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

20世纪美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

王加丰

　　2003年3月17日，美国研究黑人史的著名史学家赫伯特•阿普特克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去世，美国许多报纸都报道了他去世的消息，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该年3月20日的《纽约时报》称他为“多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说他闻名于世的原因不仅在于他“关于黑人历史的著作和直言不讳地捍卫民权，还在于他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左派的主要代言人，是最早谴责美国军事卷入越南的第一批学者之一”。

　　阿普特克于1915年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个富有的俄国犹太人移民家庭。他终生未得到大学的终身教职，但先后出版了八十多本书， 包括相当一部分宣传、普及性的小册子，其对象是普通黑人群众。在前半生，他在众人的白眼和歧视中，在当局的高压下坚持自己的事业; 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的努力渐渐得到美国主流史学界的承认，但他依然为此而不懈地努力着;晚年因各种原因脱离共产党后，其激进的立场从未改变，直到去世。阿普特克的一生，把历史学术活动、政治活动和强烈的党派倾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历史思想和学术观点，本文拟对此进行介绍和探讨。

　　一、学术追求与史学成果

　　阿普特克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最感兴趣的是地理学，得的是理学学士学位。但他也喜欢历史，攻读硕士学位时，他转攻历史学，并把研究1831年黑人纳特•特纳领导的起义作为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无人能指导这样的论文，但还是同意他的选题。按阿普特克自己的说法是：关于该选题他的指导老师什么也不知道但也不干预他如何写。1937年，他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并在当时刚创刊不久的《科学与社会》上分两期发表了关于奴隶起义的长文章。

　　是什么原因促使阿普特克从地理学转到历史学，并把研究黑人史，特别是研究黑人斗争史作为他终生的追求 他晚年时把这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归之于两件事：一件是他们家雇佣的一个黑人保姆对他孩提时的思想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使他对黑人的命运产生了兴趣;另一件是在约1932年时他随父亲到南方旅行，那里的种族隔离政策及黑人生活的赤贫和无助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使他决心为黑人做点事情。

　　在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阿普特克发现，纳特•特纳起义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在整个美国奴隶制历史上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所以他就把全面反映美国黑奴斗争的历史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目标。在这中间的1939年春天，为了配合美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他写出了《美国黑奴的起义（1526—1860） 》。在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他写道，“一种至今还流行在我们的电影、小说和教科书里的关于旧日美国南部生活的完全错误的看法，正是奴隶主们自己臆造出来的。”接着，他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各种奴隶反抗的事实及其不可避免性。最后他指出，奴隶们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奴隶们甚至认为上帝也是支持他们的，因为“上帝谴责压迫者，赞美低微的人”。

　　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他的博士论文的大纲或简写本。1943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这一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黑奴的起义》。他在该书第一章的开头说，在关于纳特•特纳的研究中，他发现黑奴起义不是一个孤立的、独一无二的现象 “对该整个题材进行某种透彻的研究，可能会揭开迄今为止被忽视的关于美国历史上黑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及奴隶制的功能”。《美国黑奴的起义》一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全书共408页） ，用大量第一手资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美国历史上黑人奴隶的斗争经历，是一本填补空白之作。当然，关于这本书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在大半个世纪后，我们在美国历史学家网站上看到了关于它的相当中肯的评价：“虽然后来有一些批评家认为阿普特克夸大了美国奴隶的各种暴动和共谋的意义，但他早期的学术著作及他的黑人朋友如杜波依斯、伍德森等人的著作，为随后美国历史学更多地强调非（洲）裔美国人的作用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此后，阿普特克撰写和编辑的众多著作，大都致力于恢复美国历史上奴隶的真实面貌。

　　在《美国黑奴的起义》出版前后，他出版的有关著作或小册子还有：《内战中的黑人》（1938年）、《美国革命中的黑人》（1940年）、《废奴运动中的黑人》（ 1941年） 、《美国的黑人——对冈纳•迈尔达尔的〈美国的困境〉的批判》（1946 年）、《为了自由： 美国黑人史研究》（1948年）、《奴隶制时期南方的劳工运动》（ 1954 年）、《黑人史： 它对我们时代的教训》（1956年）等，其中一些是小册子。冷战结束前后，他继续撰写这方面的著作，如《废奴主义：一场革命运动》（1989年）、《美国历史上最初两百年的反对种族歧视》（1992年）。从书名中可以看出，他晚年著作的侧重点已渐渐从黑人斗争转到废奴运动、反对种族歧视的方面来。

　　当然，《美国黑奴的起义》出版后，他在这方面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当属他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编成的多卷本《美国黑人文献史》。该书第一卷出版于1951年， 1994年出版了最后一卷第七卷。关于编写这部文献集的动机，阿普特克自己有过解释，大意是历史应该从下往上看，通过这些来自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材料，我们可以对历史达到一种辩证的理解。从下往上看，不意味着片面化。他在第一卷的导论中说道：“这是一些非常伟大的人和非常卑微的人说的话，这些是群众说的话”;这些话能表明他们是如何感受的，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希望的是什么。 这部用文献来表现的美国黑人史，完全用第一手历史资料来说明美国历史上黑人生活的真正面貌。从这部文献的出版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普特克已不满足于只展现黑奴反抗斗争的一面，而是想全面展示黑奴、黑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白人的关系。美国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为第一卷写了序言，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以文献的形式把美国黑人史科学地展现出来，是实现了一个“梦想”。该书第一卷出版时虽然未受到主流历史学家的注意，但却受到了来自黑人的意想不到的欢迎。黑人团体和黑人新闻界立即为此书喝彩，说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阿普特克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黑人史的研究和宣传，作为一个白人，他为什么会始终不渝地坚持这样做 除了我们上面讲的原因，还出于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达到的以下认识。

　　1.研究美国黑人史，证明黑人与白人有同样的品质和同样的追求，这是反对种族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

　　2.展示美国历史上真正的黑奴或黑人的形象，是美国人理解自己的过去的重要一环否则就会被错误的历史观所支配，从而影响民族的未来。他在1948年出版的研究黑人史的论文集《为了自由：美国黑人史研究》的“作者前言”中说道：“必须理解黑人的历史，不仅因为这是大约1500万美国公民的历史，也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就不能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人的生活。”

　　3.研究黑人史给人以勇气和希望。他说道：“那些研究和理解黑人史的人将会以无比的自信面对未来。因为这方面的历史证明：让那些劫掠者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吧，人类的种种渴望和斗争将永远存在。”

　　这样的认识在当时的美国确实可称为高瞻远瞩、不同凡响。

　　二、政治信仰与政治生涯

　　阿普特克并不是一个纯粹坐在书房里的学者，要不他的人生经历及人们对他的评价可能会简单得多。他的大量时间还花在政治活动上，他一生写下的大量文字中，有不少是政论性著作，这类著作也有一些是多次印刷的，如1967年出版的《民主、自由和革命的本质》到1986年已第5次印刷。

　　1939年春天和夏天，富于组织经验的共产党员路易斯•伯纳姆（Louis Burnham）邀请阿普特克到南方去为共产党领导的烟草工人国际联盟征募职业工作人员，并做一些相关的宣传工作。他们带着几百册阿普特克写的《内战中的黑人》和《美国黑奴的起义（ 1526—》来到南方，去过许多地方，还参观种植烟草的田野并与工人们谈话。在沿路的城市和小城镇里，伯纳姆安排阿普特克向群众演讲，从他口中，黑人学生和工人第一次听到了那么多关于黑人反抗奴隶制的故事。最后，他们把几百本小册子都卖出去了。深秋，回到纽约后，阿普特克来到共产党总部，说服党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者》的主编V.J.杰尔姆发表他的一篇文章，并提出了入党的要求。杰尔姆当时是美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的负责人，在听到他入党的要求时很惊讶，因为以为他早是党员了，就说你只要交50美分就行。他交了50美分，成了美国共产党党员。

　　1942年2月，阿普特克应征入伍，在欧洲战场作过战，官至少校军衔。战争结束后他满怀希望想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谋取教职，但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此时已任美国历史家协会年度主席的威廉•L1韦斯特曼却这样告诉他：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的主要大学，决不会雇佣一个共产党员。他在沮丧之余却于该年4月获得了古根海姆研究基金的资助，这使他有可能多次到南方各地档案馆搜集材料，并利用自己多年来收集的文献，编纂了《美国黑人文献史》第一卷。

　　阿普特克从未在党内担任过什么职务，但他对美国共产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二战后美国国内出现的反苏、反共浪潮中，“阿普特克显得好像是党的公开代言人”。在第一次《史密斯法》审判期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福斯特决定让阿普特克担任党的发言人，就马克思主义诸问题，特别是就暴力的主张向公众进行说明，这种说明对那些受到起诉的共产党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一过程中，他成了福斯特的好朋友。后来他说道：“我总是赞成福斯特。”显然，福斯特也对他刮目相看，所以在杰尔姆被判入狱后，阿普特克就担任了党的理论杂志《政治事务》（Political Affairs）的主编（1953—1963年）。该杂志虽然读者不多，但他力图通过杂志“建立起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将为在美国建立社会主义而创造各种历史条件，他感到这是在他的有生之年肯定要明显起来的事情”。

　　在经受麦卡锡主义的折磨后， 1956年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给美国共产党带来了更大的打击。阿普特克是在该年4月一次党的会议上听到这个报告的，但此前他就听到过关于苏联的“暴政”问题，讲这种话的一些人是他认为客观公正的人，由此他感到有些惶惑，在一些讲座中他甚至无法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问题。他的态度是希望用事实来说话。早在1954年，他就向党的领导写信，敦促他们展开系统的、有组织的研究，把关于苏联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1956年6月，他再次写信提出这一要求。这年年底他发表在《政治事务》上的文章强调美国共产党的实践和政策都必须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解散我们已有的组织，而是改善和加强这些组织”。这时，许多党员迅速离开了党。1956年美共有20000名党员，到1958年夏天只剩下了3000人。他的许多旧日朋友都对福斯特持批判态度，但他没有跟风。在1956年的一次扩大的党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阿普特克呼吁不要弄脏自己的巢。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主张当前党内讨论必须坚持互相尊重，并强调说：“必须牢牢记住，当前这种充满感情的争论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平等、自由、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一过程中，还发生了苏联出兵匈牙利的事件。一些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福斯特采取了完全支持的态度。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意见分歧使党无法对此事件作出统一的反应，阿普特克感到党必须采取鲜明的立场——支持或反对。他很快写出了一本书《关于匈牙利的真相》，并作为个人观点于1957年夏天出版。书中他宣布：苏联侵入匈牙利是必要的，因为起义是一场预谋的反革命。这一观点他至死未变。就在他去世前两个月他仍然说他的这一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

　　阿普特克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苏联走向公开性的一个标志，并认为对世界来说垄断资本主义比扭曲的、受伤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更危险。这时，阿普特克面临许多困难，学术上不为主流学术界所承认，无法在大学里谋取职位，在党内他与当时的美共主席格斯•霍尔（Gus Hall）的关系也很紧张。整个20世纪60和70年代，霍尔都企图控制阿普特克于1964年在纽约独立创办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该研究所靠接受捐赠来维持，有非党的学者参加。同一时期，阿普特克还反对霍尔的以下政策：传统的和压抑性的性政策，敌视同性恋、女性主义、黑人青年运动等。这种紧张关系无疑也增加了阿普特克工作的困难。到70 年代中，冲突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加上其他一些原因，特别是年他以共产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参议院竞选时在家门口受到意外的暴力袭击，阿普特克搬到了加利福尼亚，暂时离开冲突地区，以便减少压力。

　　阿普特克也是美国最早反对越战的学者之一。1965年圣诞节，他就曾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河内，代表团成员中有当时的学生领袖。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这一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称他为“美国最危险的共产主义者”。

　　1991年，阿普特克退出美国共产党（此前他的妻子和惟一的女儿已经退出共产党），但此后他并未从激进的立场后退过，仍然是民主和社会主义通讯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在1992年通讯委员会全国大会上，他作了最后一次重要的公开演说：号召左派实现最广泛的联合，反对布什政府的政策。2002年他拒绝了共产党领导人呼吁他重新加入共产党的要求，认为把左派分裂成各个独立的规模相对小的组织会使工作变得无效。

　　他的退党与苏联的崩溃有关，但特别是与当时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相左有关，也与他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有关，他认为当时的美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共产党。去世前几年，他对人说他在思考“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这时他承认犯过错误，承认他和其他人犯过“悲剧性的错误”。当同采访者说起这一点来时，他非常动感情。 我认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不要过分看重他与美共的关系问题，而是应该着重看他一生的工作，包括他退党后的工作。
三、美国人对阿普特克史学著作的评价

　　一般说来，评价一个史学家的著作是史学界的事情，但对阿普特克来说，只看到这一点还不足以全面认识他的历史著作的价值，所以这里的小标题用了“美国人的评价”的提法目的是说明不同阶层和不同政治立场的美国人对他的历史著作有不同的认识，特别是，对他的著作，美国黑人的接受程度与美国史学界主流的评价有很大的反差。

　　《美国黑奴的起义（1526 - 1860） 》在1943年出版后，很长时间内未得到美国主流史学界的认可。但在黑人中，在激进派的人士中却很有市场，从其一再出版便可得到说明（此后两年两次重印， 1963年黑奴解放100周年时第四次印刷。1993年该书出版50周年时再次重印） 。到20世纪50年代，也只有个别主流的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它的价值。

　　世纪60年代以后，阿普特克的学术成就终于渐渐为史学界承认，但主流史学界对他的肯定始终是有条件的。埃里克•方纳认为，阿普特克得到美国史学界承认可以追溯到年或1966年在纽约召开的社会主义学者大会。会上，当时美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家之一的C.范恩•伍德沃德（Woodward）与阿普特克出现在一个专门小组上，这是美国史学界开始承认阿普特克在史学领域的成就的一个“声明”。 阿普特克正式成为一个大学历史老师是在1969年，录用他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瓦（B ryn Mawr）学院（此前他已经在一所学院中兼职授课） 。这座学院大约共有25名黑人学生，其他的全是白人。在这些黑人学生的强烈要求下，校方才决定雇佣他。阿普特克进入耶鲁大学任教充满戏剧性。大约在1974年，他在纽黑文一个社区中心讲课时，一个听课的年青黑人妇女，可能是耶鲁大学的一个学生，问他是否喜欢到耶鲁大学任教，他作了肯定的回答。次年阿普特克接到一封邀请信，要他到耶鲁参加一个由约12名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委员会的考评。阿普特克提出他准备试讲关于杜波依斯的课，该委员会同意了，不过其中有两位教师甚至还未听说过杜波依斯的名字。但当阿普特克在准备教学计划和大纲时，他接到了耶鲁大学一个教授的电话，说邀请他的计划被取消了。只是在经过一场相当艰苦的斗争后，阿普特克才开始进入耶鲁大学任教，而且校方给他的教室是约建于1780年左右的校园尽头的一幢房子的顶楼。班级只限于15名学生，但通常来听他讲授杜波依斯的有50—60人。

　　到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主流史学界对他的承认仍很有限。当代美国黑人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罗宾•D.G.凯利讲到，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博士学位资格考试时，其中有一道题目是就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写一篇扎实的、批判性的文章。由于他读过不少阿普特克的书，就问系里的一位学监可不可以写阿普特克，该学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按凯利的说法，真正的变化出现在1986年。这一年历史学家加里•奥基希洛（Gary Okihiro）编辑了为阿普特克祝贺的第一本论文集：《非洲、加勒比和非裔美国人反抗史研究》。接着是赫伯特•夏皮罗（Herbert Shap iro）编辑了《非裔美国人史和激进派历史学》，文章作者既有学者，也有激进主义者。这些文章全面评价了阿普特克的贡献，认为他是：特别关注非裔美国人历史的历史学家、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者、对现实持批评态度的老师和演说家;为影响美国的政策作出过种种努力，为反对学术界各种形式的压制和边缘化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到20世纪末，阿普特克在美国已被广泛地承认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学家”。1986年美国研究黑人史的著名历史家吉诺维斯说道：“当历史学家们讨论美国奴隶反抗的题材时有关文献很自然地分成‘此前’和‘此后’两个范畴。所有后来关于该题材的著作，无论他们在各种细节上对阿普特克的书持何种批判态度，都必须以其为基础。”20世纪70、80和年代进入非裔美国人研究领域的年青人，无不受到过他的著作的影响。但右派仍未停止对他的攻击。比如，悉尼•胡克就说阿普特克的共产主义信仰会使他放弃理智的诚实。对此，埃里克•方纳反驳道：“我绝对蔑视胡克的观点”，没有人能证明共产党员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

　　另一方面，美国史学界年青的新左派史学家，主要是那些受阿普特克的影响而进入黑人史研究领域的史学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尊崇阿普特克，而是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特别是都不太愿意引用他的著作。他们看轻他的著作不是为了政治原因，而是完全出于其他原因。这些新左派认为：与老左派相比，他们是一个新的派别。这使得阿普特克的著作在他们中也出现边缘化的现象。埃里克•方纳讲到这一点时是这样解释的：“那些正在做新劳工史和新社会史的人感到，他们正在写的每一件事都是从头开始的，他们不倾向于承认他们的祖宗。我的叔叔菲利普•方纳是旧劳工史研究的一个代表，他也深受这种态度的伤害，因为新劳工史否认旧劳工史，即使那些以旧劳工史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新劳工史的史学家也是这样 因为这年青的一代想再不说‘喔，我们正在追随老一代人的脚步’的情况下，建立起他们自己的信誉。”

　　埃里克•方纳是一位能够比较全面评价阿普特克的学者，罗宾•D.G.凯利也算一个。凯利认为：阿普特克“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更多地倾向于批判坏的学术，然后才是批判坏的政治。对他来说，因作为一个谨慎的、有想象力的学者而赢得人们的尊敬，比他有多少次因为政治激进主义而在受到邪恶的攻击中逃生要远远重要得多”。但只看到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还不能真正认识阿普特克一生的追求。所以凯利接着说道：“不管一个人可能如何看待他的工作，他总是对现状提出挑战。他有意识地做出那些曾损害他在历史专业中的地位的终生决定，正是因为对他来说出名决不是他的目的。推翻种族歧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始终是最重要的事情，如他曾一次又一次说过的，展示一种诚实的历史叙述对理解我们所受到的压迫的根源和本质及如何消灭它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这一意义上讲，阿普特克是一个“黑人的历史学家”。把阿普特克看成英雄的不是学术界，而是黑人群众。“实际上你在任何黑人社区的书店里，从奥克兰的马库斯书店（Marcus Books）到底特律的黑圣母（B lackMadonna）书店的神龛上，都能发现他的著作。‘这位博士’，人们这样亲切地称呼他，已经直接影响了无数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这个国家各个激进的学习研究会的成员，不管是校园里还是校园外的，都读过他的书。他鼓舞了许多年青的有色人种学者包括我自己）去从事历史研究 所以，至少在那些与历史专业的联系至多也是非常有限的黑人群众中，阿普特克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是稳固的。我想，历史学家和激进主义者曼宁•马拉布尔说得很好：‘我认为白人学术界所失去的也就是黑人社区所得到的’。”

　　可见，阿普特克不是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学家的身份与战士的身份是分不开的，这两种身份结合的紧密程度，是他一生中未能在美国的大学里谋得一个终身教职的基本原因，这也正是他异于一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地方。我想，从人生抉择上来讲，在当代做一个待在高校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可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走到阿普特克这一步，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个人付出的代价非常大。

　　四、阿普特克史学著作中的政治性与学术性

　　阿普特克的学者和战士双重身份的特殊结合，使他的学术成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备受争议。阿普特克一生中总是强调历史研究要强烈地为现实斗争服务，服务于现实是他的历史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他可以不要大学教授的头衔。这样的历史学家，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也很少。在政治斗争中持激进立场的同时，有可能在历史研究中持客观、科学的态度吗 这里有没有矛盾，是不是总能找到一个结合点阿普特克本人从来都认为找到这种结合点并不难。他加入共产党时正是在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在他晚年，当有人问及这两者的关系时，他说：“这一点也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他在谈及杜波依斯时还这样阐述党派性与最终真理的关系：“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杜波依斯，正是强烈的党派性，站在被剥削者因而站在正义一边，才有可能掌握真理。

　　至少，党派性就是通向那种使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理的积累知识的大道，当然，最终真理是无法达到的。”阿普特克强调：客观性完全是一个神话，但又坚持认为历史科学是存在的，所以需要认真对待的是历史科学与党派性的联系。他的理解是：“坦白地说，我不能理解那种意指态度超然的、非党派性的客观性。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里当你面对像奴隶制或黑人或穷困之类的可怕的事件时，你怎能保持无党派性 你所说的客观性是什么，是远离吗 这意味着做一个右派。我不理解一个对历史，对劳动及对过去的各种斗争有某种了解的人怎么可能会站在右派一边，但他们这样做了。我真的不理解这种事。”

　　阿普特克深知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困难性与长期性，但仍坚持不懈、勇往直前，表现了他不屈的斗争精神。虽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主流的历史学家大体上已经承认了他在学科内的地位，但在该世纪末当被问及如何评价当时美国大学的历史系时，他回答说他在1972年时的批判仍未过时：高等教育本质上是建立在阶级和种族的基础上的。他还说：“由于缺乏一次革命，这种情况将不会发生变化，但我们可以从里面进行斗争 但我们不要有任何幻想。我们不会真正赢得胜利，因为我们正生活在由资产阶级控制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对这个社会来说历史学是很重要的。历史教学在意识形态上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用最简单的英语来说，统治阶级不会打算把它放弃，因此你要拼命战斗，不要有任何幻想。”他强调历史学的战斗作用，不是要降低它的学术性，而是要通过学术水平来扩大影响不过从战斗性出发，在选择研究题材时不能漫无目标，而是要根据斗争需要出发。当问及想对下一代的激进派历史学家讲点什么时，他说道：“最重要的是，你必须尽你的能力在历史研究中做出最好的成绩。这是首先需要做到的事情。我总是强调不能把激进主义作为劣质的历史著作的借口。相反，激进主义使最小心翼翼的历史著作成为义不容辞的任务。

　　其次，它也使写出最有意义的历史著作成为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说，你不要把时间花在讨论乔治•华盛顿是否有假牙上，但你可以考察乔治•华盛顿对奴隶制和对他的奴隶的态度上。你可以用欣赏的态度写关于《独立宣言》的文章，同时注意到它种种内在的局限及注意到这一事实：其主要作者是一个奴隶主，一个恶劣的奴隶主，即一个凶狠地惩罚反对他的他自己的奴隶的奴隶主。华盛顿就是这样做的，华盛顿把他们卖掉，换回一袋西红柿或一些该死的东西。这两方面的各个侧面都必须写出来：忠诚和残忍。两个方面都要：忠诚和残忍，没有假象的东西。这可能要你付出所谓的终生的劳动，并且一定要达到这样的地步，这是生活的唯一道路。”

　　这种把政治斗争看得高于一切，绝对坚持学术要为政治斗争直接服务，但同时也十分强调提高学术性的做法，正是美国史学界对阿普特克的承认始终是有条件的原因。我觉得要评价阿普特克历史著作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历史著作的客观性问题。实际上，影响历史著作客观性的至少有以下因素。

　　1.民族和文化的差异。不同民族、国家或不同文化对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涉及两国关系的问题上，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里无需多加证明。那种各打50大板的做法，有时行得通，但往往行不通，因为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2.阶级的、阶层的还有种族的差异，导致对同一事实出现不同的理解。二战后，这方面的差异虽有缩小的趋势，但仍然非常明显。种族的差异既具有民族、国家差异的特点，又有阶级或阶层差异的特点。二战后，美国主流史学界在种族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说种族之间的对立消失了。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在对华盛顿的问题上，阿普特克与右派就不可能达成一致。右派看到的是华盛顿的那些伟大的方面（我们也是这样） ，但他更关注的是华盛顿对待奴隶的态度。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这当中某一方面是不重要的，因而是无需加以强调的，但强调任何方面都会让人感到某种片面性。由于阿普特克处于弱势地位，所以很多人觉得他不够全面，而那些只强调华盛顿伟大的人则很少有人觉得他们自己也有不全面的地方，包括我们也是这样，这真是值得我们反省的事情。中国人喜欢为贤者讳，有时还搬出“主流与非主流”的理由，美国人似乎也是这样。强调主流与非主流当然是对的，但强调主流时隐去非主流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为贤者讳了，实际上是歪曲。

　　3.社会思潮或时代思潮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时代认为很客观的东西，若干年后由于人们兴奋点的变化或客观形势的变化会被看成是不太全面或有很大片面性的东西。

　　最典型的就是阿普特克本人的遭遇。20世纪上半叶和后半叶美国史学界对他的美国黑人史、黑人反抗史的研究成果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时代思潮虽往往有其流行的原因，有其有价值的一面，即有其满足社会某种需要的一面;但它肯定会有自己的片面性，它用自己的片面性来评价与它不合流的思潮肯定也是片面的。

　　社会思潮造成的片面性，尚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解放以来我们的历史学强调阶级斗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知道那种做法存在片面性，但现在我们是否也有片面性 比如我们的历史著作中，劳资冲突的内容少了，这难道不是新的片面性吗 西方国家的劳资双方经过几百年的冲突，才形成了现在这种比较和谐的谈判机制，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吗 难道这一点对中国没有用吗 再讲西方20世纪的新史学，年鉴学派一度那么强调数字和计量，后来不是也部分放弃了吗 可见，在历史学中，新的变化总是与一定的片面性相联系。西方的历史学有其科学性，我们承认19世纪的兰克史学和20世纪的新史学都体现了对科学性的追求;但这并不是说，这些史学都完全是客观的、科学的。兰克史学的片面性今天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不是唯一的基础;而新史学一度过度追求的计量化和数字化，看来也未必是科学的。从这种观点来评价阿普特克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某种片面性是与右派的片面性分不开的。下面一个例子，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世纪美国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与莫里森合著《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的亨利•斯蒂尔•康马杰于1972年出版了《理性帝国：欧洲是如何想象启蒙运动而美国如何使之实现》一书。阿普特克写的评论尖锐地批评该书存在的一种片面性：“通观全书，康马杰总是为美国的情况而欢呼，然后，通常是附带性地提及奴隶制，把它作为‘例外’。但奴隶制在美国不是一种‘例外’;这是康马杰的书所讨论的早期美国（内战前）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情感生活和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方面。”接着他举出一系列关于当时美国黑人、印第安人还有妇女人口的数字，说明这时期未能参与政治生活的有占美国人口一半的妇女，占1 /5人口的奴隶，占1 /5人口的印第安人，占1 /5人口的契约佣工（ indentured servant） ，还有占人口的穷人也是处在政治生活之外的。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必须实际地、批判地、辩证地考察这个共和国;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不可能确定关于美国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此外，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分析，关于美国曾有过的这种形式的发展变化的根源，即从世界上反殖民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鼓舞者，到成为殖民制度遗留的精神堡垒和从智利的皮诺切特到南非的韦厄斯特（Voerster）的反革命统治的主要支持者，也得不到解释。从一开始，共和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就遍布着种种伤痕：奴隶制、男性至上、种族歧视、扩张主义、种族灭绝的倾向和实践。反对这些残暴的特征曾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从不缺乏的、崇高的特点，并构成了其遗产中的基本要素，那些捍卫我们历史中最好的传统的人珍惜它，并努力使它在20世纪结出果实而奋斗，这种成果就是社会主义。”

　　这是阿普特克的学术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典型风格。对于他的上述书评，主流的美国史学界大概不太服气，他们一定会搬出诸如历史的主要方面、非主要方面的理论。有人会说他讲的东西根本不重要，不影响对康马杰著作的整体评价等。但难道阿普特克不应该这样说出他想说的话吗 实际上，阿普特克指出康马杰的不足之处时并不否定康马杰所着重论述的那些方面，但他的着重点必须放在康马杰著作的缺陷上。他如果不说，就可能没有人说这些话了，而他这样做又必然要造成“片面”的感觉。在这里，“片面”是必不可免的关键是他所强调的东西有没有道理。阿普特克一生所研究的题材总是他认为现实斗争中最需要的东西，都是为了纠正主流历史学家所不注意的方面，所以他一生的著作都可能让那些主流历史学家留下“片面”的看法，我们必须对这种“片面”有自己的认识，不能跟在那些主流历史学家的后头跑。我们应该注意：阿普特克的“片面”与主流历史学家自身具有的但他们自己未曾注意到的“片面”紧密相关。当然，阿普特克的“片面”性，与他的战士身份分不开;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左派学者，那么他可能会更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会花更多的篇幅来肯定“主流”的方面等。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西方主流的历史学家在判断历史是非问题时，有时是从道德判断出发，有时是从价值判断出发。比如，涉及第三世界的人权等问题时，他们往往从道德判断出发，而涉及评价华盛顿这类伟人时，更多地是从价值判断出发，而极少顾及其对待奴隶的态度之类的“小”问题。对此，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看法。

　　所有的片面性可能都会带有某种客观性的东西，而各种片面性所带有的客观性是不一样的。这里有一个总的标准问题，或者说有一个立场问题。本文不想就此事展开讨论，而只想指出：处在像阿普特克那样的处境中，即20世纪中期美国的那种处境中，你想说出主流的历史学家不愿说或不屑说的东西，你该怎么办 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像阿普特克那样，让人们来注意这个空白点的重要性，舍此大概没有其他办法。所以，当一种片面性造成另一种片面性，而且当其中某种片面性占有话语霸权，看起来似乎很客观的时候，我们不要简单地认为另一种片面性似乎真的完全是片面的。

2003-03-17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