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反潮流精神成就了他的光辉一生--建党和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的反潮流精神成就了他的光辉一生——建党和建立新中国　　

为记念毛泽东诞辰而学习了有关著作，作了些整理归纳，以期加深认识、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信念！　　

针对吴法宪的检讨(吴法宪给毛泽东的检讨中说：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说我讲的，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我没讲过。)毛泽东批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我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上我的态度就是反潮流。　　

毛泽东一生中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毛泽东的反潮流精神成就了他的光辉一生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回顾毛泽东的反潮流精神和他的事业，是对即将到来的他的诞辰最好的记念。毛泽东一生中在原则问题上反潮流主要针对党内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所作的斗爭。这里我们首先学习一大段列宁的教导。　　

1908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中指出：官方教授按官方意图讲授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关于这种科学和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同样卖力地攻击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扎根，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而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倾向就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斗争的形式和起因改变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　　

这个派别因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而得名，因为伯恩施坦叫嚣得最厉害，最完整地表达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正，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即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修正主义的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每一个稍有见识、稍有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丝毫不会怀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持修正态度，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模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差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差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无产阶级身旁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者阶层，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产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产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同样必然要被重新抛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十分自然，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会不断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十分自然，情况只能如此，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还会如此，因为，那种认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目前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领域经历的事情，即同理论上修正马克思学说的人进行的争论，目前在实践上只是在工人运动某些局部问题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人们在斗争高潮中分清敌友，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19世纪末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小市民的种种动摇和弱点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提出的一个著名判断。它以形象化的说法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共产党真正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以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的。　　
　 　

1新民学会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　　

新民学会是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个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它是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新民学会于　1918年4月14日　在湖南长沙蔡和森家中召开成立会。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李维汉等14人。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新民学会的会务由毛泽东主持。学会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它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会员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共产党员。会员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等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　　

新民学会肖子升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又穷期，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造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一一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无政府――蒲鲁东式一－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　　

新民学会李和笙说：：“社会改进，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他的特别的背影，一剂学方可以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　　

毛泽东认为：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总言之，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主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　　

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的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目的，要向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之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只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　　

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后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位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　　

(一九一九年十　二月一日　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的信)　　

毛泽东分析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共产党，他就矢志不移，为此奋斗终生而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领柚和导师。　　

2党的一大党章的终身实践者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指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共产党人应当认识到：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为了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　　

一切行动应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有利于消灭私有制，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消灭阶级，这三个有利于才是共产党人所要坚持的，也是无产阶级认可的、为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特别是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所证明了的革命原则，坚持这革命的三个有利于革命就胜利，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就永往直前，反之革命就受到挫折和失败。　　

中共的一大党章完整的体现了马克思的三个有利于。一大党章纲领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的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毛泽东终生实践党的一大党章。中共十大 1973年8月24～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名党员。毛泽东主持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xxx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上述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十大党章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任务”；提出“反潮流”原则，要求党员要具有反潮流的精神等。　　

十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党要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右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要于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保证党的事业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前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十大党章与一大党章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马克思的三个有利于，一切行动应有利于无产阶级解放，有利于消灭私有制，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消灭阶级。　　

毛泽东矢志不移，为一大党章奋斗了终生。　　

3 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力”与“领导力量”　　

陈独秀在建党时以为中国可以直接进行十月革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来经过共产国际的纠正，在党的“二大”上，接受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认识到当前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他由此又走向“二次革命论”，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结果将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农群众只是获得一些民主权利。同时，他又认为，既然“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在民主革命以后才能进行，那就让我们来帮助资产阶级快点把民主革命搞成，以便早日进到下一个革命。于是，他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始终把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放在“在野党”、客卿、助手，甚至“苦力”的位置上。为此，当资产阶级排挤共产党时，他就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国民革命“让他们去搞”，我们去准备“自己的革命”。这个主张遭到国际否定后，他就推行“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苦力”政策。从这个思想出发，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只看到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然而，与西方资产阶级相比，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幼稚”，再加上中国社会“阶级分化本尚未鲜明，阶级的冲突亦尚未剧烈，各阶级的势力也都尚未强大”，所以资产阶级“不能单独革命，他到了真要革命的时候，必然极力拉拢别的阶级，出来号召国民革命，以求达到他自身发展之目的”。他的结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　　

毛泽东则从自己三年来与国民党打交道的经验中，深刻地看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在1924年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期间，曾与右派的破坏活动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并为此辞去了组织部秘书的职务，他认为：这个阶级“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他断言：“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梦”；“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必然很快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即使其“颇有革命性的左翼”，因“其夙持之‘和平’观念极不易破，而且，对于‘赤化’时时怀着恐惧，故其对于革命极易妥协，不能持久。故中国的中产阶级，无论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分，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　　

关于工人阶级，陈独秀则较多地看到其幼稚的一面，说：“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的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因此，他虽然承认它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革命中“重要的分子”和“急进的先锋”，但又凭想当然认为：“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因此，“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自然不是革命的领导者了。　　

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虽因经济落后，数量不多，但由于大多数在外资产业之下，经济地位低下，“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而且主要集中在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因此他们有两大优点：第一，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的‘有组织的集中’”；第二，“特别能战斗”，“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从他在这前后发表的文章看，“主力”与“领导力量”是同一个意思。　　

4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农民武装应该“上山”，上山可以保存力量，“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八七会议，毛泽东早已预见到没有武装的恶果。在　7月4日　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他更加明确提出整军经武，准备善后的建议，他认为农民武装应该“上山”，上山可以保存力量，“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但当时陈独秀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一个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毛泽东把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到夺取政权高度的精辟论断，令与会代表耳目一新。毛泽东婉言谢绝了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实地调查后，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八七会议确定的秋收起义方针，有些地方是与客观实际不相符的。比如南昌起义打的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子，八七会议对秋收暴动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而毛泽东已看到“国民党左派”在群众中已丧失号召力，国民党的旗帜已成军阀的旗子，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　　

1927-　8月18日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湖南省委会议，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秋收起义问题。毛泽东根据从群众中获得的新认识，对组织秋收暴动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第一，秋收暴动要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打左派国民党的旗帜。
　　第二，发动秋收暴动不能单凭工农力量，要借助军事的帮助。毛泽东一再强调“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　　

党的八七会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临时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和毛泽东的信后，一一驳回了他们的主张，有人还点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与中央不一致，批评湖南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是一种军事冒险。中央也不赞成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和没收大中小地主土地。　　

5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造成星火燎原之势　　

早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发生裂痕的时候，毛泽东就对“上山”有所考虑。他曾对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讲到统一战线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时说：我是有打算的，实在不行我要带农民“上山”①。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后，毛泽东更明确地主张“上山”。1927 年5 月许克祥叛变革命后，他又对由湖南来武汉请示工作的同志说：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拿起枪杆子武装保卫革命②。6 月，毛泽东回湘担任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书记，便对工农武装作了上山安排，并多次通告各地党组织认真执行，还派郭亮等得力干部下去督促。7 月4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又力主农民自卫军“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①。“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要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找绿林兄弟交朋友②。在秋收起义的准备阶段，毛泽东也曾提到：我们的人不多，就要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要干锤百炼，要能走路，要上山为王，还说了上山为王的典故③。秋收起义前夕，有人曾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队伍去广东。对此，毛泽东态度仍十分明确：“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④。认为去广东“是很错误的”。在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又主张上山当“山大王”。当时有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觉得革命革到上山做“山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毛泽东耐心他说服大家。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中国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矛盾很多，我们要找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生存、发展，最后方能成大气候。毛泽东还说：你们算一算，哪一个朝代消灭过“山大王”，哪个皇帝真正统治过这些地方⑤。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又说：袁文才、王佐在井冈山打圈圈，8 年都没被消灭，我们也要“就地打主意”。　　

1927-　9月19日　，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这是一次决定起义军生死命运的重要会议。会上就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为首的一部分人，力主“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当时中共中央的主张。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作出判断，认为当时农民起义并未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设防坚固的长沙，应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毛泽东提出这个主张，是对共产国际乃至临时中央战略部署的否定，在当时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终于决定部队退往湘南。就在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长沙不可攻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长沙的决议，指责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停止长沙暴动是“临阵脱逃”，责令湖南省委立即爆发长沙暴动。只是这一决议传到湖南时，秋收起义军早已开拔南下，使其变成了一纸空文。　　

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武装斗争的伟大尝试，它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标的，在暴动遭到严重挫折时，毛泽东能够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及时、果断地避免盲动，在实践中开始闯出一条与农民相结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毛泽东这一开拓性的创造，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产生了一次新的飞跃。　　

6概括出游击战十六字诀　　

一九二八年三月，周鲁(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到井冈山后，根据中共中央上年1927年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　十二月三十一日　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取消以他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以何挺颖为书记。这样，使毛泽东一度成为“党外人士”，不能担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 (所以称为第四军，并不是因为另有第一军至第三军，而是因为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共产党的力量较强，战功卓著，深受人民爱戴，所以沿用第四军的番号)，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　　

五月在从永新撤回井冈山的路上，毛泽东和陈毅边走边谈地交谈了一天。毛泽东讲了他这个时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问题，他讲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谈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作用和陈独秀的错误；详细说明了对当前党内思想尚不统一的诸多问题的看法；描述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工农政权的构想；并指出陈毅他们在湘南站不住脚的原因是地处交通要道，敌人过于强大；还指出现在从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险。这些论述深深打动了陈毅的心，使他对毛泽东十分钦佩。　　

　五月四日　，在宁冈砻市举行朱毛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毛泽东讲话祝贺两军会师胜利，并代表第四军军委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全军每个指战员认真执行。
　　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斗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单靠斗力。毛泽东把这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它正是从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出发，趋利避害，避实击虚，灵活机动，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从而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后来的战略战术，就是由它发展起来的。　　

7 建设一支新型的军队　　

1927 年9 月底，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受挫部队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时不足1000 人，人心涣散，思想混乱，基层没有党的组织。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巩固和发展这支新的革命军队，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将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在部队普遍建立共产党组织，班建小组，连建支部，营、团建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以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军内民主制度，做到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设立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管理。三湾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初步基础。　　

1927 年11 月中，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团长陈浩等人受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影响，部队不做群众工作而单纯搞军事操练，不去打土豪解决给养而是靠摊派，损害了群众特别是工商业者的利益，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毛泽东及时予以批评，并就此总结经验教训，于12 月底在砻市集合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三大任务。他向大家说，我们的军队，要根本区别于历史上的任何一支军队，怎么办呢？那就要求每一个战士，既要会打仗，又要会做群众工作，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和我们一起闹革命，才能取得革命胜利。接着他宣布了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秋收起义一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了军队的群众纪律问题，并提出过一些朴素的维护群众利益的纪律要求。1927 年10 月24 日，在红旗即将插上井冈山之际，毛泽东在荆竹山集合工农革命军庄重地宜布了三项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 月25 日，毛泽东又在遂川县城的李家坪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随着部队的实践活动，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内容不断修改、充实、完善，如“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不久就改为“不拿群众的一个鸡蛋”，以后又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最后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项纪律后来也改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增加为“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有些条文看来事小，但却生动反映了人民军队和旧军队的本质区别，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它对加强人民军队的自身建设和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加强军民的密切联系起了重大作用。　　

1928 年2 月，工农革命军第一、二团合力攻打宁冈新城之敌，歼敌一个正规营和一个地主靖卫团，缴枪数百支，俘敌百余名。俘虏被押至茅坪后，毛泽东宣布了宽待俘虏的政策：第一，对俘虏不搜腰包，不虐待，与工农革命军同等待遇；第二，医治敌军伤兵；第三，愿留者欢迎并开欢迎大会，需走者欢送并发给路费、路条。宽俘政策的执行，震惊了敌人，对瓦解敌军产生了巨大威力，连敌人也对此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1929 年12 月底，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强调红军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明确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地位，列举了红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纠正方法；指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标志着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的形成。这样，毛泽东就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而系统地创立了一套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建军方针和原则。它主要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指挥枪的原则，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等。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建军的根本原则。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三湾改编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古田会议深刻阐明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极端重要性，确定了加强党对红军领导的原则和措施。明确指出，红军只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就明确了党和红军的关系，红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而不是红军领导党。　1932 年9 月2　1 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问题训令》，提出了“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后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更明确规定：

　　“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①。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保持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毛泽东强调要经常加强对部队的思想教育，用马列主义、用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指战员，以纠正部队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多而带来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部队能成为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同时建立完整的制度和机构，从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红军必须肩负三大任务。中国的红军必须根据马列主义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进行建设。毛泽东认为，红军的党和红军的领导者必须有建立红色政权、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深刻观念。在有条件建立根据地的地方，要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和红色政权，用战斗保卫根据地。因此，中国红军的任务，就不能像其他军队那样只是打仗一项任务。由于红军和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困难，红军的给养和经费全靠自己筹措。因此，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提出红军要担负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其他根据地也规定了大同小异的红军任务。这表明，红军是完全不同于雇佣军队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红军筹款的任务发展为开展生产运动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形势和斗争任务的变化，毛泽东又规定：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
　　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是红军的民主制度。实行军内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中的体现，是我军团结内部、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在创建红军之初，就注意在红军中实行民主制度，废除官长打骂士兵作风，建立“士兵委员会”。尤其是经济上的民主，“白军里将校尉饮食不同”，而“红军中官兵夫薪饷一样”，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新型官兵关系的建立，使部队战斗力显著提高，“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①。“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②。毛泽东总结这些经验后深刻地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③当然，我军实行的民主是有领导有秩序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因此，毛泽东还注意及时批评和纠正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念的错误观点和行为。三大民主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打破了旧军队的传统影响，也是我军区别于一切反动军队的显著标志。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统一的革命纪律。纪律是执行正确路线的保证。毛泽东创建红军之初就把纪律建设放在重要地位。他把在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问题上遇到的一些不良情况提到政治原则和军事原则的高度加以解决，从而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全军统一的革命纪律。它既是政治纪律又是军事纪律，更是群众纪律，是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体现，是全体军人的行动准则，红军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胜利，以及后来人民军队能打败各种敌人，就是靠每个指战员能自觉执行命令、遵守纪律。实践证明，军队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保持同群众的鱼水关系，以夺取战争胜利。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集中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它是人民军队一系列建军原则的精髓和核心。作为人民军队唯一宗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固然是“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它既是群众观点的直接体现，又是把人民群众争取和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从群众那里得到无穷无尽的力量的可靠保证。红军关于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的规定，则是人民军队为人民谋利益的具体的也是基本的实践活动。作为人民军队统一纪律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军民一致”的规定，一方面是使群众利益得到直接的保护，另一方面也是争取群众对人民军队的大力支持。军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以及“官兵一致”的原则，则是群众路线在军队内部关系上的具体体现。　　

8以马列主义武装头脑，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　　

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终于正确地解决了党的性质问题。他在实践中体会到，决定党的性质的不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主要的是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是用什么思想教育和武装党员的问题。列宁早就指出过：“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是谁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①事实确实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是诞生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现代工业不发达，产业工人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度里，“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②。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影响到党内。即便是工人党员，也容易带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因此中国党要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关键是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使党员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建立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如果这样，即使是农民出身的党员也可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反之，如果不以马列主义武装他们的头脑，不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没有使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那就不光是农民党员，即使是工人出身的党员，也未必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为工人出身的党员也无时无刻不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侵蚀。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思想教育。对农民出身的党员固然要加强思想教育，对工人出身的党员也要不断进行思想教育。因此，毛泽东在井冈山根据地时就强调要对党员实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坚持对农民出身的党员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以加强“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①。从而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党员，“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②，因而能坚持在生活艰难、战斗频繁的情况下，红军仍“维持不敝”③。这说明，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农民党员也是可以变为先锋战士的。在井冈山时对红军内党的思想教育已有注意，有所成就，但这并不是说就已解决好了思想建党的问题、解决好了在农村仍能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问题。后来，随着红军的扩大和发展，农民成分进一步增多，红军共产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不断涌现，但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农民出身的党员的增多而是由于“党的领导机关对于一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即思想教育的削弱所造成的。　　

1929 年12 月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政治报告，大会一致通过了以毛泽东的报告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在这里强调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号召大家起来彻底肃清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古田会议决议强调的中心问题就是加强党的建设。一方面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会议规定了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内容和办法。强调首先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党的领导机关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党员作正确的路线教育”、“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肃清流寇主义”，努力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红军党员的思想水平提高到无产阶级思想的高度，以保证在农村环境中和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仍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也即革命以农村为中心仍能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下决心整顿党的组织，规定多从战斗士兵中发展党员，重新规定了党员的入党条件。并规定将不符合党员条件、屡犯错误而又屡教不改的党员清洗出党，从而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保证党的组织能切实发挥对军队的领导作用。　　

9 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理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在古田会议刚刚结束时写的。由于古由会议决议成功地解决了党长期在农村发展中“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的问题，也即在长期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个关键问题。也由于古田会议前夕中央的“九月来信”中曾正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③因此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就有根据、有把握地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毛泽东在信中充分论证了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对于中国革命的极大必要性。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红军是“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①。既然农村根据地的斗争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从而夺取全国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其他力量是次要因素或配合力量，那么党的工作重心当然就应该放在这“最重要因素”——农村根据地方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突破了“城市中心”的框框，提出了“农村中心”的思想，由此得出了同“城市中心论”者相反的结论，即：要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夺取全国胜利，就必须在农村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逐步扩大农村根据地，形成对城市的包围，最后夺取城市。　　

1930 年初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实际上提出了农村中心的思想而开始形成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这年4、5 月间，李立三便在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毛泽东等人的农村中心正确思想。　　

他断言：“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中心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因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激烈争斗——武装暴动。”①　　

10赣南会议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在赣南会议之前，毛泽东在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战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反“围剿”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明确指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红军全部作战原则是在古田会议决议指导下形成的。完全可以说，红军的建军思想与作战原则相结合，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1931年九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长达一万两千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被称为“九月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指共产国际——引者注)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第一号电报还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按照王明的指令，“三人团”主持赣南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曰“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曰“富农路线”。因为当时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曰“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必须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会议作出决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这么一“集中火力”，就把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撤销了。　　

　1931年11月1日　至5日，也就是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地点在江西瑞金叶坪。通称“赣南会议”。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 一、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指责为“狭隘经验论”； 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指责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随后，会议改由项英主持。　　

会议在“国际路线”的旗号下，凭借中央路线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威力，通过了中央代表团成员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和《红军问题决议案》等五个决议案，都“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赣南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否定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把中央文件变成为实际行动，与“党内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作最残酷的斗争”，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岗位之外。　　

赣南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全部批评，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条检讨了所犯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极严重的错误”，决定“将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提出：在根据地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开展阶级斗争。如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在红军工作中，要坚决反对落后的狭隘经验论，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在政权建设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力混合做标准”，坚决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要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农民的落后意识”，“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 　　

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讲到： “那时，给我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不是生来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 　　

11毛泽东宁都会议被剥夺兵权, 毛泽东坚持原则不作检讨，相忍为党，在许可范围内抵制过“左”倾政策，尽量做好工作　　

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前方　1932年9月26日　训令(毛泽东、朱德根据前方最高军事会议的决定，在26日发出红一方面军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在目前敌军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决心在宜（黄）、乐（安）、南丰之间的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这是一个符合前线实际情况的正确决策。)十分不满，同时又收到临时中央　7月21日　长信和9月下旬要求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的指示电，立即致电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①　　

　10月3日　至8日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刘伯承。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会议并没有留下记录，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用《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上的话来说：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宁都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发言坚持　9月26日　训令的观点，以战备为中心创造战场，不同意在敌军合围前“击破一面”。中央局一些成员，根据临时中央指示，批评前方“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会上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克敌制胜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他　5月3日　复电中对临时中央的反批评，斥之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尽管如此，毛泽东没有被压服，在路线方针问题上仍然坚持了原则，所以会议《简报》说他“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　　

会议上，有人提出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之职，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周恩来承认前方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有等待倾向，同时指出后方项英等对毛泽东批评的过分；不同意把毛泽东调回后方，因为毛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收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于是，周恩来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王稼祥、朱德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多数与会者认为他承认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①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对向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后，于　10月6日　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泽东名字”，并且提出，“毛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去电苏区中央局。　　

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休养。留在宁都的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重新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10月12日　，中革军委奉苏区中央局之命发布了这个命令。同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没有出席这个又被剥夺军权的苏区中央局会议，是缺席裁判的，并且不通知他，很有意见。　　

宁都会议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占了上风，错整了毛泽东，又一次剥夺了他的军权。但是，毛泽东坚持原则不作检讨，从　11月26日　苏区中央局在答复临时中央问题的电报中知道，他仍不同意中央的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这份电报还说：“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泽东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毛泽东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公开地点名批判毛泽东？这不是他们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有过一个干预此事的电报：“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这样，才使毛泽东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但步履艰难，既要做工作，又要受批判。　　

1933年6月，毛泽东出席由博古主持的第二次宁都会议。这是一次中共中央局会议，主要总结前段工作。毛泽东仍然坚持积极防御路线，发言认为，第一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积极进攻路线”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仍然采取“诱敌深入”、运用大兵团伏击战所取得的胜利；于是对第一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毛泽东这种不怕压力、坚持原则的斗争，为当场好多人所折服。但是，博古在最后作结论中，重申第一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并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又一次被否定了，仍然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十分沉重。　　

但是，毛泽东是个党性极强的人，相忍为党，在许可范围内抵制过“左”倾政策，尽量做好工作，把“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12 毛泽东纠正王明错误路线革命转危为安, 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地位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同王稼祥、张闻天一起行军，开始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不能取胜的问题。11月上旬，中央红军顺利地在湘南通过第二道封锁线，中旬，中央红军在湘南越过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王明的错误路线的斗争，为拨正红军的战略方向，经历了三个回合的角逐。也可以说，这是遵义会议战略转变前的三次预备会议。　　

第一回合，通道会议关于战略方针之争　　

　1934年　12月12日　　，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在会上，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从实际出发，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并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认为进贵州仍可向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未固执己见，李德因自己意见被否定而提前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14日中革军委指示又说：“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可见，红军继续西进与北上湘西的争论并没有结束。　　

第二回合，黎平会议作出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　　

　12月15日　攻占贵州黎平。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第三个回合，猴场会议实际否定了李德军事指挥权。　　

1935年元旦，毛泽东出席在猴场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重申在黎平会议上阐明的红军应去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1月15日　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由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王稼祥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发言，并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　　

遵照会议决定，政治局常委再行分工。在酝酿过程中，周恩来认为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理所当然应归毛泽东领导；毛泽东从全局考虑，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练，使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路上，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13 力排王明右倾投降　　

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路线、两套办法、两个前途的争论。这就要求共产党必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党内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的右倾迁就主义。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讨论政治、军事和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结论。在报告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务及国共两党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提出红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强调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他说：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就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要保持高度的阶级警党性。红军主力是否全部出动，要依情况决定，有必要留一部分保卫陕、甘、宁边区。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以贯彻共产国际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他回国之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于　8月10日　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甚至说：“我说过了，只要他抗日，我们当然应该听他的，不仅听，还要绝对服从，不然叫什么统一战线！”　　

王明到达延安才10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延安举行6天会议。他按照共产国际的基本观点，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虽然在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上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张。概括起来是：（1）在对形势和统一战线内部力量的估计上，美化和夸大国民党的进步，反对以左、中、右来划分国民党，反对说国民党是片面抗战，否认国民党中法西斯势力的存在，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2）反对提无产阶级领导权，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3）在军队问题上，虽然也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主张实行“五统一”，“受蒋统一指挥”；（4）在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问题上，主张到国民党政府去登记、立案，取得合法和统一；（5）反对改造旧政权、旧军队，反对建立抗日人民政府；（6）反对游击战，主张正规战。这次政治局会议由于毛泽东等的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没有形成决议，但王明这些右倾主张，是打着传达共产国际精神的旗号的，因而迷惑了一部分人，对以后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损失。　　

毛一生多次处境被动，在会议第三天发言，同意王明所说“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也作了一些辩白和阐述。对王明做了些让步的姿态，但坚持了原则，此所谓战略退却阶段，对王明是“敌进我退”。第四天他发言坚持“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认为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毛后来说 “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做了“自我批评”，毛后来说这是“老实人受骗”，实际王明传达的不全是国际指示，狐假虎威，夹带私货的也有。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11/114675.html　　

王明到武汉以后，不仅在政治上极力推行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而且俨然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经请示，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发出指示，把待中共中央长江局另搞一套，在组织上闹独立性。（1）　1937年12月25日　，长江局以中共中央名义在武汉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未经中央审查批准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在组织上是不妥当的；　1938年3月21日　，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未经中共中央同意，他就于　3月24日　擅自送交国民党。（2）12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王明去武汉后应很快回中央工作，后因蒋介石留他“在汉相助”，便一直留在武汉；1938年2月他回延安后，毛泽东在　2月27日　到　3月1日　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王明执意重返武汉，会议虽然同意他同凯丰去武汉，但明确指出“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再回来”；可王明去后未执行这一决定；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不愿留在延安工作”。（3）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　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这是中共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文献。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这一重要文献，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样的原因，《群众》周刊也未刊载。同年夏，他写了一首评毛泽东《论持久战》中“错误”的诗：
　　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
　　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
　　在第三句下还特别加注说：“此处指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　　

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反对毛泽东的这一套，在当时人们都是知道的，甚至连李德也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我们把华中局（应是长江局，下同——引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先到乌鲁木齐，后到兰州，再到延安。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已经知道较多的中国抗战情况和王明的另搞一套，在约见他和任弼时谈话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9月26日　到　11月6日　，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按照既定的议程，王稼祥先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第一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是极为重要的，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指手画脚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进行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如果说，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纠正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那末，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议就是批评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所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经指出：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王明对党中央、毛泽东的帮助耍两面派进行反扑。　　

王明看到，自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受到不指名的批评，而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这是难以抗衡的历史事实。于是，他就耍起两面派来，表面上极力赞扬、讨好毛泽东，背地里却又极力加以攻击和污蔑。　　

王明在　1940年5月3日　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举起了“学习毛泽东”的旗帜。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他言不由衷地说： “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在理论上，毛泽东“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是伟大的理论家”；《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王明在《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中还说：“对于青年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还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学习毛泽东。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 　　

这篇讲话稿事先送毛泽东看过，毛说理论一点不好，不要发表。后来王明还是发表了。 　　

在1940年5月就如此颂扬毛泽东，恐怕党内还没有人当时超过王明的。不过，在暗地里恶毒攻击、咒骂毛泽东的，恐怕党内也没有一个人能超过王明的。自古道“诗言志”，尽管王明的诗不像个样子，但还是反映了他对毛泽东咬牙切齿的仇恨。例如标明1939年底他于延安作的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一诗写道：“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又例如标明1940年10月作的一首口语体七律《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说： 　　

德意日苏盟何自？
联汪联日费疑猜。
座谈虚报横行者，
国际中央安在哉？！
愿作汉奸缘底事，
策同托派胡乱来；
野心斗禹超斯季，
马列离开路线歪！ 　　

王明在此诗下面特别加注胡说：“毛泽东主张在国际上实行德、意、日同盟路线，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并宣布他‘不怕别人骂他实行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也不怕做汉奸’。”这完全是一派颠倒黑白、凭空捏造的胡言乱语！ 　　

以上一些完全刻画出王明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两面派。 　　

14毛泽东《论持久战》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　,毛泽东《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说：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民主国家如英、美、法，有广大民众，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前进人们，都是同情中国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除了一部分顽固党反对中国抗战。关于顽固党，有的是顽固成性一向同情日本军阀的，有的则是不明白中国抗战的必然规律，经过艰苦路程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个必然规律。因而由悲观而失望而不愿意援助中国，这类人我想也不会有的。倘能因我的书给于这类人以明白事情真相的机会当然是我的希望。至于大多数同情中国抗战的人们，也许至今还有若干人同样不明白中国抗战的真相，虽同情抗战也存在着苦闷，这类同情的苦闷，尤其是我们应该为之解释的。我的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八年五月间作的，因为它是论整个中日战争过程的东西，所以它的时间性是长的。至于书中论点是否正确，有过去的全部抗战经验为之证实，今后经验也将为之证实，抗战在武汉、广州失守后正在向着一个新的阶段一一有利于中国不利于日本的新的阶段的发展，这个阶段就是敌我相持的阶段，敌因被迫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战略保守，我因坚决抗战与力量增加而结束自己的战略退却（主力军，不是游击队），转入战略相持，这种局面快要到来了。新阶段中，我之全部任务在于准备反攻，这种准备时间也许是长的，但我们有全部勇气与精力来进行这种准备。一定要把也必然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伟大抗战中，根本的依靠中国自力更生，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逐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英美诸民主国尚存在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要置身于事外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意罗斯福总统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对于西方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张伯伦对于日本至今还保持着怯懦心理。我希望英美民众积极起来，督责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的政策，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身。　　

15 新民主主义论的提出和发展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说：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资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器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所属于帝国主义军阀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资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资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众民的统治。这一思想已函盖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点，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资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 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资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这鲜明地道出了与陈独秀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主张之不同。　　

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代表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后来的《论联合政府》的写作而言，其直接目的正是为了回答抗日阵营中新的争论。　　

这场争论主要发生在国共两党之间。自从日寇深入国土，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统一战线以来，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这次合作与第一次不同，既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合作的组织形式。因此两党的合作一开始就存在着原则上的分歧。蒋介石在内战时期所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一是带有浓厚的反共反人民的色彩，成为其对日妥协的理论基础；二是具有对外依赖的性质，把中国看作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三是其构想的抗战体制，要求国民“整齐划一”，接受蒋介石解释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领导，“忠党爱国”，提倡一种“兵营国家”的法西斯理论。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内攘外”论的这些特点实际上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国民党的抗战理论中，抗战开始即表现为单纯政府与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根本不承认有什么统一战线，企图使抗战纳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轨道，毛泽东深知蒋介石的企图和他所代表的这一政权的本质，因此在倡导统一战线时，根据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提出合作抗日的政治纲领。并在抗日救亡的主题下，把革新内政、实行民主政治作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曾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①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毛泽东《五四运动》中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⑵、太平天国战争⑶、甲午中日战争⑷、戊戌维新⑸、义和团运动⑹、辛亥革命⑺、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　　

   这里，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　　

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中还说：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说：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在这期间，他还使用过人民民主主义等概念④，其含义是一样的。毛泽东以1919 年“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界，把中国近百年来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此之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此之后，则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①。　　

16毛泽东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1942年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着重提倡从实际出发和依靠群众，纠正与此相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为全党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思想(它被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从七届一中全会起，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战胜利后，针对蒋介石的和谈骗局和内战阴谋，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他和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战，粉碎了蒋介石军队的战略进攻，并使自己转入战略进攻。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解放全中国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六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建国前的历史证明：是毛泽东坚持原则，多次反潮流，使中国革命获得成功，建立了新中国。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党内高干的整风运动。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周恩来致辞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的周恩来谈话: 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今天。你们没有解放没有今天，你们也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　　

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第三代向忠发，李立山，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出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五代是张闻天，又叫洛甫，建国后出现的反党集团大头子。直到遵义会议才确立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在党的历史上，五代都坏了，你们不是看过《东方红》吗？一面是党旗，一面是毛泽东旗。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书记。从一九四五年起仅用了四年时间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内出现三次反党大集团了。第一次是高、饶集团（高岗，饶漱石），第二次是彭、黄、张、周（周小舟当时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是彭、罗、陆、杨。现在正在追，要追清楚。…领导成员中的黑点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阳就是毛主席。 　　

（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的谈话）　　

　2009-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