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周瑞金的“吹”劲

且看周瑞金的“吹”劲

万木春　

    读了刊登在《新闻记者》今年第九期上，由周瑞金执笔的“我和皇甫平”一文，洋洋洒洒近二万字，真是大开眼界，大长见识。
    如果对本文作一番统计，周先生在文内对自己做出自我宣扬、自我表扬、自我拔高的不下十五、六处，诸如：“凭我在长期从事党报工作中培养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心”，“我内心主意已定，‘不须扬鞭自奋蹄’”，“这篇评论由凌河同志按我口授提纲执笔撰写，并由我改定”，“这篇文章是由我出题，施芝鸿同志执笔，再由我改定的”，“他（吴敬琏）遇见我对我说，一看‘皇甫平’就知道有来头”，“这篇文章是我出题目，由施芝鸿同志执笔的”，“五十年代的‘马铁丁’、‘龚同文’都是由三个人组合的署名，文章很有影响，我们三人也组成个‘马铁丁’式写作组吧”，“皇甫平这个署名是我独自在大年夜拟定的……我为什么要署一个皇甫平的笔名呢？那是有我的深层考虑的”，“我组织发表在《解放日报》的四篇评论文章，署名就叫‘吉方文’”，“我奉调履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以后……我又主持开辟了一个重点评论栏目，署名‘任仲平’……人民日报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均以高票获得一等奖……我也以高票当选为市委委员，中央决定调我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辑”，“施芝鸿同志又应我约请，同我合作撰写了人民日报重点评论‘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得到中央领导赞赏，产生良好社会影响”，……好，暂且打住，这么多“我，我，我”，真是生怕别人冷落了他，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聪明才智、丰功伟绩，说周先生“吹”功非凡，“吹”劲不小，应该不是虚言吧。文章讲到为什么取名“皇甫平”这个笔名，周先生说：“其蕴涵有关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真是崇高无比啊。但是笔者确确实实不知道，伟大的中国人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延请周先生用他们的名义去辅佐邓小平了？作者自称是某一个春节前夕夜独自拟定的，但是文章好像没有说到那个除夕夜，或除夕夜以前，中国人民曾经授命给他要他当他们的代表去写这样重要的文章，那么如果说周先生这样写，是“盗用”了人民的名义，难免有伤人之嫌。如果说是周先生“私用”，或“擅用”了人民的名义，旨在抬高自己，周先生听了后觉得是对他不敬，有失礼数，那实在抱歉，请恕我。愚钝如我，对“皇甫平”这个取名的来头有这么大，这么硬，实在是始料未及，现在算是顿开茅塞了。事实上，几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在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社会自有公论，历史自有公论，此处不想去缩小，也不想去拔高。而“我与皇甫平”一文中矛头所指的那些周先生深为憎恨的反对改革开放的“左派”，有许多其实是周先生虚设的靶子。一点也不夸张地说，这些“靶子”中，绝大部分是坚定的社会主义改革派，比起周先生来毫不逊色。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周先生自己恐怕也明白，责难、攻击这些坚定的社会主义改革派，同样正是为了抬高周先生自己。
    周先生叙事、行文过程是颇有些火气的。他把有些同志提出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当作是阻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凡事”简直同两个“凡是”一样可恶。周先生在文中一面指责别人问“姓社姓资”，一面又为自己辩解说：“文章丝毫没有提倡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的意思”。那么为什么当有人这样发问，要像痛责两个“凡是”那样去痛责呢？再说了，为什么就不能问一问姓社姓资呢？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60年最基本的经验。我们提倡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央确定的，难道错了吗？周文提到著名学者卫兴华同志对于姓社姓资的诘难，提出了五点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第一条就是“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这没有错吧。那么为什么别人一提姓社姓资，周先生就要敏感得跳起来，甚至怒火万丈，暴跳如雷呢？
    周先生在文中还不止一次地指责别人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这个指责也十分奇怪，难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不应该反？邓小平就说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反五十年。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著名观点，周先生怎么就不去“辅佐”了？难道和平演变就不应该反？只要是一个真心的共产党员，就应该懂得，敌对势力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未有一天停止，美国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未有一天放弃。中央多年来一再谆谆告诫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无时无刻不在竭力在寻找意识形态的突破口，周先生身为共产党员，怎么就把中央的这些告诫全然撇到脑后去了？
    周文如同机枪扫射一般，扫了一批报刊名字，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到求是杂志，从《当代思潮》、《真理追求》到《高校理论战线》；同时，还不署名地点到了一些人：上海的一个老干部，人民日报当时的社长，“理论界当时一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人”，等等。大凡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一般都知道这些没有点出名字的人是谁。周先生对自己十分有把握，他一定认为现在已到了这样的时机，可以一个不漏地对这些人予以一一清算了。他甚至还不惜披露：“这种争论和交锋还发展到更高的领导层，其具体情况这里就恕不详谈了”。这是在卖关子，却蓄意暴露了党的高层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恐怕可以这样说，周瑞金先生已经全然忘记了上海市委当时对他的一个指示：淡化处理，不要正面交锋。现在，他不但没有淡化，而且摆开阵势，气势汹汹，抛出这么长一篇文章，是大大地强化了，是浓墨重彩地去指责别人了，目的是什么呢，说周先生是为了美化自己、炫耀自己，是说轻了，还是说重了呢？
    周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特别感激他的一位知己在“皇甫平”出名发迹过程中立下的功绩。说那篇那篇文章是他执笔的（当然也说绝不忘记要提到是周先生出的题，并由周先生改定的），说“善有善报！现在他终于有了收获，终于可以一展抱负了。”什么收获呢？这就是，周先生的这位知交当上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为中央领导服务。本来，一位同志任职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须当作什么个人的“收获”（在周先生的潜台词中，大概是升了高官吧）来着意渲染的。周先生一贯自恃甚高，他从来就认为他的才干才华是要胜过他的这位知交的（因为他写的文章要由周来出题、改定嘛），于今，知交有“收获”了，自己的“收获”何在呢？像那位知交那样升高官，看来做不到了，于是把光荣史公诸于世，当年归他指挥调度的那位知交都升了，自己当然也在世人心目中沾上光了。显然，这就是周先生当年忙了一场于今得到的“收获”，看来，周先生对这种“收获”是很在意的。不是说周先生当年没有做过什么有益的事，当然做过的。但是周先生太钟情于自己的羽毛。其实周先生也并非如此光彩照人，当年周先生在人民日报供职期间，圈内人都耳闻：到人民日报一任职就扬言不上夜班（圈外人可能不知道报社的夜班是一种苦活），继续领取比人民日报薪俸要高的解放日报的高工资，时不时地返回上海，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也不必作注解。这篇短文写到这里本来可以打住，但还是忍不住要劝言周先生几句：为人总要顾及一点廉耻，不要这样迫不及待，不择手段地包装自己，给自己身上贴金、贴羽毛，过分了，就必然走向反面。这些劝言是出于好心，不知周瑞金先生以为然否？
    （《环球视野》）

附文：

我与皇甫平——写在《解放日报》创刊60周年之际

□周瑞金 供稿：《新闻记者杂志》
 

2009年08月31日 来源：人民网-传媒频道
  

　　参加今年5月《解放日报》创刊60周年纪念活动，我感到有个新气象，就是更加充分地肯定了皇甫平文章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这不仅体现在总编辑的主题报告中，也体现在《解放日报》创刊60周年版面集粹《印痕》之上，更体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之中。

　　在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解放日报》于1991年2-4月发表了关于改革开放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这四篇重要文章高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伟大旗帜，推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史和新闻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永远闪光的一页。

　　15年前的1994年，在纪念《解放日报》创刊45周年的时候，我正在《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任上。当时曾受上海的老领导、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之托，专门向解放日报社领导转达了他的一段祝词：“业绩显著，不要自满。总是要坚持人民公仆的态度，党的喉舌的立场，反映民间疾苦，主持社会正义，成为政治、经济的晴雨表，人民群众的良师益友。”

　　在朱镕基同志祝词激励下，我以《扬“解放精神” 创“解放风格”》为题，撰写了一篇纪念《解放日报》创刊45周年的专文，发表在报社纪念特刊和上海《新闻记者》杂志上。文中，我追忆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自己在《解放日报》亲历的三件事：一是1986年8月15日《解放日报》漫画专刊刊登两幅领袖漫画；二是1989年1月21日把老布什当选美国总统的新闻放在《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显著地位发表；三是1991年2-4月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纵论改革开放。我认为这三件事是《解放日报》在新闻改革中敢为天下先的范例，提出要发扬这种解放精神和解放风格，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央领导同志对《解放日报》的殷切期望和要求。

　　今年在纪念创刊60周年活动中，《解放日报》更加充分重视了皇甫平文章的历史作用，这让我感奋不已。前不久到北京遇见施芝鸿同志，他建议我把当年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经过更为详尽地写出来，以免某些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不实之词继续流传。 这便是此篇《我与皇甫平》的由来。

　　难忘的1991年

　　1991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忘的一年。在1990年底，我已知道自己将奉调去香港《大公报》工作。在办理工作调动过程中，市委一位领导让我看了邓小平同志春节期间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我深感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负有宣传重任。所以，我一边移交工作，一边自觉组织撰写和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系列评论，由此在全国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1991年，就这样成了改革开放的思想交锋年，皇甫平系列改革开放评论及其引发的一场思想交锋，也就成为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的一大背景。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之后一个月，来上海过春节。这是他第四次到上海过春节。从1988年开始，一直到1994年，他在上海过了7个春节。

　　前几次邓小平同志来上海过春节大都在住地西郊宾馆，同家人一起颐养天年。1991年来上海，他却频频外出视察、参观，还在新锦江饭店顶楼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开放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谈话。

　　在此期间，朱镕基同志亲自动手，记录整理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的多次谈话。在1991年年初全市党员干部会议上，朱镕基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谈话精神，而有关视察谈话更为具体详尽的材料传达的范围并不大。

　　我是怎么获得这个信息的呢？

　　那是在1991年2月11日晚上，上海市委一位领导把我叫到康平路的家里，拿出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给我看。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强调更进一步、更迫切了。对我触动特别大的是，他在谈话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联想当时报纸上是一片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声音，邓小平同志强调全党要讲改革开放，而且要讲几十年。他在谈话中又一次强调，不要以为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在这里再次强调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思想。

　　据黄奇帆同志的文章回忆，邓小平同志在新锦江旋转餐厅听取开发开放浦东的汇报时，鲜明地提出要进行金融改革。邓小平同志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黄奇帆同志说，邓小平同志提出这些重要思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事先有充分思考准备，才能提出人民币也要搞自由兑换这样非常精彩的改革思想。

　　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还强调要扩大开放，开放不坚决不行，不要害怕“三资”企业的发展。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这就是我在市委领导家里亲眼看到的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的谈话材料，当时并没有其他报社的老总在场。我理解，市委领导给我看这个材料是让我了解情况以便把握宣传口径，这个意图是很明确的。当时市委领导同志并没有让我做记录，也没有直接布置我写文章。但是我看完这份材料后就产生了强烈的冲动，下决心要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新思想，以便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在我们报纸的舆论宣传中进一步认清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破浪前进的正确航向。

　　1991年的春节是2月15日。我是在2月11日晚上看到邓小平同志的谈话材料的，凭我在长期从事党报工作中培养的政治敏感和责任心，我深感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分量非常重，非常有针对性。邓小平同志强调，全党都要讲改革开放，这绝对不是只对上海讲的，而是对全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总动员。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已经感到，在当时国际大形势和国内政治气氛下，如果不坚决推动改革开放，不加快经济发展，再走封闭僵化的回头路，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人民是没有福祉可言的。所以后来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当时深深触动我的正是这些审时度势、谋深虑远、语重心长的话。所以我内心主意已定，“不须扬鞭自奋蹄”，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一定要带头宣传、阐发邓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责无旁贷的。

　　从12日开始，我就酝酿怎么宣传邓小平同志上海谈话精神的问题。

　　我是怎样组织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的

　　《解放日报》1989、1990年已连续两年在农历大年初一，由我在头版的《新世说》栏目撰写一篇千字文的小言论来祝贺新春。而1991年庚午岁尾，在我了解到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谈话的精神后，我就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已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

　　所以在2月13日，也就是小年夜，我找来评论部的凌河，并请来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同志。施芝鸿同志是我们报社的骨干通讯员和重要作者，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不断给《解放日报》撰写新闻、通讯和评论，他同解放日报前农村部领导张伏年、贾安坤、龚心瀚、宋超等同志过从甚密；同我交往也很深，我常约他为《解放日报》撰写重要评论，我们在思想理论问题上有共识、有默契。小年夜那天，我把在市委领导同志家里看到的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时的谈话精神说了一下。正巧，施芝鸿同志在市委研究室也已听到了传达，并在笔记本上作了完整详细的记录。我们核对了一下，内容同我在市委领导同志家中看到的一样，我提议我们三人要合作写几篇署名文章。

　　当时我便把自己构思好的准备在大年初一发表的评论提纲说了一下。就是抓住“辛未羊年”做文章，以“十二年一个轮回”， 作回溯前瞻，又从“六十年一甲子”作更大时间跨度的回顾和展望，提出1991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这篇评论由凌河同志按我口授提纲执笔撰写，并由我改定。

　　“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 回顾这12年的改革过程，“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着实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因为当时报纸上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所以媒体已经有19个月没有用这样的口吻谈论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了。评论这短短几句，是“六四风波”以后第一次鲜明地对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作出正面评价，因而产生比较大的社会反响。

　　在文章中我们又前瞻了此后的12年，那正好是2003年。届时，我国已进入小康社会，继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实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目标的第二步目标，我们国家将发展得更好。同时，我们又回顾和前瞻了六十年一个甲子的轮回。从1991年往前看60年是1931年的辛未羊年，当时的“九一八”事件，再次昭示了我们落后挨打；而从1991年再向后看60年，正好是2051年的辛未羊年，那就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经过这样大开大阖的论述，来阐明1991年是我国一个重要历史交替点，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

　　“改革年”这个提法来自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他是在传达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时提出这个重要概念的，他还提出：“何以解忧，惟有改革。”我体会，他提出“改革年”可能是针对当时有关1991年是“质量年”的说法。

　　这就是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发表在1991年2月15日，即辛未羊年大年初一，正逢全国休假迎新春，所以相当多的读者还没有充分注意到。但邓小平同志看到了。因为当天《解放日报》头版上半版刊登邓小平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而下半版就加框刊登皇甫平署名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大概过了三个星期左右，1991年3月2日，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这篇文章是由我出题，施芝鸿同志执笔，再由我改定的。

　　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1991年初的两次谈话，都强调我们要在发展市场经济问题上进行思想解放和理论突破。我理解，邓小平同志要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到了90年代的此时此刻，说穿了就是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上求深入、求突破。我国8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一种增量改革，就是在公有制经济外增加一块新的发展空间，可以搞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也可以搞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经济。但当时还没有触及到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而90年代的改革要由体制外转向体制内，由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这样，就必须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就必然要破除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

　　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就在于理直气壮地发展市场经济。文章联系当时中国和上海的实际宣传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文中鲜明提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并指出这种“新的思想僵滞”具体表现为，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等等。这几个“新的思想僵滞”的表现，是根据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概括出来的。

　　在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的话语系统中，思想僵化是专指真理标准大讨论时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思想观念、理论观点。当时邓小平同志讲过，有不同看法，基本上是怕出问题，怕出问题不一定就是思想僵化，所以我们经过推敲，认为用“思想僵滞”的提法，要委婉一些，也更准确一些。

　　这第二篇文章是皇甫平系列评论中最重要的一篇。后来上海市和全国评好新闻奖，都是以这篇评论作为代表作。

　　这篇文章引起的社会反响更大。赞成的人很多，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等，看到文章后都非常兴奋。后来他遇见我对我说，一看“皇甫平”就知道有来头，一定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发话了。但文章也遭到“左”的思潮强烈反对，认为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我们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引起了这些人的不满甚至恐慌。

　　3月22日，皇甫平系列评论第三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这篇文章是凌河同志根据报社外一位理论工作者沈峻坡同志的来稿改写的。

　　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争议说起，从国际饭店屋顶上最早竖起的日本东芝的霓红灯广告，引起很大的反对声音；到后来在虹桥进行土地使用权拍卖，引起很大的阻力。针对曾经出现过的这些争议和反复，文章指出开发开放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样的对外开放，是不是让外国资本家把钱都赚去了？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民族经济？会不会使上海重新变成旧社会“冒险家的乐园”？针对这三个思想障碍，我们深入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鲜明提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 ‘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当时我们深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个“凡是”，已变成一个“凡事”，即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是阻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个要害问题。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很有针对性地提出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我们在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倡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的意思，只是说不要对改革开放的举措乱扣“姓资”的帽子。

　　这第三篇文章见报后，由于尖锐地提出了“姓社姓资”问题，“左”派就认为抓到“辫子”了，纷纷撰文“批判”，大张挞伐，这就把一场争论的“导火索”给点燃了。我们这篇文章是3月22日发表的，4月中旬批判文章就出来了。最早的一篇就在《当代思潮》杂志上发表。接着，《真理的追求》、《高校理论战线》等杂志也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这些文章歪曲皇甫平评论原意，如出一腔，无限上纲，乱扣帽子，纷纷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在4月12日。这篇文章是我出题目，由施芝鸿同志执笔的。

　　这篇文章的背景就是在当年3月份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上，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我们借此契机论述改革开放需要大量德才兼备的干部，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大胆使用、科学使用人才的思想，即要把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作出政绩、得到人民拥护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

　　文章是根据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撰写的，文中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在《大略》篇中说的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那种很会讲话、很有思想、又能够干实事的人，是国宝级人才；而那种讲话木讷、不善表达，但很能干事的，是国器型人才；还有一种人很有观点、能出点子，但不大会干实事，这也是可用的人才，可以用他出点子和雄辩滔滔的才能；而那种话讲得很好听，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这种人却是国妖。荀子说：“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就是说当政者对于国宝级的人需要非常恭敬、很好地用他；对于国器型人才需要很好爱护他，对于有用的人才要大胆任用他，而对国妖式坏人则必须坚决清除。

　　我们在文章中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文章尖锐提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是对邓小平同志关于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重要思想的积极呼应。

　　就这样，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以每篇发表时间间隔20天左右这样的节奏，在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四篇文章主题一以贯之，内容相互呼应，文风鲜明犀利，及时宣传并深入阐发了邓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有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当时，报社党委会和编委会是支持皇甫平系列评论的。

　　在最初酝酿时，我们曾打算还要写第五篇，专门论述怎么看待姓社姓资？改革开放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引发了争议。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忙于移交工作，办理赴港手续，这篇文章的写作也就被搁下了。

　　我为什么给系列评论取名“皇甫平”

　　为什么这组系列评论会用皇甫平这个署名呢？

　　在酝酿写第一篇文章时，我曾开玩笑说，50年代的“马铁丁”、“龚同文”都是由三个人组合的署名，文章很有影响。我们三人也组成个“马铁丁”式写作组吧。但我们在讨论第一篇评论文章时，并没有涉及署名问题。第二天初稿出来后，我才考虑署名问题。所以，皇甫平这个署名是我独自在大年夜拟定的，没有与凌河和施芝鸿同志商量过。我为什么要署一个皇甫平的笔名呢？

　　那是有我的深层考虑的。

　　当时海外不少媒体都对皇甫平作了解读，一般都是把皇甫平说成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在当时的交锋和争议过程中，我也不便把自己的深层想法和盘托出，所以一段时间内形同默认了皇甫平就是“黄浦江评论”的意思。

　　一直到了1994年4月，我在撰写纪念《解放日报》创刊45周年文章《扬“解放精神” 创“解放风格”》时，才透露了皇甫平署名的深层含意。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皇甫平的署名是我拟定的，现在人们都知道它含有黄浦江评论的意思，这只从谐音取义；其实它还蕴涵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见《新闻记者》1994年第5期）2003年2月，即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12年后的癸未羊年，上海《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来采访我关于皇甫平文章发表经过的时候，我才把自己当初如何拟定这个署名的具体想法讲出来。

　　我当时对记者说：“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在各地演讲谈到皇甫平署名，又对“辅佐邓小平”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宣传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的意思。

　　我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的，要把邓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宣传出来，以利于全党全国人民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从而推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可见，皇甫平是顺应当时历史条件的一个署名，以后就再也没有用过。直到2006年在发表我撰写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时，被《财经》杂志主编阴差阳错又用了一次，而那是后话了。

　　后来我们就用其他的署名了。如到了第二年（1992年）春节，我们发表宣传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署名评论就用了“闻颀”。1992年4月以后，我组织发表在《解放日报》的四篇评论文章，署名就叫“吉方文”，就是“《解放日报》文章”的意思。1993年我奉调履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以后，分管评论、理论宣传，我又主持开辟了一个重点评论栏目，署名“任仲平”，就是“《人民日报》重点评论”的意思。这个笔名很直白，没有什么其他含意，《人民日报》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皇甫平系列评论引发的思想交锋

　　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每逢文章发表，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

　　《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当时也接到很多电话，有的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还有的表示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发表背景”。《新闻记者》是当时最积极支持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刊物。皇甫平文章刊发后，《新闻记者》前任主编魏永征就以“秦泽”的笔名报道了系列评论的观点，还拒绝刊登一位老干部写的批判文章。

　　以后，在1992年第9期的《新闻记者》上，又发表了《皇甫平三人谈》和金维新的《批评者已经造成声势 被批者一直保持沉默——去年舆论界一场“争论”之我见》，1994年又刊登我的纪念《解放日报》创刊45周年的文章。

　　这四篇文章当时在国外也引起反响，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特别有意思的是塔斯社，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塔斯社驻上海记者一定要来采访我，问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的？是不是邓小平？他们很敏感。

　　当时对这些系列评论文章正面反映是主要的，这说明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深得人心！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我们原来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而争论和交锋的中心内容，始终是围绕改革开放的性质、市场经济的取向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本人展开的。

　　上面说到，1991年 3月22日我们系列评论的第三篇文章发表后，很快4月中旬批判文章就出来了。最早的一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就发表在《当代思潮》上。该文一开头就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议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思潮。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好家伙，这就等于把皇甫平宣判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接着，《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又升高调门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文章写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也加入了围剿皇甫平的行列，该刊发表署名文章，说是“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在这些小刊物打了头阵之后，到了八九月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也刊发了批判皇甫平的文章。按照这些文章的说法，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宣扬 “庸俗生产力论”，鼓吹“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同志本人。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过程中，中央媒体中惟有新华社站出来支持了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明确表示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 “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文章从农村改革讲起，认为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这种改革就不应该问姓社姓资。北京一些媒体对此大为恼火，就在挞伐皇甫平的同时批判《半月谈》。我注意到，这些媒体的批判文章同批判《解放日报》皇甫平文章是不点名批判的做法不同，他们对《半月谈》是公开点名批判。

　　这种对待《解放日报》和《半月谈》的不同批判方式很耐人寻味，这说明他们又吃得准又吃不准。

　　吃得准的是认为，他们要批判的思想是不符合当时反对和平演变的主流的。

　　吃不准的是，他们认为《解放日报》哪有那么大的胆？《解放日报》后面肯定有来头。而来头是什么人他们当然也知道，所以后来他们批判文章的调子就不完全针对皇甫平了。他们提出要批判庸俗生产力论，批判经济实用主义，显然这是冲着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思想来的。

　　这种情况也在上海表现出来。当时上海有一位老干部写了一篇很长的逐字逐句批驳皇甫平的文章，他把文章寄给市委领导，市委领导转给了我，但没有批示什么意见，所以我也就不予理睬。此外，当时上海市离退休老干部有一个读报小组，成员在职时大多是处级干部，有一天他们指定要我去参加他们的评报会。我去后，他们指着我批评说：你无非是听了邓小平谈的话，邓小平现在算什么，他现在退休了，是一般党员，难道他说的都正确吗？你都要跟着宣传吗？那现场气氛就像开批判会一样，会上所透出的批邓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一些媒体喧闹一时的批判，理所当然地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回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周叔莲、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苟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

　　理论界当时也有一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我，说是如果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一种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我知道这分明是一种“战场喊话”。我看到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我看了这些“高论”很是纳闷，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提倡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都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规定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了?我马上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记者，要他明确转告那位作者：除非他把这段话删掉，否则《解放日报》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来那篇文章就发到其他报刊上去了。

　　“战场喊话”之后不久， 1991年8月中旬，人民日报社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要找我谈话。事前，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说他们社长要来上海，要我接待一下。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就向上海市委一位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当场就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了解人民日报社长来上海究竟有什么背景？在得到“是他个人的行为”的明确答复后，市委领导就对我说，你随机应变吧。

　　当时这位社长直截了当问我：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写的？我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就是我作主的。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我还讲到第三篇文章还是一个理论作者来稿，我们在他文章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听我这么一说，他说那他们误会了。然后他说，你赶快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把皇甫平文章写作和发表的经过，按照你今天讲的写出来，我到北京去做做工作，就不会再批判皇甫平文章了。我回答说，我会考虑一下给你写一个。他说，你越快越好。

　　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了，回复是：不睬他！

　　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这一年的“七一讲话”中，深刻论述了邓小平同志有关“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志”的思想。同时也谈到了反和平演变。此后一个阶段，中央各大媒体都只宣传他关于反和平演变的思想，而不宣传他谈改革开放的内容，引起江泽民同志的不满。有一次他批评新闻界专门抓反和平演变来宣传，说：“我‘七一讲话’中讲的改革开放你们为什么不宣传？”他要求今后主要是加强改革开放的宣传，不改革开放我们站不住。

　　在这个背景下，《人民日报》就开始起草有关改革开放的社论，这就是9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由来。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9月1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社论摘要，短短几句摘要中就有两处提到“要问姓社姓资”。 我看了那天晚上新闻联播，第二天一早就赶快找报纸来看，结果发现《人民日报》社论中的那两句“要问姓社姓资”的话没有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晚江泽民同志也在看《新闻联播》，他发现问题后立即给当时的中宣部长打电话，要他把社论中这两句话删掉。当天晚上，部长打电话叫人民日报社长把社论稿送来，连夜把那两句话删掉了。这就造成新华社当晚发了两个不同版本的社论电讯稿。第二天报纸出来以后，海内外舆论哗然。港台报纸更是大做文章，认为中央高层对改革开放出现了分歧。

　　我调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以后，才得知那篇社论原稿上并没有“要问姓社姓资”的提法，而是那位社长自己加上去的。但是后来，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那位社长竟向上面撒谎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批准编印一封“读者来信”，摘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这种两面派手法并不高明，此后不久，那位社长就离开了人民日报社。

　　当然，这只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插曲罢了。这种争论和交锋还发展到更高的领导层，其具体情况这里就恕不详谈了。

　　我们自觉巧妙地进行针锋相对斗争

　　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之前我曾预料到会引起争论，也做好了冒一点风险的思想准备。但是我决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激烈的反应，会招致如此凶猛的“批判”，拿大帽子吓人竟严重到如此程度。看到那些歪曲我们文章原意、无限上纲挞伐的“大批判”文章，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但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在任何会议上都没有给我们施加过压力，所以我比较坦然。同时遵照市委关于淡化处理、不要正面交锋的指示，我们顾全大局，对恶意攻击的文章一概不予置理。但对于这些重要情况，我觉得有必要向市委领导作一次较为详尽的书面汇报。于是，就在系列评论第四篇文章发表后十天，也就是4月23日，我以《解放日报》总编室的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讲了皇甫平文章的来龙去脉，我怎么考虑要发表这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发表后有什么反应？既反映了正面情况，也反映了反面的。另外，也提到港台报纸的报道，比如最早报道皇甫平文章的是台湾《联合报》，认为皇甫平文章是上海在叫板北京，反映了上海跟北京的矛盾，云云。我把《联合报》的有关报道复印件作为附件一并呈报给市委领导。

　　在送出这个总编室报告的同时，我又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三位领导，写了一封信，着重说明为什么这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不送审。我说，当前形势错综复杂。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的谈话很重要，是对全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动员，《解放日报》作为党报应该有这个责任进行及时宣传。按照历年的惯例，党报的社论、重要的评论员文章应该送审，但并没有规定署名文章、署名评论也要送审，皇甫平评论按惯例是可以不送审的。更重要的是，我担心送审会让你们为难和被动，如果由此产生什么问题的话，我愿意个人承担责任。

　　对我的这封信，书记和市长都圈阅了，但没有表示意见；市委副书记作了批示，但批示没有讲文章该不该写、写得对不对，只批了一句话，像类似这样的文章今后还是要送审。对此，我一方面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一方面心里也更有底了。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副部长刘吉同志，一再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他还提议，可以把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三篇文章重新发表，同时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把皇甫平这组系列评论文章、包括对我们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都搜集起来，通过邓楠同志转送给邓小平同志。因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一篇文章发表时，邓小平同志正在上海过春节，是会看到这篇文章的，加上刘吉同志转送的材料，我估计邓小平同志对皇甫平事件知道得还是比较早的。

　　尽管如此，作为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始作俑者，我当时还是承受着重大压力，连我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到6月初也被突然取消了。当时我已经交接完工作，《解放日报》连欢送会都已开过了，我的行装也已准备就绪，飞机票都买好了。但中央组织部临时来了一个电话，就突然取消了对我的任命。好在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了近三十年，大家对我很了解，所以这件事对我并没有太大影响，大家反而都很同情我。我仍旧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还是主持《解放日报》全局工作。

　　邓小平南方谈话让皇甫平摆脱困境

　　据说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发生在我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多次论及这场交锋中所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

　　1989年、 1990年到1991年，邓小平同志多次在内部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话，而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我猜想，他作为退休老人，可能不想再走到前台来。但是从1991年这一年的争论和交锋中他可能看得出来，皇甫平的文章完全是在宣传他的思想，竟然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对的声音、遇到那么大的阻力，他如果再不走到前台发话，就很难直接推进改革开放了。

　　所以他在选择时机。进入1992年，中央就要开始酝酿十四大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同志选择这个时候，以88岁高龄，亲自视察南方，应该说时机选得非常好。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改革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高度评价的：“今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音稀声扫阴霾。曾几何时，那些激烈抨击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左”的政治家、理论家，纷纷收起他们手中的大帽子，偃旗息鼓了，有的连忙转向写“防‘左’”文章了。

　　我们得风气之先，在 1992年2月4日，即农历壬申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发表皇甫平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一周年的时候，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特别约请施芝鸿同志撰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重头评论，在全国拉开了率先宣传、深刻阐发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人家一看标题这么大的气派，就知道讲这个话的人肯定是邓小平了；人家一看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这样旗帜鲜明地率先宣传和阐发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就知道一年前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过春节期间的重要谈话同南方谈话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3月份党中央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精神后，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中央和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

　　从4月份开始，我们又在《解放日报》接连发表由我精心策划和组织的四篇署名为“吉方文”的评论文章：

　　第一篇是《论走向市场》，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后来，刘吉同志告诉我，这篇评论被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选为参考文件。

　　第二篇我们写了《论加速发展》，是约请施芝鸿同志撰写的，集中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

　　第三篇是我们在1991年想写而没有来得及写的：《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文章也被《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全文转载了。

　　第四篇是《论换脑筋》，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参观首钢谈话时关于“不换脑筋就换人”的精神。我们这篇文章重点论述了要换脑筋的问题，也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换计划经济习惯思维。当时《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

　　这些情况生动地表明，同一年前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时的遭遇大不相同，全国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生气蓬勃的加快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1992年夏季，在上海和全国相继举行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均以高票获得一等奖。1992年10月，在中共上海市第六届党代会上，我也以高票当选为市委委员。过了几个月，1993年4月，中央就决定调我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辑。

　　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

　　18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再看那场思想争论和交锋，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舆论要在社会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就要勇于和善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敢为天下先，成为时代的晴雨表、社会的风向标。这是新闻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写到这里，我要着重说一下皇甫平、吉方文系列评论的合作者施芝鸿同志。他在皇甫平系列评论写作中贡献很大，不仅执笔起草了两篇重要文章，而且在1992年春节又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在全国最早宣传和深刻阐发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1994年3月，施芝鸿同志又应我约请同我合作撰写了《人民日报》重点评论《上下一心 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得到中央领导赞赏，产生良好社会影响，并与皇甫平系列评论一样获得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我同施芝鸿同志有过三十多年的交往，他在上海市郊农场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农委工作时就是《解放日报》的得力通讯员和重要作者。2003年我在出版专著《宁做痛苦的清醒者》时，在《后记》中曾特地写上这么一段话：“这里我特别要向施芝鸿同志致谢，他文才卓荦、人品高尚，默默无闻地为《解放日报》的报道和评论工作做出重要贡献。他曾为此受到过政治压力和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他无怨无悔，任劳任怨，依然辛勤播种，埋头劳作。善有善报！现在他终于有了收获，终于可以一展抱负了。我真诚祝福他！”现在他已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肩负服务中央领导同志、起草中央重要文稿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