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也出政权

毛泽东思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里面也出政权　　

　 　

　郭春孚　

　　 

　　 

毛泽东思想在井冈山诞生，历经中央苏区、长征、抗日战争和延安时期逐渐形成，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错误观点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在中国共产党内，从右倾、“左”倾思想占据支配地位转化到毛泽东思想取得支配地位，充满了曲折，经过了多次反复。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每一次胜利，都使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为之一新。　　

在军事斗争中，毛泽东领导工农红军打败了国民党军队无数次的围剿、进攻，战胜了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使人民军队由弱到强，在生死较量中不断发展壮大。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形成。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理：当毛泽东思想在共产党内受到重视，能够顺利贯彻执行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就比较主动，各项事业就比较顺利和兴旺，就能够取得胜利；否则，在毛泽东思想受到干扰、排斥和否定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就比较被动，各项事业就比较困难和艰险，甚至面临失败和灭亡。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体系，是由互相联系的诸多重要理论组成的整体，其灵魂不是某一个原则，也不是某一个观点，我们不能说毛泽东的某一个理论是重要的，某一个理论是不重要的。我们要联系的、完整的、准确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割裂毛泽东思想，也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和庸俗化。　　

　 　

毛泽东思想的五大灵魂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精髓、根本点、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就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毛泽东思想有五大灵魂：人民观、矛盾观、政治观、实践观和文化观。　　

从始至终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线有5条：第一条线是群众路线—人民观，第二条线是阶级路线—矛盾观，第三条线是政治路线—政治观，第四条线是认识路线—实践观，第五条线是文化革命路线—文化观。这五条主线也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红线”。　　

有人认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从实用主义出发概括的，存在着明显的以偏概全的错误。　　

将毛泽东思想篡改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与历史开的又一大玩笑。在中国共产党所有高级领导人中，亲自动手写文章最多的就是毛泽东。即使是起草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毛泽东都要召集相关人员讲清自己的观点，初稿出来后，他总是反复修改。晚年，毛泽东写的文章少了，但批阅文件时写的东西很多，可以说是针对某一件具体事情写的小短文，不少都可以独立成篇。企图把毛泽东思想归功于集体智慧，贪天功为己功，以此抬高自己，贬低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重要性，这是卑鄙无耻的小人才能干出来的事。　　

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时，不能以个人的好恶来取舍，更不能以实用主义来解释，而要完全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系统的而不是割裂的研究、分析、归纳、概括、总结。　　

（一）人民观—群众路线　　

人民观就是对人民的地位、作用和生活所持的态度、看法和行为。毛泽东心中装着人民，人民心中也装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人民心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越来越牢固、越来越凸显出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观在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民本思想。殷周时期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春秋战国时期有孔子的“仁政”、“爱民”和孟子的“民贵君轻”，汉唐时期有贾谊的“民为政本”和柳宗元的“吏为民役”，明清时期有张居正的“知人安民”和乾隆的“以民为本”，民国时期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种民本思想从古至今传承下来，在中国的传统治国之道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世界文明的最高成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一种崭新的人民观。我们一定要不断强化人民观，践行人民观，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定位和最长远的价值取向。　　

具体来讲，毛泽东的人民观包括如下主要内容：　　

（1）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对于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一直以来有两个对立的观念，一是英雄史观，二是人民史观。持英雄史观的人认为，历史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如梁启超说：“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持人民史观的人则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如宋朝的崔敦礼说：“得民之劳者昌，得民之忧者康，得民之死者强。”意思是，人民肯为国家出力，这个国家就会昌盛；人民肯为国家分忧，这个国家就会安乐；人民肯为国家牺牲，这个国家就会强大。这两种观念孰对孰错？毛泽东作出了全面的回答。他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无论是改造自然还是改造社会，其主体都是人民群众。正是作为生产力中最根本、最活跃、最革命因素的劳动者，创造了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每一次社会的大变革，每一次历史的大进步，都是人民群众起了决定作用。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夺取的每一次胜利，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陈毅说：“三大战役是人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战犯杜聿明想化妆逃跑，企图用一只金戒指换一个农民的衣服。这个农民一看他像个军官，形迹可疑，便向解放军报告，并把金戒指交了公，解放军才活捉了杜聿明。　　

总之，正是亿万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神州大地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创造历史的主人，是推动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过去打仗，靠的是人民；现在建设，靠的还是人民，一切成就都来自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团结奋斗。　　

毛泽东说，领导人和人民不能分开，也不能等量齐观。人民是决定的因素，领导人不应站在人民之上，不应站在人民之外，必须站在人民之中，是人民的一部分。如果脱离人民，做官当老爷，那就不能包括在人民中。必须突出“决定的因素”，突出人民，决不要突出个人。　　

毛泽东的人民观，不但肯定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作用，而且在宪法中确定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立国的基本精神。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因此，他在革命过程中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和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2）民心向背决定成败，民心不可欺。人民是载舟之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无数事例证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民心向背。秦王朝之所以在一统天下之后很快覆亡，就在于秦始皇认为“天下乃一人之天下”。唐太宗之所以能创造出“贞观之治”的兴盛局面，就在于他懂得“载舟覆舟”的道理。有人说，苏联共产党是靠“和平、土地、面包”上台的，当时这三个口号集中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要求，受到了人民的一致拥护。但是，后来随着“人民公仆”蜕变为特权阶层，腐败使苏共失去了人心，最终失去了政权。中国共产党这艘航船，从南湖启航直到今天，始终诠释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取得胜利。　　

毛泽东始终把自己植根于最广大人民之中，自觉融入中华民族的翻身得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改天换地的宏伟诗篇。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从长期的艰苦斗争中认识到，是人民的劳动养育了自己，是人民的事业造就了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由于人民群众冒着危险掩护我们的干部，节衣缩食支持我们的革命，抛家舍业参加我们的斗争，我们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欺。不虚心倾听人民的呼声，违背人民的意愿，注定要失败；推行愚民政策，将群众视为不明真相的无知者，无论是什么样的屎盆子都以同样的罪错往老百姓的头上扣，怎么能不失败？一切自以为聪明的人，玩弄阴谋诡计，制造骗局，欺骗人民，最终必然会被人民揭穿，遭到人民唾弃。　　

伟大的人民养育了伟大的党，伟大的党领导着伟大的人民。人民群众是共产党人的皇天后土，黎民百姓是共产党人的父母亲人。吃水不忘挖井人，对人民的养育之恩要常怀回报之心、感恩之情。　　

（3）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为我们指明了工作的目的和方法。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如果说一切为了群众讲的是目的，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一切依靠群众则讲的就是方法问题，就是如何去做、采取什么方式去做的问题。　　

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一切为了群众，就必须对人民负责，善于为人民服务。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　　

一切依靠群众，首先要相信群众有力量解放自己。要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一切依靠群众，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　　

一切依靠群众，就应该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从群众的议论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一切依靠群众，就必须在工作中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要下努力创造做好群众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群众路线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是同“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认识过程完全一致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领导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从认识论上说，也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这就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联系群众的工作路线有机统一起来。　　

要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深入群众做调查工作。做到从群众中来，只是完成了领导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从群众中得来的宝贵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使群众认识到这些意见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自觉行动起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转化为人民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　　

群众路线就是人民路线。　　

（4）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敬民、爱民、亲民、为民意识，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为人民谋利益，这也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说，我们的所有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　　

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民观的无比正确，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谁就能得到人民的理解、支持和爱戴；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人民观的伟大力量，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就是靠走人民路线。　　

毛泽东的观点有千个万个，归根到底就是一个：为了人民。是否为人民谋利益，是检验干部的试金石。践行这个观点的，就是好干部；不践行这个观点的，就当不好干部；违背这个观点的，就一定是坏干部。这个观点也是考量执政党优劣的分水岭。执行这个观点的就是革命党，反对这个观点的就是不革命党或反革命党。按照人民观点办事，一切都好办；不按照这个观点办事，什么都不好办。　　

只有敬重人民群众，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在中国历史上，所有不敬重人民的统治者，没有一个能逃脱人亡政息的结局。夏桀王以民为虐，商纣王以民为敌，秦始皇以民为肉，汉灵帝以民为戏，结果都落得个天怒人怨、群起诛之的下场。　　

英雄值得我们尊重，人民也值得我们尊重。尊重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群众的智慧是不竭的源泉，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宝藏。看不起群众的人，自己往往是愚不可及的。我们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老老实实向群众学习，认认真真向群众请教，及时发现、总结和宣传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　　

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劳动。人民群众的劳动是非常平凡的，而恰恰是这种平凡的劳动推动着历史前进的车轮，创造着人类社会的财富。我们要把这种平凡的劳动看成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尊重人民的劳动价值，珍惜群众的劳动成果。吃一顿饭，当思农夫之苦；穿一件衣，当思织女之劳，惟能如此才不敢暴殄天物。　　

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人格。彻底破除上尊下卑的封建思想，能吃百姓饭，能干百姓活，能说百姓话，能交百姓友，坚持与普通群众平等相待，建立新型的党群干群关系。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对群众的态度要有亲和感，对群众的事业要有使命感，对群众的疾苦要有责任感。要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坚持以情暖人、以情感人、以情化人，实现心到、身到、行到，真正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当成站在自己身后的巨大支撑力量。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坚持把群众的要求和选择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造福群众的事就办，劳命伤财的事就不办。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多做雪中送炭的好事，多做扶贫济困的善事，多做排忧解难的实事。　　

中国最早提出“畏民”思想的是西周初年的周公，他主张治国之道，要上畏天命，下畏百姓。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一代明君唐太宗也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之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畏民思想，中国历史上的一些统治者才成就了霸业，开创了盛世。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作为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必须树立“有所畏”的意识，日日反省自己。一要反思自己的工作能否经得起群众检验，坚持高标准要求自己，高质量为人民服务；二要反思自己的作风能否经得起群众监督，始终做到警钟长鸣、廉洁自律；三要反思自己的政绩能否经得起群众评说，真正把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竭尽全力，鞠躬尽瘁。　　

每一个先进份子，都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心甘情愿地为人民谋福祉。　　

（5）政权是人民的，政府是代表人民执掌政权。毛泽东的人民观贯穿在政权建设的根本问题中。他认为，新政权是人民的政权，领导干部手中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为了实现人民利益而开展。那些工作不力、滥用职权、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官员，理应被追究责任。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告诫全党：“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毛泽东的人民观还体现在保卫人民政权的理论中。对人民群众负责，就应接受群众监督。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多次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本，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对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能够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等等，都是毛泽东的人民观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的人民观，可以称为天下第一观。人民路线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条生命线。　　

（二）矛盾观—阶级路线　　

毛泽东的矛盾观，是中国化的唯物辩证法。《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系统地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专著，论述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解决阶级矛盾为指向的阶级路线，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条主线。　　

（1）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哲学上辩证法规律主要有三个，就是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客观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从量变开始，质变是量变的终结。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矛盾运动是生命力的表现，其特点是自我否定、向对立面转化。因此否定之否定规律构成了辩证运动的实质。　　

正确理解和把握矛盾的含义，必须注意：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统一，始终是不可分割的；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指事物内部存在的这种关系，也指事物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不能把客观矛盾同逻辑矛盾混为一谈。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即任何事物都有两点，而不是一点，那么我们要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方法，对矛盾作全面的分析。既要看到事物的这一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坚持两分法、两点论。　　

矛盾是客观与主观的对立统一，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中，只有被人的主观思想所认识，才有价值和意义。　　

（2）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它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科学地解释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方向、形式等问题。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根本内容，事物普遍联系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由多方面的对立统一构成的矛盾体系；事物发展的实质就是新事物扬弃旧事物的过程，体现着事物内部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对立统一规律提供了理解唯物辩证法其它规律和范畴的钥匙。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矛盾分析法是一种科学方法。　　

毛泽东从宇宙观的高度，发挥了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的思想，不仅指出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看世界是形而上学的，而且指出形而上学是简单的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他还阐明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等。　　

（3）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也称矛盾的统一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依存、互相贯通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是互相联结、相辅相成的。在事物的矛盾中，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与有条件的相对的统一性相结合，构成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发展。　　

矛盾的同一性具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是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前提，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条件，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例如，正和负、化合和分解、同化和异化、正确和错误、剥削和被剥削，双方都是依赖对方的存在而存在的。第二，矛盾双方互相贯通，矛盾双方存在着由此达彼的趋势。例如，生产中包含着消费，消费中包含着生产；感性认识中包含着理性认识的因素，理性认识中包含着感性认识的因素。第三，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互相转化。矛盾的转化是事物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所谓“自己的对立面”，就是本来和自己相互依存着的对立面，即和自己内在联系着的对立面。所以，对立面之间互相转化的趋势最鲜明、最深刻地表现了对立双方的内在的同一性。　　

总之，矛盾同一性大体是沿着矛盾双方的依存——渗透——转化的状态和阶段依次展开和发展的，本质是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的属性即不可分性。　　

矛盾的斗争性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矛盾双方的差异，就是相互区别和限制。一个具体矛盾的产生，往往要经历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矛盾在其展开的初始，矛盾双方就已经存在着差异，只不过这时它们之间的对立性质还处于不显著的萌芽状态。当然，这是指事物内在的本质差异，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差异。一切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都是在本质差异的基础上展开的，矛盾双方的分离首先体现在它们的本质差异之中。第二，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存在着本质差异的矛盾双方，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产生互动作用，形成了鲜明的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矛盾双方的差异明朗化了，形成相互对抗、相互分离的态势。这种相互排斥，对于矛盾的存在来说是完全必要的，不可缺少的。由于它的作用，使矛盾在整个存在期间，始终保持一种“张力”，对立面不致于绝对地同一，统一体也不致于静止下来。第三，矛盾双方相互克服。矛盾对立面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进一步发展便是矛盾双方发生直接冲突、交锋和搏杀，使矛盾的对立性得到最充分、最明朗的表现，结果导致矛盾的解决、事物的发展和质变。　　

总之，矛盾斗争性大体是沿着矛盾双方的差异——排斥——克服的状态和阶段依次展开和发展的，其本质是矛盾双方的互相分离的性质和趋势。　　

同一性和斗争性在矛盾中始终是联结在一起而存在的，只有同一性没有斗争性，或者只有斗争性没有同一性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同一性不能离开斗争性而存在，同一是以差别和对立为前提的，是包含差别和对立的同一，是具体的同一，而不是绝对的同一、抽象的同一。如果本来是一个东西，是相同的事物、现象，那就无所谓相互依存、互相贯通，也就无所谓矛盾的同一性。没有矛盾双方的差异、对立、斗争，就谈不上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相贯通、互相融合，所以同一性和斗争性必然相互影响、互相联结、互相制约。　　

斗争性也不能离开同一性而存在，斗争性只能存在于同一性之中。矛盾对立双方尽管相互排斥、相互否定，但又必然相互依存、互相贯通。斗争是统一体内部的斗争，如果两个事物既不在同一个统一体内，又不为某种联系所规定，那么这两个东西根本就不成其为对立面，也就谈不上任何斗争。　　

同一性和斗争性互相联结的实质内容是二者的互相制约。它们之所以必定要互相联结，谁也不能离开谁，就是因为它们是互相制约的。所谓同一离不开斗争，就是同一性离不开斗争性的制约；所谓斗争离不开同一，就是斗争性离不开同一性的制约。我们在认识矛盾时，既要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又要在同一中把握对立，这样才能正确认识矛盾，把握矛盾，解决矛盾。　　

（4）学习矛盾普遍性原理的现实意义。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并且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即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　　

学习矛盾普遍性的原理，对于我们科学地看问题、办事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与客观性，敢于承认矛盾、揭露矛盾；还要善于全面分析矛盾，坚持两分法，防止片面性。　　

例如，西藏、新疆等地发生群体事件，有人极力掩盖；大连、吉林、湖南发生工人罢工事件，也有人极力掩盖。但纸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人们总会通过多种渠道知晓的。否认矛盾，是掩耳盗铃；掩盖矛盾，是自欺欺人。这样做都不利于矛盾的解决。只要存在不同的民族，就存在民族矛盾；只要存在不同的阶级，就存在阶级矛盾，只有正视矛盾，认真分析矛盾，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5）学习矛盾特殊性原理的现实意义。矛盾特殊性是指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第一，不同事物的矛盾，具有不同的特点；第二，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第三，事物矛盾的双方各有其特点。这种特殊矛盾，就是矛盾的个性、相对性，它是指每一事物的矛盾及其各个侧面的性质、地位、作用等各个方面，以及矛盾解决的具体形式各有其特点。矛盾的特殊性规定着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是事物千差万别的内在根据。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科学认识事物的基础，是科学分门别类的客观依据。　　

矛盾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第一，矛盾的性质具有特殊性。这主要是指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其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第二，矛盾的地位具有特殊性。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各种矛盾力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些矛盾力量在事物发展中占有不同的地位。　　

根据矛盾的特殊性，我们对矛盾可以作以下区分：　　

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在事物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事物的矛盾系统中区分出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基本矛盾是指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始终并规定事物本质的矛盾；非基本矛盾是指那些不一定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始终，对事物的基本性质也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基本矛盾可能有一个或多个，但非基本矛盾一般来说可能有多个。基本矛盾规定和制约着非基本矛盾，而非基本矛盾对基本矛盾又有一定的反作用，它可以加速或延续基本矛盾的解决。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复杂事物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又可以区分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指在事物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居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起决定作用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次要矛盾则是处于从属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过程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但它的存在、变化及其解决影响着主要矛盾的解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互相区别又互相转化。　　

主要矛盾与基本矛盾是根据不同标准来确定的。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二者有时可能重合，有时也可能分离。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任何一个矛盾中，矛盾双方的地位也是不平衡的，其中可以区分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指在矛盾统一体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方面；矛盾的次要方面则是指在矛盾统一体中处于被支配地位、不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二者也是既互相区别又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例如，公平与效益的矛盾。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社会领域中，对抗性矛盾是对立双方在根本利益互相冲突基础上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则是在对立双方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　　

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一般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只能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讨论和协商等形式去解决。　　

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决不能混为一谈。　　

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内因，外部矛盾是事物变化的外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等具有的内在的矛盾性以及事物内部矛盾运动推动事物发展。　　

矛盾的解决形式也具有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有不同的解决形式。解决矛盾的形式大体有以下几种：第一种，矛盾一方克服另一方，这是最常见的矛盾解决形式。第二种，矛盾双方“同归于尽”，为新的矛盾双方所代替。例如，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相撞变成一对光子；阶级社会中两个对立的阶级被另外两个对立的阶级所取代。第三种，矛盾双方经过一系列的发展阶段，最后“融合”成一个新事物，使矛盾得到解决。例如，汉族与满族。这里所说的“融合”与“调和”有本质区别，“融合”是矛盾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它是矛盾解决的一种形式。　　

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等辩证关系原理，要求我们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反对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和“均衡论”。　　

总之，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6）在阶级社会始终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历史转变时刻，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创立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类社会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矛盾。　　

为了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应该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和敌人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历史时期，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属于人民的范围；而那些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社会生活上进行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和危害祖国安全统一的活动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　　

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各种具体利益上的矛盾，是思想认识上的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是科学艺术上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矛盾等。这是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内部以及互相之间的矛盾，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以及认识上的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科学上的不同流派、艺术上的不同风格之间的矛盾等。　　

敌我矛盾是人民同各种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之间具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矛盾。这种矛盾和斗争，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随着人民和敌人的内容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从本质上说，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表现。例如，中国人民与跨国利益集团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　　

这两类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表现在：第一，敌我矛盾是少量的，只在一定范围内才存在，是次要的，总的趋势是逐步削弱以至消灭；而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大量的、主要的，也是最突出的。第二，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突出的表现为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第三，在人民内部矛盾中，非阶级性质的矛盾是主要的、大量的，而阶级性质的矛盾则是次要的、小量的。但这些矛盾是会变化的。例如，现阶段劳资矛盾越来越尖锐，正在成为我国的主要矛盾。　　

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所谓民主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个总的原则。人民内部矛盾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例如，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民族关系上，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的方针；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的方针等。　　

（三）政治观—政治路线　　

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指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根据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或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和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提出的党在不同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或总政策。党的政治路线决定革命事业的发展方向，是党制定各方面工作方针和政策的根据。　　

毛泽东指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政治观点决定一个人的立场，你是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私企老板的立场上？你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官僚买办汉奸的立场上？这是个政治问题。　　

不知道依靠对象，或者不去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作为依靠对象，不主动去搞好统一战线，整天诚惶诚恐，到处把人民树立为敌人，那是非常危险的。但看不到敌人的存在，否认敌人的存在，也是非常危险的。当今，我们面对帝国主义的包围，面对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的幕后操纵和唆使下，百般疯狂地对我国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必须更加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重新确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捍卫国家、人民和共产党。　　

我们必须分清敌友，把敌人当朋友是会犯错误的，就像认贼作父一样。“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例如，现阶段存在着两股反动势力，一股是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另一股是跨国特殊利益集团，前者窃取劳动者的血汗积累装入自己的腰包，后者掠夺中国的财富输送回本国。如果我们对此视若无睹，仍然喊叫招商引资，甚至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替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犯罪叫好，就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毛浑东一再教导我们，要加强政治工作，并把政治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在具体工作中，凡是这样做了的，就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战胜任何困难，取得出色的成绩；凡是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好的，就必然没有起色，甚至会走弯路、走邪道。这是在我们的实践中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人既可能成为英雄，也可能成为懦夫，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人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仰。除非一个人树立起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愿意献出生命的信仰，否则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英雄。　　

政治的重要性，在建国后的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地被强化，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政治统帅一切”、“要政治挂帅”、“讲政治”一类的口号已深入人心，人们的政治情结与政治知识的普及堪称举世无双。但是，几乎在一夜间就被颠覆，人们的政治热情消失了，像露气的皮球。人民群众不再关心政治，一切向钱看，但渐渐发现，极少数人却对政治超常地关心，手里握着重权，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官商勾结，很快成了富可敌国的官僚资本家；私人资本家成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涉政愈来愈深。老百姓最初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现在终于醒悟了：没有政治权利保障，得到的经济利益也会失去。全国人民都搞政治肯定是反常的，但只有极少数人关心政治也是不正常的。　　

如果没有政治素质、政治觉悟、政治权利，一句话，没有政治头脑和政治保障，我们就只能给私企老板打工，还得受跨国资本集团的剥削。　　

（四）实践观—认识路线　　

实践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毛泽东的理论体系就是建立在实践观的基石之上的。有了科学的实践观，才能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毛泽东思想具有唯物、辩证、发展的性质，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这一切都源于实践的观点，源于对实践的科学理解。因此，从强调实践观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上讲，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实践辩证法哲学、实践历史观哲学，也可以称为实践论哲学。　　

（1）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观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是由实践和认识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因此，实践是主客体之间的互相作用过程，是相互交换物质、能量、信息的过程，由于这种相互作用、相互交换，使主客体双方都发生着变化——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这就是说，实践既具有客体性，又具有主体性。从实践是主体的目的、利益的实现过程，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认识和改造过程这个角度来看，实践具有主体性；从实践是主体的物质力量同客体的物质力量的互相作用过程、具有主体必须认识和加以利用的客观规律这个角度来看，实践具有客体性。把这两方面割裂开来，只讲其一不讲其二，就不可能完整正确地理解实践。实践过程既不应该是主体无视客体性、规律性而盲目地行动的过程，也不应该是主体在客体的客观性、规律性面前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过程。客体对于主体的客观存在的特性决定了实践的对象性、客体性、客观性，否定客体的客观性必然会否定实践活动的客观对象指向性。把实践理解为无客观对象指向性的活动，无异于把生产活动理解为舞台上的工人劳动或农民种田。客观对象能不能成为客体，依赖于主体是不是从自己的认识和改造的需要出发把它从客观世界中摘取出来，但客观事物成为客体的这种对于主体的依赖性，决不能理解为它失去了具有自身规律而存在的客观性。人化自然、人为事物由于凝结了人的知识，是物化的知识，具有属于人的性质，但当它们再次成为主体的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时，它们仍具有独立于主体而存在的客观规律，仍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社会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最集中地表现着不同于自然界的人性、主体性。　　

总而言之，决不能把实践理解为无客观对象性的、封闭的、主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行动的循环过程。实践决不是阻碍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的“防火墙”，而是联结、沟通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的桥梁。针对把人仅仅视为客体的体制和思潮，高扬人的主体性，强调实践的主观能动性，是必要的正确的，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践过程应该成为主体性和客体性、能动性和规律性的统一过程。　　

深入分析实践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发生着四种关系、作用和过程：　　

第一，人的重要活动都是在世界观指导下进行的，实践活动也离不开世界观指导。实践反过来又会影响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指导和被指导、影响和被影响，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互动的结果。例如，一个知识分子在工厂劳动，与一个工人劳动会有很大的不同：知识分子可能会认为这是对他的迫害，而工人则认为这是自己的本职工作。一个干部被下放农村劳动，与农民劳动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干部认为这是毛泽东迫害他，农民则认为这是正常的出工。　　

人的世界观不同，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会有差异，甚至会泾渭分明。谈论实践，不考验世界观的作用，是有失偏颇的，危害也是严重的。　　

第二，价值观对人的重要活动都具有无法否决的作用，实践活动也反映着一个人的价值观，并反过来影响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和变化。评价和被评价的过程，回答着客体、主体的活动及其结果对于主体的意义、价值的问题，或者主体关于客体的要求、目的能否实现的问题，解决着价值论上的肯定性价值还是否定性价值、有益还是有害、善还是恶的问题。　　

例如，如果你是农民，你会认为种田是有价值的；如果你是高官和富人的子女，你就会认为那是浪费青春，往死折磨人。如果你是官僚，你就会认为贪污受贿是对自己有益的，即使有害那也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伤害，完全可以不考虑。如果你是黑社会成员，你就会认为抢劫是合情合理的，杀人是天经地义的。　　

第三，认识制约行动。不同的人由于所受的教育不同、经历不同等，由小到大形成的认识论也会有差异。认识和被认识的过程，是信息交换过程，回答着客体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主体关于客体的认识是否符合客观性的问题，解决着认识论上的真理还是谬误的问题。　　

第四，方法决定成败。方法正确与否，决定着做事的结果。有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达到同样的目的，这就是殊途同归。但更多的时候，方法不是无穷多的，正确的方法可能只有几种或一种。　　

认识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的过程，是主体根据对客体的认识和对客体的价值要求，利用一定的方法、工具、手段改造客体的行动过程，要解决主体怎样使客体变化的问题，其中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可行不可行、方法是优是劣的问题。如果主体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有众多的个体组成的群体或社会，那么在方法论上除了要解决怎样改造客体的问题，还要解决怎样把个体组织为整体的问题，这会涉及到个体之间的功能结构、利益结构、权力结构等等问题。　　

由此可见，实践过程不仅发生着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还发生着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不仅仅发生着认识世界的问题，还发生着改造世界的问题，发生着主体自身的组织管理的问题，等等。实践过程是要把主体的认识、价值、目的、方法等对象化、物化，并将客体改造成能为主体服务的过程，也是主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过程。所以，对实践的分析必然引发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上的种种问题，树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就可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世界观是主体认识世界的结果，有了科学的实践观和认识论，也就能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　　

（2）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在实践中不总是协调一致的。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会影响认识的深化，也会影响实践的深入。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对同一个事物就会有不同的认知。认识上的真假之分不等于价值上的利害之分，也不同于方法上的优劣之分。认识上的真理反映着客观规律，但客观规律既可能有益于主体也可能有害于主体，认识到了真理也不等于就找到了在实践中应用的方法。主体价值上的追求，不等于认识上符合客观规律的真理，也不等于就找到了实现这种价值追求的方法。人的一切活动最终是受世界观制约的，世界观不同，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也因人而异。然而，实践活动必然使它们之间存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一种认识不付诸实践的时候，只会在思想观念和精神情感上对人产生影响，一旦付诸实践，它所指导的实践活动必然会对人发生价值上的利害影响。一种认识应用于实践的时候，必然要求人们找到把这种认识应用于实践的方法、手段、技术。于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就会实际地发生着立场上的对错、认识上的真假、价值上的利害、方法上的优劣之间的不同结合。立场上的对、认识上的真、价值上的善、方法上的优之间的结合，立场上的错、认识上的谬、价值上的恶、方法上的劣之间的结合，是四者结合的两极，在两极之间还有结合的各种情况。各种不同的结合会造成不同的实践活动，会带来不同的结果。认识上缺乏真理性的实践活动、方法上缺乏可行性的实践活动，都会使实践活动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失败；有了真理性认识的指导，也有了可行性的方法，但如果价值目标不合理，这样的实践活动虽然可以成功，但却会给主体带来否定性的、有害性的价值影响；有了真理性的认识，有了有益的价值取向，如果方法上可行但不是好的、优的，就可能出现一种效益不好、资源浪费的实践活动。最重要的是，人的认识和实践都受世界观决定和影响，受立场的制约。例如，对贫富悬殊，如果你站在富人的立场上来看，那就是合情合量理的，应该长期维持；如果你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来看，那就是太不合理了，必须立即改变。　　

科学技术的应用包括核能技术、克隆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应用等，都存在着立场、价值、认识和方法之间的矛盾情况。例如，转基因食品对人体究竟有害无害？我国应该引进转基因种子吗？　　

如果把时空因素引进来考察，就会发现立场、价值、认识和方法及其相互关系随着时空范围变化而有着不同的情况。特定时空范围内认识上的立场、价值、认识上的肯定性取向、方法上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会随着时空范围的变更而改变。在时空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立场上的正确与错误问题、价值上的肯定性与否定性问题、认识上的真理与谬误问题以及方法上的可行与不可行、有效与无效的问题，甚至可以变成无法确定的问题，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无限地复杂化起来。　　

改造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存在着不同于改造自然的特殊性，在这种实践活动中立场、价值、认识和方法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新的复杂性。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人们如何结合起来有效地从事包括生产、利益分配在内的各种活动的问题，人们之间的结合可以区分为两种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结合，一种是由特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力性质、特点决定的分工体系中的功能、职能上的结合；一种是在利益体系中的利益上的结合。因此，社会关系可以区分为功能关系、利益关系两大类。社会关系演变规律就是功能关系、利益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演变规律。于是，利益关系就不仅是一个立场问题、价值问题，同时又是一个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当人们从不同的社会地位来评判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利益分配机制是否完善时，这就是一个立场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观点往往是存在差异的；当考虑人们之间究竟建立怎样的利益关系才有利于自身发展时，这就是一个价值问题，关于某种利益关系的评价就可以区分为有利还是不利的问题；当考虑人们之间究竟建立一种怎样的利益关系才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时，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关于建立何种利益关系的认识就有一个真理还是谬误的问题；当考虑某种利益关系通过何种方式建立或改变时，这就是一个方法问题，关于方法可以进行可行不可行、好还是坏的分类。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立场、价值、认识、方法问题就紧密地缠绕在一起，难解难分。　　

在人类发展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上，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整体之间，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和长远要求之间，都存在着利益上的差别、对立乃至对抗，社会关系主要是利益关系的变动会对不同的社会成员、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造成有的受益、有的受损的局面。于是认识上被肯定为规律、真理的东西在不同的利益群体那里就会得到不同的价值评价，改变利益关系的方法也会有不同的主张，某些群体所肯定的真理、价值、方法，在其他群体那里会遭到否定。　　

总而言之，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立场、价值、认识和方法之间客观地存在的区别性以及某些情况下的矛盾性，是人们在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不一致的客观根源。但是，立场、价值、认识和方法在实践活动中的内在联系和制约又给人们提供了将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统一起来的客观可能性。主体要成功的、有益的、高效的从事一项实践活动，就必须既看到立场问题、价值问题、认识问题、方法问题是彼此区别的四类问题，承认这四类问题之间会出现不一致、不协调的可能性，又要在这四类问题中进行选择和协调，使四者一致起来。在立场范畴中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绝大多数人的立场，而不是极少数人的立场，特别要关注和选择劳动者的立场；在价值范畴中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不仅有益于主体的又能与真理性认识相一致，而且在方法上可行的价值目标；在认识范畴中选择的时候，就不仅要选择正确的立场、肯定性价值，还要选择真理和能够找到可行性方法的认识；在方法范畴中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不仅是可行的、能有效地实现价值目标的，而且符合真理标准的方法和工具。当人们能够进行上述选择和协调的时候，人们就能够将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统一起来；反之，就会造成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不一致、不协调乃至割裂、对立等情况。妨碍人们进行上述选择和协调、使它们一致起来的原因既可能是世界观的，也可能是价值利益上的，还可能是认识上的、方法上的，如理念、技术、技巧等。在分析这些原因的时候，切忌简单化。　　

将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区别开来，承认四者之间可能有不一致情况的存在，不仅可以全面地分析实践活动中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形，对实践活动的后果作出全面的估价，提高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水平，还可以对哲学领域中各种哲学学说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世界观不正确的哲学理论，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得出的观点，不可能科学。认识论上正确的哲学理论不等于价值论上、方法论上都正确，认识论上错误的哲学理论不等于价值论上、方法论上都没有可取之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又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世界观上的错误经常导致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缺陷，而脱离了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也很难形成科学的世界观。　　

实践既是认识产生的源泉，又是认识实现的唯一途径，因此科学实践观就是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共同的理论基础，是将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联系贯通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实践过程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理想和现实、认识和价值、目的和手段之间经过相互作用而实现的由不一致到一致的动态过程，从而实现立场、价值、认识、方法的统一，实现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发展是在实践基础上发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推动下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是人的有目的活动过程，是人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超越自然的、社会的各种限制得到不断发展、不断解放的过程，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一切理念的形成、实现和发展的过程。这样，认识论上把握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就可以和价值论上研究的人的价值形成、发展的规律、人的价值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规律统一起来。唯物史观对于特定历史阶段上存在的类的发展和个体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分裂为阶级及不同阶级在利益、价值、发展上的矛盾，进行实践的、唯物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把阶级之间在利益价值上的对立和冲突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历史表现，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对不同阶级在利益价值上的追求进行历史的评价。对于剥削制度的批判也不是从超历史的抽象的人的价值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人的价值实现和发展的要求出发，既指出某种剥削制度对于被剥削人民群众的不公正性，又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状况出发给予历史的评价。　　

总之，唯物史观中的价值论分析是具体的、历史的，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因而也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的分析；唯物史观的认识论、方法论分析是从历史的具体的人的发展要求推动下从事的实践活动出发的，因而也是一种价值论的分析，从而将社会发展要求、生产力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起来。这一切都是在世界观的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因此，在唯物史观中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是统一的。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谬论。为了使即将进行的实践活动真正成为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自觉活动，理论、理性的准备是十分重要、不可缺少的。未来的实践方案在认识论上应该是科学的，在价值观上应该是具有肯定性价值取向的，在方法论上应该是可行高效的，使未来的实践活动在明确可靠的知识判断、价值判断、工具判断或知识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指导下进行。为此，首先要在周密调查研究主客体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理性设计方案；其次，要对这种理性设计方案进行严格的论证。如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对方案进行逻辑的、理论的证明等等。把“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理解为否定实践活动开始之前对方案进行过去实践经验的、逻辑的、理论的证明的必要性，是一种误解。在这个阶段上，实践标准的实际意义是要从以往被实践检验为正确的理论出发，但这种理论由于面对着新的实践活动，仍然需要将这种理论和新的实践活动关系的加以证明。因此，否定上述证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等于否定实践需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等于提倡盲目的实践活动，那样的话主体就会在实践活动中付出本来不该付出的代价。即将进行的实践活动越是复杂重大，依靠以往实践经验的、逻辑的、理论的证明越是重要，越是不可缺少。当代电子计算机的模拟实验、虚拟实验就是适应现代实践活动的复杂化要求而产生的。试想，核爆炸、航天飞机和人造卫星的发射，能在以往的实践经验上、逻辑上、理论上都没有得到证明的那种理论指导下盲目进行吗？那样的话，岂不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和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吗？在上述证明过程中，当论证出现分歧的时候还要采取社会途径去解决，如采取协商、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表决、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决定等等方法。这些方法形式可以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依靠某种社会权力解决问题。权力当然不等于真理，但是任何理论一旦要应用于实践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要同人们的交往形式发生关系，要同交往形式中的权力发生关系，要由权力发给应用于实践的通行证。不管你愿意与否、承认与否，事实都是如此。如何使这种决策权力的形成和使用建立在科学的民主的基础上？这还是个问题。经过各种形式的论证并获得了社会权力批准的设计方案也就获得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充分依据。然而在这时，我们却应该清醒认识到，各种形式的论证及社会权力的批准，实质上还是一种理性的间接的证明，就是电子计算机上模拟实验、虚拟实验也还是在主体认识到的、设想到的条件下进行的，仍然处在思维、理性的范围之内，社会权力的批准是社会权力承认的一种认识上的批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在这时的实际意义就是要我们认识到即将付诸实践的设计方案既起着指导实践的作用，又是需要实践检验和证实的方案。经验具有直接性的优点，但存在狭隘性的缺点；理性克服了经验的狭隘性而具有普遍性的优点，但又具有间接性的弱点；实践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直接性，因而它既高于经验也高于理性，理性作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只能在实践中见诸客体才能证明其真理性、现实性、客观性，因此不论在理性范围内进行了怎样充分论证和经过了怎样权威的社会权力批准的设计方案，最后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真理是被实践证明正确的认识，不需要再检验。实践在发挥作用时也是有前提条件的。首先待检验的理论必须是指导改造特定客体的实践活动的理论，特定的实践活动无法检验和它无关的理论，而且待检验的理论还必须是关于实践对象的理论，和实践对象无关的理论，实践也是无法检验的；其次，通过实践并由实践结果检验出来的理论的真理性是相对于实践对象而言的，离开了实践对象，这种真理性就会显示出相对性。真理总是具体的，是具体的认识主体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对具体对象的正确反映。这就表明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在应用的时候总是指向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主体——实践——客体的具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主体、客体、主体关于客体的理性认识、主体改造客体的实践过程及其实践结果都是清楚的、确定的。毛泽东说：“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应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而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么，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这个论断存在着矛盾：一项即将进行的实践活动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而这种理论的正确性又只能在该实践过程结束时根据实践结果加以判定。这种判定对于已经结束了的该实践过程还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吗？这表明实践检验具有滞后性的特点。实践检验的麻烦还在于现实中，特别在社会历史中，当实践对象是一种在时空上不断发展着的过程时，当主体是人数众多到亿万计的人民群众时，当实践过程延续到难以确定其时空界限时，确定主体、客体、实践过程、实践结果就会变成一种异常复杂的事情，于是实践检验的问题就不像理论上说得那么容易了，现实生活中就实践检验发生的许多争论，往往是由这种复杂性引起的。复杂的实践活动所造成的结果往往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有些结果还不是近期就可以看到的。这时用实践的什么结果作为检验标准呢？用实践结果的总和，但这种总和常常带有不确定性，用不确定性的结果总和去检验能得出确定的结论吗？用实践的部分结果，但这种部分结果能够对指导着整个实践活动的全部理论作出全面的检验吗？用直接的近期的结果，但是忽略间接的长远的结果是科学的吗？因此，实践标准不是唯一的、绝对的，而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列宁指出：“实践标准实质上绝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那些一时无法应用于实践的理论，特定条件下的实践就无法对它们的真理性作出检验，但一时不能应用于实践的理论并不等于永远不能应用于实践，一时不能得到实践证实的理论也不等于就是错误的理论；有些抽象层次高的理论往往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实践才能得到完全的检验，一两次特定条件下的实践的否证并不一定意味着对这种理论作出了死刑判决。　　

人们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往往是围绕认识的真理性问题进行的。长期以来哲学上也是这样谈论实践标准的，但在实践中发生作用的理性和判断，除了认识论内容之外，还存在着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方面的内容，所以实践结果不仅检验着认识论方面的理性和判断，也检验着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方面的理性和判断。马克思提到的真理性、现实性、客观性似乎可以被理解为实践对这三方面论域的检验结果，因此我们应该对实践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由于实践结果同时检验着指导实践活动的立场理性、价值理性、认识理性、工具理性(包括权力理性)，因而也检验着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四者之间的一致还是不一致的关系，并为主体在后续活动中去调整、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根据，主体就能够在实践——认识——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实现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　　

坚持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对于人类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历史的经验表明，在遭受挫折甚至失败的情况下，人们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和坚持实践标准，但在理论指导一个时期的实践获得成功并证明其真理性、现实性、客观性的情况下，人们极容易因为对理论的信任乃至崇拜而引发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并忽视实践标准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更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的思想路线，在应用理论的过程中，随时准备让理论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随时去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用对新实践的新总结、新概括去改正、补充、完善、丰富和发展理论。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就是毛泽东的认识路线。　　

（五）文化观——文化革命路线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泽东十分重视批判性地总结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通过批判性的总结，他逐步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他强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中西方文化，他认为应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指导意义。与中国近现代史上形形色色的文化观相比，毛泽东的文化观旗帜鲜明，对今天和未来都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　　

探讨和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是研究的一个难点，然而这又是一个热点。因为，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毛泽东，也有助于全面研究毛泽东思想，对于加强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社会文明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1）毛泽东的早期文化观。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基本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他的早期文化观的特点之一，是它的明确的目的性。毛泽东从来没有成为大学问家的设想，也没有搞纯学术的打算。他认为，求学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他既不希望同学们个个成为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他对当时流行的“文凭主义”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厌恶至极。　　

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使毛泽东从小就树立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信念和社会责任感。他发愤读书，认真思考，努力追求，希望能救国救民，医治已经日益衰弱的中华病人。为了这个目的，他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康有为、梁启超思想的启蒙，又受中国古代英雄章回小说及世界英雄豪杰列传的影响，渴望能够有通古今之变、救时势之危的“巨夫伟人”横空出世，济世救贫，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1915年9月6日，他在给肖子升的信中说：“以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从这种思想出发，他希望中国能够产生像俄国托尔斯泰那样的大哲学、革命家、伦理家，以洗涤国民的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对近代以来的国人，他崇仰曾国藩、谭嗣同、陈独秀，希冀圣贤慈悲救世。　　

为了解救苦难的中国，毛泽东的政治和文化观点也在不断地变化。从探求大本大源到探求主义，是其变化的重要方面。从1920年起，毛泽东开始坚信，必须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仰的主义。因为他深知主义犹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处。毛泽东寻求主义、确立信仰，以此找出改造社会的途径，标志着青年毛泽东的寻求从纯理论向现实转化。他所寻求的主义既要有理论的深刻性、彻底性，又要有实践的可行性、操作性，不如此便不能达到政治和文化目的。毛泽东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给苦难的中国找出一条摆脱苦海的道路。　　

毛泽东这一改造社会的强烈的目的性，一方面来自他受过的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如岳飞、王船山、顾炎武；另一方面来自当时的客观形势和社会背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饱受战乱之苦，中国人又从未间断地去救国，从洪秀全、曾国藩，到康有为、梁启超，再到孙中山、陈独秀，无一不给青年毛泽东带来震撼。他崇拜康、梁的改良救国，后又目睹了孙中山的革命救国，甚至还参加了革命新军。但后来他认为这些都没有触及根本。在他看来，我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因此，对症下药，首先要发动一场思想和道德领域的革命，打碎精神枷锁。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毛泽东早期文化中这一改造社会、改造中国的强烈的目的性一经确立后，从来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是中国文化塑造起来的农家子弟出身的知识分子，而后受到西文思想的影响，在不断地吸收、比较、抛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相比，毛泽东属于晚辈。他曾受到他们思想的启迪，受到他们宣传的鼓舞。但是，作为五四时期转变一代中的一员，他用短短的几年时间，走完了以前的革命家所需要的更长时间的转变过程。和“五四”时期其他先进分子一样，毛泽东看到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时，中国传统文化显得那么苍白，那么无能为力，而先进入现代文明的西方文化则显得那么朝气蓬勃，那么强劲有力，要求实行文化上的更新换代，以重建中国的新文化的呼声从他们心底发出。于是，开始提倡新学，批判旧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毛泽东以开放的心态，对各种文化思想广泛吸收，对各种思潮大胆尝试，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并非毛泽东一时的冲动。中国古代的《礼记》中就提出了大同思想。到了近代，从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再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他们所追求的，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大同境界。青年毛泽东爱到了这种理想的影响。　　

毛泽东很早便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他在研读严复翻译的世界名著八种时，对《天演论》读得最细，思考得最多，对进化论的各种思想的触摸、吸收、选择、放弃，对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的尝试，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他通过比较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同时，平民主义立场，对平等社会的追求，构成了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要素。　　

毛泽东的选择是基于中国国情的选择。在他看来，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必要的，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也是必需的。但是，仅仅停留于此还不够，必须在分析、综合改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毛泽东思想的开放性，是他文化选择的重要条件。当新村的实验归于流产、湖南共和国的追求再度失败时，他的思想产生了跨越，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俄国人的道路。没有青年毛泽东思想上的开放精神，没有对各种理论的广泛吸收、比较、鉴别，就不会有毛泽东正确的文化观选择。　　

（2）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或要求改良，或要求转型。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到五四时期，已积累了一定的教训和经验，最后终于从俄国找到了一种源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初步确认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因而，中国传统文化向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转变，在20世纪20年代，无论从历史上来说，还是从理论上来说，都已经成为必然。　　

毛泽东受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等影响，于1920年底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渐形成新的关于文化方面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思维等，即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的统一体系，是一个极富弹性的概念。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言论中，主要是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来谈论“文化”，属于文化的狭义的概念。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成熟、系统地形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2月，他撰写和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的任务，并明确概括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文化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一基本观点。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始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一样，曾经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从周秦时代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同时，自从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中国就开始了以改变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为目的的社会革命，即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又有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式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　　

中国社会既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那么作为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反映的中国文化，就整体讲，也就必然成份各异。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文化在内容上多种成份并存并不妨碍将它从根本上“一分为二”，即将它分作“旧文化”和“新文化”这两大类。所谓“旧文化”，是指反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治和经济的文化。所谓“新文化”，是指反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的文化。　　

中国新文化，之所以朝气蓬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体现了民族性、科学性、人民性，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第一次提出了“大众文化”这一文化概念。　　

毛泽东的“民族的文化”，强调的是“新文化”的民族性，就是说“新文化”的特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形式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文化选择导向是“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毛泽东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毛泽东的“科学的文化”，强调的是“新文化”的科学性，就是说“新文化”的内容是指“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科学性的核心是“主张实事求是”，坚决地贯彻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决不能赞成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主义”；在对待古代文化问题上，“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在处理古今关系问题上，既要“尊重历史”，又“不是颂古非今”；“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毛泽东的“大众的文化”，强调的是“新文化”的人民性，就是说“新文化”的方向“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坚持这个方向，“新文化”固然不排斥“阳春白雪”，但更要重视“下里巴人”，要“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根据农民占人民大众中绝大多数这个中国的国情，毛泽东还特别提出“新文化”的普及，必须重视以农民为对象。他说：“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毛泽东在后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已不在一般意义上称反映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文化为“新文化”，而是称“社会主义文化”，但从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十大关系》以及《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论著中，我们不难把握，他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观点，同他关于“新文化”的观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3）毛泽东的新中国前17年文化观。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文化观具有衔接性和连续性。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命运开始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所致开幕词中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反映出毛泽东较快地由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观，衔接得相当自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既是毛泽东的愿望和期望，也是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目标。因而，毛泽东的文化观在建国后前17年，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观点，坚持了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与构建模式。　　

在前17年里，毛泽东的文化观较之新民主主义时期更加闪光的方面有：　　

文化建设是党领导的一条不可缺少的重要战线。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第一次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作为两大任务相提并论。　　

文化建设带有更强烈的时代性。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毛泽东对于文化建设也持有一种探索态度。他说，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内容上应是社会主义的，形式上是民族的。　　

文化的内涵在毛泽东那里已有所扩大，已不限于观念方面。更宽泛地从文学、音乐、科学、医学、历史、教育、美术、戏曲等领域议论和评价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性、方向性更为明确。那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二为”方向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确定了发展文化的基本方针。建国初，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到1956年明确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成了社会主义民主在文化领域中的具体体现。　　

在文化冲突与融合中，注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将部分精华的文化传统升华到昂扬向上的民族自信心的高度。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淀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溶入在新文化里，表现出中国人的坚强的民族意志、锐意进取的民族气魄。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面对共和国成立后的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他毫不畏惧地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民族自信心促进重振中华民族精神。　　

争取一切爱国的旧知识份子为人民服务。他说：“没有知识份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文化建设离不开知识份子。从旧中国迈入新中国的知识份子有200多万人，占全国当时总人口5．4亿人的0．37％。他们身上带有旧时代的痕迹，但毕竟是建设新中国的—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执行对旧知识份子包下来的政策时，针对某些人存在的不足，引导他们“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当时，毛泽东还肯定、推广了华南军区政治部团结改造知识份子的先进经验。　　

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份子。各地要有自己的知识份子，要比培养“秀才”，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在“工人阶级知识份子庞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独立自主地进行技术革命。经过对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反思，毛泽东把民族自尊心和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结合起来，不断告示全党全国人民摆脱对别的国家的心理依赖。他在一个批示中写到，要“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毛泽东赋予了中国政治和经济新开端活的灵魂，也赋予了文化建设新开端伟大的精神。在建国初繁忙的政务中，他对文化方面的考虑相对于政治、经济、军事要少一些。在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文化时，面对着远比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更多的复杂情况，毛泽东始终坚持着艰难、独特的探索，但一直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思想体系。社会主义越是向前，毛泽东的文化观越是显现出两重性或多重性，时而分别、时而交替或交叉地影响新中国文化建设的局面。前17年里，他的贡献、功绩很大，但也有失误或过失。我们不能苛求毛泽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非常沉重的历史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4）毛泽东领导中国文化革命的得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不仅走出自近代以来的困境，而且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性契机。有许多文化成果，至今仍看得见，并在发挥作用。　　

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古代中国的传统思想——孔孟之道在社会进步、时代变迁之前受到了挑战和不断的退位。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中国就树立了一面新的思想大旗，并指导着中国人民建设新文化。　　

毛泽东有关处理文化上的古今中外关系的丰富思想，在文化上变被动接纳为主动有选择地吸收，成为他在20世纪中国文化创新的正确的指导原则，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毛泽东提出的建立工人阶级的广大知识份子队伍的战略目标，激励工人阶级及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争做又红又专人才的高潮。人才建设逐渐引起全党高度重视。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成立专门组织机构，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发展工作，负责对知识份子的工作。　　

被实践证明是科学的毛泽东的文化观，为毛泽东思想的宝库增添了珍贵的内容。毛泽东因此被誉为“文化巨人”是名副其实的。　　

毛泽东从“不破不立”的意义上，强调不反对“旧文化”，“新文化”就不能发展壮大，但他毕竟清醒地认识到，“新文化”的创立，离不开同“旧文化”的联系。他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毛泽东心目中的“旧文化”，特指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与我们今天通常所讲的传统文化，在内容上虽有重合之处，但不完全吻合。而毛泽东关于“旧文化”同“新文化”的联系，仅涉及2000余年中国封建文化对于发展“新文化”的意义这一点。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的这段论述，首先在总体上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是灿烂的文化，这就从根本上将他与民族虚无主义者区别开来；其次他说明中国古代文化既包括“糟粕”又包括“精华”，所谓“糟粕”是指古代文化中封建性的东西；所谓“精华”是指古代文化中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再次对于创造“新文化”来说，他强调将古代文化中封建性的东西与民主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因为封建性的东西是“新文化”所要批判的东西，而“新文化”对于旧文化的继承，是指继承古代文化中的那些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　　

既然“必须将古代封建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那么就“新文化”对于“旧文化”的继承来说，首先要弄清什么东西是古代文化中的“糟粕”，什么东西是古代文化中的“精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极其原则性的，他告诉我们，所谓的“糟粕”，是指“封建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所谓“精华”，是指“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那些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这里讲的“民主性”，我们认为是相对于封建愚昧和封建专制而言的，是指提倡反迷信、反专制，主张科学与民主的东西。这里讲的“革命性”，是相对于守旧和腐朽思想而言的，是指那些主张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东西。　　

就历史范畴而言，毛泽东心目中的“古代文化”，是指从孔夫子到1911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前的封建社会的文化。但中国封建社会所创造的文化，其成分同样是复杂的。这还不涉及其样式的丰富多彩，奇葩异草纷呈，即便从文化价值层面来看，自周秦开始，中国古代就创造出了诸多的价值哲学体系，它们相互撞击与融合，逐渐形成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四大形态的价值哲学体系，即儒家、道家、佛家等哲学体系。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价值传统是多元的统合形态。　　

问题是，这些哲学体系究竟谁最典范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从而构成中国文化主要的价值传统？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主要的分歧在于：或以儒家精神代表中国文化的主要的价值体系，或以道家文化代表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是服务于创立“大众文化”这一目的的，所以他的注意力不在于哪一种价值体系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而是在于什么样的文化价值对“新文化”起消极或积极的意义。不过，从毛泽东论及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所常常提到的人物和学派来看，他认为，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思想是儒家，或者说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形态是儒家文化。必须指出的是，他心目中的儒家文化，并不单纯指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文化，而是指以孔孟思想为代表，包括诸如汉代的“经学”、宋明的“理学”在内的儒家文化。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将中国文化区分为“糟粕”和“精华”的研究，实际上主要是对儒家文化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即批判儒家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东西”，而肯定其中的民主性、进步性的东西。　　

对儒家文化，毛泽东先受其影响，后对其进行批判。这种薰陶所形成的文化价值导向，对早年的毛泽东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所以当他走出家乡到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他很看重“国学”，也就是自然的事。1915年9月6日在给肖子升的信中，他说：“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但当毛泽东由古代走向近代，便开始在思想上、情感上抛弃这种推崇“国学”的精神负担。　　

自从毛泽东在五四前后改变了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价值的认识之后，他起初侧重于批判传统文化，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以“今”为标准去评判“古”，力图把握古今文化的历史联系。基于现实的价值参照标准，毛泽东认为儒家文化主要的精神不适应时代要求，必须给予批判，加以抛弃。　　

毛泽东对儒家文化的主要精神的批判，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的批判。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他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批判了先验论的翻版天才论。二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他在《矛盾论》中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三是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批判。毛泽东的著名论断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四是对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论的批判。毛泽东一贯持历史进步的观点，写《〈伦理学原理〉批注》时即认为“国家日新，社会进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明确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五是对“君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功利观的批判。“重农抑商”，“重义轻利”是儒家的一贯主张。毛泽东曾尖锐地批判过这种把道义看得高于经济利益的迂腐主张。六是对儒家文化中的专制、轻视民众、轻视生产劳动、轻视妇女等观点，给予了坚决的批判。例如，学术界不少人主张儒学文化中，特别是孔孟之道中包含“君轻民贵”的原始民主思想。但这个观点不为毛泽东所重视，因为他认为不提倡民主恰恰是儒家的一个缺点。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对儒家文化也好，对其他传统文化也好，他主要是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在批判其“糟粕”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发掘和吸收其合理的东西。1936年，毛泽东在谈到唯心主义的性质时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的。”“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1943年，他针对孔孟之道是中国文化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之道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看法。”1958年11月，他在武昌会议上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什么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直到1960年12月，他在同两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仍然说：“应该充分地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所谓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也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时期。我们要注意区别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时期的文化区别开来，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我们不能无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而且，毛泽东自己的读书生活也向我们展示出，他是一位擅长灵活运用古代优秀文化的思想家，他的文章中那些机智而富于哲理的议论，之所以生动活泼，跃然纸上，是因为他善于利用古代优秀文化，在语言文字上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批判，往往是以一种总体把握的方式针对其主要精神，而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正面肯定、改造和吸收，恰恰与此相反，只局限于对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加以运用，一般不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方面去探讨古代文化如何走向近代，走向现代这个问题。因此，他关于古代文化中的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的看法，往往只局限在具体的范围之内。例如，他讲要学孔夫子的“不耻下问”。　　

在中国文化中，分出“旧文化”与“新文化”；在“旧文化”中又分出“封建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在“封建文化”中，又区分为人民大众的民主性文化与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化，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国文化问题时所坚持的分析法。这种分析的目的，旨在凸显传统文化中民主性的内容，以便使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传统与他立志创立的“新文化”接轨，也就是他所经常强调的“古为今用”。“古为今用”，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的导向来说，除了主张“新文化”需要借鉴“旧文化”的某些形式外，更应该注意继承和推进“旧文化”的优良传统。　　

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改变近代中国文化落后的面貌，从根本上讲，就在于中华民族自古就能发扬一种可歌可泣的宝贵精神。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毛泽东说：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者”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一点困难怕什么，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勤劳的民族。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　　

……　　

毛泽东以满腔热忱的语言所歌颂的中华民族的这些可贵精神，可以归纳为四个价值层次：一是吃苦勤劳的精神，二是勇敢斗争的精神，三是英勇不屈的精神，四是热情豪放的精神。这是他从价值哲学的意义上对于中国文化内在的优良传统的揭示与肯定。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透彻了解毛泽东的文化观很重要，因为他正是基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才敢于在承认中国文化落后的前提下大胆宣称中国文化在精神上超过西方文化：“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且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种自信，不但深深地打上了毛泽东的性格烙印，而且也说明他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他坚信，中国人民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文化上实现现代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从他的偏差认知出发，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建设中出现过一些不足和失误，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上就是过急了一些，简单了一些，偏激了一些。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许多文化过多过重地贴上了政治标签，不科学地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二是解决和推进文化工作上的学术及认识问题，过多采用了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三是文化作用、精神作用有时被过分强调，导致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的物质利益被忽视；四是不同文化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而适应各方面要求的法规制度建设很不够。　　

毛泽东是探索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包括文化建设道路的开创者。他在中国文化上的建树，不仅在他生前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的面貌，而且为中国式先进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前提。开创新业、探索新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资借鉴，就难免走弯路、交学费。当我们继承毛泽东的珍贵的文化遗产时，连同他在这方面曾存在的遗憾、教训也视为财富一起汲取，是今天应该持有的科学态度。　　

（5）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是现实的需要。列宁、斯大林对文化革命作过重要的论述，毛泽东也多次就文化革命发表重要意见，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支持的与传统观念决裂、反潮流精神，是时代进步必须的理念和精神。现在研究毛泽东的文化观，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启迪。第一、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第二、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发挥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进步的促进作用；第三、坚持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研究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规律，精心构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品牌；第四、文化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要建立健全各项法规，依法治文；第五、认真研究和解决知识份子队伍的培养和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机制；等等。　　

在世界文明与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一元化与多样化趋势的大变动格局中，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全国人民的一项十分艰巨、十分急迫的任务。立脚国情，面向未来，不断研究、总结、整理和发掘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必将为建设辉煌的中国现代文化提供丰富而强劲的热力。　　

　 　

毛泽东改变中国与世界的武器　　

毛泽东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因而成为中国人民敬仰的巨人，成为受全世界重视的伟人。在毛泽东逝世后，毛泽东思想以其不可轻视的力量，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民永远尊敬他、爱戴他、纪念他、学习他。　　

毛泽东是用什么武器改变了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改变中国与世界的武器主要有“二杆子”：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　　

（一）枪杆子　　

枪杆子是武装力量的形象表达，是可以直接用来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物质因素的代名词。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虽然他很早就认识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但一开始并不是很清晰。最初他受改良主义的影响比较大，希望主要通过温和的、和平的、合作的方式改变中国。但是后来他放弃了这个想法。这是为什么呢？　　

与以　孙中山　先生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很重视、很赞成、很支持的，他做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不仅他是这样，周恩来等人当时也是这样。周恩来告别欧洲，回到祖国后，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他们懂得，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力量，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还是很弱小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个过程，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如果能够利用现成的力量，就可以少付出一点，就会大大缩短中国革命的进程。面对捷径，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行得通，谁都不愿绕道走。　　

在　孙中山　先生逝世后，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变得愈来愈激烈。由于思想观念的不同，再掺杂了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在革命的路径、方式和依靠力量的选择上，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的意见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冲突加剧，最终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挟裹下，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走上了打着孙中山的旗号、叛变孙中山的道路，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在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例子。　　

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人、进步青年举起了屠刀，肆虐人性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一大批革命者被杀害。当时，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血流成河。那染红了大地的鲜血，可都是当时有才华、有理想、有追求的先进青年的热血啊！　　

就这样，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敌人。国民党首先举起了屠刀，共产党怎么办？是坐以待毙、妥协退让、任人宰割、背叛革命，还是积极行动、组织力量、以牙还牙、坚持革命？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极端破坏下破裂后，当时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虽然没有叛变革命，但是他选择了前一条道路，那就是妥协退让的消极路线；而瞿秋白、李立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则选择了后一条道路，那就是奋起斗争的积极路线。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拿起枪杆子进行武装斗争，是被逼得没办法时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此，毛泽东对枪杆子的重要性的认识发生了升华，开始了独立组织武装力量的实质性的行动。　　

在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地域、进行武装斗争的方式等方面的认识和选择上，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对当时国情的认识不正确，特别是对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力量对比认识存在偏差，对革命力量由弱到强的过程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加之受苏联的影响，急于求成，所以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选择了在城市组织革命力量、进行武装暴动的俄国式的革命模式；而毛泽东、鼓湃等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一些，所以选择了在农村组织革命力量、进行武装斗争的模式，从而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的品质是刚强的，也是温和的，在敌人对他和革命力量采取暴力手段的时候，他将温和的一面收藏起来，表现出了极其强大的刚强的一面，在暴风雨中坚定地屹立起来；毛泽东是具有很强的合作精神的，也是具有宏大的独立精神的，在蒋介石采取不合作的立场、破坏统一战线的时候，他以极其有力的独立精神，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斗争的征途。　　

他发动了秋收起义，领着一群穿着破衣烂衫、手拿大刀长矛、脚上有牛屎的农民弟兄开始造反，打出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一块根据地。在实践中，他凝结成了这么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是真理的声音，至今仍彻响在有识之士的脑海中。　　

（二）笔杆子　　

毛泽东是背过枪的。青年毛泽东对枪杆子的重要性已有认识，所以他曾经参加了军队，成为一名军人。在秋收起义后，有一段时间，毛泽东也是背着一支手枪的。朱毛会师后，他觉得有了比自己更合适的扛枪者，于是他就将手枪交给了朱德，并让朱德担任红军的总司令，直到他逝世。　　

从毛泽东不愿意带枪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很温和、很善良、很有人性的一个人，因为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明白，枪是用来杀人的工具，他不愿意杀人，不愿意看到鲜活的生命倒在枪声响起后的血泊中。他在建国后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被逼无奈的选择，经过了回韶山、上井冈山等一个长期酝酿、反复思考的过程，而且还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有人指责他是一个暴力的拥护者，诬蔑他是暴徒、　暴　君、人渣，是极其错误的。　　

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用有力的大手牢牢地拿起了笔杆子。　　

笔杆子是学习离不开的工具，更是表达思想离不开的工具。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钢笔也很少，人们主要是用毛笔写字。毛泽东就是用毛笔写出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新世界，就像他的书法一样独具特色。　　

写字是一件最累人的苦差事，但毛泽东为什么抓着笔杆子不放呢？　　

这是因为，他除了明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外，还明白“笔杆子里面也出政权”的道理。而且，他比任何人都懂得，枪杆子是有力的武器，笔杆子也是有力的武器，思想是最有力的武器，特别是治国安邦更需要知识和思想。笔杆子不仅是思想的代表，而且是用来表达思想理论的最好的武器。　　

一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群体的力量才是巨大的。而要使人们形成不可战胜的集体合力，就必须用有力的、正确的、系统的理论将人们的头脑武装起来。这就需要思想者采用一些方式方法将自己的思想告诉给别人。单独谈话是非常有效的沟通交流形式，古代的游说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面谈的形式。但是，当人数众多时，一个一个面谈就很难做到。于是人们就去演讲（实则就是一种在街头或广场举办的、人们可以自由参加的会议），有时还要冒着被敌人杀头的危险。可是演说当时是不能复制的，也就是说当时没有录音条件，一旦演讲结束，除了参加者，别人无法了解你讲了一些什么，而要让他们了解你的所思所想，就必须重复演讲。这是很耗费时间和精力的，而且效率也很低。　　

要想更快捷、更方便、更广泛、更持久、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那就必须拿起笔来，将自己的思想写成文章，然后发表出去。这就必须印成书籍、报纸、杂志，或利用电台、电视台、网络发布出去。最早的书籍没有书号，报杂和杂志没有刊号，是自由出版的，后来有了，那是统治者为了限制人们乱讲话而采取的措施。　　

毛泽东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写字，写那些将他累得死去活来的文章。如果不是在战争年代，不是在他做了国家领导人后日理万机，他一定会写出更多的哲学、社会学、军事学和经济学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多次表示要退居二线，主要从事哲学研究、理论研究，而且在一段时间内真的退到了二线。可是有人不让他安心搞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究，甚至连他参加会议、讲话的权利也剥夺了，逼得他又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从此他写文章的时间就更少了。他认为，权力是无产阶级的，是劳动人民的，他代表无产阶级，代表广大劳动人民。有人说他个人权力欲膨胀，大权独揽，那是对他的诬蔑不实之词。　　

笔杆子里面出了毛泽东思想，也出了新中国，不仅深刻、巨大、无法估量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而且广泛、深入、持久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　　

现在有了非常先进的电脑，它是比任何一种笔都更加有力的武器。　　

　 　

毛泽东最有价值的方法　　

以枪杆子为代表的武器是物质武器，以笔杆子为代表的武器是思想武器，光有枪杆子不能很好地改变世界，光有笔杆子也不能很好地改变世界，只有将物质武器与思想武器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改变世界。换句话说就是：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很好地改变世界。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从而使理论得到发展。这样循环往复，永无止境，构成一个永恒的历史过程。而每一次循环，都使理论得到了升华，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朱元璋认为秀才造反10年不成，毛泽东认为秀才造反100年也成不了。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秀才光说不做，二是秀才说得不对或不完全对。　　

理论不与实践相结合，就无法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一个人的实践是非常有限的，即使理论运用得再好，其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理论只有用来武装人民，被人民所掌握，才能变成众多人的实践，才能改变世界。所以，光说不做肯定是不行的。　　

由于秀才是读死书、死读书，并且他的实践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的实践经验也是很有限的，这样必然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理论不正确，又不会运用，因而肯定是不能成功的。　　

物质武器与精神武器都是重要的，光有物质武器不行，光有精神武器也不行，枪杆子不能代替笔杆子，笔杆子不能代替枪杆子，要把两种武器结合起来使用。我们不能照搬照抄书本，不能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和个别原理，而要学会灵活运用。　　

毛泽东方法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复杂的体系，可是管具体方法的方法却是可以简单表述出来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方法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一）根本方法　　

毛泽东用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从根本上说也有两个：一个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个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把理论用来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学来的理论和自己创造的理论都要与实践相结合，让理论在实践中接受检验，与具体的实践相符合，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运用，反之则扬弃；二是在实践中改正错误的观点，产生新认识，不断地修改、完善、发展理论。　　

实践出真知。理论是死的，实践是活的，是活的利用死的，而不能被死的束缚住，而且要在活的实践中使死的理论也活起来。不要只做语言的巨人，还要做行动的巨人。当然盲目蛮干也是不行的，要想好了再做。　　

（2）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想问题、办事情，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对已有的学识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它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具体情况、具体条件出发，二是灵活运用现有的知识、理论。　　

事物都在变动之中，一个人死抱住现成的条条框框到处乱套，那肯定是要失败的。思想僵化，死搬教条，方法单一，是很难办成大事的。不要只记着办成的事情，还要考虑不同的情况。经验是可贵的，但经验也很容易害人。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具体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这一科学方法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本质的内容，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基本方法。　　

对具体问题不作具体分析，千篇一律地用一种方法去解决不同事物的矛盾，必然要碰钉子、犯错误。教条主义者不对中国的国情进行具体分析，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生搬硬套，结果使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势必造成“教条主义”、“一刀切”、“一风吹”。我们应该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　　

例如，从理论上来说，氧气是一种物质，氢气是另一种物质，把二者融合起来就是水。但是究竟如何才能让气体变成液体呢？我们必须通过实践才能学懂弄通。把二者放在一起，简单相加，氧气和氢气就能变成水吗？不是，而是要给他们一定的条件——加热、加压，使它们达到融合的状态。　　

（二）矛盾分析法　　

毛泽东多次讲，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是要最善于运用科学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代伟人。可以说毛泽东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形成了一整套既有哲学高度又有实用价值的方法论体系。例如，阶级分析法、调查研究法、提纲挈领法、矛盾分析法等等。在毛泽东的方法论体系中，最有价值的是矛盾分析法。　　

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对于我们科学地看问题、办事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学会了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就等于学会了唯物辩证法，就等于掌握了认识事物的“解剖术”，就等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金钥匙”。　　

一天，庖丁被请来为梁惠王宰杀一头牛。只见他用手按着牛，用肩靠着牛，用脚踩着牛，用膝盖抵着牛，动作极其熟练自如。他在将屠刀刺入牛身时，那种皮肉与筋骨剥离的声音，与他运刀时的动作互相配合，显得是那样的协调一致。他那宰牛时的动作就像踏着商汤时代的乐曲《桑林》起舞一般，而解牛时所发出的声响也与尧乐《经首》一样十分合拍。　　

站在一旁的梁惠王不觉看呆了，他禁不住高声赞叹道：“啊呀，真了不起！你宰牛的技术怎么会有这么高超呢？”　　

庖丁放下刀子回答说：“臣下所探究的是事物的规律，这已经超过了对于宰牛技术的追求。当初我刚开始宰牛的时候，对于牛体的结构还不了解，看见的只是整头的牛。三年之后，见到的是牛的内部肌理筋骨，再也看不见整头的牛了。现在宰牛的时候，臣下只是用意念去接触牛的身体就可以了，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就像感觉器官停止活动了而全凭意念在运刀。顺着牛体的肌理结构，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沿着骨节间的空穴使刀，都是依顺着牛体本来的结构。宰牛的刀从来没有碰过经络相连的地方、紧附在骨头上的肌肉和肌肉聚结的地方，更何况股部的大骨呢？技术高明的厨工每年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割肉。技术一般的厨工每月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砍骨头。现在臣下的这把刀已用了十九年了，宰牛数千头，而刀口却象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牛身上的骨节是有空隙的，可是刀刃却并不厚，用这样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那么在运转刀刃时一定宽绰而有余地了，因此用了十九年而刀刃仍象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虽然如此，可是每当碰上筋骨交错的地方，我一见那里难以下刀，就十分警惧而小心翼翼，目光集中，动作放慢，刀子轻轻地动一下，哗啦一声骨肉就已经分离，像一堆泥土散落在地上了。我提起刀站着，为这一成功而得意地四下环顾，一副悠然自得、心满意足的样子。拭好了刀把它收藏起来。”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就可以学会解剖事物的方法，得心应手，运用自如，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1）学习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要对立统一地看问题。　　

尽管共产党与国民党是有区别的，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但两党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合作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基础上达成的统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则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的基础上达成的统一。　　

在一个集体中，先进与落后是相互对立的，但二者的区别又是相对的，即使再过100年甚至1万年，落后还是存在的。先进与落后相伴而生，没有落后哪有先进？　　

从政治范畴的角度来说，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因为敌人与朋友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与共产党军队的战士杀得你死我活，但当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被我军俘虏后，就可以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我军的一员。　　

　1957年1月18日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在这里，毛泽东用香花与毒草、庄稼与杂草的对立统一关系，形象地说明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正确性，并指出杂草也有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　　

（2）学习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所谓“一分为二”是指一切事物、现象、过程等都可以分为两个相互对立和互相统一的部分。就整个物质世界的发展过程来讲，一分为二是普遍的，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应该看到事物可分性的内容、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既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排斥，也要看到双方的联系和统一，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一分为二通常指全面看待人或事物，既看到积极方面，又看到消极方面。　　

一分为二的观点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又像一条星河闪烁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中。一分为二，就是将事物分为两部分来认识，每一个事物都有好与坏、正与反、先与后、多与少、大与小等等不同的属性，只要我们一分为二地来看，就能很好地把握事物的性质。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毛泽东是一分为二的。他指出，当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时，他们就倾向于革命；当革命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又会反对革命。他们像“两面人”，举起左手高呼“我要革命”，举起右手高喊“反对革命”。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中国革命就可以争取他们，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还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从表面上看，反动派很强大，但是由于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失去了民心，人民不拥护，所以他们是外强中干，像纸老虎一样一捅就破。美帝国主义貌似强大，但不得人心，因而像纸老虎一样并不可怕。对美国统治者也要区别看待，尼克松对中国的看法就与别的统治者有所不同，从而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中美建交。　　

　1957年1月18日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台风一刮，动摇份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那么一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像稻子那一类作物，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比较好些，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在这里，毛泽东用稻子、高粱、玉米、大树等对不同人的态度作了生动的描述，一分为二地指出不同的人的立场是不同的，有的是摇摆不定的，有的是坚定不移的，还有一种人是处于中间状态的。　　

没有绝对的白，也没有绝对的黑；没有绝对的高，也没有绝对的低；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坏；没有绝对的正确，也没有绝对的错误……只有相对才是绝对的。因此，必须对事物一分为二地来考察。这种一分为二的方法是普遍适用的。　　

（3）学习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要举一反三地看问题。　　

有一天，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是说，我举出一个墙角，你们应该要能灵活地推想到另外三个墙角，如果不能的话，我也不会再教你们了。后来，“举一反三”演变为成语，意思是说，学一件东西，可以灵活地思考，运用到其他相类似的东西上。由此可见，“举一反三”的方法是通过一个事物可以看到许多问题的方法。　　

　1947年3月13日　，胡宗南指挥14个旅23万人在空军配合下，从洛川、宜川分两路直取延安。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一个旅另一个团共26000人驻于延安以南地区。双方在运动中激战6天，胡宗南部被歼5000余人。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撤离延安。毛泽东在临行前说，打仗不在一城一地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有人失地，地终可得，有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少则一年，多则两年，延安仍要回到人民手中。　　

一次，胡宗南在黄河西岸布下重兵，又派兵对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形成包围态势，企图将我中央机关追赶到黄河边的狭长地带一举歼灭。在向西走还是向东撤的问题上，任弼时与毛泽东争执不下。任弼时认为，黄河东有我大部队策应，如果向东撤，万不得已可以东渡黄河，确保中央机关安全。毛泽东则举一反三，逆向思考，认为向东撤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而向西走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看似险棋，实则有惊无险。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谋略更高一筹。　　

窥一斑而见全豹与举一反三的意思是相近的。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机械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与举一反三是相悖的。　　

（4）学习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要融会贯通地看问题。　　

融会，就是融合领会；贯通，就是贯穿前后。融会贯通就是把各方面的知识和道理融化汇合，贯穿前后，得到全面透彻的理解。《朱子全书·学三》：“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过去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的人认为旧中国是封建社会，有的人认为旧中国是殖民地社会。毛泽东将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以后的历史融会贯通来考察，认为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观点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1957年1月18日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将新旧官员融会贯通地加以对比的，指出一些共产党的干部竟然不如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　　

在学习上更应该融会贯通，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浅尝辄止、死记硬背是无法学好的。　　

（5）学习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尽管事物的发展过程是曲折的，但事物的变化在总体上呈现出向上的趋势，是一种螺旋形、波浪式的形态。这是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在井冈山时期，林彪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从革命的低潮中看到了在不久的将来革命高潮的到来，从理论的高度并且用事实有力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从而鼓舞了士气。　　

一个坏人可能会变好，一个好人也可能会变坏。在阶级社会里，劳动者与剥削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解放后，我们对民族资本家、地主、富农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使他们放弃了剥削压迫劳动者的立场，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许多共产党的干部则蜕变为贪污受贿的腐化堕落份子。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按照辩证法，就像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6）学习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要善于抓住重点。　　

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抓重点。抓住重点问题，重点突破，将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　　

　1927年9月9日　，秋收起义爆发。在攻打长沙的计划流产后，5000多人的起义部队只剩下了2000人左右。部队从文家市出来后，由于粮食不足，缺医少药，加之天天翻山越岭，还要对付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方武装的不断追击、骚扰，士气十分低落。特别是　9月22日　，部队在萍乡的芦溪遭到赣敌袭击，虽然突出重围，但伤亡很大，总指挥卢德铭也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芦溪受挫后，部队中弥漫着一股消沉的情绪，许多知识份子和军官出身的人，看到失败似乎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有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也在这时背弃了革命，走向叛变或者消极的道路。一营一连的一个排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份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上哪儿去？”不久部队便由1500多人锐减到800多人。　　

由于暴动时只是各路部队相约进攻长沙，来不及对部队进行集中整训教育，起义部队中的军官大多数都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残存的旧军阀主义习气较为严重，随意打骂士兵的现象经常发生。在秋收起义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士兵则是粗茶淡饭，官兵待遇极不平等。于是在士兵中形成了逆反心理，使官兵之间分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阵营，这种情形直接影响了官兵之间的团结和部队的战斗力。　　

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是党员，但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核心，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份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　　

由此可见，当时起义部队面临着一个十分紧迫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以农民和旧军人为主要成分的革命部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　　

　1927年9月29日　，在永新县三湾村的“泰和祥”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思想情况，增补了前委委员，针对部队中存在的问题，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主要是：（一）将人数不多的部队由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减少了指挥员，增加了战斗员，更加便于指挥作战；（二）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三）针对当时部队中存在的严重的军阀主义作风的问题，决定在军队内实行民主主义，设立士兵委员会。　　

三湾改编后，红军连以上都设立了士兵委员会，红四军的军级士兵委员会主任是陈毅。士兵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有五项：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在军队中建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参加军队的民主管理，以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这是对建军原则的一个重要创造。实行民主主义，对团结广大士兵、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湾改编又丰富了我党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统一战线工作出了很大贡献。　　

事实雄辩地说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抓住了当时红军中存在的主要矛盾，抓住了重点问题。眉毛胡子一把抓，是不善于抓主要矛盾的生动写照；抓了芝麻，丢了西瓜，是不善于抓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生动表述。当然，强调抓重点，并不是说对非重点可以放弃不管。有时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也会导致满盘皆输。马掌的一个铁钉坏了，就会导致马不能正常行走，最终影响部队战斗力，造成战役失败。一个坏牙不拔，就有可能导致其它的牙齿松动，最后使满口牙全坏掉。一个木筒能装多少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所有的长板，而是最短的那块板。　　

矛盾分析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适用的。牛与牛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但不管是南方的牛还是北方的牛，它们的机理总是一致的；每个人的生活既有相同之处，又各有各的特点，但不管是什么人，生活的基本方式是相近的。庖丁因为熟悉了牛的机理，自然懂得从何处下刀，做到游刃有余。生活也一样，如果我们能够透彻地领悟生活的道理，摸准了其中的规律，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就能像庖丁一样，做到目中有牛又无牛，就能化繁为简，真正活得轻松自在。　　

　 　

作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对中国、对世界、对人类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研究、学习的东西很多。他为什么能够成为历史巨人？　　

时代造就了毛泽东。但处在那个时代的有识之士多得很，时代为什么没有造就别人呢？　　

革命造就了毛泽东。但参加中国革命的仁人志士多得很，革命为什么没有造就别人呢？　　

战争造就了毛泽东。但经受战争千锤百炼的多谋善战者多得很，战争为什么没有造就别人呢？　　

人民造就了毛泽东。但那个时期的革命者绝大多数与人民息息相通，人民为什么没有造就别人呢？　　

机遇造就了毛泽东。但一些人似乎比毛泽东更受机遇的青睐，机遇为什么没有造就别人呢？　　

……　　

这些因素在毛泽东的人生中都起了重要作用，如果历史允许假设，那么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毛泽东可能就没有这么伟大。但是，对毛泽东成为历史巨人起最大作用的是思想方法。毛泽东思想比枪杆子的威力更大。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他十分丰富的军事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最能体现他的智慧、品格和才能，可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凝结。只要用毛泽东精神武装起来，任何一支军队都有可能成为最强大的军队，成为战无不胜的军事力量。美国最害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　　

有的中国人认为，朝鲜战争中美只打了个平手，没有打败美军。可是美国人不这样认为，上至总统下至百姓，都认为强大的美国与新生的中国坐在一起谈判、签订停战协定是一件很丢人的事，事实上是美国认输了。因为朝鲜战争的被动局面，美国政局都发生了震荡，几次易将换帅。有的中国人不承认历史，但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授承认，所以他们带着学员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他们认为，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军队打败了他们。　　

我们除了学习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要学习毛泽东的高远志向、坚定信念和博大精神，学习毛泽东重视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和灵活运用的学风，学习毛泽东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和依靠群众的作风，学习毛泽东清正廉明、两袖清风和不搞特殊化的高尚品德，学习毛泽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和善于预见未来的智慧，学习毛泽东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和嫉恶如仇的伟大情操。　　

国防大学张召忠教授说：“毛泽东著作要通读，它会教给你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尤其是哲学思想、辩证思想，对年轻人非常好。毛主席是把中国古典文学、古典军事科学，以及外国的一些东西，结合中国的国情融为一炉了。毛主席写出来的那些东西，读完以后真是荡气回肠，痛快淋漓，绕梁三日，回味无穷。我这一辈子读了很多书，想起来还真是毛主席的书对我影响和教育最大。”　　

谁是伟人，不是自封的，而是人民公认的。中国高层领导者中自认为比毛泽东强的人不少，而历史证明只有毛泽东最伟大。　　

毛泽东选择了历史，历史也选择了毛泽东。21世纪仍然是毛泽东世纪，肯定不是“美国世纪”、“印度世纪”，更不是“胡适世纪”。还有其它什么胡说六道的“死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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