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婵释禅的世界文化架构理论观点精华（387-424）

听婵释禅的世界文化架构理论观点精华（17）　　

                    (387-424条）  　　

                      听婵释禅　　

续：　　

三十五、管理主义文化对社会无所不在的轻理重管　　

   （三百八十七）“管理主义文化”的定义。所谓管理主义文化：是指在对世界、国家、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体，通过一定的组织架构形式，对自身组织体和其他组织体及其人民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进行“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维护并推动“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理论、思想理念和方式方法等的体系化、法度化、道德化、实践化的“次级别类型”的文化思想潮流。　　

（三百八十八）对“管理主义文化”这个定义中“对世界、国家、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体，通过一定的组织架构形式”这句话的基本解析。一是由各个“国家”等组成的“世界”，其组织架构形式，多是由一些“缺乏组织力、执行力和凝聚力、约束力”的“松散型”组织体所结构而成。比如：由“联合国、世界货币基金组织、WTO经济组织、欧盟、北约、金砖五国”等这些组织体所结构成的“世界”，就是一种与“国家”这类组织体的“组织力、执行力和凝聚力、约束力”等相差甚远的“松散型”世界组织架构形式。 二是各个国家内部实行的“中央集权领导下的郡县制”，是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普遍采用的“国家”这类组织体的组织架构形式。而“国家”这个组成“世界”的基本组织体，是对外行使“主权”，对内行使“管理管辖权”的最常规的基本组织体。由“执政党、小政府（国务院）、人大或议会、司法、政协或众院、军队”等组成的一个国家的“大政府”，“各方面”通过对国家公权力的“横向分权”，代表国家分别行使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公权力。  三是“企业、家庭、党派群团、行业组织”等通过对国家公权力的“纵向分权”，代表国家分别行使“相对次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公权力”。这就是这句话的基本含义。 　　

而通过“各种架构形式”组织起来的“世界、国家、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体”对“自身组织体和其他组织体及其人民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活动进行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维护并推动市场经济之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管理活动”，就是“管理主义文化”这个概念“定义”的基本“内涵和外延”了。　　

（三百八十九）用“管理”这个词来集合概括“管理主义文化”的原因。这里之所以只取“管理”这个词来集合概括“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这个“管理主义文化”的精髓和要义。除了为了说话的简略方便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管理”这个词的含盖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为了把“管理主义文化”这个大概念说得更清楚、使其更具有含盖性，“管理”这个概念的“外延”也就必须还要扩大到可以说明“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这样更大的范畴。　　

（三百九十）“管理主义文化”的精髓和要义是：“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这十六字。“朝廷或是政府”对“自身组织体”的管理，对外部企业、家庭、党派群团、行业组织、宗教组织等各层级组织体的管理活动；“企业”对自身组织体的管理，对外部组织体的管理和影响；“家庭”对自身组织体的管理，对外部组织体的管理和影响等，都是以一种或大或小的“民主集中制”管理原则和方式方法等在进行着“决策、执行、监督”等的“行政、经营、家政”的组织管理活动。 而无论是对这“所有各层级组织体和其成员”的管理活动过程，还是对叫做“市场经济、经济、计划经济”等的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运行体的管理活动过程，从“管理主义文化”对其的渗透所形成的“管理”来说，这“十六个字”都是“万变不离其衷”，并且也是概莫能外的“管理主义文化”的最基本的精髓和要义，并且也是对“管理主义文化”的精髓和要义的“集大成”归纳、抽象、总结和概括。　　

（三百九十一）“管理主义文化”是对“市场经济，或是叫经济，或是叫计划经济”这匹实际上是“合三为一”的任性而为、放荡不羁野马进行的最坚硬、最有效管理和约束的“笼头和骑手”。 “管理主义文化”做为可以与“科技主义文化”这个社会财富的“制造器”相提并论的“发动机”，并能够把社会潜能发挥到极至的文化形态，已经成为整个社会“有序、健康、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并具有高强度“组织力、执行力和凝聚力、约束力”的“高效推进协调平衡器”。当把“管理主义文化和科技主义文化”这两个“发动机和制造器”加入“市场经济，或是叫经济，或是叫计划经济”这个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等的运行体之中后，这个社会就会象开足马力的稳健协调高效高速奔驰向前的巨型航母，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向着“文明进步”发展方向迈进的强大动力。　　

（三百九十二） 任何意义上的“市场化”，都不是政府、企业、家庭、行业组织等各层级组织体，对商品之价格、数量、品种、质量、安全等要素的完全意义上的任性而为和放任自流。不仅企业要对“这些要素”要进行深入的过问和注意注重，而且政府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只不过是随着企业自主权力的增大，政府对这些“商品要素”的管理监督、调节调控等，变得更宏观、更法度化罢了。即使是“家庭”那样的微观经营组织体，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商品之价格、数量、品种、质量、安全”等的投票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世界各国对贸易往来的“商品之价格、品种、数量、质量、安全”等更是从来没有放弃任何监督检验许可税收等的权力和职能的。而这种“管理主义文化”的渗透，不仅存在于“政府”那里，存在于“行业组织和家庭”那里，而且更存在于“企业”的自我管理之中，但“政府、家庭和行业组织”等的组织体，只是一种外在辅助性的管理监督体。　　

（三百九十三）“管理主义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管理主义文化”源远流长。古往今来，“管理主义文化”渊源深厚、源远流长，流派浩如烟海、枝繁叶茂，纵横环宇的对国家、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及其成员的从各种“管理理论”的原理原则到“管理实践”的方式方法等，汇集成了对当代整个大社会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管理主义文化”的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和汗牛充栋。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的群体性分工合作的“衣食住行用娱乐安全”等的“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经济运行活动，“管理主义文化”就如影随形、如胶似漆地追随并组织管理协调着这所有的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的活动。从中国古代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的以“郡县制”的“大一统”国家管理的“基本组织架构体系”以来，从上至下的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朝廷或是政府”的组织架构体系，就始终在发挥着其不可替代和不可或缺的组织和管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活动的决定性作用。　　

（三百九十四）“朝廷和家庭”的宏、微观组织体“庞大”，而单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等为主业的“正规企业”组织经营体“弱小”，是“封建市场经济”的重要基本特征。 在整个封建社会里，除了“朝廷”这个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宏观组织体外，再就是“家庭”这个分散但却是非常庞大的微观“家企合一”的组织体。至于封建社会里的那种以单纯“商品生产和交换”等为主业的比较正规的“中观企业”组织体还非常弱小，以至在“朝廷和家庭”这两大组织体面前甚至于可以忽略不计。　　

   （三百九十五）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重要特征，就是“私有或是公有资本”开始挣脱“政府和家庭”等组织体的束缚，完全独立出来进行单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等为“主业”地形成了“正规企业”的组织形式。由此，这种以扩大“中观企业”组织体的“金本位”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此而诞生并迅速萌芽了。以英国等为首的世界工业革命，把世界各国的“中观企业”组织体，推到了整个社会的前台，并占据了以“商品生产和交换”等为主业的特殊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到了“私有或是公有资本”通过股份制形式“集中资金办大事”所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大交换”等的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现代化大工厂、大公司等的时代，也就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进入了成长和壮大的阶段。而“中观企业”这个组织体也就在整个社会的“各种组织体”里开始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百九十六）整个社会里的“各基本组织体的强弱大小”的演变发展过程，正是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的这类“最高级别类型”文化指导下的“管理主义文化、科技主义文化”等，在进行着具体的组织管理和社会结构的重新架构和重新组合过程，这也就为现代“管理主义文化和科技主义文化”等的繁荣发展，形成了客观需求，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资本主义化”的启蒙或是萌芽时期，应该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向西方学习创办单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主业的“正规企业”的“洋务运动”做为起点。而社会发展到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时代，这种“中观企业”组织体的由“私有化”向“公有化”的转变过程，也就使“政府、企业、家庭”这种“宏观、中观、微观”的“公有化组织体”连成了一片。于是，一种以“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制度，也就由此在人类社会里诞生了。　　

（三百九十七）“管理主义文化”，由对以“政府和家庭”为管理重点的文化形态，转移到以“企业”为管理重点，并兼顾管理“政府和家庭”的文化形态，标志着繁荣昌盛的社会化的“商品或财富的大生产、大分配、大交换、大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时代的来临。　　

（三百九十八）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仍然是各个国家制定、推行“管理主义文化”等的最根本的策源地，其决定了“企业、家庭”等中、微观层级组织体的“管理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道路、基本原则和方式方法等宏观框架和发展取向。比如：中国农村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也即土地的“国有民营”经营管理组织制度，则决定了“家企合一”的家庭经营组织体的“管理主义文化”的组织管理方向和方式方法等，又与封建社会的“家企合一”组织结构形态有了千回百转的轮回。虽然如此，但单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主业的“中观企业”，特别是“私有制企业”的迅速发展壮大，则为鲜明的资本主义特征重彩浓墨地重重画上了一笔。而“管理主义文化”在其中的具体组织管理方式方法的施展，始终发挥着推动这些组织体向着“私有化、市场化”方向发展和运作的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管理主义文化”不管是在“各类组织体”的性质和特点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其始终“没有阶级性”并如影形地服务着这种变化。也即“管理主义文化”做为一种“次级别类型”的文化，始终要为“最高级别类型”的“社会主义文化或是资本主义文化”起到“或是添砖加瓦，或是拆台破坏”的作用。　　

（三百九十九）所有的“各层级组织体”都具有与各自组织体相适应和相对应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公共管理权和管理职能”，也即由国家分配和赋予并行使的“公权力。也即“最高级别类型”的“世界级别类型”市场经济运行体或是叫组织体，对应的是全人类和各个国家；“第五级别类型”的“家庭”这类“小型市场经济运行体”或是叫“组织体”，对应的是几个或是几十个家庭成员罢了。但“世界级别的联合国组织体”与家庭的“家长”，是具有同样的对“各自组织体”发号施令并由国家分配和赋予的“公共管理权力和职能”的组织领导集团或是组织领导者。  所以说，所谓的“公共管理权和职能”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是只有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政府”才具有，而是所有的“各层级组织体”或是“各级别类型的市场经济运行体”都是具有与各自组织体相对应的“公共管理权和职能”。也即具有对这些“组织体和市场经济运行体”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公共管理权和管理职能”。 由此，就要引出下面的“管理主义文化”对世界、国家、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体进行“组织架构”的内在机理问题了。　　

（四百）对“经济领域、市场经济领域”等概念的界定。凡是从事“商品或财富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属于“经济领域，或是叫市场经济领域，或是叫计划经济领域，或是叫经济体制，或是叫经济制度”等。一个国家的根本经济制度，其实质就是“企业制度”，或是叫“公有制、私有制或是公有私有混合股份所有制”等的组织架构形式、管理体制和分配方式，其是这个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载体。　　

      （四百零一）对“政治领域、政治体制”等概念的界定。凡是对“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自身”进行“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活动的领域，都属于“政治领域，或是叫政治体制，或是叫政治制度”等。而象“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领域”等的这类概念，与“经济领域、市场经济领域、计划经济领域、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等的概念一样，虽然在“定义”上的指向和表述的角度等会有一些差异，但其“宏观含概的基本内容”则是大同小异的，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指向“同一运行体”的那么点屁事。　　

（四百零二）对“文化领域、文化体制”等概念的界定。凡是提供“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自身”等这些活动以“知识、技能、思想理念、理论依据和哲学方法论”等的学理、学技、学术和意识形态等理论思想理念内容的所有领域，都属于“文化领域，或是叫文化体制，或叫文化制度”等。政治体制，简称“政体”，也可以叫“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制度”等，是与“经济体制、或叫经济制度、或叫经济民主制度，以及“文化体制、文化制度”等相对应，并相辅相成的“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　　

      （四百零三）“国家”与“社会”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国家是由：一是人民；二是政府、企业、家庭、党派群团、行业组织、宗教组织等各层级组织； 三是土地； 四是边界等要素组成的。“人民”融入到政府、企业、家庭、党派群团、军队、行业组织、宗教团体等各层级组织体里。国家总得选择一个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最高”公权力的组织体，这个“组织体”通常就是“大政府”组织体。这里的这个“大政府”概念，是包括一个国家里的所有管理国家的各个国家机关的。　　

   “社会”，是一个从宽泛、中性、集合的角度，阐述世界和其各个国家内部组织体及其人民等的即超越“国家”这个概念的范畴，也是对组成“国家”的各级别类型组织体及其人民等的群体性分工合作的市场经济运行现象，进行诠释、概述和含盖性的集合概念。“社会”是由：“国家、政府、企业、家庭、党派群团、军队、行业组织、宗教组织”等各层级组织体及其成员，及土地等要素共同组成的，但其没有“国家”那样的“边界”限制和约束。“世界”这个“大社会”，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进行政治文化交往和经济贸易互通有无往来的，人们通常称其为：“国际社会”。而在一个国家内部，“大政府、企业、家庭”三大基本层级组织体及其成员，则构成和奠定了整个“社会”的主体和基础。“大政府”代表国家对“全社会”负总责。“企业和家庭”等各层级组织对“各自组织体”负总责。国企转制不办“社会”地把下岗失业人员等包袱推向社会，实际上就是把责任推给“政府和家庭”等组织体。如果政府不收底，家庭又管不了，那么这种“社会关系”就要充满矛盾纠纷、痛苦挣扎和血泪争斗。 　　

（四百零四）对“社会领域、社会体制”等概念的界定。凡是“世界、国家、政府、企业、家庭、党派群团、军队、行业组织、宗教团体”等各层级组织体，对“各自组织体和其他组织体”进行“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活动的领域，都属于“社会领域，或是叫社会体制”等。而象“社会领域、社会体制”等这样的概念，不仅是超越“国家”这个概念，并具有更大外延的概念范畴，而且也是一个含盖“大中小、左中右”等所有组织体和其人民等的综合性的集合概念。是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这类“专属性概念”相区别和超越其概念范畴，并具有“可大可小、可伸可缩”地表达更广泛的人类群体性分工合作的政治经济文化运行现象和意义的含盖性极强的大概念。　　

      （四百零五）“国家”最高公权力的“横向”分权分立，是社会化大生产等活动的日益纷繁复杂，需要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大政府”在统一领导下进行分工合作管理的客观要求。代表国家行使最高公权力的“大政府”，其内部“横向”对国家公权力的分权分立，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大分配、大交换、大消费活动的演变、演化日益纷繁复杂现象，而需要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大政府”进行统一领导下的分工合作管理的客观要求密切相关、密不可分的。 　　

（四百零六）在各个国家内部，国家层面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分权，并分工合作的不同管理国家的组织体，在世界各国那里，虽然“叫法、名称”会有所不同，但其管理国家的“基本功能、职能、职责和权力”等则是大同小异的。　　

（四百零七） 国家公权力在各个国家机关之间的“横向”分配，其相同的地方。 一是“议会或是叫人大”负责国家立法、议政、监督等国家行政事务； 二是“小政府或叫国务院”负责非程序性等的国家行政事务； 三是“司法”负责程序性的国家执法监督等行政事务； 四是“众议院或叫政协”负责国家所有的法律法规和公共事务等的议政、监督等行政事务； 五是“军警”负责国家内外安全等行政事务。 六是世界各国也都是在“执政党”的主导和统领下，把其“根本执政宗旨和理念”等贯彻到所有的各个国家机关和社会里的行政过程。　　

      （四百零八） 世界各国政体的差别。一是有的“总统或主席”等的权力大些；有的“总理或国务卿”等的权力大些。有的“议会”权力大些；有的司法权力也不小等。二是有的国家因凝聚力较差或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不严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挺费劲等原因，“执政党”对“政体”的融入程度更紧密一些；有的国家的执政党则对“政体”的融入程度相对松散一些。 这只是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并根据社会化分工合作，法制和道德建设程度等对国家“总公权力”的一种“横向”不同配置所形成的“具体差异”而已。　　

      （四百零九）“执政党”的在世界各个国家里的“一党或是多党”的选择问题，主要应该看执政党的“根本执政宗旨和理念”是什么？ 资本主义社会各党派的“根本执政宗旨和理念”一般都没什么太大差别，都是：“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和其载体是私有制”等。其不管是哪个党派执政，都是在比较具体的“执政理念”上会有所差别。这都属于其各党派之间的执政方式方法上的内部具体矛盾，而非“方向、道路和宗旨”等的原则性问题，并不会影响其“社会性质”。其“多党轮流制”只是迎合了人类总是期待下一个“执政党”对自己或本利益集团可能更好的心理和天性，或是想自己或本利益集团亲自掌勺施展分汤的能力。所以说，在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那种“多党轮流制”，只是过官瘾的人多一些罢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该是什么样仍然会是什么样，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四百一十）社会主义国家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和其载体是公有制”等的根本执政宗旨和理论理念，决定了只有具备这种“根本执政宗旨和思想理念”的党派才有资格执政。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具有这样的“根本执政宗旨和思想理念”，那其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天经地义地执政，也就是顺理成章和理所当然的。 难道说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具有这种“根本执政宗旨和思想理念”的政党吗？而就“一党制”来说，美国等国家“实质”上的以“共济会”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政体，并深入地贯彻执行“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和其载体是私有制”等的“根本执政宗旨和思想理念”，也是路人皆知、十分明睁眼露的事了。 　　

（四百一十一） 世界上各国的“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多数都是通过“执政党派”的各级组织的常委、或委员、或党员，任职在“大政府”里的各个主要工作岗位和普通工作岗位；党的各级组织的常委、或委员、或党员，任职在企业、家庭、行业组织、群众团体等的组织体的主要领导岗位和普通岗位等，并以“党政一体化、党军一体化、党企一体化、党家一体化、党群一体化”等的全方位的融入融合方式来贯彻执行“执政党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的。 这种把“执政党”深刻地融入融合于社会各领域，并以此“执政方式”深入地贯彻“执政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等的最“渗透性”的政体，无疑是保持一个国家的“根本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向、道路”或是“根本执政宗旨和理念”基本稳定的最重要的政体组成部分。无论哪个国家的哪个党派“执政”，都得采用这种融入融合的执政方式。 区别只在于这种融入融合是“紧密”，还是“松散”的“程度”会有所不同罢了。　　

       （四百一十二）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大政府”，即要管理企业、家庭、学派群团、行业组织、宗教团体等其它各层级组织体，也要管理“大政府”组织体本身和包括“大政府”组织体在内的所有组织体里的“人民”，当然也要管理“土地和边界”不被乱占和侵略，也即保护“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四百一十三）国家公权力的“纵向、横向”分配过程，就是人们常说的“政治体制改革”，或是叫“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 国家公权力，不只是由“大政府”独占，企业、家庭、党派群团等各层级组织也占有相当份额的“中低端”国家公权力。 只是国家机关或是叫“大政府”分配到的国家公权力，更关系国家的和谐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和宏观领域罢了。而这种国家内部的“大政府、企业、家庭、党派团体等所有组织体的对国家公权力的“纵向、横向”分配过程，也即负责管理国家事务的所有国家公权力的“纵向、横向”分配，就是人们常说的“政改”。 　　

（四百一十四）国家内部的“大政府、企业、家庭、党派群团、行业组织、宗教团体等所有组织体的对国家公权力的“纵向、横向”分配过程，就是对“参政权”的分配过程。而“参政制”就是分配“参政权”的法律法规、程序规则和政策制度等。通过这种对国家公权力的国家层面“纵向、横向”分配之后，再由“各层级组织”对“自身组织体和其他组织体及其人民”进行“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组织架构模式”也就形成了。接下来的就是“各层级组织”对“自身组织体和其他组织体及其人民”如何进行“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的具体操作性的管理问题了。 　　

    （四百一十五）“管理主义文化”的所蕴含和追求的“公有制、互助、合作、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全局、秩序、协调、可持续、市场经济之四个环节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等是其最基本的理论、思想理念、原则和“公共道德”宗旨，并且也是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共道德”性质和特点的理论、思想理念、原则和“公共道德”。当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也要适当地讲一讲这些管理理论、思想理念、原则和公共道德的。也即即使在私有制企业里，剥削归剥削，压迫归压迫，但“私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还是要进行“互助、合作”的，“私企业主”也是要对“企业和工人”进行必要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工作的。 而“管理主义文化” 所蕴含和追求的与之相反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放任、无政府主义、一盘散沙、贫富分化、虚无主义、投机主义”等的管理理论、思想理念、原则和公共道德，那就是消弱“管理主义文化”的那种“有序、健康、高效、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和追求目标的“不道德”行为。　　

   （四百一十六） “管理主义文化”的“管理理论、思想理念、原则和公共道德宗旨”与“科技主义文化”的公共道德宗旨之间的协调配合，可以形成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交换能力”等。但“管理主义文化”虽然能组织和领导包括“科技主义文化”等在内的所有力量去“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地形成创造财富的巨大能量，并创造出大量社会财富，但却仍然不能解决“社会财富的公平正义、平等民主、公正合理分配”的这个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等的根本性问题。 也即“决定社会财富分配流向”的，是要靠“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这类概念所“定义”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组合形态”起决定性作用的。　　

   （四百一十七）管理主义文化，只能是人类在向其终极追求目标和社会理想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并“相对过硬”的手段工具和“次级别类型”的文化。虽然“管理主义文化”对当今人类赖以“衣食住行用”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等产生了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并维护和推动了“世界、国家、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体的“有序协调、健康高效、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把“科技主义文化”有效地融入“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了积极并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不仅有助于“科技主义文化”的能量发挥到极至，而且也使“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这类“社会财富分配制度”，通过“管理主义文化”的弘扬，在政府、企业、家庭等各层级组织里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但“管理主义文化”必竟也只是人类的一种“组织管理”等的“组织架构格局和方式方法”而已，其与“科技主义、爱国主义、实用主义”等文化思潮一样，只能是人类在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终极追求目标和社会理想方向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的“次级别类型”并“相对过硬”手段和工具罢了。　　

    （四百一十八）人类不可能为了“管理现代化”，而只追求“管理现代化”，并为了“管理主义文化”而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类更高层次的追求目标和社会理想，而被动地由“管理主义文化”所左右人类的生存和生活。 当由落后腐朽并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管理主义文化”，妨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管理主义文化”的运用和运行时，人类也是会毫不犹豫地打碎那种旧有的“管理方式或是叫统治方式”的。　　

  （四百一十九）毛泽东时代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就是在打碎旧有的组织管理“封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之“私有制”组织架构方式方法后，重新建立和架构的“公有制”的管理方式方法，并形成了符合“社会主义”性质和特点的“管理主义文化”形态。　　

   （四百二十）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学习西方社会，其“着眼点和出发点”本来是更多地放在对西方“管理主义文化、科技主义文化，及国际主义文化的贸易互通有无”等管理经验、组织架构方式方法，科学技术、技能、技巧、技艺，贸易规则和技巧等方面的学习上，但却连带着把“私有制”这种社会财富的根本分配方式也一同学习了。随着中国私有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演进，适应“私有制”、特别是“私有股份制”的企业管理方式方法就不能不成为向西方学习的重点了。这种原本想进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只学习西方“次级别类型”的“管理主义文化和科技主义文化”等，却把“关系社会制度存亡”的西方或是以前古今中外的“私有制”的根本分配制度也一同学习地进行“跑偏”了。由此，也就给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进程蒙上了一种不可预测的不确定因素在里面了。　　

   （四百二十一）“管理主义、科技主义、国际主义”等次级别类型文化的合作和合力，必将推动人类走向更加文明进步的“社会制度”。 随着“经济全球化”引领的“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凸显，随着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的日益盘根错节化和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的走向“趋同化、统一化和合并化”，以“管理主义、科技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文化思潮做为最重要的“次级别类型”文化形态，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的“最高级别类型”主流文化的日益重要的帮手和助推器。“科技主义文化”引领人类走进了“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的“商品或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的进步文明的新时代；“管理主义文化”又将这种“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的市场经济运行运作，进行了“宏、中、微观”的合理架构和严格的秩序化、规范化、法制化的“组织管理、规划计划、调节调控、监督约束”；“国际主义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又给人类带来一场走向“世界大同”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彻底“革命性”变革之热望。　　

  （四百二十二）“管理主义、科技主义、国际主义”等次级别类型文化的合作和合力，必将推动人类走向更加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参见本系列269-295条)。　　

（四百二十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本位”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公平合理、平等正义、低成本节约、有规划计划等的主流文化，总有一天会真正地由“国际主义、科技主义、管理主义”等文化的“合作和合力”所引领的由世界各国所共同组建的世界性国际组织所倡导起来。这也是人类唯一可以选择的走向文明进步的正确道路。那种试图通过霸权和战争来毁灭别国或是别族而妄想自己独存独享的企图，最后都只能通过可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器、生化武器等的战争，来使世界各个国家一起同归于尽。　　

   （四百二十四）理性的“管理主义文化”应该是对人口、资源、环境等的自觉自愿、合情合理的共同节制、节约、约束、调控、规划和组织，而不是通过战争或是非战争的弱肉强食手段等去消灭别国的人口、抢夺别国的资源、恶化别国的环境等的破坏人类共存共处和谐稳定发展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待续）                        　　

 　2011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