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她就是典型的出身工人,既没有大学文化,也不是按照干部晋升体系一步步上来的。
那么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今天还有没有意义,还有没有可能施行?我建议有关部门应该研究一下。在我看来,这种选拔干部的方式起码有这么个好处:当上领导干部的人直接来自工农兵,更加了解群众疾苦,更能体会群众心声,更有意愿走群众路线。相比某领导是硕士还是博士,是哈佛还是耶鲁留学,我觉得领导干部能否贴近群众才更加重要。也许他们确实不能像高学历者那样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但是只要对群众的感情在,起码大方向上不会糊涂。假设是吴桂贤这样的副总理设计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我相信凭她在生产一线几十年的经历和跟工人师傅们的感情,是很难同意让几千万人下岗的安排的。
那么具体到实践中应该如何操作?可以参考一下当年的某些规定。还是以吴桂贤为例,她虽然当了副总理,但是工资还跟地方上一样,连警卫员都没配,据说因为工资不够,喝茶都不敢多喝,而且当时毛泽东同志指示吴桂贤和陈永贵(另一个由农民当上副总理的人)实行三三制.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原单位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各地走一走,调查研究。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对象,为什么普通老百姓可以当副总理?为什么当了副总理他的工资还跟以前一样?为什么副总理还要回单位劳动?这些都不应看作是简单的心血来潮,也许加强干部作风建设、防治干部腐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部分答案。
有人也许会不屑一顾:你这是复辟走老路,是过时的做法!我倒是觉得,用考试选拔官员、按照严格步骤晋升,这些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搞科举那个时候就是这种办法了。相反,让工农兵能直接当官,甚至当国家领导人,这些才是新生事物。
有人也许会说:这种办法弊端很多,选拔谁不选拔谁?谁来监督?等等都是问题,当年的王洪文升的比吴桂贤还高,最后不成“四人帮”了么?有问题就更值得研究嘛!我们就是要通过仔细的研究和实践,最终保证从工农兵中选拔的都是吴桂贤而不是王洪文,光坐在那里批判是无济于事的。当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提出了干部队伍要革命化、正规化、年轻化等目标,但是好象并没有说,从工农兵中选拔干部就是错误的,干部们就不能出身工农兵?既然没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对此加以研究乃至实践,应该是允许的。
领导干部应该有怎样的成长路径,被如何选拔上来?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学历是否就是敲门砖?按部就班是否就是必由程序?不能简单的定论。就算立刻从工农兵中直接选拔有难度,暂时先研究一下也可以啊,多听听老百姓的意见为好。好比那个谁来选拔谁来监督的问题,有关部门要是研究不出结果来,把它交给群众嘛,让群众公推公选,让群众来罢免,搞个试点总是可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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