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的魔鬼

——文化的平庸　　

                                                    　2011-10-21　

在文化研究中，人们看到，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打造物质享乐的大众文化是资产阶级民主打出的有一张“好牌”，可以增加市场卖点，增加毒品效应，也使得人们更倾向于经济、物欲的利益，遮蔽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控制、统治与意识形态。

道格拉斯·凯尔纳在《错失的联合——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一文很有意义：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所强调的东西，是在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模式中将经验与现象结合起来。这种对能动的受众、抵抗性的阅读、对抗性的文本、理想化的因素等的强调，描画了这样一个时代：在这里，个体被训练为更具能动性的传媒消费者；与一种新的全球跨国资本及其广阔多样的产品、服务、消费选择相应，这里为人们提供了对文化原料的更广泛的选择。在这一王国中，差异被出售。其中，后现代理论给予一定价值的差异、多样性以及异质性，反映了差异与多样性在新的社会秩序中的繁衍，而这一社会秩序的特点是不断增殖的消费欲望与需求。

越来越多的现象学、解释学、后现代研究，将人们的视线转到塑造消费主义者的样式，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本质分析。道格拉斯·凯尔纳也注意到了。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市场是什么？

市场在自由主义看来是合理的。但，这种黑格尔的“合理”却具有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控制的私有制分割性质，使得一切行为在市场撕扯中变为利益碎片的荒漠化。

市场就是私有制下，人们之间在现有的或创造出技术条件下的掠夺。于是，被那些精英强盗揭下几层皮后的实际使用价值具有可怜的低质，造成资本主义国家的荒漠化。

资本主义的自由使得豪华的物质文明到处表现出刺眼的冷光。在发展中国家特别突出的不充分自由条件下的专制、垄断、强权，人们到手的商品是被搜刮几重利润后的东西，都具有承载虚假、欺诈的性质；也就是说，商品已成为阶级压迫过程的载体，人们生活在利润最大化而形成的被压榨中。两极分化形成阶级，或毒化的文化形态：交互欺诈、虚无与颓废。

这是需要超越、祛除的社会形态。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是必须的，也是能够通过批判而达到的。这种批判需要理论和武器的两方面已达成世界全面的进步。

政治经济学还提醒人们注意，文化是在统治与臣属的关系中被生产的，因而复制或抵抗着现存的权力结构。这种视角还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标准，依据它，批评家可以抨击文化文本中复制了阶级、种族、性别以及其它统治性等级形式的那些方面，同时积极评价那些抵抗与推翻现存统治的方面，或者描绘针对它们的反抗与斗争的形式。

这正是需要中国改革派或者左派了解的地方，一切以市场利益为指针的商业化行为都是需要预防政治荒漠化的，也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要用市场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的实质表现。将一切朴实、善良、劳动的人们降为无产阶级就是资本主义要义。

资本主义体制更为荒谬的是创造出“现代性”困境却不给人出路，使人变为生物性的垃圾。中国的一线新文艺也照搬西方揭示荒谬、野蛮而回避出路的一个套路，使得现象学盛行，革命无用，以成为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性感性爱教育的传媒专家，催生糜烂生活的大环境。

中国的红歌文化也表现为表面、无用的歌舞升平的方式。这主要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的式微，资产阶级形成强大的文化力量决定的。既然唯有物质享受至上，哪还有什么革命的本质，即便有人有革命，也被边缘化为“可怜虫”的多余人。冷戏剧是也。这是需要政治家关注的。

整个中国有真正的政治家吗？超越资本主义才能具有引领人类进步的政治视野。

沉浸在资本主义体制中将唯生产力论进行到底的人，根本不可能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政治领袖。文化批判同样需要回归马克思理论实践的政治高度。

超越平庸，必须使人具有挺立世界的精神、政治人格：马克思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