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

从斯大林史观到社会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源与流：学术说（3）　　

作者：壶公评论　QQ1924190279　　

一、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面前犹豫了　　

当风暴隐约，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可能的发生，在批判《海瑞罢官》之初，周恩来将吴晗找来，问他的《海瑞罢官》是否搞影射，吴晗答曰：没有。　　

吴晗大约觉得心底无私天地宽，当人们告诉他《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文章，他作大略观，觉得牵强附会了，史料断章取义，措词也蛮不讲理，不就是一根棍子，那些右派不也把自己当成棍子吗？　　

了解吴晗这一时期的表现，应该承认，吴晗的《海瑞罢官》虽然是政治与学术的混合体，但是吴晗本人并无意于参与政治的争论――他以流行政治的观点谈历史，却以历史学家的态度看政治。他在《论海瑞》中抨击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派”，虽然泛泛却也为自己设置了左派海瑞的立场；他是在向当其时的政治主基调靠拢，却也是在声明本人与政治无关。但是吴晗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海瑞”是一类精神，应该写出的却不是海瑞本身。　　

正如文化大革命研究者王年一先生所述：　　

“《海瑞罢官》的发表和演出，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影响，从来没人感觉到它有什么弦外之音，斯诺说国外‘中国问题专家’也从无一人发现其中有什么‘双重含义’。”（《大动乱的年代》）　　

历经政治运动的高层并不是这么看的，支持吴晗，或者说吴晗所代表的群体是如此强大、敏锐，不仅仅有刘少奇、周恩来，也包括中央一级的大员们，如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也包括吴晗在北京市委的那些同事们，例如邓拓和万里，还有他的“三家村”的伙伴们以及众多的史学界的学者们。他们或者没有想到这个整肃即将波及整个政界，更不会想到运动将澎湃于全中国，但是他们一定回忆起斯大林时代对史学界残酷的迫害。　　

于是他们希望把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止于学术层面，至多停留于史学界，他们大约不愿意看到斯大林史学观在中国作孽，因为古老的中国有自己的科学的史学观，实在无法容忍东正教神棍们在中国跳大神，而且中国学者的绝大多数是持中国史观的，包括最为正统的郭沫若、冯友兰和翦伯赞等等。或者这就是《二月提纲》所要表述的愿望。　　

史料记载：江青要求陆定一等人批判《海瑞罢官》，被陆当场拒绝。陆定一认为，此文有挑起事端之嫌。　　

史料记载：彭真获悉连刘少奇也不知道江青组织撰写的文章《评〈海罢〉》后，代表中央一线领导集体，进行了顽强抵制。(《陆定一传》)　　

所谓《二月提纲》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当其时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其内容即以中央的名义作出对《海瑞罢官》批判的规定。因为该提纲提出于1966年2月3日，故名《二月提纲》。　　

　2月3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议意见相左：　　

以彭真为代表的一派攻击关锋等左派，彭真认为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郭沫若已经很紧张了，认为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则在会上大反斯大林。　　

以康生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依靠他们组织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　　

会后，彭真要许立群和姚溱起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二月提纲》的合理性在于，对斯大林史观的抵御。一些参与者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如：　　

在1944年的那一场关于明史的大争论中，郭沫若以《甲申三百年祭》证明了自己历史研究的正确性――无论是在方向上还是在方法上，但是深植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郭沫若显然不可能接受东正教神棍们的史学观，他感到的“紧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和恐慌――是对魔鬼的恐惧。　　

作为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对于文化历程――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都有深刻的洞察。在关于《海瑞罢官》的批判上陆定一大反斯大林，很能说明《二月提纲》真实的思想背景，应该说陆定一是一个合格的宣传部长。　　

但是《二月提纲》存在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仅没有把争论阻止于学术，反而自然而然地把争论引导上政治角逐的轨道上。或者可以用归纳为这样的两个原因：　　

其一、非阶级论的产物：　　

在这一个会议上，两派政治力量已经有了针锋相对的对立。彭真虽然以自己的领导地位促使《二月提纲》成立，但是他并没有说服反对派的康生，后者则把自己的意见表达于更具有权威性性、在当其时的中共思想中更具有传续性和正统性的“五.一六”通知中。　　

其二、政治高层无学术：　　

支持吴晗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高层政界人物，他们的支持实质上为吴晗抹上更加浓重的政治色彩，也促使对立面从阶级斗争论上升到为彭德怀翻案论，构成了政治斗争的大模样，最终迫使“学术”派无法巩固自己的阵脚，而随着政治上的失败直至于落花流水。　　

显然，《二月提纲》的立足点出现了问题，在社会革命的大主题面前，这些革命党人犹豫了，反斯大林史观的学术讨论即在认知层面上也在政治态度上表现了这种犹豫。　　

二、“五.一六”通知阐述了社会大革命的主题　　

否定《二月提纲》的文献就是“五.一六”通知，或者说“五.一六”通知因《二月提纲》而产生。后来得到充分演绎的“五.一六”并不是一个平凡的日子记忆，文革十年以此为始发日――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产生了一个通知，通知告诉人们，将影响人类以后五千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阅读“五.一六”通知，不禁想起公元前1046年周伐商的那个《牧誓》，史载，武王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牧誓》作为周文化的一个闪光点存世，周文化影响中华民族至今已有3057年矣；“五.一六”通知作为中国新文化的闪光点存世，新文化的展开或将影响中国5000年。5000年中国文化的酝酿，有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或将引领中国又一个5000年。　　

“五.一六”通知固然因《二月提纲》而产生，它的产生却不是阴谋论，而是一个思维的进路；它的产生不是相对性的争辨，而是一个大跨越。阐述文化大革命，是应该把它置于中国文化史中予以研究的，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并不只是为了理解文革，而是为了理解中国文化，这是笔者写《从吴晗看文化大革命》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笔者否定文革，笔者肯定文革；关于文革的否定是阶段性，关于文革的肯定是历史性的；否定文革在于政治，肯定文革在于文化。　　

一）“五.一六”通知的酝酿：　　

大学老师宋连生在《吴晗的后二十年》中记录了“五.一六”通知产生的过程，为了明白这一段历史，笔者简论之：　　

1、　1966年3月17日　至2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杭州）上，毛泽东为吴晗、翦伯赞定性，他说：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许多文化部门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个评论，笔者认为并不突兀。在1944年甲申三百年的纪念中，共产党纪念明末李自成起义，并且因之总结经验教训；而国民党辨论南明得失，重点在检讨南明“安内攘外”的策略。从国、共讨论明末事件的不同角度说，两党的阵线是十分明确的，而吴晗、翦伯赞讨论的只是南明事故，与国民党的左派柳亚子同一立场。　　

为什么毛泽东在22年后破题？　　

仅仅只是说明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决定性的变革――从民主主义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阶段。在政治与经济上，这个变革在文革之前已经发生，尽管矛盾重重，路程坎坷。变革的发生，发生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都需要得到文化上的归纳与支持，文化大革命也就在必然之数了。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撰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毛泽东擅长社会分析，关于新革命的主题有了重新的排队，于是吴晗与翦伯赞等等另册。　　

2、　1966年　3月28日　　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单独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他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对《二月提纲》，毛泽东是这样评论的：　　

“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　　

毛泽东认为：　　

“八届十中全会做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　　

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笔者认为，从上述毛泽东的议论看，这一时期的基本原则还在“阶级斗争”论上，与“翻案”论还存在一大段距离，说到底仍然是一个认识问题，对于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显然不会认为一个中央决议就可以彻底改变大家的认识，所有的行政措施很大程度上只是在促进新认识的深化，而不是政治革命。　　

万里之子万伯翱在《《海瑞罢官》命运突变》一文中透露了同为北京市副职的万里和吴晗在文革中命运的巨大差异，很大程度上说明文革的指向及其在政策上存在的本质性的差别。文革的目标集中在旧文化上，吴晗、翦伯赞、邓拓、廖沫沙等等自然成为了重要的打击对象。　　

3、在这两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　　

笔者认为，从毛泽东的思想进路看，他的这些议论是合乎逻辑的，与他始终秉持的大众民主观是一致的。毛泽东的大众民主观是对之前形形色色的精英民主观的一次否定，也是人类思想解放的一次质变。很不幸的是，与毛泽东的大众民主观相映衬，彭真和吴晗的思想仍然只能属于精英民主观而处于被批判的位置。　　

二）“五.一六”通知的产生：　　

大学老师宋连生在《吴晗的后二十年》中记录，　1966年3月31日　，康生回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次谈话，形势急转直下。“五.一六”通知即将产生，不过“通知”的产生仍然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　4月1日　，张春桥拿出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罗列了《提纲》的3条罪状。　　

　4月2日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4月5日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报刊上批判吴晗的调子又提高了。　　

在多次点名批评后，毛泽东决定要撤销《二月提纲》。毛泽东指示康生通知总书记邓小平，电文称：“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4月9日　到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并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会议决定：　　

第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康生指定王力根据会议决定起草了一份只有一句话的通知：　　

“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通知”送到毛泽东处，他阅后很不满地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毛泽东说：“《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是理论性的。”毛泽东找陈伯达另行起草《通知》。　　

笔者认为，从这一阶段看，即使是毛泽东阵营中的康生、陈伯达对于后来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同样是认识不足的，陈伯达接触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题――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主题，但是他仍然对因应社会变革而即将发生的文化上的变革没有充分的准备，于是否定《二月提纲》的“通知”只是滞留于技术层面。　　

第二阶段：　　

　1966年4月12日　，陈伯达起草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送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毛泽东仍认为太简单、不满意，提议为此专门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组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康生提议，除写《通知》之外，还要起草一个《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作为附件和《通知》一起下发。毛泽东同意了，并决定由陈伯达起草《通知》，康生起草《大事记》。　　

于是，“五.一六”通知产生了，历史性的、人类划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摘录通知核心的三点：　　

1、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2、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　　

3、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包括反对派或者是文革否定派都不能不承认《五一六通知》是一篇理论性极强的大文章，《五一六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逐条加以批驳，认为《二月提纲》掩盖了《海瑞罢官》之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1个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　　

在社会大革命之前，任何犹豫都在面对激烈的批判，那一份激烈如同大风暴中的种种震荡。今日阅读这一个文件，不能不承认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和博大的视野，在这里出现的不是关于大象是一条鞭子还是一个柱子的争论，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匹大象――识别于牝牡骊黄之外的抽象的大象。中国现代大变革的领导者是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　　

毛泽东在文件中要求全党：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三、社会革命的核心主题大众民主观的提出　　

我们今天重读这一个震撼人类历史的文件，不能不感受到它所具有的巨大的能量，随着人类社会进步的进程，它内涵的意义将逐渐彰显。　　

《五一六通知》的核心主题就是大众民主观；《五一六通知》贯彻于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也是大众民主观；文革之后大众民主观与精英民主观发生强对立，而经受磨炼的大众民主观正在逐渐成熟；大众民主观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观念，终将确立而长期引领中华，进而引领人类社会：　　

其一、大众民主观建立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家辛有（董狐的祖先）在世事混乱的时候走向民间，他发现“道德”在民间。老子五千言也是出现在这一时期，老子主张返朴归真，崇尚民德，后人誉之《道德经》。　　

其后，《论语》集粹孔子言论，在《先进第十一》中孔子有言：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在这里，孔子认为，文化――礼乐的本源是在社会大众――即精英眼里的野人，君子――往低一点说是精英，之所以是君子就是因为他们能够顺应社会大众的文化观，或如孙中山先生提倡的“顺乎社会潮流，合乎人群需要。”如果不能以社会大众文化为本源，不能够以社会的自然属性为皈归，所谓的精英思维不过只是妄想症。　　

西汉是诠释和重构中国文化的重要时期，学术大家刘歆言：“夫礼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犹愈於野乎！”而撰写于东汉的《汉书－艺文志》曰：“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瘉於野乎！”　　

大众文化观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它是中国社会的基本观“人性善”的产物，而主张“人性恶”的西方文化是难以产生大众文化观的。马克思主义突破了西方文化的局限，马克思认为：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马克思阐述的也是大众文化观，“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人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具有许多共性。　　

大众民主观是以大众文化观为背景的，它的发生则是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产儿，是毛泽东思想的主题之一。　　

其二、大众民主观产生的的客观条件：　　

有宋以迄，中国文化在达到自己的最高峰以后逐渐没落。如何拯救我们的文化？这是近代中国思想家殚精竭虑的课题。在19世纪初叶，感受西方强烈侮辱的中国仕子发起对对手的探索，道光年间三个顶端的仕子――庶吉士徐继畲、林则徐、冯桂芬，分别从制度、科技、经济三个方面研究西方文化；在20世纪初叶，中国最顶尖的思想家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再次发起文化上的探索。这些中华民族的哲人，如此令人崇敬，但是他们始终没有离开精英式的思维，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举步维艰。　　

在近代无数思想家的磨难之后，是毛泽东彻底摆脱了旧文化的困扰，大众民主观得以建立。毛泽东成功了，他把社会回归社会的主体人民，人民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他把社会回归社会的自然属性，中国社会从此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　　

其三、是毛泽东确立了大众民主观：　　

笔者在这里把大众民主观作为文革的一个探讨并且提高到思想的最高层面，固然因应于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派别鼓吹的精英民主和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且因此认为必需让我们这个社会明白所谓的“民主”指的是什么？中国人需要的真正的民主是什么？更主要的是皈从于人类社会最核心的主题：人类寻求自身解放的努力是永恒的。　　

在这里以《五一六通知》比拟于3千多年前引发社会鼎革的《牧誓》。《牧誓》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并不只是推翻了一个王朝，重要的是它彻底改变了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为道德与政治的联系打开了纽结，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有德者得天下”的时代，于此，后来者的荀况和柳宗元予以鼓舞人心的归纳。　　

而《牧誓》更深刻的意义则体现于殷、周社会在宗教文化上的区别。中国人的宗教是敬天法祖，但是敬天法祖在各个时期的显现却是不同的，殷统治者是主张敬奉“君主神”的，也就是说统治者自己的祖先就是所有人的祖先，所有人都必需听命于之。但是周统治者主张供奉的是“祖宗神”，也就是每一个部落的祖宗都应该受到供奉，虽然在神界的地位有所差别。　　

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革命，在中国公元前10多世纪发生了一场相类于18世纪在西方发生的、由马丁－路德倡导的宗教革命。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把上帝从贵族与僧侣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成为人民的上帝，也就有了后来的“民主”，如同殷、周人的从“君主神”到“祖宗神”。　　

正如马克思所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正是这一场宗教革命，中国大地上的几千个散乱的部落逐渐向周王朝靠拢、融合。人是需要尊重，尊重是做人的必须甚至高于饮食住行。这一点，周文化的确立所产生的后果甚至比西方的启蒙运动所产生的效果还要显著。　　

而文化大革命所确立的大众民主观，其意义显然超越发生于周朝和18世纪欧洲的宗教革命，因为它告别了之前的精英政治以及处于精英政治最高端的精英民主。大众民主观的成功至少在改革开放的34年的实践中得到证明：　　

没有数千万国企下岗工人对社会的理解和忍耐，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地雷阵；没有数亿中国农民工的流血流汗，当代中国的任何业绩都不可能成就。　　

大众民主观在今后的影响如何，笔者无法预知，但是中国文明又一次超越西方文明，如同前三千年前中国的社会表现出对西方社会的绝对优势，已经再次显现。当代西方社会存在于精英政治无法自拔，而其意识上仍然唠叨不绝地吵闹他们的精英“民主”和“普世价值”，笔者是以怜悯的目光看待这些堕落却又固执的落后者。　　

四、社会革命是革命党人的共识　　

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批判。彭真等4人在中央书记处、北京市委、中宣部的职务被停止、撤销了。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是政治，非笔者能知。笔者所诧异的是，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不能不说以彭真为代表的党中央是清醒和坚定的，也是得到广泛支持的，但是这一政治群体为什么如风中残烛，一拂即灭？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或论证于以下　　

一）《宪法》说：　　

后人致力于《宪法》权威性的讨论，认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不应该死于非法，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以资产阶级的法权观来理解法的。而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本来就不会承认资产阶级的这种静态性的理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法律即是阶级利益的规定则表现为阶级利益的维护。　　

这里的关键之处，仅仅只是将“阶级”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还是作为政客手中的玩偶，而论法者常常不能够踄足于此。文革恰恰在于，这一场人民运动是文化最本源性的变易，任何契约只能产生于其中或其后而不在之前。当大洪水到来时，坚守堤岸者本身就在溃堤的危险中。　　

二）权力说：　　

后人注意到权力的得失，王光美争辩说彭真等五人可以代表中央，她认为，彭真“在总书记休息时，代总书记工作，不是有一句话么，相当于副总书记。”彭真属于坐镇中央书记处的一线前沿人物，密切协助刘少奇、邓小平处理中央常务。（《刘少奇与《评〈海瑞罢官〉》》）　　

不过，刘少奇本人并不同意这个看法，1966年5月末，刚刚接任彭真的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因为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引起的混乱来到北大讲演了25分钟，回去后他向刘少奇做了电话汇报，刚说我在会上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话，刘少奇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回首“文革”》）　　

三）权威说：　　

后人感慨毛泽东的权威，那么权威又来自何方？我们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判断权威之说是不存在的：　　

其一、一些回忆文章谈到批判者的能量。关于批判《海瑞罢官》，1965年春的江青只能以讨论样板戏为借口来到上海，在柯庆施的帮助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秘密地组成了写作班子，他们的对手吴晗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历史学家、地位显赫的北京市副市长。执笔者的姚文元“担了很大风险”（江青语），高中毕业生的姚文元只能依赖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朱永嘉，又求助于父亲姚蓬子的指点来增加自己在学术上的能量。在政治上，姚文元也处于惊惶的状态，他神秘地向《解放日报》的领导招呼，说是“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多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从此隐匿了半年多。　　

其二、毛泽东的核心圈子是很小的。为了实现对最大数量的干部的考验，毛泽东为自己准备的领导核心是极小的，从现在的分析看，这个核心只有他自己、林彪和周恩来，虽然这里包含党、政、军最顶端的人物，但是只要其中的一个柱子出现问题，整个结构就崩塌了。林彪去后，毛泽东在他的最后一次长篇讲话中批评把林彪推上绝路的“四人帮”，“你们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林彪去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大哭失态，毛泽东已经明白大江东去，他选用邓小平，又弃邓选择华国峰，表现出内心极度的无奈和惆怅。　　

当否定了上述三类假说，我们应该能够知道问题的结论在于刘少奇和林彪自身，或者说刘少奇和林彪其实都乐于接受毛泽东所倡导的这一场社会变革，他们的认同是如此坚定，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　　

从历史提供的事实看，无论是刘少奇、彭真等等所构成的政治集团，还是林彪和他的强大的军事集团，都足以支撑起中国史上任何一个强盛的时代，但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却如冰山消融？笔者阅读这一段历史，常常感觉到有一种信念构成一个深沉、宏大的氛围，这是多么可尊敬的一代人，他们怀有神圣的信仰，在这种信仰中，他们基本上忘记了现实存在的自己、家人和他们能够拥有的一切；他们如同夸父追日，那怕阳光消融了他们自己也在所不惜。　　

东方三圣人之一的慧能六祖有一节故事：　　

一日慧能六祖思惟：“时当弘法，不可终避。”遂出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因二僧论风幡义，一曰风动，一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六祖坛经－自序品第一》）　　

诚如是，不是《宪法》，不是权力，不是权威，能够令刘少奇等让其势者，能够令毛泽东等张其势者都是“仁者心动”。这就是为什么刘少奇、林彪等等宁可选择退避而不肯对抗毛泽东的原因；也正是这一代革命者即使面临死亡性的冤屈，仍然遗言后人紧跟毛泽东的原因。这也是，无论海内外反华势力如何诽谤毛泽东却丝毫不掩其光芒的原因；这也是中国人民无论遭遇多少磨难都不易其志奋发向前的原因。这是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其衰何时吾不知也；其盛于今，吾悦然其间矣。　　

本节结束语：　　

否定之否定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基本规律之一，以此论之，新中国60年的三个阶段，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所谓否定，中国哲学《易传》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也就是说“否定”包含两个因素：批判与传续。　　

所谓批判，文革对大跃进的批判是对干扰大跃进的恶势力的整肃，吴晗所受到的打击实质上就是作为旧文化的代表而受到的整肃；改革开放对文革有一个批判，是对于政治斗争过度化的批判，是对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于改革开放的批判又是什么？则见之当代诸多的讨论。　　

所谓传续，就是60年来中国社会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毛泽东思想体现了大善，毛泽东思想在当代社会正在深化为大众文化。　　

这是一个内在的，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社会自然属性。当代中国反对文革最为激烈、继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继而否定社会主义的人群，其实只是近代史上沉淀下来的失败者和现代中国的背叛者，这种人是社会演变中形成的残渣余孽，不值得看重。　　

我们批判文革，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失败仍然是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上。邓拓自杀了，翦伯赞自杀了，吴晗被殴打致死，只有廖沫沙苟延残喘至这一场大革命的结束。吴晗之后，关于明史政治史的研究已经是一片荒漠；文革之后，中国历史政治史的研究已经荒漠化。　　

历史学家们以一种沉默拒绝接受斯大林史观，我们也许不敢直面历史，但是我们不能不直面自己的良心。于是当代中国政治历史研究变得如此荒唐，只剩下阎崇年的胡说八道和金庸的舞枪弄棒。我们拥有五千年的历史，可是现在企图占领中国历史舞台的是264年的满清史，或者是同样只有200多年的美国史。　　

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结束之后，常常只是表现为一些简单的事实，例如“五四”运动留给后人最明白的的事实只是白话文。《二月提纲》与《五一六通知》的交锋最终归结为吴晗等人的死亡，东正教的斯大林史观虽然最终不为人们接受，但是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学术死了。　　

中国的崛起不能不建立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建立只能放开现实的禁域。其实，为了结束社会的混乱，从政治的角度对文化的演变作出一些规定是必要的；但是，当社会进入稳定状态，这些规定应该终结，文化的问题只能交由社会大众讨论，毕竟，文化不是政治上的规定，而是社会大众的认同，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壶公评论写2011－06　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