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㈠前言
　　前几天，我发了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且不管我说得有没有道理，只是这个题目，就引起了某些左派同志的反感。这给我泼了盆冷水。支持的评价让我高兴，反对的评价让我思考。
　　看了这里网名“陋县小民”的文章《毛泽东文化——文化大革命探幽》，又看了别处网名“西门大灌人”的文章《美国人从文革中学到了什么？－网络文化大革命引导中国通向光明》。这两篇文章及其他类似的，让我看到了那些同志反对我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的理由。
　　如果顺从这些同志的批评，我首先想到改一个词儿，变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挫”。如果是这样，某些群众和右翼的左倾进步力量可能会批评我，说我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精神，他们可能会这样说：“都受挫成那样了，还不叫失败？真是死鸭子，嘴硬”。
　　如果再严谨一下，我又得加个修饰词，改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严重受挫”。如果是这样，某些左翼同志可能又要说了：“你改来改去的，要干啥？有个准主意没有？真是墙头草，两头靠！有什么野心吧你。要到战争时期，你肯定是叛徒！”

　　思前想后，我突然有点“觉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党员群众亲历者的充分理解与坚定支持。“当今”，这是我观察到的社会客观现实，所以我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了。
　　如果那个现实改变了，如果绝大多数党员群众亲历者都站出来，表示充分理解并坚定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或者绝大多数党员群众后来者都站出来，表示充分理解并坚定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了，那么我就一定会改变我的结论。而现在，我无需更改。

　　我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并不是彻底否定文革，更不是挑战毛泽东同志。下面的论述中大家会看到。

　　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表述欠妥”
　　以前我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不清”，论据只是引用了毛泽东同志说自己“一生两件事”的那段话。我的这种说法确实有些牵强附会的味道，我得接受同志们的批评。
　　那位坐“沙发”的同志，指点我去参考“中央16条”。那篇文献我看过，看的时候感觉‘左’。这次我又仔细看了看，果然发现了明显的“破绽”。1967年8月9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写到：“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文革目的的表述妥当吗？我说不妥。第一句话就是明显的破绽。怎么能说“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说是“改造”吧！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尚无实际罪行，那么即便其拒不悔改，完全丧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态度，彻底脱离人民群众，最多也就是“放弃”，任其自生自灭；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具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革命态度，希望回归人民群众的怀抱，应该“观察考验”；只有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右转，并且直接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巨大损失时，才应该说“斗垮”，甚至施与“人道极刑”；最后，如果个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确实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判定标准，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完善阶级斗争理论。
　　我们党，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样最大的右派对立面，都不是一竿子打死，相反还要在一定条件下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左派内部的右倾现象，难道能比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恶行更加严重吗？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都是长期参加革命的同志，大都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洒过血、流过汗的，一句“斗垮”，不给机会，不留情面，模糊了多少党员群众的视线，寒了多少党员群众的心！

　　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论宣传有失偏颇。
　　我是一个医生。在学校和医院的时候，几次听到不同的老师说，一种疾病如果罗列了很多病因，那往往是病因不明。我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表述欠妥”，及上一篇我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全性差”。归根到底，都是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宣传有失偏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种说法科学吗。我修正一下，至少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改良与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坚持的好，无产阶级就是统治阶级，这样显然不需要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搞的不好，无产阶级被潜移默化地或者明目张胆地剥夺了或剥夺着统治地位，无产阶级清醒之后，自然就应该可以选择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出现了威胁无产阶级统治地位的情况，难道无产阶级就只有革命与不革命两种选择吗？显然不是，如果被潜移默化地或者明目张胆地剥夺了或剥夺着统治地位，为什么不好好思考一下：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持得好不好？对于“无产阶级”这个基本概念的判断，真正清楚了吗？思考之后，我们就容易知道，还应该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持续不断地研究完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使之确实能反映出无产阶级专政与剥削阶级专政制度的本质区别，使之能真正被广大党员群众自觉自愿的理解与支持。
　　有人可能会说，“十六条”中不是说了：“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吗？这不是就表达了改良的意思。我说，确实如此，甚至我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个命名的修正意见，就是来自于那段话，以及顺着这段话查到的1975年第二部宪法，对1954年第一部宪法的一些不成熟的，但是确实有意义的改良。即便没有那段话，如果您认真考察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以及建国后文革前的工作实践，一定可以像我一样得出类似“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改良与革命理论”这样，相对完善一些的说法，甚至很可能比我说的更加科学严谨。但是，1969年10月出版的《毛主席 论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这本书的这个不太严谨的题目，很清楚地表达了一件事：这本书是别人摘录编集的文革理论，并不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提炼总结完善的。所以，其题目的失之偏颇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一个理论的标题，往往是学习者头脑中印象最深的东西，它的失之偏颇，情理上讲，就会造成学习者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失之偏颇。

　　㈣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的地位究竟是什么？－我说是“裁判员”。
　　我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宣传有失偏颇，并不是挑战毛泽东同志。因为根据我的判断，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的地位是“裁判员”。
　　从青年时代开始，毛泽东同志那天才的预见力、判断力，包括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立场，就受到敌我双方的不断挑战与冲击。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丰富的经验，最后升华成为完善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更是返璞归真，虚怀若谷，成为一代巨人。
　　天才的品质与谦虚的精神结合在一起，这个人就是无敌的了，这就是“仁者无敌”吧。这个“仁”字儿挺逗的，心中有二人，我说一个就叫“天才”，另一个就叫“谦虚”吧。
　　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巨人，跟他斗，你就会生出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哀。但总是有人不信，非得要自己亲身去体会一下，比如陈伯达。
　　赞美毛泽东同志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另一方面，有人可能会说：“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不亲自做“运动员”，非得高高在上做“裁判员”。超九段职业高手出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不是很爽吗？而且应该更能把握阶级斗争的力度尺寸，增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安全性，这也是一种负责的态度吗。”
　　有这种想法的同志，我真是服了you。1966年，毛泽东同志已经是73岁高龄的老人。常言道：“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您还让他往前冲？即便毛泽东同志真的具备这个能力，他能够长生不老吗？不能。如果文革也让毛泽东同志亲自搞，那么毛泽东同志逝世之后怎么办。现在有一个公正的“裁判员”，无产阶级难道不应该抓紧难得的环境，锻炼自己的阶级觉悟？难道一定要到“有产阶级”复辟的时候，尝到二遍苦，受了二茬罪，付出巨大的流血牺牲以后，再去切实掌握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理论？

　　㈤对于文革理论与实践的客观科学完整的评价，我做不出。
　　根据我的调查研究，我再说一个比较有争议，充满谜团的文革事件。
　　有人说，“林彪九一三事件”标志着文革理论的失败。我说不对。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非要设国家主席，即便毛泽东同志说过六次，你林彪忘了，但是“十六条”那么重要的通知，白纸黑字，你应该认真学习了吧。多清楚啊，文化大革命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国家主席被江青、张春桥那一系认为是不对路的上层建筑，毛泽东同志显然是支持的，毛泽东同志赞成“一元化领导”的态度你林彪敢说体会不到？庐山会议上你为什么非要设国家主席，难道陈伯达一忽悠，你就晕了？这种领导同志怎么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持续健康发展？在“一元化领导”与“多元化领导”的选择中，为了明确领导责任，并且借鉴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级领导人之间互相倾轧的教训，毛泽东同志继续坚定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那一系，林彪方面误以为要挨整，最后酿成了悲剧性的意外。
　　林彪叛逃，说的不准，应该是叶群、林立果叛逃。林立果这位“超天才”，也是要挑战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林彪被裹挟，再次验证了他的缺乏主见。林彪的这些表现，证明他不大可能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大修正主义者”。但他可能成为马林科夫，据说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的接班人，即便不是，甭管怎么说，也是苏共的顶尖大领导之一，但后来被赫鲁晓夫搞下去了。像马林科夫、林彪这样的，虽然可能不会变成“大修正主义者”，却也不能健康合理地巩固好“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也是属于文革大方向上，需要被“改造”的国家领导。九一三事件的悲剧，是个意外。照计划，三叉戟应该降落在北京，接下来林彪应该接受“无产阶级文化”的教育改造。
　　对于九一三事件，我看了不少东西，不能说自己的结论千真万确。只能说是根据已知的事实，做出合理的判断吧。

　　最后，我只是说文革理论宣传有失偏颇，我不能对于整个文革的理论与实践做出客观科学完整的评价，因为那需要大量的基础文革资料，还需要很多人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才有可能。

　　（本文结束） 理悦人 2010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