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仁祥:同阎长贵等同志商榷写当代史
同阎长贵等同志商榷写当代史
因闲了无事,近两年在互联网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有几篇被一些报、刊转载。我写的文章,都是当代的事,较多涉及文革。最近应约在回忆和研究文革这段历史,因为文革的全过程,包括“改革开放”的近30年,本人都亲见、亲历。简要作个自我介绍:我是原国防科委(以下称科委)系统公认的造反派,不管“造反派”这个名词曾被人争抢的“光荣牌”,还是当今被人丑化为“无恶不作”的代名词,本人从不否定我是“造反派”这个身份。更客观的讲,在科委系统是稍有“名气”的造反派。但奇怪的是本人自始至终不赞同在军队成立群众组织,所以自始至终没有当过一天造反派的头头。但有的同志未经本人同意,在他们组织造反派组织时写上了我的姓名。因此,我同本所(情报所) 对立的两派头头关系都很好。但思想上较多倾向同自己观点相近的一派,共同语言多一些,分歧也不少,所以争论也更激烈。本所的第一张矛头针对党委书记刘毅民的大字报,是我同另一位同志研究后,本人起草,两人签名贴出去的。在1957年反右时,是所在大学一个班级的反右中心组组长,因此贴这张大字报知道会招来什么后果,我是作了充分思想准备的。当然大字报内容是下了功夫的,通篇内容是提了十几个大问号,但只要把“?”号改成句号,就是本所客观存在的十几个严重问题。不出所料,大字报一贴出,刘毅民无法招架,真像狗咬刺猬,他无从下口,无从进行批驳。而充忙组织力量整黑材料抓“右派”,还精心策划了对我们进行围攻,组织人贴出了“大辩论的时候到了”的大标语,组织人写大字报质问我们大字报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具体内容;召开会议要我把大字报的具体内容讲清楚,……;遗憾的是,他们一无所获。所以运动一开始,我就造反、被整,后来批反动路线时,党委公开作岀平反决定,并改组了党委;运动期间诬陷我“反林”、“反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的“国防口5.16组织部长”,被非法关押3个月(无任何组织手续),后来周总理亲自到科委处理问题,结论为“‘国防口5.16’是林彪死党制造的假案”,并逮捕了两名林彪死党,三个常委成员被调离科委;运动后期因受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的牵连(后来中央对科委迫害李敏同志的案结论为“天大的冤案”),把我非法关进科委私设的监狱18个月。文革期间我也担任过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事实上的一把手,因一把手刘毅民非法搜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黑材料等问题,在干部、群众中威信扫地,无法工作),并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可以说,文革期间我被搞成了“大红”、“大黑”的人物,其变化就像南方夏天的天气,一忽儿天高云淡的大晴天,一忽又变成狂风暴雨的雷雨天。就这样反反复复走过了文革这段很有意义、很受教育的历史。但不管怎么变,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忠于社会主义而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心和信仰没有变。最近为了冷静下来,回忆和研究当代这段历史,正在拜读周伦佐著、田园书屋出版的《“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还未看完),在互联网上看到“414头头沈如槐谈文革初期的清华大学” 一文(也未看完,但下载了),这时看到有同志在互联网宣传阎长贵、王广宇两位同志著,“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问史求信集》一书(以下称“信集”),我当即去新华书店买来这本书,突击式的拜读了这本书中涉及到的几个我认为当前社会上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但书中关于作者他们自己有关经历等的部分,还没有看。对书中谈写当代史一节(阎长贵同志写),我拜读了两遍,并根据他们谈写当代史的观点,对照书中如我所说的当前社会上争议较大的有关问题,认为书中关于这些问题的陈述、或称“写史”,值得商榷,引起我写这篇文章。由于本人不欣赏转弯摸角,赞赏直言,就难免有失误之处,请阎长贵、王广宇两位同志予以批评、指正。好在我们都被关押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我们来说是“小莱一碟”,很平常。
“信集”确实对这30年来被一些人,为了迎合某种需要,或称投机,不惜出卖良心,而胡编、乱造的纯属谣言,作了甄别,还了事物本来面目,这也是有的同志在互联网上推荐这本书的原因,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机构的设置、人员等作了公开介绍,这些作者都尽责尽力作了介绍,还了事物本来面目,应予肯定和赞扬。但对文革的评价,作者并无新见,直率一点说:书中涉及文革的内容仅是那个“决议”的摘要,而用作者的“身份”,讲了些逢场作戏的吹捧、奉迎的话。没有能摆脱这30年官方出版物奉行的被人称为“把所有坏事给‘xx帮’加上,把好事给另几个人编造出来”,这样写的书就容易通过、出版,否则就有“麻烦”。其实,近些年“与时俱进了”,己经给毛主席抹黑就容易通过、出版。你们的书中也有这部分内容,只是很少点名而已。讲到这里,你们会说我“乱扣帽子”,为此仅举一例(不抄你们的原文),关于文革死人的问题,请你们自己翻一下那部分内容。你们把叶剑英说文革整死了几千万、迫害了一亿多人,作为结论。请问:1、根据是什么?你们“写史”就凭一人之言而定论?并请你们查查资料,谈文革死人的事有多少版本、差异多大、那个接近实际?如果“写史”以那个“官”大讲话为准,还是“写史”吗?按这个逻辑,清代史就该慈禧太后说了算,这行吗?2、文革中死人的事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说成都是走资派有组织地挑起武斗和残酷迫害异己杀害的,但这是主要的;像青海问题、中南地区(包括武汉、湖南的屠杀案)就属此例。但部分造反派被迫抢枪(周总理所言)而造成的死人问题,虽为数不多,但有这样的事。再查查毛主席去世后,哪些真正挑动武斗死了人而受到惩处的人反被平反了,说明了什么?还有如湖南走资派搞的大屠杀(你们书中涉及了,但歪曲了真相),胡耀邦为什么要捂着这个盖子,不让人讲出去?我建议你们看看毛主席给周总理的信,毛主席是如何指示严励阻止、惩处迫害干部和搞武斗的。你们书中一古脑栽在毛主席和xx头上,合适吗,这也叫“写史”?而你们书中仅抄了那几个人折腾了多少年关于xx讲的一句话:武攻武卫。既不说明这话是什么对间、什么地点、什么场合、针对什么问题讲的,就把武斗、死人的责任挂在她头上,这也叫“写史”?同样我建议你们查查周总理和xx一起严励批评中南地区领导人之一(后来的英明领袖)批准给群众组织发枪的讲话。书中抄袭那个“决议”精神,说文革是“一场动乱”、“灾难”、“把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并说这是“铁板钉钉子”,推翻不了(注:书中讲的大意)。请问“信集”作者,一个几亿人参加的运动,真一无是处吗?并请你们查一下在那个“决议”中,讲你们抄袭这些话的人,在1975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的讲话,可能头脑就会冷静得多。文革期间中华民族第一次解决了九亿人吃饭、穿衣问题,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其它工业、尖端国防科技,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不说了。我们能闭着眼睛对这些视而不见,而大谈“写史”,不怕闹笑话!所以,国内外公认:“文革发生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这是现实,才是铁板上钉钉,否定不了。一个号称“负责任”的大国,自己的历史不能研究、还是不让研究,不丢脸吗!就不多举例了,是否已能说明我上述对这本书有关一些重大问题观点的评论,不是“乱扣帽子”。
因为本文不是评论“信集”这本书,而是商讨写当代史问题,讲了上面这一段话作为开场白,说明一个问题:在当前“精英”一统舆论的大环境下,“信集”作者大谈当代人应当写当代史、能写当代史,书中花了不少笔墨,并呼吁抢救当代史,这些愿望和初衷,无疑是得人心的。我上面这段话,只说明书作者也难做到真正写史。我们的民族,号称文明古国几千年,但历来没有毛主席提倡的“五不怕”精神,是写不出真正的当代史的,坚持写真史而被杀了头的史学家,历史上并非没有。当今是打着写真史的旗号,捞一把稿费的人倒是大行其道。所以我一再称这伙人写的史学,包括中央党校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几大厚本大作的当代部分,也是千真万确的:纪而不实。我称这类东西为流氓史学、阴谋史学,并一再呼吁打扫这些“垃圾”,以免讨国内外嘲笑,严损民族尊严。我赞同“信集”作者主张的当代人写当代史,拯救当代史。这不仅许多知情当事人已故,而某些人利用职权,出于其不可知目的,消毁了大量当代史料、档案等。拯救当代史,迫在眉睫。我自愿相应“信集”作者号召,为拯救当代史尽一点微薄之力。为此谈点看法。
1、 首先,有关部门,尤其高层政府,平等对待从各个层面、角度,敞所欲言地写当代史,彻底废除当前虽没有文字规定,但比文字规定还霸道的文字霸王统治,要允许开设各种学派的出版机构,并有独立审核权。
2、 彻底整顿现有出版、新闻监督机构,清理已出版的搞流氓史学、阴谋史学的出版物。重视对这些机构工作人员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文化和科普知识的考核。踢除那些不学无术、靠关系混日子的人。对于同作者间如有搞内部交易而滥岀版书、刊的,不仅没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处以几倍的罚款。涉及刑律的,依法追究责任。
3、 立即复刊《中流杂志》、《真理的追求》,并对为此受到无辜打击、陷害的同志进行平反。以示政府广开言路的诚意。
4、 严格把握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既要防止捏造事实、诬陷诽谤,又要积极提倡我们党三大法宝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诚心诚意提倡人民行使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权。现在有些监督机构很怪,不是代表人民去监督哪些搞流氓史学、阴谋史学,对这些反而是畅通放行;还对有些特殊人物奉承拍马,成了他们的贴身“太监”,树了不少摸不得的“老虎屁股”。甚至《求是论台》、《京华时报》能发表的文章,在他们“监管”下的一些媒体就不能发表,而强令删掉。这种连点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懂的“监管员”,就该清除岀去,以免“一粒老鼠屎,搞臭一缸水”。
我讲这些,不一定是无的放矢。因此,“信集”的作者,面临这些问题,当代人写真实的当代史,谈何容易?何况实际存在的问题,决不仅是我讲的这些有形、无形的阻力。打个比喻,我们的现状,当代人写真实的当代史,可能比三国时代关公“过五关宰六将”的风险还大得多!但看流氓史学、阴谋史学还能盛行几时?
恽仁祥
2010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