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光照人三老爷

    三老爷走了，时间是2010年8月29日下午3点5分。这天早上三老爷家里打来电话，说让我有空过去一下。因为我前几天刚去过他家，而且马上要开学上课了就没有去。不想，晚上老家打来电话，说三老爷下午去世了。我不禁悔痛交加，竟没能见上三老爷最后一面。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请假过去了。一路上，我不由的想起去年端午节第一次见到三老爷时的情景。当时，他老人家刚从医院回到家，身体还比较硬朗。门开后，没想到竟是九十高龄的三老爷亲自来给我开门。我上前扶他，他却轻推开了我的手，一步步自己挪到客厅后招呼我一起坐下。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要强和自立，轻易不愿麻烦别人。
    “抗战后勤管供给名扬陕西一省，革命建设掌经济誉满陇东三秦”，我把自己写的一副对联送给三老爷做为见面礼。他看后摇摇头说写的太大了，他没有那么伟大。我不禁有些尴尬，便把这副对联放在一边。然后问他的身体和生活状况，还把话题转到我的爱好历史上来。我要拜读他的回忆录，他却说中国革命这么伟大，自己只是一个“毛毛虫”，没有资格写什么回忆录。三老爷的性格谦逊内向，不愿在别人面前谈自己的功绩。我从他那里几乎了解不到关于他的多少事迹，下面写的都是从他的一些老战友和老下属那里听来的一些零星的东西。
    三老爷的老战友和老部下霍绍业爷爷给我讲：解放战争的时候，三老爷所在的绥德军分区（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二旅，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先后有王季龙、吴岱峰、张达志、黄罗斌四任司令员，三老爷一直是这支部队的“大管家”供给部长。有一段时间，土改极左风盛行，张达志的老父亲都被贫农团绑起来吊打，逼其交出“浮财”。三老爷因出身富农家庭，也受到审查。当时上级派去吴堡老乡高万英来接替他的供给部长，他也做好了撤职查办的准备。谁知参谋长李治洲和政治部主任麻志皓都不同意撤换三老爷，下面几个团长和政委也反对，说换了供给部长他们没法打仗了。事情闹到张达志司令员那里，张司令员说：“王慈的情况我知道，他们家过去虽然是富农，可土地革命时，他大哥王忠是吴堡中区的区委书记，带头把自家的土地和粮食分给穷人，我和马明方在他们家开会，就是王慈给站岗放哨的。”最后，张司令员一锤定音：“高万英来了也不走了，就给王慈当副手。”
    建国初，三老爷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行长，副行长张维培也是吴堡人，而且是他上川口高小时的老师。评定行政级别和工资时，本来当行长的三老爷应该是全省金融系统的最高级别，但他出于对张维培老师的尊重，一定要把自己的行政级别和工资与张维培对调，结果出现了全国省级人民银行中唯一的副行长比行长行政级别和工资高的特例。
    听原陕西省政法委书记霍世仁老先生说，三老爷和林伯渠、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块工作过，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三老爷被调到中央财政部印刷所当印钞员，所长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当时毛主席就和印刷所的人住在一个院子里。中央财政部的部长是林伯渠，三老爷有一次去林老那里给印刷所领一块门帘批条子，林老细心询问了他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又把他写错的门“连”的帘字纠正过来。看到他因为游击环境而染上的痔疮无药可治，还把自己长征路上用剩的半盒“九一四”药膏给了他，并嘱咐他要及时治疗，不能再发展。三老爷十分敬重林伯渠老人，他经常感慨的给人讲，林老就是他的楷模，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认认真真，工作再忙也不能马虎。
    抗日战争时期，三老爷在陕甘宁边区银行绥德分行任行长，习仲勋同志是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三老爷积极协助习仲勋同志整顿金融商业市场，稳定社会秩序，为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1950年初，三老爷从宁夏到西安给部队办理钱粮，刚好碰到老领导，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因为当时全国刚解放不久，地方上紧缺有经济建设和管理能力的干部。习仲勋见到三老爷如获至宝，请他吃饭时就提出要他转业回地方工作。随后，习仲勋以西北军区政委的身份亲自给宁夏的独一师发了电报，说王慈我留下了。不久，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成立，在习仲勋的大力举荐下，三老爷被任命为西北五省保险公司的经理。
    三老爷的这些革命事迹自己从来不讲，他倒是给我讲过自己“走麦城”的一个小故事。文革期间，李瑞山担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三老爷是省财办主任，是“保皇派”，当然要受到造反派的批斗。他们经常是白天开会，晚上挨批斗，有时是边开会边受批斗。一次全省财贸工作会议上，造反派批斗李瑞山和三老爷，导致会议没法正常开下去，造反派去抄他们俩的家。他俩不敢回家，又一天没有吃饭，饥肠辘辘，晚上也没有地方睡觉，十分狼狈。三老爷情急生智，拉着李瑞山从后门跑到文革初就停办的省政府机关幼儿园，造反派不会想到他们会躲在这里。晚上，他们俩睡的娃娃床，盖的娃娃被，吃着三老爷从幼儿园食堂里“偷来”的早已发霉的干馍，还商量年关能怎么能给城乡居民供应一点肉食的事情。李瑞山身子蜷缩在不满三尺的娃娃床上对三老爷说：“王慈啊!咱俩小时候闹革命没上过幼儿园，今天总算补上这一课了。”两个“走资派”还乐观的哈哈大笑。
    进了三老爷的家门，客厅被布置成了祭奠的灵堂，三老爷的黑白大照片挂在正中间。睹像思人，音容宛在，我的眼眶里禁不住流出了泪水。客厅还是水泥地面，房里装修简陋，所有家具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三老爷一辈子管钱管财贸，自己却如此艰苦朴素，这和如今有些领导一旦有了权，就纸醉金迷奢侈起来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老爷的书房还是那样充实，书台上的眼镜还晶亮晶亮得，四卷《毛泽东选集》在桌面上熠熠生辉，那盏老式台灯还等待着为老人照亮。我送给他的那副对联还卷着放在柜顶上，从去年端午我俩相见到他去世，这幅颂扬他的对联一直被“束之高阁”，我决定拿来做他的挽联和墓碑对联。但三老爷留下了遗嘱，丧事简办，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立墓碑，不让老家来人，不花政府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