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谷网友遗作：追随红太阳

     2003年2月10日18时。一个网名叫红河谷的老三届知青，在与病痛共渡多年之后，离开了这个世界。
     红河谷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人，曾经有一个如童话般美丽而温暖的名字，叫“祖国的花朵”，他们被描述了一个极其美妙的图景，不管是他们的当时，还是他们的未来，那将是一个与他们的父母，与他们的祖祖辈辈都不同的幸福而甜蜜的图景。很长时间里，他们都陶醉在这种描绘之中。并立誓为此奉献出一切。
     直到很久之后，他们渐渐老了，渐渐忘却了自己曾有过那样一个美丽而温暖的名字。如同一部已经翻过去的旧书，前面那些鲜亮的插图已经泛黄并不再会去看见它。偶尔有几首歌的旋律，让他们的心为之一动。
     红河谷这一个带有异国风情的网名，让人想起老知青们喜欢唱的那一首同名的加拿大民歌，感伤又温情。
     一双锤过矿石的手，一双举过战斗队大旗的手，一双挖过冻土的手，一双修理过各种电器的手，一双在深重的病痛中摸索前行，求取人生意义的手，在最后的岁月里写下了一本书。这本书有一个悲壮的名字《追随红太阳》，然后，这双手在床头垂下了。
     红河谷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交付给了这一本书。
     这些文字，将延续他的生命。
    
     华夏知青工作室
     老三届 工作室

作者的话

　　转瞬间，那段令人难忘的日子就过去了！回眸共和国的同令人追随红太阳的年代，谁能说我们不是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从呱呱落地那时起，耳畔回响的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当我们踏入花样年华的时候，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把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

　　遗憾的是，今天人们可以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却象躲避瘟疫一样回避我们用血汗写就的那段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历史，更有几个迟来的叛逆者，无耻地要求这个忏悔那个悔过。也许有人对这一代人恨的咬牙切齿，也许有人总是念念不忘要清除“老三届”的流毒，可是谁能告诉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多少年来，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红军长征的，抗枪打过日本的，练过三大战役的，去过抗美援朝的，甚至爬过老山前线的，都被当作革命事业的英雄来赞颂。可是，同样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的，同样流血流汗，赴汤蹈火的究竟算作什么？

　　难得几千年才出现一回的这段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知道是福还是祸竟然叫我们遇到了。病患之中，无事可做。极想将一个平凡的“老三届”学生的经历简述下来，双手捧着献给我的网友，留给我们的后人。遗憾的是，红河谷即没有惊天动地的往事可写，又不是文人和作家能把过去的事情“戏说”一下，权当是重回我的中学课堂练习写作文，还过去欠语文老师的一笔文债。当然了，红河谷这里也有抛砖引玉之意，希望大家能利用晚年的这点时光，把印在脑海里的那段东西留下。

　　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这一代毛泽东亲自塑造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将全部魂归蓝天。甚至我们曾经赖以抒发情怀的《老三届》等网站也将荡然无存。也许我们的后代会说我们当初是如何地愚蠢，甚至指责我们所做过的一切毫无理智。我们是谁？我们是人不是神，轮到谁都是一样。暂短的人生就是在玩牌，只不过发牌的是上帝。想想你手里无论是什么牌，都得耐心地把牌出好，那容易吗？岁月匆匆，光阴不再，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尽力了。

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假如来生相聚于此，相信还是热血沸腾的一群青年。

摘录D9：　　有人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无论是从封建的君主帝王，还是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无论是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他们无一例外地在生前都有经过反复思考、认真推敲的遗嘱留给后人。可是，绝顶聪明无人可比的世纪伟人毛泽东，为何在他的百年以后没有任何意愿留下？照说，雄才大略的毛泽东挥巨手指点江山率领共产党人创建了人民共和国，已经立下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历史丰碑，为什么在他的晚年不遗余力地发动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声称“不破不立，立在其中”那么他不惜毁坏自己用几十年心血亲手缔造的稳固政权？究竟想立什么？毛泽东生前对党和人民没有什么遗嘱，是不想留？还是没想好？或者他已经用另外的形式表达了想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有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无字遗嘱，他故意在用一场令人无法忘记的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授意给他真正的继承者们这样一个办法：假如在他的百年以后，真有人离经叛道胆敢搞资本主义全面复辟，让修正主义泛滥成灾，让革命的人民再受二茬苦遭二茬罪，并想毁掉他亲手缔造的共和国。就可以采用类似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发动人民去造反去革命。

目录

A 荡起理想与革命的双桨... 5

A1:共同的童年... 5

A2：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1

A3：表哥当上了大右派... 17

A4：都是好玩惹的祸... 21

A5：表姐原来是地下党... 27

A6：共和国的大跃进... 30

A7：从小爱科学... 34

A8：没法忘记那几年... 40

A9：村里的地主是坏人... 44

A10：最倒霉的是章强... 48

A11：新来的邻居... 52

A12：歌声伴随我们成长... 57

A13：小心身边有“特务”. 62

A14：心想入团真是难！... 67

A15：见死不救的理论... 73

A16：理想就要实现了... 77

B 拥抱心中的太阳... 81

B1：纪大林卧轨自杀了... 81

B2：暴风雨的前夜... 85

B3：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92

B4：砸碎旧世界... 102

B5：我爱北京天安门... 112

B6：革命大串联... 121

B7：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130

B8：红卫兵时代... 136

B9：领导我们造反的核心力量... 146

B10：胜利大队的秋天... 157

B11：纸船明烛照天烧... 163

B12：徒步长征走天下... 167

B13：“新一中公社”红卫兵... 178

B14：到社会上搞斗批改去吧！... 184

B15：放开我吧，妈妈... 189

B16：死有余辜的江雯... 194

B17：寻找“都没喇叭”. 199

B18：守卫在“八、三一”造反司令部... 207

B19：枪口下我们不得不举手投降... 215

B20：大全帮我躲过一场灾难... 218

B21：一次被出卖的革命行动... 221

B22：没让串联也串联... 224

B23：给毛主席发封致敬电... 234

B24：自投罗网的天江飞... 244

B25：“三忠于、四无限”. 248

B26：革命成功了，咱们干什么？... 253

C 追逐完美的使命... 258

C1：决定上山下乡运动的事件... 258

C2：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262

C3：难忘的上山下乡那一天... 268

C4：三尖泡印象... 275

C5：村里的年轻人... 280

C6：辽河岸边的碰撞... 285

C7：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91

C8：信件二封... 296

C9：护秋... 301

C10：晓鹏这颗星消失了... 304

C11：“劫”台大客回家去... 312

C12：无法定性的一副对联... 316

C13：打柴累死一头牛... 321

C14：大步流星向南去，走了一夜回到家... 328

C15：醉卧马家沟... 331

C16：要打仗了... 335

C17：贫协主席宋宝山... 341

C18：发大水了谁怕谁？... 344

C19：天生我才有点用... 347

C20：魂归大海... 352

C21：她来三尖泡... 357

C22：青年点里的小插曲... 364

C23：咱们点里无秘密... 373

C24：他们应该被枪毙... 376

C25：圆梦... 381

C26：在县人民广播站的那段日子... 388

C27：可敬的“土皇上”. 398

C28：再见了，三尖泡！... 404

D 送走五彩的夕阳... 410

D1：用我们的血汗再铸辉煌... 410

D2：绝对想象不到的事情... 414

D3：亲情、友情、阶级情... 424

D4：转战地下长城... 428

D5：该男婚女嫁的时候... 435

D6：陈思嫁人了... 439

D7：“知青”出身万岁！... 443

D8：红太阳落山了... 449

D9：思考夕阳红... 456

附：同根相连... 460

最后的红河谷... 464

 

A 荡起理想与革命的双桨

A1:共同的童年

　　1948年11月2日，大清帝国的发祥地沈阳解放了。

　　听老人们说，沈阳刚解放的时候并没有象电影里所表现的那样，到处是满天飞舞的红旗,，到处是欢庆的锣鼓，到处是人们自发组织的庆祝解放的大秧歌。因为在动荡变革的年代，奉天城里外的男女老少们已经习惯了各种军队的进出，他们认为谁来都是一样，该当官的还是当官，该种地的照样种地，谁爱折腾谁就折腾去吧。尤其是在我的老家沈阳东郊，老乡们说，路过庄稼地里的一个又一个部队，究竟都是干什么的谁也搞不清，一会儿是打着青天白日旗的国/民/党新五军，一会儿是系着红袖标的辽东土匪杜大胡子，好不容易把小日本打跑了，又杀出来个“老白毛子”见到大姑娘小媳妇就抢，当人们议论穿着灰布衣服、扛着破枪旧炮的解放军能不能成气候的时候，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了。

　　1949年10月共和国成立的前后，我们这代人，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战后一代，或者说共和国的同令人，先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新中国的诞生，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以事实叫所有的中国人对于未来充满了信心。人们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一个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大人们不仅把希望寄托给新中国，而且也寄托给儿女的身上。因此，那时出生的孩子们名字叫解放的、建国的、国庆的比比皆是。爸爸和妈妈也想给我起个好一点的名字，期盼着将来能有点出息，给祖上争一点光荣，特地跑出一百来里地，找到了在抚顺市里当小学教师的老姨。老姨说，人民解放了，世界要红旗飘飘了。将来一定要当国家的新主人，那就叫世新好了。从给孩子们起的名字上，完全可以想象出大人们对于国家社稷给予了多大的希望。

　　我的老家就在沈阳市的东郊。距离市内有大约70多里的路程。是个丘陵地区。村子里的庄稼地波浪起伏、高低不平很难找到几块平坦的地方，虽然说地不平，可也没有高山深谷、没有正经的河流。房前屋后与地头田间的树木不是太多，大多数都是一些杨树、柳树和榆树一类不值钱的东西。即使个别的老百姓家里种着几棵山楂树，山枣树，杏子树打下来的果实也换不了多少钱。村里一半的人家都住在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地窝棚里，只有地主老财与几家家境好一点的老乡能盖得起象样的土房。人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瘠薄的就像砂子一样，据说这儿的土地三、五亩都赶不上平原的一亩，因此农民家种的庄稼象苞米、高粱什么的长的象麻杆一样，忙活了一年到头也打不了多少粮食。不过这种土地比较适合种花生，秋天收获的花生皮薄仁大籽粒饱满，是当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村庄座落在一南一北的两个小山丘之间，俗话说两山夹一岗辈辈出皇上，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连个市长都没出来。村东边有一条叫做大乐河的季节河，虽然它冬天没有一点水，但是到了夏天，河水不但挺大而且经常泛滥成灾，奇怪的是，有水的时候就有鱼，不知道这鱼夏天是从哪里来的，冬天又到哪里去了。　　父母结婚以后不久，爷爷的三个男孩子开始分家过日子，当时我家分到一间半土房还有一点土地。因为有了这些财产，土改划分成份时，家里被定个中农的成份。父亲说，那个时候当贫雇农听起来有点寒酸叫人家瞧不起，当地主又要经常挨批斗日子不好过，中农就中农吧，挺好！看来这中庸之道哪儿都用得到。　　由老家向东，淌过（没有桥）大乐河，再往前不远就是抚顺界了。翻过一道秃岭，那就是母亲的老家，也就是我的姥爷家。姥爷家的村子从外观上看与爷爷家那里差不多。不同的是村里人几乎都是满族人，他们普遍姓关属于正黄旗。姥爷家也有个特点，那就是孩子特别多，共有7女3男10个孩子，虽然孩子多但是日子过得不错，比我爷爷家好多了。有件事我一直没搞明白，尽管姥爷家的土地要比爷爷家多得多，为什么姥爷家的成份是贫农，而父亲家的成份却是中农呢，真不知道土改的时候沈阳与抚顺的标准是不是一样。

　　那几年，妈妈经常带我回娘家。秋天是丰收的象征，也是五谷杂粮登场的季节。这个时候，孩子们可以吃到嫩嫩的青苞米，也可以吃到地里的烧花生，如果要想吃甜杆需要特别小心。姥爷家每年可以收获很多花生，都装在西屋的囤子里。我们几个孩子经常坐在花生囤子上，连玩带吃加上祸害。非常滑稽的是，大家常常把花生磕开夹在耳朵上。即使有时花生把耳朵夹的很痛，还是执意要往上夹，不知道遭这个罪究竟是为了什么。三舅家有好几棵山楂树，每年也能收获不少山楂。但是他非常吝啬拿山楂当宝贝，伸回手挺大的面子去要就给一点点。实在没有办法时只好窜拢表哥表妹，一同去东厢房的山楂袋子里去“偷”，每每不小心叫三舅看到，免不了挨一顿臭骂，骂就骂吧，我们跑得远远地就当听不着，气死他。当然，有时也跟大人们上山去采榛子、打山梨，检橡子。虽然橡子那种东西看着挺象榛子，但是又苦有涩不好吃只能拿去喂猪。　　最有特色是冬天，当外面是北风呼啸大雪飘飘的时候，一家人盘腿坐在那热乎乎的火炕上，山南海北地胡侃，别有一番风趣。说话间，再往那满族人特有的泥烧的火盆里埋上土豆、地瓜、黄豆、花生什么的，等到烧到七、八分熟的时候，再从火中扒出来，然后带着灰吃，特别香，感觉好极了。如果你能在吃着红糖的时候再吃烧花生，真是又香又甜。当然，下大雪的时候跟别人家的男女孩子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捉迷藏或者套麻雀什么的，也是难得的乐趣。　　快解放的时候，父亲不愿意在农村种地跑到市内跟人家鞋匠学徒，快要满徒的时候赶上国/民/党抓壮丁，当时要不是有个好心人递个信，父亲肯定就被蒋介石带台湾去了。1948年沈阳解放的前夕，父亲觉得共产党不错，想去报名当解放军，人家说父亲镶了一颗“金牙”不是无产阶级坚决不要。父亲曾经说过这世间真是邪行，想去的人家不要，不想去的非叫你去，指的就是这件事。1952年父亲觉得世道安定了，用一挂大马车把全家接到市里，先是住在一个叫西下洼子的地方，后来又搬到大北门外，由此我们家才告别了农村开始了城市生活。　　与我们的童年相似，共和国的童年也是非常的贫困。解放初期的中华大地上，民族工业已经被小日本祸害的只剩下一堆废铜烂铁，蒋介石“总统”逃跑后留给人民的是一个荒废的江山，如果说国家也要划分成份，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必定是贫雇农无疑。谁都能想象到，把这样一个巨大的烂摊子摆在年轻的共产党人的面前，该是一个多么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毛主席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可写最新最美的文字。是啊，此时的共产党人的确是两手空空。但是。他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他们有多年形成的艰苦奋斗精神，以他们不屈不挠的革命毅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因此、他们必定会在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丰功伟绩。

　　我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共和国与我们共命运。在共和国的蓝天白云下，在共产主义的红旗下，我们生活在没有战争，没有荒乱，没有人剥削人，没有忧愁，没有困惑，只有童年的欢乐下。共和国不仅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而且给我们开辟了理想的蓝天。它在等待我们自由飞翔的同时，共和国也要从童年走向辉煌！

　　实际上，当我们还在过家家玩，唱“你拍一，我拍一”的时候，共和国的童年也是在跌跌撞撞中度过的。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尤其是高瞻远瞩的毛主席，为了新生的共和国不半途夭折，为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发动了一系列反对腐败、消灭敌特分子的运动。尽管我们感觉一切都是幸福的，但是大人们经历的却是一个刻骨铭心并非风平浪静的年代：
1950年5月，为了清除那些打天下干部的居功自傲，官僚主义与腐化堕落。发动了解放后的第一个整风运动。

　　1950年9月，开始镇压反革命分子。

　　1951年5月，批判电影《武训传》，11月份开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12月，开始三反运动，目的是清除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

　　1952年1月，开始五反运动，目的是清除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

　　1954年2月，揭发、粉碎了高岗，饶恕石反党阴谋，10月批判《红楼梦研究》，12月批判胡适思想。

　　1955年2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下半年，清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1957年6月，清查美蒋特务。

　　由此，当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把土地和地主老财的财产分给贫下中农的时候，当与我们同时诞生的共和国朝气蓬勃地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那些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如那些抽大烟的、开妓院的。那些国民党的连排长和军统特务，那些共产党里的腐败分子，一批批的人被关押、判刑甚至枪毙。当人们在万泉公园的河边看到那些被枪毙的死有余辜的人，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由此，共和国的天空越来越清洁，人间越来越美丽。当时，因为我们还小，丝毫感觉不到这些国家机器中的事情，正因为我们还小没有任何忧愁和烦恼。所以感觉到的东西全是幸福的。

 

　A2：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956年的秋天，妈妈送我去上学，就读的这个小学校过去是一个特别有钱人的家，双套的四合院里，房子特别讲究，就像故宫里的建筑一样金碧辉煌。院子里有几棵好大的丁香树，每到春天的时候，到处都是丁香的味道。教室是由居室改造的，面积不是很大，光线也不是很好。教室里的桌椅都是很简单的双人桌，桌面粗糙不平而且留有不少深深的刀工痕迹。教室里黑板的上方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很大的红字。班主任孙老师从外表上看很年轻，高高的身材但是挺廋，讲话的声音总是小声小气的 ，好像怕惊动谁。特别清楚地记得头一天上课时她的样子，总觉得他象妈妈一样和蔼慈祥。孙老师一直教到小学四年级，遗憾的是这几年里我的书念得不好，经常得3分有时还得2分，叫她非常费心。小学2年级的时候，孙老师找我谈过一次话，她夸奖我说人挺聪明的，应该好好学习。第二天，她叫我当少先队的小队长，估计是想鼓励我一下，可是我一直令她挺失望，因为到她离开我时，我也没有提高学习成绩为她争口气。
　　这年冬天的三九天是出奇的冷，坚固的柏油马路被冻得裂了缝，26中学的后面有一个我们经常去的臭河泡子，也被冻得象乌龟壳一样，想滑冰都划不了。这年的大雪下的特别勤，呜呜作响的北风烟雪抽在脸上象刀割的一样。本来白天是晴空万里，一夜之间大雪就可以轻松地把街道掩埋、把房门堵上。大人们上班，孩子们上学只好从窗户里爬出来。寒冷的冬季里，学校没有暖气，每个教室里只有一个洋炉子，上课以前学校的工友把洋炉子点着，以后添煤的事情就由学生自己完成。虽然说教室里有炉子，但是它的热量非常有限，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冷的发抖，为了不使脚被冻伤，需要双腿不断的运动，所以教室里经常发生乱七八糟的声音。有的时候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冷了，老师不得不宣布停课叫同学们回家。

　　当然，雪大了也有好处。记得要过年的时候雪还是那样大，院子里的几个孩子，把外面的雪堆得高高地就像“雪山”一样，然后还要把“雪山”用铁锨拍实。二天以后再往雪堆上泼水，水很快地会在“雪山”的外面形成一个冰壳，这个时候再把里面的雪挖出去，就成了一个冰壳房子。在这个水晶一样的小房子里，穿过透明的外壳，白天能看到太阳，晚上能看到月亮，如果在水晶房子里面点上个红蜡烛，和女孩子们过家家玩，简直象生活在童话世界里非常有趣。
　　
　　对于男孩子们来说，更有趣的是在雪天里打雪仗，打群仗。院子里的孩子们之间打，院与院之间的孩子们打，胡同与胡同之间的孩子们也打。最热闹的时候就像孩子们的领域发生了“世界大战”。班里有个同学，他的姐姐足智多谋英勇无比，很快就成了胡同里的孩子王。我们管她叫司令，听从她的指挥，在她的率领下经常同别的胡同里的孩子们打雪仗。那时侯的打雪仗非常有特点，双方都是把雪揉成棒球一样的雪团，扔过来扔过去的，顺利的时候能逮住对方的一个孩子，大家就往他的脖子里灌雪，然后就是得意的哈哈大笑。不管是谁，要是被人家灌一脖子雪那就惨了，雪一化开，后背全是冰凉的水，只得赶紧往家跑。

　　为了保卫我们大院的“领土”，防止附近院子里孩子们的“入侵“，我们还用雪堆成雪的长城，每天有人拿着棍子站岗放哨。有一次，前胡同的孩子向我们进攻，打了一天雪仗也没有攻下我们的城堡，反而被我们抓来了2个“战俘“，为了庆祝胜利，我们用草绳子把“战俘“绑到电线杆子上，然后就跑了。过一会儿，我们怕把“战俘“冻死，跑去看他们，结果发现那两个小孩已经跑了，后来才知道，那草绳不结实一挣就开。司令说挺好要不就该出事了。

　　除此以外，冬天里还可以打冰嘎，滑冰车，弹玻璃球，或者找一块人少的地方，把雪扫干净，在地上撒一些高粱米，再用根棍子支个破筐，等家雀进到筐的下面吃高粱米的时候，用绳一拉支筐的棍子，就把家雀扣到筐里了。不过，看来是简单，可要是想从筐里把家雀拿出来，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个时候好像谁家都穷，尤其是我家，冬天穿的就是空心棉袄、棉裤。棉鞋都是自己家作的，记得穿了好长时间的傻鞋，就是那种前面有两条筋，穿的时候不用分左右撇的布制鞋。没有袜子，也没有手套，大冷天的只要玩上几天，手就会被冻得裂大口子。虽然有时口子里往外淌血，但是该玩还是玩，该闹还是闹。

　　上学的路边有两个说书的茶馆，一个在路东一个在路西。东边的那个茶馆开张后不久就黄了，后来改成跳二人转的小场子。而西边的那个说书的小茶馆，一直坚持到1964年。茶馆里经常演出的节目就是《三侠五义》、《隋唐演义》。茶馆不太大也就能装20来个人。茶馆里的茶水随便喝，随喝随倒。说书的每讲一段，一句且听下回分解，小伙计就端盘子下来收钱。我们院子里的几个同学，因为没有钱，又爱听人家讲的评书。经常蹲在茶馆的外面，猫在人家的窗户下，装作看书的样子，偷偷的听人家说评书。

　　当然了，真正有组织有意义的活动，还是在学校里。同学们经常在操场上围坐一圈，作《丢手绢》的游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的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大家不要告诉他。”做游戏当然是件高兴的事，不过时间长了我就想，人为什么这样自私啊，你不告诉他就算了，还叫“大家不要告诉他”。你看那个《找朋友》多好：“找哇，找哇，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大家都是好朋友。”明显地是一种团结友谊的气氛。那个时候学校是半日制，功课也不是很多，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去参与学校组织的社会活动。有时候去交通岗站岗举着小红旗帮助警察叔叔维护秩序，遇到那些不守纪律的骑车人，上前敬个礼，叫他下次注意。有的时候到革命烈士、革命军人的家里帮助干活。前胡同有个老大娘，她的三个孩子跟共产党干革命都牺牲了，家里只有大娘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每星期去一次她家，洗衣服、扫地、擦窗户、倒垃圾。后来几乎天天去，只要我们能干的活全都干了。我们毕业以后还把这件事情很郑重交给了低年级的同学，千叮咛万嘱咐叫他们一定要照顾好大娘。其实我们很愿意到汽车公司帮助清洗公交车，虽然干活很累，但是司机叔叔总能叫我们白坐车，那可是捡了不小的便宜啊。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同学们逐渐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少年基层组织。解放以前，曾经叫过儿童团。少先队的队旗有大、中、小队队旗之分，每面队旗都是鲜红鲜红的红颜色，那鲜红的颜色代表烈士的鲜血，提醒人们别忘了革命的先烈。队旗上的那个黄色的五星，代表着少先队是革命的一部分，是革命少年中的先进分子。那把正在燃烧的火炬，代表着少先队是革命的星星之火，是革命的希望。而且，每个队员的脖子上系有红领巾。那个鲜艳的红领巾，恰好是红旗的一角，代表少先队员是革命的一部分。

　　我们正式戴上红领巾，是在少先队的大队会上。入队仪式被安排在学校西侧树木环抱的操场里。仪式上，几十面印有金黄色五星和火炬的红色少先队队旗在微风中随风飘舞，几十架排列有序的大、小队洋鼓有节奏地敲响，还有那金黄色的小号发出响亮的“滴滴嗒，滴滴嗒”声音。在这如此庄严肃穆的时刻，在这令多少少年心潮澎湃的瞬间，大杨树底下的大队辅导员老师和高一年级的少先队员们，把那鲜艳的红领巾系在新入队同学的脖子上。所有新入队的同学不仅感到这是党和人民给与他们的光荣，也是社会主义革命赋予他们的责任。在大队文艺委员的领唱下，少先队员们齐声高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
　　不怕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斗争
　　战斗在民主阵营的最前线
　　毛泽东新中国的太阳
　　开辟了新中国的方向
　　黑暗势力已从全中国扫荡
　　红旗招展前途无限量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勇敢前进，前进，跟着共产党

　　（其中“继承我们的父兄”一句在六十年代改过一句，改为“继承革命的英雄”。）

　　我们郑重地把展平的右手举在头上，向庄严的少先队队旗宣誓，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要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爱国家、爱人民、让鲜艳的红领巾永远飘扬在胸前。我们决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一生。

A3：表哥当上了大右派

　　那个年龄段，没有哪一个孩子对于未来不是充满了梦幻，没有哪一个少年不是对英雄充满了敬慕，可是没有战争的年代哪儿来的真正英雄？没有真正英雄的年代那又叫做什么年代？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江姐甚至放牛娃王二小，为什么你们能赶上那个年代？

　　1957年的夏天，正是学生们放暑假的时候，家里来了个年轻的客人叫关新。他是我家住抚顺的表哥，是舅舅家的孩子，年龄比我正好大一轮。中学的时候，他的学习成绩特别好，身体特棒，人长的也漂亮，在我的亲属中，是办事最有头脑、最有理想抱负的一个孩子。为此，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由抚顺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穿军装的大学生。设想一下如果表哥挎上武装带、腰里再别上一只盒子枪，那该是多么英俊无比！表哥住在我家的那几天，给我讲哈军工神圣殿堂一样的军事学习生活，还给我表演几套军事上的擒拿格斗。在鼓励我好好学习的同时，展望他美好的未来，满怀信心地对我说，再过20年他也许就是一个元帅，或者是一个将军。我像观众或者说象他的部下一样，默默地听他在发表演说。叫人好羡慕的是，他站在门前的石头台上有板有眼讲话的样子，就象真正地经历了军旅生涯以后，作为胜利的将军给欢呼的人们作报告一样。

　　我羡慕他是一个军事院校的大学生，不如说是羡慕他是一个穿军装的军人，我为表哥的前途感到高兴，也为他是我的亲属而自豪。我觉得，有表哥在就没有人敢欺负我。有一次，身单力薄的我同院子里的一个大我一年级的孩子打架，被那个孩子打的头破血流。我一边悟着脑袋往家里跑，一边高喊徐志强你等着，等我表哥回来拿枪毙了你。因为什么？因为表哥是军人啊！

　　几个月后，也就在表哥从我家回哈尔滨不久，一场谁也没有经历过的“百花齐放”，“大鸣大放”运动开始了。在党的号召下，表哥同其他的学生、老师一起，凭着一股爱国、爱党的热情，凭着一股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 ，积极地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去。面对诚恳的征求意见，表哥傻了巴几的跟人家一起，给学校的党组织提了一些意见。满以为，这些对党的忠诚，会得到充分的的理解和支持，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大鸣大放转眼间变成了反右斗争。学校里到处都在抓右派，抓反党分子。引蛇出洞的谋略，让右派分子们暴露无遗。往常给党提意见表现最突出的那些同学和老师，象霜打的茄子一样全蔫了，纪录他们“功劳”的小本子，也成为他们反党罪证的黑材料。按比例分配下来的右派名额，正好给我表哥戴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所以，倒霉的表哥没等念完大学，他的将军梦也就做到头了。至于当元帅，来世再说吧。

　　第二年夏天，表哥被下放到吉林省梨树县的一个中学教书去了。

　　那几年交通非常不发达，表哥每次由吉林的梨树县回抚顺老家，都要在沈阳中转换车。由于火车车次少，通常是在我家里先住上一夜，第二天早上才走。与过去不一样的是，表哥每次来的时候，都是在晚上，他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不愿意见人或者是在躲着什么，这与往常他的外向性格是不一样的。每次来家里表哥喜欢买些冰糖葫芦、雪糕一类吃的东西带给我。我知道他喜欢我，他常对我妈说，说我是这个家里将来最有出息的孩子。
　　那个时候，父亲的工资少孩子多家里的生活比较困难，普普通通的平房里没有什么家具，甚至没有多余的被盖。晚上表哥不走就和我钻一个被窝，咱俩躺在热炕头上，他还是念念不忘地给我讲哈军工的事情，讲他的学校，讲他的老师，讲他的同学，看得出他非常留恋他的大学生活。也看得出，一切他都无可奈何。

　　有一回，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念完大学呢 ？他说，学校不让念了。为什么不让念了？他说，给党提意见犯错误了。我不知道好赖地指责他，谁叫你给党提意见的。他说，是党叫提意见的。我和表哥相对无言，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他说，你还小，将来就会明白了。

　　过了几年，表哥再来沈阳的时候，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几个关于右派的问题，他说问题很简单，刚刚搞大鸣大放的时候，大家都很热情。反右开始后，他们学校800多名老师中就定了30多个右派，学生中的右派也有一定的比例。至于当上右派的人，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一个老师顺嘴说现在的豆腐是一天比一天小，有人就说他是诬蔑社会主义，定成了右派。有一个系的党支部书记，脸上长了很多小豆豆高低不平，同事们和他开玩笑说他的脸象地球仪，有高山有河流，还指着他的脸上说这是中国，那是美国，上面是苏联，下面是英国，结果，运动来了，说他们诬蔑党支部书记也就是诬蔑党，也给定成了右派。有个学生走到马路上，看到市政工人正在修马路，他说这个马路怎么尽是补丁啊，就这样一句话也成了诬蔑社会主义的证据，当然也跑不了右派的命运。

　　我问他，难道人们都是这样毫无理性吗？表哥说不是，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学校里有一个系，系里有一个老师非常有水平，但是性格孤僻“疙瘩”话多“群众关系”不好，运动来了，首先就把他当右派报上去了。然而，这个系的党支部书记非常重视他，不希望他成为右派，但是，因为右派是有名额规定的，少一个也不行，实在没有办法解救他，后来，这个书记把自己的名字顶到那个老师的名字上，自己当上了右派。　　

　　表哥一直没有给我讲他是因为什么当上右派的，也许，这几个例子里就有他，也许比这更不能叫人理解，也许非常难于说出口。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我的印象中，右派是党和国家反对的东西，肯定就不是好东西，肯定就象小偷、强盗一样。妈妈见我指责表哥，说我不知道好赖，不明白事。妈妈说，什么右派左派的，不管什么派，表哥就是表哥，你懂个屁！

　　的确，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提意见与下放有什么因果关系，更不相信表哥是坏人。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右派是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敌人。因此，在我所有的档案材料里，例如：学生登记表；职工登记表；干部登记表；入团登记表等等，社会关系一栏里都没有关于表哥的记载，谁叫他当右派了！唉，表哥，你怎么就不能当个共产党的将军呢？

A4：都是好玩惹的祸

　　1958年，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以其消灭国民党，搬走压在人民头上三座大山的丰功伟绩，以其迅速消灭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消灭嫖、赌、毒，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爱戴。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哪里，人民就奔向哪里。在无数个大会战里，到处是人山人海。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激动人心的国内形势真是一片莺歌燕舞。人们高举三面红旗，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在十五年内赶上英美帝国主义，早日实现那美好的共产主义。

　　不仅如此，国内所有的媒体，广播、报纸反复地报道着国际上的大好形势，新生的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中、苏、朝、越、蒙、波、罗、匈、保、阿、古、德、捷），联盟成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个阵营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为核心，正在迅速扩大在地球上的领地。尤其是苏联老大哥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上天，更让中国人民，也包括全世界的人民相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能够战胜资本主义。不仅如此，走到世界末日的资本主义已经是日落西山即将灭亡。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代表的东风，必定能够战胜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西风，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东风压倒西风。　　那个时候，我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学校里的学生是半日制上课。一般情况是，上午上四节课下午就放学。不过，象我们这些同学，平时好玩、好动，玩起来不愿意回家。经常在放学以后，还要在学校里玩上几个小时，直到肚子饿的咕咕叫，才能恋恋不舍地背起书包离开学校。

　　我们经常在学校里玩一些象拉皮狗，骑马抢将，跳房子等游戏。不过，玩的更多的游戏还是“警察抓小偷”，这种游戏的玩法是叫一个“倒霉”的同学去当“小偷”，等他藏好以后，大家当“警察”去抓他。有一天，一个老当“小偷”的同学提出意见，说这种玩法不公平，要求改变游戏的规则。他说，“小偷”的人少，力量小，名声不好谁也不想当，大家都愿意当“警察”，谁还当“小偷”？经过同学们几天的乱呛呛，大家承认他讲的有道理，决定改变“警察”抓“小偷”的玩法，我们规定，新玩法里，“警察”和“小偷”在人数上为对等的条件，胜利一方有权利当“警察”。而且当“警察”的一方要在规定的时间里抓住全部的“小偷”才算真正的胜利。

　　规定新的玩法的第二天，我们集合了十二名同学，在学校的操场上玩新的“警察”抓“小偷”，先是手心手背决定二伙人的分组，然后，由每个小队各派一个人为代表用“竟钢锤”的方法决定哪一伙为“小偷”或是“警察”。那天，我率领的一伙“竟”得的是“警察”，而同学赵满金的一伙无可奈何的成为“小偷”。

　　游戏在放学以后开始了。学校的操场上十二个男孩子到处疯跑，一时间操场上是烽烟滚滚，尘土飞扬，呼号乱叫，仿佛是两军混战。按照原来的游戏规则，那么多的“警察”抓一个“小偷”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在这种新的游戏规则下，一个“警察”需要对付一个“小偷”，难度是很大的，甚至，有的身强力壮、跑得快的“小偷”，比如那个赵满金居然无法无天敢抓起我们“警察”来了。所以，我们这些“警察”比电影《警察与小偷》里的警察还狼狈。

　　吃了几回亏以后，我们六个“警察”改变了抓“小偷”的策略，采取“三抓一”各个击破的方法，逮住一个“小偷”是一个，很快六个“小偷”全部落网。然而，这六个“小偷”还是不服输，他们想当“警察”，叫我们当“小偷”，也好光明正大的抓我们一把。他们的建议受到了我们坚决的反对，因为，按照新的游戏规则，只有胜利者才有权利决定谁当“警察”。由于双方都想当“警察”，都要通过当“警察”过过瘾，谁都不愿意当“小偷”，因为“小偷”不是好东西，是坏人。而“警察”才是光明正大的代表。所以操场上十二个人都喊要当“警察”，都喊“警察抓小偷”。

　　喊来喊去，那几个当“小偷”的同学，因为输了没有底气，呼喊的声音越来越小了。他们喊不过我们，眼看着就要投降了，这时候，他们中间有一个同学叫高书民，风马牛不相及的突然喊起“我们是东风，东风压倒西风”，接着，那几个同学也跟着喊“我们是东风，东风压倒西风”。我们几个当“警察”的同学，不知道东风、西风的含义是什么，也不知道东风、西风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我们是“警察”，我们是胜利者不能叫他们压倒我们。你们说我们是西风，西风就西风，西风也不是“小偷”，没有什么不好的，结果，我们几个当“警察”的同学一起高喊“我们是西风，西风压倒东风”。东风的呼声越来越高，西风的叫喊越来越响。一时间，操场上东风压倒西风、西风压倒东风的喊叫声混作一团，外边的人根本听不出个数来。这个时候，同学们的肚子也饿了，纷纷背起书包一边喊着这个风、那个风的，一边离开了学校。

　　第二天上午第二节课后的间操停止了，操场上的学生被集中到领操台的旁边，不仅如此，所有的老师也被叫到了操场上，听从黎校长的训话。领操台上的黎校长，高高的站在上面，她环顾了一下四周，看到师生们都到齐了，清了一下嗓子，表情严肃、厉声厉气的说，我们学校有几个二年级的学生。没有革命立场，在操场上、大街上高喊西风压倒东风。你们知道什么是东风吗？东风就是社会主义，东风就是共产党，东风就是毛主席。你们知道什么是西风吗？西风就是美英帝国主义，西风就是蒋介石。你们这些学生在外面高喊西风压倒东风不是一般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这是对党和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我们要以这件事情为例，在学校进行一次革命教育，教育广大学生、教师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随后，黎校长又在领操台上领着高喊起口号“东风压倒西风！”“三面红旗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黎校长又说，昨天喊过“西风压倒东风”的同学，放学以后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

　　放学以后，我们六个喊过“西风压倒东风”的同学，背着书包，耷拉着脑袋一个跟着一个走进了校长的办公室。当时，屋里有校长、教导主任，还有我们的班主任孙老师。黎校长看我们进到办公室以后，把屋门悄悄关上，又往外面望了一望。回过头以后他对我们说“你们几个小同学呼喊什么？要是不看你们是第一次犯错误，我就叫派出所来人把你们全抓去”，停了一会儿，他看我们没有动静，接着又说“你们是不是想进工读学校？”我们说“不是”黎校长又问“昨天是谁领着喊的？”我看了一眼同学，谁也不吱声，就说“是我！”黎校长看了看我说了一声“下次再喊，我就开除你！”他说完以后，很长时间屋里没有动静，过了一会儿，黎校长的态度有了一点缓和，他说“我要是不看在你们班主任的面子上，不看你们是二年级的小学生，不看是初次犯错误决绕不了你们！”黎校长在教训着，我们六个同学一直没有抬头，心里都是胆突突的，有一个同学还吓的尿了裤子，看到我们的狼狈相，估计黎校长在偷偷地笑，他应该为他的威严起作用而笑。

　　黎校长训话以后，班主任孙老师把我们六个不知道深浅的同学领回自己的教室。在教室靠窗户的一角，她叫我们围着她坐下来，她用和蔼的目光扫视着每一个惶惶不安的同学。不知道她看了我们多少遍，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估计她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她是在想，怎样即不伤害她的学生，又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沉默了好长时间以后，她才说“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反革命吗？”我们说知道“反革命是坏蛋”。她又说“你们知道反革命因为什么是坏蛋？”同学们没有能回答的。孙老师似乎感觉到她的说话太深奥了，不知道怎样讲才更好一些。接着，教室内又是一片沉默，过了一会儿，孙老师说“放学回家吧！以后要好好学习，不过，希望你们一辈子别忘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重要。”

　　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班主任的孙老师又把我们六个学生找到她家，她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叫你们六个同学来吗？”大家说“不知道！”孙老师听到我们的回答，脸上很明显的愣了一下，好像在责怪我们忘记了她的教导。孙老师说“还记得你们喊西风压倒东风的那件事情吗？我们回答说“记得！”孙老师说“今天叫你们来，还是为了那件事情”我们以为又要追查那件事，心里七上八下、惶惶不安。好在孙老师不是这样说的，她说“你们已经小学毕业了，老师希望你们一生都要记住的是。有的人就是因为随便说话，被定为反革命影响了一生的前途。”

　　孙老师的第一次教导，因为我们太小了，还不懂得社会，已经忘记了。然而，她的第二次教导我们六个同学几乎永生难忘。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随着后来那场革命的暴风骤雨的到来，我们终于明白了孙老师要说的是什么，今天，永生难忘的孙老师，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不过，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A5：表姐原来是地下党

　　那几年里，经常到我家来的人当中，还有一个我叫做表姐的人 ，她是我大姨家的孩子。

　　大姨年轻的时候出嫁以后，跟随姨夫在辽宁省西南的一个小镇兴城安家落户。姨夫是医生，在兴城开了一家叫做“天德”的诊所谋生。因为姨夫对中、西医都有两下子，工作认真负责而且比较讲医德，尤其是姨夫不太计较金钱，所以兴城城里及附近的人，无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无论是权贵，还是军人都到那里去看病。

　　辽西地区快要解放的那几年，兴城、绥中一带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了配合解放军解放东北，在当地的活动相当频繁。在同国民党的武装斗争中，免不了有受伤的革命同志，他们被送到“天德”诊所后。姨夫一家总是冒着被国民党逮浦、迫害的风险，给共产党的伤病员看病、治病。接触时间长了，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非常相信姨夫一家，“天德”不但成了共产党人的卫生所，也成了地下党的交通站。遇到地下党需要购买重要的医药、医疗器械什么的，除非实在没有办法，否则，姨夫总是想法以诊所的名义把东西搞到，然后叫共产党运走。

　　有意思的是表姐，她在北平念书的时候，因为思想进步，与学校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接触上了。表姐受他们的影响，背着家里人参加了地下党，从而开始了边念书边革命的生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表姐受学校地下共产党的派遣，领着十多个同学离开正在念书的大学，一路穿高山，过大河，跨铁路，越农田，最后到了陕北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在那里，他们一行革命青年学生受到了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接见。不久，这些革命的年轻人，有的去了抗日军政大学，有的去了抗日前线。当时表姐被留到中央党校，当上了一个马列主义教员。

　　1945年8月15日小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在人民解放军打辽沈战役的时候，为了革命的需要，共产党把表姐派回兴城老家，让她秘密潜伏下来做东北解放前的情报工作。本来表姐想回家以后动员姨夫也参加革命，没想到姨夫早已为共产党工作了。因此得到家庭支持的表姐工作特别顺利，她先后多次潜入沈阳、辽阳、锦州等国民党统治区，冒着生命危险与当地的地下工作者，为了辽沈战役的胜利，为了接应人民解放军进城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以后的很长时间，我们才知道表姐的真正身份，原来她曾经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后来表姐又回到了教书的队伍，在省委党校当上了马列主义教员，同时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什么系的一个系主任。不过，表姐好象对官本位不感兴趣，她愿意当教师讲课。她说当初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主要是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样子。她又说，象国民党那样腐败的政党不得民心，共产党即使不打他们，也挺不了多长时间。共产党打国民党只是加快了国民党的灭亡。

　　有次表姐到家里来，我突然想起表哥被定为右派的那件事情，问表姐说“姐，你们单位不搞反右斗争吗？”表姐说“搞啊”我问她“表哥被定成右派，你怎么没有被定为右派呢？”表姐听后哈哈地笑了。表姐说“我跟共产党干多少年了，怎么回事我还不知道吗？”我问表姐“什么是怎么回事？”表姐说“这个问题太深奥，将来你才能明白！”我的感觉是表姐比表哥成熟多了，表哥如果有表姐的那两下子，肯定成不了右派。不过让我感到难过的是，他们两个都说我小，好像我太小什么都不明白。　　表姐反复叮嘱我，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还要好好学习。

　　表姐的身上有很多的革命故事，这些革命故事永远也讲不完。有的充满危险，叫你听完以后心里一惊一跳的，有的充满离奇，听完以后叫你也想去试一试。不过，表姐在北平念大学，半路放弃学业去延安参加革命，总是叫我多少有点感到遗憾。表姐说，如果当时你在念书，也会为报国而放弃学业的。唯一叫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表姐对于仕途如此冷漠，为什么那么愿意当教师？

　A6：共和国的大跃进

　　1958年真是吉星高照，年轻的共和国到处是莺歌燕舞，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天天生活在喜事之中，人们加班加点大干社会主义没有一点疲劳的感觉，就是街上的也是行人谈笑风生，脚步显得轻盈自如。大跃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成果，大街上到处都是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向党报喜的游行队伍。一会儿是某某街道成立了人民公社，一会儿又是什么东西高产了要放高产卫星，记得那时候生产出了一种比较简单的3管电子管收音机，名字就叫“卫星牌”。大跃进不仅更新了人们的观念，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因此许多新产品经过工人阶级的手源源不断地出现：万吨水压机，万吨大油轮，高扬程水泵，高压变压器等等，一件件的新鲜事，一桩桩的新成就，全是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喜的主题。

　　当时马路两边的墙壁上用白灰粉刷着很多口号，像“大炼钢铁”、“东风压倒西风”、“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一类的标语到处都是。街上的宣传画也很多。中街光陆电影院正对面的墙上（沈河区邮局）画着一幅漫画，漫画上一个戴高帽的英国人，打着米字旗，哆哆嗦嗦的被中国人踏在脚下，旁边还写着“十五年赶超英国！”。万岁一类的口号，第一次大量出现，象毛主席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总路线万岁（就是三面红旗）这样的口号不仅写的到处都是，而且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上，也经常被人们高高喊起。街上还有一种很受欢迎的流动演出，那就是一些青年学生搞的“活报剧”。剧中的美国佬英国佬带着“米字”高帽，被游街批斗，最后被革命的人民群众打倒并踩在脚下，大长了国人的志气。 　　第一次出现的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在世界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刚刚解放几年的中国劳动人们，就尝到了翻身得解放的甜头，他们决心跟着共产党，满怀信心去奔向那美好的社会主义。

　　为了实现党中央制定的钢铁产量实现1500万吨的伟大目标，国家要求各行各业都要为钢铁“元帅”升帐作贡献。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号召下，全党齐动员，全民齐动员，大炼钢铁。记得有一张反映大炼钢铁的照片，图上有无数个建在农田里的小炼铁炉在炼铁，天空中浓烟缭绕，地上是人气沸腾，就像古代的烽火台一样。那个场面，简直就像再一次发动的人民战争，向社会主义建设发动的人民战争。大人们为钢铁做贡献，学生们也不例外。所有的学校都在给学生们开动员会，要求学生们捡废钢铁支援国家建设，以实际行动粉碎美英帝国主义的阴魔诡计。

　　当时我们的学校规定，每个在校学生至少交5斤废钢铁，而且还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开完会后，我把家里的东西翻个底朝上，也没有找到一点破铜烂铁，当时真的是急得团团转。我向爸爸要，爸爸说家里的钉子、折页、挂衣服的铁丝、还有一口能用的铁锅都当废铁贡献给国家了。我哭着跑出家门，去找别的同学，可是其他同学的情况也和我差不多，谁也没有搞到多少废铁。第二天，我们无意中发现，一群工人师傅正在学校门前挖下水道，有时能从地下挖出了一些上锈的铁丝、铁板和螺钉什么的。这可把我们惊喜坏了，一个劲地央求他们把废铁送给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想故意气我们，还是存心不给我们，我们越是着急，他们越是不给。直到看见我们急得都要哭了，才把那些破东西扔给我们。

　　为了实现全民总动员，大办工厂也是大跃进时的一个特点，街道里办工厂，学校里办工厂，甚至工厂里还办工厂。我们小学校也办起了一个小工厂，专门生产门窗上使用的铁插销。由于那个时候我们是上半天课，所以每天总有一半的时间参加劳动，铁插销的工序不是很多，冲压的活危险学校不叫我们干，我们主要干铆件的工作，也就是用压力机把一根铁棍与一个铁疙瘩铆在一起。后来因为铆件也出了一回事故，把一个女同学的手压了，这种活也不叫干了。那个时候在学校的这种劳动又叫勤工俭学，小工厂经常送一些学习用品给我们，就算是参加劳动给的报酬了。

　　这一年的夏秋之际，党和政府又号召人民把庭院大变样，小院变大院，大院变花园。1958年以前的沈阳市区，居民住的地方基本都是四合院，相互间有院墙隔着，相互间各自独立。人们从大跃进的干劲中，仿佛看到私有制即将崩溃瓦解，共产主义就要来到，纷纷扒开隔离院套之间的砖墙，构成了没有任何“死胡同”的大院。大院的确有好处，四处串门不用再绕弯子，不过坏处也有小偷跑了不好抓。大院里普遍建有一个人民大食堂，政府建议取消家庭独立会餐，到大食堂吃饭，走集体化道路。刚建食堂的时候，各家都向食堂里捐献用具，什么锅碗瓢盆，铁锨火铲，甚至包括什么劈柴、煤炭的。食堂建好以后有专人管理，专人做饭。每到吃饭的时候，全大院的男女老少，一同去吃饭，唧唧咋咋，呼号乱叫，站排领饭的队伍，排得好远，一个大院的人吃顿饭，需要2个多小时。刚开始的时候菜是四菜一汤，主食随便吃。俗话说众口难调，吃来吃去，有的饭菜不合口味剩下一大堆，大家爱吃的饭菜晚来的吃不着，因为多种原因，没用多长时间，大食堂就黄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微型的共产主义试验，刚出生就夭折了。

　　那一年还经常举办庙会，就是一种没有固定场所的小型展览会，很像现在的夜市。在大北横街（那时叫大镜子）和望北楼之间，有一条马路叫天后宫路，这条马路上经常举办庙会，由于我家和学校离这条马路很近，所以，每当举办庙会的时候，我都去庙会溜达。庙会上展览了各种各样的最新产品，尤其是那些放了卫星的产品。比如什么“红双喜”牌的脸盆啦，“红双喜”牌的高压锅啦，还有那个时候最叫座的“白山”牌的自行车啦，不管怎么说，刚刚解放了的人民，在大跃进中发挥了聪明才智，确实生产出了不少新东西。
　　
　　在最后一次的庙会上，我在一个展台上发现了一个叫我终生难忘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半导体收音机。这个像饭盒一样大小的东西，在展台上哇哇作响，播送着广播节目。我围在展台前，注视着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久久不愿离去。展台上的那个年轻人问我，小朋友，你喜欢这个东西吗？我点头答应。　　没有想到，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成了我一生的的事业，那个年轻人也成了我的终身老师。

　A7：从小爱科学

　　1958年的秋天，我所在的小学校居然办起了三个科技活动小组。一个是航模小组，一个是天文小组，另一个是无线电小组。学校欢迎所有的学生积极参加科技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免费教学，而且免费提供学习用的材料。这三个活动小组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也是我所喜欢的活动，当时三个科技小组的活动我都想参加，可是学校只许参加一个小组的活动。想来想去还是到无线电小组吧！

　　无线电小组的第一次活动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开始的。那天早上科技小组活动的时候，学校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领进来一个教我们无线电技术的老师，当这个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我发现他是那样的脸熟，想了一会儿我才想起来，他不就是在庙会上展出半导体收音机的那位年轻人吗？辅导员老师介绍说，同学们，今后由吴老师教你们学习无线电制作，大家欢迎！同学们在座位上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吴老师也鼓掌表示接受我们这些新的弟子。他扫视了一下四周，可能在教室里发现了我，冲着我的方向微微的点了一下头，然后，在教室的黑板上熟练的书写矿石收音机的原理。

　　实际上，吴老师是一位旅日华侨，他不仅精通日语，而且精通汉语，当然了，他最拿手的还是精通无线电技术。58年的夏天，吴老师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羡慕，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抛弃了在日本的优异生活，告别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只身一人回到中国，当上了一名中学物理教师。除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以外，他非常热衷于搞科技活动，普及科学知识。他不仅在他的中学里办起了一个科技活动小组，又被我所在的小学请来，当上了我的无线电启蒙老师。

　　吴老师的个子高高的，但是他的后背略微有一点弯，满头黑黑的天生的羊毛卷配上那日本式的胡须，老是给人一种滑稽的感觉。他的眼睛很大，不时翻动一下的双眼皮老是充满着微笑。不过，那种微笑好像特别深沉，或者象一池湖水深不可测。吴老师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不过这种汉语老是有着日语的特点，也许是吴老师从小受日本教育影响的关系，他对人包括对待他的学生，总是有一种毕恭毕敬的样子，以至于我们这些习惯接受上级教育下级的中国人来讲，好像不可以理解。或者，按照我们的理解方式，他那对人点头哈腰的样子，总象是欠谁点什么似的。正是他的这点不知是好还是坏的特点，使他在后来的那场暴风骤雨中，免召了磨难。
　　在无线电小组活动的二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见到吴老师手拿一本书或者是讲话稿一类的东西。估计，这些无线电知识在他的脑海里已经是十分的熟悉，需要讲授的东西，就象是在自己的兜里摸东西一样容易。他先给我们讲了无线电广播的传输原理，接着，又给我们讲了矿石收音机的工作原理，然后他又把构成矿石收音机的所有零部件拿给我们看。那些奇形怪状的矿石检波器、可变电容、耳机子、线圈叫我们这些同学大开眼界。吴老师给我们逐件讲解这些零部件的功能、作用。在最后的一个星期里，不知道他又从哪里弄来一大堆矿石收音机零件，并且发给我们这些学生每个人一套。在他那微笑着的教授中，在他那手把手的帮助下，无线电活动小组的十二名同学，每个同学都成功的装成了一台矿石收音机。

　　当时，我家没有收音机，班里很多同学的家里也没有收音机，当我们戴上耳机子，听到耳机子的震动膜片传来的广播声音时，简直就象从一个星球蹦到另一个星球一样高兴自豪。啊！我们自己会制作收音机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制成了梦寐以求的东西。不仅如此，在沈阳市中小学勤工俭学展览会上，学校把我们的作品拿去展览，还获得了好评，连校长的脸上都是美滋滋的。唯一遗憾的是，学校不让我们把这个东西拿回家去，我跟爸爸、妈妈讲了这件事情，他们是半信半疑，虽然，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不会说谎，不过，说能作收音机了，还是不怎么叫人相信。而我的同学们说得更明白，别瞎吹牛！

　　在这个无线电学习班里，吴老师与我好像老相识一样。他喜欢我对无线电不如说是对矿石收音机的悟性，所以经常到我的位子上看我动手作东西。他给我讲解不明白的无线电道理和制作的技巧，并且鼓励我说，好好努力吧，你一定能在这方面有前途。后来，当他看到我所制作的矿石收音机被评为最佳作品时，他笑了！在无线电学习班即将结束的那天，我们全体学生欢送他，他又作了即席讲演，他给我们讲了无线电世界的美好前景，给我们讲了电子世界的光明前途，他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当一名光荣的无线电工程师。散会以后，吴老师一边挥手一边说着再见告别我们而去，在他即将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候，他又停了一下，挥手示意叫我过去，我急忙跑到他的身边，他告诉我说他是中学的物理老师，今后，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到学校去找他。

　　真是巧的很，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所在的小学竟然并入了二十六中学，成为这个中学的附属小学。小学的五、六年级还是在这个中学的一趟平房里上的课。由于每天在二十六中学里上课，接触吴老师的机会就很多了，在他的帮助下，不仅能制作相当复杂的矿石收音机。而且，还能用小型电子管制作单管收音机。等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把三管外差式收音机装的相当有水平了。1962年，小学毕业的时候，我把这台自己制作的三管收音机送给我的爸爸妈妈时，他们说，看来孩子要吃这晚饭了。
　　上帝有时候好像对有的人特别的关照，小学毕业后考入二十六中学的时候，初中二年级的第一个班主任就是吴老师。看到吴老师作为班主任进到教室里的时候，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我愿意永远当他的学生，因为他有着平易近人的态度，他有着对待学生真真切切的爱心，他有着无穷的无线电知识，他能把物理课讲的象故事时一样吸引人，他能树立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好像明天我们就能制作最美的无线电设备，好像明天我们就能制作原子弹，一切一切复杂无比的物理知识，在他那里只不过是小孩子的积木玩具一样简单。比如，有一次讲到原子弹，他说，原子弹都说很复杂，实际上就是两块铀235中间装上一颗手榴弹，然后一块放到一个大的炮弹壳子里，当你拉响手榴弹的时候，两块铀235撞到一起，就引起连锁反应，这就是原子弹，你瞧，他说得多简单！

　　实际上，搞无线电制作这样的活动是很费钱的，各种各样的零件都要花钱去买，当然有些东西可以反复去用，但是有些东西，比如，电线、焊锡、等等都是消耗品用一点少一点。而且，由于制作的无线电品种级别越来越高，所以买的东西越来越多，需要钱的地方也是越来越多。那个时候，父母的工资很少，六口人光吃饭过日子就已经很难了，想要从爸爸的工资里拿钱搞无线电制作，已经是非分之想。实际上，爸爸真给我买了一个零件，那就是我的第一个耳机子。而真正能够买零件的钱只能从自己的午饭钱里出了，有的时候，为了买一个电子管或者是什么别的零件需要好几天不吃饭。好在那个时候，由于大跃进工业积累了不少积压产品，沈阳市有好几个地方卖处理产品，例如中华路旁边的物资交流展览馆，北行和北市场的寄卖商店等等地方全都卖处理的电子零件，为了节省几个钱用来购买电子零件，每逢星期日去这样的地方买东西的时候，都是迈开双脚走到那些地方去。当然了，这些地方都不是很近，来回一趟往往需要几个小时，中间的午饭还要节省下来，因为那份钱有新的用途。实际上，真正能节约钱的地方，就是自己动手换一个方式去解决问题。比如，接收机的天线当时没有拉杆天线，即使有也没有钱去买，因此，我们的天线都是用自行车的车条套上扣，然后接到一起来的。接线柱不好买，就用自行车的闸豆代替，样子不好看，但是经济实惠。还有线圈，电容什么的都是可以自己动手的。

　　好在那个时候，正好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末期，很多的电子零件都是大幅度的降价的处理。例如直流束射四极电子管2П2П原来的价钱是二元三角多一只，而到了这个时候用两元钱可以买一盒 （100只），而旁热式束射四极电子管6П1П原来是四元多一只，买处理的只要五分钱一只。其他的电子零件如电阻、电容、可变电容、波段开关一类的东西都是论包买，一元钱可以买回一大堆来。由于吴老师是我的班主任，每到下午上课的时候，我几乎成了他的采购员，经常为他跑处理商店购买无线电零件，同时，如果我手里有钱，也顺便买点东西来。

　　这个期间，由于过分热衷于无线电制作的活动，相应的文化课学习受到了不少的影响。有一次，班里上语文课，我在课桌的下面用手缠电源变压器的线包，语文老师发现后把这个线包给没收了，后来我求吴老师给要了回来，不过他也叫语文老师训了一通，语文老师说他不起好作用。还有一回上生物课的时候，我在课堂上用手作蜂房式线圈，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有三次提到我的名字，可是我专心干活没有听到，第四次在叫到我的名字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老师在叫我，低着脑袋扑腾一声站了起来，教室里是一片哄堂大笑，老师说我叫了你好几遍了怎么才站起来呀？他说我误入歧途了，要好好管教我。

　　从小学到初中，我与吴老师好像有着一种缘分，也许上帝有意叫我从事电子事业，从初中开始我才正式成为吴老师的学生，走上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献身科学的道路。

A8：没法忘记那几年

 　　如果说1958年整个共和国是一锅沸腾的水，那么到了1959年，这锅水已经是彻底的凉了。人们眼看就要迈进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享受那要啥有啥的幸福生活，没想到被门槛拌得摔了一跤。精神上高昂的热情没有了，物资上到市场买东西要票的多了，即使象肥皂、香烟这类日用品也开始凭票、凭证供应。很多常见的的东西已经变样或者抽条。孩子们特别爱吃的江米切糕和蛋糕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模样，因为里面至少参有一半以上的苞米面而显得粗糙。就连饭店里卖的5分钱一个的馒头也是混合面做的，颜色挺好看金黄金黄的。有一次妈妈拿副食证买肉回来，我用小刀和橡皮把副食证上买肉的纪录擦掉，又去买肉，不幸叫卖肉的叔叔发现了，不仅被他训了一通，回家还挨了母亲的一顿打。人民公社的食堂里做饭开始用起了“增量法”，把那大米或者高粱米泡大以后，再上锅去蒸，蒸出来的大米饭粒特别大，四两大米平时能蒸一碗饭，而用“蒸量法”能蒸出二碗饭。不过，平时吃一碗能饱，这时得吃两碗，而且那东西还不经饿。

　　没过多久，又搞起了代用食品小球藻、用豆制品做人造肉，说那些东西能够顶多少个鸡蛋的营养，对人体又有多少好处。可是，说是说，怎么吃也没有感到那种人造肉比肉和鸡蛋好吃。

　　当时，不知道国家的粮食都哪里去了，蔬菜非常少，更没有鸡鸭鱼肉。就像花生这种平常的东西，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每个人才供应半斤。最困难的时候，一个人一天才几俩粮，每天吃的都是用苞米面搅的糊度粥，没有什么菜，即使有菜，里面也没有多少油。每顿饭吃完了，把那饭碗添的溜干净，恨不得把饭碗也给吃了。因为肚子里没有油水，一天老是饿，总也没有吃饱的感觉。为了吃饭为了肚子，有的人在家里打仗，有的儿女甚至连生养他的父母亲也不让，后来干脆各领各的粮分开吃。因为营养的严重不良，不少人说话无力，走道直打晃。我的班主任老师在上课的功夫，就昏倒在讲台上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她醒来后勉强说出的第一句话，也是唯一的一句话就是，同学们上课去吧！这不是在讲革命故事，这是我们一生中永远忘不了的老师，她不是累的，是太饿了。她需要休息，但是她更爱她的孩子们。也是因为营养的严重不足，父亲象很多人一样得了浮肿病。腿肿得象大棒子一样，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坑，根本走不了路。后来经过一个老中医的指点，用白醋泡黄豆，才算慢慢地治愈了。

　　也有不少人因为饥饿，早早的离开了人间。我的姥爷、爷爷就是那年去世的。

　　由于家里父母的工资很低，而且孩子多，生活好像比别人家更艰难。那时，我们家的南侧就是黑市场，有人在偷着卖粮食，不过粮价贵的吓死人，一个金戒指能换几个窝窝头，爸爸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3斤多苞米面，所以根本买不起。为了活下去，每到星期天，或者是下午不上课的时候，妈妈经常领着我，带上一个面袋子，一把小火铲，往东北方向大约走15里路，到一个叫毛君屯的地方去挖野菜，春天里能挖到小根菜，曲麻菜，甜根，车轱辘菜什么的。夏天可以去打榆树钱，扒榆树皮，摘三丁子，捞河里的小鱼小虾。等到了菜地里的蚂蚁菜出来的时候，因为可以吃的东西多了，日子也就好过了。最困难的时候是冬天，东北的腊月是天寒地冻白茫茫一片，大野地里只有别人捡剩下的干白菜叶子、地瓜秧子。即使是这些东西也不是太多，把这些东西当宝贝一样弄回来后，用水洗一洗，再切碎了，合着苞米面蒸窝窝头吃，感觉挺好。

　　城南有条浑河，春天的时候大河滩上甜根很多，甜根是一种叫做打碗花的根，这种东西切碎以后与面粉混和在一起烙饼吃，是一种有点甜味的食品。所以人们纷纷到大河滩上去挖这种野菜。有一天，一个大人（可能是孩子的父亲）领一个孩子在河滩上挖甜根，大人在前面刨，孩子在后面捡。当大人刨到河滩的边上，再往回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孩子，一镐头刨到了孩子的头上，把孩子刨死了。孩子的父亲哭得已经不是人的动静，难过得直撞身边的杨树，他说不想活了。要不是大家拦着、劝着，他撞树不死也得投河。我们在旁边挖甜根的这些人，看着躺在地上还在流血的孩子，看着悲痛万分的孩子爸爸，也都跟着直掉眼泪，天啊，日子怎么过的这样难！

　　离沈阳市不远有个地方叫桥头，桥头那个小镇子上有一个做香（就是庙上用的那种香）的工厂。这个工厂在小日本子的时候就有，这种香是以一种树叶子（老百姓叫做玻璃叶子）为原料的，在做香的过程中，淘汰下来的树叶子被遗弃在工厂东边的一个大坑里，日积月累在这个大坑里积累了厚厚一层，人们把这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困难时期，人们发现在大坑边上养猪很容易，不用给猪喂食也能长大。后来人们发现原来大坑里的观音土能吃。所以，当人们吃不饱肚子的时候，自然想到这个大坑里的东西。可怕的是有一回，我瞒着妈妈去了一趟那里，也弄回来一书包观音土，可是那种东西吃完了拉不下屎来，肚子痛的直叫唤。

　　那个时候，妈妈挺年轻，为了叫我们几个孩子多吃一口，饿得骨瘦如柴，不到40岁的人就象80多岁的老太太。每次挖野菜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一边跟我说话，一边吃那刚刚挖下来的带土的野菜，哪里有什么卫生不卫生的问题。即使在这最困难的时期，妈妈仍然对未来充满信心，常常自言自语的说，不会老是这样的，不会的。尽管生活是那样的艰难，尽管她和她的孩子们太需要食物了，每次在菜地，庄稼地，果园里挖野菜时，她都没有动一下生产队里种的各种各样的蔬菜。有一次，我和妈妈去挖野菜，看到生产队的社员正在地里摘西红柿，那个红的透亮的西红柿，馋得我直流口水，顺手就摘下一个吃了，妈妈给了我一巴掌，痛得我直哭。她说，我们做人不能没有志气。老人家这种人穷志不穷的精神，作为宝贵的财富，一直留给了她的儿女们。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和同学们经常在每天的午后（那时是半天课），到东陵那一带，连打柴火再挖野菜。晚上回来时，不仅能背回一捆烧火用的松树枝，还有一书包各种各样的野菜。当时，尽管我们还小，确实也帮助了各自的妈妈。

　　那几年无疑是我们这代人生活最艰苦的一段，甚至到了生命容许的极限。同时，年轻的共和国也是伤痕斑斑，从来没有遇到如此大的灾难。在人们勒紧腰带干革命，挺起精神渡难关的时候，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周总理也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当人们谁看到骨瘦如柴的总理照片时，哪一个不是充满敬意？哪一个还想谈论自己的痛苦？敢问天下几千年，哪朝哪代的领袖能有如此的大家风范？困难不仅没有摧毁人们的革命意志，人们反而更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因此，工厂照常开工，学生照常上课，人民解放军照常守卫边疆。人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目前的一切只是暂时的困难，相信未来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A9：村里的地主是坏人

　　1960年的冬天是最寒冷的，人们也遇到了最困难的时期。当时父母因为吃的问题实在是挺不住了，就把我送回了老家。

　　乡下虽然有一片片可以种庄稼的土地，但是老乡家里没有多少可以吃的粮食。那个时候，农村每人每天的定量是3两3的粮食，也就是说一斤的粮食要吃三天。因为怕在一家吃饭影响不好，我在二个大爷和几个堂兄、堂弟家轮流吃饭，简直就像农村的派饭一样。当时的主食吃的大部分是粉碎后的地瓜秧子、苞米棒子与苞米面混合在一起，用农村的大锅贴的大饼子，高兴的是经常可以吃到一些炖白菜，炖土豆，不管怎么样吧，稀里糊都地能吃饱就好。至于那纯粹是粮食做的饭，好像就在过春节的时候吃过几顿。我一直在想，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能在这里住下去，而且分吃他们的口粮，除非是父母他们一奶同胞的亲情。

　　农村也有吃大食堂的时候，刚开始食堂吃饭是几菜一汤，后来是两菜一汤，再后来，一菜一汤都没有了。时间一长，因为吃不好，胆大一些的老百姓偷偷回家自己做饭，因此食堂搞的摇摇欲坠，眼看就要黄了。村里发现后，把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都收上去，而且明令不许各家自己做饭。每天，村里都有民兵拿枪巡逻检查，看谁家的烟筒冒烟做饭，看谁家动用队里的粮食和蔬菜。因为肚子饿的慌，第二年夏天庄稼地里的苞米刚刚出挑的时候，社员们都偷偷地到庄稼地里去吃青苞米。尽管当时也有民兵到地里去抓吃青苞米的人，可是人们不怕打，也不怕抓，你打你的我吃我的，无论你是怎么打，他还是把这青苞米往嘴里送。

　　实际上，我在大爷家住的时间最长，这倒不是因为他家有什么好吃的。而是他有一个让我非常感兴趣的宝贝“话匣子”。这个“话匣子”（也就是矿石收音机），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就象豆腐渣掺屁捏的，一碰就坏。每天晚上大爷干完庄稼活躺在炕上听“戏匣子”，先是带上耳机子，然后再调矿石，经常是需要鼓捣半天，才能听到广播的声音。

　　尽管这样，大爷还自豪地说，它可以收到老远的电台，有时候还能听到国外的广播呢，反正只要是讲的外语他就认为是外国台。他轻易不让我动那宝贝，怕我搞坏了。可能是逆反心理的缘故，他越是不让动，我就越想动，总盼他出去干活，最好老也别回来。有一次，他要去外面架天线，叫我帮忙。我发现这是一次难得的谈判机会，请求他让我用“戏匣子”，他笑着骂我，你这小兔崽子，干活讲条件。后来，他一走我就把“戏匣子”拿出来，戴上耳机，学着他的样子，拧拧调台的可变电容，摆弄摆弄带柄的活动矿石。有一天，我正在鼓捣“戏匣子”的时候，大爷突然从外面回来，惊慌之中，我把那宝贝扔到地下摔坏了，气的大爷踢了我好几脚，还骂了我一通。我也难过地哭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只是特别喜欢它。我知道那是大爷的宝贝，想给大爷买一个吧，可是手里没有钱。我只能暗暗地在心里说，大爷，你别难过，长大以后我一定给你买个更好的。

　　在老家住的时间长了，认识了许多小朋友。有一天，村里一个叫小生子的男孩子，领我去他家玩。进到他家里后，我觉得生子一家不太象农村人。他家不仅有手电、日历一类的东西，还有一个装满不少书的书架，书架上面的书不仅摆放整齐，而且非常有秩序。他爸爸知道我是从市里来的孩子，非常客气地与我打招呼，并伸手从炕柜子里拿出一些憋憋瞎瞎的花生让我吃。随后，他又顺手扔过来一大堆小人书让我看。那花花绿绿的小人书有的已经看过，有的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不过小人书确实让我着了迷。大约在吃晚饭的时候，听到大爷在外面到处喊我，不得不急忙跑回家去。

　　大爷问：你上哪里去了半天不回家？

　　我说：到小生子家玩去了，小生子他爸可好了！

　　往后，不许你去小生子家，也不许到小可家！

　　为什么不行？

　　他们两家过去一个是地主，另一个是富农。

　　现在他们不是没有地了吗？

　　没地也是地主富农，改不了了。

　　那么现在地是谁家的呢？

　　地是国家的。

　　那国家不是大地主了吗？

　　我打死你这个小兔崽子，不许这么说。大爷有点急了。

　　大爷，你家是什么成份？

　　我家与你家都是中农，还有你二大爷家也是。

　　我家没有一点土地呀？

　　没有地也是中农，这不是不讲理吗？我也有点急了。

　　地主与富农为什么坏？

　　他们地多而且地越多越坏。

　　那么，国家地最多也最坏吗？

　　大爷简直愤怒了，叫我滚。凭良心说，大爷在我的印象中最好，因为在他们哥们三个中间，懂得的事最多，见识也最广。没有想到的是，今天的大爷这么不讲理，你讲不明白地主为什么是坏人，还跟我发火，难道问问还不行吗！后来我才知道，刚要解放的时候，小生子他爸看形势不好，把地一卖领着全家跑到城里去了。结果大爷乘机把地买下来，还以为占了便宜。土改开始后，本来应该是贫农的我们三家因此变成了中农，所以大爷一直有种被小生子他爸骗了的感觉。再加上多少年来的恩恩怨怨，小生子他爸能不坏吗？

　A10：最倒霉的是章强

　　1962年，我所在的小学因为是二十六中学的附属小学，所以全班同学直接升入这所中学，由此，我们唱着革命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开始了初中的学习生活。

　　这所中学，是1952年苏联援助中国的时候，在沈阳帮助建设的五座全日制完全中学之一。这种红砖尖顶的三层楼房，是典型的俄罗斯建筑。我们这些刚戴上中学校徽的学生，在这所并不陌生的学校里，从楼上跑到楼下，从教室跑到操场。我们告别了操场北侧的小平房（我们在那里念了二年小学），也告别了那天真无邪的幼稚时代。在这所崭新的大楼里，在那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冬天的烟熏火燎，我们将享受最好的教育，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

　　当时，由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在农村搞了自留地，在工厂搞农场，吃饭困难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人们没必要再担心饥饿问题，可以无忧无虑地工作和学习。

　　这一年的秋天，按着当年的中学惯例，我们临时下乡到城北724厂附近的三家子村，帮助老乡搞秋收。这是我们作为中学生第一次下乡劳动，大家背着行李、打着红旗、唱着歌曲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了这个小村子。这些城里的孩子们，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到农村来。生产队里的各种牲畜，牛羊驴马和那些小动物鸡猫狗兔，叫我们高兴的哇哇乱叫。那庄稼地里的高粱、苞米、花生和地瓜，更是叫同学们感到稀奇，甚至连那提水的溜罐，赶马车的鞭子好像都是奇怪的东西。

　　村子的西边有一条小河，河里游着各种各样的小鱼，我们挽起裤腿拿起脸盆下到河里，当用脸盆装上捞来的小鱼时，大家更是齐声欢呼，欢呼这劳动带来的胜利。村子的东侧有一条铁路，铁路的两端连结大连和哈尔滨。过了铁路是一片庄稼地，这块地的南边种着好大一片地瓜。有一天，我们偷偷地跑到这块地里，用那双幼嫩的小手挖出一堆地瓜，然后架起柴火，把挖出来的地瓜统统扔进火里。不一会儿的功夫地瓜烤熟了，我们拿起树枝串起地瓜，吃着这个世界上最美的食品。当时，每个人的嘴上都是黑黑的两条，大家相互看着高兴得又蹦又跳。

　　不知道是地瓜的香味传到了村子里，还是有人向老师告了密。地瓜还没有吃够，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却拎着一条棍子过来了，老师越靠近我们，我们的心跳的越快。这时候，我身边的一个同学，班里聪明绝顶的王威威突然高喊！老师，这里有“野地瓜”，快来吃呀。哭笑不得的老师来到我们的中间，面对我们的狼狈相，诙谐地说，那好，我也尝尝这“野地瓜”是啥滋味。

　　所有的学生都住在老乡家，每家住四五个学生，早晨听见班长吹哨，就起床、洗脸、刷牙然后去队部。食堂设在生产队的队部里，给我们做饭的是一个老乡。班里每天派两个同学给他帮厨，所谓的帮厨也就是淘米、洗菜、抬水和倒水。那个时候，农村没有自来水，一切用水都得上大井里去挑，我们人小挑不动只好两个人去抬。因为水井离食堂很远，大约有200米的距离，所以都是抬水的活都是由男同学负责。

　　这一天，班长安排章强和刘雨学帮厨。章强是我们班身材最高最威武的一个男同学，而且还是我们班的体育委员。跑得快跳的高学习好，老师喜欢同学们拥护。他们两个帮助老乡洗完菜以后，看到缸里没有水了就去大井那边抬水。先是从大井里用辘轳摇上水来，然后两个人用一根树棍子抬着往食堂走，刘雨学个子矮走在前面，章强跟在后面。刚走到离大井20多米远的地方，突然扑通一声响，章强倒在地上了。满满的一桶水洒了不说，还溅湿了刘雨学的衣服。刘雨学转过头来对章强说，你咋的了，装死啊？然而，躺在地上的章强没有任何反应，他的前胸往外流淌着鲜红的血。刘雨学弯下身来使劲地呼喊着章强的名字，摇晃着章强的身体，可是他没有回答没有反应。刘雨学哭喊着，不好了章强死了！急忙跑回队部。

　　一个多小时以后，学校的领导、公社与生产队的干部、当地驻军的解放军领导，乘坐一辆军用吉普车，来到章强出事的地方，有一名解放军军官仔细地检查了章强的身体，发现章强的胸部被一颗子弹打穿了，结论是章强死于意外事故。当天的下午，部队与学校把章强的父母请到三家子，让他们看了最后一眼自己的孩子后，章强就被一辆军车拉去火化了。

　　从农村回到学校很久，才知道那颗罪恶的子弹来自于三家子附近的一场部队打靶演习。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那颗子弹究竟是怎样飞出来的？章强啊，你把年纪轻轻的生命献给了谁？你这朵鲜花为谁开放？你就这样毫无代价地好端端地消失了，究竟是因为什么？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到章强的家里慰问。笑如春风般的章强，没有一点死亡的印象。遗像前放了一个花圈，又向他敬了一个队礼。好在章强的父母都是现役军人，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原因，他们比我们更能理解死的含义，更能理解死人对活人的影响。所以，尽管他们非常悲伤，但是在我们的面前仍然表现的非常刚强。

　　章强，我们亲爱的同学，来生再见吧！

　A11：新来的邻居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家的东隔壁，不知道从哪儿搬来姓成的一家。
　　成家有两个大人四个女孩俩个男孩，奇怪的是，家里的两个大人都是女的，没有男的。孩子们管其中的一个大人叫安太，另一个叫妈妈。安太比这个妈妈大一点，但不是她姐姐，也不是她妈妈。我一直没搞明白这个安太和那个妈妈究竟是什么关系。安太非常有文化，会讲好几种外语，说话办事彬彬有礼。她会吹口琴还会吹萧，给我的感觉是吹得很不错。晚上没有事情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那个后来我才知道的，叫做“苏武牧羊”的曲子。总的看来，安太吹奏悲壮的曲子比较多，可能是萧这种乐器适合这种曲子，也可能是安太心里有难言之隐，反正我说不好。成家搬来以后，我几乎每天都去成家而且成了常客，经常是在安太没有活的时候，静静地坐在她的身边，或是听她讲中外的故事，或是听她吹口琴。总觉得这个安太真是不简单，她怎么比我的老师懂得的东西还多啊。

　　成家的几个孩子特别喜欢学习，而且学习的成绩也是特殊的好，他们这种好学习的劲头在我的同学中没有一个。成家大姐是1958年沈阳地区唯一考上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的学生，二姐、三姐也先后考上了辽宁大学与沈阳师范学院，只不过不是很有名的大学。有一次她们在家里议论起北大与清华的事情，我曾经问过二姐，你怎么不考清华大学呢呢？她说，考不上。我问她，你念书比不上大姐吗？她说，也不是。我又问，那是因为什么？她说，这个你不懂。我真纳闷，为什么大姐，二姐同样念书好，二姐怎么就考不上清华呢？

　　其余的几个孩子，除了我叫三姐和小妹的以外，还有俩个男孩，叫大钢的是男孩中的老大，比我大两岁，小一点的叫二钢则比我小一岁。这哥俩念书也是一个赛过一个，与他们的姐姐所不同的是。他们俩对课外活动非常感兴趣，大钢爱好体育，游泳特别好，据说他在水里面呆好几个小时一点问题也没有。他爱好集邮，而且有好几大本集邮册。为了收集更多的邮票，常去中山公园的邮票市场买邮票，换邮票。有一次他给我看他的集邮册，那么多的邮票，什么国外的，国内的。什么花草鱼虫，飞机大炮，什么古典文学，神话故事，几乎就是个大百科全书，令我看得目瞪口呆。他爱好天文学，什么大熊星座，织女星座，什么银河系，黑洞，什么恒星、行星、彗星的，好像他什么都明白。他曾经告诉我，太阳是个大火球，就象炉子里的煤一样，早晚有一天会被烧光了，那时候地球上的温度要降到零下二百多度，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得被冻死，当时我觉得好恐怖好害怕，好象明天灾难就要降临到头上一样。

　　有一回，他和我争论一个关于坐车的物理问题，研究在行进的电车上，如果有人跳起来以后，会不会落到起跳那个地方，我们俩各持一词，谁也不肯认输。第二天，大钢约我去坐磨电车（就是有轨电车），从一个终点坐到另一个终点，坐了好几个来回。乘务员感到好奇怪，你们干吗在车上跳来跳去的？其实，我们就为了试验一下，人在车上跳起来后，还能不能回到老地方。

　　当然，能把我和大钢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钢与我有同样的爱好。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喜欢搞无线电制作，都是无线电爱好者。我们喜欢在一起共同研究，怎样作矿石收音机，电子管的单管收音机，还有更复杂一些的来复式收音机。我们喜欢自己缠线圈、作可变电容、用自行车的车条作天线。当我们把电子管、电容、线圈什么的，用电线连接在一起，做成一台能出声音的无线电整机的时候，心情该是什么样？那个时候，我们家还没有钱去买收音机，能在我装的收音机里听到广播的声音，听音乐、听戏曲，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该是多么高兴啊！

　　大钢与我最大的不同是，他喜欢学习成绩也好，而我的学习成绩实在是说不过去。在认识大钢以前，对于学习我实在是没有太多的兴趣，一直把学习当作负担，所以，每次考试经常是刚及格，简直令人羞愧不已。与大钢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慢慢地受到了他深刻地影响。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好像我成了他家里的人。每个星期天他都上学校里复习功课，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他看书，我就写作业。他玩我也跟着闹，他游泳我就戏水。很快我就发现了学习的窍门，也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不但明白了学习的必要性，也弄懂了学习的窍门。这为我初中阶段学习的飞跃打下了基础。

　　小的时候，我的身体长的非常单薄，个子矮体重轻，而且我这个人还不服软，所以，经常在班里挨欺负。大钢知道后，告诉我不能受别人的欺负，要和他们干到底，把欺负你的人打老实一个，就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我说，打不过他们啊。大钢说，如果再有人欺负你，我和二钢帮你收拾他。果然，过了不长时间，班里的浦光中再次欺负我的时候，大钢哥俩设计把他调了出来，帮我把这个东西老老实实地教训了一通，打得浦光中趴在地上求饶。当时，我还真的怕他在学校里报复我，大钢说别怕，他没有那个胆子。果然，不但把浦光中给打老实了，也把另外几个老欺负人的同学镇住了。啊，我终于又明白了一个真理，人就是这样：软的欺负硬的怕。

　　别以为大钢是那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孩子，实际上他关心国内外大事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大钢不久考上了省重点高中，有一天晚上放学回来后，他给我讲了班里刚发生的一件大事情，他说班有个叫纪大林的同学，一个念书非常优秀的同学，因为他爸爸在四清中犯了错误，心理承受不了考不上大学的压力，背着书包，在苏家屯火车站附近的铁道上卧轨自杀了。我问大钢，爸爸犯错误，他干什么要自杀呢，大钢说，他父亲犯错误相当于家庭历史有问题，这样的问题在政审的时候必然影响他考大学，如果问题严重，纪大林学习再好也白搭。我怎么也没有明白，考大学不就是考学习成绩的好坏吗？大钢告诉我，他的二姐、三姐念书不次于大姐，就是因为这几年的政审问题才考不上清华大学的。这世界真够复杂的，我刚明白怎样搞好学习，又弄出来个政审问题，我得问问咱家有没有历史问题！　　1966年的春天，大钢家里突然出现了个小老头。仅从相貌上看我就知道那是大钢的爸爸回来了。过去，他是一个军人，也念过大学，最辉煌的时候曾经是国民党的一个少将，解放前好像还当过威海的城防司令。解放后他被共产党所关押并进行劳动改造，直到文革的前夕才被放了出来。有一次我同老人家谈得很投机，问他为什么没有加入解放军呢？他说没想到解放军能打过蒋介石。我又问他为什么不起义呢？他说那不是军人的天职。虽然我厌恶国民党的腐败，但对老人家一生不为二主的精神，还是很有敬重之意。我庆幸老人家“解放了”，但是，他从监狱里出来的真不是时候，还没有看明白沈阳城是怎么回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开始了。

　　说来可笑，从大钢父亲的事情上，我经常想象如果我也生在解放前，面对强大的国民党与弱小的共产党，我会参加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审视他们各自的政治纲领，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说能给老百姓带来多少的好处，我又会倾向哪一个？以前有个阿尔巴尼亚的电影，说是一个女地下党员叛变了，后来地下党人审问她，问她为什么叛变？她说不是我想叛变，而是实在受不了拷打遭不起那罪。假如我加入了共产党，在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下会不会叛变？如果你问现在身边的人，他们可能会说这还不简单！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沈阳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大派都说自己是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都说是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你能搞清楚哪个是正确的？反正我是费了好大的力气也没有搞明白，最后稀里糊涂的加入了《八、三一》。

　　活说远了，人们都说初中二年级是个人生转折阶段，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偏爱我，在这个关键时候，把有如此文化内涵的成家派到这里当我的邻居。仔细地回想一下，我们老王家能出现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工程师，不是与我的邻居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吗？由此，我更会想到的是，孟母三次搬家究竟是为了什么！

　A12：歌声伴随我们成长

　　也许有一天，我简陋的居室里会进来几个21世纪的大学生，他们问我，据说你们那个时代没有文化生活，你们是在清教徒一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是不是？我说不是。他们又问，听说那时的文艺作品中仅有几个革命的样板戏，是吗？我笑了，可爱的孩子们，你们对于那个时代的事情知道的太少了，简单地说，象革命委员会这个重要的概念，很多年轻人都问过我那是什么东西。实际上是怎么个情况呢？我告诉他们，文化生活包含很广，例如，图书、电影、戏剧、歌曲等等，仅就歌曲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仅涌现出来很多新的有艺术性的受群众欢迎的作品，而且也有着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以后，国内各族人民对于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寄予无限的希望，人民群众尤其是劳苦大众特别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把他们从三座大山底下解放出来，感谢人民解放军给他们带来安定幸福的生活。所以在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毛主席的歌曲。比较典型的几首歌曲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绣金匾》，《浏阳河》，《社会主义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走在大路上》，《东方红》等等。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是《东方红》，歌词大意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呀，他为人民得解放……。这首歌曲后来几乎是每个会议，每个集会开会以前必唱的歌曲。还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歌曲《歌唱祖国》，很长一个时期它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它的歌词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海洋，人民的共和国繁荣富强 ……。多少年来，人们第一次生活在平等、自由的国家里，人们必然要高唱《歌唱祖国》，满怀信心地走在社会主义的大路上。

　　1950年以后，人民解放军先后挺进大西南、大西北、青藏高原地区，随着各个少数民族的被解放，大量表现少数民族人民庆祝翻身得解放的歌曲，传遍祖国大地。这些作品中有代表性的是：歌颂西藏解放的《歌唱二郎山》，《逛新城》，《翻身农奴把歌唱》，《毛主席派人来》，歌颂苗家儿女新生活的《满山的葡萄红艳艳》，蒙古族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这几首歌曲由于其浪漫的曲调，亲切的歌词，被人们一直唱到现在经久而不衰败。还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歌，如：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陕西民歌《翻身道情》，《三杯美酒敬亲人》，《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等也很受欢迎。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先后出现了一批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歌曲，这些歌曲主要由《志愿军战歌》、电影《上甘岭》的插曲《我的祖国》、《英雄儿女》等等，代表作《志愿军战歌》歌词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歌词多么押韵，旋律多么激昂，含义又是那样的简明，问一问哪个战士听了不是精神振奋？哪个青年听了不是热血沸腾？

　　在中苏两国的蜜月时期，许多苏联的优秀歌曲传进国内，主要的歌曲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红梅花儿开》，《小白杨》。其他国家的歌曲，象古巴的《哈瓦那的孩子》，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插曲，南斯拉夫电影《桥》的插曲《朋友》也是普遍传唱的歌曲，尤其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也许传到100世纪也不会衰败。想那随着手风琴的优美和弦，在满天繁星下的静静夜晚，在夜来香簇拥的花园里，和你心上的人儿低声唱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能比山盟海誓更有意义，更有情调。

　　你们也许会问，你说了这么多歌曲，好像都是在歌颂谁的，没看到国内有抒情歌曲呀。这是不正确的，抒情歌曲不但有，而且还是不少，更重要的是这些歌曲非常好听。例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插曲：《冰山雪莲》，《怀念战友》，《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琵琶》；《洪湖赤卫队》插曲《洪湖水浪打浪》；少数民族歌曲《敖包相会》；《阿哥阿妹情谊长》，《大阪城的姑娘》等等。你们看过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吗？不知道你们怎样评价那些插曲？我们不知道雷振邦这位老先生从哪儿来的灵感，把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搞的那样完美，有激昂的革命热情，又有诗人般的情谊，尤其那优美的旋律，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仍然是无人可比。

　　我们小的时候，或者说这代人开始明白事情的时候，大约是在1957年的前后。当时我们经常唱的儿童歌曲不是很多，不过也有几首很有特色，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时间由什么人创作的，例如：《二只老虎》，《找朋友》，《丢手绢》，《数数歌》等等。儿歌《丢手绢》的歌词大意是：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我们上学以后，先是加入少先队，唱《少年先锋队之歌》，要继承父兄的革命事业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而奋斗，后来又高兴地唱起《金色的童年》。上了中学以后，《让我们荡起双浆》成了我们的主打歌曲，美妙的歌曲要展开我们的翅膀到处飞翔了。当然，那个时候还有些简明、欢快的军旅歌曲如：《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等等也很受我们的欢迎。大型革命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以后，组歌里的一些歌曲如《十送红军》，《长征》，《心中想念毛泽东》等等不仅在社会上流传，也常在学校的活动里演出，甚至，有的学校能把整个的舞蹈史诗《东方红》模仿演出，不能不叫人佩服，我的一个同学曾经当过演出指挥，几十年过去后，至今还能把拍子完整地打下来。

　　困难的1960年过后，党对农村的政策有了一定的变化，在鼓励工业支援农业的同时，鼓励农村自己发展生产，因此。一批最能体现革命传统和自力更生精神风貌的歌曲，尤其是抗战时期流行于陕北解放区的革命民歌如《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大生产》、《二月里来》、《兄妹开荒》、《南泥湾》等等，这些即能鼓舞斗志又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优秀歌曲，被广大革命群众所接受传遍全国经久不衰。

　　1962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发展，有关阶级斗争教育题材，严肃的政治题材歌曲几乎占领了音乐舞台。这其中有始终陪伴我们成长的一些歌曲如：《东方红》，《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社会主义好》，《公社是棵常青藤》等等，也有新创作的《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唱支山歌给党听》，《年关》，《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等。

　　如果将人类历史比做一条长河，那么能代表主旋律的歌曲则是河水中泛起的朵朵浪花，浪花虽小，却能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更劲动着每个时代的脉搏和社会强音。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激情的音乐，一个只有靡靡之音的民族，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一个成天沉浸在“你爱我，我爱你，爱得死去活来”中的国家能够高歌猛进？所以，每当我们哼唱起这些歌曲，眼前必然呈现当时的一幕一幕，或是孩童时期的玩耍，或是学生时期的浪漫，或是激情振奋的劳动场面，或是瞳憬美好的未来，歌曲伴随我们与共和国同呼吸，共成长。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融到共和国的生命中去。

A13：小心身边有“特务”

　　学生时代无疑是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泉水一样清澈的友谊，大海波涛汹涌的激情，小学天真浪漫的幼稚，中学胡思乱想的无奈。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们，满以为全世界的山不是高不可攀，海也不是深不可探，是乎伸手可以上九天揽月，是乎弯腰可以下五洋捉鳖，我们按照给自己设计好的既定前途，大踏步地向目标前进。

　　7月份是我们初中二年级的期末。紧张了一个学期的同学们已经是倍感疲劳，眼见就要考试、放假了，班里的男学生恨不得立即扔掉书包，投入到操场上去，把那足球踢的满天飞，恨不得立即跳进到北运河里，一路畅游到北陵。世界上什么最美好？同学们说：放假。

　　临近考试的一天中午放学后，我们七八个男生并没有立即离开教室。几个人聚在教室的西北角。有坐在椅子上的，也有坐在桌子上的。大家都为下午出去玩什么争论得难解难分。有愿意去操场踢球的，有要到光陆电影院看电影的，也有想去北运河游泳的。俗话说人多统一难，几个同学争论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弄出四五六来。喊来喊去的几乎是谁也不让谁。7月的沈阳已经是骄阳如火，火辣辣的太阳照在乌黑的柏油路面上，把沥青烤得象小孩子们吃的糖稀一样。在这没有冷气的教室里，感觉闷热的天气，感觉浮躁不安的思想，真是一番别有风味的洗礼。然而，也就是这个鬼天气，才让我们终于统一了认识。大家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违背学校不许野浴的规定，到北运河游泳去！

　　可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此刻在教室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一个女同学没有走，她叫李兰，这会儿她正在她的座位上摆弄纸、摆弄笔，不知道她在那里到底想要作什么！

　　我们背着书包，高唱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从学校的北大墙跳了出去。绕过3523工厂的臭河泡子，穿过八王寺汽水厂，再过沈吉线铁路就到了北运河。实际上，我们经常下水的地方是在大北街与北运河的交点，这里有一个桥叫大北大桥，大桥的下面有一段很宽阔的河段。正因为河面宽阔，所以水流平缓深浅适度特别适合游泳。我们到达运河的时候，水中已经有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男孩子在游泳，这些孩子们有会游泳的，也有在那瞎扑通的。不过，不管会不会，在这个烈日炎炎的夏天，能在这凉凉的河水里泡上一泡，简直就象进了天堂一样。

　　就象鱼归大海一样，解放了的同学们在运河里你追我赶，比速度，赛耐力，练潜水，打水仗。好凉快的运河水啊，洗尽了我们身心的疲劳，并让我们尽享大自然给与的乐趣，尽管不时地有同学被水呛了一下，有的人耳朵里被灌进了水，甚至有的同学还喝上几口不算干净的河水，但是这些丝毫没有减弱我们戏水的热情，大家在水里打水仗打的无法无天，调皮的李嘉信和苏吉界把赵国庆的头拽进水中，眼瞅着水中往外直冒泡。傻大哥于勇清站在水中能露出一少半的身体，这种优势使他打水仗时常常是百战百胜。不过小个头的金绍先潜泳特别好，只要进入水中滑不暨流的象捻鱼一样，要想逮住他比抓鱼还难。

　　我们光顾着打水仗，高兴得忘记了吃午饭忘记了回学校，等一个个肚子饿得直叫唤时才想起上岸来，然而，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的衣服、裤子、书包等等全都不见了。真是奇怪得很，这小偷也够损的，连这些破东西也偷。再仔细的察看，岸上还给我们每个人留下一条裤子，而让我们十分难堪的是，在这堆破裤子的上面还有一个留言条，上面写到，上岸以后立即回学校的教室里去，老师在那里等你们。

　　一群傻小子光着脚、光着身子、只穿一条裤叉走在大街上，象一群怪物引起行人的关注。沿着来时的小路大家终于走回到了教室。班主任黄老师正坐在教室的一角等着我们，大家的东西全放在黑板下面的踏板上。班里的同学们瞅着我们都在偷偷地笑。黄老师见我们进来了，态度严肃得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他叫我们在教室的前面站成一排，然后挨个作检讨。好不容易检讨结束叫我们坐下了，他又开始给全班训话，他说，学校已经再三强调不许野浴，为什么你们还不听话？难道你们想找死吗？我要建议学校给你们八个人记大过的处分怎么样？我们真的害怕黄老师动真格的，如果那样不就完了吗？

　　放学了，出去游泳的几个同学垂头丧气地坐在教室里不愿意回家，大家再次聚到一起，班长水东风说，我们这次出去游泳，黄老师是怎么知道的呢？并没有人看见啊！金绍先说，你们想想有人看见。大家想起来了，一定是李兰向老师作了汇报，这个“特务”把我们害好惨那！

　　初三的时候，同桌的钱圆贵突然间对我的无线电制作也感兴趣了，他家距离我家不算很远，晚上或者星期天经常往我家里跑，今天问这个问题，明天问那个问题，你说他常来我家，看我干活就帮把手呗，他偏偏站在一旁看热闹，家里的弟弟妹妹特别烦他，说他不懂事。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同桌同学，再说他也算作我们“无线电帮”的朋友，何必斤斤计较呢。

　　眼看就要初中毕业了，我想偷偷地搞一个无线电作品留给母校作为纪念。经过再三的考虑，觉得作一个莫尔斯码电报练习器最合适，因为将来无论是开展无线电活动，还是开展军体活动，这种东西都用的着。因此有一段时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制作这个东西上面。先是制作电键，再作音频发生器，此外还要作放大器，机箱等等。那天我刚刚做好电报练习器，在家里滴滴嗒嗒试验着玩，钱圆贵进屋了。他听到我敲击电键发出的电报声音相当惊讶，他说这是电报机啊，我说不是。正在高兴中的我没有给他说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他就走了。

　　第二天下午刚上课，班主任黄老师派人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在外语教研室里，黄老师和学校的教导主任正在等着我。他们见我进来招呼我坐下，黄老师说革命青年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我说那是。黄老师又说问你一件事情不许说谎，我当时就猜想，什么事情啊搞的这么神秘，也没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啊。我说黄老师你有什么事情就说别绕圈子好不好？黄老师说那好，我问你，你在家里搞什么呢，我说，没搞什么呀，黄老师说，你再好好想想，没有什么可想的？你是不是在装电报啊，啊？我装电报机？我正是惊讶透了。黄老师又说，你怎么还能欺骗老师呢？有同学反映亲眼看到你在家里发电报，是不是有这件事情？这时候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钱圆贵当“特务”把我告了，说我是“特务”在家装电台。钱圆贵呀钱圆贵，你可把我坑苦了，我做的那个东西叫什么电报机呀！你知道什么叫电台？你胡说八道，你打我的小报告能得到什么好处？
　　那天文化课都没上，老师派人跟我到家里拿走了那台刚装好的“电报机”，后来不知道这台“电报机”经过谁的检查认定，说它不是电报机并且退回学校。当老师不好意思地把它还给我时，我朝钱园贵的椅子狠狠的踹了几脚，真是气死我了。随后，黄老师把钱圆贵叫去损了他一通，叫他往后弄明白了再汇报。

　　历史上所有“特务”的下场都不好，游泳事件过后不几天，我们秘密研究如何处理“特务”李兰，有的提议打她个半死，有的提议砸她家的玻璃，看来惩罚特务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一天，我们在操场上打篮球，正好李兰从旁边经过，大家用篮球往她身上踢，还骂她是“女特务”。看到受伤的李兰好几天没来上课，我们好高兴，不过我们纳闷，这次李兰挨打为什么没告诉老师呢？是被打老实了还是忍辱负重？她能为我们着想怕老师来教训吗？当十几年后再聚会的时候，我们已经真正地长大成人了，孩童的幼稚已成往日的笑谈，我们深深地为当初的行为表示忏悔，大家站排向“女特务”李兰鞠躬，表示了同学之间的诚挚歉意。

　　“电台”的事情过后，我想看看钱圆贵事后到底能与我说点什么，可是这个“特务”什么也不说，就好像没有做错什么一样。不过，他很快地被调走了。在他离开我们班以前，我没有向“特务”钱园贵道歉，因为这与游泳的事情相比是两码事，需要道歉的是他而不是我！

　　真是的，我说钱圆贵还有那个李兰那，你们当什么不好，怎么偏偏爱当“特务”呢？

A14：心想入团真是难！

　　到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文化课学习成绩，在学校500多名同一年级的学生中，已经进入前5名的地步，至于班级的第一名，简直就是囊中取物。已经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于一般的同学不一样，天天盼望考试，盼望那令人荣耀的100分不断的在记分本上出现。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吃饭已经不成问题。展现在眼前的都是无限光明的前途。每次在学校做间操的时候，就是展现我的梦想的时刻，我总是一边做操一边想象，不久的将来，我一定要考入那北京航空学院，成为一名无线电与航天工程师，因为我热爱这个专业。我希望，让我设计、制造的无人驾驶飞机飞遍全世界。

　　尽管，我不是班级的任何干部，实际上我就是数理化的课代表，尤其是俄语，当老师有病的时候，常常是由我来代课。所以，每天上晚自习课的时候，我的座位周围，经常有好多同学问这问那。我真心的愿意帮助他们，因为越给他们讲解，记得越牢固。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是同学的关系也好。反过来，大家也愿意帮助我，有好几个同学和我住一个院子，我家的垃圾有人倒，水也有人帮助抬。但是也有的同学不高兴，日后，慢慢的就表现出来了。

　　那学期，学校共青团总支部开始在班里发展团员。和大家一样，我积极地报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因为经过党的教育，我们已经深信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英特纳辛耐尔一定能实现。班里有不少同学找班主任谈话，尤其是那几个学习不太好，老想在班里说的算的学生，一有功夫就去找老师，星期天还去老师的家里去汇报思想。我这个书呆子，怎么也没有弄明白，什么是汇报思想。

　　1964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班里去南湖公园游园，我们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聚在一起，在碧波荡漾的南湖上游泳、划船。当我们唱起“让我们荡起双奖”的歌曲时，感到一切幸福极了，我们真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祖国的希望就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爬山，我们玩水。我们歌唱，我们跳舞。我们兴致勃勃在那假山上的凉亭里，吃着从家里带来的食品。我们大谈自己的远大理想。

　　就在我们象小鸟一样在公园欢畅的时候，我的后坐，一个不声不响的女同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尹荣荣。在假山的那边，同班主任黄老师整整唠了一天，直到游园结束。

　　没过几天，班里公布了首批团员名单，尹荣荣等三名同学光荣加入共青团。尹荣荣担任团支部书记。看着她们在共青团旗下庄严的宣誓，我的心里也很激动，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里面没有我，为什么象我这样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不能第一批入团。

　　有一次，团支部组织入团积极分子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叫大家好感动，所有的同学都敬佩张思德。在讨论的时候，扯来扯去，扯到前几天的一个报道上，说是一个小孩掉到河里去，另外一个小学生为了救他，因为不会水而淹死了。在救人的问题上，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尹荣荣发言说，我们要学张思德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己死了也得救小孩，大家都同意她的观点。但是我不同意，我说，如果你不会游泳，救不出小孩，再把你淹死了，那不是死两个吗？尹荣荣站起来对我说；你的思想有问题。我也站起来反驳她说；你这是胡干蛮干！

　　尹荣荣就坐在我的后座，她在入团以前，和我相处的还挺好。只是在大家围着我问问题的时候，她跑到别的座位去看书。我知道，这是影响了她学习，曾经几次向她表示道歉。可是，她总是有一种让人摸不透的感觉。她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后，同学们到我这里来问问题的越来越少了。我检讨自己，没有冷淡大家，那么是为什么呢？为了这件事，我去找班主任要求换座位，她说，换座位也没用，你要靠近团组织。

　　过后不久，尹荣荣和组织委员程平找我谈了一次话，她说；“你要想加入共青团，就需要又红又专”。说这话的时候，她提高了对“红“的强调。她看我好像有点不理解，解释说：“红就是靠近我们团组织，专就是学习好。”她强调了“靠近我们”几个字。她说“不是又红又专的人，就不能入团！”

　　我不知道她是怎样“红”的，但是我知道她不专，因为她考试经常不及格。我就不明白她这个只“红”不专的学生是怎样入团的？
我继续说；“我不知道怎样算红。”

　　她说：“红就是出身好，就是要靠近我们团组织，经常向组织汇报个人思想情况。”她再次重复上面的论点，但是增加了家庭出身问题。她又说：“象你这样家庭出身是中农的学生，更要注意思想改造，不能只专不红一心只读圣贤书。”

　　我有点揭短地问她：“只红不专能入团吗？”她说：“光学习好没用，只红不专不能入团。”这个狗东西，瞪着眼睛跟我说瞎话！我心里想，那你怎么入团的？

　　我知道，她特别地恨我，恨我的学习成绩远远超过她。

　　我真的搞不清，我爷爷在土改时定的中农成分，与我的红不红有什么关系？我更搞不清，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究竟要汇报什么？这年的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其中，毛泽东在文章中亲笔加上一段话，说挑选接班人“是我们能不能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原来，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共产主义儿童团，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可是，现在看来，接班人不一定是我们！接班人需要根红苗正，又红又专。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在初中毕业生中开展“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教育，组织学生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学生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那个时候的“一颗红心，两手准备”运动，升学还是第一位的，下乡是第二位的。国家明确规定，上山下乡的基本对象是那些中考、高考落榜、在城市中又无法就业的青年。各班级的团支部领着学生在每个周三，周六的下午学习讨论，表态。尹荣荣首先在班级里用大红纸贴出坚决要求下乡的申请书，随后，团员，入团积极分子都写了要求下乡的申请书。我们几个班干部（那时我已经是学习委员）是在一张大红纸上写的申请，然后签的名。班级里最先申请的是团员，因为组织上已经事先做好了工作。最敢申请的是学习好的学生，因为他们不但心考不上，最可怜的是那些学习不好，升学没有指望的学生，形势逼人不得不写下乡申请书，写了又害怕真的叫下乡。　　从动员下乡开始，尹荣荣对我好像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一改往日那一本正经的战斗脸，有了一点笑容。往常，一开班委会我和她就有没完没了的斗嘴，这时也缓和了不少。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她还送给我一张电影票，约我去看电影。但是，我讨厌她老把自己当作革命者，把电影票给撕了。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突然间，她对学习也好像感兴趣了，起早贪黑地看书做题，我知道，她也怕考不好真的叫她下乡。不过，实在是太晚了，再有一个多月就要考试了。她追到我家问问题，缠的我没有办法。有一次，看到她来敲我家的们，我打开后窗户，逃跑了。

　　1965年中考，当我象玩一样从考场上出来时，她哭的伤心极了，难过的她不仅把文具丢在考场上，而且把自行车也给忘了，一直哭着走回家。
其实，看到她当时的样子，我也是热泪盈眶。我从内心同情她。

　　升入高中后，有一天，我回初中的母校还借阅的图书，看见学校的领导和黄老师在同批准下乡的同学谈话。尹荣荣也在哪里，她同黄老师吵了起来，我清楚的记得她说，为什么不让那些走白专道路的学生下乡，为什么偏让我们这些思想好的学生下乡，我想不通就不去，开除团籍也不去！她不愿以城市升学考试竞争失败者的身份走向农村，她想以思想好的胜利升入高中、大学。在那个年代，她是很有远见的学生，是乎她看透了什么，而我们还蒙在鼓里！

　　她真的没有下乡，后来到一个街道的小工厂上班去了。历史真的是叫她说对了，1968年我作为老三届知识青年，下乡到法库县接受贫中农再教育的时候，她已经是街道的党委书记了。更叫绝的是，她终于实现了她的以“红”上大学的梦想，当上了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她临走的时候请我吃了一顿我不想吃的饭。当时，我的心伤透了，我知道我是真的输了。

　　她注定是要当革命者，我生来是学者，学者注定要被革命者所革命。所以，当我嘲笑她连技校都考不上的时候，她也在嘲笑我，你就是入不了共青团！结果是直到初中毕业，我也真的没能加入共青团。但是，她考不上技校可以不考试就上大学，“革命者”不让我入团我也入了团，中国的历史真是有意思！

　A15：见死不救的理论

　　中考以后，我知道上一中念高中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因为从考试的经验可以看出，考试的结果是极其令人满意的。果然，8月12日，我所在的初中学校里，首先发榜的就是我一个人。同学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大家蒺拥着我，到班主任老师那里取来了那个令人羡慕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妈妈的工作单位就在学校的附近，出了校门往东一拐就到。大家陪我到母亲的工厂报喜，看到自己的儿子考上了好学校，母亲一激动就给我二元钱，叫我去买那支盼望已久的钢笔。那几年，我家里的生活不是太好，在念初中的三年里，一直用蘸水钢笔写字，钢笔水是使用二分钱一片的钢笔水片泡的，练习本则是用四分钱一张的白报纸裁开，再用纸绳订起来的。所以，能得到钢笔的奖励已经是最大地奖赏了。

　　过了几天，得到录取通知书的同学们越来越多了，大家聚在一起，踢球，打扑克，或者在教室里呼喊乱叫。大家商量着，到开学还有一段时期，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榆林堡水库游泳。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学们的支持。

　　第二天，我们八名男同学高高兴兴地骑着自行车向水库前进开拔。榆林堡水库位于沈阳市的北面，离沈阳市市区不算太远。我们从26中学骑自行车到达水库也就是半个多小时的功夫，这个水库的库区不算太大，多说也就是十多亩的面积。水库的正南面是用水泥和大石头构筑的大坝，东西两面都是比较缓慢的土坡，土坡和水的结合处长了很多我们叫不上名字的野草，野草的地下是很软的淤泥。严格地讲这里不是游泳的好地方，不过我们手里没有钱，只好到这个鬼地方来。

　　没用多久的时间，同学们就到了这个小水库。水库里已经有了10多个像我们这样大的孩子在水里，而且有一些孩子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虽然有些我们叫不上名字来，但是脸很熟。按照以往的惯例，尽管，来这里玩的孩子不少，但是，这里没有一个女孩子来玩、来游泳，而且也不欢迎她们。我们为了玩的尽兴，通常都是脱光了衣服在水里，个个都是浪里白条。在大坝上脱光了衣服后，一个跟着一个象青蛙一样跳进水中。在这个烈日炎炎的夏天，在这个清凉的水中游动嬉闹，简直就是对初中时代念书解脱的最好回报。我们在水中一会儿是“狗刨”，一会儿是蛙泳，一会儿是踩水，一会又是潜水。而且，不管你是不是新来的，大家在这里都是朋友。小小的水库就是我们的乐园，就是我们的天堂。

　　我们在水中连打再闹大约一个多小时，感觉是有点累了，想出水面歇一歇。正当我们光不出溜一丝不挂地走出水面的时候，有个小朋友喊，不好了，赶紧回来，有女的来了！听到这消息，大家连想都没想，一个跟着一个急忙跳进水中。我们慢慢地在水中游泳，四处寻找那个女的，果然不假，在水库的东坡上下来两个年轻人，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他们的年龄比我们要大一些，估计能有20多一点，估计可能是搞对象的。当时感到真是很别扭，因为过去这里从来没有女的来，我们才在这里游泳不穿裤头的。你说，光着身子刚上岸，就遇到这个女的来应该咋办？我们在大坝下的水里一起高喊，别上这里来！别过来！那两个人不知道听明白我们的意思没有，好像是明白点我们的意图，没有到我们游泳的这个地方来，在水库东坡上脱下衣服后就下水了。先下水的是那个男的，而那个女的可能是有点含羞，慢吞吞等了一会儿才下到水中。这个女的来到水库游泳，可把我们害苦了，我们都游不动了，可是不能够上岸，只能在水里慢慢的游啊，我们心里想你怎么还不走啊！

　　这一男一女的两个人，在水库东坡那边玩了大约20多分钟，听他们打情骂俏的声音，觉得他们是好幸福的一对，虽然，我们那个时候还小，对男女之间的事情了解的很少，不过他们两个人之间在水中搂搂抱抱，还有那些叫不处出的亲密动作，很叫我们感到好奇，以至于后来我们都不好意思看他们两个人了。没过多少时间，突然听到那个女的在叫喊，救人哪！快来救人那！我们顺着声音望去，看见那个女的在水中在向我们招手，似乎在向我们呼救，意思是叫过去帮忙。说心里话真想英雄一把过去帮帮忙，不过我们都光着屁股呢。我们向那个女的摆手，意思是叫她走开，可是，不论我们咋叫唤，她就是不走。那我们想，你不走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过去呀。那个女的是乎觉得我们不帮她的忙，在愤恨、咒骂我们的同时自己去救他的男朋友去了。

　　我们这些光屁股的男孩子们，在离那个女的不远的地方来回游动，就像小鱼围着大鱼一样，即不敢近又不敢远。接着，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突然发现那个女的也不见了。我们根本就不能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有两个人被水吞噬。这时，有个男孩子喊道，已经没有女的了，咱们游过去吧。大家也跟着喊，对，游过去救人去吧！于是，水库里的孩子们劈啦啪啦，一个跟着一个先后游了过去。东坡那个地方真是怪了，不深的水中就是没有发现他们两个人的身影，你说他们沉到哪里去了呢？大家反复的在水中寻找他们，甚至，水幸好一些的还用潜泳去找他们，结果，还是一点结果都没有。这时又有人说还是找大人去吧，又有人说快走吧，一会儿吊死鬼来了，大家一起喊，快跑吧！

　　我们在水库的北面，找来了看水库的两个大人，他们划过来一个小铁船，用手里拿着的一根长竹竿子，在水中到处乱扎。但是，直到找到天将黑的时候，也没有看到那两个淹死的人。三、四天以后，听说尸体自己漂上来了，人们才知道了他们的身份。

　　我们曾经很多次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死是不是与我们有关系。如果是我们有能力救而不救，那应该是见死不救。如果是根本就没有能力救，为什么不想办法去救？如果是想去救而没有救，这又算什么？即使年龄已经很大了的时候，还问过相当于我们那时年龄的男孩子们，问他们如果遇到一个女人有危险，能不能光着身子去救他。孩子们都说。就怨那个男的，干什么领个女的来游泳啊！

A16：理想就要实现了

　　六十年代初期，国家每年招生的大学生只有二万多人，你能迈进大学的校门自豪吗？

　　校园里，红地黑字的大幅标语《你考入这所学校，相当于迈进大学一只脚！》，横挂在长长的教学楼的北墙上。沈阳市最庞大的中学乐队在高奏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1965年9月，我们如愿以偿地考入了沈阳一中这所心中的理想殿堂。

　　这是一所辽宁省的省级重点中学，它位于沈阳市的东塔民航飞机场的西面。它是日本人在沈阳建立最早的学校。它有沈阳市中学里最长的教学楼，东西长130多米。它有最大的体育教室，可以同时接纳四个班级上体育课。它有最理想的音乐教室，在那里可以得到最好的音乐熏陶。它有最大的操场，其面积足有三个足球场大。它有沈阳市最大的中学乐队，100多人的乐队中，小号、拉管号、低音号；黑管、萨克司；大鼓、小鼓应有具有。在沈阳市每年举行的各种盛大的节日活动中，比如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的市民大游行，引导游行队伍前进的就是我们学校的中学乐队。

　　这所中学有最强大的师资力量与最精湛的教师队伍。在那个时候，它所拥有的教师，几乎都是104元工资的国家二级高级教师，即使级别低一点的教师，要末你迎头赶上，要末就给你贴上邮票乖乖走人。教工队伍的构成很特殊，校长郭强是党外民主人士，这在沈阳是独一无二的。老师们几乎个个都是身怀教学绝技，据说化学组有位老教师，那一年高考出的五道题叫她押对四道，你说这是何等水平。但是教师中有历史问题的特别多（也就是后来那场运动中所说的牛鬼蛇神），语文老师当过国民党台北日报的总编，英语老师当过国民党第二文工团的导演，数学老师的爱人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被枪毙了，至于出身于地主，资本家的，当过历史反革命的也不少，叫我们感到惊奇的是，有个老师居然还是天主教的一个神父。
　　当然了，这些历史有问题的老师们能够在这所中学里教书，显然有他们各自的长处，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他们的文化知识功底非常渊博。他们的教学方法、他们的敬业精神也值得佩服。班里有一个女同学，有一次用两张稿纸写了一篇作文。语文老师给她批改作业时，为作文所写的评语就用了三张纸，几乎是将作文重写一遍。事后我们与她开玩笑说，你把语文老师的批语联到一块，不就是一篇好作文了吗！　　有一次上英语课，踏着上课铃响教英语的吴老师进了教室。进屋以后，吴老师即不讲课也不说话，站在讲桌旁低头看着地板不吱声，大家以为地板上掉上了什么东西，或者老师在找什么，全都离开课桌，到教室的前面看吴老师。吴老师看我们到齐了，慢慢地抬起头来说，同学们，你们在看什么呢，是看我吗？看我干什么呢？其实我什么也没干。我要提醒同学们的是，在学习的道路上，在做人的旅途中，不要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吴老师的这件事情，始终叫我们难忘，联系到后来的大革命，不知道他是有预感，叫我们不要胡来。还是指的别的什么，本来他是我的邻居，一直到文革结束，我问他这件事情，他说就是指的做人，究竟是不是指文化大革命，直到他在1997年逝世前他也没有跟我讲明白。

　　作为一个好学校，除了有好的教师以外，其余的就是要有好的学生了。学校每年招收来自沈阳市内各个中学的念书精英，同时也对几个外县招收少量的学生。这些学生普遍怀有不同的远大理想，在他们的初中阶段，大部分都是学生干部，学习成绩普遍都是念书的尖子。他们念书根本用不着任何督促，一进学校就能自觉地开始新的竞争。甚至可以说他们有足够的悟性，不用老师多讲就能明白的差不多。学校的高中组每年对外招2个班，对校内招2个班。每个班有固定的45名的学生，其中男生30名，女生15名。面对这么好的学习条件，摆在每个学生面前的都是光辉灿烂的前途，所以说，考进一中相当于迈进大学一只脚，

　　与我读初中的学校比较，这个学校里学生家庭的背景也不一样，我们班里45名同学的家里，父母是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官员的子女也不少。当然了，共产党中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挺多。总的来看，基本上是知识分子、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干部的子女三分天下。而象我这样是普通工人、农民家庭孩子的，相对来讲就少得多。因为学校里学生学习的竞争很厉害，所以，那时侯我们经常笑话说，因为学生们的家长不是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国民党的干部，所以上一辈在战场上没有打完的仗，由下一辈在课堂上接着打。

　　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人生理想的起点也是不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大不一样的。记得，刚进学校不久，语文老师布置的第一个作文作业，题目就是《三十年以后……。》老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说，同学们可以任意想象。面对30年以后的问题，当时，同学们真是发挥了最大的想象力，从收上来的作业看，写什么的都有，想什么的都不稀奇。有写想当工程师的（如我这样最没出息的），有写想当大文豪作家的，还有个女生说她想当“居里夫人第二”的。这位“居里夫人第二”声明，一定要发明有利于和平的东西，最好能得个诺贝尔奖金请大家的客。最叫所有同学感到吃惊的是，有个同学写到，三十年后他将要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他这种壮志真的叫人佩服，不过，也有同学们说他是小小的老百姓、大大的野心家，野心太大不好，锋芒毕露遭祸害。而象我这样老爸是工人的，梦寐以求的，也就是想当一个电子工程师就好不错了。65年的12月，班里从北京转来一个男学生，一进班他就和我是同桌，他爸爸在北京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副部级的干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被发配到沈阳来了。一天晚上自习后回宿舍的路上，我和他谈起沈阳市的一个市长，我是好敬佩，不过他说，那才是多大的官呀，我当时是非常的惊讶，估计他要做的官不会小于他爸爸的职务，更不会小于市长。不过那应该当什么官呢，我一直没搞明白。显然，尽管上大学是我们的同一目标，但是目的可能是天壤之别。

　　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祖国和家庭对于我们寄予无限希望。面对未来那广阔的事业，所有的同学们都是充满希望与理想。大家耐心地等待着，等待1968年中学毕业的到来。等待那年的秋天迈入理想的大学。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转眼间到来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改变了！

B 拥抱心中的太阳

　B1：纪大林卧轨自杀了

　　

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一九六三年，尽管国家刚刚从困难中走出来，人们还是对年轻的共和国给予无限的希望。九月一日新学期开学，由此，高中六三级也就是六六届产生了。当时我们这所学校不仅集中了沈阳市中学生的精英，也不乏优秀的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这些怀着美好理想的优秀学生，期望着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六年）顺利通过高考，实现他们的大学梦！纪大林也是这些学生中的一名，当他怀揣着自己的理想，步入这所学校的时候，未来的一切都是那样地美好。

　　一九六四年的秋天，高中二年级的新学期刚刚开始。有一天学校的学生北宿舍轮到纪大林等几个同学值日。当他们扫除完毕，躺在板铺上闲聊的时候，巧遇学校的黄校长到宿舍检查工作。几句寒暄以后，黄校长把值日的周老师扯到宿舍的门口，谈起了本年度的高考话题。一说起考大学，黄校长立即是春风满面神采奕奕。在全市高考率只有8%的情况下，一中能够达到82%的好成绩，当然是学生、家长、老师和校长们都高兴的事情。接着，他们又谈到怎样继续提高高考率的问题，黄校长说，今年的高考，如果不是因为几个同学的家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政审不合格，学校的高考率还能提高一步。黄校长又说，从这个问题上看，明年我们学校的中考录取工作也要重视政审问题，因为，家庭有问题的学生考进学校也白念，而且还影响学校的高考率，所以，明年一定要注意政审问题，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家庭有问题的学生一个不能要，周老师问，那么在校的学生呢，黄校长说那就看他们的命运了，按照目前的情况看，前途不妙！

　　黄校长同周老师随便说的话，无意中被纪大林全听到了。纪大林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最害怕听到的话听到了。原来，纪大林的父亲解放前在沈阳做了一段小生意，几年下来赚了一些钱。本来他想把小生意结束后，用这一点钱在老家买了一点地，然后领着孩子们种地为生。可是他对形势看错了，他不了解中国革命，也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土改的时候，他认为他买的土地就是他的，一不是抢的，二不是偷的，叫我登记就登记，说我是地主就是地主。土改结束后，真的没客气就给他定个地主成分。当时他还觉得挺对。他说，这些土地都是我的，我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我就是这块地的地主！

　　刚刚当上地主没有几天，村里开始“打土豪，分田地”。批斗地主与富农的会上纪大林的父亲怎么也没有弄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贫下中农协会的人三天二头找他开会，叫他交待剥削贫下中农的问题。他说，我没有雇工，没有剥削人。贫下中农协会的人说，是地主就剥削人，有田地就得分。结果，刚刚买到手的土地，还没有捂热乎，就被人家分了。你说土地是你的，人家也承认，说分的就是你的土地。不仅如此，地主的小帽子刚刚戴上，就被贫下中农们和乡亲们押着，在小孩子们的欢呼声中，在大人们的揪打中，戴高帽，敲铜锣，村子里堡子外的天天批斗。

　　纪大林幼小的心中牢记着这些爱爱恨恨的事情，随着年龄一天天的长大，纪大林始终有一股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他积极要求上进靠近团组织成为班上的学生干部，他努力刻苦学习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不仅以优秀的学习念完了初中。并以最好的成绩考上了一中，期待着念上好的大学。

　　然而，从60年代初开始，党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共产党的教育要为革命培养可靠的接班人。由此开始，在通向大学的道路上，不仅需要考核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对所有的学生进行政审，共产党需要的是又红又专的学生，宁肯要无产阶级的草，也不要资产阶级的苗。尽管有些东西没有明面提出，事实上那些出身地主、资本家的子女，那些父母是右派，坏分子的子女，甚至那些父母以至于爷爷奶奶是反革命的子女，不仅他们的前途被无产阶级所专政，而且他们的希望完全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毁灭。从当时对人事干部制定的四不政策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有一些人永远失去了升官发财的道路。
　　纪大林听到了黄校长和周老师的谈话，知道自己的前途是那样的暗淡和渺茫，尽管他努力学习，努力工作，靠近团组织，能当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行，可是他永远改变不了他的地主家庭出身。这个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个地主的概念不仅要永远铭刻在他的身上。甚至还要刻在他的后代的身上。他的父亲受过批斗，他和他的后代也可能受到批斗，即使不挨批斗，他的理想他的希望也是永远实现不了的。

　　临近一九六五年元旦的一个漆黑夜晚，反反复复想了好几天的纪大林，对前途已经彻底绝望了的纪大林，背着他心爱　的书包，拿着仅有的一元钱，来到了沈阳的南站，他在南站广场上四处徘徊，想寻求今后的道路在哪里，他在奋力思索，想找出柳暗花明那一村。谁不热爱自己的生命？谁愿意轻赴地下黄泉？这个年龄的青年，哪个不是含苞待放？哪个不是风华正茂？哪个不是对未来充满理想与希望？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他花了三角八分钱买了一张火车票，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可是他只坐了一站就在苏家屯火车站下车了，他的头脑里装着无法实现的理想，也许还有说不出的怨恨，也许他恨父亲为什么是地主，也许他恨父亲买那些地干什么？也许还有一连串的解不开的为什么。晚上十一时，纪大林在苏家屯火车站临近出站口的火车道上卧轨自杀了，据查，自杀的现场只留下他的书包和剩下的六角二分钱，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许他是有话不敢说，也许他是无话可说吧！

B2：暴风雨的前夜

　　山雨欲来风满楼。

　　公正点说，纪大林的担心与忧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高抬一把，说明纪大林有着比较敏感的政治嗅觉。六十年代初期，因为中苏两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存在重大分歧，伟大的中苏友好一冷再冷，两国人民之间不再是革命的同志加兄弟，往日苏联老大哥的形象已经完全失去了光辉。取尔代之的是撕毁援助中国的合同，又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讨要援朝债务。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它的政治、经济体系开始逐步脱离经典的共产主义理论。这种分歧在一九六三年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政治大论战日益白热化。从当年的九月到次年的七月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连续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长篇文章。公开指责苏联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彻底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历史上看，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发生裴多菲俱乐部事件，一群反动文人几乎将新生的政权推翻。接着，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脱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约束，独往独来蜕化变质。紧接着，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又彻底变成修正主义。联系到到国内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一九六二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种种迹象使毛主席隐约感到，即使象中国这样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存在被资产阶级腐蚀掉的危险。和平演变的危险再次提醒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如果不进行反修防修的大革命，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无产阶级要被资产阶级专政，几十年的革命成果就要付之东流。杜勒斯的预言“红色中国将在他们的第二、三代改变颜色”就将成为事实。那个中苏关系史上著名的文章《九评》，就是毛主席向资产阶级，向修正主义宣战的缴文！因此，这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必定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必定发展到全面地猛烈碰撞。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开始了。在这个几乎没有几个人不是团员的班级里，几个不是团员的学生，成了被培养入团的对象。虽然说，加入中国共青团是每个同学的美好愿望，但是，大家并没有认识到，培养一个共青团员，以至于为党培养一个接班人，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十二月九日，也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念日的那天，我终于实现了自己在初中阶段没法实现的理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想象不到的是，当我的入团申请书被批准的时候。与我一同被审查入团的另外一个同学张东，却被班级的团支部书记找去，谈了一下午的话。当他回到教室里自己座位上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眼睛里含着难以名状的泪水。第二天，我知道他的入团申请书没有批下来，原因是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可能还有一些社会关系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大东区团委的批复是，该同学的入团申请还需要继续考验。照说，张东的“重在表现”很不错，班级团支部都认可，为什么没有通过审查呢？

　　当时，班级团支部经常组织团员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进行政治学习，每次学习除了念报纸，就是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讨论《九评》。实际上在共青团的小组会上，最经常学习的是《反对自由主义》。团支部要求大家斗私批修，经常检查自己的行为是不是属于私心。是不是与资产阶级有关。时间进入到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学校还经常组织团员观看一些革命教育的电影例如：《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箭干河边》等等，反复教育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被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击中，不要让敌人的“和平演变”实现。

　　班里有一个女同学叫董也，平时积极要求进步，表现也是非常好，经过团支部的集体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发展她为共青团员。正当要把她的入团申请上报的时候，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了一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电影，电影里叙述说，村里有一个地主，因为对人民公社不满，想搞破坏。有一天夜晚，地主拿了把斧子想把一个属于公社的桥砍倒。正当地主搞破坏的时候，他的阴谋活动被大队的民兵们发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同学们都希望赶紧把坏蛋抓住。谁也想象不到的是，董也突然在电影院里大声地喊，你（指地主）到快点跑啊！结果电影院里是一片惊哗。回到学校以后，班级团支部立即重新讨论董也的入团问题，大家认为她的阶级立场不够坚定，要继续考验她，一直到文革开始，她也没有入团。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报纸上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三月，开始批判《三家村扎记》、《燕山夜话》。有一篇批判文章明确地说，利用小说、文艺作品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革命黑帮的一大发明。有的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喊屈，有的说海瑞罢官是为吴晗歌功颂德。“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北京晚报”的两个专栏名，内容多为文史杂论，其中有一些是借故喻今的内容，被认为是含沙射影攻击党和毛主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虽然象《三家村扎记》、《燕山夜话》这样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看见过。但是沿着文章指出的问题，我们也相信确实有含沙射影攻击党的部分，甚至可以说他们攻击党的语言的确相当恶毒。

　　那个时候，我们正在念高一。语文书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牧场雪莲花》，这篇文章写到，雪莲花是一种生长在冰雪高原，生命力最强的花朵。藏医名“夏羔索巴”，大意为“最耐严寒的的花朵”。这篇文章的原意是通过歌颂雪域高原上的高洁、自傲、不畏风寒的雪莲花，来歌颂牧场主人值得学习的一种精神。本来，这篇文章叫我们佩服的五体投地，透视那在寒风凛冽的冰雪高原，雪莲花怎样抗风霜，耐严寒，又怎样顽强地绽开花蕾，展现在我们心灵中的是多么高贵的人生。但是，我们的语文老师靳新却发现这篇文章象“三家村札记”一样存在政治问题。他认为《牧场雪莲花》这篇文章的作者反复歌颂的是雪莲花，丝毫未提党的领导对牧场主人成长的影响，有点像正在批判的电影《舞台姐妹》，显然有抹煞共产党重要性之嫌。他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反复启发同学们对他认为错误的的部分进行批判。也许是我们的觉悟不高，或者是我们的水平太低，同学们的思维总是跟不上他的想法。因此，下课以后他又找到语文课代表闻放，叫她带头进行批判。后来他又亲自给班里的团员开会，动员共青团员起积极的作用，他说这篇文章是一篇反党的大毒草，同学们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尽管这篇文章最后没等到深入地批下去，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但是它令我们相信了阶级斗争的确是无孔不入处处存在，居然跑到我们的教科书里来了。

　　五月四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这篇文章严肃地指出：在当前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必须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其他各种文化界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全体革命人民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发表的第二天，教室后面的黑板报上就写出了“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一幅经典的对联，它无异在提醒同学们，不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做一名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在黑板上写出这个对子的是班委会的宣传委员，她叫齐丽。当时，她的父亲是省里负责宣传工作的高级干部，省内一家大报的副总编辑。在政治斗争的嗅觉方面，她明显地超前我们一步。实际上齐丽这个同学尽管是高干子女，但她给我们的印象总是一脸微笑与和蔼可亲，与大家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她习惯穿一身几乎发白的退色黄军装，还有一本我们谁也没有见过，令我们十分羡慕的红色毛主席语录。那个时候，我经常给班级写一些小稿件，与她是前后座，而且她还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所以与她的联系相对多一些。人之间就是这样，越熟悉话越多，有一天，她很有感触的告诉我，咱们不能死读书了，她的这句话搞的我是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能死读书那该怎么读？联系到报纸每天的批判文章，潜意识里告诉我形势的确变了。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主持写作的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这两篇文章给“三家村”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基调，并说北京市委包庇“三家村”，发出打倒一大批的喊声。

　　五月九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姚文元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到批判“三家村”不仅仅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并要“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文章《揭破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五月底，在这场革命的暴风骤雨即将到来的时刻，学校正按照惯例组织学生在沈阳的南郊孙家寨参加春季插秧劳动。本来我们要到六月十日才能完成水田插秧的工作，然后回学校上课。但是，五月二十八日学校从市内十万火急地派人来，叫全体师生立即返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我们从孙家寨走了三十多里路回到学校的时候，发现一切都变了，仿佛一夜间走进了新时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些共和国的同令人，做梦都想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一代人，经过共产党十几年的精心培养，已经具备了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不惜赴汤蹈火的革命精神。虽然我们一直遗憾没有赶上解放全中国那样伟大的革命事业，但是我们感到高兴，终于赶上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我们愿意终生追随红太阳，跟随他老人家进行一场千载难逢的无产阶级大革命。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们愿作那革命的海燕搏击长空！

B3：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份，共和国的大地上是何等地惊心动魄啊！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党的阳光照亮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六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

　　六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六月三日改组北京市委及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电讯。同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六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六月六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人民日报同日刊载。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连珠炮一样的轰炸几乎叫人喘不上气来。原子弹一样的威力令所有的被攻击对象魂飞胆破。不客气地说，对于这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暴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来的如此猛烈而迅速，绝对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别说我们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小小中学生，就是那些身经百战的革命老前辈，那些身居中央要职的革命家，也是措手不及。当然，革命形势快速地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别说政治嗅觉特别敏感的人，就是平常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也有一种天下就要大乱的感觉。在这红色的六月，革命的战鼓已经敲响，冲锋的号角仰天长啸，一场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修防修的大革命开始了。

　　沈阳市内所有的学校已经停止上课，广大的学生们为了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放下了那些写满ABC和数学公式的课本。往日教学楼里朗朗的读书声，已经彻底消失了，替而代之的是指点江山般的高谈阔论。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深深地鼓舞着所有必须革命的青年学生。每天的早上，各个班级派人去学校的图书馆，领取那些不知已经尘封了多少年的旧报纸、还有免费提供的墨水和毛笔。这些革命大批判的工具在同学们的手中，会变成声讨反革命分子的投枪。全力地掷向一切反对党反对毛主席的人。会变成一张张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的大字报，把那邓拓、吴晗、廖抹沙揪出来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大字报，贴在往日宁静的校园里，无异于在和平的世界爆炸了一枚原子弹。

　　根据形势需要，六月十四日，沈阳市委派出的文革工作组进入学校，随后，工作组立即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布置革命大批判的任务，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把握运动的大方向上。刚开始的时候，工作组还能根据两报一刊的精神公平对待学生，支持学生们的造反行动。但是，工作组很快就自动转到“灭火队”的地位，对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大加干涉。甚至拿出反右斗争的“经验”，象特务一样暗地里搞学生与教师的黑材料。为了拿到第一手材料，工作组不惜采用背靠背揭发检举、挑拨离间等各种卑鄙的手段。因此，他们与学生们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发展到经常大辩论的地步。

　　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就有斗争。面对革命造反的重重压力，高三甲班的几名革命干部子女立即用大红纸写出大字报，并贴在走廊里。大字报中说：我们是革命干部的子女，是革命事业理所应当的接班人，红色的江山是我们的前辈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跟随毛主席打下来的，今天，一小撮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的牛鬼蛇神，想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坚决不答应。我们要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我们要象父母一样，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以大字报为武器，勇敢的向一切反动派宣战！与此同时，我们班里几名家庭出身好的学生，也在教室里贴出大字报，他们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我们的祖祖辈辈受尽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没有您，我们就得当牛当马，永远不能翻身得解放。因此，我们正告一切牛鬼蛇神，你们要老老实实不得动弹一步，否则，我们一定把你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你们永远不得翻身！班级里绝大多数学生纷纷写大字报支持他们的革命行为，并表示向他们致敬。剩下一部分没法表态、不想表态的学生，面对如此猛烈的大革命局面，聚在一起发呆发愣不知如何是好。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了。问题是，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究竟谁是牛鬼蛇神？人民日报的两个社论后，我们知道了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那些反动的学术权威，那些帝王将相，那些才子佳人，那些混在党内的阶级敌人等等全都是牛鬼蛇神。对于人民日报的社论，学校里的学生和老师马上给于热烈的响应，六月二十八日，学生们把历史有问题的（如在国民党时期当过什么官吏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主、富农、资本家一类的），有男女关系问题的，信仰什么教的（如天主教、基督教等），还有那些有现行反革命言论的，当过右派的，一共二十多位教师集中拉到了操场上那个讲话台上进行批判。这些被革命师生定性为“牛鬼蛇神”教师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XXX”。台下是一千多名激情振奋的革命师生。很快有学生跳上台来，领着大家高呼口号，并叫这些“牛鬼蛇神”轮流交待问题。有个教数学的“牛鬼蛇神”老师是天主教的信徒，而且还是一个神父或者是牧师。批斗他的学生无论怎样叫他骂上帝，他都不吱声。后来，在愤怒的学生面前，总算是说话了，他说我不能骂上帝，上帝是好人。接着台下有人检举说他里通外国，（因为有一回，英国的天主教代表团来沈阳的时候，曾经接见过他，并且送给他一台自行车）是帝国主义的特务，他说信上帝的人天下是一家，不分国内国外。结果，那天就属他挨打最多。游街游的最远。

　　我的语文靳新老师有个习惯，总爱说一些标新立异的话。因为顺口说的几句话，也被学生们送到了批斗台上。那是在五月份的时候，班里的黑板报上发表了一个同学写的诗：“毛泽东思想是春风，春风化雨百花红”，有一天下午上语文课时，因为天气热，同学们困的趴在桌子上睡觉，靳老师进到教室后，看见黑板报上的那首诗和迷迷糊糊的学生，顺嘴就来了一句“啊，春风潦倒了多少人”，原意是叫大家醒一醒，精神一下好上课。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一句“春风潦倒了多少人“叫靳老师成了第一个被揭发、被批斗的对象。班里几个特别革命的同学，要求靳老师回答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靳老师爱写诗，一次高兴劲上来，给我们念了一首新写的诗：“清早来到河边，河把太阳装满，伸手去抓太阳，河水溅了满身。”太阳是什么，太阳是毛泽东，太阳就是共产党。这时候有同学跳上台去，问靳老师，你为什么要去伸手抓太阳？台下顿时是一片打倒黑手靳新的喊声！看来靳新不投降真得叫他灭亡！

　　后来的批斗会几乎都是在学校的大礼堂进行的，所不同的是批斗的强度与花样有明显的增加。那些被揪上台的“牛鬼蛇神”教师，在批斗会上脖子上带着的不再是纸板做的牌子，而是挂着一块或者二块大砖头，大砖头用细铁丝拴着，铁丝深深地勒进颈后面的肉里，并拌有鲜血流出。批斗的时候，为了叫他们向革命师生们认罪，还要由两个红卫兵强制他们弯90度的腰，双臂向上背起，象飞机一样，我们叫那是“飞机式”。因为教师们的年龄普遍偏大，或者是有病，或者是精神受不了，经常有支持不住“啪”的一下子倒在台上的，他们会被立即拉起来继续批斗。有的时候，对于那些“态度不好”的“牛鬼蛇神”还要“加码”，或者多加一块砖挂在脖子上，或者赏他一顿拳脚以示惩罚。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每次批斗会之后，还要押着这些“黑帮分子”、“牛鬼蛇神”们沿街游斗。一般情况下，要给这些人戴上高高的报纸糊的高帽，帽子上不但写着“牛鬼蛇神某某”，而且还有长长的纸缨，就像以前演的活报剧一样。为了显示他们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黑帮，是伸进革命队伍的黑手，还要用毛笔蘸着墨汁给他们的脸上画上各种各样的脸谱，把他们的手用墨水染黑。有时还要让他们手拿铜锣，边走边敲边喊我是“牛鬼蛇神”，唱“牛鬼蛇神”歌。押送他们的革命师生，或者是往日的同志、往日的学生，或者是往日最亲密的朋友、亲友。他们边走边喊各种各样的革命口号，无疑表示他们是最革命的最拥护毛主席的。

　　游街结束以后，这些“牛鬼蛇神”们不许回家，一律集中到某一个教室集中管理，也就是关进“牛棚”（那时候，我们把批判、隔离审查、监督“牛鬼蛇神”劳动的需要，而让他们住的地方叫牛棚）。每天清晨，他们必须在校门口弯着腰站成两趟，欢迎革命师生进校革命。然后，在所有的师生面前，向毛主席三鞠躬请罪以后，还要念毛主席语录。最后是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反对毛主席，我罪该万死……。”认罪活动搞完以后，革命师生要押着他们去扫厕所，走廊什么的，反正只要脏、累、重的活，全都安排他们去干。英语老师是我的多年邻居，和我的关系一直挺好。有一回我在学校的院子里看到他，他偷偷地告诉我，如果天天叫他扫厕所，他给毛主席一天磕仨头，估计他不怕脏但是怕折磨他。

　　每次批判、游斗“牛鬼蛇神”，口号喊的最响，表现最革命的，出手最不留情的，首先是那些出身于革命干部、当过革命军人的老师和学生。这些“牛鬼蛇神”不仅与他们的上一辈就有阶级仇、民族恨，而且与他们也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解放这么多年了，还想搞资本主义复辟，还想算变天帐，能绕了他们吗？出身不好或者家庭有一些什么问题的学生，面对在这样的场合，不去不好，去了或者默不作声，或者在老远的地方看着。当然也有些家庭背景并不好的学生，出于“重在表现”的政治原则，为了自己的前途，表现的可能更是积极，更是革命！他们觉得老一辈革命者的家庭出身，很多都是地主、富农，但是他们用实际行动背叛了反动的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先辈的光辉典范给这些年轻的学生做出了榜样。事实上更多的学生都是生在红旗下，在党的雨露阳光下长大的，十几年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又红又专的阶级斗争教育，使他们已经达到了憎恨万恶的旧社会，憎恨地主、富农、资本家这些剥削阶级，憎恨象右派，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一类反对党、反对毛主席的人。他们出于基本朴素的无产阶级阶级感情，主动地站到党和毛主席一边，并要拿起笔做刀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无敌！

　　这场革命从首都北京到沈阳，从上层建筑到社会基层，几乎就是一夜间的事情。学校里刚刚开始批斗牛鬼蛇神，市区各个工厂、街道、单位马上也响应起来，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看到批斗“牛鬼蛇神”的情况。

　　我家的隔壁是大东区房产六所，一天下午正在批斗一个家庭出身是地主的老头，我好信跑去看热闹。头一次审问他时，问有多少地，他说有十来亩地，台下立即有人说他欺骗党，欺骗毛主席，没有老实交待，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这个老头受不了了，说我欺骗党我有罪我坦白，我有五十亩地。批斗他的人说不对，你负隅顽抗，还得狠狠批斗，接着把老头给吊到批斗台上，用三角带抽他。台下的人不断的高呼，打倒地主XXX，牛鬼蛇神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不仅如此，下面不断的有人跑上台，比着看谁打得更恨，看谁对毛主席更忠。老头昏死过去后，打他的人又往老头的身上泼凉水，这时，台下又跑上来一个年轻人，手里拿个钉子往老头的身上扎，说这能看出老头是不是装死。躺在地上几乎奄奄一息的老头说他有五千亩地，批斗他的人达到了目的，有人在台上高喊，革命的同志们，这个顽固不化的地主终于承认有五千亩地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问台下的革命群众，对待这个“牛鬼蛇神”，超级大地主怎么办？台下不少人在喊，打死他，打死他！我特别地注意到，批斗会散会的时候，几乎所有参加会的人，走过老头身边的时候，都不同的踢了几脚。我不知道这个地主是不是该死？人们究竟因为什么那么憎恨他？至于最后踢他的那几脚想要表明什么？

　　革命就是一个阶级对于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因此红色的八月对于一些人来讲是万岁，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讲就是恐怖。那些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无疑成为被批斗被专政的对象。也有一些人临时因为一点什么原因，比如说错一句话，喊错一个口号，写错一个字甚至无意中把伟人的画像踩在脚下等等成了被“专政”的对象。抄家也是如此。一切理由都可以成为抄家的依据，比如，有的人以前与学校里的红卫兵领袖闹过邻里纠纷，比如“出身不好”的家里有海外关系，比如家里可能有什么股票、地契、“变天帐”，更严重的是谁谁家里可能有什么电台，手枪一类的都是可以抄家的理由！你还别说，我们真的从一家不起眼的人家里搜出一部电台来。从一户在造币厂工作的家中翻出不少造币的原料来。从一个小资本家的家里翻出成盒的股票来。啊，谁说没有阶级斗争？谁说没有两条路线斗争？红卫兵组织的权力很大，大到可以决定抄谁的家批判谁，大到可以把某某人所在单位的造反派召来，大到可以把派出所的民警叫来。在把“牛鬼蛇神”送进地狱的同时。毛主席把他的红卫兵捧上了天。是啊，革命就是这样，就是一部分人上天堂，另一部分人下地狱，试问哪朝哪代不是如此？

　 　在波涛汹涌的大革命面前，人们的信仰、观念、甚至亲情关系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举报、揭发、检举“牛鬼蛇神”并对“牛鬼蛇神”专政的人，并非都是毫不相干的革命群众。并非都是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年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的同志，他们的邻居，他们的部下，甚至他们的配偶，最多的可能还是他们曾经的朋友。他们热情地积极地忘我地参与这场大革命，并以大义灭亲的高尚品格参与对于亲属、朋友、配偶的专政，无疑是想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表明，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何等的忠诚，无疑也是向别人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革命。由此我想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后，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惜出卖曾经热烈拥护的巴黎公社战士，而表现出来的那种积极的悲惨景象。

　B4：砸碎旧世界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首都北京百万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学生和教师。在汹涌入潮般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声音中，毛主席当着百万革命群众的面前戴上了北师大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这无疑明确地表示了他老人家对史无前例的红卫兵运动的坚决支持。同时，林彪副主席在大会上讲话，他对红卫兵们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第二天，也就是从八月十九日清晨起，首都北京城率先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深入开展“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广大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撒传单、贴标语、写大字报。搞集会、搞演讲、搞行动，一切与四旧有关系的东西，例如原有的带有四旧特点的地名、店名、校名需要破除。人们旧的带有资产阶级特点的衣着、发型等生活方式需要破除，甚至连人们带有某种封建特点的姓名也要“革命化”。由此，一个以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内容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更为激烈动荡的时期。

　　由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首都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象一颗革命的火种，迅速把全国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燃成熊熊烈火。在以北京的“破四旧、立四新”行动为榜样的同时，全国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为，人们开始冲击更具有“四旧”特征的寺院、庙宇、砸烂文化古迹、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进而自行抓人、揪斗、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滥施酷刑，甚至打人致残致死。到处张贴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四旧”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抄家、游街、戴高帽成风。

　　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高度赞扬了红卫兵们“破四旧”的革命心动。

　　同日，新华社记者写的《“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发表。

　　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语录：“造反有理”。

　　八月二十六日北京十四中革命学生发表一个著名的向“四旧”挑战的《宣战书》：

　　你们今后一律不许给那些资产阶级狗崽子、流氓、阿飞、小瘪三们理怪模样、妖里妖气的头发，什么无缝青年式、青年波浪式、螺旋宝塔式、鸭子屁股式……。
　　资产阶级老儿们，顽固不化的狗崽子、孝子贤孙们，绝不允许你们梳大背头，穿着牛仔衫、鸡腿裤、火箭鞋到处放毒，绝不允许你们梳着鸭屁股头发，抹着夜来香，擦着香粉，穿着牛仔裙、港式衫、高跟鞋到处乱窜。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
　　所有房主们……而今你们还收房租，继续剥削劳动人民。你们这些吮吸劳动人民血汗的臭虫，必须停止吸血，房产一律归公。住户们一律不向房主交租子！各地房管局的革命同志们，望你们办理好房产归公手续，马上把房产接收下来。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的革命同志，我们向你们发出通令：立即没收资产阶级的股息和取消存款给利息的作法……。
　　上述条令，自张贴日起，即时生效！若有违犯上述条令者，我们将采取必要的革命行动！

　　　　　 北京十四中红卫军　一九六六年　　 八月二十六日

　　沈阳市紧跟在首都北京的后面，采取相应的革命行动“破四旧、立四新”。

　　八月二十一日沈阳市委率先“破四旧、立四新”。下令将市辖和平、沈河、皇姑、大东、铁西、苏家屯、东陵、于洪、新城于区分别改名为红旗、红星、红卫、卫东、红工、八一、东风、向阳、永红区。

　　八月二十三日，声势浩大的破"四旧"运动如火如荼、爆炸般地发展，在红卫兵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时，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把旧有的各种名字打了个稀巴烂，同时创立了大批具有“革命”意义的新名，中山广场改为红旗广场，光陆电影院改为东方红电影院，卖药的天一堂改为革命堂。大量红卫兵和革命学生涌上街头参与“破四旧、立四新”活动，他们手拿锤子、斧子，身系腰带在中街，在太原街，在北行，在一切热闹的商业街，把那些资产阶级情调的“稻香村”、资本家的“内金生”、洋里洋气的“亨得利”、颂扬个人资本的“老边饺子”与“李连贵大饼”等等不革命的商业名字统统砸掉。更多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改路名，剪细腿裤，烧尖皮鞋、毁大包头。

　　八月二十四日，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涌入慈恩寺，砸毁了三十多尊作为帝王将相化身的唐代石佛。多少年来人们朝奉的至高无上的神灵，再也不能继续左右人们的思潮了，这些无疑解放了更多人被禁锢的思想。使他们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有更大的胆量，向旧有的一切冲击、挑战，这是多少年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的，从来没有过的思想大解放啊！

　　八月二十八日，同学们结伙去鞍山，准备向无产阶级的头几号敌人封、资、修开战的时候，千山五佛顶上的佛脑袋成了“破四旧”的首要对象。人们在荡涤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的同时，必然向几千年的封建势力开战。实际上，六月一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以后，我们曾经认真地学习、讨论过牛鬼蛇神究竟是什么，当时我们觉得应该从“神”上下手，把那些什么鬼庙、神宫的统统作为破四旧的对象消灭掉。

　　正在我们认真研究把哪个庙作为我们的第一个革命的目标时，初中时的班长水东风领着几个同学风风火火地找到我，他特地邀请我们学校出几个学生一同参加他们的革命行动。那个时期重点中学的革命行动往往比较超前，在某种意义上讲，有着领导和榜样的作用。水东风告诉我们，太清宫那个老道集中的地方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太清宫内有大量的封建文化东西，其实质上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另外，太清宫内可能还有一条重要的地下通道，不知道从哪里通向哪里，地道里也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据说，这个地道通向市政府，当初是准备炸市政府时挖的。根据这个重要线索，我们两个学校一共出动50多名同学，在当天的傍晚把坐落在广宜街十字路口的太清宫，严密地包围起来。

　　沈阳的太清宫位于广宜街与人民大路的交叉路口，原来叫三教堂，始建于清朝康熙二年（1663）年，由全真道龙门派第八代传人郭守真主创。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赵一尘任监院时改称为太清宫。太清宫的建筑面积不算大，有灵宫殿、关帝殿、老君殿、玉皇殿、三官殿、吕祖殿、郭祖殿、邱祖殿八座殿堂。我们进到太清宫院里，首先清除所有老道以外的人，把那些香客与游览的统统撵出寺院，把所有的老道集中到关帝殿里，叫他们按照我们的命令，背靠背地坐成一圈。然后，我们挨个提审那些老道叫他们交待问题。同时，我们也派出部分同学到各个屋里搜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动的东西。文革以前大家都看过“林海雪原”那本书和电影。总觉得这个太清宫就是那个“林海雪原”里山河庙，那个国民党军官假扮的道人，在太清宫里肯定也大有人在。经过一晚上的搜查，我们还真的翻出不少印有离奇文字符号的黄色的印刷品，不过我们搞不懂那些东西的真正意义，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绝不是宣传无产阶级的东西。随后我们把从太清宫里翻出来的几大车经书，焚文，统统放到关帝庙前面的院子里，一把火给烧了。原来说这里有一个秘密地道能通到市政府，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家伙，可能等待机会预谋破坏我们革命的新政权。经过我们挖地三尺不断细心的查找，真的找到了那条地道的入口，不过根本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长，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不知道，提审了那么多的老道，他们也说不知道甚至感到惊奇。那时候革命的任务那么多，不许可我们没完没了地“搞明白”。三天以后，我们填平了地道，把所有的老道都赶出了太清宫，并且命令他们永远不许再回来，否则坚决对他们采取革命行动，临走，我们把一张大大的封条贴在太清宫的大门上，宣布本次革命行动胜利结束！

　　别说“破四旧”，实际上从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公开上演，社会上就有一种明显反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倾向，并把这种生活方式称之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糖衣炮弹。党中央和毛主席多次提到人民的生活要象革命红军学习，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因此，“破四旧、立四新” 以来，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立即 上街检查那些继续穿高跟鞋，梳披肩发的，剪飞机头的，穿鸡腿裤子的，并要求他们立即改正。如果他们接受教育的态度不好，还会得到人们的指责并对他们的行为立即进行强制的改正。人们在这个时候提倡穿黄军装，理军人头，戴黄军帽，甚至腰上再系一条军用腰带，背上一个黄书包，就是比较革命的形象了。论说，生活革命化倒也没有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就提倡朴素生活，艰苦奋斗。然而，不可理解的是，有一回在街上遇到一伙检查穿塑料凉鞋的，据说有一种鞋的鞋底上印有一个周字，说那是鞋厂的反革命分子要把周总理踩在脚下，瞧坏分子多狠毒！这件事情闹腾了好几天，结果还没有明白，又传来更新的消息，堂堂正正的辽宁日报的报头上，有人要篡改毛主席题的报头，据说报头的那个手书繁体的“遼”字里暗含着蒋介石万岁，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太傻，那么多的同学们爬在教室的桌子上，一笔一划地对照查找，最后还是没有找到证据来。

　　街上开始出现游斗有作风问题的人，那些被人们定为搞破鞋的作风不好的男男女女，被红卫兵，被他们旧日的同志弄双破鞋或者褴袜子挂在脖子上，或者戴上高帽，象民主革命时期游斗地主老财一样游斗他们，游街过程中，一边让她们敲铜锣，一边说谁谁是破鞋，围观的人多，好奇的人更多，尤其是象我们那个年龄的人，正是蒙蒙隆隆感兴趣的时候。很多人参与游斗搞破鞋的，也有很多人愿意听他们自诉搞破鞋的经过。正巧，沈阳北郊东北机械制造厂（724厂）那个地方，有两个有家有口的人偷偷搞男女关系，他们的事情暴露后，合伙将女的丈夫杀死了。这个见不得人的事情东窗事发后两个人被枪毙了，死后，当地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把他俩的尸体游斗了一番，最后挂在树上，泼上煤油，给点天灯了。

　　人的名字往往寄托父母那辈人对于他们的希望，希望他们的将来能有富贵的生活，能有忠孝的行为，能有升官发财的理想。因此，不同的名字有不同的特色。有一些名字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比如什么“梅、兰、竹、云”、“春、夏、秋、冬”的，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等， 显然这些都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身所格格不入的东西，全部都是需要“破四旧”的对象。 有一个时期，派出所里挤满了需要改名字的人，原来叫“钱元贵”的改称“钱文革”，叫“胡忠孝”的改称“胡向东”，叫“徐耀祖”的改称“徐继红”等等，我有个同学叫“马仕途” 他妈妈给他起名字时就是希望他当官发财，可是，革命运动来了他也希望改个革命的名字，想来想去想改称“马列毛”，言外之意非常明显，共产主义的三大巨头都有了，大家听了都说不好，派出所的同志也不同意给他改，最后改称“马列”一直叫到现在。至于什么卫东、红旗、红军、向阳、建国等等都是首选的革命名字。最感到幸运的是，我的名字原来就叫“世新”，多么符合革命精神，想起来真感到奇妙，给我起名字的老姨就是有远见！有个同学宝生总感到不忿，他说你叫什么四新叫“四旧”的了，我听了以后心里是暗暗地一笑，狗东西有你瞧的！以后见面他就管我叫“四旧”，但是同学们的耳朵里听到的不是“四旧”而是“四舅”，他们问我，什么时候收个大外甥啊，请客请客！教室里是一片哄堂大笑。

　　随着运动的深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红卫兵小将们提出，要求改变我国的现有交通规则，要变右侧通行为左侧通行，他们说右侧通行，不是革命规则，是右派分子们的规则。在中国这样的革命国家，应该是左派处处通行。同时，他们还提出交通路口的指示灯也有路线问题，因为，交通规则说明，红灯停绿灯行这也不符合左派的要求，红色代表革命，黄色代表资产阶级，怎么能红色一出现就停止了呢，怎么处处与红色作对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红灯行、黄灯停才对！看来很荒唐的事情在当时也能讲出十足的理由，你信吗？反正我信，因为我真正地经历过。

　　至于旧书，旧报纸，旧杂志更是“破四旧”的重中之重。9月3日我们第一中学里的红卫兵、红后代和革命学生，从住在学校附近的3个老学究的家中，翻出十二手推车的各种书籍，这些书有些我们以前见过，象什么竖排版的线装书一类的，有些以前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比如一些裸体的人体写生画册，当然更多的是外国与中国的小说，除了平时可以见到的四大名著以外，那些古代的，近代的一些小说，别说内容是特别黄色的，就象《镜花缘》，《拍案惊奇》，《金瓶梅》甚至象《金陵春梦》都是我们没有看见过的，这些东西可以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给他们一条条的分析，肯定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就是他们。那天下午一点多种，我们把抄来的那些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帝王将相的、修正主义的、迷信的书，在学校的操场上堆的像小山一样，然后把这些黄色的腐蚀革命的两万多册精神垃圾，在革命的师生面前变成一堆熊熊大火直上九霄云外，正是革命春风一夜来，小妖大鬼泪滔滔，点把革命红似火，纸船明烛照天烧。

　　小人物就是小人物，这是永恒的真理。当我们这些中学生认真于小打小闹的时候，那些东工、辽大的大学生们，已经向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领导机关东北局、辽宁省委、沈阳市委发起了攻击。他们要砸烂旧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管理体制，要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权。当人们看到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大老爷们低头向革命群众检讨、认罪的时候，才发现什么是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有一段时间，大中学生冲击沈阳市公安局，而且要彻底砸烂公、检、法。坏人们高兴，好人也高兴，简直是无法叫人理解。邻居有位宋大爷，历史上绝对没有问题，肯定也不是反革命，当他听说人们把公安局砸了，他就说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警察这些东西，没有他们不行，有他们还是祸害，是该教训他们一下了！

　　这场史无前例，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破四旧、立四新”革命运动。以时间上的迅雷不及掩耳。作用上的雷霆万钧之力，四度空间上的超强力度，参与人数上的众多而达到了极限。它以清除一切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势力为对象，向一切人们旧有的，根深蒂固的，信若神明的，发出从来没有过的挑战。这对于唯唯诺诺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讲，无疑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试验，人们从来没有这种机会，没有这种条件，没有这种胆量可以任意向压制在他们头上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主持神父甚至上帝与菩萨发出呐喊，发出投枪，甚至将他们踩在脚下。那些劳苦大众，那些一直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第一次感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共产党的伟大。同时，这对于试图以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自己为伟大目标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讲，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能是推动或者发展了古典的马克思主义。也许就是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不可思议的挑战精神，最终将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因为，一个思想僵化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B5：我爱北京天安门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为了鼓励革命学生造反，开始了波及全国的革命大串连。准确的说，大串联首先是从北京开始的，当时首都的革命学生为了获得支持，曾经派出大量小分队，到各地去扇风点火。然后才是外地学生来北京学习。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定，只有进京的革命学生才能免费乘坐火车，享受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但是，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要求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后，革命大串连才在全国正式出现高潮。

　　八月下旬，我的校友兼老朋友，高三丁班的刘光告诉我一个特大消息，他说，北京亲属告诉他毛主席欢迎全国的红卫兵都去北京串联。而且吃饭、住宿、坐车全不花钱。我问他，咱们能去不？他说能，但是不知道什么去。那天晚上，我和他跑到沈阳南站，问调度室，我们想去北京串联，行不？值班的工人师傅叫我们打电话问铁道部的领导，并准许我和刘光使用铁路电话要通了北京的铁道部，对方说，支持红卫兵到北京进行革命大串联，手续上需要学校开介绍信。

　　第二天早上我们问明白了，到北京去的学生必须是革命师生代表。我虽然不是学生代表，但是我迫切地想去首都北京，谁不爱北京天安门那！我把班主任尚恩洪老师叫到楼外，求他帮助我开个去北京的介绍信，原本我以为很难的事情，尚老师居然同意了。在学校的党支部，负责的张老师问我的家庭成分怎么填，尚老师想了一会儿说：贫农（实际上我家是中农，因为怕我去不成北京才假报的。我刚去北京，同学大伟就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欺骗党，欺骗革命群众。后来想一想，他们说的也对，假的就是假的吗。）我和刘光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地进入沈阳南站，胆突突地凭学校的介绍信换了两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当时总有点梦幻一样的感觉，我们这是去北京吗？这种偷偷摸摸地去北京，能不能遇到突然出现的同学把我们拽下火车押回学校去？火车啊你快点开吧！过那几分钟就象过了几十年一样，真是十分难熬！火车终于开动了，随着火车的一声鸣笛，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了开往首都北京的火车。火车啊你快点跑吧，快点把我们送到首都北京！

　　火车在京沈线上向北京方疾驶，因为八月份革命大串联刚刚开始，知道真正情况的师生还不多，所以我们这次火车上的学生没有多少。至于我们到北京去干什么，根本就没有功夫多想。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北京有天安门，谁不想去看看？我还想去那个革命军事博物馆看看，我喜欢那些坦克、大炮、枪支弹药。对于各种各样的电台、通讯器材更是独有情衷。沿途夏季的风光无限好，兴城的果园，北戴河的水，山海关的城楼，秦皇岛外的打渔船，尽管风景美如画，可是人心却已经早早地飞到北京城！

　　晚上九点多钟，慢悠悠的火车终于开到了北京城。但是火车停靠的地点是郊区的一个不出名的小火车站。而不是我们心中的富丽堂皇的北京站。好在第二天的早晨我们刚刚起床的时候，院子里就来了十几辆大客车，要把我们这些外地来“取经”的革命师生送到了清华大学，去参观学习文化大革命。当时大家感到北京就是好，在毛主席身边生活多么幸福，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多么幸运！毛主席万岁！

　　开往清华大学的大客车在北京的市区内穿行，第一眼所见到的印象是，首都北京的道路宽阔，高楼林立，主要建筑物的民族特征明显而且富丽豪华。那些黄金砖琉璃瓦所覆盖的新老建筑，无疑是北京的辉煌与典范。然而这时的北京市区内，文化大革命的气氛已经是相当紧张。街道的两侧到处都是革命的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色恐怖万岁！》，《地富反坏右滚出北京去！》。不时的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家在搬家，据说那些正在搬家的都是有问题的家庭，让他们住在北京对于毛主席的安全有危险，因此革命群众不放心。因此要把他们遣送到外地去，叫他们离毛主席远远地。我们坐的汽车里也贴有不少象“誓死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欢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来闹革命”一类的标语。车上还有几个北京的红卫兵，用标准的北京话在车上高喊着“黑五类分子滚出北京去！”“打倒地富反坏右！”我是冒牌的贫下中农，听到这些口号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象我也是黑五类一样，重要的问题是别叫他们发现了把我赶出北京去。

　　我们在清华大学下了车，远远的望去，傲然耸立的二校门，青砖白漆，弯拱大门，门弯弧上嵌大理石一块，大理石上刻“清华园”三个刚劲大字。具有德国古典风格的清华学堂，庄严巍峨，样式别致。走进清华园的腹地，更是一色的中规中矩的西洋建筑，尤其是清华“园中园”的景色设计别具匠心，四时变幻的林山，环拢着一泓清水，山林之间掩映者两座玲珑古亭，上书“水木清华”四字。清华大学啊，我心中的神圣殿堂，我梦中都想去的地方，我多么渴望投入你的怀抱，成为你的一个学子，可是，当我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却不是你的莘莘学子。我仅仅是一个远方的小客人。我是为保卫毛主席而来，我是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来。我没有那么多闲心观看你那校园里的美丽建筑，更没有闲心品味你那硕大的图书馆。我与刘光在一排排革命大字报墙的面前，仔细地阅读那一篇篇充满革命斗志的激扬文字，我为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振奋。我为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叫好，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你们不仅是中国学子中的佼佼者，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英！我敬佩你们！

　　说出来你别笑话我，第一次到祖国的首都北京，本来是高高兴兴的。没有想到的是，刚到北京的第一天，居然走丢了。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到北京的时候是夜晚，当时对于住的地方没有很深的印象。第二天的早晨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去清华大学参观大字报墙，当接我们的客车临走的时候，我还真的看了一眼住的地方，一个圆圆的建筑物明显就是体育馆，至于叫什么体育馆就没注意。当天，在清华大学里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忙了一整天午饭都忘记吃了。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想起来应该是回住地的时候了。仔细一打听，接我们回住地的汽车已经没有了。坐公共汽车吧又不知道坐哪一路。后来我问等车的北京人，他们问我住在哪里？我说是体育馆，按照他们的指点，我们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真到了一个体育馆，也是圆圆的那种建筑，不过这不是我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农村啊，进去一问果然没有外地来的红卫兵。

　　从这个体育馆里出来，我与刘光站在车站上不知道往哪里去。想来想去只好坐上那唯一的公共汽车往回走。这一天起早贪黑连饿带困的，上了汽车以后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女服务员把我们叫醒的时候，发现这辆车已经到终点站了，没有办法只好再次重坐这趟车。车上那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年龄好像比我大一点，是乎她感到我们遇到了问题，问我们想到哪里？我给她讲，我们是从沈阳来的学生，住在一个体育馆里，现在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她了解了一下情况后说，象你住的那种体育馆，北京一共有三个，估计你住的是北京体育馆，而刚才你到的那个是北京工人体育馆。天哪！哪里知道北京有这么多一样的体育馆，她说，实际上这些体育馆也不一样，只不过是你们刚来不太熟悉。

　　热情的北京女孩在她下班以后，领我们换了一次车，终于把我们送到驻地。当我们目送她远离而去的时候，真的好感谢她这个北京女孩！

　　我们在清华大学里，顶着烈日炎炎抄了三天大字报，汗水浸湿了衣裳滴在地上一行行。最后一天又跑到北京大学看了一场辩论会。几天下来从大字报墙上抄下来的大字报记了满满四大笔记本。收集到的各种传单也装了满满一书包。往日清静的脑海中全是文化大革命，那颗被激动起来的心恨不得立即回到沈阳，把北京这里的事情告诉同学们。可是，我知道这里不是一般的地方，这里是首都北京。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再到这里旧地重游。我多么想去天安门广场看看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地方是什么样，我多么想去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回顾一下革命前辈当年浴血奋斗是什么样。我多么想去中南海看看毛主席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然而，当时的北京市政府有规定，外地来北京的红卫兵只许住四天。这么短暂的时间里，我们还没搞明白清华大学有几个大门，期限就到了。无可奈何的我找到了红卫兵接待站，恳请他们给我延长几天，可是接待的同志明确地说，他们做不了主，要有文革领导小组的批件才行。

　　我不知道是怎样走进北京市委大门的，堂堂的北京市领导机关，威严的大门框上居然写着一副想象不到的对联，上联是“庙小妖气大”，下联是“水浅王八多”横批是“全是混蛋”，我站在对联的下面反复的思考着对联作者本意，想来想去还是不解其结。主楼的后面有一趟负责接待工作的平房，我在那里排队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有一个人接见了我，我说，我是沈阳一中的红卫兵，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文革汇报（又一次欺骗领导），请领导同志给我延长在北京的时间。

　　我的要求得到理解和批准。拿着延长居住15天的介绍信，终于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那三十里长的长安街上天安门正居中央，象征着它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中心，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那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的城楼，大概在世界上独此一家没有第二个。它不仅表明象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还有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天安门啊，中国人民向往你，世界革命人民也向往你！自从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才真正地站起来了。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再次登上天安门，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并取得初步胜利，无疑又是一个划时代的开端。不久，毛主席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他的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打跑了蒋介石，另一件事情就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啊，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你在天安门上挥巨手，但是，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您是我们的红司令，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愿意永生追随您干一辈子革命！

　　天安门的正南面是由1万7千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石建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我站在高高耸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面，默默地靠在汉白玉构成的扶手旁，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朔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看着毛主席撰稿周总理誊写的碑文，心中浮想联翩。那么多的革命先烈赴汤蹈火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吗？革命先烈们不怕国民党、蒋介石枪毙砍头，难道我们还惧怕反革命黑帮吗！

　　有一天，我正要走出北京体育馆想到北京航空学院看看，突然看到大门口贴着一张海报，上面说今天下午2点钟在本馆批判“大奴隶主”班禅额尔德尼，啊！还有这么好的机会，我决定留下来看看批判这个大人物。也看看这个神秘的西藏人。很快，体育馆里坐满了北京与各地来的革命师生，我因为住在这里有条件选择一个靠前的位置。因此可以把批斗会看的比较清楚。批斗班禅的位置就选在一个篮球架子的下面，篮球球板上挂着大标语，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打倒班禅”。2点钟过一点的时候，班禅被一群学生押进批斗会场，就像现在开公判大会一样，穿着民族衣服的班禅被两名学生反背着胳膊，他低着头弯着腰站在会场的中心。批斗会开始后，先是一位民族学院的西藏女学生上台声讨班禅，说他在西藏如何作威作福，欺负西藏翻身的奴隶，与西藏解放前的奴隶主没有什么区别，说他花天酒地挥霍浪费人民的财富，说他道德败坏玩弄女性，说他欺骗西藏人民把自己的粪便当作神药给人治病。这时一个北京的大学生跳上台来喊，革命的师生们！叫班禅吃点粪便好不好？下面高声回答，好！他又说，西藏人民现在信仰的东西是属于封资修的东西，是破四旧的对象。班禅不是革命的领导人，是封建的帝王应该打倒对不对？下面山呼海啸一般地回答，对！此时此刻的体育馆里，打倒班禅的声音是一浪高过一浪。

　　 延长的十五天到期了，我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告别北京。学校里有资格去北京的，都在四天后回到沈阳。可是我这个没有资格去北京的学生，却在毛主席的身边住了二十天。班里几个出身于“红五类”同学，有一种愤愤不平的感觉。他们认为一个出身为中农的学生，不应该比他们还早地跑到北京去。为此，大伟同学还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借他橡皮没还，老想占便宜，有资产阶级思想。还说我欺骗党，明明是中农出身，偏偏冒充贫下中农。我没有理他，一是惹不起他，谁叫人家是红五类呢。二是大伟说的也有道理，想一想真有橡皮那件事情！

　　爱说的说去吧，反正我到了祖国首都北京，有人问：你到颐和园去了吗？没有。你到北海去了吗？没有。但是我去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清华、北大。我去了我爱的北京天安门！

B6：革命大串联

　　从北京回到沈阳不久，全国性地革命大串联正式地开始了，值得高兴的是，所有的革命师生们，全都有权力进行革命大串联了。大家像潮水一般地沿着京沪线，京广线，京哈线流动，沿着地图上的一个个城市进行串联。铁路线上南来北往的列车里装满的都是革命的学生和老师，甚至车头、煤箱、厕所里也装满了人。沿海的海航线上“庆”字号轮、“山”字号轮，还有那解放军的海军运输轮，也在到处搬运南腔北调的大学生、中学生。有一回我们从青岛回大连居然坐上了一艘鱼雷快艇，看到咱们的鱼雷快艇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们甚至要求留下来当海军，可是一会儿的功夫个个天旋地转全都老实了。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想，如果能坐上潜水艇该多好！

　　奔驰的火车无疑是流动的红卫兵大家庭，大家在车上快乐着跳跃着歌唱着，那只著名的红卫兵战歌一遍遍地响彻在车厢里：“金色的太阳，升起在天空，光芒万丈。东风万里，鲜花开放，红旗象大海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敬爱的毛主席，你是我们心中的太阳，心中的红太阳。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毛主席！”多么优美的歌声，多么真诚的情谊，多少革命人民的祝福！还有那朝鲜族学生们表演的“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舞蹈，蒙古族学生表演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舞蹈，把革命师生们的革命热情推向新的高潮！

　　集聚在一起的革命师生，好像一个欢乐的大家庭。原来我们以为，是中国人都说中国话，这倒是不假，可这个中国话不是普通话，到了黄河以南，我们北方的学生能够听懂的“中国话”已经是很少了，尤其是过了江南听那里的师生们讲话，简直就象外国话，甚至比英语都难懂，当然了，象上海那个比较先进的那个地方，会普通话的学生就比较多，不过他们不是很愿意讲。各个民族的师生的习惯更是不一样，生活上不一样，性格上也不一样。我们串联到南京的时候，有一天在学校的食堂里遇到一群呼伦贝尔大草原来的红卫兵，他们在饭桌上是又吃又唱，他们的美妙歌声就象是专业演员在那里表演，我们在旁边为他们叫好，他们是不客气的站起来给我们歌唱，后来，他们叫我们也唱一个，可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唱歌，他们批评我们不够意思。在性格方面相对的比较起来看，南方的学生比北方的学生开放，少数民族的学生比我们汉族的学生开放。大家觉得最受欢迎的学生还是新疆的，那些维吾尔民族的学生，真是“亚可西”！他们欢快的歌声，不伦不类不土不洋令人逗笑的话语，还有那翩翩起舞的形象，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第二次去北京时住的红卫兵接待站，是一个据说是专为高级干部子女设立的小学（北京小学）。那个时候，学校的教室已经改为接待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的宿舍，学校的老师和一部分学生变成红卫兵接待站的接待员，来自祖国天南海北的革命学生，说着南腔北调的话，出入这个北京最有名的小学。根据党中央的文件安排，来京串联的革命学生住宿免费，吃饭也不用花钱。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还可以向接待站去借，手续非常简单，拿个学生证就可以。

　　我们那个接待站食堂的饭菜，相当于东北地区一般饭店的水平，主食全是细粮，菜做的非常好，东北的学生住在这里就象天天下饭店。不过，由于这个时候是大串联时期，各地革命师生们的生活习惯大不一样，俗话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有爱吃米的，也有爱吃面的。因此引起了不少的麻烦。因为食堂里主食大部分是面食，南方的学生有点吃不惯。过了一些日子，南方的学生们发起集体抗议，说食堂对毛主席的红卫兵招待不周，他们要吃米饭。那天，我们几个同学从北京大学抄大字报回来，正赶上一大群南方的学生，坐在食堂前面的小广场上，举行向食堂抗议的活动。这些学生振臂高喊“我们不吃面，我们要吃米。”学生们的抗议吓坏了食堂的大师傅们，他们躲在一个小屋子里，不敢知一声。当我们回到二楼住宿的教室时，同屋的几个鞍山、大连和哈尔滨的东北学生正趴在窗户上往下看。一个高个子的哈尔滨学生说“这些南蛮子太狂了，白面都不吃，应该叫他们到东北去吃高粱米、窝窝头。”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全体东北学生的积极响应，大家拿起苕束，木头棍子什么的，冲下楼去，一边喊“叫你们不吃面！”一边打那些学生。把那些抗议示威要吃米饭的学生吓得四处乱跑。从那以后，不知道食堂的老师傅们是可怜我们这些吃粗粮长大的东北学生，还是因为我们赶跑了那些不吃面的南方学生给他们解了围，每吨吃饭的时候，我们的饭菜总是给加厚的。

　　九月十五日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以后，我们几个同学立即乘车沿京沪线南下，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南京，因为南京不仅是六朝古都具有悠久的文化内涵，而且它是国民党当权时期的首府，这里不仅有人民公敌蒋介石的总统府，还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陵园，莫愁湖畔是思想者汇聚的天下，雨花台的一草一木染满了革命先烈的鲜血，南京大屠杀日寇欠下中国人民三十万条血债，夫子庙里孔孟之道给了多少中国人“中庸之道”！南京啊，说不尽的南京，说不完的南京，可能就像秦淮河一样令人惆怅。

　　这个时候，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好，运送红卫兵的火车必须经浦口上船，然后轮渡过江。火车上了渡轮以后，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不许我们开窗户，而且还要放下窗帘，更不许把头伸到窗外，好像怕谁干什么特务活动似的令人费解。虽然说长江南北也就一江之隔，但是位于长江南岸的南京，与我们北方的城市，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次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发现街道两边的树木长的又高又大，那连成片的树冠不仅把街道罩成一条条林荫大道，而且形成一条条绿色景观花园。那种在北方从来没有见过的白白树皮的大树，居然就是久闻大名的梧桐，这么美丽、干净的大树，难怪人们说“没有梧桐树，招不到凤凰来”。我们随便走进一家小饭店，把南京的茭白当作沈阳的大葱，把江南的空心菜当作家乡的菠菜。我们以为在东北吃过大名鼎鼎的臭豆腐，而南京的臭干才叫我们领悟到居然有比臭豆腐还臭的东西。叫我们狼狈不堪的不仅仅是这些，在招待所的卫生间里，我们是第一次见到水冲马桶（座便），居然没有一个人会用，看到一个又一个同学蹲在座便上解手，想起来都好笑。

　　最叫我们惊奇的是，当你信步走在名扬四海的秦淮河边，来来往往的小桥人家，就生活在那恶臭的合适之中，尽管水中岸上人声鼎沸，却全没有杜牧的“烟笼寒税雾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的心灵。夫子庙的店堂，在暮色中依然是有灯有火有辉煌，那些高声吆喝的堂主，那匆匆忙忙行走的食客，似乎与任何东西不发生关系。在我们北方早已经被红卫兵“横扫”了的资产阶级的那些东西，在这里照样我行我素，雨花台卖花鸟鱼虫的，夫子庙卖汤圆、果子、雨花石的。秦淮河边打气枪、摆地摊的。我们问自己，这里是在搞文化大革命吗？南京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都在做些什么？

　　我们来到紫金山西麓，沿着中山陵的石级缓步而上，通过长达480米的墓道，想寻找革命先行者当年的步伐，然而这里已经看不到孙中山先生为革命振臂高呼的景象，这里只有他永远长眠地下的灵堂，这座融合中西建筑风格的宫殿式建筑，外壁用花岗石建造。堂顶是中国传统的重檐歇山式，上盖蓝色琉璃瓦。灵堂正中，是一尊大理石雕的孙中山先生坐像。我们所有进来瞻仰的同学都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借以怀念他对于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我们站在孙先生碑亭的正面，看到上面刻着“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一行大字，不由得想起孙先生终生鼓吹的“天下为公”和“博爱”，我们一直以为，孙先生的主张永远办不到，因为天下根本没有公平，不知道他为何孜孜不倦地追求。如果孙先生尚在，不知对于如今的文化大革命有何高见？不管怎么说，孙中山是坚强的革命先驱，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坚定不移地为中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为了拯救和改造中国而耗费毕生的精力，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相比之下，绿茵环抱中的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墓，这个国民党，蒋介石疯狂杀害革命志士，枪毙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则显得简朴甚至有点寒酸。我们就不明白，孙中山就是再伟大也不过是国民党的总统，充其量算是共产党的朋友。为什么我们的革命烈士墓就不能搞得更庄严、宏大、气魄一些？为什么就不能搞的比中山陵更辉煌一些？总感觉现在的雨花台革命烈士墓好像有点对不起我们的革命先辈。于是我们就想，大串联本身就是要到处煽风点火，就是要把造反有理的革命精神带到祖国各地。那么我们是不是需要联络南京的红卫兵，造它一次反，把我们的革命烈士陵园搞的叫烈士的后代们满意！但是，革命的师生们都忙于串联去了，我们没有找到志同道合的南京造反派，即使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也觉得这事不好办，我们是过客匆匆，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大家急忙地在纪念碑前面照了几张相片后就离开南京了。

　　我们想换一个乘船的方式去上海，顺便看看母亲河长江的英姿。于是到下关码头办理船票。因为是中午时间，大家选择一个靠广场的小饭店吃饭。没想到饭菜刚端上来，身后站了一排要饭的，就象是我们的保镖一样。更可气的是，饭还没有吃完，身后的一个小男孩突然间向陆一夫的碗里吐口痰，大家只好扫兴地放下饭碗离开饭店。走进下关码头广场，发现那里坐着黑压压的一群农民，有大人有小孩有男人也有妇女，问他们去什么地方，他们说出去串联。你们也不是老师与学生啊？我们感到奇怪地问。有个小伙子告诉我们，他们是安徽风阳地区的讨饭大军，在家里即不缺吃的也不缺穿的，但是每年农闲的时候都是集体出来讨饭，简直就是一种爱好一种职业病。呵呵，天下还有拿讨饭当爱好的？有啊，他们就是。那讨饭就是讨饭呗说什么串联那？你还不明白？可以不买车票、船票吗！原来如此！我们很纳闷，既然凤阳历史上如此，龙生龙凤生凤，那个朱元璋又是怎么出来的？看来血统论也不是太正确。

　　串联最后到达的是上海。这是一个具有多次工人起义，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也是东方的金融、商贸中心城市。上海滩这个古往今来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造就了无数英雄豪杰与地痞流氓。有人一夜暴富后在南京路上指点江山，也有人几天功夫一贫如洗痛快滚出苏州河两岸。上海，我们心中的大上海，你让多少人充满希望，并为之艰苦奋斗。你又让多少人灰心丧气，痛苦伴随一生。你给蒋介石营造了发家的大本营，又孕育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诞生。

　　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安排住在重庆中学。按照我们一贯的做法，先去龙华烈士陵园瞻仰了革命烈士的遗容，聆听了他们为了中国革命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随后又向烈士们的纪念碑献上我们用野草与野花做得的花圈。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烈士们的纪念碑了，每一次看到他们为革命光荣牺牲的形象，真的感觉到他们的伟大，真的感到中国革命来得多么不容易，死了那么多的好同志，死了那么多有才华的仁人志士，才换来了劳苦大众今天的幸福生活。今天有人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复辟倒退我们能不造反吗？

　　随后我们又到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去参观那里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当时同济大学的大字报墙上誊写的姚文元的文章很多，特别关注到他对文革的影响。校园内的墙上写有一句话“鹰有时比鸡飞的还低，但是，鹰毕竟是鹰。鸡有时比鹰飞的还高，但是，鸡永远成不了鹰。”我们看到了以后总是在想，为什么有人要写这样的句子，是乎有人受到了压抑，是乎有人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有一种生不逢时土埋黄金的感觉。

　　我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无论到哪里都不会忘记寻找关于无线电的迹象。恰好在南京东路上的一个无线电零件商店遇到几个本地的无线电爱好者，经过他们的指点，找到了虬江路，牛庄，淮海公园，提篮桥，嵩山路，中央商场等几处专门处理无线电零件的地方。这里不愧是大上海，无线电零件要比我们沈阳市多得多，尤其是刚刚面世的处理的半导体零件在这里遍地都是，我的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的零件几乎全是在这里买到的。由此，我想到为什么上海那么先进，上海人那么聪明？同一个时代，都在党的阳光沐浴下，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什么地区差别那么大？此时此刻，山沟里的人知道半导体吗？可是大上海里半导体收音机已经普及了。

　　我们到达上海以后，热情的上海中学生，尤其是重庆中学的学生们，特别欢迎我们东北来的学生，并且给与很多的照顾。我们有个同学眼睛高度近视，估计最少有700多度。有一天他从同济大学看大字报回来，在回接待站的汽车上眼镜被挤到地上摔坏了。红卫兵接待站的老师看他走路困难，立即领他到南京路上的钟表眼镜店配个眼镜，并且没收一分钱。十一月份的上海好像比东北还要冷一些，阴冷潮湿。接待站的同学发现我们冻的直打哆嗦，先是嘲笑我们不是真正的东北人，甚至不如他们抗冻，后来又都跑回家去弄出来不少的衣服送给大家，我们说他们是心灵美的“小瘪三”。我们住在学校接待站里有吃有喝，但是经常被学生们请到家里做客。有位初中一年级的上海女学生叫潘荣，是对我们最热情的女孩之一。记得我们到她家做客去了好几次，她说学校的饭菜不是地道的上海菜，只有到她家里才能吃到。可是她哪里知道她的地道上海菜，我们一点都吃不惯，不过她的热情与真诚很叫我们感动。这种真诚一直维持我们的关系，直到大家纷纷结婚后才逐渐消退。实际上，几年以后当我们从农村回来时，我们才知道潘荣与我们的由斌相爱了。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当我们高唱国际歌去寻求世界上的知音时，无疑想到那些国际上的朋友们，越南的兄弟在抗击美帝国主主义的侵略，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孤苦伶仃，苏联人民被修正主义搞的变了天重吃二茬苦，难道我们不能帮他们一把吗？10月末我们在京的十几个东北的学生，通过一个关系找到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后来又找到中央文革接待站，要求他们帮助我们出国去大串联，把毛主席革命的火种播种到全世界去。可是我们这些笨到家的学生，眼铮铮地看到不少红卫兵到国外造反去了，就是没有找到出国的办法，一直到周总理讲话明确反对出国串联，才算静了一番心事。

　　猛回头，嫣然回首革命串联路，问一下自己，我们是游山玩水来了吗？学习到革命的思想了吗？是不是大上海的温情钝化了革命的意志？当我们认为有必要由此上井冈山的时候，停止串联的最新指示下来了，由此，我们乘“长庆”轮经青岛、大连回到学校。

　B7：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第二次去北京住在北京小学。

　　九月十五日那天的早晨三点多钟，我们这些住在北京小学的外地来京串联的革命师生，被学校负责接待的人员叫醒，说毛主席今天要接见我们红卫兵。听到这个特大好消息，所有在场的外地师生都是异常的高兴。本来，能到少年时代就向往的祖国首都北京来，已经是非常的幸福了，眼看着就要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心里能不激动吗。几个来自沈阳的女同学，站在临时搭建的大板铺上，一个劲的高喊“毛主席万岁！”她们的口号声引来了全楼学生的响应，立刻，山呼海啸般的“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成一片。因为激动，出什么乐子的都有。记得住在靠门口的一个满嘴海砺子味的大连中学生，激动的一双球鞋怎么也穿不到脚上，一个劲的说大家等等我。有个黑龙江的男学生找他的毛主席语录，干着急就是找不到，后来到接待站借了一本。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延安来的女同学高兴地从床上跳下来，一下子把脚崴了痛得直叫唤，几个同学上来有的帮助抻脚，有的帮助按摩。同学们劝她别去了，她不干坚持要去，大家只好轮流搀扶她去天安门。

　　住在楼上楼下、东楼西楼的外地革命师生们，很快地被集中到学校的小操场上。大家不用任何人指教，非常自觉的排成数排。集体点完名以后，学校负责接待的老师，要求同学们相互检查一下所带的东西，有没有小刀一类的东西。并且规定，凡是铁器都不准往会场里带，一个好像是四川来的学生，说话老是带什么“啥子”的，呆头呆脑地问，我带的钥匙算不算？接待站老师回答说，你别捣乱，那不算。

　　学校知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要用好长的时间，因此给每个参加被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发了一个食品袋，袋子里面有两个白面馒头，一根香肠，还有几个鸭梨、苹果。同时，学校又拿出了不少红旗，发给一些个子高的男同学，叫他们扛着。

　　我们从北京小学出发前往天安门广场，途中遇到的都是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在那太阳刚刚升起时刻，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鲜艳的红旗，到处都是革命的歌声，到处都是想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每一支行进的队伍里都有一面大旗领路，大旗的后面就是无数的红卫兵战旗，每一支行进的队伍都是歌声嘹亮，那震耳欲聋的革命口号声，那发自内心的呼喊“毛主席万岁！”，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革命歌曲在首都北京的上空回荡。

　　大约走了两个半小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这里是我们敬爱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地方，这里有神圣的天安门，这里有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里有记载人民革命的博物馆，这里有领袖们开会的大会堂。几十万革命群众手捧红宝书，几十万红卫兵高举红卫兵战旗，人的海洋，红旗的海洋，革命歌曲的海洋。广场上无数个广播喇叭里，反复播送着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忍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书写着大幅标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红绸子条幅被氢气球高高地挂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当《东方红》乐曲响起来的时候，当东方真的升起红太阳的时候，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排在前面的红卫兵看到毛主席，仿佛还在梦中，他们不知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是真人，还是毛主席的画像。他们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平民老百姓能见到毛主席这种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广场上无数革命师生，拿着红宝书，高喊“毛主席万岁！”在一遍又一遍的呼喊中，多少革命师生喊哑了嗓子？多少红卫兵小将的眼睛里激动地噙着泪花，泪水滴在衣服上掉在地上弄湿了多少洁白的手绢？老师欢呼学生跳跃，脚站麻了腿跳酸了谁还顾得上那个？多少颗热爱毛主席的红心在共同跳动，多少热爱毛主席的话要一起对他老人家说。这千言万语只能汇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们所在的位置大概是天安门广场的中心，距离天安门城楼很远。而且，在我们与天安门之间还有无数的旗帜在摇动，无数个拿着红宝书的手臂在挥动，实际上根本无法看清楚毛主席的容貌，只能从前面的红卫兵的呼喊和挥动毛主席语录的动作上，判断毛主席是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哪一个位置。只能把自己头脑中想象的毛主席的形象，定格在天安门和头脑中的合成图像里。

　　红卫兵小将在跳跃，革命师生们在呼喊，他们在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毛主席能够亲自接见而激动，为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这样伟大的事业交给他们去完成而激动，为毛主席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革命行动而激动，毛主席呀，你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我们愿意跟随你老人家干一辈子革命，海枯石烂心不变，天翻地覆志不移。

　　红卫兵队伍就像红色的大海，波涛滚滚。每个红卫兵小将就象是这大海中的一叶小舟。那毛主席万岁的喊声，那晃动的人群，那挤过来又撞过去的人群，那挥舞着的红卫兵战旗，全是红海洋的一景。尽管人们浑身汗水流淌，尽管口干舌燥，尽管鞋子掉了，尽管衣服丢了，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师生们依然是激动万分。在我右手的那边，有一个延边来的朝鲜族女中学生，不知道因为什么出去办事回来晚了，因为没有见到毛主席激动的昏了过去，人们把她抬了出去紧急抢救才明白过来。她醒来以后说，我要见毛主席，我要见毛主席！。我们学校有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女学生，姓郭。毛主席接见的过程中一动不动站了好几个小时，当晚急着回沈阳报告好消息，在火车上又站了十几个小时，结果得了上升性脊髓炎。在沈阳医大看病时，大夫说她就是因为站的时间太长了得的病。四天后她就死了，临死的时候，她说我没有看够毛主席，我要见毛主席！

　　革命的师生们想尽一切办法，去保留住这个最美好、最幸福的的瞬间。有条件的同学，把照相机一次次的举起。没有条件的同学在天安门广场上，赶紧拿起笔，把毛主席接见的感受如实地记载小小的笔记本上。有的同学甚至连小本子都没有，干脆就记在手上、臂上，这可是见过毛主席的手臂，千万不能洗啊！

　　天安门上的毛主席，正在向我们红卫兵小将频频挥手，我们在广场上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喊人民万岁，我们望着象我们红卫兵致意的毛主席，不能不浮想联翩，这就是我们家乡人所说的真龙天子，这就是千古难见一人的毛泽东！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终于见到了您。当我们高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伟大旗帜，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进攻的时候，是您最先表态予以坚决支持。在那乌云滚滚“反革命”帽子乱飞的黑暗日子里，又是您解放了我们。如今我们已经长大。愿意一生追随您，跟着您干革命。我们愿意向所有的开国元勋一样，象那些革命前辈一样时刻守在您的左右。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愿意为您，为共和国，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我们的青春，甚至贡献我们年轻的生命。毛主席啊，您挥手，我们前进！

　　附记：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

　　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是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八日。

　　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间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这一次，毛主席接见了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约五十万人，正式肯定了大串连。

　　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是在一九六六年的九月十五日这一次接见了五十万人。

　　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是十月一日，这一次接见了一百五十万人。

　　第五次接见红卫兵是十月十八日的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

　　第六次接见是十一月三日先开大会，后游行。

　　第七次检阅是十一月十一日，新花样，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六十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千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三十多里地。车队全部过完以后，三十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主席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

　　第八次接见也是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达二百多万。一般把十一月二十五日和十一月二十六日联合起来看。

　　毛主席八次一共接见了一千一百万红卫兵。

　B8：红卫兵时代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有特色的就是红卫兵运动。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一群对旧的教育制度不满的学生，在学校里讨论北大聂元梓等七人于五月二十五日写的大字报。一个学生提议以红卫兵名字写大字报，她说：“红就是革命，卫就是保卫，兵就是战士，全意为做一个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坚强战士”。当时很多学生签名表示赞同，大家约定，以后再写大字报时，相同观点的都以红卫兵的名义出现。不久，这种半秘密性质的组织很快获得了不少学生，尤其是北京高干子女的共鸣，并迅速地扩大到了首都的其他学校。随后，文化革命工作组进入学校，将其宣布为非法的反革命活动以后强行予以解散。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将不服，并继续反抗，发表了著名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工作组指责红卫兵，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造反”是什么意思？红卫兵反驳道“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紧接着他们连续发表《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烈表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而且要一反到底。六月二日以后，北京地院附属中学、北京矿院附属中学、北京石院附属中学、北大附属中学及北京市二十五中的学生，积极给与相应，相继成立了首都最早的一批学生“红卫兵”组织。

　　事实上，那些最先举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旗的红卫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由于这些人具有不同于一般学生的家庭背景。他们多数是高级革命干部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到长大以后追求的目标，都和普通的学生相差甚远。应该说，他们是比较富有理想、富有抱负的一代人。对于他们来说，政治前途远远大于学术前途。所以仕途是他们从小就追逐的的目标。我们刚考入一中的时候，语文课老师布置写的第一个作文的题目是《三十年以后……》几天后，从交上来的作文里可以看到，30年后，那些革干子女都成了什么司长、部长了。最有志向的申嘉宾同学写道，三十年后他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天安门城楼上讲话。六五年的十二月，从北京转来一个学生许杰，一进班就和我是同座，而且相处的挺好无话不说。有一天晚自习结束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们谈起沈阳的一个市长，他说，那才是多大的官呀。所以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出现，就是这些同学最踊跃的参加，并表示了极大的积极性与热情。

　　如果说他们想早日接革命的班，不如说是急于接父辈的班。他们怕马打江山驴座殿，他们要享受父辈革命的成果。他们有胆量造反，实际上是他们有能力造反，有造反的底气支撑，甚至有造反的后台。解放以后，接连不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育，一方面把黑五类子女逐步逼到唯唯诺诺不敢多说一句的地步，同时也变相地剥夺了他们在升学，从政等方面的平等机会。而另一方面，则把思想好、政治好，尤其是革命的背景好的红五类子女从政治斗争的幕后推倒台前。在谭立夫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万岁”一文中，明明晃晃喊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表面上看是血统论，实际上集中表达了这些高干子女迫不及待上台夺权接班的思想和要求。在狂热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革命口号的后面，掩盖的是赤裸裸的封建沿袭思想。在一部分人准备继承革命先烈的传统升入红色天堂的同时，还要把另一类人打入恐怖的黑色地狱。“黑五类狗崽子们，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要像父兄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集到刺刀尖上，挑出你们的五脏六腑，那你们就活该倒霉！”

　　毛主席的一段著名的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更使他们满怀豪情，追随他们心中的红太阳。他们遗憾，过去没有赶上中国动荡的大革命时代。但是今天终于有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不仅要打倒党内外的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踢开他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还要去解放所有受苦受难受压迫的人。让那红彤彤的太阳，照遍全世界。因此，当那些红五类子女，尤其是高干家庭出身的学生们喊出“自来红万岁”的口号时，这种潮流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顶峰 。

　　七月二十八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说“造反有理”。

　　八月一日，毛泽东立即给他们回信，支持他们提出的“造反有理”。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决定。这次会议成为一次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性会议。

　　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领头造反。

　　八月十日晚，毛泽东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八日，首都百万革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学生和教师。并且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了北师大附中女学生宋彬彬献上的红卫兵袖章。时任副主席的林彪在会上代表毛主席讲话，他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第一次公开表明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对红卫兵组织的积极态度，肯定了学生们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精神，表明要坚决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迅速传播到了全国的大中小学校。

　　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里面第一次写出“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的字样，并提出了把红卫兵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青少年革命队伍。从此，红卫兵正式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专有的名词。

　　八月中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大中学校，先后派出92批学生来沈阳“串联”，鼓动沈阳的大、中学生起来“造反”。

　　八月十六日沈阳第一中学，沈阳第二中学、二十九中学、辽宁大学附属中学等几所省重点中学的学生，成立“红后代”，“红卫兵”组织。

　　八月二十二日“红卫兵”和“红后代”领头上街“破四旧”，广大学生积极响应。

　　八月二十四日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

　　八月三十一日辽宁大学的一些学生，在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当天的晚上，在天安门广场宣布成立“八、三一红卫兵”。

　　九月十五日，在毛主席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上，林彪发表讲话，对红卫兵运动再次给予肯定和支持。

　　由此，从八月二十日到八月三十一日为止，除了东北工学院，宣布成立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辽宁大学宣布成立八三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外。短短的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沈阳市的各个大专院校的革命学生，纷纷揭杆而起。与此同时，普通高中，中专、技校等中等学校，甚至包括小学也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

　　准确地说，在我的学校里最早发起成立，而且真正具有最初红卫兵组织特征的应该是“红后代”。尤其是八月十八日毛主席在首都北京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以高三甲高红军为首的十几名革命干部子女，立即效仿北京的西城区纠察队红卫兵，组织成立了校内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后代”，“红后代”这个组织之所以不叫红卫兵，则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的特征。具有更象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的特点。每天，他们来到学校的时候，穿的都是一身黄军装，背的都是清一色的军用黄书包，腰中系着人造革的黄腰带，头上戴着黄军帽。真有一种红卫“兵”的感觉。他们戴着红后代的红袖标，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校园内外来来往往，高呼口号，那种无可比拟的时代优越性不知道叫多少同学羡慕。

　　北工大学生谭立夫在《三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血统论，依据这个观点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用中国民间的话说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回打洞”。照说，从物种流传的角度看，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可能也是一种血统论，牲畜繁殖中种畜都是强壮的，目的是为了生产优良的后代。植物的留种挑选的也是饱满的，为的是下一年度的丰收。所以说血统论没有错。记得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曾经多次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班级的几名主要干部长得都好看，而且他们的学习也好。班长毕其戈出身于资本家，学习委员杜国华出身于富农，文艺委员田书英出身于地主。考上省重点高中以后，发现在我的同学中，这种现象更明显，班级中48名同学，有三分之一学生是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子女，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剩下的几乎都是知识分子的子女，你能不说这是遗传的原因吗？你能不承认这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吗？真正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由几个是学习好的？由几个能考上这个学校的？

　　血统论一经发表，立即在学校、甚至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首先它受到了相当多的“红五类”家庭出身子女的热烈欢迎。因为这符合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按照这个理论发展下去，是有利于他们的前途与发展的。当时，学校里最有代表性的“红五类”学生组织是“红后代”红卫兵，他们在校园里把用大红纸写的典型的血统论标语贴在走廊里、教室里、楼前楼后的告示栏上，甚至出现在老师和学生共用的厕所隔板上。严重的是，血统论越演越烈，他们经常在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振臂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红色恐怖万岁！”他们不仅把长长的对联“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回打洞，横批；基本如此”贴在学校的教学楼上，而且还在教室的门上写上“红五类的进来，黑五类的滚蛋，横批：造反有理”。这种有点“恐怖”的气势真叫那些不是“红五类”的师生胆战心惊。胆小一点的非“红五类”学生干脆就呆在家里，可是那些想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保卫毛主席的真正红卫兵。警告那些“黑五类”的狗崽子们，要老老实实接受“红后代”的改造，不得乱说乱动，否则一定要坚决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们永远不得翻身！

　　准确的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抄家批斗一类的事情，都是红后代的历史杰作。他们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有无可挑剔的阶级性，它的前提是必须有革命的老子。所以一个红后代成员的政治条件发生了变化，那么他就有被开除的可能性。就有大祸临头，把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的可能。班里的一个女同学郝军，爸爸是个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是红五类革干子女，最先加入了红卫兵，戴上了叫人羡慕的红卫兵袖标，有一次出去揪斗牛鬼蛇神刚回来，红卫兵组织从别的渠道发现他的父亲有问题，当时就把她开除了，真是一下子从天堂掉到了地狱里，变成了黑五类子女，成了被革命的对象。高一甲班的张鲁，上午还领着一群学生在学校的操场上高喊“是革命的过来，不是革命的滚蛋！”当天下午有消息传来他的爸爸成了走资派，结果别人没滚蛋她到被红后代开除了。

　　从事情的另一方面看，这种观点把一些革命同学推到了反对派一方去。因此，这种论点很快就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甚至包括“红五类”学生在内的强烈反对。毛主席很快发现这是一种干扰革命大方向的行为，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运动大方向的问题。不久，周总理、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等人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很快知道了这种情况，明确表示反对。然而。这些革命的接班人热血还在沸腾，他们在愤怒之下，曾用江青前后说的不同的话做成一个对子赠江青：造反有理，小将可爱；血统高贵，什么东西？

　　最早提出批判血统论的是遇罗克，他在“出身论”中提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谈鸿沟”中，他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这一位勇敢的年轻的批评家，他所提出的只是良好的政治愿望，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追求的目标而不是现实。 这位勇者 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70年被公安部长谢富治签发命令处决了！他的朋友为此写了一句评价：“他把带血的头颅放到生命的天平上，让一切苟活者感到渺小。”

　　随着“血统论”的被批判，本来想革命但是憋着一肚子气的其它学生，纷纷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红卫兵。我们学校的革命学生，先后成立了几个较大的红卫兵组织，最先成立的“红后代”，因为受血统论的影响开始分化，有一部分人杀出来成立了“沈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另一部分成立了“一中红旗”。以高三丙班齐成富为首的几个高三学生发起成立乐“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以高三丙班洪廖铮为首发起成立了“新一中公社”红卫兵。深入开展斗、批、改时，红卫兵运动杀入社会，这几个红卫兵组织分别投向了各个社会性的造反派组织。“红后代”与“沈字兵”加入了辽宁无产阶级革命者联络站（简称辽革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加入了辽宁无产阶级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新一中公社”和“一中红旗”加入了“八、三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为八、三一）。这也就是后来学校里师生们所称的三方五国。

　　这些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上不象正统的“红后代”那样比较纯正，思想上也不如“红后代”那样激进。红卫兵成员的家庭出身既有“红五类”也有“灰五类”，甚至也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象我所在“新一中公社”红卫兵组织就是更特殊，因为它的班底就是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再往前说就是学校的乐队。因此这些红卫兵的共性并不是热衷于运动，而是喜欢乐器、喜欢表演。喜欢吹拉弹唱，喜欢成为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正因为如此，“新一中公社”红卫兵的政治纯洁性、原则性就不是那么明显，因为它的组织成员里家庭出身多数不是“红五类”，所以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显得明显不硬气，走一步看三回，唯唯诺诺，完全没有红卫兵那种敢打敢冲的革命精神。

　　那么，哪个红卫兵组织最有代表性？有人说是西城区纠察队，有人说是“五、一六”联动，也有人说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有人说红卫兵是北伐时期的敢死队，有人说红卫兵是纳粹的冲锋队，有人说红卫兵是毛泽东的马前卒。要是我说它什么都不是，它就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因为毛泽东创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才诞生了红卫兵。过去没有红卫兵，将来也不可能有红卫兵，只有在毛主席一统天下的时候才有红卫兵。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你能有机会高举“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旗帜当上红卫兵，感到幸运吗？

　B9：领导我们造反的核心力量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历史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才有能力有胆量发动这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史无前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他们认为已经建立起来的稳固政权并不是真正的革命政权，甚至有可能变成修正主义的政权的时候，率领全国的革命群众，高举“革命无罪、造发有理”旗帜，向旧的体制开战。向自己的司令部开战。

　　让我们重温一下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个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批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常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真的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 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进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人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当地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企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後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注：本文原为中共中央（六六）二六七号文件

　　二、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的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注释：

　　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写于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由毛泽东用铅笔写在一张旧《北京日报》的边缘空白处。后经毛泽东的秘书誊清，毛泽东再加上标题，并作了一些修改，包括在“左”字前后加上引号。八月七日作为大会文件印发给到会者。

　　②“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反对北大党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经毛泽东的同意，该大字报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在全国广播，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加了评论员的评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③“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制订了《中央八条》，包括“内外有别”等政策，限制和镇压学生的自发运动，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事件、北师大六·二○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现象。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六六年六月初到七月底被称为“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④“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和一系列政策制订中，刘少奇等执行了经济、文化方面的“调整、恢复、宽松”等右倾路线。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制订的四清《后十条》提出“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整肃农村基层干部的形“左”实右的路线。

　　朋友们，如果说有党中央和毛主席亲自领导造反，如果你是共和国的同令人，如果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如果你想当一个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你能不全身投入这场史无前列的文化大革命吗？

B10：胜利大队的秋天

　　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三十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他老人家身穿黄军装，带着红卫兵袖标，在天安门城楼上神采奕奕地频频向我们招手，无疑表明那是对于红卫兵运动的坚决支持与热烈的赞扬。会上，林彪副统帅代表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他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不仅要做斗批改的先锋，也要下乡支援秋收，把革命的火种带到农村去。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里需要哪里去，那里需要那安家。当天的晚上，我们所有在京的同学，带着毛主席接见的精神上的喜悦，带着在天安门广场呆了一天的身体的疲劳，胸前别着北京红卫兵接待站赠送的毛主席纪念章，连夜挤上由北京开往沈阳的火车。这辆火车是真正的红卫兵专列，从老式的蒸汽机车车头，到临时加挂的闷罐车厢，处处都是革命小将，处处都是红卫兵。车厢里充满了欢乐，洋溢着笑容，革命的歌声在车厢里沸腾，“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火车刚过山海关，我们想去支援秋收的地方已经想好了。在沈阳的北面有一个很贫穷的西丰县，那里是山高路远交通不方便。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一股劲，不论什么事情就是不畏难，就是有一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

　　从北京返回沈阳的第二天下午，我们立即自发组成一个有30多人的小分队去西丰，这个混编的小分队有高中的也有初中的，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同学们打着背包，怀揣红宝书，踏上了前往西丰县的征程。那个时候，沈阳到西丰县没有直通的火车，我们需要在开原县中转，换乘一种窄轨的小火车才能到西丰县。这种窄轨小火车我们也是头一次见到，首先它火车头就小，两边的火车轱辘好像少了一对或者两对，就象电影“林海雪原”里的那种小火车。又因为路基不好轨道不平，火车非常的颠嗒，你想在车上吃点东西都不行。它的行驶速度非常慢，慢的简直就像老牛车一样。小火车的车厢还是小日本时候造，车厢很小而且没有卫生间，初三丁班的一个男同学内急，没有办法跳下小火车去拉屎，等提起裤子来居然还赶上了奔走的小火车。

　　我们好不容易到了西丰县城，在县政府接待人员的安排下，决定到郜家店公社胜利生产队去支援秋收，胜利大队是一个四面环山的小村庄，西面的青峰非常高，从山脚爬到山顶需要两个多小时，如果你晚上站在青峰的的顶上，透过层层迷雾可以看到灯火辉煌的开原城。村子里只有唯一条小路可以通向外面的世界，而这条小路也不过是两座大山之间的一条缝隙而已。小路的旁边有一条长流不断冒着热气的小溪。据说这是流淌了几百年的温泉，不论怎样的严冬都无法叫它冻成冰。小溪中经常会游出来一种鱼，这种鱼浑身透明的像水晶一般，五腹六藏鱼骨鱼刺尽可看在眼中。沿着小路出了大山也就出村子，大山的外面是一条大河，我们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又要到哪里去。反正河水流的非常急，而且清澈透底蓝汪汪一片，环抱小村庄的山上是一些混杂树种，主要有桑树、槐树、柳树、榆树。还有一些不成才的野果树，象山枣、山里红、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树底下有很多的榛子秧，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仅用半天时间就采了一袋子榛子回来。

　　村子里只有八户人家，人口总数还没有我们来的学生多。令我们惊奇的是，这八户人家没有一家是出身不好的，几乎全是贫下中农。刚去的时候我们想找一家地主或者富农斗一斗。没有想到这里全是阶级兄弟。村子里有不到一百亩的山地，种的全是苞米，村子里的老乡知道我们的来意，派了两个人领我们秋收，三十多个人对付一百来亩地实在是很轻松。五天的功夫我们把庄稼地收拾得干干净净。不是我们吹你在地里找点草棍都难。最有意思的是，在割地快要结束的时候，同学们和老乡坐在地头闲着没事啃苞米秸子，这时，初三已班的苏与奇站起来批评大家，说苞米秸子还有大用不能随便啃掉，老乡听完直乐问他苞米秸子有什么用？他说苞米秸子能编炕席，啃苞米秸子就象贪污和浪费一样，是极大的犯罪。除此之外，村子里还种了不少黄烟，我们把庄稼收尽场院以后，就帮村子里盖烟房，这种房子很特殊，房子高高的，四周全是窟窿眼，盖房子没有砖，用挖山的土混上麻刀然后再脱成土坯。房子盖好以后，把烟叶一排排的挂在烟房子里，等待慢慢的将烟叶晾干。因为山上还有不少桑树，所以村子里也养了不少蚕，我们想帮助老乡收蚕蛹，他们说什么都不肯，总说怕把我们累着，实际上我们估计，可能是老乡怕我们搞不好那种活的东西，给他们弄死了不好交待。

　　我们在胜利大队呆的时间长了，才知道班村子里还真有一个地主，解放以前，他家在山里山外有好几百亩的土地，多年欺诈贫下中农，家里积攒下不少的金银财宝。解放后，虽然土地分给了贫下中农，但是金银财宝留下不少，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没有饿着他家。又因为他家不会办事，平时得罪了不少村里人，不知道是为什么，即使是这样，村里人也不敢把他咋样。后来，看到我们城里的红卫兵真的来了，而且还在这里呆了很长时间，这才有贫下中农向我们告状，说这个地主手里还有变天帐，1962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那时他还要反攻倒算。我们一听，这个四类分子简直太猖狂了，让我们斗一斗他，看他还嚣张不？我们去了十多个同学到他家，要他交出变天帐，他给我们跪下来了说，哪有什么变天帐，地都给人家了还要地契干什么，我们叫他老实交待，他跪在地下直磕头，叫他起来就是不起来，高一丁的李红军同学操起一把铁锨，照他的后背就是一下子，当时就把他打趴下彻底打倒了。后来，几个同学看到怎么打这个地主，他也不交待，决定动手找他的变天帐，我们把他家的能装东西的地方，全都翻遍了，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个同学说，变天帐是不是叫这个地主给埋起来了，大家说有可能。挖，给它挖地三尺也要找出来。我们按照以前电影里搜家的场面，先挖他家的灶坑，再挖他家的土炕，后来又到他家院子里的鸡架下面去挖，最后是房前屋后菜窖小房，全都挖到了也没有挖到我们要找的东西。

　　如果是晚上，在胜利大队的后山经常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万籁寂静之中突然会有一团紫色的东西由林子中慢慢升起，或者在空中飘浮，或者在夜空中飞驰，有时候还经常会改变颜色，一会儿粉红色，一会儿金黄色，我们以为那是飞碟或者说是不明飞行物，但是老乡说不是，他们说那是阶级敌人放的信号弹。为此，我们和村子里的贫下中农，曾经去过好几回后山，想去抓到那个放信号弹的阶级敌人，可是每次都是白去一夜，累个人困马乏，最后不了了之。

　　秋高气爽的十月，在这个迷人的小村庄里，好像是在过一种世外桃源的日子。尤其是在晚上，在淡淡的银色月光下，大家围坐在生产队的苞米堆上，静静的每个人尽情的表演。初三丁班穆依附吹的口琴，宛如潺潺流水，溪水长流，当他的琴声已经停止的时候，你的思绪里还在继续它的韵律。皖东明对于美声唱法最有研究，平时他总是喜欢对着镜子练他的嘴型，练他的技巧。他最喜欢唱少数民族歌曲，例如。“我们新疆好地方”“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等，在胜利大队这个小村子里，我们无疑就是他的听众，当他的歌声回荡在这个四面环山的山沟里时，他的表演能力赢得了一片片掌声，别说没有见过世面的村里人，就是我们也不得不为他的歌声叫好。

　　秋收就要结束了，同学们还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小村子。二十多天来，这里的老乡们对我们真的挺好，他们给我们做各种可口的饭菜，还领我们爬山戏水捞鱼摸虾，他们带我们去打各种野果子，采回来的榛子、山里红、山枣子装的一盆又一盆，让你随便享用。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老乡们让我们全部上山去玩，他们说给我们做没有吃过的好东西，哪知道老乡用家蚕变的大绿虫子给我们包饺子。当天晚上，我们围坐在一起吃这顿莫名其妙的饺子时，同学们真的是高高兴兴，大家都说好吃、好吃，可是第二天听村里的小孩子说我们吃的是什么馅饺子的时候，好几个同学都吐了。

　　一九六六年的十月我们在胜利大队搞了二十五天的秋收，眼看就要离开胜利大队了，最后的十天我们在西山就是靠人拉肩扛，给村子里开了大约三十亩地的梯田，为此，郜家店公社、西丰县政府还派人来这里采访，并把事情登在西丰日报上。利用最后几天剩余的时间，我们又帮助几家最困难的老乡家，收拾一下他们破旧的房子，就算留一个小小的纪念。

　　当我们不得不告别小山村，回校干革命的时候，胜利大队的老乡们几乎倾巢出动，步行十多里将我们送到了火车站，那一路上连绵不断的送行人群，无数遍的亲切叮咛祝福，那衣衫简单的女人眼中无声的泪水，那天真无邪的孩子们银玲般的的笑声，就象当年苏区老乡十送红军一样情切切、意绵绵，这一段割舍不掉的不了情。永远铭记在心中。当我们带着他们连夜做的糖饼，煮的鸡蛋，还有山货榛子，山里红，再次登上小火车时，我们向他们挥手告别，眼泪汪汪。

　　再见了胜利大队，再见了难忘的一九六六年的秋天！

　B11：纸船明烛照天烧

最高指示：凡是错误的东西，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

　　一九六六年六月份，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吹响了进军的号角。运动一开始，中共沈阳市委立即抽调各路人马，组成文革工作组派到市内各个大中小学校里来，而且，派驻对象的重点就是中学和大学。六月十五日市委工作组正式进驻我们学校，从名义上看工作组是指导文化大革命，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实际上他们进校以后，主要对老师和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摸底调查，就象1957年反右斗争一样。摸底调查工作结束以后，按照以往左、中、右排队的思想还编制了运动中教师与学生的动态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有的是老师检举老师的，也有的是学生举报学生的，有些是教师和学生写的日记，也有的就是平常很随便写的东西，至于平时谁对谁说的话，谁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完全都属于登记范围以内。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工作组的工作不但没有被肯定，反而被迫撤离了学校。但是他们对广大革命师生搞的各种黑材料，各种调查报告，仍然留在学校里，仍然由几个他们认为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和老师保管。这些黑材料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足可以把一大批革命师生打成现行反革命，成为压在这些人身上的解不掉的枷锁，极大的限制了他们革命的热情。

　　十二月十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发出倡议，要求把工作组留下的黑材料移送到他们手里保管。

　　十二月二十日学校里的二十一个革命师生组织召开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当天上午九点四十五分大会在《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各个革命群众组织纷纷上台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激昂的气氛一浪高过一狼，“东方红公社”的一兵同学为此写了一首《满江红》的诗：

　　满江红----誓师大会

　　李公廷选，
　　囊诡计何等神气。
　　伸黑手，
　　专打群众，
　　混蛋逻辑。
　　教师二十余人变鬼，
　　组长一人管升级，
　　当权派庇护卵翼下。

　　方向移，
　　风雷吼，
　　暴雨急。
　　雷战鼓，
　　狠狠批，
　　小丑来拦路，
　　滚一边去。
　　英雄造反当无罪，
　　豪杰革命更有理，
　　誓彻底清算黑路线，
　　争朝夕。

　　注：李廷选是我校文革工作组组长

　　誓师大会以后，十二月二十四日“东方红公社”正式宣布改为红卫兵，并宣布“东方红红卫兵”成立。随后，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相继成立。那些“红五类”的子女们，那些红后代的同学们大为惊叹，说反了，天下反了，地富反坏右子女也敢当红卫兵了！

　　“东方红红卫兵”与其他的革命群众组织，曾经多次找到胡电一同学，要求他把工作组搞的黑材料正式移交给红卫兵组织保管，但是，每次都受到了胡电一的拒绝。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上，虽然，胡电一没有答应把材料交给我们，但是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证明了黑材料的存在。经过清点，这些黑材料一共有三大箱子，其中，一箱子是查抄来的个人的日记一类。这些东西主要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从老师那里抄来的。还有一箱子里面装的是当时严禁出现的书籍，当然了，最多的黑材料还是六六年六月以来的，关于师生们在文革中的纪录。这些记录，有他们写的大字报，文章，也有时一些人向工作组写的汇报，写的检举信。

　　以前，我们只是听说过这种东西，当我们真正看到这些东西时，真是有点恐怖万分，假如运动不是这样发展下去，假如，不是毛主席解放我们革命的群众。这个学校里不知道会有多少反革命分子出现，说不定还会有多少老师、学生会被枪毙。

　　誓师大会的当天晚上，我们多少带有一点激动回到战斗队的教室。回想白天的一幕幕，大家的心是久久不能平静。直到满天升起繁星。缺月挂疏桐。大家还在激烈地讨论这件事情。高三丙班的李红军神奇的不知道从哪里搞了几个下酒菜，还带回来一瓶白酒。他对大家说，喝吧，喝完一醉解千愁。酒是香的，菜也是很诱人的，酒瓶开盖后的那种醉人的酒香，漂逸在教室的每一个小空间。同学们中有的能喝点酒，有的就不胜酒力，几轮下去，大家都是喝的咪咪瞪瞪。当那酒精的作用在同学们的脸上迅速表现出来的时候，一个个通红通红的脸庞就象关公在世一样，不仅如此，活动的思想、激动的情绪不断的升级。论到黑材料问题，大家的情绪更是越来越激动，高三甲班的武肖说，我们把黑材料弄出来烧了吧，同学们一致喊好，说今晚上就干！

　　当天晚上，L型的教学楼象一个大大的英文字母静静的躺在大地上，夜幕中“东方红红卫兵”的六个同学从一楼初三乙班教室的南窗户鱼贯钻进教学楼，上了二楼以后，在理化实验室的最里屋把三大箱子的黑材料抬了出来，随后，两个同学抬着一个箱子，很快就把这些东西搬到学校的操场上。大家在这些永生不愿意见到的东西上面泼上了一汽水瓶子汽油。然后，轻轻地划一根火柴把它点燃了。宽阔的操场上、寒冷的月夜中，立即有一团红红火光窜上深深的夜空。这熊熊的火光不仅燃烧着文革工作组压制革命的罪恶。也点燃了青年学生革命的热情。这些见不得人的黑材料不仅在复杂的理化学转化中变为灰烬，也终于在火光中完成了它的最终使命。沈阳一中师生中传说的操场上的那场大物火，就是这场革命行动中的见证。那个火光是我们响应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彻底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最好见证。

　　我们愿意让这场大火越烧越旺，直到烧出个红彤彤的世界来，让那些老以为自己是天老大，老想整整革命群众的人见鬼去吧！

　B12：徒步长征走天下

　　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支出。

　　由此开始，全国无产阶级革命大串联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上千万的革命师生，年龄从十几岁到几十岁，带着红卫兵袖标，高举着红卫兵战旗，高唱革命歌曲在祖国的东西南北流动。火车上、轮船上，甚至炮艇，军舰上，无处不是红卫兵的身影。为此，铁道部，交通部几乎调动了国家飞机以外的全部运输能力，还是支撑不了这只超级流动队伍的需要。在运输红卫兵的主要工具火车上，已经是人满为患，车厢里所有的空间都装满了学生。不用说座位，就连座位底下，行李架上也躺满了学生。火车的车厢上面，机车车头里，装煤的煤仓里都是学生，甚至在那个狭小的厕所，也要挤下五、六个学生。在这个厕所都不能用的火车上，你简直无法想象革命的师生们怎样完成自己的方便。火车每到一个车站，车上的学生下不去，车下的学生上不来，在靠铁路部门解决不了问题的情况下，国家不得不动用军队，用解放军来维持大串联的秩序。我在长沙火车站就看到这种情况，解放军把火车窗户上的玻璃打碎，将想下车的学生从窗户上一个个的拽出来，又把想上车红卫兵的塞进去。那不是坐火车，简直就是在装货物。最典型的是江西井冈山，那里的红卫兵接待工作进入紧急状态，仅有4平方公里的茨坪接待了28万红卫兵，严重的时候吃粮与喝水甚至“方便”都成了问题，国务院紧急调动20多架运输机，向井冈山调运物资。不仅如此，因为大量的货物没有车辆运输，革命大串联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所需物资的调动。甚至，我们的人民军队解放军部队的调动都没有办法安排。因此，1966年的10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连。

　　然而，这场真正的史无前列、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象波涛滚滚的洪水，势不可挡。无论是谁，想一下子停止红卫兵大串联，一下子停止这滚滚红潮，已经是螳臂挡车不知量力了。巧的是一九六六年的十一月份，一群江西革命老区井岗山的中学生们，效仿当年的苏维埃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着背包，穿着布鞋，戴着军帽，手捧红宝书，抗着红卫兵战旗，历经千难万险，从井冈山出发，徒步长征几千里路，走到了祖国的首都北京。沿途，他们真的象毛主席说的那样，把长征当作播种机，沿途播撒革命的种子。他们象革命宣传队一样宣传毛泽东思想，鼓动革命群众起来造反。他们无限热爱毛主席的形象。他们坚决跟党干革命的决心，在老区、在农村、在工厂、在学校，在他们所经过的所有地区受到了欢迎和赞赏。他们的革命榜样精神不仅影响着全国的革命师生，而且，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为了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为了学习井冈山革命同学的精神，为了到农村去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援农村的斗、批、改，为了让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的烈火，燃遍全中国，并烧出一个红彤彤的世界来。我们所有在校的革命学生，决心再一次响应党的伟大号召，再苦再累也要徒步去长征，去进行新的革命大串联。徒步长征得到了学校的支持，临时权力机构给每个学生每天3角3分钱外加半斤粮票的伙食补助，还有一张辽宁省内的简易军用地图，这张地图最大的特点是交通路线明显，而且相邻的地点的直线距离都有数字表明，所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一九六六年阴历的腊月初八，自发组成的徒步长征队正式从学校出发。那天，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行李上还捆有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白粉笔写着毛主席的诗词《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我们打着腿绑，挎着黄书包（书包里还带着毛选四卷，红宝书，日用品等），抗着一面写有沈阳一中革命长征队字样的红旗。记得当时喜欢文艺的何长玉还带了一个快板，他说革命的队伍，不能没有这种宣传工具。我带了一个自己做的半导体收音机，江南同学带个指南针，还有一张简易军用地图。收音机可以随时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指南针和地图可以叫我们不迷路。

　　临出发的时候，长征队的全体队员，就象中央红军战士告别瑞金一样恋恋不舍。我们在凌列的寒风中吐着哈气，在学校操场的五星红旗下，庄严地向毛主席宣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是您的红卫兵，我们要象当年的中央红军学习，做革命的小将，走革命的道路，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誓以后，在长征队红旗的指引下从学校出发，并且大踏步地向着北京的方向前进。

　　为了早日到北京，我们选择了一条较近的长征路线，但是这条路线经过的全是农村，坑坑洼洼的土路，风卷红旗的塞外白毛风，当然，接待的条件也不好。但是，我们是红卫兵小将，这点困难算什么！这点困难能与红军过雪山过草地相比吗？我们沿着沈阳西南方向的沈辽公路疾步前进，风尘滚滚的土路上，已经有一队队来自吉林、黑龙江的红卫兵长征队在向北京方向前进，这些长征队，人数多的有一百多人，好像红军的大部队。人数少的就有几个人，好像是部队的先遣队。如果有年龄大的肯定有老师。他们斗志昂扬精神焕发，对于徒步长征满怀希望。他们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大踏步的走在革命的道路上。

　　东北地区的腊月，已经是天寒地冻了，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白天的气温才有零下20多度，深夜的温度常常是零下三十多度。我们走在长征路上，一个个都是口吐哈气，脸上白霜，头上的帽子被哈气一熏凝成白霜，就象镶了一个银圈。棉帽子下的年轻红卫兵战士就象小老头一样。虽然天气是非常的冷，但是走起路来热的满身是汗，最难受的是停下脚步休息的时刻，冷风立即袭进身前背后，浑身感到透心凉，脚底下的球鞋就象冷凝板一样，立即将脚冻在鞋底上。第一天走了70多里路以后，晚上的时候到了第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大潘。几家贫下中农老乡负责我们的吃饭和住宿，锅贴大饼子加上大白菜炖土豆真是好香。仅仅一天的功夫，仅仅几十里路的锻炼，就叫我们感到徒步长征的艰难。检查同学们的脚上，已经个个是大“炮”累累。老乡们看我们痛的直咧嘴，觉得好笑，他们说这才是那到那。他们给我们烧热水烫脚，然后再教我们用缝衣针把大泡挑开，最后用头发把泡内的水放掉。

　　幸亏老乡的指导，第二天我们才能正常走路。越过台安、辽中以后，长征队遇到了前进中的第一条大河辽河，腊月的大辽河已经完全没有母亲河的雄姿，宽阔的河面完全冻成了冰，两岸边的黑土地里零散地站立着几棵大树，河道上只有冰和白雪皑皑。不知道何时刮起的大风，裹着北风烟雪，在辽河滩上胡作非为。不仅如此，那越来越放肆的暴风雪搅得天昏地暗，能见度不超过5米。那随风刮起来的沙土，打在脸上象针扎的一样疼痛。辽河滩上飞扬的泥沙就象故意考验我们的意志。你越坚强它越疯狂。我们是革命小将，不能给革命的前辈丢脸，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打着长征队的红旗，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像当年红军过雪山、草地一样，一定要胜利以后“尽开颜”。然而，面对这鬼天气，我们只能用一只手档着脸，一只手扶着背包，一个跟着一个，低着头弯着腰艰难地横过大辽河，艰难地向北京方向而去。

　　过了辽河不远，就到了次榆坨这个小村子。这里是革命小英雄谢荣策的家乡。刚要解放的时候，谢荣策还是一个小孩子，但是，他是村里儿童团的团长。有一个时期，解放军进行战略转移，部队刚走，国民党就进村了，他们拿着枪把村里的老乡集中起来，问他们谁是共产党，谁是解放军。当他们知道谢荣策是儿童团的团长时，用枪逼着他说出共产党在那里。面对国民党的威胁利诱，谢荣策表现了革命者的高贵精神，宁死不招，最后被国民党枪毙了。那天晚上，我们怀着敬仰的精神，到谢荣策的家里，听革命的妈妈给我们讲那过去的事情。也许谢妈妈讲的太多了，也许是年代太久远了，老人家讲自己孩子的时候已经没有那种特别悲伤的眼泪了。尽管这样，小英雄谢荣策的革命精神还是十分令人感动。我们想啊，那么小的孩子能为革命牺牲自己，难道我们就不能为保卫毛主席献出生命吗？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你放心吧，我们是你的红卫兵，我们不怕赴汤蹈火而保卫你的革命路线。

　　第二天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特地到谢荣策的家里与革命的老妈妈合照了一张像。我们站在老人家的面前宣誓，我们不能让谢荣策的鲜血白流，一定继承革命传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然后，我们到小英雄谢荣策的革命纪念陵园去了一趟，陵园中央有块洁白的汉白玉墓碑，上面写着《小英雄谢荣策》几个大字。墓碑的四周已经是荒草簇簇，白雪飘飘。我们借来几把镰刀，简单的清理了一下杂草，然后，沿着坟墓走了一圈，最后向小英雄敬了个礼，算作是一次告别吧！

　　到了盘山也就是进入盘锦、这里更加荒凉。远远的望去，灰暗的天空下到处是无尽的芦苇荡。很多还没有割掉的芦苇站在冰的上面。村庄是灰暗的，道路是灰暗的。只有田地上是白花花一片。老乡们说，这里全是盐碱地，除了芦苇就是螃蟹，无论种什么都不愿意生长。那芦苇不是好东西吗？是啊，可是卖不出多少钱。那螃蟹呢？谁要那东西呀，遍地都是！穿过胡台后，长征队到了金城。我们在金城造纸厂受到了工厂红卫兵接待站的欢迎。在这个现代化的造纸厂，宽敞的厂房里用当地出产的芦苇生产国家最好的纸张，工人们自豪地说，全国印刷毛选、毛主席语录用的纸张都是这里制造的。看到那雪白的薄薄纸张一卷卷地被运往祖国各地，我们都感到荣幸！

　　告别金城造纸厂的老师傅们，我们沿京沈铁路向西南方向前进。到了锦州一带时，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双脚已经比较适应长途行军了，一般情况下连续走上几十里已经不是问题。我们学习当年中央红军长征时的样子沿途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所经过的地方，一方面发放在学校印好的宣传单，一方面还要在路过的地方刷写革命的大标语。到锦县的时候正好赶上集市，看到那么多的老乡来来往往地买卖东西，我们也去凑热闹。当大家吃着在市场里买的熟猪头肉，还要给那些赶集的老乡们宣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您不感到有点意思吗？

　　腊月十六，我们走到锦西附近的时候，在大路的右边被几个解放军同志截住。他们热情地迎接我们到军营后，又给安排住宿、洗澡、吃饭。他们说，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们，人民解放军欢迎你们不远万里长征到锦西，今天的军营就是红卫兵家。结果，我们在那里接受了连续三天的军训。每天练的就是立正、稍息、正步走。每天听到的就是起床、吃饭、熄灯的军号声。我们对解放军的董营长说，能不能给两支手枪？没有枪的长征队怎么也不象真的长征。他说这个事情做不了主需要请示。不过几天的休整下来收获也不小，至少解放军同志们教会了我们怎样走路又快又省劲。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们与鞍山、长春的红卫兵一起与解放军战士举行了一场小型联欢会。大家在一起唱啊、跳啊的尽情尽兴。为了理想，我们不得不离开亲人解放军。走的那天早上，我们和解放军在路边搞了一个小小的宣传队，给后上来的红卫兵长征队鼓劲。何长玉同学当街表演快板：“竹板一打咔咔咔，红卫兵小将长征啦，大步走、慢倒腾，挺直腰、看前面，前面就是北京城，到了北京好革命……。”

　　告别解放军以后，长征的方向改西走为向南。过了锦西不远，就到了塔山这个解放战争中最有名的地方，在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里，国民党为了挽救败局，从葫芦岛、关内调来六个师的正规军，妄图支援锦州、沈阳的守军。可是解放军在塔山这个地方设立了阻击阵地。按照兵家的理论，这里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可守，是不能够进行阻击战的。然而，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创造了人间奇迹，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在这一小块没有一棵树、没有一块石头可作掩护的平原上，仅以两个师的军队，就是没叫国民党的部队通过。

　　为了纪念这场伟大的战役，并追悼死去的烈士。当地政府与群众修建了塔山阻击战纪念碑。我们长征队怀着沉痛的心情，排成队向烈士默哀。站这块人工用土堆积的小山坡上向四周望去，简直无法想象当年的解放军战士，在完全暴露在外的条件下，怎样低档国民党飞机大炮的狂轰乱炸？他们靠的是什么？难道不就是对人民的忠诚吗？

　　眼看就要到山海关了，这是关内与塞外的分界线。那天早晨我们由沙后所出发摸黑向山海关进军，因为不熟悉道路，走岔路了。等走到东方出太阳的时候，前面是云雾缥缈，地下的雾，天上的云，混在一起无边无界，山涧象有潺潺流水，远山象有麋鹿在鸣，我们就象进入了天上的仙境。顺路登上了长城城墙后，估计这就是万里长城，我们顺着城墙一定能找到山海关。长征队打着红旗，唱着“长征”，迎着东升的红太阳，在千年古道上奋勇前进！烽火台上的硝烟熄灭了，长城驿道上的马蹄印磨光了，战鼓旌旗消失了。然而，今天走上古道长城的红卫兵小将们，确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一场伟大的战争，伟哉，壮哉！

　　长征队到唐山的时候正好是腊月二十八。晚上，半导体收音机响起了党中央的声音，中央决定，学校要复课闹革命，停止一切串联。大家开会决定急行军，两天之内要长途奔袭240里。年三十那天到达天津欢度春节、庆祝长征胜利。因此，腊月二十九的早晨，尽管东方的天还是漆黑一片，长征队的红旗已经飘扬在唐山至天津的公路上了。这条公路与我们所经过的道路不一样，宽阔而且笔直，平坦的大道不是柏油砂石修筑的，而是那种用水泥浇筑的一大块一大块的路。我们感到好奇怪，这样修路多费水泥呀！当地的老乡们说，这条路是故意这样修的，叫平战结合路，平时可以通汽车，战时可以起降飞机，公路的两侧特别荒凉没有人烟没有住房，只有那一片片望不到头的白花花的盐碱地。当然，偶尔的时候可以看见成片的晒盐池，上面有几只幸福的海鸥在飞翔。

　　好不容易走到午间了，没有看到一个红卫兵接待站。再走2个多小时，路旁立有一个小木牌，上面写道，由此下路2里有红卫兵接待站。大家一想，吃口饭来回要走4里路，实在不值得，还不如往前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大家一直走到西边的太阳都要落山了，还没有找到一个接待站。饿了一天的肚子，再走100多里的路，那是啥滋味啊，两腿飘飘，腿肚子发软，每走一步象爬一座山那样艰难。晚上十点多钟，我们才到卢台找到红卫兵接待站。经过简短的休息，大家决定连夜向天津进军。冬天的天津卫夜晚虽然比不上东北寒冷，但是温度也是很低，洁白的月光照在大地上，没给人一点温暖的情意。况且越走天越黑，寒风越刮越大，这支没有歇过乏的长征队伍，简直就象逃兵一样松松垮垮。抗着红旗走在前面的詹松几次要把红旗放下，他说挺不住了请帮帮忙吧。深夜1点多钟，长征队决定就地休息。大家在盐碱地上划拉一堆茅草、树枝，并把它点然起来。旷无人烟的大野地里，十几个人坐在火堆的周围，大家烤火取暖、打闹取笑也是很有意思。随着火光越来越亮，茅草着了，树枝着了，温暖也来了。这一暖和不仅没有叫大家清醒反而来了困意，转眼的功夫一个个都象喝醉酒一样迷迷糊糊的倒下了。突然间，张相邻大叫了一声跳起来，原来火堆里的火把他的衣服烤着了，我们挣开眼睛看他的时候，衣服的下摆还在冒着火星，散发着一种特殊的糊味。清醒过来的长征队员相互拉扯着，搀扶着继续向前进。

　　腊月三十那天的下午，疲惫不堪的长征队员们出于好奇在路上举行100米比赛，想看看人在这样的极限状态下，究竟能把100米跑出多少秒来？就是这个最短的路程，最短的赛跑，实在是在叫大家遗憾。因为跑的没有走得快。实际上，在这个长征队里最困难的就是我。因为我是一个脚平足，本来走路就比别人困难，而且背包里还装着四个五灯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铁疙瘩，每个变压器有四斤多。背着这么多的东西，你说我的脚能好吗？你说我能走得快吗？

　　走到晚上7点多钟了，距离天津还有30多里。一个大解放卡车在后面追上我们，好心的司机见我们一瘸一拐，步步艰难走路的样子，停下车来问我们，是否需要他的帮助？我们真是走不动了，为了到天津过年，就借点光吧！他把我们带到了天津红卫兵接待站，办完手续后又开车把我们送到了河北宾馆。好心的天津司机，我们永远感谢您！当我们刚刚坐下来的时候，过年的鞭炮声已经响了，这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好象在庆祝我们的胜利，同时也宣告结束了我们的徒步长征。

　B13：“新一中公社”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立夫在北京发表了著名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论点，这个论点从表面上看是新的血统论，实际上它只是把“阶级斗争论”“家庭出身论”公开化。这种论点很快在一部分“红五类学生”中、在那些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学生中得到热烈支持，“红色恐怖万岁”的声音在共和国的上空久久回荡。“北京联动指挥部”“北京西城区纠察队”都是这个时期，为响应这种理论应运而生的造反派组织。

　　革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班级，所有出身于“红五类”的学生，他们潜意识形态里是积极响应并给与热烈的支持的，高三甲班的徐继红以其“根红、苗正”出身于革命干部的优先条件，组织一些“红五类”学生立即宣布成立“红后代”红卫兵，他们郑重宣布，他们是红色的后代，坚决继承他们父辈的光荣革命传统，坚决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高三丙班的刘峰峰在班里提出要组织成立“红五类子女造反团”，并且要向“黑五类”子女正式宣战，宣战书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只能由“红五类子女”来接班，警告那些“黑五类子女”最好滚的远远的。谁都没有想到，高三丙班的班长洪廖争立即站起来予以反对，他说，如果你们成立“红五类子女造反团”，我就成立“地富反坏右造反团”，洪廖争的话无疑是晴天里的一声惊雷，无疑是给学校里的大革命再泼上一桶汽油。他未必能想到这句话对他有多大的影响。仅仅一上午的时间，高三丙班的教室里就贴满了批判洪廖争的大小字报。有的同学说他是地富反坏右的代表，也有同学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更多的同学说他是地地道道逆革命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分子。是应该立即被批判、斗争与打倒的对象。

　　大逆不道的洪廖争的这种做法在高三丙班同学乃至全校同学的心里，几乎产生决然不同的看法。当然，那些红后代、红卫兵们都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要采取行动把洪廖争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学校里同情洪廖争的同学也是大有人在。因为学生中真正的红五类子女并不多，只不过是在那种红色恐怖万岁的极端条件下，大多数支持他的同学和老师，并不敢或者说没有勇气站出来。但是，很快有人发现每当洪廖争离开学校的时候，总有些拥护他、同情他的学生跟在后面。他们从心里，从内心世界，从他们客观存在的世界观里支持他。他们支持他的正义行为和反潮流精神。可笑的是，洪廖争与他的几个同学在离学校不远的万泉公园，在这个信奉共产主义、信奉马列主义的国家，成立了一个秘密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专门讨论文化大革命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谭立夫的“三论”受到了一些人的热烈拥护，也受到了全国大多数革命师生的坚决抵制。党和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这种论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严重的干扰和影响。一方面，这种论点转移运动大方向，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广大人民群众，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另一方面，让阶级敌人搅了混水，放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此，两报一刊同时登出社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从正面战场正式开始否定了血统论的观点。实质上全面否定了“三论”的影响。同时，毛主席的一个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最高指示，在政治上把成千上万的革命师生，从压抑到几乎喘不上气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血统论压制很久的革命师生解放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解放了他们。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每到一个关键的时刻，总是毛主席站出来力挽狂涛，拨正革命航船的方向。他象黑夜里的灯塔照亮了革命前进的方向。他象阳光下的雨露抚育人们成长。

　　不许革命的“赵老爷”垮台了，被压迫的同学们翻身了，凝聚在他们身上的无穷力量快速地释放出来。因为学生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校内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过去，那些纯正的“红五类”学生可以起来造反成立红卫兵组织，今天，那些拥护党和毛主席、出身于“黑五类”、“灰五类”的革命学生也可以成立红卫兵组织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以洪廖争为首的几个高三丙班的同学，率先在学校里成立了“东方红公社”。

　　十二月三日“风雷激”、“全无敌”战斗队成立。

　　十二月九日“火炬社”、“都没喇叭”战斗队成立。

　　十二月十日“追穷寇”、“井冈山”战斗队成立。

　　一九六七年三月复课闹革命开始，“东方红公社”已经改称“东方红”红卫兵，后来，听说北京大学有个挺有名的“新北大公社”红卫兵，同学们开会研究改名成立“新一中公社”红卫兵。四月中旬，洪廖争从学校里正式开出介绍信，到沈阳市大东区公安局备案登记，从此宣布“新一中公社”红卫兵正式成立。随后，“追穷寇”，“火炬社”，“井冈山”，“无法无天”等等战斗队纷纷加盟“新一中公社”红卫兵，五月份，“新一中公社”红卫兵杀入社会开展斗批改，并正式加入“辽宁八，三一造反总司令部”，并成为一中校园内的三大学生革命组织之一。

　　“新一中公社”红卫兵的司令洪廖争，家庭出身属于不黑不红的那种，母亲过去是个说评书的艺人，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木工。可能是因为继承了母亲的艺术基因的关系，廖争对乐器的演奏挺有研究。念书的时候，同学们就常围在他的身边，听他吹萨克司和小号。文革以前，他是学校乐队的指挥和指导员，也是沈阳中学乐队的指挥，每年沈阳市的重大活动，比如庆祝“劳动节”和“国庆节”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第一个人就是廖争，音乐老师张余民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将来他能成为一个有名的指挥家。

　　廖争最大的特点是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种领袖的风范。他家象一个小小俱乐部常常聚集很多的同学，甚至经常有人住在他家。文革开始以后，学校的食堂关闭宿舍没人管理，许多外地的学生没有吃饭、住宿的地方，有几个就住在他家。廖争无论对于什么事情总是挺乐观，六七年的九月二十日，我们唯一的一辆大解放汽车被“黎明联总”抢去了，同学们都很伤心，廖争说：“别难过，实在想车的话，咱们再抢一辆不就行了吗！”

　　六七年夏天文攻武卫开始后，红卫兵组织内的同学们对于是否进行“武卫”争议很大，许多同学都认为保卫毛主席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地步，需要搞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廖争坚决反对，他说，我们是学生只能用笔搞大批判，搞武装那种东西很容易引火烧身。即使你不去抢人家，别人抢你的枪怎么办？还不还手？当时，红卫兵内有些激进的人认为他是老右，说别人都有大炮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枪？甚至建议造他的反罢他的官革他的命。直到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同学们看到一批批参加武斗的人被办学习班，才真正认识到当初没有搞枪的正确性。

　　薛东与廖争同班，是“新一中公社”红卫兵的军师。他是由法库农村考进来的几名学生之一。家境不富裕的他有一种百折不挠永远打不垮的精神，坦诚直率的性格中有一种农村人的狡猾。小小的单眼皮掩饰不了他能言善辩的优点。实际上他刚从农村入校的时候，说一句话都脸红，可是一年多的城市生活很快突出了他的真实个性。由于他的人缘和机智的善辨，复课闹革命的时候被推选为“校长”。薛东应该是我们的作战部长，几乎所有的革命行动，批判走资派，开展斗批改，甚至站岗放哨出去打砸抢的策划都处于他的思维。

　　成勇是真正的智多星，又是我们“新一中公社”的高参与文人，我们所印刷出版的各种小报，制定的各种谋略少不了都是他的功劳。更准确的说成勇应该是我们的宣传部长。“新一中公社”从“东方红”开始起所出版的“东方红”战报到后来的“新一中公社”战报无不出子他的手下，从构思、撰稿到编辑、排版甚至有时印刷都得靠自己。很少讲话的他，出口的韬略是一环套一环，因此与他在一起你会有一种思维不够用的感觉，就象一个刚学下棋的人与下棋高手比赛一样。

　　“新一中公社”等等这些后来成立的红卫兵，其成员的家庭出身既有“红五类”也有“灰五类”，甚至也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组织上不象正统的“红后代”那样比较纯正，思想上也不如“红后代”那样激进。象我所在“新一中公社”红卫兵组织更是特殊，因为它的班底就是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再往前说就是学校的乐队。因此这些红卫兵的共性并不是热衷于运动，而是喜欢乐器、喜欢表演。喜欢吹拉弹唱，喜欢成为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正因为如此，“新一中公社”红卫兵的政治纯洁性、原则性就不是那么明显。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显得明显不硬气，走一步看三回，唯唯诺诺，既想革命又怕犯错误，完全没有真正的红卫兵那种敢打敢冲的革命精神。

　　也正是因为“新一中公社”这种组织上、思想上的特点，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破四旧立四新，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在文攻武卫的斗争中表现的都是比较右倾比较保守。也正是因为如此，“新一中公社”在校内与教师、学生们的关系相处的非常融洽。以至于文革后的几十年里还能与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B14：到社会上搞斗批改去吧！

　　我们学校距离黎明公司（410厂）很近，这个公司有个属于“辽革站”的“黎明联总”造反派，它是我们的对立面与死对头。“黎明联总”有个好几百人能打善战的出名“棒子队”，它的头头叫“李大麻子”。因为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黎明联总”出现，所以“李大麻子”和它的“棒子队”臭名远扬、影响很坏。由于他们人多武器多有枪有炮甚至还有自己制造的坦克车，不仅当地的老百姓惧怕他们，就是我们造反派也惹不起它。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后，“黎明联总”的活动范围逐渐加大，经常到学校这一带进行活动，校内的几个红卫兵组织除了属于“辽革站”的“沈字兵”和“红后代”以外，其余的全都被迫撤出学校杀到社会上去了。用同学的话说，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这样做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自身安全，当然，也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开展斗、批、改。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写大字报用的纸张、墨汁、毛笔等文化用品，都是学校免费供应的。运动搞到一九六七年，学校里的老师，有被打死的打伤的，有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也有被遣送回老家，剩下的几个老师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平常别说到学校要东西，就是连个人影都找不到。即使学校有东西也没有办法分配，因为哪个造反派都想要，你说把东西给谁？因此，要想把革命大批判搞下去，所有的活动经费与物资，无论是你去抢，还是你去偷，或者是你去要，都得由造反派自己想办法。经过研究，我所在的红卫兵“新一中公社”立即兵分两路离开学校，一部分同学回“八、三一”的大本营辽宁大学，另一部分同学分成几个战斗小组，分别进入大东区房产局、大东区邮局、大东副食商场、轻工三厂、轻工业局等几个单位，并在那里建立大批判联络点。一般来讲，我们选择的联络点都是同一派别能当家作主，而且势力比较强、说的算的单位。因为在这样的单位开展工作比较容易，也免得受欺负。我们杀入社会以后，除了我们自己要印刷出版报纸以外，每天还要帮助联络点里的工人造反派写大字报，特殊的时候还要帮助他们开批斗会，紧张的时候吃饭与睡觉都不回家，完全住在联络点里。当然了，工人师傅们对待我们非常不错，就象对待自己家的孩子一样百倍照顾，每当我们到社会上去贴大字报、刷大标语，甚至去游行，他们都派人拿着各种“家伙事儿”装作看大字报的人，在外面默默地保护我们。

　　有时候联络点里的某个部门是反对派的人说的算，求到他头上的时候事情也难办。大东区房产局里有一个管总务的人不是我们这一派的，他属于“保皇派”“辽联”那一派的，当我们到他那里申领文化用品，比如写大字报的纸、墨什么的，他总是刁难我们。明明谁都知道他的仓库有东西，可就是不给我们。我们几次想把东西偷出来又怕被他觉察，后来我们决定拌作别的造反派来抢。有天夜里，我们集合了20多个同学，坐着一台破解放汽车冲进房产局院里，先放了一挂鞭，又扔了几个象军用手榴弹一样的教练弹。爆炸声过后，我们找到那个装后勤用品的仓库，把所有大批判能用到的纸张、毛笔、广告粉和墨汁，包括一个手摇计算机统统的全拿走了。临走的时候又装模作样地放了一挂鞭，吓唬吓唬他们。其实，我们知道那天房产局里根本就没有人，与其说是抢东西，不如说是想弄个景就是了。

　　一天下午，我们刚从学校回到大东房产局联络点，发现我们这派的工人师傅与对立的“思想兵”那派打起来了。他们拿着手枪，冲锋枪从楼上打到楼下，又从楼里追到院子里。本来房产局里“思想兵”的人不是很多，不知道他们的头头马洪礼突然从哪里搞到这么多人，几十号人在院子里打成一团。突然，他们当中有人拉响了两颗军用手榴弹，把好几个工人炸翻在地上，顿时鲜血流了一地。受伤最严重的是咱们那派的王树生，他被手榴弹炸的肠子都流出来了。当时我们立即找了一辆汽车，把王树生和受伤的工人送往红旗广场附近的医科大学。在医科大学，接诊的医生们最关心的不是伤病员的病情如何，而是查问受伤的人是哪一派的，什么观点的？我们说是一派的，这些医生却叫我们去总司令部开介绍信来，并且明确地告诉我们如果不是一派的，就是不给看病！

　　轻工三厂本来是个很小的单位，坐落在大什字街那个不起眼的小胡同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对立的造反派，尤其是十分强大的“黎明联总”棒子队经常来厂里抢东西。工厂里的主力“八、三一”派的头头们找到我们，请我们帮他们护厂，维持抓革命促生产。我们经过研究后派去了十几个同学，在他们高高的厂房上建立了了望哨，一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即用大喇叭通知下面。为了安全起见还修建了撤退通道，以备紧急情况下我们和工人们逃跑时使用。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工厂的生产得到了保证，工厂的领导和工人们都很感谢我们。在工厂里呆的时间长了，我们发现这个工厂里有好多的加工机床，工人们好像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武斗高潮的时候，他们曾经用钢锉加工了不少非常漂亮的匕首送给我们，不过我们最感兴趣的不是匕首，而是他们自己所做的左轮手枪，他们会做一种能打六发小口径步枪子弹的手枪，而且做的非常精致小巧玲珑，我们曾经几次向他们要这种小手枪，可是从来没有送给我们一支，这件事情令我们感到非常难过，甚至没有脸面，也因为这件事我们很快地撤出了工厂！

　　实际上，我们最喜欢结核防治所与牙病防治所那两个单位，一个是那里的知识分子的气氛较浓，从来没有打打杀杀的事情。再有就是那里明亮宽敞的空房子很多，特别适合搞运动。因为这里的物质条件好，纸张随便用，搞大批判方便多了。有一段时间没有什么事情干，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刻印了革命歌曲集，十六开四百五十页，厚厚的一大本子。这本革命歌曲集里主要收集了毛主席语录歌，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插曲，一部分老区革命歌曲，少量的外国歌曲。有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比如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高原之歌”、“怀念战友”、“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等，我们把它列入到需要批判的大毒草内容里。女同学没有事情的时候喜欢刺绣，她们给大家的黄书包全都绣上了红字，有的绣“革命无罪”，有的绣“造反有理”。“都没喇叭”被“思想兵”弄死以后。又绣了个“怀念喇叭”。结核防治所的后院有个非常小的礼堂，礼堂里有一架国外的钢琴，这架钢琴几乎成了我们最喜欢的东西，革命之余大家轮流去用钢琴弹弹革命歌曲心情真的不错，尤其是高三丙班的金海月，每天来到结核，什么也不干就是弹琴，经常占着钢琴不放手，惹得大家意见纷纷。

　　正当我们全力在社会上搞斗批改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人们疯了，几乎是转眼的功夫，沈阳市内公共场所铁的护栏全都被拆掉了。人们纷纷把它拿回家去搞隔断、搞联防、磨扎枪。过去小院变大院的居民区，现在被市民们重新分割成一块一块的独立“单间”，院子与院子之间用砖，木头，铁棍子间壁起来，变成一个个不大不小的笼子。晚上大家拿着扎枪，棍子，甚至还有枪什么的，轮流值班。一会儿说是抚顺的“红工联”要来抢东西，一会儿又说是“李大麻子”要来抢武器。有的说“霸山妖”（即八三一）要来抢面粉，有的说“思想兵”要来抓青年等等。每天什么传言都有，完全是“信不信由你”。到了夜深人静的夜晚，天空中时而是象炒豆一样的枪声，时而又传来轰轰的炮声，时光好像倒转回战争年代。此时，除了那些真正的红卫兵以外，很少有人在晚上外出。好在学生不用上课，工人不用上班，邻居们聚在一起，谈论着每天的大小道新闻。那个时候，单位、学校、工厂里有三大派，个人家里也有三大派，一家人有几派的情况，相当普遍，人们不但在单位大辩论，回到家里也要大辩论，夫妻俩辩论，父子俩辩论，儿女们之间辩论，谁都说自己是忠于毛主席的的，谁都说对方是不革命的。因此，人们需要的是革命，不需要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为了各自的派别夫妻可以离婚，母女可以断绝关系，甚至为了革命大义灭亲。

　　没过多久，武斗的形势更加严峻，我们不得不全部撤出联络点，结束了在社会上搞斗、批、改的那段难忘的日子。

　B15：放开我吧，妈妈

　　六七年的夏秋之际，中华大地简直就象把时空倒退了几十年，回到了战争年代。辽宁地区的“辽联”、“辽革站”、“八、三一”外加一个从“思想兵”里杀出来的“叛徒”“六、七联络站”，谁都不甘心失败。谁都认为自己对毛主席最忠诚，谁都相信自己最强大。大街小巷里每天都有游行示威的队伍，“辽联”派的口号喊得最响，宣传车搞得最象样。因为他们可以借助高校的优势，充分发挥舆论的人才的作用，可以铺天盖地的制造“真假”舆论。武装力量最强大的是“辽革站”，据说他们是支军派，有部队作后盾。因此他们的武器弹药最多，看看他们的游行队伍，有大炮，有轻重机枪，还有自制的坦克。更阴深可怕的是，参加游行的大解放汽车上架着机枪，驾驶室两边门下的踏板上，站着口里叼着匕首，身上系着板带的年轻人，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派头。当然了，最孤独无援的是我们“八、三一”造反派，全是大学、中学的穷学生，既没有老革命、老干部给批钱，也没有后台解放军给枪。轮到我们上街游行，顶多是红旗飘飘，心中多多想念毛泽东。

　　那个时候，哪个造反派不称自己是最最拥护毛主席的红卫兵？谁不说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不想把对立的造反派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保皇派？为了革命，也是为了生存，为了毛主席，也是为了自己，大辩论、武斗、再辩论、再武斗！由于不断发生武斗，造成市内断粮。还得亲人解放军派出大批干部、战士和车辆，日夜从郊外粮库向市内运粮，保证居民口粮的正常供应。武斗在派别之间逐步升级，由刚开始的匕首，棍子，发展到小口径、56式半自动步枪。后来轻重机枪，迫击炮，大炮全都有了，“辽革站”派利用自身的军工企业优势，制成了坦克。“八、三一”，“辽联”声称发明了毁灭性的先进武器（只不过是汽油弹）。广播器的功率越来越大，由刚开始的几十瓦装到无法再大的几千瓦，你的声音大，我比你还要大，你用十个喇叭，我就用二十个喇叭。最不可思议的是，三大派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卫戍司令部，它在公告上宣称有权判处任何反革命分子的死刑。　

　既然发生武斗就免不了有牺牲，为了鼓励造反派的战士们发扬革命与牺牲精神，一九六七年七月以后，各个造反派纷纷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深入社会，深入基层，宣传毛泽东思想，鼓吹与颂扬不怕牺牲，甘洒热血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当时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有些是艺术性较强的舞蹈，比如“北京的金山上”，“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等等，也有一些是鼓舞士气的毛主席语录歌曲如“世界是你们的”，偶尔还可以听到林彪副统帅的歌曲，好像有一首“敢死队之歌”，据说是四野的老歌。歌词的大意是“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归还”的悲壮。当然了，一些造反派自己也编排的一些文艺节目，记得当时有一首最具有鼓动能力，最叫人深深感动的朗诵诗就是《放开我，妈妈！》，诗的大意是：

　　面对着“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人的长矛、匕首，妈妈不原意我到学校去，担心我被他们杀害，我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心害怕，
　　到处是我的战友，
　　他们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决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做迎风破浪的海燕，
　　去迎接暴风雨的冲刷。
　　……

　　亲爱的妈妈，
　　是你从小告诉我，
　　长大要听毛主席的话。
　　笼中飞不出雄鹰，
　　圈中怎能跑开千里马。
　　青山处处埋忠骨，
　　革命者那里不是家。
　　战斗已开始，
　　军号已吹响，
　　孩子已经长大，
　　放开我，妈妈。
　　我要到大风大浪里搏杀，
　　我要在烈火中长大。
　　……

　　孩子，去吧！
　　我不是糊涂的妈妈，
　　小小雀笼怎能锁的住羽翼丰满的小鹰，
　　低低的羊栏怎能关得住四蹄翻飞的骏马。
　　黄继光有恋子的亲娘，
　　董存瑞也有亲爱的妈妈。
　　……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妈妈！
　　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
　　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儿誓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这首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诗歌，尽管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动人的语言，确是一百倍地胜过高尔基的“海燕”。仅仅其中的一句“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儿誓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就叫人感到是何等的悲壮！所以，即使是雄壮的“国际歌”，即使是“义勇军进行曲”，即使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志愿军战歌”，即使是斗志昂扬的“大刀进行曲”，即使是林彪的“老子上战场”都不如这首诗激动人心，富有挑战性。它以最简单的说理，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学生们，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保卫毛主席，勇敢地站在文攻武卫的前线，把一腔青春热血，献给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B16：死有余辜的江雯

　　一九六七年五月份，学校里“沈字兵”，“八、三一”，“思想兵”，“红后代”等几个红卫兵造反派，在学校里是旗鼓相当，逐渐成为三足鼎立之势。诺大的一个中学校园，被这几个红卫兵组织瓜分成一块一块的领地。有一点亲缘关系的“沈字兵”和“红后代”（基本上都是红五类子女）占据着教学大楼，“八、三一”和“思想兵”则占据着学校的东宿舍。还有一些小的组织占据学校南侧的平房。一般情况下，各个造反派的学生都在自己的领地上活动，反正话不投机半句多，说不到一起就不说，大有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

　　七月份是沈阳的初夏，气温由此开始一天将比一天高。那几天里，我们“新一中公社”红卫兵的几名“顽固分子”与“思想兵”的几名干将都住在东宿舍的一楼。虽然说两个组织在观点上有很大分歧，但是大家依然能够和平相处，这无疑与同学们的受教育程度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天，暮色刚刚降临。我们住在东宿舍的几名同学因嫌屋里闷的慌，搬凳子到宿舍的二楼走廊上闲聊。大家从天上聊到到地下，从秦始皇聊到到毛泽东，海阔天空无所不聊。照说，沈阳初夏的气温应该不是很热，可是就在那几天，热得要命。温度高还不要紧，关键的是天气发闷，心里蹩的慌。都到半夜三更了，我和几个同学还站在走廊上，望着天空数星星。大家都不是天文专家，所以为哪些星星是大熊星座，哪些星星是天狼星座争论不休。我们想啊，你看天上的星星该是多好，他们严格地遵守自己的运动规律，互不相扰，平安无事。哪里有人间这么多的互相仇恨、互相敌视。苦难的人类啊，几千年以来就知道杀、杀、杀！

　　突然间，从寂静的夜空中听到教学楼那边发出阵阵绝望的惨叫。伴随着这种求生呼喊，还有劈啦啪啦的打人声，时而出现的木器被折断的卡卡声，就象人的骨头被重力撞击后即将粉碎一样可怕。这种人在绝望中发出的声音，以十分难以理解的恐怖动静，打断了我们沉浸在天空中的思索。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学校教学楼那边望去，既充满了好奇，也充满了无奈。照说，我们曾经听过这种声音，66年“红色恐怖”的时候，那些“牛鬼蛇神”被打的惨叫声就是如此。如果这声音发生在那一年，可能我们都不会在意。因为像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平常了。毛主席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对于这些与社会主义相对抗的阶级敌人，红卫兵小将能绕过他们吗？无产阶级能绕过他们吗？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现在学校里这样的事情已经很少发生了，那么突然在这个时候，“红后代”，“沈字兵”他们在打谁呢？

　　好奇心驱使我离开东宿舍来到教学楼下。当然了，我能过来或者说敢到这里来，还有一点说头，那就是因为，虽然“沈字兵”，“红后代”的同学从观点上讲是与我们相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但是他们与我自己的私人关系还是很不错的。国事就是国事，家事就是家事，私交就是私交。就象国民党里的张治中在共产党里也有朋友一样。所以，别看我能到教学楼来，别人就不一定敢来。我越走近教学楼，打人的声音听到的越清楚，甚至连说什么都能听明白。打人的声音来源于一楼的初三丙教室，从门口往右一拐就是。我悄悄地走近这个教室，把身体靠在门框上听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我象贾岛一样反复地思量是需要敲门还是推门进去？正在这个时候，教室的门轻轻地打开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开门出来的竟然是高中同班同学许杰，他是北京人，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跟随父母从北京调到沈阳。据说他的父亲是一个相当大的干部。因此他是正统的革命干部子弟，正统的“红五类”。

　　许杰看到门外站的是我，脸上的表情上是一愣，估计他在想你怎么来了？他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没有什么事情，刚从东宿舍听到动静，觉得不太好所以过来看看。说话之间，顺着门缝我迅速地伸头看了一眼。原来教室里被打的人是学校的一名中文老师江雯。江老师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能言善辩尤其擅长古文，课堂上经常是典故笑话不断很受学生们欢迎。文革开始以后，因为他的历史清楚家庭出身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受到多少触动。不过，他今天究竟是因为什么挨打，那就不知道了。当时，江雯躺在地上不会动弹，甚至可能已经没有了知觉。破旧的衣服被外力撕成一条一块，透过撕坏的衣服可以看出露出肉的地方是血迹斑斑。教室的地上散落着一堆破碎的木头棍子，几乎每个棍子上都有新折断的痕迹。屋子里面还有几个同学，他们的手里还拎着从桌子上拆下的桌子腿，横秤。许杰看了看我说，走吧，这里没有你的事情！我是真想走，一分钟都不想多呆。可是从现场看，直觉告诉我江雯的情况不是太好，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我仗着胆把许杰拉到走廊一边，悄悄地对他说了一点心里话。我告诉他，爸爸跟我说过一句话，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打死人的事情总要有个说法，从来就没有白打的好事。许杰稍微想了一想对我说，江雯这个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分子，他想投敌叛国，死有余辜，死了活该！我见许杰不能接受意见，无奈地对他说了一句，许杰，千万别把人整死了！

　　实际上，许杰与我属于不同的红卫兵组织。而且，从观点上看还是特别对立的两派。只是因为我和他有一段同桌的关系，而且处的还是相当的不错。即使在那个恨不得把对立派整成反革命的时候，我和许杰还可以坐在一起下象棋、谈天论地。也正是有这种关系，我才能冒险去提醒许杰，假如不是有这种私人关系，假如江雯真的是要去投敌叛国，我该有多大的罪过？

　　因为心里老想着江雯投敌叛国这件事情，一夜没有睡好，躺在床上我就想，许杰根据什么说江雯要逃跑？要投敌？他要向哪里跑？又要投靠谁？这些全都是迷。迷迷糊糊地东方已经亮了，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到学校那边传来闹哄哄的一片人声，这种声音在潜意思里有种不妙的感觉。当我披上衣服赶紧跑到教学楼的那边时，看见学校的大门两侧已经立起了二块大黑板，左边的黑板上写道“打倒投敌叛国的江雯！”，“江雯反对毛主席死有余辜！死了活该！”右边的黑板上写着江雯准备投敌叛国的情况介绍，十几斤地方粮票，二十几元钱，一个黄书包，还有装在书包里的手巾牙具被作为现行反革命的“罪证”，用按钉按在黑板上。如果，江雯真的要投敌叛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无论是哪朝哪代，都是十恶不赦的犯罪，不枪毙也得砍头。虽然从外观上看江雯真有要出门远行的样子，不过根据这点证据说他要投敌叛国，感觉证据不足。

　　那么，究竟江雯为什么要遭到如此的命运呢？原来，66年末红透顶的“红后代”闹内讧，有些不同观点的同学从中果断地杀出来并成立了“小红旗”红卫兵。后来“小红旗”归属于社会上的“八、三一”造反派。但是，“红后代”与“小红旗”的摩擦从来没有间断而且矛盾日益加深。双方互相敌视，恨不得将对方一棍子打死而后快。本来，江雯是教工“八、三一”造反派的老师。与“小红旗”的联系并不多，甚至没有什么联系，他只是负责教工区支部的活动。但是，‘红后代”发现近一段时间里江雯经常到“小红旗”的总部去，所以他们怀疑江雯可能是“小红旗”后台，甚至有可能帮助“小红旗”给“红后代”使坏。因此，“红后代”一直耿耿于怀，想尽办法调查江雯的行踪，并准备找机会收拾江雯一把。其实，老谋深算的江雯也发现了“红后代”心怀鬼胎，本想准备好东西逃的远远地躲个清静，没想到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红后代”发现江雯要逃跑后果断地将他逮住，本想一箭双雕分别收拾一下江雯与“小红旗”，没想到江雯宁死不招，最终“红后代”是竹篮打水一手空，什么也没得到。

　　只是那江雯的生命，如此轻易的凋零了叫人深感可惜！

B17：寻找“都没喇叭”

　　“都没喇叭”是个战斗队的名称，因为它是只有一个人的战斗队，同学们都把“都没喇叭”战斗队与它的主人张国光混为一谈。因此，“都没喇叭”就是张国光。

　　“都没喇叭”是高我两届的校友，正统的66届毕业生。“都没喇叭”5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母亲为了维持生活给他找了个继父。本以为继父到这个家庭以后，能给孩子带来些许温暖，没有想到他根本就不是当父亲的料。每天不愿意上班，勾结一群狐朋狗友在家里吃喝玩乐。挺大的一个人不知道羞耻，竟然穿汉奸衫带墨镜到处闲逛。然而“都没喇叭”张国光却是个有志向、有理想、有个性、爱学习的好学生。因此，他们爷俩南辕北辙是两条路上的车。日常生活中小的问题不值得计较，大的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既然话不投机半句多，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就当谁也不认识谁。因此，他考上高中以后，要不是想念他的妈妈，决不会轻易回那永远不想的家。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北工大学生“谭力夫”曾经把他的“血统论”搞的满天飞舞。“红色恐怖万岁！”下的祖国大地“红云”滚滚。同大多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一样，“都没喇叭”的人格与思想也受到了很大的压抑与打击。当他在讨伐“黑五类”的口号中艰难地挣扎时，毛主席及时发现了问题，批判了“血统论”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此，广大的革命师生才有了说话、表态的机会，才有了自己成立造反派，成立红卫兵的机会。当那些永远标榜自己是革命者，永远为自己的理论高喊胜利，高喊“全无敌”的时候，张国光则针锋相对地成立了“都没喇叭”战斗队。“都”对“全”，“没”对“无”，“喇叭”对“敌”（笛）。这是他的幽默。

　　从此，他一直以“都没喇叭”战斗队的身份，同那些他看不惯的人、听不惯的理论展开大辩论。因为他的头脑反应灵敏，口才也不错，无论大辩论小辩论很少有人能征服他。不久，“都没喇叭”的称呼在学校内外是名声大震，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都没喇叭”的真实姓名叫什么。自从“都没喇叭”战斗队出现在校园里，它所引起的轰动是巨大的。首先是因为他的“反动”。当大家都在积极地、热情地参加文革时，“都没喇叭”却以大字报的形式，尖锐地揭露了文革给学校带来的灾难。当时大家的真实感受是：“都没喇叭”的胆子真不小！真敢说！他居然敢与班上最革命的“全无敌”战斗队针锋相对地干！平心而论，我们不敢大张旗鼓地支持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向他祝福。

　　记得他写了首长长的打油诗，并把它贴在二楼楼梯正对着的墙上。诗中把学校因为停课造成的凄凉景象叙述得如歌如啼，并对未来失去了任何希望。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记不住诗的原文，但它形容萧瑟秋风下学生北宿舍的一句：“针头大的眼儿，牛头大的风。”仍然记忆在心中。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在接见河南造反派组织代表时，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从此，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枪支弹药。各地武斗急剧升级，不断出现武装占领校舍、火烧建筑、开枪打死打伤学校师生的事件。许多学校和单位的公共设施因此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破坏交通、抢夺军用物资等严重事件。

　　当时学校的地理位置对于我们这派非常不利。因为它正处于对立派“辽革站”的势力范围内。在校内“沈字兵”的关照下，武装到牙齿的最强大的“黎明联总”，经常利用夜间到学校来清理门户，寻找他们认为的“阶级异己分子”。因此，象“都没喇叭”这类非“红五类”的同学，根本就不可能无忧无虑地住在学校。即使有几个敢住在学校里的，常常也是心惊肉跳。因为无论是谁叫“黎明联总”抓去绝没有好果子吃。

　　进入红色的八月份，武斗升级得更快。江青的最新指示：“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革命行动，坏人打好人要坚决镇压，坏人打坏人死了活该。”把“文攻武卫”推向了白热化。几乎无法想象的是，一个共产党的独立主权国家。居然发展到了必须用枪杆子解决问题的地步。东工的“思想兵”为了解决武斗中伤员的医疗问题，发誓要把辽大的“八、三一”占领的沈阳医科大学（医大）夺到手里。因此，八月九日东工的“思想兵”总部动员三百多名大、中学生和一部分工人，向守卫在医大的辽大“八、三一”派发动了武装进攻。

　　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辽大“八、三一”造反总司令部，紧急动员省市内的“八、三一”各个分部，有人的出人，没人的出物，坚决支援沈医的战友，坚决打好沈医“保卫战”。就在这个时候，住在学校里的“都没喇叭”被“文攻武卫”，被“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激动到了人生的极限。他表示，要为保卫毛主席而浴血奋战。要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英勇献身。

　　八月七日那天晚上，他从学校里光着膀子逃到班长洪廖铮的家。他说，学校里已经呆不下去了，“黎明联总”正在抓他们。因此他要马上去沈医参加保卫毛主席的战斗。廖铮和他的父母劝张国光不要去参加武斗，学校住不了可以住在家里。可是“都没喇叭”执意不听劝告。看架式他非要死在“文攻武卫”的战场上，非要为“革命无罪”死个辉煌。第二天早晨，“都没喇叭”穿上廖铮送给他的一件印有“化工设备”字样的背心，雄赳赳地奔赴战场去了。

　　沈医“保卫战”第二天就打响了。东工“思想兵”的战士潮水般地向沈医教学楼进攻。小口径步枪、半自动步枪的枪声象炒豆一样响彻在南京街上。站在附近的红旗广场上就可以听到呼号乱叫的冲杀声响彻云天。学校里有勇敢冲锋战斗的学生，也有不断地从上面败下阵来的伤兵，而且在大批受伤的学生们中间，已经有部分学生开始出现死亡。辽大“八、三一”的一个著名学生领袖李兵就死在这次“保卫战”的第一天。

　　从张国光走的那天开始，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再也没有见到“都没喇叭”。大家只知道他去了沈医，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了！从此，苦命的“都没喇叭”的妈妈，天天来学校、来同学家寻找他唯一的孩子，寻找她生命的支撑，寻找她的希望。可是，她来一次失望一次，来一次哭一次，直到欲哭无泪。她说，她老了，没有能力找她的孩子了，她求我们务必帮她找到她的孩子。

　　别看“都没喇叭”与我们的关系挺好，尤其与我们的司令廖争亲如兄弟，但他并不是我们红卫兵组织的学生，他是一个自由战士，他只属于“都没喇叭”战斗队。不过，我们认为他是为我们的“八、三一”战斗去了，他死在为“八、三一”的战场上了，况且他毕竟是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兄弟。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寻找大家的“都没喇叭”。

　　八月末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说“思想兵”撤退後将“八、三一”的几个“俘虏”押回东工大本营去了。几天后又有消息说，这几个“俘虏”叫“思想兵”当阶级敌人枪毙了，或者认定为特务活活打死了。有人看见他们死后被装在棺材里，放在南湖公园“红卫兵墓地”的西面。我们听到信后，曾多次派人去南湖公园探信，最终无法证实张国光究竟死在哪里。

　　我们无法忘记张国光同学，也承受不了他妈妈的痛苦眼泪。大家经过研究后决定冒险去一次“红卫兵墓地”，亲眼看看传说中的那几个棺材里到底有没有我们的“都没喇叭”。次日上午，我们七个同学，每人拿了一卷报纸，报纸里面藏了一把锉刀，然后开着我们的大解放汽车（已经除去八三一标志）去东工。为了防备“思想兵”发现我们的意图，大家在远离南湖公园的消防队门前下车，然后像游人一样分散步行进入南湖公园前后。

　　公园的东门与东工的正门遥遥相望大约有二百多米。在这段不长的本应通往知识殿堂的小路两侧，每隔十几米就站着几个头戴钢盔、手握冲锋枪的全副武装的“思想兵”战士。从表面幼稚而严肃的脸上，不仅可以看出他们是中学生，还可以看出他们是真心地献身革命。远处，东工的主楼上飘扬着“思想兵”的红卫兵旗帜。高音喇叭中传出来的革命歌曲，与时断时续的轻重机枪声不时地传入耳中。尽管我们咋着胆装作游人好像谁也不认识，其实心里还是七上八下胆战心惊。大家依次走进本应是乐园的南湖公园。如今却是门可罗雀荒草一片墓碑点点。由东门往西走十多分钟，就是花鱼宫，花鱼宫的西南面有一片空地。那些为保卫毛主席先后“牺牲”的“思想兵”学生与工人，全被当作“革命英雄”光荣地安葬在这个“红卫兵墓地”。

　　成排的水泥坟墓前是雪白的汉白玉墓碑，碑上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壮士革命不畏死，回眸一笑慰英灵”等等。碑的背面书写着死者的简历或者是生者的祝愿，从简历上看死者大多都是20岁左右的学生，当然也有年龄很小的，其中还有一个女中学生。他们都是忠实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在他们的“阶级敌人”面前，没有一个人死得畏惧。像他们心中的革命先烈那样，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宁愿抛头颅，并把那满腔的青春热血，洒在共和国前进的道路上。

　　放在墓碑旁边的花圈，完全是真正的鲜花和小草编制的，鲜花还很鲜艳，没有枯萎的样子，看来有人经常来悼念他们。花圈两边的挽联上写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永垂不朽！”墓碑前面的地上有零散的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的弹壳。那是开追悼会时，为了向牺牲的战友表示沉重的哀悼，为了表明要向敌人讨还血债，朝天放枪时留下来的遗物。

　　由“思想兵墓地”再往西看，就是我们要找的那几个木板钉的棺材。我们先在离棺材稍远一点的地方，手拿报纸装做看报的样子，观察周围的情况。然后迅速聚到棺材附近，研究打开棺材的具体办法。然而，此时四周一直有武装的“思想兵”的人在活动，没有下手的机会只好耐心地等待。好不容易盼到午间吃饭的时候，“思想兵”刚一撤出墓地，我们几个同学迅速地用带来的锉刀撬开棺材上的盖子。棺材里面的死人有轻度的腐败，衣服已经破碎的不成样子，估计死者生前遭受到三角带、钢鞭一类的毒刑拷打。有人的屁股上，胸部还有被尖刀扎过的痕迹。他们之所以光荣了，是因为没有成为可耻的叛徒，是因为他们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因为尸体已经腐烂到不容易辨别的地步。我们只能根据服装、身材等特征来判断有没有“都没喇叭”。可以肯定的是，这四个死人里没有一个是我们的同学张国光。因为，我们没有找到那件印有“化工设备”字样的背心。

　　后来，有人说他偷渡到香港去了，也有人说他抗美援越去了，但是没有一个消息准确。

　　一九六九年夏天，辽宁省革委会有个外调小组，到我们下乡的地方核实这件事情。据他们讲，“都没喇叭”在沈医撤退时由于地形不熟被“思想兵”抓住后带回到东工，在那里他受到了严刑拷打。“思想兵”要他喊打到“八、三一”，他喊“毛主席万岁！”后来“思想兵”割去他的舌头，他还是继续喊“毛主席万岁！”不久，“思想兵”把他活埋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这可能是对张国光的写照。当然，用死来证明自己的第二种忠诚，可能是阶级斗争年代中众多老三届人唯一的选择，今天历史默认了那种选择。

　　可是，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都没喇叭”。

　　补充：

　　红河谷有六位中学同学先后死去!

　　1,1964年下乡劳动时章强死于流弹.
　　2,1964年纪大林高考无望卧轨自杀.
　　3,1967年"都没喇叭"被"思想兵"活埋.
　　4,1969年吴希成投海自杀
　　5,1970年涂玉文打农药喝水中毒死亡
　　6,1972年杨蒂因军代表上吊自杀

　　这六位同学最小的级别是班级体委,学习绝对尖子,如果是在现在,说他们能考上研究生都不为过,全可惜了!

　　这些同学的名字都是假的,不要认真.

　B18：守卫在“八、三一”造反司令部

　　六七年的夏天无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顶峰的时期，当举国上下全都相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在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主题下，竟有完全不同政治观点的革命造反派和群众组织存在。他们为了保存自己消灭对方，恨不得找到十足的证据，把对方证明成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市内的大街小巷天天有人发放传单，说明某某派别做出了反革命行为，需要全党共铢之。还有那些重要据点上的的广播喇叭方阵，以超强的发射功率向周围的革命群众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不仅竭尽全力要把对方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还要让毛主席、让中央文革、让全国的老百姓相信，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组织。革命舆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名的，这个时期有一个影响很大，由“辽联”发行的印刷品叫做“信不信由你”，它以连篇累牍的文章及详尽的最新消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这些革命大批判、大辩论进行到极限就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就是图穷匕首现，武力解决问题。而且还要发动武装斗争把他们的肉体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本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文良恭俭让，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的暴力行动！

　　五月十八日沈阳黎明机械厂（410厂）两派群众组织在黎明文化宫发生武斗，打伤六十多人，并造成大批工人离开军工生产岗位。

　　六月一日“辽革站”冲击“辽联”总部东北工学院，与“辽联”战士发生大型武斗，即“六一事件”。

　　六月十八日沈阳医学院内的“辽联”和“八三一”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双方正式动用了步枪、手榴弹一类的军用武器。

　　七月二十二日中央文革的旗手江青在与河南造反派的谈话中，正式提出“文攻武卫”口号，从此，沈阳市各个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升级，市内部分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粮店闭店，人民的生活受到威胁，部分地区的居民开始组织街道联防。

　　八月六日“八三一”和“辽革站”两派群众组织在铁西区兴华电器厂发生武斗。

　　八月十日沈阳黎明机械厂两派群众组织在黎明文化宫再次发生大型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火炮等武器，死伤一百多人。

　　八月十七日沈阳纺织厂内两派群众组织发生大型武斗，烧毁原棉一点七万多担。

　　八月十九日到九月三日沈阳市三大派革命群众组织开始武装抢占市内高层建筑，尤其是控制商业区内的制高点，并且封锁部分交通要道。

　　严重的是，九月二十二日根据中央调查组安排，赴京商谈解决辽宁问题的造反派代表，在东塔飞机场遭到“辽革站”派的武装伏击，在运送谈判代表的飞机无法起飞的情况下，被迫改道鞍山乘机赴京。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沈阳市内的革命群众组织，开始由分散向高度集中发展，并分别形成几个大的据点或者说是大本营。比如“辽联”派以东北工学院为大本营，“辽革站”派 以黎明机械厂为大本营。而辽宁大学则是我们“八、三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本营。

　　辽宁大学位于沈阳市的北面，是解放以后建立起来的第一批省级文科大学。走进辽宁大学的正门，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朱德委员长亲笔题写的“辽宁大学”几个钢劲、秀丽的大字。本来肃穆、文静、优雅的校园里，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模样，校园里主要楼房的顶上架着轻重机枪，林间小路上跑着的汽车上是全副武装的工人与学生。学生宿舍里住的是来自省内各地的“八、三一”革命战士。如果你赶上每天的操练或者革命行动，完全相信这里就是一座军营。

　　辽宁大学的主楼上“八、三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大旗迎风飘舞。校内楼房的墙壁上写着大块标语“打到宋、马、顾、喻、徐！”（即宋任穷、马明方、顾卓新、喻平、徐少普），“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即指沈阳军区司令员李伯秋），“毛主席啊，毛主席，八、三一战士日夜想念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学校的广播喇叭方阵不时地响起革命歌曲声，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毛主席语录歌”。

　　我们住在辽大的时候，主要的任务是站岗、放哨、游行、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平时，我们手里没有枪支弹药，轮到站岗时现去领枪。保卫部的人不愿意把新枪发给我们，每次发给我们的枪都是老掉牙的八路用的三八大盖枪。领枪的时候，一支枪配给10发子弹，也没有说什么情况下让放枪。有天轮到我们夜间去站岗，大家躺在沙袋堆成的掩体上一算正好是九、一八。想到1931年的今天，小日本几千人的部队在这里轻易地打进北大营，把王以哲旅长和他的军队赶的到处跑，真叫人不可理解。以前，我们虽然参加过军训，但是没有尝过打枪的滋味。所以我们谈着东北军，也举起了手中枪，趁着夜深人静冲天就是“咔咔咔”几枪，一来表示我们对小日本的愤怒，二来表示对张学良的不满，他咋这么没有骨气啊。没想到那三八大盖枪的后座力非常大，差一点把我座个跟头，也把我们吓了一跳。校园里的“八、三一”战士听见枪响，立即拉响了紧急警报。随后，不少拿枪的学生与工人跑过来问我们是怎么回事。保卫部的人也以为是有对立的造反派来进攻我们，后来看到我们是放枪玩，骂了我们一通回去了。
　　
　　有的时候，我们也参加司令部搞的一些革命行动。有一回，说是“思想兵”派了几个“特务”到辽大院内来进行侦察。保卫部命令我们跟着那些“八、三一”的大学生在辽大的院里抓特务。我们不知道谁是特务，特务的脸上也没有写着是特务，所以他们说谁是就抓谁。大家在校园里找了好几个小时，根据有人指正总算抓到一个“特务”，并把他押送到“八、三一”司令部的保卫部。在保卫部的一个小屋子里，他们把那个“特务”绑在一根柱子上审问他，不说就用铁链子、钢丝绳打他，后来又拿匕首照他的屁股上扎了几刀。鲜血、屎、尿弄得那人满裤子都是。当时有点不敢看下去，再说也没有我们什么事情了，大家借故全跑回宿舍去了。后来听说那个“特务”（也是个学生）至死不招被打死了。

　　学校的学生食堂全天为“八、三一”战士开放，每个人都可以随到随吃。食堂的肉、蛋、菜、粮全面开放。主食为大米饭、馒头、包子、饺子为主。副食主要是肉的大炖菜，比如肉炖茄子、肉炖大头才。在沈阳“三两油、半斤肉”的艰苦“陈三两”时代，能吃到这些东西简直是偏得，甚至是幸运。我们因为经常去食堂吃饭，有的时候还帮食堂洗菜做饭，所以与食堂的炊事员相处的挺好，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有一次，食堂的赵阿姨把她的孩子带到食堂里来，那个孩子对我们背在身上的加拿大卡宾枪特别感兴趣，偷偷地摆弄枪拴。当时我们正在面对面地闲聊，根本没有注意到孩子在干什么。突然间，身边几声枪响，赵阿姨的孩子立即躺在血泊之中。原来是孩子自己摆弄卡宾枪走了火。大家哭的象泪人一样全都去劝赵阿姨，然而坚强的赵阿姨却说，大家别难过，孩子是为“八、三一”死的，就算为革命牺牲了，几十年过后，同学们每次想起赵阿姨都有一种歉疚，都有一种永远解脱不了的负债感。

　　六七年的国庆节刚过，“八、三一”总司令部决定打一场“辽沈战役”，其目的在于扩大我们“八、三一”造反派的影响，并支持锦州的马占一那些革命战友。为此，司令部派出大批“八、三一”战士前往锦州、锦西、义县一带，抢占那里的地势与建筑物。当时我和实验中学的一个女生石华也被司令部派到锦州去视察情况，并叫我们转道义县指导那里的工作。离开辽大的时候，我们开了一封司令部的介绍信，还要像当年的地下党一样，把介绍信小心翼翼地藏好，然后在保卫部的护送下秘密地前往锦州。在开往锦州的火车上，“辽革站”的战士不断地上车搜捕“八、三一”，我们也几次受到了盘查就像遇到了国民党，好在我们准备的仔细没有露出马脚，很顺利地到达了设立在锦州师范学院的“八、三一”指挥部。然而，此时的“辽沈战役”以近尾声，锦州的指挥部是人走镂空，想找人了解情况都办不到。当我们坐了几个小时火车到达义县的时候，义县“八、三一”战友所占领的义县工人俱乐部，已经被对立的造反派占领了。有一天，“八、三一”的大部队在锦县与解放军的一个运输队相遇。“八、三一”司令部下达命令，要把解放军的汽车全部抢下来。在抢汽车的过程中解放军与学生双方受伤的都很多，尤其是辽大附中的学生几乎有一半人受伤，这些同学相当激动，手里拿着的各种枪械马上就要响起来。然而在解放军的面前，谁先动手都要想一想后果。最后双方后退避免了一场灾难。

　　守卫司令部的日子里，最常见的活动就是游行。但是我们怕参加“八、三一”造反派的游行，因为我们组织（新一中公社）没有武器，也没有弹药，甚至连台破汽车也没有，每次游行，都要借别人的光，坐别人的车，扛别人的枪，大家的心里自然不是滋味。虽然，作为革命的战友，他们没有嘲笑我们。但是，可以没有武器不能没有汽车的滋味实在是不好受。不久，我们的想法被大东房产局的老师傅们知道后，他们说那还不容易，你们不就是想要几台汽车吗，是啊，我们就是想要汽车。他们问，你们想要几辆？我们说有一辆就可以了，如果有两辆那就更好了。他们说给你们搞四辆吧，看他们轻松的许诺，我们想是不是吹牛啊。

　　一个下大雨的晚上，房产局的老师傅们告诉我们马上就要行动了。他们来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全会开汽车。我们来了十多个同学，出发的时候，大家每个人手里拿一根木头棍子，兜里还揣着一包石灰粉，我问他们这东西有什么用啊，他们说用途大去了，打不过的时候把石灰粉一扬就可以逃跑了。原来，那是烟幕弹啊。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准备，一切工作就绪后，十几个人同学坐着他们开来的一台嘎斯汽车，到了万泉公园正门西边的一个工厂。大家在这个工厂旁边的小胡同里下了车。原来想工厂肯定不能叫我们顺利抢走汽车，所以拉开架势准备同守卫工厂的工人进行一场战斗。没有想到的是，这么大的工厂里除了一个打更的人以外，什么人都没有。那个打更的人看这么多的人进来，没有任何抵抗，乖乖的交出了汽车库的钥匙。本来，房产局的战友们想把五辆汽车全开走，可是鼓捣了半天才发现只有四辆是能用的，大家说四辆就四辆吧！随后，我们高高兴兴地把这四辆汽车开回辽大的校园里，

　　摸着自己抢来的车，心里面是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自己终于有汽车了。回到辽大的第二天，总司令部的人听说了这件事情，派人来向我们要汽车，说他们的汽车不够用，不容分说就给开走了两辆。因为这次革命行动是房产局的工人师傅们帮的忙，我们又“送”给了他们一辆。所以，尽管抢了四辆汽车，实际上到我们的手里，仅仅剩下了最后一辆。

　　当中国革命到了资产阶级复辟的危机时刻，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保卫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离开了学堂放下了书本，手握钢枪、头戴钢盔守卫在“八、三一”的司令部里。由此，想起我的表姐为什么能够放弃在北京的学习，投奔延安革命圣地。原来，革命是有如此的号召力，它可以叫好男儿志在四方，也可以叫革命青年热血沸腾。几个月来，我们象在重复革命前辈的英雄历史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象在演习跟随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海枯石烂不变心。或许这只是一场平常的练兵，也许这是一场更伟大的事业，我们只有悄悄地等待！

　B19：枪口下我们不得不举手投降

　　这是一张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的老照片，它如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些红卫兵，在黑洞洞的手枪、冲锋枪枪口下，举手投降的经历。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沈阳医学院（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里发生了一场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兵与辽大八三一红卫兵之间的大规模武斗。此后，沈阳地区的三大革命造反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就象火炉上的水急剧升温。这一年夏日的夜晚，市区已经不是象过去那样给人以安详和平静，伴随人们进入梦乡的也不再是温馨的明月和繁星。人们耳中听到的不再是和谐的蝉鸣虫叫。而是那些“咔、咔”震天响的机枪声，或者是震得大地都颤悠的“轰轰”大炮声。已经告别战争年代二十多年的市民们，听到这些恐怖的动静简直就是心惊肉跳。居民区里的老百姓，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把街道搞成一个个封闭的各自为战的单元，大家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齐心，能够自动组织起来拿起自制的长矛、大刀，轮流站岗放哨。这个新搞起来的街道联防还真有点用，遇上什么风吹草动，立刻有人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敲锣打鼓，甚至敲脸盆什么的，给大家提个醒。

　　在那个每天叫人提心吊胆的日子里，我们一直住在辽宁大学，也就是我们“八、三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总司令部。在辽大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除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外，就是站岗、放哨、帖大字报。有的时候也出去执行一些特殊的革命任务，比如拉粮食、运副食。比如游行、抓“特务”。除此以外，我们每天就是闲呆着或者下下棋，或者打打扑克。

　　在辽大院里住了三个多月，虽然每天有大米白面吃，还可以看到文艺演出。可是时间长了真有点想念我们的学校，因为辽大毕竟不是我们的“家”。虽然，回中学有很大的风险，因为那里是我们的死对头“黎明联总”的根据地。大家还是决定冒险开车回学校一趟，那种迫切的心情就象远行的孩子想念家。于是，九月二十日那天一大早晨，我们在辽大的院子里把汽车的油箱灌满油，水箱注满水。一踩离合器就开了出去。

　　汽车开出辽大后，在向左拐的第一个路口遇到了一辆大马车，这辆从农村来的马车装了满满的一车土豆，由北向南赶过来。当时，开车的薛东已经看到这辆马车了。由于汽车的刹车部分不太好使，汽车就是停不下来。最后，当薛东用手刹车把车停下来的时候，汽车已经缓慢地与马车撞到一起了。幸好马车只是被顶得立了起来，而且赶车的农民和拉车的牲口也没有受伤。遗憾的是满车的土豆滚得遍地都是。我们几个同学急忙跳下车，先是帮那个农民把马与车翻过来，然后又去帮助他捡土豆。赶车的农民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忙着造反去吧，还是让我自己来捡土豆吧。”

　　离开老农的大马车，我们继续开着大解放车往学校走，按照正常的回学校路线，汽车在大东邮局东侧的小路向南拐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汽车刚刚拐过来，就发现汽车的前面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坐在马路的中央玩耍。当时，这辆刹车失灵的破汽车，已经没有办法立即停下了，慢慢地向孩子们冲去，直到看不见孩子。车上所有的同学差一点没被吓破胆，心想完了，这两个孩子完了。可是，我们跳下汽车来低头一看，居然出现了奇迹，那两个小孩子居然还在汽车底下玩着呢。不仅如此，从他们的脸上居然看不到一点受惊吓的样子，哎呀，真是谢天谢地，看到这里我们才放下了那颗提着的心。

　　汽车再拐一个弯就到学校了。我们把汽车开到宽阔的操场上，让那些留守在学校里的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们也去开车过过瘾。大家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开着汽车，同学们都为自己能会开车感到自豪。当时，我们会开车的同学都坐在车厢上，只有我坐在驾驶楼上。在他们一圈又一圈开车的过程中，我无意中观察到有一种新情况出现。在学校操场与教学楼之间的苹果树林里，出现了二十多个工人模样的大人站在那里，我仔细看了一看，知道他们肯定不是我们学校的人。从他们身上的衣着上看，可能就是“黎明联总”棒子队那伙的。大家最不愿意、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当时我立即跟我们的司令洪廖争说了这件事情，他也觉得情况不好，召集大家全部上车马上撤出学校。

　　大家上车以后，开车高手李军驾驶汽车沿着学校东边的小路往回奔，眼看就要到达学校大门口的时候，发现大门已经被关上了。汽车在校门口还没停稳，我们在车上就看到从教学楼里冲出一群手拿冲锋枪、手枪的人。他们手中举起的各种枪支上黑洞洞的枪口全对着我们，谁知道他们是在吓唬我们，还是随时要勾动扳机？他们在汽车下面高喊：“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并叫我们赶紧下车。实际上我们从来就没有一支枪，可能对方也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他们只要求我们高高地举起双手投降，交出汽车就行了。

　　尽管他们知道我们没有武器，这些人还是搜查了我们的全身，也搜查了我们的汽车，当他们发现确实没有武器时，打开大门把汽车开跑了。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举手投降，也是唯一的一次被迫缴械投降，是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投降！唯一幸运的是，给我们大家照相的刘为同学，因为回教室给照相机换胶卷，避免了举手投降。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保留下来了那个照相机，重要的是保留了这张珍贵的永生难忘的照片。

　B20：大全帮我躲过一场灾难

　　那是六七年的夏天，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一个接着一个发表。每当晚7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时，人们都洗耳静听。一旦有新的指示发表，大家便敲着锣鼓，成群结队地涌向街头巷尾，欢呼，歌唱，千遍万遍高呼毛主席万岁，庆祝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个时候，正是造反派竞相表现的时候，每个造反派组织都在寻找最高指示中对自己一方有利的证据，在三派四方（辽革站、八三一、思想兵、联络站）谁也不能说服谁，谁也不能打倒谁的时候，简直就像三国演义一样，今天这里一场武斗，明天那里一场大辩论，各派都在根据最高指示的发表揣摩中央文革的精神，然而毛主席的高明之处在于，最后哪派也没有全面胜利。

　　又一个最高指示发表了，和往常一样，我们出去刷大字报，写大标语。我领着几个战友，拿着粉笔，沿着学校向西的马路，一路上用粉笔书写拥护最高指示的大标语。写了几个标语以后，我蹲在马路边思索着还要写些什么，一个小孩子突然来到我身边，他先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你把粉笔给我几支呗。”我抬头望了一下，这个小孩大概还没上学，顶多6岁的样子，长得挺好看，挺精神，我挺喜欢他，给了他2支粉笔，然后继续写我的大标语。隔了一支烟的功夫，小孩又对我说：“再给2支粉笔呗。”我觉得这孩子有点烦人，不过还是又给了他2支粉笔。没想到不多会儿他又回来了，对我说：“你把粉笔都给我吧。”我感觉这孩子有点赖皮赖脸，给脸上鼻梁，就对他说：“去！回家玩去吧。”小孩不肯罢休，坚持要我手里剩下的粉笔，我象征性地踢了他一脚，说：“滚，回家玩去！”

　　晚饭后，我们这一派的同学在学校的大操场踢球，球场上你来我往好不热闹，尽管跑得满身是汗，但是心情不错，越战越勇，无意间在一个合理冲撞中，我被撞了个大跟头，倒在地上，就在我躺在地上的时候，发现在教学楼与操场之间的苹果林里，有20多个人冲着我比比划划，他们在说什么，我没在意，也听不清，爬起来继续踢我的球，没想到一场灾难就要临头了。

　　天黑下来了，球已经看不到了，踢球的人都回到学校的东宿舍里。每到这个时候都是我们高谈阔论胡说八道的乐园开园之时，就在我们正谈得兴致勃勃的时候，东宿舍门外，几十个人聚在一起，手拿各种家伙，叫喊着“高一丁的王世新你下来！”这些人搞不清宿舍里有多少学生，有多少武器，所以没有冒然冲进来，但也坚决要把我拿下，所以他们又把手中的枪朝天放得叭叭响……。当时，我真有点害怕，从他们的表情来看，要是逮住我不杀了我也没好。

　　僵持之中，高三甲班的大全从隔壁走过来。他问我，你得罪谁了？我仔细想了一下，我没得罪谁呀！我怎么也想不出要粉笔的那个小孩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灾难。大全说，你们别动，也别出去，我去看看。

　　几分钟后，大全从宿舍门外领进来几个人，我看见这几个人中就有要粉笔的那个小孩。那几个人随大全上到楼上后，小孩指着我对那几个大人说，就是他不给粉笔，还踢我一脚。这时，我才明白了一点什么。

　　经过大全的周旋，我们之间和解了。小孩姓夏在家里排行老七，大家称他夏老七，他三哥夏老三，在我们学校那一片是个流氓地赖。要不是大全从中调解，他们真要用手榴弹炸了宿舍，真敢把我弄死扔到运河里去。
我真想不到，几支粉笔能引出这么多的麻烦，也没想到踢了这个6岁的孩子一脚能捅出这么大的乱子，更没想到大全这个不爱吱声的老同学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帮了我一把，甚至救了我一命。

B21：一次被出卖的革命行动

　　六七年的年末，各个造反派对于今后的出路是乎都有一点迷茫。谁将是这场革命的胜利者，谁将是这场革命的失败者，有几个胜利者？有几个失败者？胜利者如何？失败者又如何？一切都是未知数。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谁都不愿意成为失败者。

　　辽宁大学的校园里，“八、三一”造反司令部在一期又一期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那些来自辽宁各地并且是挑选出来的“八、三一战士”，尤其那些比较有文化有水平的造反派，都被集中在这里进行不断地培训。象我们“新一中公社”这样比较小的造反派，先后也有十多名同学参加了学习班。广大的学习班的学员们，在学习班里主要是集中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为此，司令部还专门印发了一本精装的红色封皮的马、恩、列、斯、毛选集送给大家。学习班还组织大家学习如何参与领导班子的工作。因为司令部已经估计到，未来的局势将是大联合的局面，即将出现的不会是一个派别的胜利，而是一个由各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在这样的联合政府里，每个派别都需要自己的精明的战士参加。

　　实际上，这个时期每个造反派组织都是这样，为了参与政治为了夺权为了不成为牺牲品，都要全力以赴。为了制造一种某一个造反派即将胜利的形象，除了开动宣传机器，全面鼓动以外，大规模的游行是那个时期最常见的革命行动。每次游行少则百八十辆汽车，多则几百辆汽车，车上红旗招展战旗飘飘，庞大的游行队伍在沈阳市区内的大街小巷穿行。一般情况下，象这样的游行都有一个或者二个“走资派”作为“陪绑”，因此，游斗某某人批斗某某人成为游行的主题。

　　根据“八、三一”造反总司令部的安排，各地的基层造反派也要组织类似的活动。因此，我们“新一中公社”经过考虑，决定组织一次以批判和游斗我校最大的走资派校长赵言为主题的游行。以实际行动壮我“八、三一”的军威。行动的前几天，我们“新一中公社”的几个头头，在学校的东宿舍一楼自己的办公室里，认真地研究了如何具体游斗“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赵言”的方案。当时，我们没太注意在自己造反派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我的同班同学大伟临时借住在这里。 十一月二十七日那天，批斗“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赵言”的游行按原计划进行。“八、三一造反司令部”为了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特地派出一百三十多辆汽车前来助阵。早晨7点多钟，我们造反派派出几个同学开辆吉普车去赵言家，准备将他押到学校里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们到达他家之前，这个走资派居然被我们的对立派“沈字兵”提前抓走了。苦心经营的这个革命行动失败了，想借用这个革命行动扬“八、三一”军威的目的失败了。无可奈何的我们，只好打着“八、三一”的战旗开着汽车在市内游了几圈，就算完成了任务。

　　我们总感到这件事情奇怪，为什么就在我们抓赵言的时候，“沈字兵”把他抓走了？事情咋就这么巧呢？后来，我们仔细调查这件事情的经过，发现原因可能就出在我的同学大伟身上。那天大家研究制定游斗赵言计划的时候，大伟就躺在咱们办公室的上铺。因为他是我的同学，又是我领进来住的，谁也没有在意他，都拿他当自己人。严格点讲，大伟不是我的同学，他比我高一年级。在我还没有考入这座重点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以法库县的高材生的身份进到了这个学校。不过，他读高一的时候得了结核病，不得已留了一年级。因此，我进校以后与我成了同班同学。他家是法库县农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当时，好的家庭出身就象是一个护法金身，文革一开始，由于大伟根红苗正是“红五类”，最先戴上了红卫兵袖标，最勇敢地批斗“牛鬼蛇神”，最有资格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破四旧，立四新，一切都是春风得意。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大伟感觉形势有点不对，立即跑回老家法库躲了起来。第二年的秋天，他在农村的家里当够了“逍遥派“，老远跑回来复课闹革命，准备下山摘革命胜利的桃子。巧的是，他刚跨进学校大门就碰见了我。咱们两个共同乱侃了一阵关于文化大革命事情后，我又关心地问了一下他家乡的情况。然后大伟对我讲，叫帮他找一个住的地方。那时候，学校只有一个学生宿舍，但是所有的房间都被造反派占着，根本就没有他住的地方。我觉得他挺可怜，咋说也是我的同班同学，再说我也想拉他进我们这一派，没多合计就叫他住进了我们这派的宿舍。

　　我们研究游斗赵言计划那天，大伟全都听明白了。本来大伟就觉得我们这派胜利的希望不大，想投靠“沈字兵”有个好靠山，因为他一直没有参加革命大批判活动，怕人家说他下山来“秋收”，一直没敢明确表态。大伟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以后，就象威虎山的小炉匠得到了先遣图一样，找到了投靠三爷的法宝，立即将我们的计划作为他加入“沈字兵”见面礼贡献出去了。游行那天回来后，我们不仅发现精心策划的“革命行动”被“沈字兵”抢先行动了，同时发现大伟也搬走了。大家说我们内部有特务（我也猜到这可能是大伟干的），同学们恨得直跺脚，有的还要给他一枪或者给他放点血。当时要不是我极力反对，估计大伟也就惨了。

　　不过，我也真的挺恨大伟，恨这个狼心狗肺的“特务”坑了我一把。

　B22：没让串联也串联

　　一九六八年到来了，在文革形势一片大好的声音中，无数个大联合委员会先后成立。那些昔日风光无限的造反派头头们，正在为大联合委员会里混个什么角色艰苦奋斗着，一方面要为本派争取最多的席位，另一方面还要争取当上主任之类的重任。至于象我们这些基层的红卫兵战士，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干。革命的暴风雨过后，静下心来想一想，大串联的那个好时候光顾着干革命，多少好地方没有去？红色苏席的故居韶山等等，究竟是什么样子一点印象都没有。岭南的维埃的首都瑞金，红旗飘飘的井冈山，革命圣地延安，还有毛主广州没有去，橘子洲头的长沙没有去，美丽的新疆，奇妙的青藏高原没有去，还有那么多的江河湖海、三山五岳没有去，啊，那么多的好地方都没去，多么遗憾的事情！

　　我感觉到最后的一个“串联”机会，就是在目前的自由主义时期。春节过后，我与同一个战斗队的柳斌（也是我的邻居）从沈阳站买张站台票就出发了。第一站直接坐到北京，住在他哥哥的学校里（当时他哥哥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没有了革命的负担，再也不用抄写大字报，我们开始象旅游者一样仔细地游览北京。那美丽的颐和园、雄伟的八达岭长城，白雪覆盖下的香山，千人滑冰的北海，那琉璃瓦下金黄色的古典建筑，那饱含着中国人民聪明智慧的人民大会堂，那记载中国革命历史的军事博物馆，无一不叫我们留恋难返，北京，你无愧是祖国的首都，你无愧是中国革命的中心，我们为你骄傲，我们向你致敬！诺大的北京城，并非三、两天就能看明白的，我们知道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呆在这里，只能走马观花地简单地看上一眼，然后恋恋不舍地沿着京广线挥师南下了。

　　没钱串联，进站非常容易，买个站台票就能上火车，但是上车以后事情就多了。列车从北京站开出以后，京广线乘务员检票的次数明显多于沈山线，几乎在每天晚上的十点多钟及早晨的八点多钟都要查票。因为我们没有火车票，每遇到查票这种情况，都是胆战心惊步步撤退，能躲就躲，能藏就藏，反正不能叫查票的逮着。当然，每次只要退到卧铺车厢就好办了，随便找个空位子躺下，或者钻到底铺的下面不动声色，都是躲避逃票的好办法。

　　火车经保定、石家庄、邯郸向南驶去，我和柳斌曾经在保定下车，走马观花地看了一眼抗日战争时期那里的地道战，当我们钻进当年冀中平原最原始的地道，感到震动的不是那地下几米深的人工开挖的小洞，倒是当时的中国人民保家卫国抵御日寇的不怕死的精神。那几米深的地洞能抵御日寇的侵略吗？我想不能。日寇害怕地洞吗？我想也不能。日寇害怕什么？他们怕的是中国人民视死如归与万众一心的民族精神！

　　到达武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两个人背着黄书包一声不响地沿着火车道线偷偷地向站外走去，我走在前面很快就出站了，等铁路工人发现以后，正好遇到柳斌过来，就把他逮住了。我站在远处默默地看着柳斌，心想你咋这么笨呢，老叫人家抓住。等了他好长时间没见他逃出来，又不能把柳斌单独留在那里，我只好走回火车站“投案自首”。

　　在火车站的办公室里，几个铁路工人“审问”我们俩个人。他们以为我们要上火车，问我们要去那里？我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好的出站机会，立即告诉他们说，我们俩个是沈阳的中学生，因为想回家去，又没有钱买票所以想偷偷地上火车。那个审问我们的铁路工人恶狠狠地瞪着两个眼睛，冲着我们说，你们以为这是大串联的时候啊，没有钱也想坐火车。我们故意不吱声，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仿佛等待他的恩赐，这个铁路工人真叫我们看透了，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他说，没有钱就是不能上火车，你们俩给我滚出去。

　　我们用智慧胜利地“滚”出火车站，然后唱着歌曲“啊朋友，再见！”，挥手向这个铁路工人告别。感谢他对铁路的忠诚，感谢他把我们赶出火车站。

　　午夜的武汉上空已经是星光闪烁，那个有无数颗星星链结成的银河，象银色的飘带挂在夜幕中。那个圆圆的月亮，象一枚巨大的银币不知道被谁挂在天空，那银色的月光洒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本来应该是安详宁静的夜晚，却不时地响起恐怖的枪炮声，我们不知道这枪声是为了镇压反革命，还是为了保卫毛主席，我们不知道这枪声是来自那个造反派，为什么他们要射出这些仇恨的子弹。我们不知道这些本应该是保卫祖国的武器，为什么居然跑道了老百姓的手里，那连接武汉三镇的长江大桥，你是否还是连接毛主席和革命群众之间纽带。

　　 借着夜幕下的银色月光，我们沿着一条小路向武汉长江大桥走去。眼瞅着就要走到引桥的时候，身后响起几声拉枪栓的声音，静静的夜空中突然想起几声“举起手来，不许动！”把我和柳斌吓一跳。谁能想到这一瞬间的功夫突然出现了这么多拿枪的人，而且那黑洞洞的枪口直接对着我们的胸膛。我们原地不动地站在那里高高地举起了双手，然后惊慌地望着恐怖的四周。这时，从黑暗中跑过来两个人，一个人手里拿着手枪估计是个小头目，另一个人拿着冲锋枪跟在后面。他们上上下下仔细地搜查了我们的全身，除了发现背包里全是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宣传单以外。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这时候，他们手里端着的枪放下来了，并且对我们说，原来是一派的呀，大家是革命战友，别害怕！那个拿手枪的人对我说，这里正在进行武斗，你们怎么这么冒失地跑到武斗的中心地带来了。

　　拿手枪的人又对端冲锋枪的人说，这里太危险了，你赶紧把他们两个送出去，越快越好。我们暗暗地感到庆幸，幸亏遇到的是同一派别的革命战友，假如遇到的是阶级敌人，或者说反对派，还不把我们枪毙后扔到长江里喂鱼去？我们把从北京带来的宣传材料送给那个拿手枪的人，然后在他们的护送下走出了危险地带。那个送我们出去的人，还要送给我们一把枪，说留着有用。我们说还有别的事情要办就不要枪了。他很客气地向我们敬了一个军礼，转身回去参加武斗去了。

　　我和柳斌沿着武汉大桥一步步地向桥上走去，因为武斗的缘故，桥上很少有车辆更没有行人。大桥两侧的桥灯像两条明亮的光带，照在滚滚东去的长江上。与明亮的桥灯相比，月亮显得有点昏暗。不知道是那震耳的枪炮声还是哗哗的流水声，把那灯光震的点点闪烁。桥下还有几艘天不怕地不怕的航船在通过，从船上不时鸣响起来的汽笛声中，不知道提醒或者意味着什么。早就听说过九头鸟的故乡武斗最厉害，什么武器都敢用，什么东西都敢打，什么人都敢杀。可是我想，他们不至于混蛋到炮轰长江大桥吧，柳斌说那可不一定，人要是疯了是没有理智的。

　　我和柳斌站在这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上，凭栏远望不由得想起毛主席在1956年写的一首诗：《水调歌头　游泳》。诗中的简单的一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不就是表现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胸怀吗？历来，展现在所有革命者面前的绝不是风平浪静，那些能经得起风云变换，经得起风吹浪打的，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跨长江过武汉马上就到了长沙，回首湘江两岸橘子洲头的历史，不能不想起毛主席从这里开始革命的过程。我们在这里寻找毛主席念过的师范学院，也在这里寻找杨开慧的足迹。到达长沙的那天晚上，外面下着大雨。静静的街路上几乎没有任何人通过。突然间我们遇到了一个出殡的队伍，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夜间出殡，特别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出殡时唱的歌居然全是毛主席语录歌，意思是说死者象张思德那样，是为人民服务而死的，他死的重于泰山，大家都要纪念他。只是唱歌的调子很怪，可能是因为他们采用当地的民歌唱法我们不太习惯。

　　本来，我和柳斌想在长沙多住几天，没想到在住地遇到想去韶山的人。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去，所以想与我们结伴同行。大家从长沙坐上刚刚通往韶山的旅游1号火车。沿途观看毛主席家乡的美丽风光。这里有一个刚刚修建好的大水库，据说是为了纪念刘少奇而建的，但是在火车上只能看到水库的大坝上有“毛主席万岁！”几个大字。火车很快到了韶山。当时韶山火车站还没有完全修好，只有典雅漂亮的车站候车室和站台修好了。在侯车室的南端，有一个不太高的小山包，那里正在建一个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塑像，从尚未完成的塑像可以看到，站在小山上的毛主席，昂首挺胸，凝视前方。他左手叉腰右手高举，老师的长衫随风舞动，那老式的分头，那坚强的目光，展现了一代伟人从韶山走向中国的必然经历，展现了毛主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宏大气魄。听建筑塑像的人讲，毛主席的塑像很有讲究，比如，像体高6米，基座高6。26米，加起来正好是12。26米，寓意毛主席的诞辰。

　　毛主席的故乡韶山，位于湖南省湘潭、宁乡、湘乡三个县的交界处，即著名的韶山冲。韶山冲的中心有一个地方叫上屋场，这就是毛主席留下最初足迹的地方。上屋场不仅成了韶山风景区的中心，也是国内外旅游人士尤其是世界各国革命人民，追寻革命导师毛主席生平事迹的地方。从那小小的几片仅够儿时游泳的池塘，到那湖南最常见到的几间联体房屋，并不能发现这与如此伟大的人物毛主席有什么星星点点的关系。虽然有人说这里是上屋场，是韶山冲的中心。虽然有人说这里是秀丽的韶峰北麓，韶水南岸。虽然有人说韶山冲是一朵怒放的君子兰，毛泽东的故居是兰花的花芯。虽然有人说韶山的顶峰山高陡峭，气势雄伟，又称仙女峰韶峰，但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样伟大的人物，并不是因此而在这里诞生的，从这些简单的花草树木，山峰河谷都找不到毛泽东成为一代伟人的根本原因。

　　我们住在刚刚建成的韶山招待所大楼里，远远地眺望韶山冲里里外外的一切，那来自五大洲寻觅毛主席革命生涯的人群，那千百年经久不变的韶峰和上屋场，那个细雨霏霏的早春二月，那展览馆里无数的资料和历史文物，都让我们浮想联翩久久不能忘怀。我和柳斌走在韶山的小路上，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究竟为什么这里能出现一个毛泽东，为什么中国革命能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取得胜利？

　　依依不舍地告别韶山后，我同柳斌继续向南出发，当火车进入湖南境内衡山附近时，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突然减速停了下来。从火车的窗户里向外望去，突然发现停车的地方正好是解放军英雄欧阳海拦惊马救火车的地方，再往上看，铁道东侧的小山上还有一座欧阳海的塑像，好像招手叫我们上去看看。那个时期，火车象这样的停车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问题是不知道这列火车能停多长时间。我们犹豫再犹豫了好几回也没敢下车。火车好像理解我们的想法，停了两个多小时还是不走，我和柳斌一合计拎着照相机跳下火车然后飞快地往山上跑去，跟随我们的后边，也有一大群想看欧阳海的人。几分钟以后，我们很快地跑到欧阳海的塑像下，正当我们抬起头敬仰我们心中的英雄时，山下的火车却“呜”的叫了一声，慢慢的开走了。山上山下不知道是谁高喊了一声，不好了火车跑了！结果我们连欧阳海的脸是什么样都没看清楚，就连滚带爬地跑下山追火车去了。

　　半夜了，火车“哐当、哐当”地连夜往广州方向运行。车上的人告诉我们，广州站管理的很严，没有票出站很难。我同柳斌坐在火车的地板上，拿着全国地图寻找下车的合适地点。经过研究认为应该在花县下车，因为这里离广州市很近，即使走到广州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再说这个小车站可能相当于我们那里的文官屯火车站。一定是管理混乱，必定出站容易。时间在二点多的时候，火车在静悄悄的花县停车了，我们趁着夜幕贴着墙边想混出车站。正当我们暗暗庆幸的时候，后面响起了几声枪响，两个小解放军战士拿着武器正向我们追来。随后，这两个小战士把我们押到一间小屋子里。估计，解放军战士怀疑我们是“吃”铁路的盗窃犯，他们搜查我们所有的东西，甚至连又脏又臭的棉鞋都不放过。聪明绝顶的柳斌把钱藏在鞋垫的底下然后让解放军看，总算没有把钱叫解放军没收。其实，所谓的钱一共也就是二十多元钱。很快，下一趟列车又到来了，解放军战士把我们关在小屋子里，并且警告不许逃跑，这是多难得的机会啊，你不叫跑就不跑呀，不跑白不跑！趁小战士出去检查下车乘客的机会，我们打开窗户偷偷地跑了。

　　顺着花县到广州的公路，我们终于在天亮的时候走到了广州市这座祖国南方的最大城市。是啊，珠江上的南方之珠，我们多少次想来看看你，今天不是来到了吗？然而，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是，岭南的天气热的像我们那里的夏天，两个从火车上下来的东北学生，在二十几度的高温下还穿着棉衣棉裤棉鞋，刚走一会儿满身都是汗水。无奈中我们两个人只好每个人买了一根甘蔗，挑着棉装穿着背心在大街上行走，那可怜的样子简直是滑稽透了。

　　第二天，我们到黄花岗烈士陵园瞻仰了一下革命英雄，半个世纪以前，也就是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一群革命志士发动了黄花岗起义，不幸的是起义失败，当时至少有72名革命志士光荣牺牲于此地。在这个面积不大的烈士陵园里，有着典型的岭南建筑的特点娇小华贵。进到纪念室里，可以看到革命者年轻的脸上还透着幼稚的雅气。为了打倒昏庸的清王朝，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们光荣的倒下了。也许有人永远地纪念他们，也许是历史中的过眼烟云，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为了什么。但是，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评价说：“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为之变色。”中国革命就是这样，也许世界革命也是这样，无数革命党人以常人所不能理解、所不能忍受的坚毅勇猛，为人类的民主杀出一条血路，杀出最后胜利的奋力一搏。

　　美丽的珠江夜晚的确是有南国的风味，甚至有着电影里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子，花天酒地霓虹灯闪烁。我与柳斌乘坐年龄仅有八岁的女孩摆渡的船过珠江，真是浮想联翩。我们敬佩南国的女孩是“穷人”的孩子，也觉得孩子的父母冷若冰霜，叫这么小的孩子出来赚钱耽误前程。当我们刚想把美丽的珠江与家乡的母亲河大辽河相比较的时候，沈阳那边传来消息说大联合委员会成立了，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了，万般无奈的我和柳斌只好放弃原来到延安、井冈山的“大串联”计划，偷偷地坐火车（当然了，还是没买车票）回到了家乡沈阳。

　　不管怎么说，没让串联的时候串联了一把，虽然惊险点可也挺刺激！

　B23：给毛主席发封致敬电

毛主席语录：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当我和柳斌急急忙忙、昼夜兼程地从南方返回到沈阳时，沈阳市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的确发生很大的变化，校园里的毛主席语录教导人们的不再是尖锐的阶级斗争，批判这个或者斗争那个。取而代之的是以团结为目地的最新指示。

　　在沈空“支左”解放军的帮助下，校内几大派的革命师生不得不放下把对方打成“反革命”的努力，天天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一个大团结的旗帜下，经过反复的谈判终于在二月八日坐到一起，宣布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它的诞生无疑给学校的革命师生带来了新的希望。因此，学校成立“沈阳一中大联合委员会”庆祝大会上，革命的师生们都是兴高采烈，当时我所在的“新一中公社”红卫兵组织，曾经有个红卫兵为此赋诗一首：

　　红太阳照亮了新一中——为一中大联合而作

　　红彤彤的太阳啊，
　　在一中校园升起。
　　浩荡的东风啊，
　　熏拂在我们的心头。
　　长期对立的三大派师生啊，
　　拉起了革命的手。
　　大联合的凯歌啊，
　　在一中高奏。
　　是谁使我们分成两大派？
　　是谁夺去了我们的战友？
　　是谁破坏了，
　　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是刘、邓反动路线，
　　是万恶的宋、李之流。
　　拿着“九条协议”，
　　回忆战斗历程。
　　耳听辽河咆哮，
　　沐浴沈城春光。
　　革命大联合好，
　　革命大联合就是好！

　　会后，广大革命师生给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发出了一封致敬电。原文如下：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今天，沈阳城内红烂漫，第一中学春满园。我们，无限忠于您的沈阳一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怀着无比的喜悦，无限的激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告我们战斗的喜讯：在您的光辉思想照耀下，迎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春风，沈阳一中各革命群众组织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沈阳市第一中学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成立了！

　　这是您的革命路线在沈阳一中的又一辉煌胜利！

　　这是您的光辉思想在沈阳一中的又一辉煌胜利！

　　这是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光辉成果！

　　条条江河归大海，颗颗红心向太阳。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日日夜夜想念您！

　　山高高不过蓝天，河深深不过大海。敬爱的毛主席，您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以五湖四海为笔，以蓝天苍弓为纸也写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在这春色满园人欢笑，高歌漫舞庆联合的日子里，我们尽情欢呼，尽情歌唱！我们有千万句知心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千万支热情的歌要对您唱。千支歌，万支歌，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千句话，万句话，凝成一句话，我们衷心的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敬爱的毛主席，翻开沈阳一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哪一页不放射着您的伟大思想的光芒！回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走过的路程，那一步不是您的亲切教导和指引！

　　是您亲自批准播发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激励我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写出了我校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大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在那战斗的日子里，为了保卫您，为了保卫以您为首的党中央，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不怕被打成“右派”，不怕被打成“反革命”，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又写出一张张的革命大字报，粉碎了赵谦城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扭转运动大方向的罪恶阴谋，狠揭我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形势一片大好。可是天空中出现了乌云，大地卷起来阴风。正如您所教导的那样：敌人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为了镇压我校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派来了刘邓工作组。这个黑工作组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倒行逆施，诅纣为孽，挑动群众斗群众，大整群众的黑材料，把大批教师和学生打成“牛鬼蛇神”，“右派”，多少革命教师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多少造反派战士横遭围攻，监视！在那人妖颠倒，乌云笼罩的日子里，是您给了我们鼓舞和力量，是您的光辉思想照亮了我们的心，使我们洞察秋毫，明辨是非。

　　是您亲自主持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出了“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号召，制定了光辉的十六条，宣判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刑，给我们撑了腰，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亲自发动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在您的战斗号令下，我们红卫兵小将走上街头，破四旧、立四新，誓叫山河换新天！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红卫兵运动势不可挡，可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又利用反动的地主阶级血统论，扭转运动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的阶级阵线。一时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定律、法则和座右铭。“狗崽子”，“黑七类”满天飞，反动的血统论同宗派主义、实用主义相结合，在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操纵下，官办的红后代、沈字兵，把矛头指向了广大教师和学生，同窗共学的学友成了势不两立的对头，并肩战斗的同志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群众斗群众代替了斗、批、改，宗派小集团代替了党的阶级路线。在这斗争方向扭转，阶级兄弟相博的时候，又是您给了我们方向和力量。我们怀着誓死捍卫您的革命路线，誓死捍卫“十六条”的决心，坚决抵制反动血统论，牢牢掌握运动大方向。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亲自发动了红卫兵大串联运动，是您一次又一次地接见我们红卫兵小将。当我们冲破伪筹委会、红后代、沈字兵的阻挠，来到北京城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您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您站在敞棚汽车上向我们微笑的时候，我们是何等激动啊！我们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啦！泪花在眼中萦绕，红心在胸中跳荡，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们向您宣誓，坚决遵照您的教导，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号令，下达了一个个文件，为我们撑腰。是您发表了一篇篇社论为我们指路。是您解放了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右派”，“牛鬼蛇神”的同学和教师，是您解放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您的指引下，我们排除了重重阻力，成立了一个个造反组织，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动的地主阶级血统论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受蒙蔽的群众觉醒了，反戈了。保守组织垮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崩溃了！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是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发动了一月夺权的风暴，在您的战斗号令下，我们进行了夺权斗争的演习！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她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为了挽救其即将灭亡的命运，在去年的二、三月间，掀起了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走资派纠集起来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疯狂地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它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使我校复课闹革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时乌云滚滚，妖风阵阵。辽河两岸，沈阳城内，到处是肃清无产阶级革命派流毒的狂吠，到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叫嚣！多少革命造反派横遭围攻，多少革命造反派被迫请罪！多少革命造反派被抓一小撮！多少革命造反派被投入了监狱！革命有罪了，造反有罪了，历史颠倒了！

　　在这黑云压城，毒流横溢，黑白颠倒的日子里，我们捧着您的红色宝书，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您的教导：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我们眼望着北京城，心想着你老人家，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敬爱的毛主席呀，想起您，我们心红眼亮骨头硬，想起您，我们志高胆大方向明，想起您，千难万险无阻挡，想起您，乱云飞渡仍从容！

　　平地一声春雷，北京城又发出了您老人家的声音，“四、二”社论发表了，117号文件下达了！您又一次解放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重整旗鼓，杀向社会，投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大决战的疆场。我们同辽沈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横刀跃马，狠砸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揪出了马、顾、喻、黄等走资派，摧毁了资产阶级司令部，英姿飒爽，成绩辉煌。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图穷匕首现，为了狗延残喘，在八、九月挑起大规模武斗，企图用武斗镇压造反派。一时阴风怒吼，浊浪排空。机关枪代替了大民主，手榴弹代替了大辩论。多少革命造反派组织横遭洗劫，多少红卫兵小将忍痛离开了学校，多少坚强的战士倒在阶级敌人的枪弹下……可是，为了捍卫您，为了捍卫您的革命路线，为了祖国江山永不改变颜色，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死而无俱！在阶级敌人的枪弹下，我们没有停止过宣传您的光辉思想，宣传您的革命路线。面对白色恐怖，我们没有气奈，没有屈服，我们牢记您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您老人家亲！是您亲自派出了中央调查组，支持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您发出了一系列最新指示，号召我们实现革命大联合，是您发出了中发[68]13、14、15、16文件，给我们送来了浩荡的春风。

　　今天，我们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迎着劲吹的春风，实现了革命大联合，这是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二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地认识了一个伟大真理：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永远跟着您，永远紧跟你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幸福，就是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经过两年来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锤炼，我们的心更红了，我们的胆更壮了！我们决心一辈子跟您干革命，永远跟您在大风大浪里前进！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决心遵照您的教导，发扬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敬爱的毛主席，您的光辉思想是革命的灯塔，是胜利的保证。我们要更加努力活学活用您的光辉思想，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面落实您的最新指示，深刻领会您的光辉思想。要高高举起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让一中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人，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把一中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我们要遵照您的指示，“斗私批修”总结二年来的经验和教训，大讲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大讲您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狠斗私字，大立公字，狠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立您的革命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做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我们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坚决打倒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的流毒，彻底肃清地主阶级血统论的流毒，积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大力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胜利完成斗、批、改。

　　我们要遵照您的“拥军爱民”的伟大教导，继续高举拥军的大旗，坚决相信、依靠、拥护、热爱、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热情帮助沈阳驻军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我们要遵照您的指示，实现“复课闹革命”，坚决进行教育改革，砸烂旧的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的新教育，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中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敬爱的毛主席，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无限自豪，满怀胜利的信心。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向你宣誓，我们要一辈子读你的书，一辈子听你的话，一辈子照你的指示办事。永远忠于您，永远忠于你的革命路线，永远忠于你的光辉思想，永远跟着您寸步不离，风吹浪打心不变，海枯石烂志不移。我们要做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您的统帅下，惩腐恶，缚鲲鹏，换新天，起宏图，横扫一切害人虫。誓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遍全球！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以无比深厚的阶级感情，祝愿你—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沈阳市第一中学革命大联合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

大联合委员会是成立了，可是有谁知道今后的革命道路怎么走？

　B24：自投罗网的天江飞

　　一九六八年二月份，沈阳地区三大革命造反派，根据党中央的精神达成革命大联合。由此，革命形势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五月十日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宣布成立。

　　为了巩固革命大联合的成果，并且维护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毛主席在这年的3月7日发表了著名的“三、七指示”。在这个最新指示里，他要求“军队应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进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现斗、批、改的工作。”

　　随后，毛主席又提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解放军“支左”小组的组织下，从三月份开始，学校内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能参加首期学习班的学生，是校内各个红卫兵组织的主要领导，相当于造反司令一级的人物。从第二期开始，参加学习师生的级别就相对小一些，不过也是相当于参煤长一类，有头有脑的人物。

　　当时我是一个小人物，也就是红卫兵战士吧，参加的是第四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学习班的地址就设在学校的学生东宿舍一楼。学习班的学习由沈空派来的几个解放军直接领导，实行全日制军事化管理。集中学习，集中生活，不许回家。每天早上军训，跑步，拉练。搞三忠于，跳忠字舞，唱革命歌。学习革命文件。再有就是没完没了的搞大批判，念毛主席语录。学习间隙的时候，领导我们学习的解放军杨团长、沈副团长与那几个小一点的军官，分别在下面找学生三大派的有关人员谈话，鼓励学生们互相之间揭发、检举在文革中的问题。

　　六月份的一天上午，第四期三大派学习班的学生正在宿舍里学习，当时不知道因为一个什么敏感问题，同学们在学习班里又大辩论起来。吵的乌号乱叫、非常热闹。这种学习班就是这样，要不就是谁也不吱声，要不就是成帮成伙的打嘴仗，打派仗。反正谁也不怕谁，谁也不服输，谁也不甘心在人之下。正当我们在大吵大嚷的时候，从学习班的门外面进来一位50多岁的男人。老人的个子比较矮，一头白发，穿一身假的很脏的黄军装，脚上穿着一双黄胶鞋，不过这双鞋看来穿了很长时间没洗涮。他身上背了一个黄书包，书包里鼓鼓囊囊地装了不少的东西。老人走进学习班后说，他要找解放军首长谈一谈，或者找大联合委员会的主任也行。解放军沈团长说，你进来，有什么事情坐下来说。

　　老人说他叫天江飞，过去是一中的教师，曾经在这里教过数学。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有人陷害他，说他强奸他的女学生。后来，他被判刑并遣送回盖县老家。他说他是冤枉的。要求给他平反。解放军沈团长说，这个问题不好办目前学校解决不了，叫他去上一级革命委员会去找。天江飞说。他已经去过省、市革委会了，并且刚从北京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上访回来。老沈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怎么回答的？天江飞说，他们叫我回原单位解决。说着，天江飞去黄书包里拿东西，估计想去拿中央文革的批条。可是，他摸了半天没有找到，就顺手把黄书包里的东西全部倒了出来。

　　当时。学习班的学生再也没有精神辩论了，全都围在天江飞与解放军的身边，听他们之间的对话，观看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天江飞往桌子上倒东西。先是倒出一本毛主席语录，又拽出一条毛巾，接着又拿出来一个大茶缸，茶缸里有一个用丝线袜子作的小口袋。当他拿出大茶缸的时候，里面发出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声，引起了解放军老沈的注意。老沈问，那个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啊？天江飞一边解口袋，一边满不在乎地说，里面全都是毛主席像章啊。

　　听说，天江飞的臭袜子里装的都是毛主席的像章，解放军老沈和老杨立刻就站起来了，好像是站岗的战士发现了敌情。老沈高声喊道，天江飞，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把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像章，装在你的臭袜子里，这是什么行为？你今天就别走了，就在这里参加学习班！解放军老杨转过头来对学习班的学生说，我们要马上组织全学校革命师生，批判反革命分子天江飞！红革造的李红旗同学立刻跳到桌子上，高声喊道：打倒天江飞！誓死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接着李红旗又拎过一根木头桌子腿，一脚把天江飞揣到地上，叫他跪在地下向毛主席请罪。

　　估计，天江飞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吓的屎和尿都出来了。

　　解放军杨、沈两名团长随后把几派的头头叫到屋外，老杨小声的对大家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定要好好把握，要通过这件事情教育同学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要发动全体革命师生，狠狠批判天江飞的反革命行为。怎么“教育、帮助”他都可以，但是别把人打死了。

　　当天，天江飞被关到了东宿舍的二楼上，后来又转到教学楼门前的一个小平房里。几个心领神会，过去就喜欢“帮助牛鬼蛇神”初三学生，在当天的晚上老老实实地“帮助”了他。在给天江飞办学习班的小屋里，再一次出现了一九六六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的声音。

　　过了几天，我再去学校的时候，没见到天江飞。我问他们，天江飞哪去了？他们说关到学校收发室后面的小煤棚子里去了。果然，在小煤棚子我看到了天江飞。当时，他趴在地下，没有一点动静。身上的衣服已经全被打烂了。可以看到天江飞的身上有不少血泡，有的血泡已经干了，有的血泡还在流脓。身上几个流脓、流血的大包里已经生虫子了，冷丁一看就象厕所里的蛆一样在蠕动。不过，天江飞肯定没死。

　　又过了几天，解放军沈团长和杨团长怕天江飞死在学校不好交待，决定把他遣送回老家。当时决定由三派各出一名学生送他回去，这其中还就有我一个。爸爸听说这件事情后，叫我千万别去。他说，到了天江飞的老家，人家的哥们能绕了你们嘛？但是我没有打他呀？谁管是谁打的，反正是你们一中学生打的吧！事实上果然没出爸爸所料，天江飞的兄弟姐妹看见他被打成这样，拎着铁锨、镐头等家伙就要劈大联合委员会派去送天江飞的学生。要不是这些学生有心理准备，见大事不好掉头就往火车站跑，问题就大了，说不定还得死在那里几个！

　　问题是，天江飞你这个时候到学校来干什么。找死啊！

　B25：“三忠于、四无限”

　　　一九六八年五月份，一个围绕“三忠于、四无限”展开的，以“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以“忠字舞”形式为主要特征的向毛主席“献忠心”的活动，象一股红色的滚滚浪潮席卷大江南北，这股浪潮来势汹涌澎湃，所到之处无论何种势力无坚不摧。

　　所谓的“三忠于”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四无限”即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当时，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理性认识上的局限性，以及毛主席出于领导革命事业的需要，再加上林彪等人别有用心地鼓吹现代迷信，煽动狂热的崇拜。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不管你是认同还是否定这股浪潮，都得在这革命的红海洋中随波逐浪、跟随游泳。所以这种“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一旦出现，广大的革命群众出自于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出自于对毛主席的敬仰、崇拜之情，自觉不自觉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把歌颂、赞扬毛主席的浪潮推向高潮。

　　五月十日辽宁省暨沈阳市革委会成立，毛远新（毛主席的亲侄、省革委会主任）立即下发了一个在全省开展“三忠于、四无限”活动的通知。通知中要求全体革命群众、尤其是各个造反派要搞“大颂扬”，颂扬毛主席的光辉伟大。要大唱革命歌曲，天天唱月月唱，唱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资派胆战心惊。要大跳“忠字舞”，要把革命群众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现出来。终于，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沈阳市内的主要公共场所，尤其是各大公园、各机关学校突然出现了不少受过训练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教革命群众跳“忠”字舞、作“三忠于”活动，到处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那个时候，学校的大联合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刚成立，正在组织各造反派学生参加学习班。实际上，所谓的学习班就是参加在驻校解放军领导下的军训，在校集中住宿、生活与学习。所有参加学习班的学生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进行“早请示”。大家以同样的姿势拿着毛主席语录，面对挂在墙上的毛主席画像站成几排，在学习班班长的领读下，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然后向毛主席请示今天要干什么。其实，住在北京城里的毛主席哪能听到沈阳学生的请示，真正安排我们干什么的，是那些沈空派来的解放军。晚上睡觉以前要搞“晚汇报”，就象“早请示”那样，只不过是要向毛主席汇报一天里干了什么，如果觉得做的不对或者说犯了错误，还要象毛主席他老人家认错请罪。每天三顿饭的饭前也要手捧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才能到食堂的买饭口买饭，饭后离开食堂之前也要向毛主席打招呼，不能没有规矩说走就走。我的一个同学平常就好嘻嘻哈哈开玩笑，在作“三忠于”活动时，看解放军的那种严肃样子觉得好笑，禁不住地笑出声音，结果做了好几回检讨才算勉强过关。总之，所有参加学习班的同学，无论是搞什么活动（上厕所除外）都要进行“三忠于”，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忠心。班里有一个细心的同学，曾经统计过在校住宿的同学，从起床到睡觉一天要做十八个“三忠于”。

　　没有参加学习班的同学也得参加“三忠于”活动。当时正是复课闹革命时期，每天有不多的几节课。每堂课的课前与课后要唱歌颂毛主席的语录歌，跳表忠心的“忠”字舞。上课铃声一响，几十个班级的上千名学生唱不同的革命歌，跳不同的“忠字舞”，念不同的毛主席语录，甚是雄伟壮观。学校的教室地面还是小日本时期铺的木制地板，因为年久失修有部分地板已经发糟，同学们跳“忠子舞”的时候，在强大的力的作用下，经常可以听到地板折断的声音。我们班高高大大的班长朱有，一个跺脚的舞步把地板踏坏了不算还把脚崴了，惹的同学们笑声一片。

　　“三忠于、四无限”活动不仅在学校里搞，而且在社会上也搞。沈阳市搞辽宁省搞全国也搞。全国搞“大颂扬”，全国“表忠心”，全国跳“忠字舞”。估计在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跳“忠字舞”。即使在居民区里，不知道是因为革命群众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还是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小到刚会走，大到九十九，即使是平时有病躺在炕上的，即使是七、八十岁走不了道的，每天的早晚也都出来在院子里跳“忠字舞”。如果正好赶上出门问路，去商店买东西，甚至到邮局寄封信也要先念一段毛主席语录。警察遇到交通违章的人，先要念一段毛主席语录帮助你提高认识，然后再让你跳段“忠字舞”向毛主席请罪。根据交通违章的轻重情况，警察有权决定你跳几个“忠”字舞。非常有意思的是，有天何长玉同学骑自行车带我回家，没有想到光顾着唠嗑被警察逮住。在一群学生的起哄下，警察罚我当众跳“忠字舞”，没有办法只好红着脸在大庭广众之下，跳了一个《北京的金山上》。当我好不容易跳完了，他居然说跳的不认真要加罚两个。这时，爱跳舞的何长玉把自行车往我手里一推，替我跳了两个“忠字舞”，警察先生说跳得不错但是先别走，等把大家教会再走，你说气人不！

　　虽然说“忠字舞”也就是一种大众化的舞蹈，但是怎样对待“忠字舞”是个政治态度问题，是对毛主席忠心与否的大问题。能向毛主席表忠心固然是好事情，可是该表忠心的时候忘了表忠心就麻烦了。沈阳的北面有个生产煤炭的沈阳矿务局，矿工们上下班都坐运输部的通勤小火车，所以他们的“三忠于”活动就在小火车上进行。有一天早晨，工人们上车以后在车厢里做“三忠于”活动，其中一个矿工不知道因为什么，在大家做“三忠于”的时候却打瞌睡睡着了。当被人发现以后，革命群众命令他站起来向毛主席请罪，并且立即在车厢里开展对他的大批判。通勤车开到矿井那个车站后，矿工们把他拉下小火车继续批判，当天他叫矿上的革命群众连批带斗折腾死了。

　　别以为老百姓无知要跳“忠字舞”，要向毛主席表忠心，就是那些具有“高级智慧”的各级领导，那些党的代表们，人大的代表们也是如此。六九年四月一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开幕那天，当毛主席在《东方红》的乐曲中缓步走上主席台的时候，全场长时间热烈欢呼“万岁”和“万寿无疆”，不少党的各级代表离开了座位自动自觉地跳起了“忠字舞”，他们要当面向毛主席表示自己的一片忠心。毛主席的一篇仅有六百余字的开幕词，一次又一次的被震耳欲聋的“万岁”声打断。这些党代表们的喉咙喊哑了，手掌拍麻了，却没有顾得毛主席讲的是什么，毛主席要叫他们干什么。　　等到“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全面降温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沈阳知识青年下乡到法库县去了。

　　　注：“忠字舞”是红卫兵发明的一种舞蹈，动作比较简单，特征是舞蹈者身体随着舞步颠簸摇晃，胳膊左一甩右一甩的，然后两手在胸前上下错动，或者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将手指向正前方，做一个雕像般的形象。这种舞蹈往往有革命歌曲配合。

　B26：革命成功了，咱们干什么？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上海的“一月风暴”首开了“全面夺权”的先例。“工总司”等几十个造反组织夺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宣布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他们在报纸上说“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出现了，它丰富和发展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苏维埃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月八日，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一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等，支持上海的夺权。

　　一月十四日，山西的造反派夺了省党政领导权。

　　二月十四日，根据毛主席的建议，“上海市人民公社”正式定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此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夺权斗争席卷全国。在一九六七年内，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青海、内蒙古、天津等省市区党政机关先后被造反派夺权。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革命委员会好》的社论，发表了毛泽东的新语录：“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行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实行了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二十九个省市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实际上没把台湾算在内是个重要的政治错误）

　　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后，沈阳市内的中学开始组建中学红代会（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而且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在自下而上的成立。当时，我们隐约有种感觉，或者说在潜意识里已经感觉到这样一个问题，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既然革命委员会成立了，那么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要胜利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牛鬼蛇神横扫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臭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被打到了，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了，那么我们这些“红卫兵”学生怎么办？跟毛主席干革命的路我们是走定了，但是不能老去造反吧？工人可以继续在自己的工厂上班，农民可以继续种自己的地，解放军可以继续扛枪守边疆，可是我们是学生，不能永远呆在学校里啊！尤其是那些高三、初三两届（即66届）早就该毕业的学生，何去何从更是大家关心的事情，虽然目前还不知道他们将要到哪里去，将要被怎样安排，但是我们相信终归是要有个说法的。

　　也许有部分同学会留下来，那么留下来的同学怎么办？难道他们要恢复上文化课？或者说复课闹革命，那么教材怎么办？建国十七年以来的旧教育体制已经被彻底否定，旧的教材肯定不能用了，可是为无产阶级教育服务的新教材还没有产生，没有新教材那么上课学什么？更严重的问题是教师怎么办？原来的教师大部分已经被打成“牛鬼蛇神”，怎么叫他们讲课？即使把他们解放了，当他们重新站在曾经批斗过他们的学生面前讲课，这些“牛鬼蛇神”的心不发颤吗？即使他们有胆量讲课，学生们听课的心情又会是什么样？学校还会回到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吗？

　　学校的大联合委员会，以及后来成立的红卫兵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都是几大派红卫兵选举出来的学生代表组成的。既然有的同学们要离校步入社会，有的同学要留校念书或者革命，那么就有个革命利益分配的问题。所以，在中学“红代会”以及“革委会”的人选上，各个红卫兵组织为了今后的生存和发展，想尽办法争夺委员会的名额与地位。当时我们也考虑到，为了维护我们组织内低年级同学的利益，高年级的同学在离校之前，一定要把进领导班子的事情办好。选送进入领导班子的同学，应该符合下面几个条件：首先，能在学校里呆相对较长的时间。因为高三、初三的同学可能要先期离校，所以最好是高一、初一的学生。其次，要兼顾文化程度，社交能力几种原因，最好是高一、高二的同学。再有就是“代表”的政治条件要好，家庭的背景没有毛病，社会关系没有历史问题。最好是革命干部子弟，或者工人，贫下中农出身的学生也行。最后一点是。在“三国四方”各方面争议不大，以免进入领导班子的阻力太大，而且最好是有凝聚力的同学。

　　我们刚把进领导班子的同学安排好，文革以来已经停止二年的首次征兵开始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解放军是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任何一个人进到部队里摸爬滚打几年后，出来就变成镀了金身的复转军人。革命军人不仅是家庭成分中最最革命的成分，就算在“红五类”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从政治地位上讲，复员军人回到地方，可以去任何叫人羡慕的工作岗位，比如人事组织部门、安全保卫部门等等。愿意从事仕途的还可以直接任职当官，不仅如此，他们生活的道路也是一路顺风，房子有人安排工资待遇也高，即使象找女朋友这样的事情，只要听说你是复员军人，多漂亮的女孩子都敢上门找你来，尤其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姑娘，为了子孙后代不再受家庭出身的影响，更是把目光瞄准了复转军人。据说那几年无论城市或者农村，漂亮的姑娘几乎都嫁给他们了。

　　因此，征兵的消息刚刚透露出来，同学们削尖了脑袋想往部队里钻。为了入伍当兵，为了今后的前途，学生们的家长、亲属、甚至七大姑、八大姨全都动员起来了，有门子的走门子，没门子的托人，据说当时各区武装部的门槛子都被踩坏了。当然了，能够入伍当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学校的推荐、身体检查、最重要的还是严格的政治审查。除此之外，还要证明在文革中没有武斗中的人命问题。我的同学许杰本来有十足的条件参军，就因为江雯的那件事情没有当成兵，叫他后悔死了。这次征兵学校一共“推荐”了三十几名同学，仅仅我们“新一中公社”红卫兵就有八名同学被批准光荣入伍参军。后来才知道，这次征兵中能去参军的学生，大部分都有父母、亲属走后门的背景。尤其是哪些家长当过兵的，在部队有亲属关系的学生，想去当兵的都走了。据说这件事情反映到中央，毛主席说想当兵是个好事情，走后门说明我们的人民军队威信高嘛！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很长时间以后我们才明白。

　　该当兵走的走了，该毕业的也要毕业了，留下来的学生们可能还要继续追随红太阳，跟随毛主席闹革命。但是象文化大革命这样伟大的革命都要结束了，那么未来的革命目标究竟是什么？如果说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要进行重要的战略转移，或者再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么学生们是直接进工厂做工，还是直接当农民种地？或者全去入伍当兵打仗？想来想去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合适。突然间我们发现，这些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好像成为这个世界最多余的人，除了造反干革命以外，在中国这个诺大的社会里好像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