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实的态度看待历史事件

用现实的态度看待历史事件

有的老先生怀旧、念旧，看不惯新生事物，把自己封闭在过去的观念里，而且还总想让人也像他一样，去遵旧规、守旧距。联想到今天，我想对文革的看法要现实的看，我并不是要回到文革那个年代，但是那个年代留下的精神遗产，我们不能因为个人在文革中所处的角色而带有过多的感情色彩，就去轻易的否定它，如是这样就会曲解伟人的思想与现实的境界。　

一、文革成因的内外部环境　　

文革成因有它的内外部因素，我认为最为主要的事实解放后巩固政权的需要。新中国的诞生是从旧中国脱胎而来的，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它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旧政府留下的各类工作人员，它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旧社会走来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内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类影响，这样在国家内部新思想与旧思想，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翻身作主的工农大众与剥削阶级残余的斗争就不同的表现在各个领域，改造他们的思想就非常紧迫地摆在共产党人面前。　　

1.从外部环境上看：　　

一是旧社会留用职人员的思想糟粕影响新政权的稳定。据有关资料统计，新中国刚刚建立时，解放军就接受改编国民党起义投诚官兵200余万人。地方因管理干部奇缺，留用了一批旧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还招收一批旧人员。当时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2.8万人，其中旧司法人员约6000人，约占总人数的22%。全国财政部门留用的旧职员和新参加工作人员占70%左右，从老解放区来的仅仅占30%左右。留用人员中有的被改造成新中国的有用人才，也有的本性难移，将过去的贪污恶习带到新政权里。他们有的承袭着几千年腐败文化，认为升官发财、享荣华富贵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国民党政府里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侵吞中饱、行贿受贿等是他们司空见惯的恶习，这些旧人员中的一部分恶习未改者，在新政权里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从事贪污腐化活动。这种腐化活动也侵蚀了一部分新政权人员，对新政权产生了巨大的侵蚀作用。　　

二是建国初期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影响新政权的稳定。建国初期，“尤其是大规模的贪污盗窃行为，大多数是由资产阶级派进来或拉过去的内奸分子和外界的不法商人、资本家勾结起来共同进行的。这一事实证明：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的发生，决不仅只是贪污盗窃者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向革命阵营猖狂进攻和严重侵蚀的结果。这种进攻和侵蚀，已经使许多革命干部完全变质、蜕化成为经济反革命分子，甚至有若干革命机关被他们部分攻占或全部攻占，蜕化到与国民党官僚机关很少区别。”不法资本家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勾引和陷害共产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使他们变成资产阶级安插在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中的代理人。资产阶级要把国家机关变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工具，已经到了十分疯狂的地步。1957年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进攻，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在当时条件下激化的具体表现，也表明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任务完成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他们并没有放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愿望，一有机会，还会兴风作浪，与无产阶级，与共产党进行较量。除此之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存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经过各种政治运动，改变了原有的立场，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动摇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他们在政治台风中，容易倒向资产阶级一边，也容易成为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依靠力量。在国内一旦有极少数人闹事，他们也会左右呼应，摇旗呐喊。他们在政治界、文化思想界、科学技术界等各界里都有一定的力量和影响，有的甚至是头面人物。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兴风作浪，是有代表性，有社会基础的。这也表明，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长期艰巨的任务。　　

三是封建传统之中贪腐文化影响新政权的稳定。在中国几千年来宣传的都是“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为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聚敛钱财，享受荣华富贵，只要能跻身仕途，哪怕是个芝麻小官，一上台就开始拼命捞钱。把金钱看作人生的第一需要，这种“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传统之中的贪腐文化，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如果放松世界观的改造，一旦握有权力，势必被牢牢套住，堕落为以权谋私的贪官。　　

2.从内部环境看。　　

一是党内腐化堕落分子的出现应想到新政权的执政基础，引起毛主席的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的干部成为受人民委托的各级掌权者。过去的围剿与屠杀变成今天的鲜花与掌声。在这种巨大的变化面前，应该树立怎样的权力观，如何用好手中的权力，成为对共产党各级领导者的严峻考验。在新的考验面前，有些党员干部不珍重人民群众给予的荣誉和权力，不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自恃有功，脱离群众，贪图名利，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以致堕落成不顾党纪国法，不管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者或贪污犯。像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思想上的质变必然表现在行动上，于是就把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变成满足个人私欲的私权，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　　

二是权利、信仰、理想出现失调，如何坚信共产党人的信仰，实现党的理想成为毛主席思考的大问题，这可从毛主席的信件中看出。　　

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1958]；　　

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毛泽东[1959]；　　

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文艺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的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3]；　　

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提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渖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的造就革命战争事业的接班人[1964]；　　

　1966年7月8日　毛泽东在武汉致信xx：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是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很不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猴气是为次的。　　

全世界有一百多个政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的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在七、八年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之。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有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文革前夕，毛泽东认为，社会斗争必然反映到共产党内，要使中国在复杂、危险的国情中不改变颜色，保住劳动人民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江山永不变质就必须主动出击，在党内外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掌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主导权，否则，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巩固的。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阶级斗争的分析和论断，写入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和公报中，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在落实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狠抓阶级斗争中，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对开展阶级斗争作出了新的部署。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湖南、河南省委作了经验介绍。湖南省委在介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中说，他们在运动中发现，在县级干部中，有6%至8%的干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区、社两级干部中，有问题的人更多。毛泽东根据他的调查和会议提供的材料，提出了要求各地区都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要抓阶级斗争的意见。最后会议作出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城乡都要进行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把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成是一场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阵地、打退阶级敌人进攻的严肃政治斗争。通过社教运动，清除城乡基层干部思想上的错误认识，使他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从心灵深处筑起一道防止权变的坚固长城。他告诫全党：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重新组织革命阶级队伍，向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猖狂进攻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毛泽东同时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看作是一场教育和挽救干部的运动，是制止党内干部腐化坠落，蜕化变质的运动。他坚信，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是防止子孙后代忘本而永葆革命本色的百年大计。　　

毛主席为什么发动文革，他是为了人民共和国的千秋大业，为了掀翻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精神大山，为了人民的民主为了人民的政权不变色，为了唤醒人民能行使自己的权益……　　

二、文革时期的经济　　

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节录（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即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中国发展60年，有快有慢，但一直是朝前发展。 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如印度、巴西、墨西哥，在今天来比都已经远远的落后于我们。　　

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亿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立方米增长到了5100万立方米，电力从70亿度（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亿度，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发展到了1亿零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000吨上升到了869万3千吨，农药从2千吨增加到53万吨。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核潜艇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中国在1976年 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1976年第六经济大国。　　

1.开创对外开放的新格局。随着70年代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突破，重返联合国的一系列成就，中国和很多欧美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坚持独立自由、自力更生基础上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的渠道，并形成了一个对外引进的新高潮。1972年以后，以“四三方案”为中心，毛泽东、周恩来多次批准关于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扩大经济交流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建成了一支中国自己的大型远洋船队。　　

2.建成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文革”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最突出的成就也正是在这个方面。仅在1967年至1976年期间国家对能源建设的投资就超过了500亿元。在石油工业中，不仅扩建了大庆油田，而且新建了胜利油田、大港油田、任丘油田、辽河油田、中原南阳油田、江汉长庆油田等。原油产量以每年平均递增18.6%的速度增长，1978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多。其发展步子之大是任何时期所无有的。如果没有当时石油工业的大发展，我国八、九十年代以及现在的石油自给将是大问题；与此相关的化工、化肥、化纤等工业也不会发展起来。在成就1和成就2的基础上，通过从欧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建成了北京石油化工总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山东胜利石油化工总厂、辽阳石油化纤厂、北京石油化纤厂、黑龙江石化纤维联合企业、福建维尼纶厂、四川维尼纶厂以及大庆化肥厂、南京栖霞山化肥厂、辽河化肥厂、洞庭氮肥厂、四川泸州和贵州赤水天燃气化肥厂等国内一大批化工企业。　　

3.完善铁路系统等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这是改革以来喊起来的一个口号，20多年来中国交通发展十分迅速。然而不能忘记的是早在六、七十年代国家就开始大力加强全国的大干线建设，这期间在铁路、公路、航空、大桥梁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十分惊人的。十多年间，不仅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川黔铁路、襄渝铁路、焦枝铁路、枝柳铁路、京通铁路、阳安铁路等十多条铁路干线，而且建成了包括滇藏公路、韶山至井冈山公路在内的许多贯穿各省城乡的公路干线。到1979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五万多公里，有复线的八千多公里，并且开始了电气化铁路建设。内燃机车也投入使用。铁路货运量达十亿万吨。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80万多公里，全国两千多个县基本上每县都通了公路，大大改变了全国交通干线落后的状况。　　

4.基本完成初步工业化进程，在前三项成就的基础上，文革十年中国完成了初步的工业化进程。从1965年到70年代末期，国家在三线建设中投资达2050亿元，建立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工业基地、酒泉和西昌航天中心等一大批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飞机、汽车、航天、电子工业等新的工业基地，使国家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状况大大改变。这期间中国的造船工业由造万吨巨轮逐步提高到造二万吨、二万五千吨，直到五万吨级巨轮的水平，发展极为迅速。全国有许多著名的大企业，如湖北二汽、贵州铝厂、邯郸大型水泥厂、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江油特殊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山东托拉机厂等也都是那时新建的。至于各地建设的大型骨干企业就更多了。到70年代末期仅三线地区的工业固定资产就由原来的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了3.92倍。共完成了八十多万公里的公路（不包括遍布乡村的非油面道路建设），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库容在20亿立方米以上的31座超大型水库中，30座为49年后所建。仅淮河治理就修建了3400座水库。为毛泽东之后从容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　　

5.从硬件上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人们都知道在改革之初的8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对此有些人归结为只是实行改革、推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果。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其实，农村干部和群众都很清楚：当时实行土地承包，一时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这只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其中主要是：一是农田灌溉面积大量扩大；二是化肥使用量增加；三是种子改良、病虫害防治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而这三个方面都是70年代取得成就的必然结果。在看待这个问题时，不能只讲果子丰收时的成绩而不讲当时栽培、灌浇时所投下的劳动和汗水吧！ 1966年至1978年全国粮食产量由21400万吨增长到30475万吨，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增幅达42.4%。油料产量增幅达61.6%等，增长速度超过了改革后的90年代。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能不承认：“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在1965年以后，国家对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村电力、推广农业机械化等方面投入越来越大。至70年代后期基本上完成了包括海河治理、淮河治理、黄河治理、辽河治理等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不仅消除了水患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兴利除弊的巨大效益。止于1977年，十年内全国农村共建了56000座中小型电站，农村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生产大队都通了电，机电排灌动力达到6500万马力，有二万多眼机井，灌溉面积达到七亿多亩，农业人口达到每人有一亩稳产高产田。与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了51%，农业用电增长了470%，机井数增长了935.89%，机电排灌面积增长了355.58%，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增长了643%。全国拖拉机有56万台，产量比1965年增长了5.7倍；手扶拖拉机140万台，增长了65倍。(数字来源于《中国农田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25-43页) 数字比较枯燥，但是不得不说，正有了建国前30年包括文革十年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　　

6.国防科技尖端技术的突破。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后，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做出了加速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部署。在以周恩来为首、十几位副总理和部长参加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指导下，有关各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计划。二机部计划首先完成空投原子弹、导弹核武器的试验，争取在１９６８年进行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到７０年代中期研制成功供地地战略导弹使用的核弹头；七机部拟定了在１９６５至１９７２年研制出４种地地导弹，同时发展卫星运载火箭的计划；六机部计划在１９７２年研制成功第一艘中国核潜艇，下水试航；中国科学院提出，争取１９７０年前后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１９６５年，中央批准了上述计划，将其纳入国防科技“三五”计划。周恩来、聂荣臻等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可能的措施，维持生产和试验的正常进行。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周恩来以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多次发出通知，要求维护科研、生产秩序。８月，聂荣臻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提出，试验基地不要搞“四大”，随即中央军委发出了试验基地进行正面教育的通知。当动乱进一步蔓延时，周恩来、聂荣臻先后建议并请***直接签发了许多重要文件和电报，仅１９６７年３月至１１月发给二机部的就有２３件。１９６６年底，中央军委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发布“特别公函”，严令研制氢弹的任务必须保证完成。１９６７年８月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刘华清的建议，又一次发出“特别公函”，推动核潜艇的研制。在这些措施的保护下，加上广大国防科研人员在困难条件中的坚持和努力，主要科研任务仍然在艰难之中得到了进展。１９６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实现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　12月26日　，第一枚中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１２月２８日，氢弹原理爆炸试验取得完全成功，标志着中国氢弹技术的突破。中国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突破氢弹技术，只用了两年零两个月，比美国、苏联都快得多。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采用轰６型飞机投掷方式，爆炸威力为３３０万吨ＴＮＴ当量，取得了圆满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制造技术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核武器发展进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从５０年代末期起中国科学院已经做了许多理论探索工作。到１９６５年，进行卫星研制的技术基础基本具备，国防科委提出了开展卫星研制工作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１９６８年２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但由于运载火箭的研制受到“文革”的影响，未能按期完成，本来可以在１９６８年底进行的发射人造卫星计划被迫拖延。１９７０年１月，一、二两级火箭飞行试验成功，３月，中央批准卫星及运载火箭运往酒泉发射中心。４月２４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　439公里　，最远点　2384公里　，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为114分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卫星重　173公斤　，在重量和一些技术上超过了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这是中国航天空间技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导弹核潜艇的研制，从１９５８年开始列入计划。由于三年经济困难，１９６３年中央专委决定暂时停止，到１９６５年重新列入国家计划，开始研制，分为研制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两步走。１９６７年鱼雷核潜艇工程总体方案被国防科委审定通过，先后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各部门、省市、军区领导机构，建成了鱼雷、水声、潜地导弹三个试验场。１９７０年４月，研制核动力装置的关键设备－－陆上模式反应堆建成，７月进行提升功率试验成功，证明核动力装置可以装艇。１９７１年８月和１９７４年４月，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的泊系试验和航行试验相继完成，结构证明性能良好，可以交付海军使用。　　

7.在医疗卫生建设方面，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这真是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伟大创意）。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相对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使得1976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达到男人为六十六岁，女人六十九岁，这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居于最高水平。

三、要历史地总结　　

这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49页）　　

“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72页）　　

事实上，1989年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演变成社会动乱和随后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的土崩瓦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的实践已经：　　

第一、证明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纲领的适用性；　　

第二、证明了“文化大革命”实践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正因如此，自此以后，邓小平格外强调国家主权和党内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