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偏激”和偏激论——读郭松民先生的《点评〈“乌有之乡”的高点击率意味着什么?〉》文之后
论“偏激”和偏激论——读郭松民先生的《点评〈“乌有之乡”的高点击率意味着什么?〉》文之后
“偏激”一词的意思:(百度网上注解为)思想、言论等过火,不适当:既语言、思想、认识过于极端、没有任何余地。思想偏激,偏激的语言。(词典上注解为)[情绪、主张等]激烈过火。——如此的看来,这“偏激”绝非好营生,当杜绝才对。不是有词汇“不偏不倚”、“以理服人”么?然而,真要完全做到这一些,恐怕就连圣人也难,真的很难很难。但草民绝不认为“偏激”就因此而正确,能与“理性”并起并坐了。这么说,总算够“理性”了吧。
可惜,现实却让人们很失望,而且有时候几近于绝望。草民最觉得稀奇古怪的是,乌有之乡这么一个实难与凤凰、腾讯、炎黄春秋、凯迪、新浪等等虎虎生威的网站相匹敌的中国互联网大海里的一叶“小舟”,竟然成了能与希特勒齐名的“偏激”的代名词了呢?中国能有条件上网的、并且点击了乌有之乡的老百姓竟成了“民主”的弱智和“偏激”的“愚氓”了呢?真正的令草民百思不得其解。
无解其实是不重要的,黄花菜都快凉了,还要那个“解”做何用呢?又不能当饭吃当衣穿,“百思”它作甚哦!但是,草民也是天天点击乌有之乡的人之一,读了郭松民先生的文章(点评)后很生气(当然不是生郭先生的气),这倒是千真万确的。喜爱“导弹民主”的黄皮黑眼的洋奴们,巴不得美国的星条旗明天就飘遍全中国;这群犬奴只眼红于乌有之乡的点击率的“相当高”,却不好好地反思一番,反而偏激地胡言乱语道:“但是偏激网站的点击率远远超过理性网站这个事实,却让我在乐观之中感到一阵寒意,毕竟中国是个民主基础薄弱的国家,又经过将近一百年动乱的破坏,十三亿人中究竟有多少真正能达到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标准呢?”——“理性网站”?见你们的死鬼活鬼去吧!
血腥气味浓烈的让人汗毛肃立的“杀左族毛”的叫嚣出现在了乌有之乡上吗?这已不是所谓的“偏激”,而是希特勒、蒋介石的阴魂作祟,是有人想仿效他们的做法了。这又何来的“理性”呢?那些“理性网站”批驳过吗?没有,一点也没有。那些“理性网站”也很希望毛派共产党人统统被投入监狱、绑赴刑场;广大的左派人士如“丧家之犬”而隐姓埋名四处躲藏。所以,在如今的中国,说穿了,你只要还信仰社会主义,“普世们”就决不放过你,像王婆卖瓜一样对着你叫喊个不停,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嘲讽与诬蔑已经偏激得浑身抽疯,至于癫狂而不能自己的地步了。
主要的问题,是草民想问:乌有之乡“偏激”了吗?“偏激”在哪里?乌有之乡是鼓动网民们造反了?还是煽动“胡汉三们”向党和人民倒算了?乌有之乡的首页开宗明义地写着“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又有声明在文后:“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 乌有之乡 ”,这不是很好很得体么?“精英”先生、女士们不是想加厚中国“民主”的基础吗?乌有之乡为此而搭建一个有限度的言论自由的平台,并已经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如果还要指责它“偏激”,那么这种指责本身就是一种“偏激”。“精英”们都应该扪心自问,支撑着中国这片天的究竟是99%呢?还是1%?那上书控告茅于轼的真名实姓的50000多人,血管里流淌着道德的殷红血液,是真正民主的践行者,但他(她)们从乌有之乡那里得到了什么?是正义、良知和民主聚集了有姓有名的50000余众,以欺师灭祖、忘恩负义和沦丧道德为“职业”的那些“精英”们不觉得汗颜与脊背发冷么?
只有偏激狂才会说人家“偏激”,只有假民主派才会说人家专制,这是当今洋奴“精英”们的通病。
偏激论的制造者为一些真正的非理性的网站鸣冤叫屈,大抱不平,以为自己“正确”、“理性”与“民主”得很,其实不然,历史地来看问题,人一旦被反动的“鬼魂”附了体,就人不人、鬼不鬼了,常常糊话连连,是非难辨,指鹿为马,觉得1比99大得多了。众所周知,炎黄春秋网是偏激论的集大成者,但它的主页也装潢着“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字样。然而,该网站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实不能用“偏激”来形容,而该用“肆无忌惮、信口雌黄和极端偏激的个人观点至上”来归纳它了。最近炎黄春秋里有篇文章说:“毛泽东如此仇恨知识分子,究其原因,或许可归结为青年时代不顺心的经历和无产阶级专政外衣掩盖下的帝王思想。毛泽东从师范学校毕业以后从未上过大学,为谋生曾一度到北京大学就任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仅8 元(那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为200 至300 元)。这段工作经历让毛感到自尊心深受伤害。直到1936 年毛还告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5] 自视甚高的毛泽东,一直将这段地位卑微的就业过程视为毕生的奇耻大辱,久而久之,这种屈辱感转化成了对成功的知识分子之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绪,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毛泽东青少年时狂妄自大,有强烈的造反情绪,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一直是他仰慕的人物。“五四”后毛接受了与中国传统专制主义一拍即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主张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而接受过科学训练和民主精神熏陶的知识分子,崇尚独立思考,不愿人云亦云和盲从,他们继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传统,关心国家命运,追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对国家大事好发议论,对政府领导人的行为评头品足,不愿做驯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严的独立的公民。当毛泽东尚隐身于草莽之中时,他或许愿与这些知识分子议论国事,但思想上却既不尊重、也不认同接受了西方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一旦有机会逞雄,毛的帝王思想就会显露出来,要凌驾
于知识分子之上,成为他们的人身和精神主宰。自从1942 年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确立了其在党内的绝对领导地位以后,他的“王气霸道” 就逐渐肆无忌惮地表露于外。1945 年毛发表了“沁园春.咏雪”,公然自比“秦皇、汉武”;“反右运动” 大获全胜后的1958 年,他更是得意忘形地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并自夸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毛泽东精于权术,诡计多端,其整治知识分子的手法比秦始皇“坑儒”和清朝雍正皇帝大兴曾静、
吕留良文字狱的“出奇料理”策略[6] 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的“杀儒”改变成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让群众来检举、揭发、批判、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态势。
这种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始于1942 年,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久又发动了一系列这类运动,如1951 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1 年至1952 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 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54 年批判胡适思想、1955 年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肃反”运动、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紧接着又有“拔白旗”运动,直到1966 年开始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运动都是逐步毁灭知识和文化的民族大灾难,而其肇始者毛泽东鄙视知识、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也随着这些运动的“升级”而近于疯狂。
制造“王实味冤案”和“抢救运动”1931 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于1935 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此改善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得到主张抗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这一策略相当有效。特别是“一二九运动”后,追求进步的中小知识分子越来越向往共产党。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毛泽东对此是喜忧参半,存有戒心。1942 年,毛泽东为树立自己的领导权威而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这次“整风”始于1942 年2 月,一些初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不知就里,遂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天真地向党组织和各级领导人提意见,不料却犯了禁忌,被当作“异端”惨遭镇压。“王实味冤案”和继之而来的“抢救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现代史学者一向把这两件事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康生,最近的文章仍沿用官方的这一说法[7] 。事实上,康生只是从犯,主谋是毛泽东,这两个事件是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心态的大暴露。
王实味是中共党员,1937 年到延安后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1942 年3 月,他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批评延安的中共干部生活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并在墙报《矢与的》上鼓动群众向“大人物”提意见。王实味对中共领导人的批评令毛泽东非常震怒。当时主管中央研究院的***副部长李维汉提到,毛泽东深夜去看了《矢与的》,当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8] 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随之转为对王实味的批判斗争,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级为政治斗争,最后把“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等罪名强加给王实味,将其逮捕。
逮捕王实味后,毛又把矛头指向所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他说:“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10] 毛还下达如下指示:整风运动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半条心)问题,还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问题。要注意反特务斗争。[11]1943 年4 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布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该文件指出:抗战以来,日本和国民党双方都派遣大批内奸分子打入党的各级机关,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在全党开展一次组织审查,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 月,康生作题为“抢救失足者”动员报告,号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鼓励群众揭发检举。于是从延安到各抗日根据地全面掀起“抢救运动”高潮,知识分子成为“抢救”的重点。在“抢救运动”中,通过批斗会、诱供逼供、关禁闭、施酷刑等手段,“挖出”了大量“特务”。1943 年8 月8 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大会上讲话”中说:中央党校挖出特务250 人(全校只有2,500 人),他估计还不止此数。他还认为,行政学院里“除了一个人以外,教员、职员全部是特务”,“学生中很多是特务,恐怕是过半数”。[12] 据披露,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 多人中,挖出170 个“特务”;西北公学500 多人,只有20 人没有被“抢救”。[13] 许多坦白自己是“特务”的外来干部是中共地下组织介绍来的,这些地下组织也因此被打成“特务组织”,甘、陕、川、豫、浙、鄂等省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曾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14]
当时中共甚至把“一二.九运动”也视为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时任中共中央青委负责人的蒋南翔在1945 年3 月给刘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中谈到:听说不少地方把参加“一二.九运动”作为审干的尺度;陇东领导“抢救运动”的干部公开说:“国民党于1935 年起就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无例外地都有问题。”因此陇东的外来知识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点几是被“抢(救)”了(全陇东只有两个外来新知识分子未被“抢救”)。直“抢(救)”得所有外来知识分子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这是我亲历的见闻)!”“抢救运动”中“90% 以上的打击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蒋建议中央以后不再用群众斗争的方式“普遍肃反”。[15]
据李锐回忆,抢救运动中“延安80%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16] 象李锐、于光远这些上过大学的中共党员,当时都曾被当作特务关押了一年多。”(见炎黄春秋载文《毛泽东的知识份子政策》)——咬牙切齿地说“毛泽东如此仇恨知识分子”,结论下得如此轻率武断,这还仅仅是“偏激”么?之所以大段引录该文的段落,是因为这实在又是一篇反毛谤毛的奇文,且登录在赫赫有名的“理性”大网站上,让人看了如何“偏激”得起来呢?又,一贯以来以反毛为“老有所为”之“乐趣”的李锐的鬼话,也能信么?进一步质问:这是历史的真实么?草民猜想(依据他们的惯例),这是政治骗子的又一“力作”,攻击毛主席的又一枚臭蛋。该文作者也不仔细地想一想,连茅于轼这样的与毛泽东、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准确右派”都能够在今天活得十分的滋润活跃,继续着他的“反字号事业”,而且毫发未损,“勇猛”赛过老黄忠,那谁能相信毛泽东竟然会跟知识分子结下“深仇大恨”,视知识分子为“敌”呢?话分两头,相信者必定是有的,但也只是一些反毛贼而已,龟缩在1%的范畴内。
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名篇中指出:“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⑴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⑵,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我想质问反毛的“精英”们,你们认真地研究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吗?认真地研究过延安整风运动吗?你们虽为共产党的政敌,但也应当光明磊落一点,不能做狭隘的偏激的、甚至是居心叵测与贼鼠一样的政敌,与共产党的叛徒狼狈为奸、沆瀣一气。
……
偏激论是掷向正义一方的一把刀子,刀尖上涂着毒药,企图置对方于死地,借以提高“理性网站”的点击率,进一步搞乱民心与社会,用心既良苦又恶毒。我们应当把刀子截住,掷回给偏激论的制造者,让其自食其果。
乌有之乡是正义的,而正义是不可战胜的,拥护乌有之乡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2011.10.25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