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５０后对农村的记忆

我1951年生人。我对农村的了解是如下几个方面：
　　1、学龄前：我是在农村（山东省平原县三唐公社曲六店村）跟爷爷奶奶生活。因为爷爷奶奶解放前有地并雇佣过长工和短工，所以，解放后被划定为“中农”。因为农具比较齐全，乡亲们也经常到爷爷奶奶家来借用。有的连牛都借用。记得当爷爷奶奶不想把牛借给关系一般的人时，借口总是“从昨天下午牛就不吃草了，今天准备给它熬点米汤、加点豆饼治治病呢”。每次借牛的人来还牛的时候，总是对爷爷奶奶说明“牛我已经给你喂饱了.....”

　　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东西就是把一个农具（犁）上的轮子拿下来推着玩。有一天我再想玩的时候东西却不见了，爷爷对我解释说“入社了（估计是入人民公社的意思吧）东西就不能放在自己家里了，要放在村里大家一起用”——为此，我当时对“入社”纠结了好长一段时间。

　　2、学龄后，虽然我在济南市上学，但每年的暑假和寒假，我都回到爷爷奶奶身边渡过。他们看我长大懂事了，就开始给我讲解放前被土匪“绑票”敲诈的故事，并教育我说“解放了，咱们的生活也好了，日子过的也平安了，咱们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3、1968年我是以“知情”的名誉来到有名的贫困地区——山东惠民地区滨县二十里堡。虽然这里人的出工工分每天只能折合5分钱，但是，吃是不成问题的。与下乡到别的地方的“知情”交流后得知：副业好而有些钱的村子可以吃“返销粮”，而没钱的村子就吃“救济粮”。至于蔬菜和肉类等副食都是村里自己生产；按“村级统筹”的原则以人头分给村民。所以，虽然吃的不好，但是我并没有记得有当代精英们所说的“饿肚子”的现象。

　　因为有“赤脚医生”和公社里的“卫生院”，所以，也不存在“看病难”的问题。他们唯一感到耻辱的是：作为农民却吃国家的“救济粮”生存——所以，每次生产队里开会，除了传达和学习当时的一些政治文件外，如何摘掉吃“救济粮”的帽子就是会议的主题。

　　4、1970年至1976年我作为一名军人，每年都有两个月的时间接触农村。因为野营拉练的需要，每到一个村庄，就像《老房东查铺》的那首歌唱的一样，分配到一个农户住下来。因为野营拉练都是安排在冬天，而冬天又是农闲阶段，所以，军人作为“助农劳动”，我曾经参加过十几个水库的修建。虽然冬天修水库是一个非常苦的活，但是我们每个当兵的积极性都非常高！原因是：除了“革命工作”的激励外，还有接触更多女人的机会。

　　那时候修水库，不像现在私有化后没有资金干不成任何事情这样，只要有“国家”和“集体”这两个概念，就能调动千军万马——如果是修县级水库，那么，就能从全县范围内抽调民工；如果是修公社级的水库，那么全公社的村庄也分别出工，如果是修建村级水库，当然就只能调用自己村里的劳动力了。即便是修建大型的县级水库，也无需县里出任何工费，都由各村给出工的人员记工分即可——而私有制后就没有这个优势了——这大概就是私有化后为啥不修水库的原因！

　　最最使我震撼而难忘的是“团结就是力量”的场面：那时候因为没有机械化，密密麻麻的人群都齐心协力地向着同一个目标努力——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感慨的场面呀！

　　１９７６年我退役回城后，就再也没有接触农村的机会了。但是，我对农村和农民有着深深的感情，很想知道他们改革后现在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