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谈《官员财产申报何以屡屡难产》
干部财产申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极其重要的一环,是建立清正廉洁干部队伍的重要措施,是保证干部与人民血肉联系的保障。共产党是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政党,这一起码的政治要求决定了共产党的干部没有任何个人的财产隐私不能够公之于众,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因此,建立干部个人和家族财产申报制度,早已是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和对执政党的要求,是一项公正的要求。其必要性根本就是执政的共产党的阶级性质的绝对的要求,没有任何借口不加以实施。
那么,既然如此,为何中国共产党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全面完整的官员个人及家族的财产申报制度,以接受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即社会监督呢?中纪委吴良玉现在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在公开的媒体上当着全国人民的面给予的答复,就是所谓的两个条件: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信息统计体系的建立。我们也来谈谈这两个条件。
首先,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是重要的。那么,这个诚信体系的建立是如何建立的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不回答这个问题,诚信体系的建立将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我们知道,诚信体系,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问题。道德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道德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社会建立以来就伴随着人类社会一起同步发展的,换句话讲,就是自人类脱离了动物界之后就一直伴随这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而进步的。随着社会的进步,道德也在进步,道德得以展开的各种行为方式也在变化和进步。诚信,就是道德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已。
道德的产生和进步,是人类社会生存的起码的要求和人类社会生存底线。人类的道德意识的建立,是进步的社会人,建立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当然,也是人类思想进步的标志,是社会中精英人士对社会社会实践的总结和认识,即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的结晶。道德意识就是文明的进步,一点也没有疑义。而社会的精英人士对道德的建立和认识,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人类的道德意识,存在于人民群众的普通的社会生活中,以一种非常朴素的形态的自发的规则,规范着人与人的行为准则。这种朴素的道德意识,是我们建立道德体系的材料。朴素的道德意识,还不能称之为进步的道德意识,因为其中还可能存在着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道德意识。道德意识,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人的认识能力有多进步,人类的道德意识就有多进步。这种道德进步的责任,无疑就是社会精英的责任。在社会进步到一定的阶段,可以说,精英的道德水准,不可避免的成为社会道德的标杆和道德社会的引领者。这就是精英们的道德意识对社会的反哺作用。社会的精英人士,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将这些自发存在于群众之中的朴素的道德意识,经过反思和提炼,成为思想认识,成为系统的道德理论,成为人类文明文化的结晶。比如中国古代的先贤们——老子、孔子、墨子等等大思想家们,他们解释的思想道德伦理,成就了中国千年的道德规范,成为当时先进的进步的道德思想意识。这些道德伦理,不仅仅在教化人民,更是教化统治阶级的精英人士。再通过统治阶级的掌握先进道德伦理的精英人士门的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行为,来影响着人民群众和全社会的道德进步。尤其是社会的一群特殊的精英人士——干部来讲,就更是如此。因此,从人民群众中的朴素的道德意识,上升为规范的进步的道德意识,就是意识的作用,更主要的是精英阶层的社会职责。社会精英之所以成为社会精英,就在于他们应当从朴素的道德意识中认识到道德进步的方向和胚芽,并且能够以身作则来培育这种存在于人民群众中进步的道德胚芽。毛泽东时代我们的广大干部就是这样做的,并且涌现了想焦裕禄这样的模范榜样。毛主席说过: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人民群众也有一句口号: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这充分说明了,作为社会精英热一部分-——干部,对于社会道德的引领作用的巨大,更不要说一个政党的道德旗帜的颜色如何了。中国三十年前以及现在这三十年的社会实践,也证明了这一条真理,哪一方干部清正廉洁有能力,哪一方老百姓就心情舒畅,道德水准和幸福指数极高;相反,哪一方的干部为非作歹,鱼肉乡里,或者昏庸无所作为,那里的老百姓就心情压抑,社会就不安定,社会道德就大幅滑坡甚至道德崩溃。我们可以对比南街村、华西村与那个小岗村,就十分清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干部的道德行为的以身作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是,将引领社会道德体系和风尚建立的责任寄托于社会精英,尤其是及期望于官员的道德模范作用,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和外国的历史都证明是失败的和不可能的。在没有民主的时代,道德的教化是起主要作用的,通过道德的教化,自我的反省,以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其实,也是一个本质上相互制约的人际关系的要求。这种制约的关系起作用,在于相互制约的对立面具有势力上的某种均衡,只有均衡,才有相互自我规范自己的行为准则的自觉性。但是,官员所以称为社会上的精英阶层,乃在于他们具有掌握社会资源的优势。这种优势相对于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形成了绝对的势力的非均衡关系。这种非均衡关系当然具有优势一方欺压劣势一方和剥削劣势一方的内在的可能性以及在丛林关系当中的必然性。如果我们都说真话,有谁否认当今的中国社会中,官员欺压老百姓不在时时刻刻的发生呢?一句“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已经很说明问题了。这可不是个别的现象。于是我们看到,依靠社会统治精英作为负有引领社会道德风尚和道德体系建立的期望是不可能的。尽管我们社会当中涌现了很多的模范党员和干部,他们的道德模范作用的确给社会的道德体系的建立带来了希望。但我们说,好事建立难,破坏易。一个官员对道德体系的破坏作用可能需要十个或一百的模范干部的重建来补偿。成本相当之大。有时建立的速度赶不上破坏的速度。这就是我们不可能依靠干部们的道德自律老引领社会道德的建立的原因。
那么我们对于社会道德的建立很悲观嘛?当然也不是。怎么办?这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才有可能在丛林社会当中杀出一条血路,规范丛林法则使其超越丛林法则,达到人性的法则。这种制度的建立,必须是超前的,具有前瞻性的。由此,我们看到,民主制度之一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就是一项重要的规范丛林法则的内容。这项制度的建立,是民意所求,正义所求,是现代社会所求,也是与“国际接轨”所求。当我们在价格、贸易、汇率等问题与国际接轨的时候,却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拒绝与国际尽快接轨,就显得让老百姓疑云重重了。其实那位老百姓心理不是明镜一样的明白,这个中纪委吴玉良的托词是多么苍白和无说服力呢?
诚信体系的建立,本来就是官员的责任。这是毛主席一再讲过的干部的决定因素的作用。我们不知道,吴良玉的所谓的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是谁的责任,是老百姓的责任,还是管员的责任,亦或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是老百姓和官员的共同责任?理论上讲,引领社会诚信体系建立的应当是统治精英的所作所为。官员的所作所为如果没有诚信,政治腐败,道德缺失,社会诚信体系会如同雪崩一样的崩溃。可见,诚信体系的建立,责任在官员,在干部。因为这些社会统治精英所作所为本身就在起着道德诚信的标杆作用。可是我们中纪委吴良玉并没有这样说。他只是泛泛说了些不着边际的什么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有赖于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信息体系的建立的官样说辞。那么世人摸不着头脑的是,这个诚信体系的建立是谁的责任?毋庸多说,这显然就是统治精英的责任,是管员的责任,是干部的责任,是那些所谓人民公仆的封疆大吏们的责任。本来应该由被监督对象即官员建立道德诚信体系的责任,却成了官员们拒绝建立财产申报制度的借口,真是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有。可是历史证明靠他们是不可能建立道德诚信体系的。因此人们才发明了民主的方式,由社会制定民主的制度来监督官员,由民主的方式重建社会的道德诚信体系。由民主制度的建立来从外部对官员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就成了社会有效地建立真正的道德诚信的制度保障。
吴良玉没有说清楚这个诚信体系的建立是谁的责任,谁应当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负有社会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个社会究竟是谁破坏了社会道德诚信体系的建立。当今的学术腐败、政治腐败、官员与资本勾结的经济腐败,究竟是谁的责任?当今的道德滑坡如此严重是谁的责任?是老百姓的责任?谁要是这么说,谁就是无耻的没有了道德底线了。本应由官员负责的道德诚信体系怎么成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条件?这真是官员即是嫌疑犯又是法官了!
至于信息统计体系的建立,一个纯技术的并非不可解决的问题竟然也成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的条件,真是糊弄老百姓的水平也太低了点,以为老百姓真的可以被糊弄。我们想说的就是: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你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我们希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尽快建立。如果想以此来稳定干部队伍,发展经济,我想,将会适得其反,必将会严重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然,由于这三十年来党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反对非常软弱,导致干部队伍的信仰大面积缺失,腐败盛行,导致社会道德严重滑坡。我想,党中央应该清楚这支曾经深受人民欢迎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干部队伍现在的状况多么令人堪忧,腐败状况多么触目惊心。一旦财产申报认真推行起来,人们不禁对这只干部队伍捏一把汗:我们的干部还有几个是真正两袖清风,清正廉洁的呢?
干部腐败是经建设的巨大障碍,是社会进步的死敌。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不解决,当然中国的崛起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不可持续。这就是唯生产理论的破产。还要为干部队伍的稳定捂盖子,将会毁掉这支干部队伍,毁掉中华民族。这才是比目前南海问题严峻百倍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的核心问题和利益。不能再轻视下去了,否则积重难返,江山都会丢掉了,还谈什么经济发展的成果?还谈什么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谁是先进生产力?支撑先进生产力的基础生产力是谁?没有基础生产力,就没有任何所谓的先进生产力。而基础生产力,就是工人农民阶级。他们才是挺起中华民族的真正的脊梁。谁轻视他们的生产力,谁就是非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