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回忆

现 实 与 回 忆

——纪念亲爱的哥哥夏永宏　　

我的哥哥夏永宏丁丑年　六月二十五日　生，比我大两岁，我们一起度过了70年。昨天我把他送进了墓地……　　

离开墓地，兄弟俩70年来的点点滴滴，断断续续地涌进昏胀的大脑，但是怎么也形成不了连贯的思路……　　

大约1943年春天，一天很冷，那时我们都没有棉衣，上身只穿千补万衲的空头夹袄，下身是破单裤，光脚。兄弟俩到“大户人家”田里拾草。　　

突然，东南方向传来一声枪响。我们转头看去，有几个耷拉着耳扇的鬼子和老百姓叫做“二皇”的伪军，叫着，舞着，向我们闯来，大约离我们二里路——日本鬼子与伪军又到我们家乡新丰一带扫荡来了。据说这十多人的队伍中还有一个“还乡团”陈某人。　　

“趴下！”哥哥平时说话和父亲差不多，有些口吃，这时很果断地命令我。接着，我们俩滚进小土沟，猫着腰，向西北方向的斗龙河边奔去，趴到河边的圩根西边。弯弯曲曲的斗龙河蜿蜒绵长，成“S”形，我们俩就在“S”的第二拐弯处。我们身后的河西就是“盐东解放区”。我们俩决定，如果鬼子追来了，就游过河去。　　

“别动，不要伸头！”——日本鬼子的枪法很准，我的伯兄夏永禄被日寇打伤，而伯父夏国赞就是在一次“躲情况”中，从河坎伸头侦探时，被站在老百姓屋上的鬼子一枪打死的，据说在千米之外——他却有时悄悄伸头张望。　　

鬼子在中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有“二皇”（有时也叫“二黄”。“二皇”“二黄”都是说的汪精卫部队，意思是“皇军第二”或“不如黄狗”的第二等黄狗）和“还乡团”（本地被捉拿缉捕的土豪劣绅，逃到城里通风报信，乞求借刀报复抗日游击队和老百姓的地方恶势力）积极支持配合。　　

过了大约一个时辰，不见动静，我们差不多同时抬起了头，他说：“反动派滚了。”　　

我们俩在一家富农田里挑猪菜，那家的伙计对主人也太忠心，放出狗子咬我们，我在后面，被狗子咬了脚后跟，幸亏他一土块打到狗眼上！　　

1947年秋天，本地区“闹翻身，打土豪，分田地！”时，我们一家六口半人（祖母由我父亲和伯父两家赡养）分到好多田，名义上每人8.8亩，实际上也许是上报数字的一番还多（自然，草田，荒地多——盐碱荒地上连蒿草也不长）！　　

我们的母亲苏桂英——她当时没有名字，是写“土地房产所有证”和“田契”时翻身组长给起的——去“吃翻身饭”的那天夜里，我平生第一次吃到糙米和大麦仁子合煮的饭，平生第一次吃到肉团！那天我们都睡着了。妈妈喊醒了我们——从来没有闻过的香味扑到面前，钻进鼻子，馋涎如涌……妈妈挟起半块肉团朝他，他张开嘴，但是他突然转过头，推开妈妈的手：“先给兄弟！”　　

在这么多的土地上劳动，不是很轻松的事情。我虽然参加劳动，但是没有耐心，还要偷工减料，东张西望，找机会歇息。父亲看我们劳动不出活，很着急，常常要骂几句，但是哥哥从来没有“出卖”过我，默默地独自承受批评和责难。　　

1949年大水灾，全家饿得慌，我送父亲到停在新丰的一个船家做工。（在船家，我第一次吃到了一碗白米饭）家里，哥哥完全像个大人的样子带着我在自家的翻身田里劳动。　　

1952年夏天大水，秋天蝗虫，田里什么也长不出来，又是一个大饥荒年。人民政府从全国各地，主要是山东调来了大量的胡萝卜和米糠等救灾。寒冬腊月，我们俩到新丰去“领救济”。他16岁，我14岁，两人抬着几十斤胡萝卜，就像抬着希望，欢欢喜喜。实在饿了，就到水沟里洗胡萝卜吃。胡萝卜总是尾子脆甜，细腻，根子粗糙，哥哥把尾子撅给我，说自己喜欢吃根子。　　

1953年是解放后第一个丰收年，我家收了三四十担籽棉。我们家史上第一次有了钱“完公粮”，而且是缴给自己的政府。那喜悦自豪骄傲的心情是无以言表的！父亲也第一次买了一块白土布回来用锅膛灰染了，给我们兄弟姊妹做棉袄！棉袄做好了，哥哥的一件大，我的小。可是，试穿时，调换了穿正合适。原来，也许他做得多，吃得差，发育不如我，比我瘦小多了。　　

1955年冬天，义务兵役征集工作开始了。我走读十多里外的新丰镇小学。一天，早半夜我已经睡醒，他似乎还没有入睡。我醒来后听父母谈到乡里要我家出一个儿子去当兵的事情。哥哥刚到应征年龄，我1940年2月生，自然说的是他。　　

我们俩都对使自己翻身解放的党和毛主席有感情。我对比自己瘦小的哥哥非常依恋，不想让他离开父母——父母更关心他，已经为他张罗订婚，安家；对我，则不太操心。　　

听到父母的对话，我立即大声地说：“让我去当兵！”我的话传进东房间，父母也许吓了一跳。母亲“啊——”了一声，过了一会儿，父亲“诶——”了一下，又停了好长时间，母亲说：“二小年龄不够”(我兄弟二人，行二，故唤“二小”)。父亲隔着笆墙问：“年龄不够怎行啊？”我说：“好多人说‘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没有人抢着去呀！爸爸，你去报我属牛，不就行了！” 父母不再吱声，直到天亮。　　

不久，“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拿起枪杆子，保卫翻身成果”、“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标语遍布城乡；“妈妈放宽心，妈妈别担忧，光荣服兵役，不过三五秋；门前种棵小桃树，回来把桃收……”的歌声到处传唱。兵役法的宣传声势，力度，气氛至今难忘。我的伯兄永祥，同村老乡李福亮，我们三家都是翻身农民，有弟兄姊妹二人以上。11月底，我们坚决、愉快地报了名，从未动摇过。　　

自此，哥哥每天总要与我说几句话，向我保证孝顺父母，听话，做好农活，要我常常给他写信，让他放心。　　

一个星期天，我们俩在草堆南晒太阳，捉虱子。看到他身上处处害了疥疮，棉衣缝里都是虱子，虮子，我更想到自己当兵比他合适——让他体检，看来不会合格，疥疮是传染的。我又想到，我们俩睡觉时，他总离我远一点，肯定是怕传给我，而他从晚上上草铺到早上总是不停地在身上挠着，大概是搔痒呀！　　

入伍前，家乡已经搞起了互助组，不久又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冬天，已经把“初级”二字换成了“高级”。哥哥被贫下中农选为生产组长，1959年我退伍时，已经当了好长时间新丰人民公社永丰大队第一生产队副队长，主要负责副业和带领社员上河工。这个副队长直当到1979年后——（当时生产队集体已经有15万多斤储备粮，10多万元公积金公益金，农业机械齐全）人民公社被宣布为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又是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乌托邦而取消的时候。　　

他只读过几天冬学，却坚决支持我继续读书。我退伍后，到处打听哪里有招收“社会青年”的学校。听说刘庄民办初中可以去，哥哥说：“兄弟，去读书，家里你放心！”而大队书记陆善斌三番两次找我，要我当大队文书，青年团支部书记，民兵中队长——这可是记一等工分的大劳动力！　　

后来我上了大丰县农业高级中学。星期天回家，他很少要我参加集体劳动，说学校劳动时间多，读书时间少，要在家自学。　　

1962年我考取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他比任何人都高兴。患食道癌已经瘫痪不起的父亲说：“我们贫下中农也有自己的大学生了！”哥哥说：“我借债也要把兄弟伴到大学毕业！”生产队，大队都表示支持。队长陈如同从集体的粮本子上兑换出几十斤粮票，说：“我们贫下中农要对自己的大学生表一点心意。”他又掏出自己的四元钱和五斤粮票给我。老贫农陈立祥，陈立安，杨信生，何如远，胡连香，陈立志和陈立洲等等，都兴高采烈，欢呼雀跃，就像他们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一样！大队长黄志明还对我歉意地说：“我们如果把你拉到大队，就使国家少一个大学生了！”　　

　9月4日　，我告诉哥哥说，我准备打起背包跑到大中集乘车到南京去。他说：“不行，我们考上大学，也要有个样子，欢送你，也有点面子。”第二天，他和伯兄永祥，贫农兄弟董其华，三人三部自行车，轰轰烈烈，威武雄壮地把我送到车站。我怀揣28元，肩负父兄，乡亲的情意和希望踏进了大学校门。　　

我的木箱子里有哥哥结婚时的一件“竹贡呢”布手工大衣，袋子中的28元里有他似乎仅有的7元。　　

哥哥是劳动模范，风里雨里，没日没夜都忙在生产队里，却从没有从生产队带回家一根草，一粒粮；与群众关系很融洽，社员中家长里短，纠纷芥蒂，总找他谈谈；和队长陈如同形如兄弟，几十年中我没有见他们红过脸。　　

我在农业高中的每次假期，他常常把我安排到生产队劳动。和社员们一起，真是和亲人一起，享受到天伦之乐！　　

从政治说，地富反坏右是属于一个类型——都是“敌人”，但是要作具体分析。首先划分的标准必须严格界定。我们本地的地主基本上都是一些因为某种原因而破产多年的只有“地”而不是“主”，或没有做过“主”的普通农民，土地改革却一刀切，凭他们占有土地的数量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富农也是如此。而不少的“反坏右分子”则由于“反”了某些忘本变质，鱼肉群众的土霸王土皇帝式的地方实权干部；而欢喜找干部和政府“麻烦”，点子多，“坏”了有些人的好事的人，往往被硬套上“坏分子”，专了政。城里的不少“右派分子”更是如此。其次，对这些“敌人”的政策必须正确，一贯，要确实“重在表现”，而且要在运动变化中考察，给予实事求是的结论和相应的待遇。“地富反坏右”中有“敌人”，毋容置疑，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是人为的，“被敌人”的！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削弱了我们自己，树立了对立面，特别遗憾的是害了他们的子女——当然，与教授胡星斗（1962生，祖上系大地主）和不苟言笑，声言要扛起棺材反腐，事实上改变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驱赶几千万工人下岗，对党和毛主席，对人民民主专政充满仇恨，必欲翻天（也差不多被翻了天！）的这些人不同——我的一位同事与我相处真心，但是在谈到对毛主席评价时，他说“我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结论不同，对毛泽东必须‘倒“三七”开’。”他说的是他心里的话。在农村，他一直是“奉公守法”的好劳动力，从不多说一句话，但是一直生活在压抑中，只享受“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待遇。土地改革时，他的家庭可能并没有超过30%的剥削量，而他却是地主家庭出身。他即使1978年考取大学，根据Dxp政策成了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自己的女儿也已从国防大学毕业并考上了研究生。但是，他并不感谢共产党毛主席，他只感谢Dxp。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又在尽力抹黑毛泽东时代伟大光明的事实和搞乱造成若干负面情况的原因，此刻，我们能要求他对几十年来的政治待遇都满意吗——他这样的先富先红起来的“三个代表”分子有几个不是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来评判一切的？　　

多年来的每一次运动都首先拿“地富反坏右”做靶子，刘少奇同意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认为农村干部犯错误，根子就在“地富反坏右”身上。毛主席主持制定的“23条”确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从根本上扭转了60年代以来我们政策上的若干重大失误！　　

但是如我的哥哥这样的农民，是凭直觉，凭事实，在生活中体会，凭“良心”说话行事的。　　

我每次寒暑假，他大多时间把我分到有“分子”身份的作业班劳动。“富农分子”陈立顺和我在劳动中有深交——他问我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问韩德勤，问蒋经国，还问朝鲜战争中美国鬼子的指挥员到底是麦克阿瑟，李奇微，还是克拉克——其实，他知道的“新闻”早已是旧闻了，可见有些人剥夺了这些人对国内外大事的知情权！而他的问题也只敢悄悄地向我寻求解答！事实上，陈立顺算不上“分子”，他家的田地（含盐碱地等）是多一点，也雇有一些短工，但是他夫妻俩参加主要劳动，母亲也劳动。短工绝对创造不了他家全部收入的30%!而 30%的量是划分“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标准！我们又有多少同志对自己制造的冤假错予以解释，实事求是地甄别，纠正——而不是像某人一风吹，一锅端地“平反昭雪”！如陈立顺，即使在解放前，对我们这些贫农孩子也不骂不辱，关爱有加；解放后，他和我的父亲一起，请来了他的大姐姐的公爹杨墨宝老先生，在本组办起了初级小学，我就是这所小学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学生之一。我总怀念和感谢陈立顺。我的哥哥要我向他生产经验，做人知识，似乎是对的，虽然他没有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家乡在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了“闹翻身打土豪分田地”，斗“土豪劣绅”时“上飞机”“坐老虎凳”“五花大绑”等，哥哥胆小，远远地躲开。不久，一些干部也享受到这些待遇。哥哥告诉我，干部教坏了群众，群众学他们的样子，他们自己也被斗了。“Qiǔ”人（“Qiǔ”，乃“揪”在本地的读音，意思是无端地故意地恶意地斗人，整人）好像过瘾，时髦，风光。当年斗地主富农时就斗错了不少。“Qiǔ”人的“积极分子”后来都当了干部，而今的干部大多是当年的“积极分子”。可是又被新的积极分子学会了，不知道又埋下了多少怨恨和仇隙……而这些“敌人”的亲戚朋友与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交叉融汇，形成无数无底无穷的说不明道不清的关系和思想状态，使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变化变形变味，使任何“新闻”“指示”“传闻”，甚至流言都能大行其道，甚嚣尘上，占领舆论阵地……这不能不归功于某些“积极分子”的高水平掌握政策和我们政策中本来就含有的漏洞甚至错误！　　

我的哥哥二三十年都没有学会或根本就不想学会“Qiǔ”人的功夫，当然不会进步，当了终身的党外“干部”——如果只带领群众上河工和没日没夜抓副业以及参加集体劳动，不会多拿一分工分的人也算干部的话。　　

他曾问过我：“我能入党吗？”我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农民党员占到将近半数，如果加上参军的农民，比例还要高。”。他很高兴，认为自己也有一天会成为共产党员。可是生产大队，生产队被改称为村组后，他再也没有向我提过，自然，我不知道如今到了“那边”是否会向我们的父亲提出“我能入党吗？”的问题。　　

不想“Qiǔ人”，不许“Qiǔ人”，是我们父亲的意思和要求。我们都一如父亲。在他当这个生产队副队长的所有时间里，他没有“Qiǔ”过一个人。　　

“四清”中，工作组入队后，听了某些人的话，要把父亲被地方军阀和恶势力代表的谷正之杀害的一位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清查”出阶级队伍。他写信告诉我。其时我在省委书记江渭清领导的句容县“四清”工作团，对阶级分析也比较清楚。　1964年10月30日　收到他的信，立即给他，给这位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和工作组写信：我说，工作组能够也应该搞清楚问题的本质——是谁，为什么杀害了他的父亲？官逼民反，带头“吃大户”，对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派造反有理，对他们的“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这位带头造反的农民不幸被害，不仅未得到人民政府昭雪，相反还要连累到他的子孙，是共产党的政策吗？我的信也许起了作用，据我的哥哥说，以后不再有人提要“清除”这位贫农出身的生产队长了。他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子弟，没有受到冲击，但是因为对家庭要求不严——对母亲到处种“十边田”的资本主义行为教育不够，被“退赔”掉1300多斤粮食，几百元钱。“23条”关于运动中“不反社员群众”的规定不适用他，因为他是“干部”！而拟议中当大队民兵营长的陈如怀被“退赔”得更多！　　

等到我们父子再见面的那一天，虽然都无所建树，但是我们都会问心无愧！　　

　1967年2月13日　，他与后来成为他儿女亲家的李有如到南京看望我。　2月15日　下午，请他们一起到南京人民广场参加 “批判‘1·　26’　夺权委员会大会”。会场上，他们拉我与他们一起回家，说：“这算什么？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样干一定要出事的！”“都说按最高指示办事，都爱毛主席，可是，‘都按最高指示办事’和‘都爱毛主席’的人会打架吗？”——事实上，是两派——大多数“红卫兵”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后台拼命！　　

他们一语提醒梦中人，我从此差不多就离开了一切游行示威和“保卫活动”。　　

在大学，吃喝拉撒医都由国家包了，还有零用。但是，要交友，要买图书馆中暂时还没有的时事政治书籍，星期天看电影等，还要花钱。而哥哥就是我的后勤部长。每学期都要寄给我二三十元——而生产队的工分值正常年景也只有一元左右，他也有了三四个孩子——好在住房，医疗，小孩上学差不多都是免费的。（这些钱，自然是他和嫂子，我们的母亲，妹妹的劳动所得。他主持家庭，没有他，我的五年半大学生活是不会如此顺利圆满的。我毕业后，特别在近十年，基本上包下了他的吃药，零吃，穿衣，通信等，就是想报答他对我长期的及时的关心，支持，培养。可是，天难如人愿，我再也不能继续表达对他的感恩了……）　　

断断续续地想到哥哥对我的点点滴滴，我充满了怀念，感激，温情。　　

从90年代起，他不再能参加田间劳动，“责任田”主要由比他大三岁的我的嫂子陈秀英操劳。　2000年12月14日　诊断出“贲门Ca”。大丰市人民医院要求准备一万元。没有办法。我找了自己在大学学医的此时也已经退休的夏存寿同学，只用了近3000元住院、手术等费用，总算捡到了一条命。从　2000年12月19日　手术到　2009年12月2日　像油尽灯枯般和谐地结束生命，癌细胞并没有扩散——原来，在若干年前就有的支气管炎，肺气肿要了他的命！而食道狭窄，进食困难，致使饿得他骨瘦如柴，直到活活饿死！　　

为他穿寿衣时，可以看清楚他的每一根骨头，干枯的皮肤已经差不多包不住快断裂的枯骨。想到近九年来他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经受了岁月和心灵的煎熬，而他又坚强地活到了今天，我怎么也止不住热泪横流——毛泽东时代，不管全队谁头疼脑热，大队，生产队干部都不时上门看望，照料，生产队员之间也嘘寒问暖，互通音信，赤脚医生送医送药；小病不出大队，公社，大病不出县院，而且基本上免费；集体对有较大困难的群众还给予补助。老百姓生活在共产党毛主席的春天般的温暖幸福中。而他自进医院到进墓地，没有一个叫做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到过他床边一次！没有谁为他报销过一分钱医药费，补助过一分钱。他几十年为国家和集体积累的公积金，公益金，税收，从没有返还过一分钱到他身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的辉煌的GDP,对他来说等于乌有！而他竟然凭借自身顽强的毅力，求生的欲望活到了现在！　　

1961年秋天，我的父亲患“淋巴癌”后，干部群众日夜不离门，新鲜的稀有食品，果蔬，干部群众“第一时间”送到他面前。去世时，大队、生产队干部都到场；送葬时，追悼会300多人挤满大场。县委黄主任（阜宁县委办公室主任，来大丰帮助和指导整党工作）和大队所有干部联名送来挽联。　　

 “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毛泽东时代，老百姓认为自己和毛主席享有一样的尊严，权利，义务，都是国家的主人。　　

可是，　2009年12月4日　，满天风霜中为他收殓时，只有子女，亲友，邻里，不见半个“人民公仆”！只听到和尚阴阳怪气的拖腔拿调，“风　水　先生”势如催命阎王的判决词，以及老伴陈秀英断断续续的抽泣，也只看到踏着严霜，拄着拐棍，踉踉跄跄赶来的孤寡老人——即使在病痛煎熬的最近几年仍然得到我的哥哥关心照料——老贫农陈立安走来，还有几十年中与他形如兄弟的“四类分子”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王小康跪在灵前……　　

在吹手使劲吹起的“步步高”中，我们到了用繁体字写就的“營業廳”前——国家办的殡仪馆又拖住我们做了一笔生意：火化有多种“营业”价格，我们不敢问其它，只问最优惠的是多少。那位公仆模样的人漫不经心地说“580！”我们的心终于沉了下来，因为优惠中还包括“消毒”费哩……　　

“營業廳”比墓地买卖民主得多：12月3日，我去新丰镇“新裕陵园”。那位主任不屑地问：“买什么规格的？”　　

我说：“中低档的。”　　

他说：“只有4808的，其余没有。”土地是全民的，但是已经“流转”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民营企业家手中，他向特色国家缴纳税收，特色国家完全尊重他们为人民币服务而自行定价的权利。　　

他抬起头，不经意间似乎想起了什么，问：“你姓夏？”　　

“对！你在过新丰中学？贵姓？”　　

“1974年‘单香烟’班毕业，潘。”他说的“单香烟”是指他的班主任，每天只用一根火柴点烟，一直抽到熄灯的　单世才　老师，我是“单香烟”的知己同事。　　

……“价格有商量的余地吗？”　　

“一分钱都没有。局长的条子只减200。”　　

“　那么　老师的脸皮呢？”　　

“一分钱不值。”　　

“民政办的呢？”　　

“你搞得到吗？”　　

“假如搞得到呢？”　　

“不知道。”　　

“你是这里的第一号呀？” 　　

……　　

“能否在石碑的后面刻上：　　

‘七绝一首 敬赠永宏兄嫂　　

勤劳俭朴老农民　　

爱社如家世代心　　

信仰无私集体化　　

祈求后代再翻身’？”

他没有抬眼，果断地说：“拿钱来当然可以。每个字10元！”　　

……　　

而非常民主的“家宴”，小商，吹手，和尚，这几天“供不应求”，都端起了架子，说“没空子”，“缺货”，连应该经常供水的自来水公司也搞起了“限时供水”，只有每次多交30元才能延长一小时！　　

市场化了，观念更新了，人们都在对有急难的老百姓严格，协调一致地要求多作贡献！　　

70年来，我的生死与共的在幸福和苦难中与我一起走过来的哥哥，死在一个繁荣昌盛的，和谐的，已经与世界接轨的伟大时代！唉，只是我和若干还没有跟上“三个代表”的老百姓，科学观不起来，落后了，还停留在僵化的濒临崩溃的毛泽东时代……　　

呜呼，谨以本文纪念　2009年12月2日　19：09和谐地离开和谐世界的亲爱的哥哥夏永宏！　　

牧 放  　2009年12月5日　2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