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辛灏年演讲录“谁孕育了辛亥革命”

　　明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陆即将展开诸项纪念活动，场合热闹，首义之地的武汉市就启动200亿元专项巨资进行操办。有海外舆论指责大陆此举抢夺风头，“妄图”将辛亥革命正宗衣钵之台湾国民党取而代之。其实这种指责已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台湾地区新一代国民党人已多年没敢公开说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话了，那边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化，把“中华民国”在法理上缩小到台、澎、金、马，限制在这3万平方公里的小地方。纪念辛亥革命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有用的意义。

　　当然，也有当真的。以写作《谁是新中国》一书出名的海外异见人士辛灏年①上个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举办专题演讲“谁孕育了辛亥革命”，争取话语权。

　　辛灏年是异见人士，但在民族主义上还是不同于海外民运或轮子功，也不同于大陆知识界中献媚殖民化的刘晓波、袁伟时们。他反共，但赞同一个中国，不否定民族主义，这是可取之处。他的政治观念与老牌国民党人的传统思想相通，即中国应按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理想，顺着军政、训政、宪政的路子“走向共和”，与当前在台湾异化为“走向台独”不同。

　　正宗的“中华民国”源自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思想源头始于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这也是当时爱国热血之士们的共同愿景，聚集于这个旗帜之下。当时产生的一大批志士仁人中的一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以苏俄为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当时正确的选择。就是兴中会，同盟会这些组织合并成立国民党之初，与中共初建时一样都是具有苏式元素的革命党。

　　当年的历史大背景催生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辛亥革命既是历史的一个结果，也是新的起点。历史沿着惯性至1927年4月12日发生分岔，1949年10月1日出现质变，结果就是现在的“中华民国在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

　　如果现实真的如某些人所愿的那样出现“中华民国在台湾”，则眼前有能力接过辛亥革命传承的只能是当前大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另无选择，至于将来怎样暂且不表。不过，按黄仁宇反复宣称的“国民党在中国建立了高层的组织结构，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基层的组织结构”这一观点，则这种努力“建立组织机构”的动力目前仍在继续做功（如大陆的文革与改开），到稳定态尚有漫长之路要走。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

　　言归正传。还是将话题转回辛灏年处。

　　辛灏年在演讲中分析当年孕育辛亥革命的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对百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报着充分肯定的态度，特别是他对太平天国及义和团运动正面肯定，笔者深表赞赏认同。

　　外部因素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压凌辱。

　　不论是当时的民主强国（英、法、美等）与专制强国（日、德、俄等），统统对外侵略掠夺，对中国强行攻入、强迫签约、强夺主权、强行传教。及此，笔者深感革命导师的名言“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千真万确。

　　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的两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圆，包围台湾，攻占基隆，八国联军……这是他们的本性所至，笔者认为洋人这种掠夺财富不择手段的秉性现在依然如此。

　　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1115项②。其中大型的不平等条约达36个，“民主列强”这一边，英国是3个，法国7个，美国4个；“专制列强”这一边，日本7个，俄国6个，德国有1个。最早的不平等条约并非是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而是在此之前的《中英广州和约》③，赔款670万两白银。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日满州亲善和约》④。赔款最多是1901年的《辛丑条约》，4亿5千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才8千万两白银，就等于整整八年当中，把中国政府每一年的收入全都花光了。在经济上，中国的铁路、矿山，基本上由外国列强控股把持。

　　割地最多的是俄国。1858年，“中俄爱辉条约”，俄国割我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1860年，割我乌苏里江以东44万平方公里。1884年，割我新疆塔城以西40万平方公里。1884年，割我伊犁以西、以南7万平方公里。一共151万平方公里土地。

　　强行传教方面。一些传教士真的带来了文化，带来了文明，带来了进步，但是也有一些传教士到中国来，做间谍、做策反的，危害我们、迫害我们。19世纪最后几年，列强给中国派传教士3300人，光是山东一地，教堂1000多所。英国人评论说，在中国那许许多多的教堂，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不受任何中国政府官员的干涉。信教的教民们成了特殊及特等的中国人，中国政府拿他们没有办法。这就是强行传教。这终于引发了反教，引发了义和团。

　　现在有人说义和团招致八国联军，八国联军到北京打中国人、烧中国人、杀中国人，是因为义和团杀洋人。义和团为什么杀洋人？满清政府伙同洋教士，为了保护洋教士，在山东省东光县方圆十里内的每一颗树上，挂着一个义和团团员的人头，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事。洋人、洋教太欺负我们了。我不反对你来传教，我们从来信教自由，可是我们不能让你们来欺负我们，来强迫我们信你的教。

　　绥远将军就因为那个地方死了一个洋人，他差一点就被开刀问斩。绥远将军相当于今天的军区司令员。广西巡抚于荫霖刚刚去赴任，英国驻广西梧州领事馆的一个领事的一封电报，清廷马上就把他的广西巡抚的职务给罢免了。当时中国著名的官吏，山西巡抚俞廉三，刚刚去赴任，就因为英、法、俄、日几个国家照会中国政府，说他和义和团有关系，满清朝廷马上就把他山西巡抚的职务给罢免了。

 　　“长沙教案”⑤之后，一个14岁的茶馆学徒，就因为在一个洋教士的尸体上踼了一脚，洋人要求必须把这个14岁的茶馆学徒斩首。还有一个中国年青军官没保护好一个洋教士，就被公开问斩。英国还派军舰到长沙来观看，看中国人是怎么斩杀这个没有保护好洋教士的中国军官的。

　　外国列强对中华民族的肆意欺压孕育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民族条件。

　　以上是孕育辛亥革命爆发的外部因素，内部因素是人民革命与改良运动，如下所述。

　　人民革命经过了传统的农民革命、会党起义及孙中山革命三个阶段。农民革命主要是太平天国与山东捻军，特点是反对洋人侵略与明确地反对满清。太平天国以后民间中发生的“会党起义”更进一步，有兴中会、哥老会、华兴会等等，与留学生知识分子相结合。孙中山革命是第三阶段，与以前不同之处在于吸收了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思想，从传统走向近代，迈向世界先进革命的行列。

　　改良运动与人民革命同时发生，由社会内部上层人士推动，经历了要求富国强兵（“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求政治变法（公车上书）及要求君主立宪。也是三个阶段。

　　晚清的改良运动为专制改良，即由上层统筹下的改良，并且仅仅限于经济上，相当于当时的“改革开放”，虽然政治上裹足不前，但在经济建设方面却硕果累累。

　　从“经济建设成就”上讲，从1865年太平天国失败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这三十年中，清政府“改革开放”搞洋务运动，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有了电话，有了电报，有了铁路，有了轮船，有了工厂，造出了上千吨的兵船和运输船只。每年经济发展的递增率是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二十。（咸丰年代中国的国民总产值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七，美国占百分之二十八，欧洲加起来才占百分之二十六！）

　　但是问题在于劳动大众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相应的好处。英国“每日评论”说：在满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岁月里，人民的痛苦与日俱增，满中国到处都是盲流，农民不能安居乐业，踊到城市去打工，受城市的“新兴资产者”的剥削和压迫。人民的苦难更深了。唯有一个更大的成就，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湖南的一个满清官吏王先谦，弃官从商，赚的钱富可敌国，家里的庭院跟皇宫一样美丽。盛宣怀这样的官商，成了中国的豪富。

　　政治体制的改良停滞不前，戊戌变法失败即告政治改良的终结。1900年，中国面临了三个形势：八国联军来了，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爆发了，康、梁发动了“勤王战争”（康、梁改良派一样从事武装暴力）。

　　改良运动中，清庭允许自由结社，允许公民办报、办刊，宣传西化。改良的过程使人民解放了思想，促使了新闻界，学界，侨界，一些官员乃至军界的觉醒。

　　除此之外，孙中山个人创建的三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他个人的不懈奋斗及领袖魅力也是孕育辛亥革命的动力。

　　辛灏年的上述分析符合史实。大陆思想文化界近年时有诋毁中国近代革命，赞美殖民化，为汉奸买办翻案的浊流，并且相当时尚（更显浮浅无知）。异见人士辛灏年不随波逐流为革命正名，应当赞赏。

　　但是，他演讲中的后半部分则有明显缺陷，甚至故意为之，与“历史学家”的头衔不相符合。这些不可取。

　　辛灏年所指的“人民”主要指社会上层精英特别是文化精英，历史只是英雄与时局的互动，群众不过跟着跑而已。辛灏年将海外华侨称为“革命之母”，认为“华侨醒了，支援了革命，所以才有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将华侨力量夸大若此，使人产生辛灏年本人讨好台下听众（加拿大华侨）之嫌。当年海外华侨为孙中山革命捐款捐物，甚至挺身而出参加暴动，功不可没，但是辛亥革命的成功归根到底还是国内力量的爆发使然。当年孙中山搞了十次暴动无一成功。尚若当年帝国主义们欺人不那么太甚，或者满清政府统治术再“高明”那么一点点，则孙中山那种搞法是断不能成就推翻旧王朝大业的。与之相反，将孙中山敬尊为“民主革命先驱”的中共领袖毛泽东认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⑥这是重要的历史经验。

　　辛灏年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推崇备至，认为其中的“民权”精神超越了美国林肯总统葛底斯堡讲话中那“三民”（民治、民有、民享）的水准，对当年执政大陆的国民党称赞有加。至于“主义”为何未在大陆生根，辛灏年愤懑地将怨怒全部泄向共产党。但粗通中国近代史即知，孙中山去世后仅仅两年，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率先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数万无辜生命顷刻间化为白骨，一顶“赤化”的帽子随意扣在任何普通人的头上都会换来斑斑血迹，告密、挑唆、离间、倾轧，信仰、主义化为乌有，只有赤裸裸的杀戮与弹压，一直延续至1949年。笔者将“四·一二”喻为历史的分岔，正是从这一天起，国民党使它曾努力施加于全体国人的精神信仰开始崩溃，所谓“建立共和”的愿景烟消云散，此民国实乃国之不国！国民党自己戳破了自己的神话。辛灏年在演讲中明显刻意回避了这个重要史实。

　　辛灏年在演讲中用比较隐晦的语言将外蒙独立事件推到1949年以后的中共头上。这近乎于公开说谎。外蒙独立是国民政府时期发生的事，当年即获南京国民政府承认，这是公开的事实。翻开台湾公开发行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里面说得明明白白⑦。怎能在公众场合涂鸦历史将听众们当做小孩子？

　　在演讲最后部分，辛灏年借“平均地权”抨击中共的农村合作化政策，但是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却从来不搞“平均地权”，辛灏年对此一言不发，明显不符合历史学者应遵循的客观公正之学术原则。他还将马克思主义宣布为“外教”（难道“民主共和”这些概念就不是外教？），高调“驱逐马列”云云。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口号属于政治宣传鼓动，既有悖于思想自由之精神，也与历史学讲座无关。这些均不可取。至于辛灏年开宗明义纪念辛亥革命是海内外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寄希望于台湾国民党，笔者认为那边已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他们要想有所作为，还是先提起勇气明确“一个中国”再说，这才是海内外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

相关阅读：朱永嘉：《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11/195001.html，2010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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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辛灏年（1947年11月2日－），原名高尔品，异见人士。安徽巢县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为安徽作家协会会员。某事件之后7次领军上街表达不满，并辞去了所有社会职务和荣誉头衔。1994年春赴加拿大担任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获得台湾国军老兵　周祥　先生50万美圆的遗产办《黄花岗》杂志，任主编。海外流传的《谁是新中国》为其代表作，但也有不少人指出其中诸多史实的错误。

②关于不平等条约的数量有几种说法，此为其一。

③《中英广州和约》签订日期为1841年5月27日，辛的演讲稿中误为1840年。

④应指1905年12月22日签订的《中日满州善后条约》。

⑤……

⑥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1卷。

⑦蒋介石在1945年8月24日“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的演讲中称：“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在事实上已脱离了祖国而宣告独立，如今已届二十五年……如果外蒙以友好的精神循合法的程序，提出他独立的愿望，我们政府自当予以承认。”同一讲话中还称：“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也是久悬未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此时提出自治的愿望，我们政府亦必将赋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们将来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们政府亦将如对外蒙一样的精神扶助他们的独立。”（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71－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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