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自己的审判长

            随笔   黄塑芹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刘禹锡先生这句话一直影响我，我的信念被这句老话左右了若干年，还将被诱惑下去。　　

何以说是“诱惑”呢？我疑心刘先生有些臆想意味，便是先生生活的真实写照，怕也只是时代的产物，古代文人一心向诗，三两挚友挥毫泼墨吟诗唱和，都是性情中人，很单纯的那种。设若流落到当代，恐难有此狷狂率性，时势所限，万难超脱的。况且时人并无纯粹诗书理想，来来往往全为利益忙。只有共同信念与理想或可酿造那份单纯。所以使用“或可”的非肯定语句，是怀疑便是奔着“共同信念与理想”去的，也不一定“谈笑有鸿儒”的，“鸿儒”者，必是文化大家，必是精神境界不分“彼此”、“一二”、“高低”的知已。　　

我就是这么理解这么怀想的。当年朱毛周刘不正是因“共同信念与理想”而走到一起来的吗？但是毛泽东和朱德是知己吗？和周恩来是知己吗？和刘少奇是知己吗？后面三者的悟性、思想与能力再怎么相乘也难以企及毛泽东的万分之一。很显然毛泽东的一生都是孤独的，人生中并不“谈笑有鸿儒，”倒是实在地“往来有白丁”。便是毛泽东盛赞的当代圣人、被称三个伟大的鲁迅先生也不是毛泽东的知已，只不过毛泽东喜欢鲁迅的深刻思想与战取光明的坚韧精神而己。鲁迅多活40年，鲁迅全集还能在毛泽东时代成其为继毛泽东选集之后的次霸王书籍吗？鲁迅的三个伟大与一个圣人荣誉称号恐怕都不会有，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精神境界不纯洁而被其它理念所利用，它就会复杂化了，复杂是人的属性，就难以成全纯洁的精神境界了。知己就不存在了。没有知己的人生就是孤独的人生了。“谈笑有鸿儒”就是一种理想了。　　

我就活在理想主义虚妄中。我厌烦我的人生：往来有白丁，谈笑无鸿儒。我看不起白丁吗？很难说清楚，很有当年混迹小县城发名士脾气郁达夫的意味。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便是对所有看客的态度。先生所以发起“文艺运动”，以改造“国民精神”，就是让祥林嫂，闰土，阿Q们的命运好起来，不是抛弃他们以表示内心浅薄的不担当，无论怎么“彷徨”仍然“呐喊”着，一边助威给力，一边“似匕首，似投枪”到生命最后都“一个不原谅”，目的是“给黑暗捣乱”以“战取光明”！　　

大爱在于改造，而我欲步其圣贤后尘都不可能。我不能容忍白丁们的愚昧、冷漠、自私、贪婪到无人性。无论国内国外，凶杀案之残暴，竞然全家灭门，竞然砍上70、80刀之多，竟然杀戮学生！竞然无城不文强，无国不拉登，无物不虚假，无官不贪。或许有些夸张，但时人心中谁不有感受？不感受到人生险恶者，真幸运！真幸福！　　

我就没有这份幸运与幸福。我潜意识里也恶，也贪，只是没机会吧，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叫嚣几声，以图个体的超脱。我一面企图无欲无求达忘我圣境，一面为生活的高质量物化而处心积虑。一面写作张扬“亲爱天下难以亲爱之亲爱”，一面对身边坏我好事者在心里把他千刀万剐！不能容忍他人占我便宜，不能容忍别人不尊重我，不崇拜我。我凡事喜欢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容不得有人质疑，有人反对，有人否定。　　

凡是我想的就是先进的，就是正确的。凡是我反对的就是邪恶的。我自鸣得意许多发明，比如对于十恶不赦的罪犯，我反对“正法”、“就地枪决”。生命与罪恶是分开的，一个人犯了死罪，我认为“死罪”的判决是“精神重造”，而不能将其生命“枪毙”。生命是宝贵的，犯罪是思想观念问题，没有法律可以杀死生命，生命是平等的。而罪恶是意识行为，它有地方性，它有时代性，它有政治性。李世民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世界中心国全年“正法”才59名罪犯。今日一个省都远远不止，何以至此？颇值反省。有人驳我“妇人之仁”，我执拗地坚持自己的观念予以反驳。　　

我看不得邪恶，我自身潜伏邪恶。对于虚伪我深为不齿，我虚伪起来无人能及。对于名利之徒，我颇为不屑。我的写作充斥急功近利思想。我不相信爱情，却总是在寻找爱情，享受爱情。我很复杂，很自私，贪图享受。我暴虐，我无耻，我狂妄。我知道自己错误不少，罪过很多，很想改正，又总是屡教不改！我企盼自我思想超脱，观念完备，又总被庸俗所累。我以为自己思想有先进方向，人生偏偏苦闷与无聊。我何以如此？我把这一切全部归结于传统。我反叛，我想重造自我，我的新我却愈发被旧我腐蚀。　　

我或许有希望？　　

在黑暗中摇摇头又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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