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博书院摘抄（三）

社科院路爱国研究员的《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文章从多个角度所进行的论述指出，我们用了三十年的努力，结果却是中国越来越接近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除了所有国家都具备的GDP连续增长外，基本上乏善可陈。腐败、污染、崇洋媚外和三座大山重新压在人民头上不说，连扫盲工作、脱贫工作都以失败告终。无论美国、日本和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般“开放”，开放到没有一丝廉耻的地步！跟三十年前相比，我们离世界强国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文章可能过于强调了问题的严峻，三十年来的巨大成就也应该肯定，但警钟不敲得响一点，灾难就会来得更可怕。

其实在孔和尚看来，西方人倒是越来越重视东方文化的价值了，把自己家里的好东西说得一钱不值的，倒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败家子们。

我在十多年前研究赵树理的时候就指出，赵树理的一个伟大发现，就是革命政权经常被“坏人”控制和篡夺，这是对鲁迅“阿Q革命”论的一个深化。坏人控制了“正确”的理论和制度后，伪装得比谁都“左”，以革命的名义镇压和迫害真正的革命者，这是革命最大的危害，也是一部革命史至今未能深入思考和妥善解决的问题。

翻读《咬文嚼字》09年4期，这一期的文章很不错。姚安隆《千万别折腾汉字》，写得入情入理。很多主张恢复繁体字者认为台湾还用繁体字，所以就“代表中华正统文化”，所以大陆也应该恢复繁体，其实他们不懂，台湾民众也向往简化字，很多人写“台湾”而不写“臺灣”。大陆人迎合人家，信封上故意写着“臺灣”，反而遭人家笑话。文字由繁入简，是文明的普遍规律，大多数简化字是合乎文字发展方向，并兼具有书写美感的。而很多繁体字却是丑陋臃肿，不合字理，早在千百年前就遭到人民的厌烦和唾弃。大规模的简化字运动始于中华民国时代，国民党政权若不是被打到台湾去，也同样会通过简化字方案，这是一件文化事业，而不是单纯的政治措施。少数简化得不好的简化字，可以局部调整，正如少数仍然没有简化的繁体字，今后还可能在实际使用中被人民自动简化。那些主张恢复繁体字者，没有一个是研究文字的，也没有一个是汉字使用水平很高、文章让人佩服的，孔和尚不客气地说一句，那些人不是大意粗心，跟着起哄凑热闹，就是别有用心，准备台湾政权跟着美国打回来之后邀功请赏的

戎宏宽《1958年哪来的红卫兵》写得简洁有力。报载某文为了丑化毛泽东时代的辉煌历史，杜撰一口大钟“在1958年大跃进中被红卫兵运到炼钢厂炼钢去了。”红卫兵是1966年才出现的，但一心要否定革命历史的君子们谁管那个？其实类似的谎言已经传播30年了，只讲大跃进和文革的缺点，不讲那个时代的伟大成就和前人给我们攒下的真金白银。广大青少年被欺骗后，都误以为那是一个没有人性的荒谬时代。哪个时代是没有人性的，历史自会公断，谎言早晚是要遭受报应的。50年后恐怕会有这样的谎言：2008年抗震救灾的800万群众，被100万城管活活打死了三分之一，三鹿奶粉毒死了三分之一，央视大火烧死了三分之一。只要听着过瘾，谁有闲工夫去鉴别真假啊？

我说怎么这般拥挤，不能让我们老百姓玩得清爽点吗？回答说某中央领导来了，正在乾隆爷住过的那个小院喝茶呢，又赶上个礼拜天，烧香拜佛的太多，只好委屈各位了。我说，噢，是他来啦，我认识他，你去跟他说，北大孔庆东来了，请他老兄让一让，我要请朋友到那个小院喝茶，免得彼此见了尴尬。话传进去，还真灵，中央领导马上从后门走了，留话说，福为民所享，香为民所烧，我不跟孔庆东这种土匪一般见识云云。我们一群狐朋狗友遂大摇大摆进了院，喝了一会茶，赏了一会花，骂了一阵政府，就各回各的家了。

有一位没具体落款的辽宁读者来信大骂鲁迅是汉奸，当您所得到的信息与大学教授不同的时候，您凭什么就认为您独得了真理，而别人是“偏激”和“无知”呢？谢谢您谆谆教导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破坏了辛亥革命，跟日本勾结起来杀害伟大的抗日英雄蒋介石先生，但是能否允许我请教您一下，辛亥革命是哪一年？苏联成立是哪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是哪一年？爱国心是可贵的，但糊涂野蛮的爱国心，有时候比汉奸给祖国带来的损害是更大的。孔老师不是说过吗，汉奸还经常把鬼子带进八路军的伏击圈呢，希望您不要把鲁迅带进鬼子的伏击圈吧。

从二月以来，几十所高校邀请讲座，实在不能满足，还得罪人无数，于是就说讲座也行，没有茶水费十万元不能去。这招很管用，邀请倒是抵挡住了，但马上恶名远扬，说你的知识是纳税人给你的，应该无偿还给纳税人，纳税人要你三更死，你岂敢活到五更天！过去有个词儿叫“革命人民”，很吓人，让你干啥就得干啥。如今这个“纳税人”比“革命人民”还邪乎，因为革命人民起码要成群结伙，而纳税人一夫当关就可以单挑全世界。俺心里默想：俺也是纳税人啊，纳税之外，每年敬老扶贫的钱也能买一屋子冰箱啦。王掌柜说：王八蛋们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凭什么单不许我吃窝窝头啊？

张恪女士在《知识分子的样奴性》中写道：在中国，最没有奴性的是民众，半奴性的是知识分子，彻头彻尾奴性的是各级官员。之所以说中国知识分子是半奴性的，是因为他们尽管高喊着民主、人权的口号，但在西方文明面前仍然是一幅奴才相。他们喜欢以精英自居，总是痛斥中国的民众不觉悟，然而一旦民众的觉悟超过了他们的觉悟，他们又马上提高警惕，诬蔑民众是多数人的暴政，是极端民族主义。他们真的希望中国民众当家作主吗？不是的，他们仅仅是希望精英当家作主，他们要精英的话语权不要民众的话语权，他们要在中国民众面前做先知，在美国政府面前做奴才。他们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自己本身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必须想个办法让自己看得起自己，他们的办法就是去中国化，他们要全盘西化，他们要学英文，要信基督教，要宣扬西方的制度，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假洋鬼子，这样他们就在人格上高中国人一等了，他们就成了实质上的美国人。事实上，他们骨子里就是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所以美国炸了中国的使馆他们不说话，美国世贸大厦被炸他们却宣布要做一夜美国人；中国地震他们幸灾乐祸，海外华人游行反对CNN，他们指责说这是不忠实于美国的做法。他们对美国的崇拜和捍卫已经到了是非不分、逻辑混乱的程度……在他们看来，只要你为社会主义辩护就是极左，只要你认为中国文化有优越性就是愚昧，只要你说美国的不是就是中国政府的奴才，他们这种非此即彼、闭目塞听的姿态早就把自己放在了人民和民族的对立面。当然，他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作启蒙者，然而，更可怕的是他们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以此为荣，以此标榜，因为他们的眼中本来就没有人民和民族，他们只是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而已。

伪科学要揭露，但多数伪科学恰恰是高举着科学旗帜的，正如那班伪自由主义的“柿油党”，恰恰是吃饭走路都高举着自由民主花裤衩的。

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观察与交流》25期是《李昌平谈农村集体所有制》，指出80年代以来集体所有制被摧毁后，农民生活越来越艰难，公共水系等基础设施被破坏，黑恶势力与官商勾结使农民几乎陷入了地狱。该中心的19号研究报告孟凡贵的《制度性干旱》则指出破坏了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工程，是导致目前持续连年干旱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时代用大寨精神打下的基业已经被我们吃得差不多了，还谎称是什么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现在农业全面破产，山秃水枯，下一步就是逼迫农民卖地，再接下去就是卖儿卖女——自由主义，两厢情愿嘛。老舍的《骆驼祥子》里，小福子她爹二强子说得好：“你要真心疼你的兄弟，你就有法儿挣钱养活他们！你闲着也是闲着，有现成的，不卖等什么?”汉奸们已经率先把自己都卖出去了，抢个奴隶总管当着，剩下的就是广大劳动群众了

愚人节上午，看了几家台湾网站上的新闻，得知了一些新鲜消息和新鲜观点。据联合新闻网http://udn.com/NEWS/main.html和中国时报http://news.chinatimes.com/mainpage.htm报道，中国外交部第二发言人贾雨村称：中国已就解放军误炸美国五角大楼、造成589人死亡、402人受伤、66人失踪一事，向美国政府表示道歉，并将参照山西小煤窑矿难抚恤标准，给予人身赔偿共计人民币800余万元，另附三鹿奶粉5千吨。

愚人节下午，又在台湾《自由时报》国内新闻栏，读到一则快讯http://www.libertytimes.com.tw/index，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台湾省省长马英九陪同下，视察台北农贸市场。上千名市场摊贩打出横幅：“强烈要求中央派城管来为我们造福！一国岂能两制？城管大家共享！”马英九省长诚恳地说：“小马无能，实在掌控不住局面，请中央赶快派个书记来指导我吧！”温总理站在用萝卜白菜临时搭起的平台上，手持高音喇叭，气韵沉雄地说：“台湾省委书记一职，竞争非常激烈。根据最新民意调查，小沈阳和谢亚龙的支持率最高，一旦人选确定，就会迅速到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城管逃避之？”台湾民众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出版人》09年五六期合刊发表《文怀沙深陷“年龄门”事出有因》。真合了周作人那句“多寿则辱”。世上确实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伪大师，以至于如今“大师”已经近乎一个骂人的词儿。然而轰轰烈烈的打倒大师的革命运动，与以前的“揭批查”呀，“斗批改”呀，究竟区别何在？其实当年揪斗“反动学术权威”的红卫兵们并非都是那么穷凶极恶、一定要致人死地的，拿着皮带抽老师的，往往是高干子弟，一个班里顶多两三个。而被揪斗者中也有的冤枉倒霉有的罪有应得。既然事后全部平了反，连因为流氓罪盗窃罪而“遭受迫害”的，都一律看做是“与林彪四人帮坚决斗争的英雄”了，各路豪杰就应该心照不宣，死命遮掩到底才对。然而新世纪的红卫兵们却似乎格外喜欢大义灭亲。具体的是非很不容易断定，唯一能够推测的是，还将有许多“反专制的英雄”将要被“揭开画皮”吧。

    社科院马勇老师的《梁漱溟对1953年与毛泽东顶撞事件的反省》一文，则印证了我的《向梁漱溟学习》中的论述。梁漱溟与毛泽东大闹后，在并没有外界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一直对自己进行默默反省，以大儒精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接近于放弃先前的思想主张”。而国内外敌对势力，却罔顾史实，刻意把梁漱溟打扮成“反共英雄”。特别是那些从来没有骨气专门倚强凌弱的伪自由主义者，每当政治运动来临，自己并没有勇气表示抗议，往往纷纷表示自己很左很革命，拼命讨好上级，甚至互相出卖，人格丧尽——他们那些肉麻的检讨书和告密信今天都在，已经有正直的学者进行研究。而时过境迁，帝国主义为他们撑腰的时代来临后，他们却纷纷宣称自己当年是反共英雄，自己伪装不成，就假推别人。帝国主义依靠这群败类，能够完成颠覆中国的“历史重任”吗？
    人家帝国主义强国，都是靠自己的主人翁精神和硬功夫打出来的天下，能看得起这群废物才是怪事。中国的左派固然很幼稚，平时缺谋，战时乏断，而中国的右派却从来就是缺钙又缺锌——蓝瓶的！我真替山姆大叔惋惜也。正如当年日本侵华，几百万汉奸卖国求荣，表面上帮了鬼子的大忙，但另外一面，也正是这群汉奸窝囊废，给鬼子带来了极大的累赘极深的误导极多的恶心，最终断送了日本吞并中华的美梦。鬼子最恨的并不是八路军新四军或者抗日的国军，鬼子最恨的就是这群“良心坏啦坏啦”的脚踩八只船的贪生怕死打爹骂娘不忠不孝无知无耻之辈。有多少鬼子被汉奸给带进了八路军的伏击圈？有多少炮楼在汉奸的指挥下给修成了豆腐渣工程？有多少汉奸一面拿着鬼子的回扣一面给八路通风报信以便给自己留条活路？中国那句著名的俗语“糊弄鬼子”，不就是汉奸们活生生的生存哲学吗？倘若梁漱溟先生再世，知道自己被这群伪士推为领袖，以他老人家那副耿直脾气，一定会气得大骂“八格牙路”的。

以人为本还是以人之外的秩序、体制、规定、数字为本，是毛泽东跟那些铁血官僚的一个重要区别。

只有在红军付出了十万青春生命的代价之后，他们才知道自己的浅陋和罪过，才知道什么叫萤火虫不可与日月争辉。因此，从遵义会议之后，大部分对毛泽东进行过残酷打击的人，都成了毛泽东最衷心的拥护者。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同志也不愧是堂堂正正的英雄好汉。革命是千难万险的，有时候好比山洪暴发摸着石头下河捞孩子，包括毛泽东也难免要犯左的或者右的错误。但只要那错误是为人民犯的，最后把孩子捞上来救活了，人民就会原谅你，给你再立新功的机会。

中国国共两党领袖所制订的抗日路线是绝对英明的，毛泽东的“持久战，三阶段”，被蒋介石概括成“以空间换时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做就行了。可是上百万的国军把这个方针理解为“曲线救国”，纷纷投降当了伪军——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二奶军队。另外几百万国军被打得都跟丐帮似的，一溃几千里，滴流算卦的。有数的几个胜仗也多是胜过之后就大败，损失更惨。然后却恬不知耻地要求只有几万人马的“共匪”承担抗战失败的责任，频频发动反共高潮，大搞窝里斗，逻辑混乱，头昏脑胀，结果付出了很多本不该付出的代价。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其中大批在押运途中死去的“壮丁”，还有类似花园口决堤造成的惨剧，都是本来应该避免的。

清华大学王绍光教授最近论述中国60年的道路时说：“想把这两个时期隔断，把前三十年描绘得一团漆黑，把后三十年写得光明灿烂，这在逻辑上是解释不通的。在时间上，前后三十年紧紧接在一起。在政治体制上，它有一脉相承的地方。批评者说它一成不变，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但它确实有高度的连续性；赞成者讲这个连续性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发展上，更加难以把后三十年与前三十年割裂开来。没有改革前三十年修建的八万多个水库，包产到户就基础不牢。后三十年水库数量并未增加、而且很多水库已经颓败。……靠一家一户包产到户能兴修这么多水利设施吗？没有水利设施，中国的农业会是什么局面？同样，没有前三十年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平整土地，后三十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安全就得不到保障；没有前三十年人民健康指标的大幅度改善，大多数人摆脱文盲状态，就没有后三十年在就业人口在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没有前三十年一直坚持的土地平均分配，就会像拥有40%失地农民的印度那样面临一系列社会冲突和矛盾，也就没有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所需要的社会稳定。”

读每一段历史，首先要注意这个历史是谁写的。现在操控主流话语者都是四人帮的仇人和鹦鹉学舌之人，我们历史书上四人帮的形象还能客观吗？就算四人帮有四两坏，也肯定被夸大到一千斤——不要以为亩产十万斤的神话已经结束了，天天都在复制也。读历史不要首先断定谁好谁坏，而是要多方参比，找出各种叙述的缝隙，才能发现真相。文史哲是世间最高深的学问，原因就在于不是一看字面就能明白的。真理永远在文字的背后。

看那些代表们，既不代表自己的单位和专业，更不代表民众的整体利益，专门提些远离自己领域的既没研究过也没调查过的耸人听闻的东西，为了吸引眼球，不惜颠倒黑白。孔和尚有时候批评媒体造谣，但媒体不过是欺负欺负我这样的软弱无力的知识分子，还不至于祸国殃民。而某些代表，一方面花样百出地赞美政府，听得俺巨呕，另一方面又发扬赵高先生的传世神功，说出了所有小说家都想象构思不出来的惊天妙语。有的说中国根本没有啥子金融危机，锦绣河山更加壮丽煞！有的说中国人看病不是太贵，而是太便宜啦！有的铁匠指责木匠的工作比自己低俗，有的和尚主张要把老道都抓起来一律剃光头，还有那群李师师们，继续要求废除据说是共产党发明的简化字，恢复国民党民进党的国学大师们所使用的繁体字。奇思妙想，真是胜过一万个赵本山加郭德纲。媒体也特别高兴，我的几个当记者的学生都说这个月的稿子真好写，随便揪住个名人就能整出一泔水桶的下锅菜，而且白采访不用给钱，只要把原话加上个噱头标题一登，稿费就是记者自己的啦。

中国没有倒，中国巍然屹立，而且经济高速增长。尽管我批评改革开放的缺点，但是整体上我肯定改革开放。一个原因是中国搞过文革，而苏联没有文革，没有文革，人民就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地位和思想觉悟。中国因为搞过文革，尽管搞砸了，缺点很多，但从此那些贪官污吏和为富不仁者，都知道惧怕人民了，不敢直接把人民卖了，只敢慢慢地骗。所以中国在今天仍然保留了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优越性还在

从今天开始，孔和尚将在中央党校挂单一段时间，住禅房，吃斋饭，听高僧，讲坛经。因宝刹上网不便，可能博客更新不够及时，且内容粗浅简陋，尚望各路施主多多海涵。

今天是开学典礼，习近平的讲话得到众和尚的一致好评。他的讲话内容孔和尚总结出来，就是他名字的三个字。第一号召我们好好学习，第二号召我们接近实际，第三号召我们平等待人。好好学习是和尚们的看家本领，不用号召也天天学着呢，但接近实际却是和尚们的软肋。空读书，胡球扯，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贪污腐败还要多。习近平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很多干部包二奶等腐败现象，孔和尚想，人生总是要有些情趣的，那些干部读书读不懂，爬山爬不动，琴棋书画都不会，忠孝节义俱忘却，你不让他包二奶，他还能干啥呀？我们的党，就不能想点办法，引导干部们培养出一些健康的人生乐趣吗？

香港传真09年3期是邋遢道人杨毛的《摘下金牌第一，戴上东亚病夫帽子？》，用具体数据指出，“20年来，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持续下降，北京高中生60%以上血压偏高，在几乎每个体能项目上我们都落后于日本，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假如毛泽东时代日本胆敢侵犯，那是来一个灭一个，假如是现在，那是人家来一个就灭咱们十个，结局只会比1937年的南京更惨，怪不得很多聪明人早早就摆明了汉奸立场呢，恐怕皇军来了杀错啦。如果我们不回到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英明路线的话，东亚病夫的帽子，我们是又一次戴定了。

江青正是敏锐地看到了早期样板戏的性别歧视，所以在她亲自领导的后期样板戏中，进行了有力的性别颠覆——《龙江颂》，《杜鹃山》，《沂蒙颂》，先知先觉的革命领导者或者道德高尚者是女性，由女性对男性进行思想启蒙和培训。整体上看，文革作品确实存在着拔高人物形象和泛阶级斗争等左倾幼稚病，但在性别问题上，那个时期的女性，不是作为供男性观赏的意淫对象来塑造的，而是作为至少与男性一样的“不失声的人”来塑造的，那样的女性，可以敬，可以爱，但是不可以亵渎，更不可以买卖。正是在这样一大批文艺作品高扬的女性价值观基础上，才产生了新时期之初舒婷的《致橡树》。这首要求两性在极高的精神境界上完全平等但又各领风骚的爱情诗，在思想上更属于“文革”，而与“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改革开放美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为了挽救美国人民的次贷危机，中国政府和人民日夜寻欢作乐，拉动消费，导致蒋宋孔陈等和尚春节期间大吃大喝，大鸣大放，大手大脚，大腹便便。无论跑步、游泳、跳绳、爬山，有氧无氧，床上床下，怎么运动这体重都死活不降，反而一路攀升。唉，这要不是体重，而是股市，该有多么振奋人心哪。

看戏曲频道年轻演员们演的京剧《红色娘子军》，演得非常幼稚，但看出非常用功了，观众们每每报以热烈的掌声，一是赞扬这个戏，二是鼓励演员们。要这些80后90后理解革命文艺，确实太难了。里面的坏人演得好，因为不用费力，本色即可。而好人演得艰难，因为演员要竭力去想象“好人的样子”也。

斯蓝老先生献给新中国60周年的《弯弯人生路》，由北京文化出版社09年7月出版。作者致力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30年，以宏大的视角，肯定了新中国的光辉成就，指出了所谓“家庭联产承包制”等欺世谎言的荒谬无耻。倘若完完全全放弃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必将是完完全全的地狱。

《南方文坛》09年第6期“今日批评家”栏目推出的是梁鸿。张清华程光炜都写了文章。封二是“百年阳太阳”。毛泽东时代的知识分子活到九十岁一百岁的可真多，而且一辈子干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儿。而如今的很多知识分子，屁事儿没干几件，饮食卫生条件都挺好，五六十岁就完他妈蛋了。

毛小松文章《“小岗村典型”的三个罪恶阴谋》指出：“资改派的第一个罪恶阴谋：就是他们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的虚假的‘小岗村经验’。这些资改派们就是靠着这个‘小岗村经验’，把一个走上了健康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好端端的人民公社集体体制，变成了一个腐朽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把中国的农民推向了万劫不复的贫困境地；把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中国农民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劳动工具。那个时候，垄断着话语权的资改派们在诋毁和侮辱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不让广大人民群众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大肆吹嘘小岗村的一包就灵，把因承包而使农民不得不去拼命用沉重的体力劳动而暂时提高的一点点粮食产量，说成是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生产积极性。继而在全国范围内的各行各业都开始了“一包就灵”的大复辟、大倒退、大混乱、大折腾。他们在国营企业中实行“承包”，打碎了为国家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中国工人阶级的铁饭碗，使许多工人成为街头被赶得乱跑的小商贩。并使极其卑劣的手段用‘改革’的名义把国有企业变成为他们私人的赚钱机器；他们在医疗机构中实行‘承包’，把为人民服务的白衣天使变成了一个个面目可憎的‘恶魔’，使广大劳动人民看不起病；他们在房改中实行‘承包’，使个别开发商和一些腐败分子成了巨富，而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或成为房奴，或者住不起房；还有教育的‘承包’，更是使广大‘望子成龙’的人民群众的血汗钱都流进了那些资改派的腰包……”话说得有点过激，改革开放还是有很大成就的，但这些成就跟丫承包不承包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毛主席时代亿万工农群众种下的社会主义大树自然的开花结果。就如同每年虽然8月份最热，但太阳从3月份就开始重点照射北半球，这笔温暖账要从3月份开始算。其实8月份已经开始败家了，所以到了1月份最冷，那笔严寒账却要从8月份开始算了。

再看一味毒药。学生又转给我纽约汉奸的来信，这回没有威胁恐吓，信封上还称俺为“君”，信里边都是揭露“共产党暴政”的材料，告诉我共产党60年来屠杀了一亿多中国人，材料的提供者主要是热比娅大婶。这汉奸对俺如此孝顺，唯恐爷爷思想糊涂误上贼船，倒叫爷爷有几分感动啊。请孙儿报上汝之奸名，爷爷给你看些更雷人的材料，包括你美国大爷一百多年来如何生吃华人，特别是对你这样的欺宗灭祖之辈，一般都是指挥苏格兰牧羊犬先奸后吃，保证比你热比娅大婶提供的那些烂货更刺激，免得孙儿身在地狱不自知，明明给人家当着热狗，还自以为是民你妈主自你妈由呢。另外跟孙儿商量，下回能不能换一种邮票？这个邮票我已经集了5张啦，美国邮政事业不致于那般落后吧？你既然觍脸在人家住着，也给你美国大爷长点脸，成不？你看人家熬爸妈，站在长城上还知道摆两个pose臭美呢，你咋连这点普世的人性都没有捏？

叶永烈写的李云鹤，这类严肃的历史问题，不能从这种书中去找答案，因为作者是带着严重的先入之见来写作的。不管他采访了多少人，搜集了多少材料，他都是心目中先有了一个妖魔化的李云鹤，然后再去裁剪材料而已。知晓历史的真相，有一个小窍门，要冷静地去倾听失败者的声音。例如革命胜利后，我们要听听那些俘虏的声音、战犯的声音，问一问自己：他们都是坏人吗？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当然是罪恶，但犹太人为什么被屠杀，不值得思考吗？犹太人现在如何对待阿拉伯世界？美国911的冤魂，一部分血账不应该算到犹太人头上吗？这样去思考，或者说具备这样的思考能力，读起书来，就如顺风行船也。

北大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观察与交流》第四十一期是王晓宇的《是谁杀死了卢武铉》，文章指出资本主义是腐败的根源，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已经制度化、合法化，国民已经习惯了“政治宽容”，所以表面上看来似乎不怎么腐败。权钱交易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生命。而共产党如果走上那条邪路的话，将面临两难困境，不腐败就没有政治捐款，就上不了台，而一旦腐败，就要被金钱控制，最终变成反革命反人民的政党。

《今古传奇》09年11期《聂荣臻挥泪杀沙飞》一文写得很好。我军最杰出的功勋摄影家沙飞，留下了数不清的宝贵历史照片。因为目睹过日寇残杀中国百姓的惨状，特别是日本兵把中国小孩在开水里活活煮死，沙飞对日本人恨入骨髓，并患上了精神偏执症。1949年他暴怒之下，精神失常，枪杀了一名无辜的日本医生。培养沙飞成长的聂荣臻，为了严肃法纪，含泪下达了枪毙沙飞的命令，并嘱咐说：“沙飞平生最喜吃鱼，走之前，让他吃个够吧！”这就是伟大的中国军人。如果日军美军的某位功勋军官，误杀了一名中国医生，能是这个结局吗？

蔡长青的《另一种辩解——舒芜的周作人研究探微》写得不错。舒芜一直被认为交出了与胡风的私人通信，从而导致了胡风事件的急转直下，知识界很多人遂以犹大视之，所以舒芜有意无意为周作人附逆辩解，长期高抬周作人，可能是借周作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也必须看到，周作人是扎扎实实的附逆，主观客观证据确凿。而舒芜的“出卖师友”，第一未必是经过主观预谋清醒决策的，第二毕竟是被编辑“借”去，然后才被说成是“上交”的，具体案情不可不察。第三也是更值得重视的一点，胡风打击舒芜在先，胡风向党中央告发舒芜有反动思想，并以私人通信为依据，这个情节，反共勇士们为何避而不谈？不能因为今天胡风是正面形象了，就把跟胡风有过节的人视为“附逆”。恰如争论不休的反右运动，到底反右斗争是“逆”，还是反右斗争的对象是“逆”，还是逆中有不逆，谁也不要得意忘形才好啊。

《重庆晚报》上刊载的《当事人回忆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经过》，该文戳穿了长期流行的刘少奇被虐杀致死的政治谎言。
    据卫生部副部长顾英奇回忆，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刘少奇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转危为安。“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领导指示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死于中央高干统一紧急疏散期间，可以说重病在身和环境的突然改变加速了老人家的病逝。但紧急疏散人人有份，中苏大战一触即发，这未必就是林彪篡党夺权的阴谋。林彪真要害人，也首先害毛泽东，害一个已经被“批倒批臭”的刘少奇，只有今天的弱智政客才想得出来。硬说成是虐杀甚至政治谋杀，未免太拿政治当儿戏了。

魏公哲编著的《中国工人阶级社会地位演变实录——从主人到雇佣劳动者的变迁》(上、下册)，中国展望出版社2009年出版。章节目录如下：
   第一章  无权化：工人阶级主人地位的丧失
    第二章  契约化：确立所谓劳动关系的实质
    第三章  弱势化：超时劳动；恶劣的劳动环境；企业忽视生产安全卫生、生产福利，职工病、伤、残、劳累死等成为普遍现象
    第四章  千万原公有企业职工下岗失业  
    第五章  “农民工”——另册劳动大军
    第六章  悲惨境遇：“当代包身工”和童工
    第七章  两极分化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贫困
    第八章  如此“改制”：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变成资本主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当前的重大使命是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消灭“黑砖窑”、“血汗工厂”、奴隶劳动的斗争，重新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结束语  想起了毛泽东的晚年忧思

 我想，书的内容就不用介绍了吧。再没良心的汉奸，也不可能没有一个亲戚朋友跟本书的内容毫无瓜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