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五四’”是一个历史的骗局

《中华魂》2010年第9期

“两个‘五四’”是一个历史的骗局

凌霄云

2010-09-10

来信

尊敬的《中华魂》编辑部同志：

　　你们好！
　　不久前，我读到姜弘先生的《百年启蒙，两个“五四”》（见《书屋》2010年第6期，附上复印件）一文，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该文以读海峡两岸学者殷海光、顾准著作所想到的名义，来吐露自己的心声。他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从根本上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由于中国文化的落后造成了不适当和不健康的反应，也就是说，近代以来中国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都是基于这种落后文化的不适当和不健康的反应，从而把中国导入了歧途；认为毛泽东和胡适对五四运动的两种不同评价，前者代表了历史上对西方入侵所作出的病态的反应，主张激进的暴力革命，即这位作者所说的政治革命；后者则是代表了接纳、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是对内的和平改革，标举的是民主与科学，这位作者称颂曰：“这不就是改革开放吗？”更有甚者，他利用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居心叵测地提出：“中国怎么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他给出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搞政治革命、激进的暴力革命的必然结果。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否定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我作为一名中学青年教师，十分担忧这种文章公然刊登在旨在引导人们读书的刊物上，对年轻学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急切希望得到前辈学者的指点。
　　顺祝
编安！

读者  江   影

复信

江影同志：你好！

　　《中华魂》编辑部将你的来信和复印件转给我，希望我就姜弘先生的《百年启蒙，两个“五四”》（以下简称《姜文》）这篇文章谈点看法。同青年朋友交流，这是我很愿意做的。《姜文》读后，和你很有同感。你对这篇文章提出的种种荒谬观点所作的归纳，反映了《姜文》的要害，是很正确的。这确是关系到近代中国历史和社会走向的基本问题，如果这些基本问题都能够被歪曲、被颠倒到如此地步，那么中国人民百年奋斗的历史就要改写了，现实的社会制度也要另当别论了。正像你所担忧的，一本引导读者特别是青年人读书的刊物热衷于兜售这类货色，后果是严重的。作为年长的史学工作者，我们是有责任加以澄清的。下面我愿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供你参考。

所谓“文化冲突论”是为
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理论

　　近些年来，一些追赶时髦的学者，热衷于用所谓“文化冲突论”、“文明冲突论”一类的提法，来说明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的“进步性”。应当说，人类的文化包括东西方文化，需要互相交流、吸收和融通，这样，文化才能得到进步和发展；但是，把文化作为历史演变的根本原因，则是本末倒置，是地地道道的唯心史观。这些人不是从经济根源上来认识和揭露资本—帝国主义对外掠夺的本性，不顾数百年来殖民主义者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掠夺、屠杀和毁灭的悲惨的历史事实，而一味地颂扬他们带来的是先进的文化、西方的文明，要求人们对此只能欢迎不能抗拒，只能接纳不能拒绝。他们要人们对西方文明顶礼膜拜，感激涕零；任何反抗、斗争都是愚昧的，都是用落后的文化抵抗先进的文化。《姜文》在这方面比起它的前辈走得更远了。它借助别人的话加以发挥，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中国之所以屡屡挫败，是因为对这种挑战所作出的反应不适当和不健康”，而所以有这种反应，是“中国文化的落后造成的”，“妨碍了中国的进步”。此人颇有创造性地把近代中国历次反侵略斗争称之为“病态反应”。那么，究竟应当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知道，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正常发展的进程，使之日益陷入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深渊，成为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一个重要根源，因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一大历史课题。但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是的，西方入侵者是一个两面人，在他们用大炮轰塌了古老中国的围墙，随之而来的是残杀、掠夺和无穷无尽的灾难；但同时伴随牧师的祷告声和种种的和平福音，又输入了诸如进化论、天赋人权说一类的新思想。对这样一个两面人，魔鬼式的西方强盗，中国人经历了或是单纯排外或是抱有幻想这样感性认识的阶段，也正是在这样的错误中，一些聪明的中国人学会了把西方这一文明与强盗的两面人加以区别对待，企求从西方的文明中吸取振兴中国的养料，用以遏制西方强盗的入侵。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才获得了对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懂得了把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加以区别，克服了单纯排外的倾向；懂得了把帝国主义的本质和现象加以区别，既不怕威胁，又不抱幻想；懂得了把反对帝国主义政策和学习外国加以区别；等等。正是这些理性的认识指导了胜利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得中华民族赢得了独立。谁能想到，在我国获得民族独立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却出现了一些做惯了奴才或欲做奴才而不得的人，如丧考妣似地怨恨历史得罪了洋大人，用落后的文化抵抗先进的文化，才落得在他们看来如此这般的结果。在21世纪的中国，却有人要求扫除掉中国人民通过百年斗争获得的对帝国主义的理性认识，投入到西方的怀抱中去，你说怪也不怪？
　　在这些人看来，只要对西方入侵者不抱拒绝和抵抗的态度，殖民主义者带给落后国家人民的就一定是无限美好的曙光。果真如此吗？从世界历史来看，事实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19页）这就是殖民地人民为欧洲资本主义的曙光所付出的一切。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还记录了这样血腥的事实：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对印第安人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连小孩、老人、妇女和产妇都不放过。他们公然悬赏杀人。北美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当局在1703年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奖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新的赏格，每俘获一个男子赏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赏5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头盖皮赏50镑。另据巴西1995年全国主教委员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在殖民统治的第一个世纪中，印第安人由8000万人锐减到1000万人。例如海地在1493年被西班牙占领时有5万印第安人，仅半个世纪就全部被灭绝了。而英国殖民者在北美洲的殖民扩张中，用屠杀、焚烧、传播瘟疫等灭绝人性的手段，使成百上千的土著部落被毁灭，大片土地荒无人烟，于是这里就成为他们新的牧羊场和种植园。这一切，大体上都是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此间人民所受的灾难并没有因此而减少，殖民者带来的先进文化和文明的曙光又在哪里呢？非洲在殖民统治期间，仅死于黑奴贸易中的人数就达1亿以上，远远超出中国在历次反侵略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这里需要指出，如果不对西方入侵者进行英勇不屈的反抗斗争，而用所谓文化的冲突来掩盖资本—帝国主义掠夺的本质，那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就会永生永世被奴役、被宰割、被毁灭。
　　现在，《姜文》开出的济世良方就是：“从文化冲突的大视野中考察百年来内忧外患的深层原因及其疗救之道，自然更加注重自强、内省——启蒙。”此文用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难以容忍的恶毒的语言来咒骂近代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所谓“蒙昧野蛮的非理性的民气巫术”，“带有邪教性质的疯狂迷信”，等等。在他看来，一切反抗斗争都是不“从文化冲突的大视野中考察”的“非理性的病态反应”。这就十分清楚了，这种所谓的“疗救之道”，就是举起双手欢迎西方的先进文化来自强、内省，放弃一切被认为非理性的反抗斗争。这种妙论并非《姜文》独创，历史上的李鸿章们就主张对外妥协退让而不能反抗，但历史上的李鸿章似乎比现代的李鸿章还要强一点，他说：“查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恃。”如果在学其所长之前就反抗，必然是“即暂胜必终败”。这种为妥协退让寻找借口，是不足为训的，但现代的李鸿章则更跨前了一步，完全拜倒在西方文化的石榴裙下。近代中国历史证明，只有对西方入侵者进行强有力的、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才能有效地遏制西方列强的侵略野心，挽救国家于危亡。虽然由于主客观的种种原因，这种反抗斗争曾经屡遭失败，但中国人民也正是通过这种失败逐步地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起来。八国联军入侵时，就预定了瓜分中国的企图，德国皇帝曾命令德军扩大在山东的占领区，以作瓜分中国“我们应得之部”。中国战败后，他们就叫嚣瓜分中国，但一些侵略者为中国人民包括被《姜文》恶毒咒骂的义和团表现出来的民气所震慑，表示反对。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说；“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落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指义和团）中见之。”“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英国的赫德也说：“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从利害得失的简单道理来考虑，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应予以谴责。”看来，像《姜文》作者这样对内有极大勇气咒骂中国人的反抗斗争，对外却患极度软骨病的中国人，确实需要瓦德西、赫德这样的侵略者来教育了。

重弹“救亡压倒启蒙”的老调

　　《姜文》是以所谓两个“五四”来破题的。所谓两个“五四”，按他的说法，就是指毛泽东和胡适对五四运动的不同评价而出现的事态。他说，胡适只承认《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认为后来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对这整个文化运动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了一个政治运动。毛泽东则相反，只承认1919年5月4日及其以后的政治性群众运动，根本否定那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作者认为，这极不相同的两种“五四”观，代表了两种极不相同的社会思潮：一个是政治革命，一个是思想启蒙；前者是用暴力反对内外敌人，后者是对内的和平改革。他同样借助别人的话，来否定激进的暴力革命，主张渐进的改革，竟称“革命是社会病态发展的产品”，“暴力革命成功后所建立的，必然是专制政权”，由此哀叹近代的启蒙遭到“夭折”。这种了无新意的说教，不过是重复近些年来一些人鼓吹“告别革命”的老调：救亡压倒启蒙，革命不如改良，改良必获新生，革命必然失败，等等。对于这种论调。《中华魂》杂志发表过不少批驳文章，讲了许多道理，可以供你参考。在这里，我只想就《姜文》在这方面的一些手段谈点看法。
　　《姜文》不惜用诬蔑、捏造的办法，把政治和文化、救亡和启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从而宣扬他的一套错误主张。他竟然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根本否定那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这完全是不顾事实。近现代史常识告诉我们，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前期和后期的区分，前期是属于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在思想启蒙中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的文章主要是为了阐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就在这一篇文章中，也同样肯定了早期的新文化运动，他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又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6、698页）这难道不是对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和作用的肯定吗？从这里怎么会读出毛泽东“根本否定那以前的新文化运动”呢？这种“有中生无”同“无中生有”一样，都是很不老实的学风。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在五四以后革命洪流的发展中，陈独秀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直接参加革命的道路，而胡适之流则向右走上了反对革命的道路。对于胡适竟然把五四运动看作是“历史性的政治干扰”这种反历史的说法，《姜文》不但不置一词，反而赞赏不已，可见这位作者的是非、爱憎是何等的鲜明！只不过这种鲜明的是非、爱憎是完全站到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再有，《姜文》还不厌其烦地引用一些历史人物的启蒙主张，拿来作为反对革命的依据。这同样是对历史的歪曲。在近代中国，启蒙和革命是密不可分的，互相联结在一起的。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是极端腐朽、残暴的，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卖国求荣，对内残暴镇压人民，拒绝任何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改良，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革命的道路才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要革命，要救亡，当然需要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启蒙，启迪他们的觉悟。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都懂得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也懂得启蒙和救亡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严复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者，而他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喊出“救亡”口号的人；他虽然不是实行家，但看到了“东方变局不出数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运动，难道不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吗？难道不是通过彻底的土地改革运动，启迪了亿万农民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吗？那种把启蒙和救亡对立起来，制造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谬说，说到底是为了反对人民革命运动。胡适制造所谓的“政治干扰”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他的所谓“启蒙”的空谈也正是为了给蒋介石政权做修补工作。像《姜文》这样采用抬胡贬毛的恶劣做法，究竟是学术研究的进步还是可悲的历史倒退？这是不言自明的。
　　《姜文》为了否定革命，否定反侵略斗争，不惜用尽污秽之词。它不但引用境外学者的诬蔑之词，而且还说马克思也同样说过这样的话，似乎这样一来，人们就非相信不可了。其实，这不过是一个小儿科的骗局。马克思、恩格斯曾以极大的热忱关注东方民族的觉醒，他们认为，在西方商品的冲击下，中国将有力量自己起来变革。早在1850年，当英国刚刚轰开中国的大门不久，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在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4—265页）当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恩格斯同样热情赞扬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说：“中国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也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1—22页）他还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于一切东方民族。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材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86页）他们虽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估计得过于乐观，但在这里充分表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高度赞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断定中国不会像印度一样，成为外国的殖民地。这是多么正确的评价！难道能从这里找到他们对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轻蔑吗？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姜文》以百年启蒙，两个“五四”为题，就是要达到作者说教目的的一个理论陷阱。所谓两个“五四”，一个是指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对五四传统继承和发展的近代中国社会正确的走向，一个是早期新文化运动所表示的旧民主主义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这就是所谓“百年启蒙”所要求的方向。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歪曲。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五四及其对社会的导向只有一个，这就是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转折，这个转折不但继承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而且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涵：民主由原来对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的追求，转变到人民的民主和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相联系的发展方向；科学也由原来单纯的自然科学和科学方法，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这样就使“民主与科学”口号真正成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口号。这是胡适所惧怕承认的，但他毕竟是用否认的方式来拒绝五四的新方向。而现在这位作者却生造出所谓两个“五四”，来掩盖一个基本事实：五四以来存在的两种历史发展要求、两条不同道路的分歧和斗争。他把已被人民革命洪流所否定、所淘汰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重新打扮成五四的主流，缀上所谓“启蒙”、“民主与科学”一类的桂冠，欺世盗名，用以蒙骗那些对近代中国历史不甚了了的年轻人。这种理论的陷阱，历史的骗局，是应当予以揭穿的。应当说，这位作者对自己说教的现实目的是一点也不隐讳的，他一再告诉人们，胡适所代表的那个方向是无限美妙的，只可惜被革命粗暴地打断了。他活像一个旧世界的遗老遗少，怨叹“中国怎么会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不要小看此人，他不仅仅停留在怨叹上，而是要求改弦更张。他特别引用那位台湾学者在1949年说过的一句话：“他断言苏联如不改弦更张，日后必将解体”。《姜文》作者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应该给他打满分。如果这也算是预言的话，那么从苏俄诞生的一天起，从邱吉尔开始就不断有此类预言，那又该如何给他们打分呢？不去具体分析历史剧变的原因，而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来臆断历史，是十足的别有用心。问题还在于，这位作者还接着说，“十年后，他又这样推断中国未来的道路”。这就是说，中国如果不改弦更张，就会步苏联的后尘。他因此要求人们对这样的警告“要去正视、咀嚼、理解这一切，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进”，也就是说，要沿着胡适所指引的那条路走去，再也不要被革命“干扰”了。否定革命，就必然要否定革命发展的结果即现实的社会制度。这就是当下一些人鼓吹“告别革命”的实质所在。这确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警惕的。
　　我们之间的这次交流先到这里，希望对彼此都能有所帮助。

        顺祝
不断进步！

你的老年朋友 凌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