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干部挨整也同样没有毛主席什么事！　　

——我所经历文革的见证　　

（仅以此文纪念毛主席诞辰116周年）　　

子夜光　　

   转眼之间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33年了！　　

毛主席诞辰116周年的纪念日——2009年的12月26日又将来到。　　

迎接它，使我感到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幸福。这个幸福就集中的体现在我们这一辈人可以从来不为自己的“生存”，甚至“生活”操心，这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正因如此，一般来说大多数人的聪明才智是能够得到应有的发挥的；现在看来，即使是钱学森这样伟大爱国的科学家，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条件，也许就不可能有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作出如今已经作出的对国家和人民杰出的伟大贡献。因此相对来讲，毛泽东时代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人民幸福、人才辈出的时代。而毛主席所作的第二件大事，也就是为了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能够健康的发展下去，直到人类的理想共产主义实现的一天，这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伟大的继承和贡献。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受了委屈的同志，他们怀着要求社会更加美好的愿望，提出了毛泽东时代的种种问题，并且人云亦云地把责任归之于毛泽东个人；但是客观的现实让我们看到的却是：在毛主席离开我们之后，今天的社会和世界，在曾经一浪高过一浪，喋喋不休的反毛、诬毛声中，我们没有毛主席领导的中国，社会的问题不是少了，而是更加多了；而且这种多，不仅仅是“量”的增加，而且是“质”的变化。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阶级的客观存在决定了社会的复杂性，把这些问题归之于一个人的责任，企图通过否定一个人来解决一切问题，这种想法是主观的，它不可能客观、正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它的历史和现实，当然也就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客观存在的任何问题，反而在客观上给予了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通过另一种表现形式，泛滥于社会的绝好机会。　　

为了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认真地总结我们走过的60年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是必要的，这里也必然要包括文革十年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文革是全中国人民广泛参加的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我只能从自己经历的一个极小的范围和角度，来谈谈自己的体会，由于“普遍性”往往寓于“特殊性”之中，因之也许它也必然的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如果我们全中国亲身参加过文革的同志，都能站在人民的立场对之做出自己的总结，就一定会使文革的经验和教训成为我们继续前进的新起点，为了这一目的我就来作一回抛砖引玉的努力吧！　　

数学曾在他的文章中表示：在文革中只有“干部的挨整”和毛主席有关，这也许并不仅仅是数学一个人的观点，在当前的形势下，存在这种观点的人可能不少，但经历过文革的我却感到这是一种误解，我在文革中的经历，恰恰可以说明：文革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和部署来进行的话，是完全可以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取得完全的胜利的。　　

现在的反毛派抹黑毛主席最拿手的“工具”就是把毛主席在晚年一再提醒我们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中的“阶级斗争”即“阶级矛盾”完全等同于“敌我矛盾”，无视毛主席在1956年就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已经非常清楚地根据社会主义社会新的生产关系（消灭了剥削）所形成的新的阶级关系所研究、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而作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大量是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个科学论断。而且明确的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主要是“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这个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使人丝毫也得不出需要“打击一大片”的印象。　　

一，文革初期的情况　　

讲到文革，现在的许多文章和书，对于文革初1966年刘邓领导下的50多天，大都采取回避和忽略的态度。但是事实上，如果回避了这“50多天”，是不可能把文革说清楚的，因为整个文革的历史过程可以说完全和“50天”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文革初我因为肠结核复发，是在病假中。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发表之后，作为群众运动的文革就正式开始了。在6月3日之前的一天我到单位，看到图书馆的不少同志正在酝酿写馆长的大字报，因为平时大家对他的领导方式意见就不少。这件事请示了上级教务处总支，没有得到总支的同意也就作罢了。可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过了二天，总支忽然亲自组织、动员起教务处全系统（包括教务科、图书馆、文印室、印刷厂和安工系教工等等）的同志，大张旗鼓地写起了馆长的大字报，我对总支180度的大转弯有些疑惑。接着院党委在6月3日召开了一个全校大会，后来当时的群众把它叫做“6·3黑会”，因为通过这个大会，在我校师生中打了第一批“反革命”。　　

不久我校的上级单位——物资部就派来了工作组，他们让院长靠边站，在我校效仿北大建立了校文革。校文革的主任是我校主管上级在1965年由劳动部改成物资部之后，从北大哲学系新调来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哲学教员——C某，在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他自称是“聂元梓的亲密战友”，他也是马列党支部的副书记。在文革前由于我爱人也是马列主义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组的教员。而文革前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同志关系非常好，互相之间来往很多，在食堂吃饭，大家也都是围坐在一张桌子上说说笑笑很热闹的，他们还开玩笑说我是他们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媳妇”。C的夫人当时是离我校不远的国棉二厂的厂长，我们也带着孩子到他们家去串过门，当天晚上他们还请我们在厂里看了一场话剧，应当说同志关系还是很好的吧。　　

C当了革委会主任之后，一天他找到我显出很关心我爱人入党问题的样子，因为我爱人当时正在积极争取入党，他就让我按他的要求写一份他的材料交给他们支部。当时我在政治上还是很幼稚的，一点党内斗争经验也没有，出于对党和他这个书记，尤其是文革先锋“聂元梓亲密战友”的信任，也没有多加考虑就按他的要求把我爱人的优缺点，写了一个材料交给了他这个“组织”了。　　

这期间我们教务处也在酝酿成立处文革，人选是由工作组派到处里的两位同志提名的。由于我感到他们不是很了解情况，就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现在想来这张大字报虽是对事不对人，却也无形中涉及到了对个别同志的看法，有不妥当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也上不到“反革命”的纲上去。没想到刚好碰到了“枪口”上，被上纲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把我和与我一起写这张大字报的另一个同志打成了“反党集团”。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在7月18日那天，院革委会主任“聂元梓亲密战友”的C同志和他的一帮人，居然用我爱人捐助马列党支部的10元钱稿费，买了56张牛皮纸，贴出了一份把他们马列主义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和另一位党员以及我爱人三个人打为“三家店”反革命集团的轰动全校的大字报，并把负责领导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副院长作为黑帮与他们联系到一起。他们在主楼大门上方还贴出了把我和爱人的名字都打上了红叉的“一对反革命夫妇”的横幅大标语，而他们揭发我爱人“反革命”的材料，就是用的我按照他的要求按入党标准写的“材料”编造的。我们学校的文革，就这样一开始就在工作组的操纵下搞成了一片白色恐怖。由于马列主义教研室有许多同志写出了他们不同意见的大字报，他们教研室的“反革命”队伍也就不断扩大，到8月初差不多就有一半人被打成了“反革命”。　　

我由于1963年生完孩子后，1964、1965连续两年肠结核复发，到1966年初再次复发时，大夫说我的肠子回盲部已经变狭窄了，容易发生肠梗阻，建议我采取手术切除，于是在1966年的8月2日接到住院部通知住院的电话，当天我就冒着大雨住进了医院，并在8月20日进行了手术。当时大约是为了保护自己吧，特意把矛头下指，天天批斗一线的医生，医生们上班时坚持为病人看病，中午、晚饭后就被戴上高帽子挨批斗；还不时有中学、中专校长等所谓的“黑帮”被打伤送到急诊室抢救、住院。一天听说中学生红卫兵要来医院“破四旧”病人也很紧张，我当时还没有动手术，就到楼下小卖部去帮大家买来一些发卡，把理发员刚给我们理的运动员头，用卡子卡起来。在我动完手术刚刚10天的时候，医院听说红卫兵要来检查病人的出身、成分，于是赶紧让病人填写自己的出身成分。大家当时都很老实，有的填的是婆家贫农，自己家地主成分；有的是自己家贫农，婆家是地主成份；我也填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样医院也就顾不得病人的其他情况，一律让病人出院，再换上一批出身好的病人，以应付红卫兵的检查，我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带着术后的急性肠炎出院了，那天正好是8月30日。　　

记得当时爱人雇了一辆三轮接我回家，走到半路被红卫兵截住，爱人向他们说明了情况，他们只同意我一个人坐车，让我爱人下来另搭无轨电车回家。刚回到家，我当时16岁的妹妹就跑来告诉我，母亲午睡时由于吃了过量的安眠药去世了。　　

我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年轻时就得过肺结核喀过血，1952年生我弟弟时肺结核复发了一直没有好转，形成了空洞，十几年来一直靠雷米封勉强维持着。妈妈是一个政治上进步，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1950年抗美援朝时，我弟弟才十三岁，他要参军去西北野战军，我爸爸不同意，是妈妈瞒着爸爸为弟弟准备行装，支持他参军的。不久我也参军走了，当时我的小妹妹才刚刚半岁，本来我在家是可以帮助她做一些家务事的，但是妈妈一句话也没说，就支持我们抗美援朝走了。反右中我和弟弟多少都受到家里的牵连，不知妈妈有什么想法，我也从来没有和她谈过。　　

由于反右后的一段时期爸爸没有工资，大约只有70多元生活费吧，维持一家五口，经济上是比较紧的。我哥哥就从他的工资中每月拿出40元补贴给家里（其实他自己也有一个5口之家）；1962年我结婚后，就也每月给家里20元，这20元每月都是我回家时给妈妈的。可是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之后，就没有回过家。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除了我结婚那一次，妈妈从来没有空闲到我这里来，可是自从文革以来，妈妈见我没有回家，她老人家6月、7月连着两个月来看我，我这才把那20元钱给她。她问到我们的情况，我都如实地告诉她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到七月份又告诉她，我和爱人两个人都成了“反革命”，我当时居然一点也没有体谅她做母亲的心情。应当说妈妈是了解我的，我这么一个要求上进的孩子，成为“反革命”，妈妈一定会想不通，她更会为我们的前途担忧。后来听说我弟弟和妹妹的中学红卫兵以及大哥的中科院红卫兵都到家里去造过反，而八月份我因为动手术也没有回家，且没有给妈妈打一声招呼，我对妈妈太不关心了，妈妈那年刚刚55岁。妈妈去世，我刚动完手术又得了肠炎大便失禁，也没有办法去见她最后一面。　　

二．从批“反动路线”到“大联合”　　

如果没有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发表，我家和不少家庭的命运会是多么的悲惨啊！随着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公布，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的转抄，工作组的撤走，刘邓路线白色恐怖的余威正在渐渐消散，对于无辜的革命群众来说，苦难即将过去。这时候受迫害的群众为了通过批判工作组和革委会的反动路线为自己“正名”，使自己从被诬蔑的不实之词中解放出来，都纷纷开始联合起来。我因为整个八月份都在医院，也不知道后来教务处系统有多少同志受了迫害，是他们来联合我，我们一共有9个人，是教务处的少数派，成立了两个战斗队。当时贯彻《十六条》，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还是很大的，但是因为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教务处的“批判”在拖延、推托之中，到了10月还是11月也终于搞起来了。而我爱人他们马列主义教研室和政工科联合起来的批“旧文革”——“聂元梓亲密战友”C同志的“反革命扒手”的力量，无论在人员上还是理论上就要雄厚、强大得多了。我当时很希望他们能让我也参加批判和揭发C的卑劣品质的斗争，其实我是他夺权野心最大的受害者，但是他们教研室的同志还在生我的气而不能谅解我，更使我深感这条路线的卑鄙、可恨。现在想来，不管是站在哪一方面的群众都是这条路线的受害者，应当在批判中提高认识，团结起来把本单位的革命搞好；尤其是被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同志，应当有更高的觉悟，但是在“还自己以清白”的急迫心情支配下，当时对其他问题想得就太少了。在这个过程中学校开始出现了一种民主、活跃的气氛，各战斗队也还没有形成相互的对立，记得有一次，从司机班开来了一辆大客车停在学院的大门口，这时有学生喊道：“大家快来，去抓“联动”！于是大家呼拉一下子就都上了车，也不知道是拉到了什么地方，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寄宿学校，我们一个楼一个楼的找，一个人也没有找到，这时天也黑了，我们就坐上车回来了。这期间单位也组织过大家到清华、北大、北师大去看过大字报。　　

我已经记不清什么时候了，大约是在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程的后期吧，我们学校的许多战斗队都联合起来，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东方红》参加了北京社会上的“地派”；另一派《红旗》参加了北京社会上的“天派”。为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两派都共同打倒了我们原来的院长，认为他是我院的最大“走资派”。在号召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三结合的时候，他们又各自结合了支持自己的校级领导，而一些中层干部也跟着参加到了自己想要参加的一派群众组织中去，大约是1967年初吧，我院文革的新格局就这样形成了。　　

在我们学校当时只有三对夫妇是分别参加到互相对立的两派组织去的。其中的一对就是我和我的爱人，这是文革形势发展自然形成的，我们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立场到对方的一派去。当时我想是毛主席解放了我们，我们决不去再搞整人的那一套。因此在《红旗》研究对策的一个会上，讨论到关于打倒对方结合的干部时，我就说还是先放手让群众揭发、批判，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再决定该不该打倒吧，毕竟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啊。其实如果当时两派都不是坚决打倒对方结合的干部，两派之间的关系就可能不会变得越来越对立。但是因为我的爱人是在对立面的《东方红》这派，当时《红旗》的同志就问我：是不是因为我爱人在他们这派，所以我才不同意立即打倒他们三结合的干部呢？我为此感到很无奈。只好退出《红旗》，我当然也不会加入《东方红》，因为当时《东方红》对《红旗》结合的干部，也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打倒的。我感到自己很孤立，可是毛主席解放了我，我总不能在文革中当一个“逍遥派”吧！于是我就只好自己一个人成立了一个战斗队。我用毛主席诗词为自己的战斗队起了一个名字叫《看今朝》，从此我就用着《看今朝》战斗队的署名写大字报。从1967年到1968年军、工宣队进点，大联合之前，我就是根据每一期《红旗》杂志社论的精神，结合学院文革的情况，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在运动中写着我的大字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我在这期间写的大字报底稿，都认真地抄在一个有着漂亮的浅蓝色塑料皮面的本子上，这个本子，在军宣队进点之后，应军宣队的要求上交了，当时我认为是军宣队为了研究我院文革情况的需要，可是这个本子一直就没有还回来。所以我现在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回忆，对当时的情况叙述一个大概了。记得我用《看今朝》名义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根据当期《红旗》杂志的社论的精神，认为党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革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我就按照这篇社论的精神写了《一评党的革命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接着我就写了二评、三评直到九评。在这批大字报写出之后，两派都有干部对我说：“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在这个期间我写的大字报内容回忆起来主要有，用毛泽东思想批判“入党做官论”、“驯服工具论”“读书做官论”“反动血统论”等；批判“派性”和“武斗”，提倡“大联合”。写作内容基本是根据每一期《红旗》杂志社论发表顺序的变化而变化的。　　

使我有所觉悟和感触的是在工宣队和军宣队进点大联合之后，本来这一年多来我远离了两派的广大群众和干部，也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各种活动，按照我的想象，我和他们的距离应当是越来越疏远了吧！可是大联合之后出乎我的意外，两派的干部和群众——我与他们在分派之后的两年中虽然没有一点联系，但他们对我却似乎比过去反而更了解和亲切了许多，相互之间没有了隔阂，我从此之后也再没有挨过整。这是怎么回事呢？想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我在这些日子所作的就是写了这些大字报，而这些大字报恰恰是根据党中央的文革政策和部署写的啊！这不是恰好可以说明文化大革命中其实党中央对于干部的政策和革命的每一个部署，实际上是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发自内心的衷心拥护和肯定的啊！　　

   在1968年军宣队和工宣队进点之后，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一些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审查。这个审查和运动初期把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打成“反革命”是不同的。一是所有的干部和部分群众都已经经过两派群众组织的严格外调，对于他们的历史情况已经清楚。其中个别在闹派性中跳得很高的人，经外调发现历史上确有问题多年隐瞒，进行了清理，认了罪，此人在之后一直表现很好，直到最近去世；二是被审查的人主要在两派武斗中确实有错误和民愤，是被对方群众揭发出来的。总的来看工、军宣队在掌握党的政策方面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工宣队他们是北京铁路局的产业工人，很有政策水平。当然现在看来如果能采取毛主席所提倡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按照十六条的精神让大家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以达到在思想上正确地解决在群众组织中普遍存在的“派性高于阶级性、党性”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求对方，而以自由放任主义对待自己”的思想根源是必要的。在分析错误时还应当分析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譬如十六条中第七条中的这样一段：“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这段话对解除学生中的顾虑，调动群众积极投入运动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学生领袖的犯错误与在一开始，十六条的这段话就被一些人利用，宣传、解释为“小将犯错误没有关系”、“小将可以犯错误”以鼓励学生脱离党的领导，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以致使他们越走离毛泽东思想越远是分不开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按照毛主席的理论，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使每个积极参加文革的干部和群众都通过同志的批评和自己的总结，“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取得自己一定的收获，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真正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思想觉悟和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应该说坏事是可以变成好事的。　　

   由于军、工宣队进点之后，对两派群众组织缺乏辩证科学一分为二的分析，思想上有着不切实际的对群众组织要求过高的想法，把积极因素看得较少。实际上这么多人参加的群众组织，无论如何也作过一些好事、对事吧，如对一些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的认真外调，就为军、工宣队的审干，作了基础性的工作。如果因为他们犯了严重错误而一概的否定，会使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来，这就为以后的全盘否定文革埋下了伏笔。而让一开始就靠边站，没有经过群众运动大风大浪锻炼的干部，原封不动的重新上台，而对积极参加运动犯了错误的干部，不是通过帮助让他们重新站起来，而是一概否定，这样的处理也更为全部否定文革在群众的思想上留下了隐患。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文革中形成的对立两派，应当承认这种情况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只有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才能做到五湖四海团结一致，而做到上下一致就只有通过毛主席创导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才有可能。1956年之后感到党内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它的特点就是突出的以单位的一把手为核心，形成一个忠于他个人的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是他的骨干，其他的人就可能程度不同的变成他的对立面，而文革中形成的两大派就是这种上下关系和同志关系扩大的、公开的集中表现。从文革看当时的干群之间并没有实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主要是放弃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干部和群众在自己的思想角度上都会增加自己的局限，干部由于不了解群众而怕群众、歧视群众；群众因不了解干部也容易看到干部更多的缺点和问题而对优点看得较少。而正确解决这些问题，认真贯彻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就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由于当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人与人之间在经济上是完全平等的，因此通过文化革命，进行认真的“斗私批修”自我教育，达到政治上完全的人人平等应该是可以做到的。然而也正是由于客观实际上阶级斗争的空前尖锐和复杂而并未能得到真正的解决，这当然也与我们当时思想上的局限是分不开的。　　

而文革给我们另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是使我们认识到：在形式上对毛主席崇拜到登峰造极的荒谬程度，正是一些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需要，而在实践中真正想要贯彻毛泽东思想，仍然可以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我们只有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才能不上林彪这类政治骗子的当。　　

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过）其中的第七条是这样的：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对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组织反击，甚至提出所谓反对本单位或工作组领导人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他们这样做，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决不允许这样做。
　　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要谨防扒手，及时揭穿他们耍弄的这套把戏。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1966年8月5日　，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