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地主的儿子当支书 老支书的儿子坐牢房

去年夏天，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宋家庄，那是我三十二年前高中毕业后下乡的地方。

虽然在一年半以后，我就参军离开了那里，但是村里的干部和群众对我们的那种热情关怀和情谊，使我永远也不敢忘记他们。开始的那些年，经常还能去看望他们，体味和享受着那浓浓的乡情，那是用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后来，因故去了很远的广东，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回来过，心里面觉得总好象欠了他们一些什么东西似的。

这一次，我在那里住了三天，和许许多多的旧相识都进行了促膝相谈。因为，我很想从他们的嘴里知道，这些年村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的生存状况和思想愿望是什么？他们对这几十年来的社会变化形势是怎么看的等等。

我之所以这么详细的询问，第一个原因，是我一直都非常关注他们现在的生活情况，希望这些勤劳善良的乡亲们能过的平安幸福，真的象荧屏里面表演的那样“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想写一个文学作品，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在农村。我不能和现在的一些编剧们那样，坐在屋子里闭着眼睛瞎写，写完了播放出来以后，因为半点也不符合农村现在的实际情况，而让老百姓乱骂。所以，就一直在那里住了三天，和几十个农民单独谈了话，大概了解了农民们现在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愿望。我的内心大受震撼，彻底改变了我原来的美好憧憬和丰富想象。

历史前进了，社会前进了，村里也有十几家有本事的人盖起了楼房，但是整个生活状态却并没有什么改变，有的人的生活甚至还倒退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则更是大大的倒退了。望着那一张张拗黑的脸，我竟然有回到封建社会状态的一种怪怪的感觉。

如果要把我所有了解的情况都写出来，恐怕要写很长的篇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治时机也不太成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和沉淀。现在，我就把那个题目上说的那两件事情说一下吧。

先说支书的孩子进了监牢这件事吧。到了那里，我先住在了下乡时就是好朋友春民的家里，吃过晚饭以后，我们便开始聊起来村里的事情。我第一个首先就是问老支书现在的情况。

老支书是个很和善的身材矮小的老头，那时候，他四十多岁，却长得好象五十多岁一样。他的身材非常瘦小，因为他从小家里就很穷，整天在外面流浪要饭，整天吃糠咽菜的，缺乏营养，是真正的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这也是他紧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主要原因。当时，他领导的那个村是县里赫赫有名的模范村，还是县委书记的蹲点村。

他还是县委委员，他们村的模范可不象如今有的典型，是用钱“培养”出来的，他全是凭自己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和不怕出力流汗干出来的。

听春民说他已经去世了，我的心里猛地一沉。虽然，我知道人终究都是要死的，是一种普遍的自然规律。但由于心里一直还保存着对他的美好印象的回忆，所以鼻子变得酸酸起来。

我又问起他的家人。在我的印象里，除了他的老婆以外，他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那个时候，他们都还小，女儿就是十二三岁的样子，儿子更小，五六岁的样子。

春民告诉我：他的老婆还在，女儿早就出嫁了，儿子则在省里的大牢里面。

我听了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

春民说：由于老支书为人正直，到临死前也没给他的儿子安排一个什么工作。支书的老婆是个很老实的家庭妇女，什么也弄不懂。这个孩子就只好一个人到外面去打工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成了一个盗窃团伙的成员，前几年，事发被抓起来判了十五年，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呢？

我又问：那他老婆怎么生活呢？他说她自己一个人过，村里头已经给她办了低保，女儿也经常回来看看她，给她买点吃的东西。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就象倒了五味瓶一样，什么味道都有。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老支书勤勤恳恳为大家辛苦操劳了一辈子，最后的结局竟然会是这样？我沉默起来，那天晚很久很久都没有睡着。

第二天，我第二天在村里的商店里买了一些水果之类，让春民带着我去她家里看看。

还是那个地方，还是那两间旧房子。老支书的老婆正坐在门前晒太阳，花白的头发使她好象已经变得很老很老了，其实她才七十岁。由于她的眼睛不太好，记性也很差，跟她说了好大一会儿的话，她到最终也不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又坐了一会儿，我怏怏地离开了那里。

她也没有站起身，仍然呆呆地在那里面无表情地坐着。

走到门口回过头，又看了看她哪个样子，我心里一阵酸楚，眼睛也湿润了：用风烛残年、气息奄奄来形容此时的她，那是再也恰当不过了。

新任的支书叫三囤，他家里原来的成份是地主。我过去下乡时就和他认识，他比我大十岁左右。

在我的脑海里，我对他的印象还算不错。我们到他们村下乡的时候已经是七五年，在老百姓的心里面，到了六九年，文化大革命就算结束了。

因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一场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大革命，在农村早就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城市里的人们所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农村人的印象里也就是三年。贫农和地主的经济待遇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不象现在有钱人和穷人分得那么泾渭分明，站在一起时，一看就知道谁是大款谁是农民工。

那时，我们知青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时，和他们有些成份高的人也是经常的说笑打闹。我那个时候就想，其实，这人并不是全部应该按照成份和出身来区分好人坏人的。实事求是的说：有的人虽然出身贫穷，也有品行不好的，有一些出身地主的人也是很善良的。

几十年来，我的亲身经历更加证明了我那时的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一个人都能以这样的世界观对待在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他肯定是一个胸襟开阔无忧无虑的人。而且，他的每日每时都会过得轻松愉快的。

于是，第二天，我准备去他家里找三囤，和他谈论一下，了解一下他对现代社会上各种事情的看法，因为他特殊的身份，他的话也许会有更特殊和更深刻的意义。

他父亲其实是个富农，不过农村人分不太清楚什么地主富农的，也称他家为地主。那时，反正也不是和现在一样按所定的级别发工资，称呼什么都一样。

他的父亲的相貌长得很消瘦，象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不象我们在电影里的那些肥头大耳，满脸横肉、一双闪烁着凶恨光芒的小眼睛的那种类型。他脸上的表情总是很和善的，而三囤的模样就酷似他父亲。

我是一个人去的。

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到任何地方去时喜欢跟一个人单独交谈，两个人无拘无束，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次交谈就可以完成自己预想的任务。如果是三个人，就要顾虑多多，浪费时间不说，还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正好，在半路上就碰到了他。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并兴致勃勃地领我到他的家里去坐。

我想他那么高兴地领我去他家不只是多年不见的原因，还有向我显摆和炫耀自己当了支书的意思。我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属于正常。

跟着他走了一会儿，就来了一个有着两层楼房的宽敞的院子里。

他把我让领到了他的屋里，我们便走进他整洁干净的房间里，坐在舒适松软的沙发开始聊了起来。

我们谈论着这些年村里的变化，他们家里的变化，以及他自己的生活历程。他的家里也是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已经出嫁，生活得很幸福，儿子在天津一家什么外国销售公司当代理，收入很高。他在说着这些话时，脸上洋溢着无比兴奋和非常幸福的神情。

此时，我的脑海里却不合适宜地浮现出老支书老婆那憔悴的面容。尽管我知道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

接下来，便聊到了他是怎样当上支书的问题上。

老支书是二十多年前去世的。去世后，当时的村长德明接了老支书的班，那时，上面来了精神：说是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要找一个成份高的进入村里的班子。他当时是生产队副队长，比较吃苦能干，群众基础好，便被结合进了班子。后来，村长得病死了，他便又接任了村长。前年改选，由于德明得罪人太多，被大家给选掉了。他便被转成了正的。

我听了有些放心，估计他的这所院子和房子都是靠辛苦挣来的。

谈到过去的生产队时，他说，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平稳的，就是不让人说话。我明白他的意思：因为社会的原因，他们家过去一定是比较受压抑的。现在他当了支书，心中肯定觉得解气得多。

我听春民说过：他其实并没有什么能耐，村里的工作他有点儿领不住，许多工作都开展不起来。他当支书也就是为了让村里的人们看看：过去我受了压，并不能说我们不行，现在我不是当村长了吗？他主要是为了解气。不过，他还是尽了一些力气给村里办了一些好事的。他的胆子不大，吃点儿喝点儿属于正常，估计他不会有大的胡来。

我在和他的谈话中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儿，他为自己能够当上这个支书是颇为自豪的。

最后，在谈到老支书的时候，他的自豪感更加强烈，他傲然地说：“这人啊！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他那个时候当支书不是很厉害吗？现在怎么样？他的儿子进了监狱，我的儿子靠自己本事考上了大学，又进了外国公司。我也当上了支书，不行怎么样也是不行。”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没本事的人就是没本事，他老支书这运道不又转回贫穷里去了吗？

我听了很不以为然，就以一个朋友的口气对他说，过去不管怎么样，那都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早成的。你现在应该对他们予以必要的照顾，人到难处是最需要别来帮助的。你现在是一把手了，不要计较过去的那些事情了。

他听了也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心其实还是属于比较善良的那种，只是想起过去他爹挨斗的情景时，还是有一点耿耿于怀的。

我觉得该说的话说完了，便起身告辞。他诚恳的留我吃饭，我笑着拒绝了他。

他把我送到他的大门外。

在回去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心中升起一股淡淡的悲哀：我们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就是为了让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不是为了让一少部分人欺负和压迫另外一大部分人。对于那些能力弱的人要进行适当的帮助，对于那些对革命有过功劳的老贫农、老党员、老模范都要予以必要的照顾。不然还叫什么中国共产党啊！

另外，在当今的农村中，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只是不知道中央领导知不知道农村里的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能想个什么办法给他们汇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