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什么拥护毛泽东——兼评梁衡的让椅子说

周恩来为什么拥护毛泽东——兼评梁衡的让椅子说

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不少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方面做文章，有的宣染他们的分歧，妄图给人以周恩来为正确代表，妄图用"总理"的形象把毛泽东比下去,用以否定毛泽东；有的对周恩来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言行污为是违心的，符合他们需要的，就不是违心的；违背他们需要的，就是违心的！　　　　

把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周恩来说成违心实质上是对周恩来人格的污蔑，这将周恩来置于何地呢？而此时，有的利用这一说法进而污蔑周恩来是两面派，政客，大奸似忠等。　　　　

其实，说穿了，他们是想借题发挥。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反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然而历史不是任人们任意裁剪的，我们应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他们扬周反毛的伎俩必需揭穿，不揭穿，我们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死去的先烈，也对不起毛泽东和周恩来，更对不起中国革命历史和事业。　　

　 　

　　最近，《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抛出了让椅子说，梁衡在[周恩来为什么不与毛泽东争 甘当“二把手”？http://cppcc.people.com.cn/GB/34952/10079489.html ]中说：长征开始时，党务、军务大事由最高三人团负责：博古、周恩来，还有一个外国人李德。遵义会议后他把军事指挥的椅子让给毛泽东。周恩来对毛泽东是让椅子还是真心拥护，这一大是大非问题应当辩清。历史事实表明梁衡的让椅子说可以休矣！ 梁衡的让椅子是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污蔑，梁衡们有什么资格以伟人代表的身份说话！

   当今反毛、诽毛者釆用各种手法，其中最恶毒的是歪曲历史，混淆视听，他们以遵义会议为突被口，就更为恶毒，他们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历史。我们只有用历史事实以正视听。　　

　　

　 　

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说：毛并不操控那归属于他的强大集团，也不属于业已存在的两派；28个布尔什维克和黄埔军校派(周恩来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　　

　 　

毛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因为他与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围剿”战役中有过辉煌的战绩。但是，他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28个布尔什维克明显地失败了。共产党的一些关键人物看到了这一点，他们随时都会收回对毛的疑虑。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了关键作用。在毛和朱德发言后，及博古大喊大叫地为自己辫护后，周作了极为重要的发言。他转向毛这边，对毛作了这样的评价：“他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听从他⑥。”他还让出了自己在军事委员会的职位并敦促让毛接替。　　

周发言后，28个布尔什维克再也没有获得主动权。而且自遵义会议后，周再也没有对毛的领导地位或思想提出过根本性的挑战。　　

迪克。威尔逊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说：红军在艰难地穿越贵州期间，受到贵州军阀的堵截，到黎平暂驻休整，并在那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军事指挥上的不同意见公开化了，毛在这次会议上重返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继续向遵义前进。在这段长征路上，毛的妻子贺子珍在低空轰炸机的轰炸扫射中负伤。据说有20块开花弹片留在她身上，但她还是活了下来，并产下一个婴儿，走完了长征的全程。在长征路途的前半部分中，毛写了三首十六字令，盛赞大自然的伟力。　　

　 　

其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在遵义，他们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进攻，得以休整12天，招募新兵，并继　　

　 　

续讨论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他们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除政治局成员外，部分中央委员会成员，以及红军的指挥员或政治委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就展开了攻势，提出以博古为首的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策略是错误的。最终，会议采纳了毛的意见，并把它写入了会议决议：　　

　 　

“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由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地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当以..主力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乓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应该待它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③博古因没有纠正“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和拒不接受批评而受到了毛的指责。毛在遵义告诉他的同志们，现在要做的是彻底纠正这些错误，继而“在云贵州三省广大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最后夺取全国胜利。周意识到，事态正朝着预料的方向发展，他承认了人们指责他的那些错误，并建议由毛接替他任革俞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一种有效的先发制人的做法，致使博古和其他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除了接受周的建议外别无其他选择。这意味着毛现在成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因为考虑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通常就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这在过去的几年里已成为党的惯例。在被排挤出党的高级领导层两年之后，毛又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从此他再也没有被罢免。这使他在后来的10年中扶摇直上。现在他成了党的5或6人最高领导中无可争辩的一员。　　

　 　

　一般认为，在大约20名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也许仅有2人是毛的支持者：即林彪和聂荣臻。但是毛还可以利用正在增长的对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不满。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可能已经失却了生杀大权，因为领导上谴责他采用残酷屠杀的方式镇压反革命。彭德怀将军和刘伯承将军对于过去制定出的军事决策十分恼火。再者，由于要扔掉从江西带出来的、不利于军事行动的过于笨重的民用设备，张惶失措地撤离根据地，同时又不知道要去的目的地，致使干部们士气沮丧。　　

　 　

　　毛之所以能够利用这些失望情绪，一方面由于他特有的朴实的军事策略，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像丘吉尔一样，能提出近乎冒险的，但同时又是明确的爱国主义的呼声。像丘吉尔一样。他知道如何把握国民的最深层的本性，激励他们去战斗、去忍耐，去持久地反对一切不平等。　　

　 　

　　但是，也许功劳必须归之于洛甫，在遵义会议上，正是洛甫对达成妥协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决议中，确认了旧领导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抚慰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但同时也抛弃了旧领导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以得到不满的将领们的谅解。毛后来评价洛甫时说：“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④　　

　 　

两位外国评论者都看出：毛是一位值得信赖的领袖，因为他与朱德一起在江西的反“围剿”战役中有过辉煌的战绩。会议采纳了毛的意见。　　

从这里可以看出梁衡的让椅子说是多么可笑！　　

　 　

　 　

1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 　　

从一九三一年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尽管他出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实际上一直身处逆境，遭受着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他许多行之有效的正确主张，被严厉地指责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保守退却”、“右倾机会主义”。在不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又来自自己的党内。这是严峻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强的信念、宽阔的胸襟、钢铁般的意志，一个人是很难经受得住这种考验的。　　

1930年7月下旬召开的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认为“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要李立三停止暴动计划，并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1930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先后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国际的指示精神，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1年1月7日　，在米夫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米夫拟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名单如下：政治局委员九人——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陈绍禹(王明)。　　

在四中全会后派的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之前，三中全会后派的中央代表项英已于1月初到达中央苏区。　1月15日　，他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宁都小布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为委员。项英到苏区后作过一些肤浅的社会调查，根本没有看到根据地人民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强大力量，认为新“围剿”敌军20万，而红军只有3万多，主张不打第二次反“围剿”。　　

王明在一九三一年初上台，到了这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更进一步控制了中共中央。王明可以坐在莫斯科，“遥控”着上海以博古为负总责的中共中央，再由博古向瑞金发出种种指示。　九月一日　，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执笔的长达一万两千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被称为“九月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指共产国际——引者注)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来的第一号电报还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按照王明的指令，“三人团”主持赣南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曰“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曰“富农路线”。因为当时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曰“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必须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会议作出决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这么一“集中火力”，就把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撤销了。　　

　1931年11月1日　至5日，也就是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地点在江西瑞金叶坪。通称“赣南会议”。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 一、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指责为“狭隘经验论”； 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指责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随后，会议改由项英主持。  　　

　 　

    赣南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全部批评，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条检讨了所犯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极严重的错误”，决定“将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提出：在根据地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开展阶级斗争。如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在红军工作中，要坚决反对落后的狭隘经验论，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在政权建设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力混合做标准”，坚决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要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农民的落后意识”，“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  　　

　 　

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总政治部主任由王稼祥兼任。“中革军委”成立，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军队集中统一于“中革军委”统辖指挥。这样，也就取消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　　

　1931年11月1日　至5日，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上，将毛泽东创造的苏区工作经验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会后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机关建制，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和总政委职务也自然被免了职，由此拉开了排斥、打击毛泽东的序幕。临时中央碍于毛泽东在党内的崇高威望，表面上不得不决定让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却千方百计架空和限制毛泽东的领导权力。　　

在赣南会议之前，毛泽东在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创造出一整套有中国红军特色的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包括：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诱敌深入”是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运动战是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歼灭战是反“围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点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避强击弱，慎重初战，采取包围迂回、穿插分割的战术，制造并抓住敌军在运动战中暴露出来的弱点，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实行战斗中的速决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反“围剿”的丰富经验，作出重要的理论概括。他明确指出：“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红军全部作战原则是在古田会议决议指导下形成的。完全可以说，红军的建军思想与作战原则相结合，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讲到： 　　

“那时，给我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不是生来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 　　

　 　

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离开军队，由周取而代之。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实由周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毛泽东离开军队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周由此铸成大错，用周恩来本人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　　

    　　

    周恩来的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一特点，在经历了立三路线所引发的这场党内轩然大波以后愈加明显；如果说在此之前，周还有自己一定的主见，遇事敢于一争的话，那么此后他就变得时时引咎自责，行事缺少自信，畏首畏尾，生怕越雷池一步。周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反省这一段时，说自己当时的头脑"失去了主宰"，尽管在政治上不被信任，"但我无基本觉悟，仍充满着苦闷拼命地干，而且认为政治是人家(指王明--作者注)对的，比比过去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也各有短长，也就算了"。　　

    正是这种处境和心态，作为中央派出的，到江西之初，周恩来求问存异，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周并不喜欢毛泽东的山大王式的作风和喜欢抗上、标新立异的个性，因为这实在与周本人的为人，特别是投身革命后所接受的组织纪律观念格格不入。实际上，还在他刚刚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时，就表现出对毛的这种看法和担心，甚至提出：对毛的部队要派人去视察，要坚决的改组。如毛的观念不好，一定要撤换。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军事才略的人。还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期间，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专门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军事训练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地红军仿效。周在进入中央根据地，特别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随军活动后，更加深了对毛军事才干的认识。　　

    当然，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擅长的游击战术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到中央苏区后，经过一段观察，认为中央红军的战术水平不高，而且"指挥战争顾虑太多，且主意不定，长于巧妙之机动，勇猛果断之行为不足，尤不喜乘胜直追，歼灭敌人"。此外，本来就一直对军事工作有浓厚兴趣的周本人此刻也跃跃欲试，很想在战场上一显身手，但内心又感到自信不足，所以在团结毛一道工作的同时，也有在作战指挥中借重毛的所长之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出于在政治上对毛泽东不大放心的顾虑，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时，周才不顾后方众人的反对，力主由当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的毛担任这一职务。不过，在对毛的看法上，他和后方中央局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将军中大计的最后决定权让给毛，而是继续掌握在他本人的手里。　　

    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十分明确的。他先是与前方诸领导人联名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随后，周又以个人名义直接打电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此作进一步申说：　　

    "现在我想是否可改为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作。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需帮助。玉阶(朱德--作者注)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豫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央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故此种宝塔式的指挥权，必须改变，我觉得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　　

    　　

    关于宁都会议的起因，是由于前方与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问题上存在争论。后方要求前方坚决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主动出击，寻敌主力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各块根据地的围剿。前方则从实际出发，避敌锋芒，等待寻找战机，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应该说，这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问题在于，前方并非铁板一块，在最高军事会议内部对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也存有争论，各执一见，争辩不休，弄得作为会议主席的周恩来非常为难，深受前方作战指挥的组织形式未能真正集权于个人之苦，甚至动了回后方工作的念头。为此，他在宁都会议召开的前夕，曾单独打电报给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述说自己的难处和苦衷，认为"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求在会上予以根本解决。　　

    周恩来在电报中这样说到：前方关于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是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　　

    他接着写道：　　

    "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则须开全体会，彻底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像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关于这一点，剑英要比伯承为差。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下如抽出人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信中所指，周恩来虽未明言，但很显然说的就是毛泽东，其中"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一语，更是点睛之笔。这与周本人务实缜密、中规中矩的作风形成鲜明的反差，两人之间的意见不和乃至摩擦实在是难以避免的。用周后来延安整风中检讨自己的话说，是"事务主义的作风与布尔什维克毛主席的作风互不相容"。　　

    周恩来的这封信是导致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撤换的一个由头。　　

    　　

    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本来就不甚放心对国际路线有抵触情绪的毛泽东指挥军队，认为"由他在前方负责，正确行动方针的执行是没有保证的"。对周恩来力主由毛出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事也很有意见，但苦于找不到撤换毛的理由。周的这封信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做文章的题目，而且他们也刚好抓住了毛违抗中央，不积极执行"进攻路线"的把柄。因为朱德、毛泽东在九月二十六日联名发布了红一方面军关于向北工作一个时期的训令，而这是与临时中央关于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中关于"以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弱点击破一面"的精神背道而驰的。于是，中共苏区中央局致电前方诸领导人，对九月二十六日训令提出严厉批评，说："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与此同时，他们又单独向周恩来提出撤换毛泽东的动议，声言要对一切违背积极进攻路线的消极等待观念进行"无情的打击"。这里请特别注意，撤换毛一事早在宁都会议之前就已经在酝酿之中，而非在会议进行之中才骤然提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事后给中共临时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关于召回泽东同志问题，是因为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过去名义上恩来虽负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实际上并不能起领导专一的作用，显然非有彻底解决办法是于战争领导极为不利的。会议前我们即将召回泽东的意见告诉恩来，他亦不表示一定意见。"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以任弼时为首的后方中央局成员以临时中央关于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为尚方宝剑，集中火力批评了毛泽东代表的中共苏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并清算了毛一贯右倾的老账，提出把毛召回后方，专做中央政府工作，前方由周恩来负作战指挥的总责。　　

    在会上，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左右为难，事情闹到这一步，是他始料不及的。起初他只是想借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的机会，解决前方作战指挥的形式不能专责的问题，即便需要把毛泽东调回后方，也不必展开这样的党内斗争，如此大动干戈：尽管他在会上试图缓和批毛的火力，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同时替毛作了不少解释，但无奈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撤换毛已成定局，无可挽回。不得已之下，周只好提出在下列两种办法中选择其一：一是由他在前方负全责，毛仍留下来作助理；二是由毛负责作战指挥，而由他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后方的中央局成员当然不能接受第二种办法。在能否执行临时中央行动方针的问题上，他们更信任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不过，他们也看出并体谅周执意挽留毛在前方的用心，用他们的说法是"我们鉴于他(指周--作者注)对领导和指挥战争尚缺少自信心，最后后方同意他负主持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办法"。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回顾自己这一段的心态时也说："我个人有实验之心，但又无把握且亦有团结之意，是实情。"　　

    毛回后方去"养病"。当然，毛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宁都会议引发的党内斗争的余波未已。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对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很不满意，集体向临时中央告他的状，指控他没有站在坚定的立场，集中火力反对以消极等待为中心的右倾主要危险，"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更厉害的是，苏区中央局认为周恩来这次又旧病复发，"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了的斗争战线"，指出："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　　

    周恩来为自己辩白。他在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表示：　　

    "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但因此"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　　

    周恩来在电报中并解释了之所以挽留毛泽东在前方的原因："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到后方，加以他神经衰弱得做不出什么事，甚至会走向消极，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对他个人亦能因局势的开展而更彻底转变。"当然，周也明确表示毛在前方的角色只能是作他的助理，因为"实际上泽东单留主持战争，在政治上，在对行动方针的认识上确易发生错误，而不能得到保障。"　　

    临时中央在复电中表示："恩来同志在会议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 　　

    一九三三年二、三月间，在指挥红军强攻南丰不成后，周恩来与朱德临机应变，采纳林彪的建议，改强袭为佯攻，用大兵团伏击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接连在黄陂和草台冈打了两个大胜仗，一举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　　

    蒋介行深为懊丧，称："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这时周恩来对他的态度世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果说，周到江西中央根据地之初，对毛还是敬而远之的话，那么当中共临时中央迁入江西后，对毛派势力大兴问罪之师，以反"罗明路线"，斗"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来肃清毛在党内军中的影响时，善于转向的周就开始注意在政治上同毛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很有些避之唯恐不及了。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曾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心报，我即前去"。但是周后来却一直未于理睬。这一点是毛始终不能宽恕的，同时也是周本人后来自觉愧疚的地方。　　

    四十年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令下，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当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面，以讲党内路线斗争为名，再一次历数他在历史上反毛的错误，其中把宁都会议列为他本人"犯路线错误中最严重的罪过之一"，承认当时"执行王明路线在组织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对此感到痛心疾首，说他自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上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1966.09.25周恩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了这段历史:我在党内四十五年，我受过毛主席教育，帮助我，信任我，给我工作做。我还和民主人士谈过多次，我犯路线错误时，国民党还通缉我嘛？还有康老，我和主席说过，应该把党的历史全面地告诉青年，要讲革命史，也要讲错误，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主席同意。例如南昌起义，现在还把它定为革命节来庆祝嘛！我和朱德同志、林彪同志、陈毅同志，我是主要负责人，没有到农村中去，我犯了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我们夺取了武装。我犯路线错误是六大四中全会，王明亲自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请同学们不要贴大字报，我不是怕，革命者是无所畏惧的，说我不革命，我现在还做总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四年期间，当然我不是主要领导，但是领导。   　　　

　 　

2关于遵义会议　　

　 　

当湘江大败之后，毛立即向博古为首的中央"三人团"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并联合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提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要求开会检讨清算。博古，李德拒绝了毛的意见。　　

正在考虑转向的周恩来一开始也不明确表态支持这种把博古、李德"轰下台"的作法，因为在周看来，尽管实践证明毛泽东的主张确比博古、李德高明，但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党的团结。　　

　 　

湘江惨败之后，博古、李德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的领导已经破产，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三人团"中具体管事的成员周恩来的手中。毛泽东鉴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一方面军准备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意图而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而情势危急，需要尽快作出决定。　　

　 　

　 　

这样整个红军的命运便取决于周恩来的态度，由他来最后拍板定夺。那么靠谁来收拾残局呢?周恩来思来想去，也只有毛泽东了。如果说在此之前，周恩来对毛泽东要求开会清算领导错误的主张还在踌躇之中的话，那么当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他就别无选择了。于是，周氏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由他主持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打破僵局，采纳了毛的建议而与李德彻底闹翻，会议并决定进入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失利的经验教训，解决领导层内部主力的争论。这一决定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至深且巨。对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时是这样回忆的：　　

    "从湘贵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关于周恩来同李德在黎平开会闹翻一幕，他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有生动的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指周恩来，下同--作者注)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为李德很主观、很机械，他主张硬打硬拚。"　　

       周恩来态度的转变，对于当时中共党内领导层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后来事态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队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博古作了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强调客观原因，为军事失败作了辩护，周恩来则不动声色地与博古的说法拉开距离，在副报告中则更多地强调了主观上的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和错误，并从军事指挥执行者的角度作了自我检讨，承担了责任。周的这举动，与博古、李德划清了界限，致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最终解体。　　

    接下来，多数兴会者主张改变领导，撤换博古，解除李德的指挥权。对此，博古想不通，李德坚决不接受，此外，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两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凯别则表示反对，认为把全部责任推到博古一个人身上不公平。双方为此顶起牛来。　　

       最后，还是周恩来打破了会上的僵局，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　　

　 　

[　一月十五日　　至十七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⒃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同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
　　“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经政治局通过后印发各支部。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同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总结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原则。]　　　　

[参考毛泽东传等摘编]　　

　 　

关于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作这样的回顾：　　

    "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病了。王稼祥负伤了，我们两人都在担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张闻天)的工作。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作别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下动了。他们死抱著斯大林的圣旨。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 XX(朱德--作者注)一个，XXX(周恩来--作者注)一个。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这里边有赞成我的意见的人，也有赞成你们意见的人，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的第一仗--上城战役就没有打好，毛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是一个败仗"。这一挫败虽然没有对毛在党内军中的地位造成大的损害，但还是多少影响了他的威信。正因为如此，在稍后讨论攻打打鼓新场时，当毛泽东又一次力排众议反对攻打，甚至以辞职相要挟时，结果竟然弄假成真，与会者通过表决撤销了毛的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而这一职务是毛在遵义会议后所获得的军事指挥上的实权职务。这样一来弄得毛下不了台，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最后还是周恩来居中转圜，才帮助毛解脱了困境。对此，周后来是这样回忆的：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这场风波后，毛泽东提议成立一个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今后的军事作战。这一提议随即获得通过。　　

事实讲明，毛泽东无论是政治谋略还是军事才具都高人一筹，令中共党内所有的对手甘拜下风。首先在军事上，为了跳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毛使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兜圈子"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迂回穿插，指挥红军在运动战中声东击西，以走制胜，其中先后四渡赤水，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最后巧渡金沙江，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毛的指挥才能由此为党内所折服。毛本人也颇为自得，多次表示：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摘自：晚年周恩来　　

　 　

　 　

3对毛泽东的领导心悦诚服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周恩来返回延安，参加中共党内高干的整风运动。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周恩来致辞说：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至十月连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　　

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　，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整整作了五天的发言。他说自己"有经验宗派之毒，再加上迷信国际并与教条宗派有思想上、气味上相投之处，所以不论在思想上、组织上都担了极大的罪过，成为经验宗派的代表，教条统治的帮凶，迷惑人的口(原稿字迹辨认不清一-作者注)人物，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阻碍"。　　

关于在中央苏区时所犯的错误，周恩来说：为教条宗派肃清道路，造成不可饶恕的罪过，中心关键在反毛。他把在中央苏区反毛泽东的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一、项英阶段，取消肃反为最高峰；二、稼祥、弼时阶段，苏区党大会为最高峰；三、周恩来阶段，宁都篡军为最高峰；四，博古、洛甫阶段，五中全会为最高峰，篡党篡政篡军的完成。"　　

"这时期(指博古、李德当政时期--作者注) ，我的看人标准比以前有个改变，以前多从小节着眼，但还联系到品质。这时，以为只要他政治对，小节不拘可也，于是也就不注意品质了。这从王明、博古及以后稼祥、李德都如此看了，而他们也就利用我的弱点，以政治唬我，以鼓励我埋头干麻痹我，在小关节上又让我，在形式上又拉我，于是我从此一步步陷入了。"　　

　 　

关于在抗战初期所犯的错误，周恩来在检讨中表示："这是第二次教条经验宗派的结合，其主要代表人物确如毛所说为陈(绍禹，即王明-一作者注)、周(恩来)、彭(德怀)，项(英)。第一次结合是经验投降教条，这一次要没有周、彭、项的拥护，教条宗派是建立不起统治的，故名为教条宗派打天下，或开辟天下。"　　

周恩来还对他之所以屡犯错误的社会家庭原因和个人品质进行了自我解剖。他在发言提纲中这样写道："我是个破产的封建世家子弟。这个家庭社会给我的(好虚荣)，包庇，爱面子，自私，世故，畏首畏尾，患得患失，伥琐冲动的劣根性并未很好铲除，加以幼年母性的教养，更增加我的党内奴性、软弱性，便成为我以后长时期富有妥协性缺乏原则性的根源，同时又带有破坏性。"周恩来进一步解释道："动摇性是很明显的了，政治上常常左右摇摆，特别是重要关头之转弯拐角时，把握不定。自私性表现在世故(怕得罪人)和患得患失上(如宁都会议) 。虚荣性表现在爱面子，不大戳破自己和人家的摘处，常常原谅多于责备，同时，也养成只注意表面不注意本质的毛病。冲动性表现在盲动和破坏纪律上(如武汉时期、洛川会议后，乃至西安最后…电) 。软弱性表现在党外之迁就倾向，党内之畏首畏尾、奴性(如四中全会前后、博古李德时代)。"　　

他这样说道：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在二十多年党的生活中，党的基本立场(即是说为党好)并未失去，而且也有许多锻炼，若干改正，如顽强性也渐渐生长，同时我的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因此摇摆不定并未发展到灰心失望；世故也未发展到阴谋诡计；爱面子注意表面也未发展到说谎话做人的事情；盲动还没发展到不顾一切地蛮干，破坏纪律没走到分裂和小组织行动；党外迁就还没有失去最后界限，党内畏首畏尾也还没有发展到完全没有原则。因之，我的品质上基本特点是调和性与缺乏原则性。　　

　 　

周恩来后来说，"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去年的整风，才在我思想上开门。这一次历史检讨，才进一步认识自己。" "因为要说历史，不能不牵涉到牺牲的同志，他们已为党牺牲，表现了他们高贵的布尔什维克品质，而我连续犯了罪过，这在我涉及他们时，心里不能不难过。"　　

　 　

周在比较了曾共过事的几位中共领袖的长短之后，对毛的领导已心悦诚服。在周恩来的心目中，毛泽东完全取代了以往共产国际的神圣地位，成为真理和权威的化身。与此同时，周也为他自己选定了历史角色，内心深处以中国历史上辅佐雄主成就大业的张良、诸葛亮自勉，甘愿充当毛的助手。　　

　 　

摘自：wannian周恩来　　

　 　

4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今天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的周恩来谈话: 中国没有毛主席，没有今天。你们没有解放没有今天，你们也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　　

我们党经历了二十四年，第一代陈独秀对蒋介石实行了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第二代是执行盲动主义的瞿秋白，瞿秋白被敌人抓住了，卑躬屈膝，最后还是被国民党杀了；第三代向忠发，李立山，向忠发是工人出身，最后当上工头，被国民党抓住，下午就出卖我，我知道就跑了；第四代是王明，是叛徒，现在在莫斯科，是修正主义者，还是中央委员，改名换姓，写文章攻击我们，骂毛主席；第五代是张闻天，又叫洛甫，建国后出现的反党集团大头子。直到遵义会议才确立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在党的历史上，五代都坏了，你们不是看过《东方红》吗？一面是党旗，一面是毛泽东旗。　　

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洛甫是中央书记。从一九四五年起仅用了四年时间全国就解放了。解放后，党内出现三次反党大集团了。第一次是高、饶集团（高岗，饶漱石），第二次是彭、黄、张、周（周小舟当时是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是彭、罗、陆、杨。现在正在追，要追清楚。…领导成员中的黑点并不能遮住毛主席，太阳就是毛主席。 　　

（　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　在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时的谈话）　　

1966.09.01 周恩来王任重对北京市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在十一中全会时有人提出过把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主席自己不赞成。用毛泽东思想已习惯了，在世界上有很大影响，毛主席自己也不赞成，强加给他就不好。　　

毛主席的老三篇要很好学习，从小就培养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作风，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不能脱离群众。　　

　 　

1966.09.13周恩来陈毅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红卫兵大会上的讲话:　　

回忆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中央曾经犯过四次严重路线错误。陈独秀领导时，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把中国革命搞失败了，但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这一场革命斗争中，还是革命的，很多人为革命奋斗牺牲，他们的主观愿望还是革命的。第二次是瞿秋白领导时，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第三次是李立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第四次时间更长些，王明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在这四次路线错误时期，也不能说党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主观上还是革命的。但是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领导要负责任，但不能说他们不革命。这和反党集团，闹独立王国，分裂党，搞另外一个党不同，要区别开。　　

　 　

　 　

5周恩来保持晚节　　

1966.05.21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1966.09.07 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会上的讲话：　　

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要做到老学到老。学什么？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改造到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改造自己。我是一个老党员，时时刻刻跟着毛主席，有时跟不紧，跟不上，有时掉了队，要赶紧赶上去。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对于毛泽东思想体会不够，做的不够，越要赶上去。　　

　 　

1966.11.27周恩来在接见外地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同志们要晓得什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向他学习、学习、再学习。两个多月以来，就是从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以来，广大群众得到了战斗的思想武器，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更加了解，斗志更加昂扬，运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伟大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激起全世界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恐惧、痛恨和忧虑，而且庸人为之目瞪口呆。　　

　 　

6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根子　　

1966.11.28陈伯达江青周恩来谢镗忠吴德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周恩来说：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广阔的、极其深刻的、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这场革命，反动了亿万革命群众，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这场革命，震动了全世界，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文艺界。这场革命，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这场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大大影响和支持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就开始出现了同旧的剥削阶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的新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历史任务。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反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在经济战线上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又开展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两篇辉煌的著作，提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灭资兴无的伟大历史任务。这个革命发展到现阶段，就成为全社会都动起来的，亿万群众自觉参加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新经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新发展。我们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千百万群众的高度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我们的目的，就是象毛主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的文艺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近几年来，京剧改革，芭蕾舞剧改革，交响音乐改革，雕塑改革，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是文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一个大飞跃。这些成就，都是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冲破了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重障碍而取得的。这些都是在毛主席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取得的。这是在普及的基础上的提高，又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这些样板的影响和带动下，已经产生了一批新的革命的文学艺术作品，广大的工农兵登上了戏剧舞台。这个革命运动必将在各个文艺领域里进一步深入地开展起来，必将对我们的未来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1966.12.19周恩来接见江西省联合赴京控告团全体代表时的讲话：我们离开你们三十二年了。一九三四年离开你们的，现在又见到你们。　　

借这个机会我想回忆一下，我们都应该回忆这个三十二年。如果讲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义和建立井岗山根据地算起的话，就快四十年了，仅仅差一年。 　　

这四十年的革命道路是难忘的，是曲折的，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正如毛主席说的，中国革命是一条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从胜利，经过一些挫折，经过一些失败，又走向胜利；然后经过一些挫折，取得经验，又取得新的胜利！这样子经过武装斗争二十二年，取得全国的胜利，进入北京。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毛主席武装斗争的火炬，在井岗山高高举起第一根火炬，就没有今天。所以，我们感谢毛主席，也感谢江西人民！ 　　

从我们四十年艰苦的日子，先经过了二十二年，后又十七年，共三十九个年头，差一年就四十年。我们回忆这个光荣的历史，在座的有的是四十年前出生的，也可能大多数是在这四十年当中出生的。不管是在四十年前或四十年当中出生的，我们都是江西劳动人民的血汗抚育大的。我们现在享受革命果实，我们应该饮水不忘本！我们想想，正好我们面对着毛主席这两句话，毛主席亲笔写的刻在江西厅上的，就是 "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 。正好用这句话来勉励江西的同志、江西的同学、江西的工友。你们想想，你们要无愧于我们跟着毛主席，无愧于江西的劳动人民，无愧于江西的革命学生，无愧于江西的革命干部。你们都应该想想应该怎样无愧于这些。“八·一”南昌起义，人数开始很少，但是由于领导，其中我就是一个，没有负到责任，在领导战争中犯了错误，没有能在江西站住脚，到广东去，到海口就失败了。就在那个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林彪同志等人留在一起，会师到江西，跟着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在井岗山，由毛主席高举这个革命的火炬，今天成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这四十年的经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这段斗争中，毛主席总结了三个法宝：一个法宝，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领导我们革命，就是主席语录的第一段的第一句话；第二，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三，党所领导的统一战线。有这三个法宝，就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引向了胜利！所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总结了三条经验。我们相信，你们懂得领导革命，信任群众，信任党的道理。要有党的领导，当然，咱们是相信，尤其是毛主席领导的。　　

不断进步的思想把落后的思想挤出去，这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占领资产阶级思想的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钻进去。一个人都如此，何况一个团体？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嘛！不要认为有不同的思想就不能够共同生活、共同工作。这就是我们从井岗山以来，毛主席不断地把这个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联合在大方向相同下的各方面的人，统一在一个战斗单位里面。军队里也有不同的思想嘛！党内也有不同的思想嘛！又比如，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下，才能领导革命，才能走向革命的胜利。这是我跟随毛主席四十年，逐步认识到的，有时跟上了，有时跟不上，就得赶快赶上。　　

　 　

1969.03.25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 21 年开始党内二条路线斗争史，二条路线斗争贯串在四十八年的党史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陈独秀右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三次“左”倾路线。主要表现在：①盲目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主张攻打城市；②主张打阵地战。在遵义会议上才确立毛主席为党中央主席，当时陈毅是有功的，一票之差。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又犯右倾机会主义，曲解统一战线。王明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最近在加拿大修字号报纸上写文章大骂。八大时主席宽大，还给他在中央委员中保留一个名额，现在公开叛国、叛党。中国文化革命胜利是继十月革命后的伟大胜利，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革命中彻底被打败，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最大的阶级斗争，党内、国内、国际都这样有人说，你们只抓路线斗争，不抓阶级斗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毛主席在 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由路线斗争谈到了走那条路的问题，主席在七大时就已经指出，《愚公移山》中就谈到了，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又提出走那条道路问题， 45 年后路线斗争很剧烈，有人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毛主席论断非常英明，和平民主新阶段实际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内和国际斗争是互相联系着的。早在苏共 22 大时，毛主席就看出来了，排除阿尔巴尼亚。我们发表了九评，发射核武器，迫使赫鲁晓夫下台，但柯西金上台仍旧一样， 68 年公开派兵侵占捷克，今年又侵占珍宝岛，这是在国内外压迫下，为了讨好美帝，缓和矛盾。　　

　 　

1969.04.14周总理的讲话：毛主席，在讲话中要我们回顾党的四十八年历史，我们应该经常回顾党的历史，回顾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刘少奇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斗争的历史，回顾党在四十八年所积累的胜利和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回顾党在国际关系中的斗争经验，回顾我们为什么能在二十年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二十年后的今天，又面临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只有懂得了这些，才能懂得党的历史，就是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才能懂得毛主席是怎样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才能懂得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懂得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1973.8.6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和总后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时的讲话，周总理的讲话：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然，基础还是农村人民公社。今天《人民日报》上登了七里营人民公杜的报道。毛主席十五年前在这里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指示这面红旗现在还树着，还在飞跃，还在前进。那里的环境条件与大寨不同，是平原，碱地、涝洼、沙窝子。现在改造好了。我们的公社，有最多的劳动人民，是社会的基础。真想把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工业化，就要以农业为基础，首先要农业过关。现在还不能说我们的农业过关了。还在过关的过程中。农村人口还不少。苏联搞了五十六年，农业还没过关，自留地、黑市占多数，真正的集体经济不发展。去年，他们进口了三千万吨粮食，今年上半年气候不好，又进口一千四百万吨粮食。搞得世界粮价飞腾，影响各国人民生活，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这是很好的对照嘛！他们搞了五十六年；我们搞了二十四年，还不到他们的一半时间。我们按照主席指示，把人民公社办好，我们的农业正在过关之中。在农村，少说也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现在一年只生产五千亿斤（两亿五千万吨）粮食，这个数目还是不够，。全国平均每人才有六百多斤。当然，不能光靠粮食，还得农、林、牧、副、渔都有，要各方面全面发展。要以粮为纲，多种经营都要搞好。不然，农村还是不能很好地发展。.　　

　 　

搞这样一场大革命，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把问题揭深揭透。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发生和平演变。主席说过，如果中央有几个有威信的人出来发号施令，搞修正主义，通过政策一个一个地改变，下面不知不觉地就会和平演变，全党就会变颜色。…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所以我们应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不能不搞，不搞就会变颜色和平演变，就会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危险问题。 　　

1966.09.07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万人辩论会上的讲话：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要做到老学到老。学什么？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改造到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改造自己。我是一个老党员，时时刻刻跟着毛主席，有时跟不紧，跟不上，有时掉了队，要赶紧赶上去。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对于毛泽东思想体会不够，做的不够，越要赶上去。在你们这里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有红五类，有出身不好的，他们可以改造，也有前途。我就是出身不好的，但是不是我自己就是剥削分子，也不是我父亲，而是祖父。我自己查了三代，不主张别人也查三代，别人要查三代看他自觉。应该查查出身，人们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查查自己的出身，看看旧社会多多少少影响了自己。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更要做社会调查，阶级分析。从自己本身做起，出身不好的，要时时刻刻革自己的命。出身好的，不要忘本，也可能受旧社会影响，父系、母系关系可能很复杂，父亲出身好的，外祖母是否是地主婆呢？我的外祖父在一个县当知事，祖父在另一个县当知事。父亲，母亲出身都不好，我已经六十八岁了，还要时时想想有什么坏东西还没有改掉。

1967.02.01周恩来接见铁道部革命造反派的讲话：我是经历过五个时代，从大革命到现在 1921 到 27 ， 1927 到 37 ， 1937 到 45 ， 1945 到 1949 ， 1949 到现在。五个阶段都经历过做过不少事情，看到过不少工人阶级，有的是钢铁战士，有的就是不行，像向忠发是党的总书记，但一抓住就叛变，当然也有好的，象苏征民成为烈士，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烈士，象李大钊，也有象陈独秀背叛革命成为托派。瞿秋白临死前还写叛变书，就象从苏联回来不可一世的王明，也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住在苏联，成为人民敌人。革命烈士很多，革命者前赴后继，我们是留下来的人，多做一些工作，就多为世界革命服务。你们应该全心全意干革命，要胜过我们。　　

7大操练，大演习　　

1966.10.28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习惯一言堂，当官作老爷，现在，别人指鼻子骂，就坐不住了。要使我们党不变颜色，就要靠掌握主席思想的广大群众来监督我们，如何使广大群众掌握主席思想这就要进行操练，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大操练，大演习。主席说：“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你们要敢于造反。”　　

要巩固政权，中心问题是掌握毛泽东思想，要学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群众一旦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是无敌的了。那样我们的头就不会稀里糊涂的丢掉了。要掌握这一点就要很好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才能提高嗅觉，明辨是非。蒯大富三论造反的大字报，最后剩下一个人也敢于坚持。不怕孤立，敢于坚持，不成熟不要紧，大方向对，成熟是从不成熟来的。当然也不要骄傲，一骄傲就容易走向反面。青年一起来，我们就受不住了。我们这几年做过错事，说过错话嘛！因此要经得起大民主的冲击，要敢于实行大民主，要敢于这样做，要敢于放手让学生冲我们几个月，一年，几年。这是马列主义的气魄，毛主席是这样的气魄，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气魄。我们做梦也没梦到这么大的局面，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这样一想，我们就不寒而栗，还有什么值得骄傲，深感到跟不上毛主席。因此我给红卫兵讲了民主集中制。他们要关人扣人，我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我们不好？现在就来接班了？主席说，五四运动当时不是共产党领导，但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有什么可怕！我和他们说，给你们民主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上没有的，你们有四大民主，六大权利（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而且还停课放假闹革命。还有徒步旅行的权利，还有坐火车搞串联不要钱的权利，你们民主真不少呀！我们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大民主呀！这样大的民主，总还要有一部分权利集中到毛主席领导手里吧！　　

　 　

8要好好认真地读好毛泽东的几本书　　

1967.01.03周恩来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的讲话：首先要提倡不仅要读毛泽东语录。还要好好认真地读好毛泽东的几本书，这些书本都在毛泽东的四卷中，但是我们选几篇对青年最迫切最需要的书。如“老三篇”、“农村调查”，如……扩大会议（听不清），“古田会议”。还有《学习和时局》。还有关于重新颁布的我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至于还有其它等等。我们要好好地认真读。刚才，我和主席团商量。在我们侨务界的学习中，还应该加上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鼓掌）就是说，我们提倡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必须首先请教毛泽东，请教于他著作的书。选择最重要的书来读。也就是内部所说的展开吃透两头的口号。读毛泽东的书，听毛泽东的话，按毛泽东的指示办事，做毛泽东的好学生。（呼口号）但是这还不够，还要读今天毛泽东的指示，亲手制定的政策。联系起来。例如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应该学习一九六二年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应该学习在一九六三年的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听不清）《前十条》，一九六五年的《二十三条》，一九六六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的规定；最近发表的，去年十　二月九日　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　　

　 　

9要为真理而奋斗。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　　

1967.01.12周恩来接见工艺美术系统革命职工的讲话：十七年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建设有错误，干扰这条红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后，把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土改完成了，在有土改的地方，在所有制改革中，把农业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手工业也由个体变成集体，在所有制上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而不是没有缺点，农业还留着自留地，还有包产到户，包产到户的思想，在手工业上有单干思想，在所有制上是公有了，但在分配问题上，劳动、劳动关系、工资上存在着严重问题，许多资产阶级保留下来的，如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出现修正主义思想。从根本上没有解决。 1957 年批判了资产阶级右派，但由于时间短不彻底，在总路线出现以后，右派又出现了，在六二年同样出现修正主义思潮。如在国际上有一股歪风，对反修斗争，特别对印尼反动派的斗争，在世界上主张少援，不是多援，国内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留地，包产到户，国内修正主义思潮如下：六二年困难时期好转，右倾机会主义者不看好转，把形势估计得很严重，产生修正主义思想，这个问题经过毛主席的批判，十一中全会批判，接着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进攻，也就是去年十一中全会公布的两类矛盾的理论指导了我们，经过斗争， 63 年从农村开始进入城市厂矿企业进行四清，公布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条，六四年又公布二十三条规定，前年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的象戏剧改革，近的象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 1965 年开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北大发表的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泛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从学校到各级领导机关，最近　一月九日　又发表了上海革命工人、学生十一个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是第二个信号，最近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党内， 1953 年高、饶是一种形式， 1962 年彭、黄又是一种形式，军队都出动了，被毛主席粉碎了。　　

1967.01.13周恩来对化工部运动的讲话要为真理而奋斗。真理就是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是复杂的，总有那么一小撮，有一点土壤就生长。你们要起来，这不也是锻炼。苏联斯大林就是没有运用大民主，赫鲁晓夫干啥事得不到反映，因此苏联人民遭难了。主席在大民主中来锻炼我们，最后中央站出来支持你们，也不是什么事都出来讲话。这是锻炼你们，天翻不了。国防机密被拿走了，这是一个例子，我们非抓不可，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和你们合起来，即使断了线也不要紧，领导这问题你们要起来革命。我们的大民主不仅世界许多修字号的党不能理解，甚至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也想不通。我们做世界前人没做的事，我们是做马、恩、列、斯未做的事。斯大林就缺这一课，没保证社会主义不变颜色，后来是出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是斯大林身边出现的。我们毛主席健在还出现了彭、罗、陆、杨，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最深刻的教育。要想精通为什么要放手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有此例才想的通。为什么找麻烦，这是付产品，你们搞化工知道付产品，付产品要在锻炼中去掉。对付产品有收获，这是培养你们的免疫力，等你们年龄大了，管更多的事就不怕了，就有免疫力了，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不怕了，也往后代传下去，否则象苏联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年纪老了，有点党性毫无办法，不起作用，党性不够，因为没有训练出来。彭真用阴谋篡了党、政、军，同时有些人学他。想到此，这样下去的事情出现波折，个人受点委屈算什么！这是全世界人民最高利益，这是大前提，为了全中国、全世界人民而奋斗，这样锻炼我们，可以不断工作，尽管累，总是高兴，用这句话勉励你们，最大的收获是党的收获，是人民的收获，做人民的螺丝钉，这是雷锋说的，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雷锋、王杰，不但教育了你们，也教育了我们。

1967.01.13周恩来在一九六五年大中专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从一个初期阶段进入一个新高潮，远的不说，解放前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已尖锐地提到我们面前来……十七年来，凡是根据毛主席这一正确理论干的，革命就胜利，大家看到从全国解放后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斗争，同时我们的党政机关紧跟着社会主义改造……。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在这以后毛主席又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高潮阶段。也经过了困难时期，这里受灾和苏修撕毁合同，背信弃义给我们造成了困难，这使我们推动了自力更生，我们自己走我们的道路，坚持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当然我们还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当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后，党内外右派分子又猖狂起来，六二年右倾机会主义抬头，但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再指示，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人员内部矛盾存在，提出了社会主义存在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学说，去年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四年来阶级斗争有了新发展，六三年亲自制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六五年进一步制定了廿三条，在这期间（六五年终）进行了文艺改革，就是戏剧、音乐、美术的革命化，毛主席在上海亲自领导和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毒草文章，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系到党内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到去年十月揪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跟从前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及五九年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有联系，而且进了一步，这些阴谋都是想夺取政权。　　

1967.01.21周恩来接见陆海空三军参加地方四清运动的部分同志的讲话：在我们解放全中国前夜，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今后我国的主要矛盾，仍是表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就是表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我们许多同志，可能在敌人面前绝不屈服，绝不投降，但是可能受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可能受到腐蚀。毛主席的这个预言，经过十七年来的和平生活，当然不是完完全全的和平生活。我们也出过国，参加抗美援朝，我们边界地区还有一些战斗，还有中印边界，还有福建沿海地区，还有武装斗争。但是一般说来，我们十七年是过和平生活的，我们整个社会起了变化。首先我们肯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产生了我们伟大的领袖，组织了我们伟大的军队。建立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不可磨灭的功绩。没有这五个伟大，我们不可能设想今天所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波涛壮阔的，几万万人民动员起来，世界上从来没有的群众运动。所以我们能够进行这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归结为我们所实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表现了我们这五个伟大。当然，集中表现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着我们。我们的领袖也是中国广大人民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从群众中来，把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经过加工，使它系统化，然后又回到群众中去加以磨炼，这和大家刚才谈的语录一样，又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断发展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党，指导人民和人民军队，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同时进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大家说，这个问题既然如此，现在为什么还要进行新阶段的革命？我们说，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我们不满足十七年的成绩。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打下了基础，表现了我们自力更生的特点，就拿一件事情来说，我们的原子弹尖端的试验，两年进行了五次水平很高的试验，每次都有提高，五次试验五次加级，是世界上一些国家没有达到过的高速度、高水平。难道我们可以满足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是毛泽东思想，也不是毛泽东思想的信徒。因为毛泽东思想，本身是勇往直前，既要阶段革命，又要不断革命的这样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思想。我们不要满足于现状，应该继续向前，否则我们就会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创建，斯大林曾经在一个时期继承的苏联那样，虽然取得了苏德战争的胜利，但不进则退，产生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凡是如此，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革命，就产生更大的波折。不仅苏联如此，东欧也是如此，东方也有这样的国家。我们接受了十月革命的正面经验，我们现在也学到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反面经验，所以我们设想，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就是毛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人人要在这一场最大的风浪中考验、磨炼，看能不能过社会主义这一关。社会主义还在途中，还没有达到完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还没有结束，不这样就会产生修正主义。从思想上来说，在人的头脑中，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占领。人的思想具有两重性，有的时候两种思想都在头脑里头，如果不进行尖锐的斗争，那就会和平共处，这就是阶级调和，就会堕落到资产阶级泥坑里去。所以这是伟大的革命，就是思想革命。具体的说，就是一种夺权斗争，首先是思想革命，就是说每个人头脑里要进行思想斗争，要破资产阶级的四旧，要立无产阶级的四新。由于这个初步的基础，我们就要把各级领导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就要夺他们的权。当然我们不是没有准备的，毛主席早就作了战备布置。毛主席早在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指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指出当前形势有利于我们进行阶级斗争。所以六三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十条的纲领性文件，六五年又提出了廿三条，就是纪要，这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纲领性文件。同时又进行文艺改革，即戏剧的改革，舞蹈的改革，音乐的改革等等。当然这些改革是从上而下，干部和群众进行，以及发动群众，在农村依靠贫下中农的力量，在厂矿中依靠工人中积极分子来进行这个斗争。有领导的分批分期的发动运动。这个基础打下来了，才提出进行文化大革命，正是因为这样的行动，触动了他们这些反动集团。他们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就伸出黑手来，　　

1967.01.21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革命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半年多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说过，今后的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斗争，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从整个来说，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解放后……。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建立以来，首先解决所有制的问题，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三反、五反，三大改造把私有制转为公有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当然还有个体所有制，在农村主要是自留地，在城市主要是单干户。　　

1962 年出现了一个经过 56 年到 61 年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达到登峰造极的修正主义，提出了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达到了登峰造极。我们吸取了苏联的反面经验。同时国内也出现了修正主义思潮，提出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包产到户，因此，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 63 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制定了前十条。 65 年根据两年四清经验，补充制定了二十三条， 62 、 63 、 64 、 65 年，经过四年阶级斗争经验，为去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好准备。　　

1967.02.01周恩来对做接待工作的人员的讲话：十七年前取得了胜利那时是靠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胜利，三分之一是进行了土改，三分之二是军队打天下，是经军事管制，委派，这部分政权的建立不是由下而上的群众夺权，十月革命是如此，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建立更是如此，我们的革命要消灭剥削阶级，比新的剥削阶级代替旧的剥削阶级要艰苦得多，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多年来经过几次反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消灭剥削阶级，更加困难。苏联没有动员亿万人民起来搞文化大革命，所以出了修正主义，我们学习了他们的经验，不仅十月革命的正面经验，还有反面经验。赫鲁晓夫的出现，具有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毛主席的伟大，不仅吸取了苏联正面的经验，而且吸取了他的反面教训，每一个问题是一分为二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也是辩证法的精华。

10要摧毁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的“公有制”

十七年来，在经济上解决了私有制，化私有为公有，但集体所有制还没有进入全民所有制，当然，还没有消灭个人所有制，上层建筑不能说完全适应发展，有很多规章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助长了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里残留得更多了，还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我们也搞了许多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上毛主席阐明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批判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东西，接着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社教运动，毛主席提出了前十条和二十三条。这一切运动就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这一段的特点就是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

我们还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越南在打仗，苏修在备战，把我们当作第一号敌人，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下这样大的决心，发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是办不到的。毛主席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就是相信 95% 群众能够接受这个运动的规律，果然出现了新的局面。问题是有时我们跟不上，不理解，更不用说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们是相对抗的。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思想占了统治地位，全党思想统一了。全国就奔赴胜利，不到四年就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七届二中全会，主席在胜利前就警告我们，胜利后的矛盾转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个预言是伟大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刘、邓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六二年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四清的形“左”实右，最后，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工作组和原领导暴露出来了。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就要走上邪路，大家想一想，这样走下去，何等危险！…只要方向错了，就糊里糊涂，连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怎么掉的。苏联就是如此，现在不满的人不少，但不敢起来造修正主义领导的反。如果中国不发动工人、农民、学生、干部，青年突击队锻炼出来，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谁出来反抗。　　

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包括我自己在内，能按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锻炼好，把我们世世代代锻炼好，就能使我们党不变质，使我们国家不变颜色，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作出榜样，推动世界革命胜利。　　

1967.02.17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各部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在财政战线上，我们还清了外债，内债很快要还清，赤字没有了，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和我们相比呀？不管帝国主义、反动派修字号三类国家，他们不是外债，就是内债，象美国这样，有多少内债呀？财政上有赤字，还有多少亿的各种形式的内债。我们变成这样一个国家，你说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为指导，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呀？不错，在一段时期中，财政系统有陈云的思想，但它只是一种思想，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只有一两个月，就被我们反对了、批评了，毛主席的路线又胜利了。刘少奇，他在一九六二年就是相信那个赤字，就是要搞另外一套。大概你们根据揭发的材料已经知道了，但是那个并没有成为事实，我们顶回去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事情做好了，没有经过五年，只用了三年功夫，到了六四年就整个发展起来了。　　

1967.03.22周恩来接见交通邮电等部代表座谈纪要：解放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夺权斗争，如清匪反霸，城市的三反五反，五七年的反右，六二年的批判右倾。主席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已十多年了，解放初就提出要防止糖衣炮弹的进攻。但六二年已相隔十三年了，还出现了国际上的“三和一少”，国内的“三自一包”。因此十中全会主席又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六三年开始四清，这一系列都是夺权斗争，这一切夺权的特点都是自上而下的，就不彻底，温床还在，过了一阵又生长了，下台的人以后又钻进来了，还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由下而上，不接触思想，革命就不彻底，主席总结了这些经验，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发现。有反面教员，苏联为什么出修正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这些历史的教训没有很好总结，没有找内因，推之于外国。一切事物发展都是靠内因，毛主席就是抓住不放，研究这个问题。就是要充分的发动群众，相信群众的 95% ，相信干部的 95% ，还有一个可靠的就是人民解放军。　　

毛主席是从 17 年中摸到经验，毛主席这样发动群众不是偶然的，是毛泽东思想宝库里的东西，从去年五月份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在这以前有个准备阶段，四清、文艺批判、京剧改革等进而到文化大革命。首先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作了舆论准备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只是时间上早和晚是偶然的。北大第一张革命大字报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学生运动总是先从北京开始的这有着它的光荣革命传统，过去从康、梁改良运动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解放战争时期的反饥饿都出自北京，学生就是先进，学生运动都带有必然性。这个地方是首都，修正主义反党集团在这里又压得太凶。这个伟大的文化革命是先作了舆论准备的，然后就是思想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进入到夺权斗争，这是四九年夺权斗争的深入和继续，这是和头脑的敌人斗。这次深刻得多广泛得多，由下而上，这是几亿人，世界上没有过的。　　

一批高干子弟有优越感，特殊化，对批判起反感，现在联动的思潮还存在，对其它城市也有影响，八一学校就是一个典型多数学生是联动思想。造反派学生和老师办了一个展览，联动还有人去砸。这说明那里工作没做到家，那里就有逆流。运动如此广泛，不会没有逆流，如大江大河存在逆流，海水也是如此，所以在运动中出现逆流并不奇怪。　　

　1967 年 4 月　 12 日周恩来、陈毅与范文同、武元甲的谈话：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我们要摧毁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的“公有制”。

所以，要建立“公有制”体系，你依靠谁？根据解放后 17 年的经验，毛泽东同志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但是如果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是完不成这一进程的。

我已经跟你谈过，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私有制”。这不仅是因为国际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因为国内还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残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农村还有大量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此外，在中国各地还存在着几千年的封建影响和资本主义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就算扫过了，还会有新灰尘落下。上面所说的所有这些因素都是资本主义复辟和出现修正主义的土壤。过去 17 年，我们与“三反分子”进行斗争，现在，又有新的三反分子。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改造，但现在党内又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曾对右派分子进行了批判，但现在党内又出现了新的右派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推翻后，又产生了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央一级，是刘少奇和邓小平负责。他们压制群众，把群众分成三种：左派、中间派和右派。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右派，即是反革命，就会遭到人身攻击，甚至被抓起来。在派了工作组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里，全国出现了反对毛泽东同志发动的群众运动的逆流。在 6 、 7 月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所有的大中学校都镇压了批判领导的学生。这种现象证明了毛主席在几年前说过的话：等级制要求盲目服从，所以中央某个人的错误会殃及全国。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赫鲁晓夫能在苏联上台。

你们知道，只要人民参加人民战争，革命就会前进，就能扫除旧制度的残余，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过去那些变节的领导人并没有能阻挡中国革命的胜利。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后来成了托派和叛徒。然后是瞿秋白，在江西被捕后背叛了党。向仲发和李立三也实行错误路线：前者背叛了党，但最后还是被敌人杀了；后者一直坚持错误观点。王明是最坏的。他现在住在莫斯科，被苏联利用来攻击中国。他在叛变前，用笔名写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张闻天也是一个例子：在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是应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但他非常谦虚，建议张闻天担任主席。张闻天担任了十年主席，直到党的七大才选举毛泽东同志担任了党的主席。 1959 年，张闻天加入了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在内的反党集团。在党的 45 年历史中，除 32 年外，即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是由这些人控制的，但中国革命仍然胜利了。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由坏人把持着。但是，这个事实并没有阻止革命党人前进。

11对毛泽东至死不变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介绍自己的病情： 　　　　

'…..肿瘤的位置四十年前就已经确定，那时正在举行沙窝会议。我的肝脓肿入侵大脑，后来开刀治疗好了。那正是主席你带领我们越过大草地前往西北的时候。因为你的明智决定 ，我们才有今天…..' 　　　　

一九七五年六月间，在癌细胞的吞噬下，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一斤，即将油尽灯枯。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周氏在病榻上强撑着起来，用颤抖的手提笔给毛写了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 ，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　　

12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　　

毛泽东对周恩来是信任的，对《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１〕的批语，他说：其中又提了总理〔７〕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历史事实已经证明：周恩来是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坚定支持者和执行者　　　　

没有毛泽东的周恩来，和没有周恩来的毛泽东，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美国记者斯诺的 前夫人尼姆`韦尔斯比喻，“如果说毛泽东是头脑，那么周恩来就是执行的双手。”　　　

她丈夫的看法则稍微平等一些：'共生'可能是描述他们两人关系的最适当的词了，….. 他们像是套在一辆车上的前后纵立的两匹马一样，相辅相成。──（斯诺《漫长的革命》） 。另一位美国人索尔兹伯里也认为，'从遵义会议以来，不论他（周恩来）担任何种职务， 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的这种夥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正是所谓“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硬石头

　2009-9-23　

附：[对《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１〕的批语〔２〕

　　（一九六四年三月、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月）

　　一

　　刘、周、邓、彭、康、陈、冷西〔３〕各同〔志〕阅。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毛　泽　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阅后退毛。

　　二

　　送陈毅〔４〕同志一阅，退毛。

　　三

　　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５〕三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其中关于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一九四五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６〕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７〕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我自己在一九四一年（可能是这一年的春季，因为文内没有提到欧洲战争）写好〔８〕，只给弼时、少奇〔９〕两人看过，自己也忘了。１９６４年，忽然有人把原稿的照片（在革命历史博物馆〔１０〕找到的）送给我看，我才记起确曾写了此文。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　

　　四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此文究是何年写的，记不起来，大概是一九四○年，或一九四一年的上半年吧，因为文中没有提到希特勒〔１１〕发动世界大战。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毛泽东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写的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这九个文件是：（一）《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０日）；（二）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２日）；（三）《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四）《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五）《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６日）；（六）《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１９３２年３月３０日）；（七）《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１９３２年４月４日）；（八）《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４日）；（九）


　　《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１日）。文章着重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予以展开，根据九个文件写成九个部分，亦称为九篇文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都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发出的，时间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五月。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初稿写出后，曾作过好几次修改。初稿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上也作了一些较大的调整。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又对它作了重要修改，增加了一些文字，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篇文章最初没有打算发表，一九六五年一月，毛泽东在征求修改意见的信上写道：此文“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２〕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分别在印有“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标题的封面上写的批语。（三）是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为送阅这篇文章写的批语。（四）是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修改这篇文章后写的批语。


　　〔３〕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４〕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５〕　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六五年一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６〕　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三卷第９５２—

　　１００３页。

　　〔７〕　指周恩来。

　　〔８〕　经仔细查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其中有几处提到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早披露的一些情况，说明它应当完成于这次会议之后。

　　〔９〕　弼时，即任弼时，少奇，即刘少奇，当时他们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０〕　应是中央档案馆。

　　〔１１〕　希特勒，德国法西斯首领。]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1941年）

　 　

　　一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二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１〕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2〕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三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四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3〕,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4〕,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5〕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6〕。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五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7〕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指一九三一年九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2〕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3〕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４１页）。

　 　

　　〔4〕指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

　 　

　　〔5〕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６—１９页）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一节《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５４页）。

　 　

　　〔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０２页）。

　 　

　　〔7〕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