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城：也谈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也谈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

李振城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所研究员

　　2006年6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头版发表了晓亮的文章《准确把握社会矛盾》。笔者认为，高尚全、迟福林的“两大突出矛盾”（即“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已演变成两大突出矛盾：一是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补缺的突出矛盾”）新说是有新意的。就经济领域而言，它是有相当道理的。因为这两大突出矛盾已经成为共识。当然，就整个社会领域而言，这种概括和表述是很不完整、很不准确的。因此，晓亮对高、迟新说提出质疑是很有必要的。不过，笔者认为对晓亮的社会主要矛盾观点仍有提出质疑、商榷之必要。

　　社会主要矛盾可否等同于社会基本矛盾？

　　革命导师也曾经用社会基本矛盾这个概念来表述社会主要矛盾。但其意义是明确的，那是特指社会主要矛盾。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社会主要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这两个概念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源，而社会主要矛盾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领城里的突出显现。相对而言，社会基本矛盾是一种常住概念，而社会主要矛盾则是一种时效概念。因此，我们不应当把这两种本质不同的概念混同看待。晓亮的文章第十段说：“如何认识和确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确实是要认真思考的。”这显然是把这两种本质不同的概念混同看待了。

　　由于这种混淆，晓亮的文章第五段才依据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还有近一亿人口未脱贫，认为不能说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变了。这意味着，只有等到我国的生产力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近一亿人口才会自然而然地脱贫，已被认定的那个社会主要矛盾才会改变。可是晓亮的文章第六段又说，“不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提出来能否解决得了。”就是说，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等是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规律造成的，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既不可能也不应当去加以纠正。以此推断，既便我国生产力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近一亿人口还能不能脱贫，不是仍然是个难以了结的大问题吗？可见晓文中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

　　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其中各自的矛盾双方都是互为条件、相互依存、作用与反作用、决定与被决定的对立统一体，并且一直是在运动、变化、发展着，依一定条件而相互转化，由量变、局部质变发展到根本质变。与这种基本矛盾运动密切相联的是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这也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基本矛盾。其中存在着是为人（什么人）还是为物（利润）、为满足哪部分人的需要而生产，是依靠什么人、采用什么工具生产，是由谁支配生产和产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存在着生产力结构与生产关系结构及其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在生产力结构中，生产工具固然是考察和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显著标志，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是生产工具，而是掌握生产工具的人；它不仅取决于掌握科技和管理技能的白领工作者，而且直接取决于参加生产劳动的劳动者的素质及其精神状态。而这种劳动者的素质及其精神状态是与生产关系结构（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状况密切相关的。在生产关系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正是这种所有制关系，决定着人们的不同经济、政治地位和前途命运。由于存在这种彼此对立的利害关系，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与不变，处于不同经济、政治地位的人们自然会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因而引发冲突和斗争。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这种冲突和斗争一直带有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性质。而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正是私有制社会历史长河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集中展现。所以，在奴隶社会里，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在封建社会里，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同她主阶级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

　　有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同以往，它已经演变成“人民的”或“公共福利的”资本主义；工人持有股票，既是劳动者又是资本占有者，原先的劳资对立和冲突已经消除了，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其实，这只是掩盖社会矛盾实质的一种假象。一部分工人持有微量股票，根本改变不了他们所处的无产阶级经济和政治地位；极少数工人持有较多股票，那也只表明极少数工人带有小资产阶级领向，根本消除不了整个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某个时期内，本国原有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似乎有所缓和，然而外来的移民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却更加尖锐了。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第三世界国家无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那就更无缓和可言了。

　　被官方认可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中级阶段？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这一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存在形式。在“三座大山”已经基本上被推翻、三大改造已经基本上完成、剥削阶级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领导阶级、以马列主义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执政的执政党等历史条件下，向自然界开战、加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物质文化基础、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就成为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顶最紧迫、最突出的历史任务了。在这种情况下，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这种存在形式看作是社会主要矛盾，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是不可夸大它的存在范围和存在时间，决不可把它教条化或凝固化，否则就会导致严重脱离实际，造成极其有害的社会后果。

　　准确地讲，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经济领域里的主要矛盾；如果把它说成是包括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那就很不恰当了。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绩证明，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意误形态）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可能包括中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而且，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还会影响到经济领域主要矛盾的变化。当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泛滥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就会受到严重削弱、动摇，乃至丧失，并且会重新出现一个比以往更加壮大的资产阶级，极力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里寻找代理人来充分表现他们的意志和主张，使工农联盟受到损害，使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当出现这种局面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就会重新成为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社会主要矛盾。剧变后的苏联东欧已经出现了这种局面。难道中国可以把西方推行的“颜色革命”置之度外？当然、处于不同经济、政治地位和受不同影响的人们，在对待“颜色革命”的态度上是不可能一致的。绝大多数工农群众要求抵制“颜色革命”，而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者则设法里应外合去促成“颜色革命”。这正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突出表现。

　　再说，经过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的建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很大的发展。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仍然存在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大量先进生产力过剩却难以满足多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尤其是近几年，后一种社会矛盾更加突显出来了。这意味着分配领域存在严重不公。而分配不公，主要是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中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受到严重削弱；另一方面，私有制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急速发展。这就使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国家在解决分配不公问题上显得很不得力。如果继续沿用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论断，而不在重新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更加确切的新论断，那就势必会导致后一种社会矛盾更加趋于激化。

　　没有三大改造，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比现在还要好？

　　晓亮的文章第八段说：“三大改造的实质是消灭私有制。如果不进行这个运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肯定比现在还要好。” 既然晓亮的文章对这个命题的判断是那样的肯定，也许他一定有很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希望他充分摆出来说服大家。可是从他的现有文章来看，显然是难以说服人的。

　　依笔者看，三大改造乃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正是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扫清了主要障碍，奠定了生产关系方面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况且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三大改造是成功的。这不仅得到国内党和人民中大多数的认同，而且受到国际舆论的好评。历史将会继续证明，中国三大改造的成功，是对人类社会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

　　正如华西村在总结经验时所一再强调过的，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依靠集体力量所进行的修路挖渠、平整土地、大兴水利、培育良种、改革农具、抗灾除害、科学种田、社队企业等等，确实为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那个时期打下的基础，后来的大发展是决不可能的。

　　正是由于三大改造，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基础，我国才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兴办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的各顶事业，才会出现使中国人民自豪、使帝、修、反畏惧的“两弹一星”等等奇迹，使中国在这方面大大领先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正是由于三大改造，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才能够担负起昂贵的改革成本，以优惠条件去扶持个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快速发展，为改革和大发展做出巨大的牺牲，巨大的贡献。

　　正是由于三大改造，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做后盾，才会有独立自主的强大的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力量，使帝、修、反不敢轻易侵略中国，一旦入侵中国就会头破血流，遭到惨败的教训。

　　否定三大改造，其实质上是否定改革中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必要性，否定改革的性质是属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否定改革中所应当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方向。否定三大改造，其实质上是在促进全面私有化，促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否定三大改造，其实质上是否定人民民主专政所必需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否定工农联盟的纽带，因而有可能导致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被架空，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和人民进行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执政地位。由此可知，否定三大改造，其实质上是从根本上否定在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四顶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因而从根本上否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的政治核心内容。

　　由此可知，肯定还是否定三大改造，决不只是学术上小是小非的争论，而是涉及到政治上根本原则是非的争论。

　　如果晓亮的文章中所说的“如果不进行三大改造运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肯定比现在还要好”是可以相信的话，那么原先资本主义发展程度比中国高、没有进行三大改造的印度，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应当快于中国，好于中国。可是，这种情况至今并没有成为现实。在改革前的30年间，印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比中国慢得多；既便近十几年印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较快，同中国相比，它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名叫迈克尔•埃利奥特的作者在美国《时代》周刊2006年6月26日一期发表的文章《印度的觉醒》中说：“从衡量现代化的大多数标准来判断，中国遥遥领先。”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05年印度的人均收入是3300美元，中国则是6800美元。”在解决贫困人口、妇女受教育、艾滋病、交通、电力等方面的问题上，印度也落后于中国。

　　诚然，在关注社会生产力时，不但要看其发展的程度，更要看促使其发展的手段、目的和实际社会效果：看这种发展是否为了社会绝大多数人，发展成果是否确实由社会绝大多数人所共享，是否不断地缩小社会三大差别，是否能够避免社会两极分化；看劳动者及其接班人在德、智，体等是否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看社会生态环境是否不断地得到改良，是否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大部分发展成果被少数人垄断，而对多数劳动者不但没有增加利益，反而在德、智、体等方面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扩大三大差别、资源严重浪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那么这种发展对于社会和多数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毛泽东论述的新民主主义与孙中山论述的旧民主主义

　　同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范畴吗？

　　晓亮的文章第九段认为，毛泽东“所论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同孙中山先生论述的旧民主主义，同属于资本主义社会范畴”。它从这个论断出发，向读者宣示：毛泽东后来既背叛了孙中山，也背叛了毛泽东的原先主张，更是背叛了马克思。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以后才能建立的社会”。而我国解放后所采取的“对刘少奇的批判，三反五反，解放不久就开展三大改造，批判小脚女人，等等”行动，“实际上有28年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

　　晓亮的文章这种逻辑论断能否说服人呢？凡是了解中国近现代史并持唯物史观者，显然是不会认同的。解放前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列强不容许中国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能成功，并使中国取得独立自主发展的可能。这就决定了现代中国的特殊发展规律：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可以由人民的国家掌握国民经济命脉，并通过农业集体化和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逐步把中国引向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正反面经验教训，完全证明了这是原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唯一正确的具有光明前途的选择。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李民骐在2006年纽约“全球左翼论坛”上提出的警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尖锐地指出：“在过去25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可以说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只是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目前的方式发展，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就有可能面临能源危机、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可饮用水枯竭、公共健康危机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到那时，不仅中国的经济而且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将会崩溃。”“怎样才能满足人民对能源和水的最基本的需求呢？历史事实和理论论证都已经指明，在市场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对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希望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民主计划。从这一点来讲，毛泽东时代以有限的物质资源满足了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这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转引之2006年7月13日《社会科学报》丁晓钦文章《危险时代：全球的抵抗和帝国的衰落》）

　　新旧民主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不容抹杀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资本主主义社会为目的的革命，仍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范畴。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为它已经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它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障碍，又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必然趋势；二者之间不容许相互混淆，又决不容许相隔一道万里长城。新民主主义社会决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是兼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主要成分、而以社会主义为主要导向的社会，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彼此斗争的社会，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因此，在基本上推翻三座大山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就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

　　如果先把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混淆，然后又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不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主义插足的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后和社会主义革命前，需要相隔一道资本主义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万里长城，并把这种想法和论断强加于马克思，那显然是极其荒谬的。因为以此类推，那就是说，每个国家都必须先有奴隶制度的充分发展，然后才有可能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每个国家都必须先有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然后才有可能开始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每个国家都必须先有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然后才有可能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不允许有任何的例外；如果确认有这种例外，那就是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谁能够确信这种逻辑推理就是社会发展的真实辩证法，而不是露骨的形而上学唯心史观呢？谁能够确信这种逻辑推理也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亵渎呢？其实，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社会发展规律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辩证统一。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而不必“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对具体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者所一贯遵循的一条基本准则。

　　依照晓亮的文章逻辑，资本主义只能首先在中国发生发展，而不可能被西方所超越，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发展最充分；如果不在当今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的美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其它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由于晓亮的文章持这样的逻辑，那自然会导致全盘否定解放后所开展的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