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惩贪和邓小平反腐不可同日而语

毛主席惩贪和邓小平反腐不可同日而语　　

——评《毛泽东反腐的绝招与邓小平反腐的实招》　　

网上有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反腐的绝招与邓小平反腐的实招》。因为内容不长，我姑且全文照录：　　

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叫做“英雄所见略同”。主要意思是，英雄人物的见解基本相同。如赤壁之战，周瑜和诸葛亮，破敌之策不谋而合，都是主张“火攻”，结果顺应天时、地利，火烧战船、大败曹军。在当今时代反腐败的问题上，一代巨人毛泽东和一代伟人邓小平也所见略同，都是主张从严治吏，铁腕反腐。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治国就是治吏，治国必先治吏，治吏务必从严，把官吏管理好了，把官场风气搞正了，官员的表率作用增强了，社会风气就会自然好转，老百姓就会一呼百应，国家就会政通人和。建国初期， 针对刘青山、张子善等重大贪污犯罪，毛泽东严正告诫全党：“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对腐败分子轻者要批评教育，重者要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据薄一波回忆，在公审刘青 山、张子善的大会召开之前，曾有党内的老同志找到薄一波，要薄一波向毛泽东再说说，是否可以不枪毙刘、张。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 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事实证明，刘青山、张子善两颗人头落地，至少换来了中国官场上20年的安 定。“治国就是治吏。”这就是毛泽东的反腐绝招。　　

无独有偶，邓小平反贪实招是，“越是高级干部越要抓紧查处。” 他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要“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显而易见，毛泽东反腐的绝招与邓小平反贪的实招，都是抓干部队伍，抓官员的思想、作风、纪律建设，从严治吏，铁腕反腐，惩前毖后，防微杜渐，均在不同程度上收到纲举目张的奇效，一度有效遏制了腐败。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反腐败斗争似乎有些失之偏软、偏宽，使腐败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大行其道。愿各级党委、纪委从毛泽东反腐的绝招与邓小平反贪实招中受到到启迪！　　

看完这篇文章后，很有些想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文章对于毛主席反腐绝招的论述，我没有异议；但对邓小平反腐实招的分析，则不敢苟同。　　

大家想想看，我国的官场腐败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应该是改革开放不久就逐步呈现，并逐步严重的，对吧？而邓小平的上述讲话，又恰好是改革开放不久就开始了，可结果又怎么样呢？　　

我在那篇题为《由清廉指数变化看邓小平反腐》的博文中，曾帖出一张《中国清廉指数变化图》。这张图告诉人们，刚刚改革开放之初，也就是在1980-1985年期间，我国尽管已经出现较大范围的腐败现象，但由于毛泽东时代官场的清廉惯性，此时的清廉指数仍高达5.13，尚属于轻微腐败国家；但到了1993-1996年，正是邓小平指引中国大踏步走向改革开放的高峰时期，正是邓小平多次强调要严厉惩治腐败的时期，而我国的清廉指数锐却减到2.43，进入极端腐败国家的行列。这对邓小平而言，能实现美化效果吗？　　

事实上，毛主席反腐和邓小平反腐，不能同日而语，更不可同日而语，二者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毛主席惩治腐败，一以贯之，却并不刻意；如烹小鲜，却从未懈怠；条规不繁，却令行禁止；制度不多，却游刃有余；杀人很少，却立竿见影，仅以刘青山、张子善两颗人头的落地，就创造了中国官场20多年清廉的奇迹。而邓小平生前尽管很重视反腐败，尽管将反腐败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尽管多次发表反腐败的言论，但在采取实质性配套措施方面，却未能有所作为，到他在世的最后几年，中国进入极端腐败国家的行列。如果邓小平反腐真的有什么实招而且管用的话，那胡锦涛、温家宝将官场腐败列为当今中国“最大危险”，又该怎么解释？　　

众所周知，邓小平生前，最喜欢将“实事求是”的标签贴在自己的脸上。面对腐败这一当今中国的“最大危险”，文章作者牵强地说他反腐有实招，而且还给出“有效遏制了腐败”这一违背基本事实的结论，如果邓小平地下有知，也一定会为之赧颜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章作者只是列出邓小平在反腐方面讲了些什么，却没有列出一个象样一点的例子来支撑其论点，从而使文章对邓小平反腐实招的分析显得非常单薄，这当然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网友的评论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作者的主观动机还是好的，期待我国在惩腐兴廉方面能有更好、更大、更出色的作为，但由于作者错误地将二者并列起来，既不妥当，也不严肃，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基于上述理由，我认为，《毛泽东反腐的绝招与邓小平反腐的实招》不是一篇好文章，反而是在有意无意地非化邓小平。其实，邓小平真正值得歌颂的，完全可以不拿反腐说事。他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人以后，在“猫论”、“摸论”、“不争论”、“先富论”的思维模式下，大刀阔斧地变革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精心而巧妙地模糊社会主义边界、探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化，造就了一个占人口5%而拥有社会财富70%以上的先富人群。无论是其速度，还是其规模，都让西方国家为之惊叹和钦佩。这才是他创造的真正奇迹啊！文章作者不浓墨重彩地歌颂邓小平这一历史性贡献，却将着墨点放在反腐上，这不是故意置其于难堪的境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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