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要正确处理闲与忙的关系

中国教育要正确处理闲与忙的关系

郭春孚

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也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但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也就是说，事物的利与弊有大小、轻重的区别，我们的选择原则是利大于弊，利尽可能的大，弊尽可能的小；利重于害，利尽可能的重，害尽可能的轻。在世界观上，要辩证地看利弊；在价值观上，要趋利避害；在方法论上，对利要选大弃小，对害要避重就轻。

说到“闲”也是一样的道理，闲有好处，也有坏处。

数学先生11月12日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了《我认为中国的教育要在“闲”字上做文章》一文，其中的主要观点是：要让大家都闲下来，要么没事干，要么有事干，但是那个事很少，一点点，一会儿就干完了，然后又处于没事干的状态。现在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就是中国的产能已经过剩到了需要减产的地步了，这个时候就应当有更多的闲，闲下来，有谁对于发展科学有兴趣，那就搞一搞，没有兴趣，那就算了。

由此可见，数学先生主要是强调了闲的好处。

的确，闲有很多好处。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迹，可以说囊括了人类各种哲学思想和治国之策。我认为，谁能读懂诸子百家，并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谁就可以成为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领导人。

诸子百家产生和形成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呢？周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出现了“产能过剩”，虽然末期发生了战争，但规模不大，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很少。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中国有点像今天的美国，经济呈现衰退趋势，但人们的吃穿不成问题。因此，中国有许多闲人，其中的一些“知识分子”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官人、富人供养着他们，被称为“门客”。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学校，“知识分子”很少，就像现在的大熊猫，是“国宝”。加之在秦朝之前，中国尚存大同社会的遗风，是天下最自由、最民主、最文明的国家，讲伦理道德，重人情事故。所以，一批闲人每日饱食，自由自在，胡思乱想，挥文弄墨，神侃闲聊，互相辩论。在闹市街心，经常可以见到一些“知识分子”发表高论，而且争得面红耳赤，唾沫乱飞，甚至还会挥舞长袖，互拂颜面。这样闲的结果是，一下子冒出百十来个思想家，而且青史留名，肯定可以被评为“杰出人才”。让那些只会说“让谁汗颜”的人汗颜。

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因为他想结束割据，统一中国，这就首先需要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可习惯了思辩的“知识分子”们不理解他的主张，又天天闲着无事可做，就仍然经常站在街心争吵不休，劝也劝不回家，搞得人心涣散，一盘散沙。秦始皇只好焚书坑儒，给“知识分子”点颜色看。不过，那时的“知识分子”尽管思想丰富，可还没有发明“迫害知识分子”这个词，也没有写“伤痕文学”，大多数被吓得躲在家里面壁思过去了。

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也有功，理应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趋势出发，辩证地加以分析和总结。需要强调的是：他烧的书、活埋的儒生是有数的，并没有把书烧光，也没有把儒家斩尽杀绝。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闲云野鹤，传统根源就在于中国古代是一个经济发达的有闲社会，当然那个时期的人对生活质量的需求不高，吃饱穿暖有住处就行，不像现在的人，吃了中餐想西餐，穿上布衣想名牌，住着平房想楼房，有了老婆想二奶，男的就像西门庆，女的就像潘金莲……

关于闲的好处，数学已经讲了很多，讲得也很生动，我就不再多讲了。现在，我主要来说说闲的坏处。

人们经常讲，要学会逆向思维。数学讲闲好，我就用逆向思维来考虑，发现闲也有许多不好。主要有：

过闲养懒人。为什么富不过三代，一代不如一代？第一代艰苦创业，第二代尽力守业，第三代挥霍家业。富裕的家庭，钱够花，觉够睡，不愁生活，有的是闲工夫，所以富家子弟都会吃会玩，吃饱玩足就睡，懒得就像洋猪，人称“活死人”。外国的大胖子为什么多？吃饱垃圾食品，然后就像猪一样睡，不待幺活动，不胖才怪。

经常打保龄球、高尔夫球的，不是富翁，也是大官，其实大官也是富翁。保龄球、高尔夫球是视利眼，没有钱，碰都不让你碰，还想打？就像美女、名女一样，必须有钱有权的人才能玩，如果没有钱没有权，碰都不让你碰，还想摸？警花与局长有裤带以下的故事，很正常，有一些人一天盯着不放，什么“让谁汗颜”，什么“让谁蒙羞”，什么“让谁警醒”。我看，你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和机会，如果有，可能比他还来劲。因为从你眼睛老盯的地方，就可以看出你是一个色鬼。因为你的兴趣点和关注点太低，没有高度。那点事长达几十分钟，短则几分钟，有什么好关注的。让人们有一点性自由，天塌不下来。但是，一定要把妓院关了，以免传染性病、艾滋病，影响人体健康，毁损民族的繁殖能力；把同性恋者都抓起来送养殖场劳动改造，让他们从动物身上得到启发，纠正性偏差、性倒错、性变态。同性恋是反人性、反人类行为，一定要严格禁止。人一旦自私到连传种接代的义务和责任都不愿承担了，只顾自己享受淫乐，人类就距离灭亡不远了。

河南人大部分家庭都生三四个孩子，据说这是最优生育数量；还有生五六个孩子的，这是为中华民族发展不惜牺牲自我享受的行为，不仅无过，而且有功。华夏儿女大部分是从中原扩散出去的，中原儿女有巨大的生殖能力，以儿女成群为荣，以儿女绕膝为幸福。这是优点，不是缺点。不愿生孩子，是最大的错误。可以这样设问：如果祖先都不生孩子，都搞同性恋，还有人类吗？或者所有的父母都信奉“只生一个好”的鬼话，每个家庭都生一个孩子，到下一个世纪，中国还有人吗？对于人来说，只有一样不能计划，那就是生育，这是自然规律，人从自然中来，就必须遵循。天造了两个人，一男一女，有性欲，通过性交自然怀孕，能生几个就生几个。可是，我们却违抗自然繁殖规律，人为制定生育法则，背逆天理，为了自己过好日子，连孩子都懒得生了，连孩子都不让生了。计划生育理论是反人性、反人类的理论，因而是反动理论，是最大的谬论。一些专家、学者竟然比不上农民，更别说与毛泽东相比了。所以，那个专家和一大批领导人都犯了最大的错误，是中华民族的罪人，理应受到批判。

计划生育理论就是闲人“发明”的伪科学，替懒人找借口的反科学。连猪都知道多生才能不绝种，要不是一群一群地生，早被人杀光吃尽了，世界上还能有猪吗？人们骂蠢猪，其实好多人比猪蠢多了。

在此我说句题外话：主流媒体要少关注裤带以下的事情，多关注两个基本点和脑袋，千万不能把自己打扮得像妓女和妓院，花红柳绿的，一股臊气味，让人一看就是下三烂，没品味，即使有点品味，也品味太低。

太闲了真养懒人，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懒得不如猪，不动一点脑筋，那么就都会成为茅于轼、吴敬琏、厉以宁等专家、学者了，吃着中国饭，却说美国的厨师烹调技术高；娶着中国妻子，却说洋妞更可爱。真给他们个洋妞，恐怕茅于轼根本不行，瘦得像根刺，把头钻进去，人家都嫌不够粗；“吴市场”得跑去黑市买伟哥，吃多少也不管用，因为都是假货；厉以宁得找合伙人，搞股份制改造，人多力量大嘛。这种闲人养得多了，中国可能会灭亡。这类人就是闲出的毛病，让他们天天给地主种地、给资本家打工，他们就会懂一些人之常情、事之常理，不再将胡说八道当本事。好多人的脑袋基本闲着不用，只用根本和中心，所以经常感情用事，发表不成熟的意见，反祖宗，反人道，反天理，就是不反自己。

过闲养坏人。人是怎么变坏的？原因有许多，但无所事事是一个重要原因。一天闲得难受，他就会动歪脑筋，打坏主意：哪个姑娘长得漂亮，哪个人家有现金，哪里可以骗到钱，等等，想来想去，就会出西门庆，去勾引小潘，如果小潘不上勾，那就动粗强奸；就会出袁世凯，窃取金银珠宝，甚至发展成为窃国小盗；就会出查尔斯·庞齐，发明“庞氏骗局”，就会出华尔街的“天才”和“专家”伯纳德·麦道夫，复制“庞氏骗局”，创新“原始股”，玩“拆东墙补西墙”、“空手套白狼”的非智力游戏，欺骗美国20年。

数任美国总统都迷信麦道夫“神话”，大家想想，他们的智力有多高？可能尚未摆脱婴儿期。当然，美国总统可能是一些“最聪明的人”，但太懒了，是世界上最大的懒汉，连脑筋都懒得动一两下，所以被骗了。克林顿不爱动脑袋，他的最爱是与小莱口交，这是他最忙的时候，其余的时间他都闲着，让希拉里也闲着。小布什并非没脑筋，但他靠老布什的脑筋靠惯了，自己的懒得用，所以美国经济阳痿。奥巴马也是个懒鬼，演戏都懒得化装，让人一看就是“诡道”；休假时闲得逛商店，让人一看就是个大闲人。

美国的总统，除了华盛顿、林肯、肯尼迪等少数几位是杰出的人才外，其他都是大饭桶、大懒汉，而且还是大笨蛋、大坏蛋。

坏人不是生来就坏。很多好小伙子，因为找不到工作，长期在家“待业”，闲得难受，所以就去偷去抢，或花姑娘的干活。一些青年农民吃不了种地的苦，农村又没有公务员岗位，就进城来混口饭吃，心想着说不定能捡到一个大元宝。结果因为没知识、没技术，除了当保安，什么也不会干，于是就去偷去抢。晚上电线杆不倒，体内虫子乱跑，就去黑暗处盯梢女孩子，有机可乘就随地大小便。

当官的包二奶，也是因为太闲了。领导的工作就是讲话，一天讲上三个小时够了吧？剩余的时间干啥？老牛都爱吃嫩草，在世上难得潇洒走一回，找个年轻的姑娘玩玩，数风流人物，还看我了，日久生情，就会包养起来。这与春秋战国时期官僚、富人包“门客”、纳小妾，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有需要就有“吴市场”。试想，如果官员与工人一样天天按时上下班，迟到一次、缺岗一会就扣工资，还有时间和精力包二奶吗？

太闲了真的会使人变坏。农忙时节，农民都在田里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累个半死，哪有时间和精力赌博、嫖娼？秋收过后，手里有钱了，也闲下来了，总不能天天蹲在墙脚晒太阳吧，于是有的就上了赌场，有的就去戏耍看上的女人，有的女人半推半就，于是弄假成真。有男人比没男人好，男人有两个不嫌少，有三个不嫌多，多多益善，反正大小都是一锅烩。

你说，败家子是如何“打造”出来的？还不是因为家庭条件太优越了，闲出来的？无正事可干，吃喝嫖赌不就成了“摆上议事日程”的要事？一旦养成习惯，一天不吃不喝不嫖不赌，都难受得要命，天天吃喝嫖赌，家业能不败吗？

闲的害处还很多，点到为止。要不耽误网友上QQ与情人约会。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应该像古代养“门客”一样养一批闲人，让学生、教师、文化人等知识分子有闲工夫，不要总让他们处于超负荷状态。中国有个成语——闲情逸致，就是指悠闲的心情和安逸的兴致。一个人有悠闲的心情和安逸的兴致，才能集中精力思考问题，或让思想像脱缰的野马自由驰骋，这样在胡思乱想中才有可能迸出一两个火花来，也许这个“火花”就是伟大的发明创造。

但是太闲了也不行，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闲也是一样的，闲得有度才行。让知识分子天天都有事可做，但并不忙；让他们做的事，在完成的时间上要有弹性，今天做不完，明天能做完也行，不要限制得太死了，更不要压制、强迫、下死命令。举个例子，陈景润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1＋2＝3，那是闲出来的，如果你命令他用三年时间完成，那么他就可能不仅无法按时完成任何，而且可能一生也完不成了。但是，陈景润的这个“闲”是有责任心、事业心的闲，他的闲是为了忙，而且有时钻进数学王国里不出来，忙得碰到树上说“对不起”，累得病倒了起不来。显然，陈景润的“闲”与富人、领导的闲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一种闲忙。只闲不忙不行，只忙不闲也不行，闲中有忙，忙中有闲，闲忙，忙闲，是出成果、出杰出人才的最佳工作状态。

我觉得标准答案应该是：忙闲适度，劳逸结合。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闲与忙相比较，谁的利大，谁的弊小？谁的利重，谁的害轻？

我认为这是有条件的，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他太闲了，那就给他一点事做。这也是一种关心，让他活动活动，活动是锻炼，也是休息。如果他太忙了，那就给他减压、放假，甚至领他去唱歌、跳舞、旅游，他喜欢玩啥就领他去玩，他不去就动员他去，还可以拉他去，总之就是要让他闲下来。也就是说，闲与忙的利弊大小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不能绝对化。

目前，中国教育的问题不是学生和教师太闲了，而是自恢复高考30年来一直都太忙了，家长、教师看不惯学生闲，学校领导、各级官员看不惯教师闲，所以一个劲地给学生、给教师加压，生怕他们有一会闲工夫，结果是学生不堪重负，教师忙于应付。

中国不需要书呆子，读书越多越傻，这样的人没用；中国也不需要考试专业户，高分低能，说起来好听，但实在没用；中国不需要知识储藏室，过去背会的东西越多知识越渊博，现在电脑里什么资料都有，只要学会用电脑、用知识，就可以随时获取任何需要的东西，进行研究创造，就像一个人无需认识所有的文字，只认识三五千常用字就可以了，因为有字典、词典，学会查字典，就等于都认识了，关键是要学会运用。

要解决用的问题，就需要动脑思考，动手去做，光想不做是不行的。胡思乱想很重要，但光空想不行。要头顶白云思考，脚踏大地行走。这就是思想来源于实践，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科学实验也是实践，老师要指导学生多做实验，学农的可以到农村种试验田，学工的可以进工厂当工人，学商的可以下市场做生意，学中文的要多写文章，学地理的要多去旅游，学历史的要多看古书，等等，就是在读书期间要学用结合、脑手并用、思行互动。

鹦鹉学舌、猫看电视，不是因为鹦鹉和猫聪明，而是因为闲来无事。并非所有的闲人都能成为杰出人才，但忙于具体事务的人肯定成不了杰出人才。忙碌只能出庸才，高压只能出奴才。国家要给知识分子松绑，政府要给知识分子减负，社会要给知识分子时间，学校要给知识分子关爱，舍得让他们有足够的闲暇养足精神，去创造发明。

无非是三个结果：一些人闲出病来，另一些人则出来成果，更多的人养得白白胖胖，也平平常常。

山上有座庙，庙里的和尚为什么会念经？因为和尚有念经的工夫，而且想念就念，不想念就不念，今天念不会明天念会也行，没有任务，没有压力。门口有座大学，大学教授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教授太忙了，忙于讲课，忙于赚钱，忙于抄袭论文……

记住：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开。杰出人才的产生规律可能就是这样的。拔苗助长只会伤根害苗，添鸭式教学只会使鸭子迅速增肥，不利于产生杰出的人才。

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系。教育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社会的各方面都会对教育产生影响，一堂课讲的东西，回到家，也许母亲的一句话、父亲的一个举动，就会将其全部抵销。说到底，杰出人才是时代的产物，没有这样的时代，着急也没用。就像孩子临盆的时间未到，无论家人多么着急又有何用？即使半夜鸡叫，天还是不亮啊！

2009年11月14日于北京明春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