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论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党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后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系统化理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我们党能够一切从实际出发，团结和带领绝大多数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始终贯彻执行一条正确的群众路线；我们党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正确地把握敌我力量的对比与变化，在分清党内政治是非的基础上，引领群众斗争的正确方向，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把党的事业推向前进。而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官、封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并有力地支援了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结果。回顾党的89年来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我们党走过的是一段极不平凡而又极为曲折的道路。党的历史一再表明，党的路线问题决定党的兴衰成败，凡是在党的指导路线正确的时候，党的事业就能够顺利发展；凡是在党的指导路线出现错误的时候，党的事业就要遭受挫折，有时甚至是重大损失，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路线都曾把我们党推到了失败的边缘，党就是在这样不间断的路线斗争中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二）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朋友毛泽东同志与世长辞，毛泽东同志的逝世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
……
（四）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党内的第二代核心地位，并开始了改革开放。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却形成了一股以胡耀邦为头子的翻案势力和一股以赵紫阳为头子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这两股势力利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有错必纠”、“改革开放”，大做文章，骗取邓小平同志的信任，一方面把昔日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和人民群众监督改造的对象不问青红皂白、不加任何甄别地统统释放出来，加官进爵，一夜间以胡耀邦为头子的翻案势力成了所谓“平凡冤假错案”的圣君明主，从此中国进入所谓的“大翻案”、“大平反”时代。另一方面他们编织谎言，说什么文革十年已经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借以蒙蔽欺骗全党、全国人民，并开动一切宣传机器鼓噪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顶礼膜拜，把以“市场经济”为潜台词的资本主义魔力追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供理论根据，拼命鼓吹资本万能理论和精心雕琢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资本主义补课论”，丝毫不顾及可能产生高昂的社会代价，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开辟道路。
这两股势力虽然干着不同的政治勾当，但他们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完全不顾我们党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的一切进步这一基本客观历史事实，把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由于某些同志所犯的一些错误别有用心地栽赃到毛泽东同志头上，千方百计地诋毁毛泽东思想，把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一放之四海皆准真理的同志污蔑为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把工农群众同毛泽东同志的深厚阶级情感污蔑为个人崇拜，却把自己打扮成实事求是的英雄好汉，悍然掀起对毛泽东同志进行以歪曲历史为目的的所谓评价狂潮，从此中国进入丑化毛泽东的时期，一直到现在都有人在不遗余力地在做这件事情，李锐、辛子陵、李慎之之流就是当今的这类领军人物；完全无视新中国在27年间，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并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接着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成了相对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并创造了以两弹一星、核潜艇、激光技术、大型计算机技术和大飞机制造技术为代表的50多项世界尖端科技成果，把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中国迅速摆脱了旧中国贫困落后、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一穷二白面貌这一基本客观历史事实，别有用心地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说成暗无天日，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描绘成漆黑一团，以此为基础强迫解散人民公社，强迫工人下岗，把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所取得的科技成就弃之如敝履（“运十”的悲剧就是当时制造的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大肆吹捧洋奴哲学，一味依赖美国人，不惜屈膝求取美国人的垂怜，完全抛弃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原则，一厢情愿地妄图以市场为代价换取西方技术，结果除了换回西方一些落后的、早已被淘汰的工艺技术和设备，并付出环境被严重污染和资源能源被严重浪费的惨痛代价，博得一个中国制造的空名外，处处受制于人，一步步沦为美帝国主义的附庸。事实证明：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严重歪曲了党的光荣历史，严重损毁了党的光辉形象，严重违背实事求是这一基本要求，对党的理论和实践都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这两股势力是在把整个中华民族一步步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五）
这两股势力的上台带给中华民族的是一场真正的劫难，在他们的操控下：1978年12月下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分田到户，单独耕作；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79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发动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争，数以万计的解放军战士被这场战争夺去了生命；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1979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无视在民族问题上阶级斗争的存在，把党对西藏原本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污蔑为极左路线对于党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干部政策等方面的严重破坏，使西藏人民和全国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样遭受了苦难；1979年7月，国务院发出5个文件扩大企业自主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7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定本中，将“不许包产到户”六个字删除，表明分田单干合法化；1979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干部审查材料问题的通知》；1980年 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1980年 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0年3月14日、1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讨论西藏建设的方针、任务和若干政策问题； 1980年5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在广汉县向阳公社进行体制改革试点，摘下了“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挂上了“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1980年5月22日至30日，胡耀邦到西藏进行考察，为西藏后来所发生的动乱埋下了祸根；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印发了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1980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把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工业全面推开，造成越来越多的企业严重亏损，发不出工资，负债累累，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工人；1980年10月，国务院通过《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成分和各个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在竞争中无数工厂停产，工人大量失业；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0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由胡耀邦接任党中央主席；1981年12月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底，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联产承包制，分田单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废除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道路，把农业推向全面私有化，八亿农民重新沦为半自耕农，农业经济倒退为小农经济；1983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废除人民公社领导下的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公有体制，农村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被彻底改变；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运用农村私有改革经验，在企业推行承包责任制，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大包干办法，将国家与企业分离成主仆关系；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承包制，彻底毁坏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1985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企业工资改革问题的通知》，以增强企业活力、调动职工积极性、克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病为理由，决定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浮动，造成工人收入失去保障；1986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使企业破产合法化；1988年6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确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宣布国家保护私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在中国培植私有制企业，发展资本主义；198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公司政企不分问题的通知》，规定公司必须将经营权与行政权严格分开，把企业推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管理和保护的怀抱，不问兴衰存亡。

（六）
这两股势力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国人民的抵制和反对，尤其是当邓小平同志发现这两股势力所带来的必然的严重后果后，相继清除掉了附着在我们党肌体上的这两个毒瘤。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两股势力长期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仰仗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以及他们所骗取的邓小平同志的信任，使这两股势力得以在党内进行长期统治，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党的历史上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另一方面由于邓小平同志对这两股势力的认识不够彻底的缘故，这两股势力并没有受到彻底的清算，对当今中国的影响依然很大。
这种影响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政治上、经济上、在组织上、在外交政策上都又不同程度的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他们炮制反革命舆论，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围剿革命文化，不惜采用下流无耻的手段恶毒地攻击、诋毁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疯狂地反攻倒算，打击陷害革命派，把大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送上了法庭，与美帝国主义者相勾结，全面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他们彻底摧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农村，一方面他们利用一部分农民残存的小农意识，掀起了瓜分社会主义集体财产的狂潮，胁迫已经走向集体化道路的中国亿万农民再次走上分田单干——这个几千年来农民受苦受难的老路，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兴修起来水利工程要么成了一部分人压榨农民的摇钱树，要么年久失修被荒弃。在城市表现为外资、三资和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侵蚀，国有企业大批破产倒闭，职工主人翁地位的丧失，利益严重受损，长期得不到保障，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组织上，任人唯亲，排除异己，打击有正义感的同志，疯狂地培植翻案复辟的党羽。外交上一脚踢开穷朋友，投身美帝国主义的怀抱，把宝贵的自然资源源源不断的输入到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由此不难看出，这两股势力是被推翻的帝、官、封旧势力的历史残余，是新中国最为凶残的敌人，这两股势力的上台是中国政治的倒退，必然要在各个领域产生颠覆性的历史影响。因此，清算这两股势力的遗毒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不彻底清算这两股势力的遗毒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顺利推进，就要出现类似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错误路线所造成的重大的波折。
（七）
邓小平同志由于长期受到这两股势力的影响而形成的片面认识，错误地估计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客观历史形势，在政策上造成严重的误判，主要集中表现在南巡讲话上。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正确的，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方向问题造成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概括起来表现在这样十个方面：一是过分夸大了经济特区的作用，严重忽视了经济特区内外国资本对我国工人阶级的盘剥与压迫，严重忽视了经济特区内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命脉的垄断与控制，无视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的血腥掠夺是旧中国贫困落后和一切屈辱的总根子这一客观历史事实，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对于发展我国经济的正面作用，甚至错误地认为外国资本“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由此一味依赖和仰仗外国资本来发展我国经济，导致我国经济的畸形发展；二是过分夸大了生产力的作用，严重忽视了人的积极因素，严重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进步意义，并武断地地认为“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三是过分夸大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没有能够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一个正确的辩证的客观认识，更没有能够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客观公正的看待这一问题，并武断地认为“谁想变也变不了”，世界哪里有一成不变的东西，这是完全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四是严重混淆了政治是非，片面强调不问姓“社”姓“资”的问题，完全无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完全无视深圳所发展的是资本主义这一基本客观事实，一意孤行地吹捧所谓的深圳经验，甚至把深圳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当成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楷模；五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片面强调“不争论”，大搞一言堂，严重违反了党的民主原则；六是打着反对大帽子旗号，说什么“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而邓小平同志本人却可以单凭个人的好恶制造大帽子压人，完全无视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在改革开放后对于中国的严重危害，给那些对这类问题保持清醒认识的同志动辄就戴上“左”的大帽子加以指责；七是片面的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知道实事求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范畴，并不为无产阶级所独有，只要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资产阶级也可以做到实事求是，而邓小平同志却有意回避并否定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精髓这一根本问题；八是片面地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将社会主义与共同富裕等同起来，完全丧失了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九是过度迷信经济发展，片面地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样的狭隘发展观，错误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就能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严重忽视了思想改造的作用，这也是今天思想滑坡、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纸醉金迷、贪污腐败成风的社会根源；十是过分迷信法制，片面地提出“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错误地认为有了法制就可以包打一切，完全认识不到“黄、赌、毒、腐、黑”等丑恶现象沉渣泛滥、卷土重来的真正历史根源，完全忽略了我们党在同黑恶势力斗争中、在同犯罪分子斗争中、在同反腐败分子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片面的依靠党和政府孤军作战，而没有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最终导致当前黑恶势力做大和经济犯罪、刑事犯罪以及腐败大案要案层出不穷的严重局面。当然，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的错误并不止这些，这里所列举的只是主要的几点。
（八）
正是由于胡耀邦为头子的翻案势力和以赵紫阳为头子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倒行逆施，以及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错误影响，造成了目前极其严重的局面：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锦绣前程，使当今中国的两级分化迅速扩大，经济泡沫的迅速膨胀，干群矛盾的激化、群体事件徒增，外交局势迅速恶化。在国内方面，各类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不断积累，形成了当前刑事案件多发以及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严重局势。在农村突出表现为三农问题和农村贫困化问题，由于土地过于分散、条块分割，不利于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不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耕作、灌溉困难并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农村集体化经济的解体，利益分化，造成严重的三农问题和农村贫困化问题，原本根深蒂固的小农思想、农村宗法观念以及农村黑恶势力等封建落后的东西又纷纷卷土重来，造成当前农村各类矛盾的尖锐对立，造成了当前农村经济空前的大萧条；在城市，造成了大中专毕业生及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房地产开发及城市扩张过程中的占地问题、教育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教育问题、医疗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就医问题、住房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住房问题、收入差距的悬殊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在城乡之间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工农联盟被严重削弱了，进而严重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在国际方面，导致了大使馆被炸问题、南海撞机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诸岛问题以及美军增兵阿富汗并在中国周边不断增兵，新建、扩建军事基地，从军事部署上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合围。实践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在实际工作中是不断碰壁的，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很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尤其是到了邓小平同志逝世后，这种怀疑和不满迅速增长，以至于就连那些曾经拥护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错误立场上来了。大量的事实表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在今天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成就”，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与事实真相，是不可取的。
（九）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还是因为我们这个党不仅是一个敢于坚持真理的党，而且是因为我们这个党还是一个善于修正错误的党。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这个党的优良作风，多年来一直是我们党团结与进步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就是在群众工作问题上，在宣传教育问题上，在党内关系问题上，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个人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洋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惩办主义、洋奴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党的正义事业的发展，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党在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方向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采取整党建党的办法，着手整顿党的各级领导班子，肃清两股势力的流毒，落实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发动群众清算两股势力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逐步清理干净那些灰尘污垢，并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那些缺点和错误全面系统地加以解决，以全新的面貌积极应对目前业已极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准备迎接新时局的到来。实际上，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从不同的程度纠正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错误，使的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逐步转向正确的轨道上来。只是即将到来的国际、国内新的时局迫切要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思想认识和路线、方针、政策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都在期盼这一伟大转变的实现。

作者简介：张长阳，男，汉族，生于1973年11月，山东巨野人，199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秘专业，先后在巨野县委政策研究室（借调）、巨野县环保局（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交通运输集团劳动人事处、山东省交通厅（挂职锻炼）、山东省委信访局（挂职锻炼）。发表有《中国新兴阶层分析》（《半月谈》2002年12期内部版）、《论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以及《灵魂的叛卖者》（求是理论网、毛泽东旗帜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求是理论网、毛泽东旗帜网）、《深刻怀念毛主席》（求是理论网、毛泽东旗帜网）、《重庆的天是艳阳天》（求是理论网、毛泽东旗帜网）、《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作用及其深远影响》（求是理论网、毛泽东旗帜网）、《论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斗争的新动向》（求是理论网、毛泽东旗帜网）、《巧舌如簧的政治僵尸——评辛子陵<走出两个误区>》（求是理论网、毛泽东旗帜网）、《薄熙来在重庆兼论重庆的二次解放》（求是理论网、马克思主义评论网、毛泽东旗帜网）、《一个及其危险的战争信号》（求是理论网、马克思主义评论网、毛泽东旗帜网）、《何谓真理——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求是理论网、马克思主义评论网、毛泽东旗帜网）、《告美国民众书》（求是理论网、毛泽东旗帜网）、《腐败不除 亡党亡国——评<居安思危重在反腐败>》（求是理论网、马克思主义评论网、毛泽东旗帜网）、《中国问题的症结》（求是理论网、毛泽东旗帜网）、《踏着先烈足迹，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奋勇前进》（求是理论网、毛泽东旗帜网）、《多余的表白——评<李锐谈“周惠谈话”>》（求是理论网、马克思主义评论网、毛泽东旗帜网）、《复辟与反复辟 倒退与反倒退》（毛泽东旗帜网，后被广泛转载）、《我的倡议书》（求是理论网、毛泽东旗帜网）和《沉痛悼念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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