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量级人物”的“脸谱”问题，我投雨夹雪一票

对“重量级人物”的“脸谱”问题，我投雨夹雪一票　　

（为便于读者区分，我的话，黑字；雨夹雪的，红字；萧功秦的，蓝字）　　

雨夹雪，乌有之乡的一名网友；萧功秦（请谅解，本文中我将一律不用先生或教授的称呼），上海师大的“历史学教授”，“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1998年受美国政府邀请为“国际访问者计划访问学者”。　　

前者是年轻人，资历较短，但知识并不浅；后者已年过花甲，阅历较多（到过他很赞赏的美、日、台），知识博却不够“深”。这是从二位对于同样的历史人物的评判中看出来的：前者看得清人物的本质，后者只看到了局部表面现象。不过，以我的判断，萧功秦作为专门从事“治史”的学者，其功夫是不至于如此的，应该有能够看得清各种不同历史人物真实本质的“才能”的。　　

雨夹雪，我不认识；萧功秦，我也不认识。前者，我是在乌有之乡通过阅读他的美文了解的；后者，我是阅读了雨夹雪网上《我是最激烈批判新左派的人物之一：萧功秦访谈录》一文后才知道的。　　

我，与雨夹雪，毫无私人友谊可言；同萧功秦，没有个人恩怨在先。我投雨夹雪一票，而不把票投给萧功秦，既不是由于先入为主，也不是因为我们同是乌有之乡的网友；也不是雨夹雪没有有利地位，需要支持。而是由于二位文章内容所透露出的不同信息和我的根本立场所导致的。　　

雨夹雪对于萧功秦的批评并不是没有根据，也不是没有理由，并且，不仅没有看出对于萧功秦有丝毫中伤和诽谤的地方，而且雨夹雪批判的力度，比较起萧功秦文字和言论的毒性来，还显得过于温良恭俭让。　　

9月13日，雨夹雪在乌有之乡发表《我是最激烈批判新左派的人物之一：萧功秦访谈录》一文。由于萧功秦的要求，雨夹雪于9月17日发表“向萧功秦先生道歉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指出：“该文——《我是最激烈批判新左派的人物之一：萧功秦访谈录》只是引用了萧功秦先生能够在网上公开查到的文章的原文”，而且，雨夹雪又一一指出了其文字的出处。据此，我将极其有限地摘引萧功秦的原文，作为我为什么投雨夹雪一票予以支持的根据。由于雨夹雪将他引用的萧的原文出处已经一一列出，加之时间关系，我就不再一一列出萧功秦言论的出处了。　　

萧的文字内容广博，而且他通过其内容所要传递的信息则更为“丰富”莫测得多，我们不能面面俱到地一一讨论，只能就他所关心也是很多人注意的一些重量级人物的“脸谱化”问题浅议一番。　　

萧的所谓“治史”，看上去不像是在温和地论史，而更像是在激烈地议政。为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辩护采用“决不能”的口气、提醒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需要警惕”， 防止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夭折”就是证据。　　

实际上，一部近代史很分明，谁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真正敌人和汉奸卖国贼；谁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真正老师和朋友，谁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谁是中华民族乃至亚洲与世界的真正“第一人”，已经早就可以盖棺定论。但是，萧还是一开始就抱怨和批评了新中国以来特别是50年代的近代史学一些重量级人物的“脸谱化”“缺陷”，并表示出其文化愤怒感。　　

《困境》一书则是一部力求从中国人的主观方面寻求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何以失败的原因的著作，其中充满了对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或原教旨式的儒家教条主义所导致的中国现代化的挫折的责任进行清算的文化愤怒感。……。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教科书与历史著作中，许多近代历史人物，都被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成为政治宣传画上的脸谱。例如，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这样一些重量级人物，在建国以来的历史教科书中，他们都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魁。而康有为、孙中山的形象，则附丽上了夺目的政治光环，并成为人们道德崇敬的对象。人们长期以来受五十年代史学观影响太深，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谢天谢地，在这里，他没有直接把毛泽东加在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后面加以讥讽。不过，在萧功秦这里，毛泽东的名字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在后头）。　　

于是，萧的“历史使命”产生了，开始了“反思”，要颠覆新中国的史学家们（在萧功秦的眼里，五十年代的这些史学家们无疑要么就是酒囊饭袋，要么就是势利小人，否则，怎么会把他认为的“英雄”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历史罪魁呢？）对于近代“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这样一些重量级人物”所做的历史结论，给他们重新“定位”，贴上新的“美丽”的“政治标签”，去掉康有为、孙中山先生头上的“夺目的政治光环，”。比如：　　

一九八六年，我的处女作《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以下简称《困境》）一书出版。可以说，《困境》一书是一部可以被称之为“反思史学”之作。　　

至于这位在近代中国喊出第一声“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应该如何定位，通过下面的例子就可以知其一二：当年的戈登给他的母亲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李鸿章”。 　　

借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凶恶的敌人之口给汉奸卖国贼翻案是个创新。这也恰恰证明了李鸿章汉奸卖国贼的真实本质。　　

其实，我们只看看戈登是个什么人物，再看看他与李鸿章的“友谊”和对于李的评价，大体就知道李鸿章是个什么角色，萧功秦是个什么立场了（坦白地说，我是很注意一个人的基本立场的，特别是什么“主义”的“代表”人物一类的人的立场，就像萧功秦表面上不经意而实际上特别注意“重量级人物”的“方向”一样）。　　

戈登——这个中国人民的凶恶侵略者，起初的英国工兵少校在1860年参与了英法联军抢劫、焚烧圆明园的暴行；1862年又随英法联军转至上海，多次率兵进攻上海、天京（南京）等地疯狂屠杀太平军；1863年接任联军“常胜军”（前身是洋枪队）统领（管带）一职，之后，配合李鸿章的淮军攻陷太平军驻守的江苏常熟、太仓、昆山、吴江等地并占领过苏州城；由于他屠杀中国人民有功，清政府赏给他8万两白银，头等功牌及“提督”头衔；1864年11月奉调回国。后任苏丹殖民总督，1885年被苏丹人民起义军击毙。

雨夹雪以嘲笑的口吻讽刺地写道：　　

戈登是真正的绅士，为中国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戈登曾直接指挥了把圆明园的文物搬到西方国家加以保护从而使中华文化传播到国外的活动，还曾统率“常胜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这一邪教组织，使中国人口从4.3亿锐减至2.3亿，大大减轻了中国人口压力。这样一个为中国人民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人如此推崇李鸿章，可见李鸿章绝不是坏人。　　

中国的李鸿章这个重量级人物，受到一个凶恶残暴、十恶不赦的外国侵略者赏识，看得出他们之间的“友谊”的深厚，而且，李鸿章的那8万两白银（当然是政府花钱而实际上是人民的血汗钱，李自己一文钱不花）也没有白花。至于李鸿章1901年与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达4.5亿两白银（与39年的利息共计白银10亿两）；1895年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赔款达2亿两白银，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等卖国罪行，自然是政府行为，连慈禧太后都有所仰仗的权倾朝野的大臣——李鸿章，在萧功秦看来是没有丝毫责任、也谈不上是投降卖国的：决不能以“投降主义”这样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符号可以概括。尽管这是萧功秦针对中日甲午战争主和派（也是实权派）头子李鸿章对甲午战争彻底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罪责而言的。看看，这位“新权威主义”代表人物——萧功秦，靠一个“世俗理性的态度”和一个“决不能”就给李鸿章的投降卖国主义彻底平了反，将罪责推到了主战派一边。　　

我们再看看萧功秦是怎样给袁世凯和蒋介石重新“定位”的。　　

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解散了国会，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他鼓励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并且在他统治的初期，中国政治稳定。他制定了商法，他在1914年到1916年期间，可以说当时的经济以11％的速度发展，这个时期被人们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叫做新权威主义模式。所谓的新权威主义，指的就是，后发展国家在民族革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作为议会民主制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这种新权威主义，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人。……　　

在1928年统一中国以后，蒋介石又形成了新的一期的新权威主义，他是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方式，来重建他的权利基础。也就是说，他用“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做整个国民党的组织的凝聚基础。又用一个领袖，对领袖效忠，来形成他个人的权威。用一个政党来做为他推动现代化与维持统治的组织工具，作为推动他的政治稳定的一种工具。蒋介石模式要比袁世凯模式，具有更强大的社会政治动员能力。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在三十年代初期到1937年这短时期，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有人也把它称为是国民党的黄金时代。当时有经济学者曾经做过统计，在这七年里面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达到了13％以上……。　　

且不说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一个两面派的历史小丑，公开上演过以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卖国行为圆帝制大梦这一短命的、注定遗臭千年的历史丑剧，仅就他出卖维新派、在山东镇压义和团群众、勾结讨好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谋得“内阁总理”之职，掌握全部军政大权，与帝国主义互为利用，以武力威胁和骗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果实，暗杀国民党领袖人物宋教仁，解散国民党，发动反革命内战，镇压国民党“二次革命”和声势浩大的白朗起义等等罪恶行径，已经构成了是十恶不赦的历史罪魁。在萧功秦那里，袁世凯怎么就变成了“新权威主义” 的亚洲历史上第一个人，而且还是“开创出来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的“重量级人物” 呢？　　

至于蒋介石，不说他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中国，在他勉强维持中华民国的22年期间，长期军阀混战，不断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围剿新四军，也不说他撕毁和平协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反人民的反革命内战，屠杀了几百万中国人，把中国拖入了绝境；仅就他1927年发动“4.12”政变，屠杀几十万中国共产党人，1931年在优势兵力下，采取不抵抗政策，将东三省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任其在中国大地上屠杀中国人民和大肆掠夺东三省的战略资源，为其全面侵华的基地，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时间长达八年的抗战，并由此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就已经完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历史罪魁。　　

在萧功秦那里，国民党反动派独夫民贼蒋介石怎么就成了统一中国，开创了“国民党的黄金时代”、 “开创出来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的“重量级人物” 呢？　　

在萧功秦眼里，袁和蒋就是两个各自开创了不同的“黄金时代”——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和国民党的黄金时代、并且是中国近代以来“开创出来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的“重量级人物” 。　　

不过，袁和蒋开创的这两个“黄金时代”是属于没落封建贵族、奴隶主、大恶霸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们的，而不是属于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和西藏农奴的。　　

但是，就是这样一条“道路”，在萧功秦眼里为什么又成为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实在令人费解。不过，更令人费解的还在后头呢！在谈更费解的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网友们是怎样以“素描描画”李鸿章、袁世凯和蒋介石的“脸谱”的。　　

一位名为猪大肠的著名 网友，今年7月搞的一个“汉奸危害排行及简析”，把历史以来的大汉奸分为8类并加了简评，我们可以借此对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一类“重量级人物”的“脸谱”为一参考：　　

第七类（前6类略），“手握大权者，典型代表：秦桧、李鸿章　　

“点评：连累无辜白铁的汉奸，注定为千古唾骂的对象，为秦、李之流翻案的人，其祸国之心险矣！　　

第八类，“号令天下者，典型代表：慈禧、袁世凯、蒋介石、赵构    点评：秦、李之流固然可恨，如果没有慈禧、赵构背后支持，二人怕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做出让人唾骂千古的丑事，卖国之本事此类人为最。为了圆自己的皇帝梦，袁世凯二十一条（指承认日本人提出令中华民族丧权辱国的21条——引者加）人神共愤，直接导致了其魂归西天。蒋介石在此四人之中最甚，慈禧、赵构毕竟是先打后降，而号称抗日之全国领袖的蒋公，竟然以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轻易占领了东北三省。试想，如果没有东三省作为军事基地，日军怎么可能有发动起来全面侵华后勤、军力保障？导致八年抗战，人民生不如死的罪魁非蒋中正莫属！”（引号内为猪大肠网友文字，特别注明，因开头说过，我的话为黑字）。　　　

实际上，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这些“重量级人物” 的窃国大盗、汉奸卖国贼、独夫民贼、刽子手等“称号”或“脸谱”，实在不是新中国的历史学家不负责任，也不是新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缺乏正确的判断，更不是中国人民跟他们过意不去，而强行封给他们的（人民才不愿意把这些“名贵”的“称号”轻易封人呢，大家看看，近代以来总共才封出去几顶?），而是他们自己运用他们一生的全部奸谋、全副精力和所有手段，公开或私下里苦心经营数十年才谋得的。萧要摘去他们的这些“称号”，人家还不见得十分乐意呢！　　

时间关系，以上三位的“脸谱”就同萧扯到这里。康有为、孙中山先生的“光环”，我也不去多费口舌，历史也已经定格在了那里。下面来切磋一下我们可能共同（包括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都极其关心的毛泽东“政治光环”问题，才能对于萧功秦自己“脸谱”看得更清一些。　　

对于毛泽东，萧的作法比较“聪明”，先是抽象肯定，然后很不经意地就在根本上予以彻底否定：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毛泽东本人，以及毛泽东模式在中国现代化过程当中具有很大的历史贡献。因为他克服了中国百年以来的全面危机，他完成了民族的统一，而所有这些都是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条件。然而，毛泽东模式的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他的组织资源的丰富，而在于他对现代化的理解，他是想通过一种否定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实现现代化。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模式具有一种南辕北辙的特点。他有很好的车子，很好的马，也就是说他的组织资源非常丰富丰沛，是中国历史上最丰富的、最强大的，但是他的方向是有问题的。”　　

方向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方向一错，南辕北辙，一切皆错。贡献越大，罪过越大。这是有点基本生活常识的人都懂的道理。尽管萧功秦在这里玩了点花招，用表面的“现代化”道路的方向代替了实质上的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换了马甲，也还是没能逃脱“赵本山”们的眼睛。看看，多么巧妙，，但是他的方向是有问题的这句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就把毛泽东的一切给彻底颠覆了。这一颠覆，连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祖宗——马克思列宁都一锅端了。这与只崇拜一个洋人、“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反共专家——张五常“精英” 公开叫嚣“打倒马克思！”、“还要在棺材上钉上铁钉子”的疯狂，与被当代“公认的汉奸、改革教最优秀的理论旗手——马立诚，把中国人民的抗日壮举称为是恐怖分子袭击行为，而把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称为是被迫的反恐行动”（张宏良，“‘认祖归宗’的马立诚”按语）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不过，这是一个读者的逻辑化理解，是否萧功秦本心，不便妄猜。　　

但是，按照一个读者的理解，这个颠覆，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萧功秦文字的“毒性”。　　

为什么毛泽东的方向有问题呢？　　

在于他对现代化的理解，他是想通过一种否定市场经济的模式来实现现代化。……　　

而且把商品经济、把市场经济、把个人竞争看作是人类苦难的一种根源。这种反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模式的最大的问题是抑制了社会精英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陷入无竞争状态，而这种无竞争状态的后果又是经济的停滞以及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主义的膨胀。公有制下面的官僚体制的问题，被毛泽东解读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因素所造成的。那么为了保护计划经济的公有制，毛泽东就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　　

从建国到“四人帮”时代，中国不仅没有繁荣强大起来，而且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越拉越大。许多地方的农民强劳动力一天工分值只有几分钱，还不如母鸡生的半个蛋(每枚一毛一分钱)多……。　　

这段文字，是在对于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方向上予以根本否定之后的具体否定。　　

对于萧功秦关于改革前许多地方的农民强劳动力一天工分值只有几分钱一说是否污蔑暂且不说，而那时鸡蛋每枚一毛一分钱则纯属捏造，从上世纪60年代起到1979年以前，鸡蛋的价格从来就是在2——4分钱一枚浮动（那才是无污染的真正的绿色食品），一斤大米也只9分钱，1986年大米才涨到一角一分一斤，鸡蛋5分一个，猪肉7角4分一斤。这也就是那时候为什么工人领取30多元到50元左右的低工资，和农民的低工分值，也能养活一家5——6口人的原因之一（当然，还因为住房、教育和医疗免费、普遍的组织救济和人们的互相帮助）。　　

1958年就先后有人提出过消灭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意见。毛泽东批评了这种意见，指出：“每一个公社除生产粮食以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这个问题不提倡，以为人民公社就是个国家，完全都自给，哪有这个事？……”（《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逄先知，金冲及主编，889页，）　　

难道萧功秦1979年以前所吃的食品、所穿的衣服、所用的日用品都是没有通过人民币购买而统一供给的产品吗？难道这些食品、日用品不是逐年增加越来越丰富吗？　　

总之，关于毛泽东和新中国前三十年，萧功秦的言论所透露出的是一种彻底否定的信息。即便否认是其内心思想，但这样的叙述方式或评论是有严重问题的。因为否定了毛泽东的方向，就否定了中国革命，也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否定了新中国，他们的存在就没有了合法性，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对于新中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罪过，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萧功秦应该是懂得这一点的。至于萧功秦首先肯定毛泽东统一中国的历史贡献，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甚至是不合法的。因为在他看来，不久以前，比如1928年蒋介石已经统一过了：在1928年统一中国以后，蒋介石又形成了新的一期的新权威主义。……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在三十年代初期到1937年这短时期，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有人也把它称为是国民党的黄金时代。　　

既然国民党蒋介石已经“统一过”中国（事实是国民党蒋介石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中国），而且并没有过去多少年，那么，毛泽东又一次统一中国的合法性和实际历史意义又在哪里呢？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又南辕北辙地干了不少“错事”，连近代以来的几个重量级人物”这样不大的事都错误地“脸谱化”为十恶不赦的历史罪魁，更不用说其它的，比如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大事，就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了。　　

作为文革时代灾难全过程的历史见证人，我对一切左的面目出现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免疫力，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与拒斥。　　

既然是属于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是走不通、而且完全失败了的一条死路，萧功秦为什么不辞辛苦，苦口婆心地要求代表工农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坚持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死路呢？他的这一主张，又与反共“精英”张五常的“中国目前正在明确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的“见解”又完全一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这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更令人费解的地方：让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重新当牛做马，沦为新时代的“自由”的奴隶，极少数人当老爷，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迅速崛起？让中华民族重新陷于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混乱局面，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每一派军阀或大官僚都各自寻求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保护，便利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中国，成为殖民地，这样才能使中华民族从现代化融入全球化？抑或是逼迫中国劳动人民重新起来进行一场革命？真是居心叵测。　　

在萧功秦那里，还把邓**的“脸谱”与李鸿章、袁世凯和蒋介石的“脸谱”涂上同样色彩，是赞美呢，还是污蔑呢？并把当代的改革开放说成是重新走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对此，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能容忍吗？　　

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国领导人，都深切地意识到，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他们并不希望民族主义情绪发展到激进与极端的程度，因为那会导致中国走向封闭，会对中国的对外开放造成严重不利的影响。　　

特别需要警惕的，民族主义和新老左派一旦在极左的教条主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下联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走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有夭折的风险。　　

应该能够把邓小平“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伟大决策坚持下去。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新权威主义时代。　　

对与上述这些话的理解，我们还是看看雨夹雪是怎样点睛的吧：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走上了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邓小平就是当代的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应该和这些人一样被充分肯定。　　

说起民族主义，就更是颠倒黑白了。当代有些人对于洋人已经畏惧到了闻风丧胆的程度，我们连仅存的一点民族独立精神都彻底丧失了，哪里还谈得上有民族主义情绪，更不用说“发展到激进与极端的程度”了。听到一点动静，缩头都嫌慢呢！不信，你萧功秦带几个人赤手空拳举个牌子到“家乐福”门前站站试试？或者某西方大国扬言要惩罚中国，你看看当代中国“精英”们会是何种反应？我包你一点“情绪”也没有。　　

在雨夹雪的“声明”之后，补充这些大概够了。在李鸿章等人的“脸谱”被萧功秦重新画过之后，在对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等人的“政治光环”重新鉴定之后，加上萧功秦对于美国、日本的颂扬和对于进步一派人们的指责，萧功秦自己的“脸谱”也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应美国新闻总署邀请，作为一九九八年度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各地访问了一个月。许多人以为，美国人缺乏人情味，因为商品化社会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特别冷漠。然而，有时一件在美国极其普通的事所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那种友善、温情却给人印象深刻。　　

在这次受美国政府之邀为访问学者期间，他还巧遇加里福尼亚的国会议员托尼斯，更巧的是接着就受邀随议员托尼斯去看看国会投票，并且他认为托尼斯不是为了作秀，……。　　

总之，至少我认为，我所亲自感受到的美国人的普遍守法意识、对人的尊重，彼此之间的信任与礼让，它们正是民主政治的所需要的内在的精神素质，是美国民主生活得以支持的重要的因素。非常有意思的是，美国驻中国使馆中的某些人员，在前去签证中国人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冷漠与苛刻，好象最不象真正的美国人，关于这一点许多中国人都有共识。这一点应该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和美国文化全无关系。它可以为文化上的“淮橘为枳”，提供一个有趣的例证。　　

我曾三次去日本。日本这个民族确实很特殊，导游说日本人重义不重情，……这位导游说，中日既然是一对不会搬走的邻居，双方就都要学会相处之道。这话很实在很朴素。有些日本人骨子里有些看不起中国人，但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随着中国的进步，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我还特地请朋友抽半天时间带我与太太去参观靖国神社，看了一部连续播放的纪录片。……实际上，战争已经结束六十多年，我们大可不必再用原来的眼光看日本。日本已经具有了多元社会的性格，大多数人追求的是世俗生活。几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个日本学者告诉我，日本青年一代对战争毫无兴趣，我完全同意。　　

新左派则问题则更加严重，反思、批判甚至挑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把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即那些本应该用发展政治学或发展社会学来解释的现象与问题，如干部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的腐败，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阶层多元化现象，一律用“阶级斗争论”来加以解释。新左派与老左派有合流的趋势。其中更激进者还指责当政者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提出中国正面临着复辟1949年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危险，有人在网上鼓吹在中国大地要酝酿一场“革命风暴”。有人甚至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在阶级社会中，没有人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萧功秦自然也逃不出这个历史的规律。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眼里是民族的敌人和历史的罪魁祸首，在他那里，成了具有普遍守法意识、对人尊重、彼此之间信任与礼让的文明人和民族“英雄”；祸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的历史罪人，在他那里，竟成了当代改革开放走“现代化道路”的“先驱”；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最深重的灾难历史时期，在他那里成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黄金时代”。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历史观是清楚的：“精英”们、特别是象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这类大汉奸卖国贼类的“精英”们开创了历史——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人民是没有尺寸之功的；他的立场也是鲜明的：就是封建贵族、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汉奸买办和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是不值一提的。我们同萧功秦有些一致的地方仅仅是对于历史的一些重量级人物”感兴趣，而他同我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感兴趣的是这些人的“脸谱”色调和中华民族是否坚持走属于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汉奸买办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而我们感兴趣的是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独立与人民的彻底解放；他感兴趣的是“精英”们世俗理性的“英雄事迹”，我们关心的是否勇敢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是否提高人民的历史地位；他所关注的是属于地主资产阶级和买办官僚与殖民主义走狗——一切压迫者和剥削者的“黄金时代”，我们观注的是广大劳动人民——一切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幸福生活。同时，在他为侵略者所唱的赞歌之中，已经谆谆告诫中国的青年一代，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可以高枕无忧地过永久和平幸福的生活了！因为，几年前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一个日本学者告诉我，日本青年一代对战争毫无兴趣。　　

萧功秦的《困境》，不过是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已经陷于走投无路的绝境的无可奈何的哀叹；不过是企图不顾客观历史事实对于新中国人民彻底的从主观上进行的反攻倒算：《困境》一书则是一部力求从中国人的主观方面寻求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何以失败的原因的著作，其中充满了对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或原教旨式的儒家教条主义所导致的中国现代化的挫折的责任进行清算的文化愤怒感。……。　　

他的所谓“新权威主义”，不过是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汉奸卖国贼对内的强权主义和对外的投降卖国主义，以及殖民主义者霸权主义的代名词。　　

萧功秦是一副什么样的“脸谱”呢？不好说萧功秦就是汉奸卖国贼和殖民者的走狗，因为历史条件不允许他构成象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那样充当窃国大盗和汉奸公开卖国的事实，但至少他是要为他们彻底翻案并推崇这些大汉奸卖国贼、仇视新中国并且崇洋媚外的，听听他那“决不能”的口气和对于美国人的谄媚言论；不好说萧功秦就是彻底反毛、反共产党、反人民的专家，但至少是仇恨毛泽东、仇恨新中国、仇恨共产党并且蔑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恶徒；不好说萧功秦是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汉奸买办式的政客，因为在他的简历中没有高级的行政职务，以及从他那“决不能”的斩钉截铁的语气看，至少不像潜心专门“治史”探讨学术的学者，更不象是有所建树的历史学家。不然，美国政府为什么不邀请有点左派意识的进步学者们去做一做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的访问学者，也巧遇一下随便某个国会议员，更巧遇一下受邀观摩国会投票呢？这还不包括大可不必再用原来的眼光看的日本的邀请呢。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帝国主义国家从来就没有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白白地花过一分钱。　　

萧功秦这种“脸谱”，在中华民族孩子们未来的老师们面前“传道授业解惑”会是什么结果呢？这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不要叫他住到乡间的“牛棚”里再接受农民再教育（毕竟60多岁的人了，文革也是这个政策，老弱病残不去，农民现在也没有闲工夫），但是否也该象当代那些因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开创出来的现代化唯一正确的道路，而私有化改制了的企业里无辜的工人们那样下岗？至于受过他对重量级人物”重新画过的“脸谱”影响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是不是应该刻不容缓地扔到垃圾堆里去？世界各国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都是立场鲜明的。　　

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还是欢迎萧功秦能够回到中国人民的队伍中来。　　

写到这里，一不小心，我的“脸谱”也现形了，与雨夹雪的差不多，这就是在一些重量级人物” 的“脸谱”问题上，我投雨夹雪一票的根本原因。不管是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我是看重其人民立场的，就像萧功秦特别注意方向一样。　　

一个有志有识青年，敢于挑战一个“新权威主义”的“代表人物”——经验老道的著名大学的教授，这是我投雨夹雪一票的主要原因。　　

一位见多识广、对于屠杀和抢劫过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的凶恶的侵略者戈登都大为推崇、对于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这些在人民眼中的汉奸卖国贼和刽子手都有包容心的某“主义“的代表人物，硬是要求一个对于自己提出过一点批评意见的普通青年网友道歉，这种对于有志青年缺乏包容心、看人下菜、实施双重标准的有失国际访问学者风度的行为，是我投雨夹雪一票的补充原因。　　

2009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