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市骚乱与中华复兴

乌市骚乱与中华复兴

潘雍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６日）

今年七月五日，乌鲁木齐发生了维吾尔族群主要针对汉族人群的大规模的暴力事件，造成数以千计的人员伤亡。当地人民政府迅速平息骚乱，乌鲁木齐的社会稳定形势和生产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常态。近日在乌鲁木齐市又频频发生的「针刺恐慌」事件。9月2日、3日，一些群众因此在市区部分地区聚集游行，要求严惩犯罪分子。在聚集游行过程中，少数群众情绪激动、行为失控。据新疆公安部门通报：截至9月3日已造成14人受伤住院、5人死亡，包括公安、武警及无辜群众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关负责人表示，连续发生的「针扎」案件，是乌鲁木齐「7•5」事件的继续，是“三股势力”即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策划制造的重大恶性犯罪事件，其罪恶用心是挑起民族对立，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民族团结，制造民族分裂。

毫无疑问，“三股势力”是乌市骚乱的幕后主要黑手。但有如下疑问：（一）就人数而言，“三股势力”只是一小撮儿，何以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二）“三股势力”存在已久，为何既不早，也不晚，偏偏在今年的七月，在乌鲁木齐引发骚乱？事实上，作为一个局部的社会动乱，乌市骚乱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规模，都不是偶然的随机事件，而是事物合乎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利用国际资本，引进外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努力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本质上讲，这是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主要表现包括：（一）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化。（二）资本决定着人们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着劳动成果的分配。（三）在社会生活中，资本决定着社会资源的占用和政治特权的享有。（四）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资本决定着价值判断的标准。（五）从影响的范围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广泛而深入地进入中国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和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贫富日益悬殊。

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化，劳动成果按照资本的大小进行分配，必然导致贫富分化。所谓的贫富分化，就是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成员手中，而其他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相对或绝对地越来越贫困的过程。从本质上讲，贫富分化的过程就是阶级分化的过程。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已颇似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字塔型。金字塔的下层，是人数众多的被称为＂弱势群体＂的广大民众。他们的生活相当窘迫，稍有风吹草动，就有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因穷极而挺而走险，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自２００７年，以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萎缩诱发的世界性严重经济危机，方兴未艾，严重冲击了中国的经济活动，隐性失待业率大幅飙升。为了应对这场危机，今年上半年，中国已经向流通领域内投放了７.３７万亿人民币，超过了０６、０７两年之和，也超过了０８年４.８万亿。一方面，扩大内需，减小对外贸的依赖，促进生产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造成人民币对美元严重贬值的既成事实，挽救出口颓势。然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尽管政府严格控制国内的粮食和猪肉价格，粮食价格不到国际粮价的三分之一，但是，水、电等其它生活必需品都出现了大幅上涨。通货膨胀是洪水，最先淹没的是金字塔的下层。下层民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怒气冲天。

乌市骚乱是“三股势力”通过造谣惑众，煽动起来的民族冲突。然而，“三股势力”的煽动是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不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本质上，乌市骚乱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通过民族矛盾冲突的曲折反映。目前，中国社会矛盾激化是普遍性的，为何首先在乌鲁木齐暴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新疆是中央政府统治的薄弱的边远地区。（二）新疆是“三股势力”和其它国际反华势力渗透最为严重的地区。（三）新疆是民族众多，民族之间的矛盾错纵复杂的地区。（四）新疆是社会经济和社会保障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下层民众的承受力较差。

总之，乌市骚乱不是孤立的个别事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乌市骚乱是坏事，也是好事。说它是坏事，因为它造成了重大的人民生命和财产损失。说它是好事，因为它暴露了矛盾，让人们警醒，及早采取行动，避免更大的损失。

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期。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条件。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就必需敢于正视矛盾，并善于分析矛盾，积极妥善地解决矛盾，不断自我完善和进步，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完成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