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之第二篇——跃进与破坏跃进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之第二篇——

跃进与破坏跃进　　

1956 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的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们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进一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历史己经证明：这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正是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1956 年，合作化被认为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合作化之后，1957 年夏天，毛第一次说明他的目标是将建立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环境，以此作为一个机会开始花很大力量谋求经济上的突破。如何分析这种努力，其现实需要与可能性如何，LSQ们的行为是否起破坏作用，怎样看待群众和群众运动，这些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为了讨论这些问题，首先应当了解合作化运动及其重要意义。

1合作化运动及其重要意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为批驳LSQ反对农业合作化而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指出：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注：一九五一年七月，LSQ背着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LSQ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九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十二月十五日，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这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在　1955 年7 月3　1 日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讲话]中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他直接要求各省的领导人，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省的领导人再一次显示党的机构的极高的组织能力。　　

毛泽东再次到北戴河，主要是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这部书的编辑情况，毛泽东自己说过：“我用十一天的功夫，关了门，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十一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快，所有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　1955年10月11日　。)从　九月十五日　开始编书，到二十五日写好序言、返回北京，正好是十一天。

毛泽东在按语中还提出了一些著名论点。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　，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中毛泽东就合作化的意义指出：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和农民还没有结成巩固的联盟。过去在土地改革基础上的工农联盟，正在动荡不定。土地改革的利益，农民已经不满足了，有的已经忘了；我们还没有给农民新的利益（新的利益就是社会主义），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不富裕，资产阶级还会找到岔子向我们进攻。　　

 几年之后，我们将看到新的情况：工人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更巩固的联盟。过去土地改革基础上的工农联盟是暂时的，不巩固的。不改变农村生产关系，就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农民就不能共同富裕起来，阶级就会向两级分化，穷的、富的都不会相信我们，工农联盟也就不能巩固。农村合作化以后，穷的变富，富的更富，农民就会相信我们。过了若干年以后，地主、富农也会相信我们。全体农民一年一年富裕起来了，商品粮食增加了，就会出现完全新的情况，资产阶级的咀也就堵起来了。　　

两个同盟，和农民的同盟是基本的，永久的；和资产阶级的同盟是暂时的。因为资产阶级是要被消灭的。将来无产阶级队伍中，要有几百万资产阶级里的人加入进来。但是，反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则是长期的。土地改革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它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家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它使农民分得了土地，使工人和农民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结成同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孤立，一九五零年三中全会曾经指出，没有完成土地改革，不能四面出击。土地改革完成之后，农民靠拢到我们这边，我们才能搞“三反”和“五反”。农业合作化以后，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最后巩固了工农联盟。这个新的工农联盟，将使资产阶级最后被孤立起来，使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有人说我们太没有良心了，我们说马克思主义者对资产阶级的良心是不多的，在这方面良心少一些才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了。我们要使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绝种，使资产阶级成为历史上的东西，这是很有意义的，是一件好事情。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是要消灭的，资本主义也是一定要消灭的。　　

在这个五年内，国内国外的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大的胜利，将要取得更大的胜利。过去几年，我们取得了四个方面的胜利：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镇压反革命；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这四个方面的胜利，都带有反资产阶级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以后还要给以粉碎性的打击。反对唯心论，要继续长期的搞，三个五年计划把唯心论彻底反下去，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队伍。今明两年，在一千一百万到一千二百万人中进行肃反。反革命分子看不见，但一查就查出来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公安部都查出了反革命分子。全国已经在二百二十万人中间查出了十一万个反革命分子，还有五万个重大嫌疑分子。搞反革命，要合乎规格标准，要搞真的。漏一点是难免的（如延安整风，漏了潘汉年、刘雪苇），但要少漏。在粮食问题上，我们打了一个大胜仗。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也打了胜仗。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对资产阶级展开了巨大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使它抬不起头，取得了主动，否则，我们被动。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杭州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序言。序言中说：“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写一篇。”“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加人合作社的农户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3、4页。）

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入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短短几个月，就达到并超过毛泽东所提出的基本完成合作化的指标。当时，毛泽东曾指出：有些同志脑子发热，报上不要再发表合作化的数字，要强调质量第一。因此，报上没有公布这个数字。到三月底，入社农户的比例已达将近百分之九十。四月底，中央批准按照三月底的数字发布新闻，宣布“全国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当代中国的农业合作制》(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378页。）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国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百分之八十七。原先计划十八年完成的目标，提前了十一年。　　

    关于合作化的性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日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合作化是由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由个体的制度过渡到集体的制度。个体生产，它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的地盘。资本主义发生在那个地方，而且经常发生着。合作化就把资本主义发生的地盘，发生的根据地去掉了。所以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　　

2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及跃进的形成　　

   1955 年11 月，毛泽东在天津同15个省委书记谈了他的关于农业发展的“11 条”．在这个会议上，" 11 条”又被改成了“17 条，1956 年l 月在北京，毛在同这些官员又谈了几次以后，将" 17 条，扩大到40 条”——这就是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的第一个草案。当时请技术专家小组和各民主党派成员讨论这草案，参加的总共有l000多人，人们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并得到采纳。随后，纲要的修改草案在　1 月23　 日被政治局正式通过。这个草案递交给最高国务会议的日期是　1 月25　 日。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讨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在　1956 年1 月2　5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说：“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 十二年农业纲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或《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全国农业发展上提出的重心是粮食和棉花——粮食：“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棉花：“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　　

《人民日报》社论  　1956-01-01　 《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中指出：这样，在工业、文教事业的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又多又快，才能赶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必须要好，要保证质量，反对不合规格的粗制滥造；必须要省，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以便用可以积累起来的财力来办好一切应该办而且可以办的事情。又多又快，是反对保守主义，又好又省，是反对潦草从事，盲目冒进，铺张浪费。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四条要求是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遵守这四条要求，我们就能按照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来进行全面规划。这样做法，我们就完全有可能，在工业建设和文教建设方面，也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这里一定会有困难，但这是应当办而且办得到的事情，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应当根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原则解决这些困难来提高发展速度，因此，这是稳步前进，而不是盲目冒进。　　

 1956.03.11《人民日报》社论【充分支持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中指出：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相继出现，党和国家提出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的号召以后，各地厂矿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一个新的工业生产高潮正在形成中。…作出先进而可靠的计划，还只是事情的开始，更重要的是要把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组织起来，坚持下去，使之成为强大的、持久的生产运动，以保证先进计划的实现。这就必须迅速根据企业的计划，订立集体合同，开展厂内和厂际的社会主义竞赛，并采取各种有效的办法，鼓励竞赛热潮的继续高涨。…尤其重要的，是要注意防止在竞赛运动中容易发生的单纯追求数量不顾质量的偏差，必须使“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密切结合，必须在保证又好又省的条件下来达到又多又快，也就是说，必须在提高质量，节约原材料和资金的条件下，争取提前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6.04.30《人民日报》社论【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祝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开幕】中指出：由于去年冬季以来所掀起的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即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影响，和党中央关于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我国的工业和文教事业的指示，便在广大职工和知识分子当中，掀起了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先进生产者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的。　　

  1957.11.13《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指出：1956年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不论北方和南方，到处都有高额增产的先进事例。总计1956年全国有二十九个县、市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生产指标，即纲要中规定的1967年的生产指标。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两省就有七个千斤县。北方贫瘠地区的甘肃定西县在1956年增产的粮食达到了1953年的三倍。今年有更多的县、市达到或超过了农业纲要草案所规定的1967年的生产指标。如河北今年有三千一百零四个社达到了四百斤，有一百九十八个社达到了五百斤以上，有九十一个社达到了六百斤以上，有六十八个社达到了八百斤以上，有十一个社达到了千斤以上。　　

  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　　

  [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一九五七年十　一月二日　清晨离开北京飞往莫斯科, 此文发表时毛泽东不在北京，毛泽东后来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重看《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 毛泽东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的写信指出：重看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中指出：在整风运动的整个过程中，都应该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路线的方法，批判错误思想，划清是非界限，提高群众觉悟，克服工作缺点。这样，就将使我国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应该利用整风运动的伟大成就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以及其他一切有利条件，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一个胜利的开端。　　

  我们首先就必须彻底纠正那种落后于客观实际的思想状态，就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古人说要“乘长风破万里浪”,在我们的面前正是万里浪: 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成强大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先进的科学文化。　　

  显然，毛泽东读了元旦社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第二个五年计划）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发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惜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的前进。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　五　十米　　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那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毛自已评论南宁和随后的成都会议时说:我们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如果没有南宁会议，就不会形成这条总路线。　　

  以上简述了有关史实，这说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总路线和大跃进是逐步形成的，是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和历史要求的。　　

3为什么说LSQ们是在极左口号之中——采用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破坏大跃进的？　　

   1971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时指出：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LSQ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LSQ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　　

LSQ们的基本思想是：要搞另一个过渡，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剥削，不是限制它。就是要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LSQ们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　　

他们认为：“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　　

1967.04.06, 周恩来与国家计委群众组织代表的谈话说：一九五六年带头反冒进的是LSQ，还有陈云、薄一波，我也有责任。一九五八年南宁会议，我作了一个自我批评。薄一波就没有很好检讨。LSQ一点自我批评精神也没有，陈云没有自我批评，最后只好由我兜起来，一九五六年第一篇社论是胡乔木起草的，LSQ同意的送给主席看，主席没有看，LSQ就拿来发表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九五六年六月以后宣传反冒进的情况如何，要检查一下。检查那时的评论与消息。　六月二十日　社论有原则性错误。说什么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当时反右不到半年，这篇社论就以为反右成绩很大，估高了，是不对的。不能说这社论一点马克思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　党里有　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者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两句，不引全段话，这不对。像秦琼卖马，减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中指出：缺点现在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毛主席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注：毛泽东在这段话之后，根着的是：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我们对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要把它片面化、绝对化，这样才不会走到急躁冒进。　　

  反冒进要反掉的第一项就是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反“冒进”要反掉的第一项就是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就是反掉指标：400,500,800斤。  　　

  毛泽东批评了他们之后，他们则采用高指标予以对抗，如果仅仅没有经验的话，在出现偏差后会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事实正相反，他们自己推高指标后，造成问题，而以此为借口反毛，鼓吹单干风、黑暗风，要回到新民主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就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确是一伙在极左口号之中——采用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破坏大跃进的阴谋家。其中一位就是当今反毛的干将李锐。李锐两面三刀、毫无操守、反复无常、投机钻营，在其丑恶嘴脸被毛主席和我党识破后，对毛主席和我党产生了极端仇视的心理。现在，他认为向党进攻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便赤裸裸地竖起反共反毛主席的黑旗，对我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极尽造谣、诬蔑、谩骂之能事。正是这个李锐，他是推高五八年钢铁指标的主要推手。他在卢山会议实录一书中自供：关于1070 万吨钢的问题，我谈到去年6 月“主席找我去谈问题，问到钢的情况，我说钢不够用。主席说，既然不够用，今年钢能不能翻一番呢？　　

　　第二天遇见王鹤寿同志，把主席意见转告…”。　　

　　下面是王鹤寿的插话，也刊在《简报》上。这是一段重要史料：“有这么回事。开始我们计划1958 年搞800 万吨。后来，我们看到各省很积极，各省干起来啦，感到有办法，就是搞小土群，认为搞土铁没有问题，能上得去。铁上去了，炼钢搞小转炉。所以，后来主席问我时，我说，行，上得去。因为我当时确实认为能够上得去。这个事情由我负责。　　

　　我还找到林铁同志说，华东能搞600 万吨，你华北条件好，更应多搞点。　　

　　我确是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故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这事主要是我们缺乏经验，对问题估计不足，反映情况有片面性，应由我们负责。”　　

　　30 日晚上，反复考虑之后，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下面这封信。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　　

　　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他的相信。现在回忆，仍觉得是终生恨事。”　　

    这一段话说明：钢指标提高是由李锐出钢不够用这一议题引起的，主席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的，而李锐自作主张向王鹤寿作了转告，王认为能够上得去。主席说试试看，王就发命令了。毛泽东死后，李锐则大骂毛泽东，正好证明李锐是赫鲁绕夫似的人物。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时说：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摘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的粮食生产，比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上增产不多，只增产××斤。今年一千一百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时说：钢铁翻一番的问题。是在游泳池里和王××同志吹的。我说试试看，他就发命令了。]　　

4LSQ们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实例　　

4.1LSQ: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消灭城乡间的差别。过渡到共产主义　　

    LSQ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　1958年10月8日　):过渡到共产主义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而是逐渐实现的。“共产主义”这个字不能随便用。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来说是高级阶段。　　

    我们想，开始从粮食起各取所需，其次是衣服，然后再及其他。过几年，糖每年生产七百万吨或一千万吨，那时糖也可以各取所需了。明年预计养七亿头猪，每人平均一头多，那就可以各取所需了。　　

    粮食明年计划达到每人平均1,500一2,000斤。如果达到8,000斤，就超过了美国。美国每人平均1，900斤。这样就吃不完了，猪也吃不完了。在这个基础上，粮食和猪都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棉花和油料也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现在正在讨论明年城市是否可以实行供给制的问题。粮食供给制今年年底在乡村实行，明年年底可以在城市实行。　　

    粮食和肉都够吃了，并且实行了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就可以大大缩短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六小时工作制，甚至四小时工作制。　　

    我们想，实行六小时工作时，所有的工人都要去学习。除了六小时工作以外，剩下的时间不能都用去跳舞和进电影院吆，要学习。　　

    我们中央决定在十五年内普及大学教育。没有大学教育，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在工人中正在推行多面手运动，一个人不限于一种技术。农民去工厂，掌握工业技术，工人去农村，学种地。加快消灭社会劳动分工的区别。使劳动者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逐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我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农村盖几千个大工厂，每个县办两三个，使农民入工厂，消灭城乡间的差别。　　

    这些差别消灭下去，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产品很丰富，那时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了。　　

4.2LSQ：两三年以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LSQ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　1958年10月8日　)：运动中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要向群众说清楚就可以了。个别地方，有的杀了猪、鸡，怕归公社，经过解释也就纠正了。一些具体问题，譬如自留地等如何处理，现在各地都在讨论，一致决定取消。牲畜、山林的处理问题，也在讨论，各地的具体办法不同。鸡、猪有的地方还让社员养，但只是少量的，主要的是由公社来养。目的是进一步增加公有部分，缩小以致最后消灭私有部分。　　

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我们想，这样做两三年以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4.3国家基层政权在开始消亡

   LSQ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　1958年10月8日　)：国家基层政权在开始消亡，但没有完全消亡。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还要镇压，然而事情不多了。公社要分出一部分人监视坏分子。公社和县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工作，阶级斗争只是一部分工作。国外的阶级斗争由国家来搞。民兵主要是对付外国帝国主义的，对付地主是次要的。

4.4LSQ：农民常是带动工人，农业带动工业，乡村带动城市。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农民大部分觉悟很高。这是党几十年在他们当中工作的结果，党依靠了他们，他们相信党。他们一穷二白，看到了前途。“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将来的幸福。很奇怪，在中国，农民常是带动工人，农业带动工业，乡村带动城市。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4.5口红式共产主义　　

   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许多人只记得一条，物质。一九五八年9月LSQ到河南视察，他用他的所谓过渡到共产主义五个条件，来代替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所规定的五个条件。　9月24日　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他提出了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按：在这之前，LSQ把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放在第—条，说它是“共产主义萌芽，现在放在第二条，把它当作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之一了。——笔者注）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分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按：这条很要紧，现在报纸上只登一句话作提纲，到19日，LSQ视察江苏时就具体阐述了。——笔者注）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制度，要比较稳妥的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五个条件,LSQ主要讲的是物质条件。他回避了消灭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对内无产阶级专政职能消失的任务。这样一种唯物质决定的观点后来在九评中被称为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

     象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共产主义一个调子，有人也更为明显地唱起了口红式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11月4日晚　, XXX向遵义地委负责同志说：“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吗？不知道吧？啊呀！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将来都是两万五千人的居民点。北京、贵阳有的，你们这儿也有。什么电视机啦、冰箱啦，每家都有。至于高跟皮鞋、口红，旗袍之类的，更不在话下了。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讲到这里，环顾周围，听众仍默不作声。他把话题一转，“你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大家一时不敢回答，他就接着说：“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其次要数做饭要紧了。将来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将来高根鞋、胭脂、口红也可以用，电视、运动场都要有。办食堂，现在是办啥吃啥，可不可以个人有点机动？各个人口味不同，自己搞点咸菜，腌点腊肉，自己加一个菜，不可以吗？是生活越搞越单调，还是越搞越丰富？共产主义是把大家搞成一个口味，还是允许各人有各人的口味？穿衣服也一样，发钱自己买，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穿鞋也是一样，有的愿穿皮鞋，有的愿穿布鞋，还有愿穿草鞋的。该享受的应该享受。现在穷，问题还不大，富起来了就要求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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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LSQ们的穷过渡　　

  针对他们穷过渡的论调。（×××：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责问道：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4.7LSQ们的指标高得吓人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　2万公里　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　2万公里　，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11月22日　毛主席说，成都会议是五年　二万公里　，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　二万公里　，LSQ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
4.8LSQ们的调查: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LSQ们的调查
   [　1958年7月14日　—18日，LSQ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少奇同志参观了台前社，社干部向他汇报说：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5万斤，地瓜30万斤；宏伟社汇报说：籽棉亩产1．5万斤。少奇同志听了赞扬说：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　1958年8月4日　《人民日报》）
   LSQ们的中央办公厅的调查报告：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刘西瑞   《人民日报》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７日]　　

   1958年10月毛泽东组织调查,发现了他们的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毛泽东指出：陈伯达们把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这可能触犯“左”派。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　　

   毛主席问我们，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他自己回答：我看瞒产比虚报好。没有打那么多粮食，你硬是充胖子，虚报了产量，结果国家按报的产量征购，多购了过头粮，受害的是农民。瞒产少报，当然也不好，但我很同情。粮食丰收，干部要实报，农民想少报一点，无非想多留点，多吃点。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不得温饱，想多吃点不算犯罪。瞒产了粮食还在，虚报了没有粮食。虚夸危害很大。　　

   二个调查两种结论和看法，使人们看清了是哪些人头脑发昏!在毛泽东逝世后，那些大搞浮夸风的人，为浮夸风喝彩的人，竟把浮夸风说成大跃进，大跃进说成浮夸风，把矛头指向毛泽东！这岂不是戏弄历史，戏弄人民！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而决不是其他什么人！真理就是真理，撒谎的人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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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毛泽东撇开党的官僚机构的领导人，绕过了新国家的官僚机构，以战争年代的精神发动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双百运动对根深蒂固的官僚既得利益的特权和独立性构成了明显的威胁，特别是当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不警惕，不改正官僚主义作风，结果就可能形成一个特殊的阶层，脱离人民，甚至最终为人民所打倒。”［注：参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我们必须消灭官僚主义”时①。［注：参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7年2月27日　）。］这种威胁就更加明显。大跃进运动具有深刻的反官僚主义倾向，因而遭到官僚主义的强有力的反抗。

   大跃进期间LSQ们信口开河的大话比比皆是。联系到他们后来的复辟翻案的真面目，这正好说明他们确实在极左口号之中——通过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企图破坏大跃进。　　

   关于大跃进期间的状况，许兴全指出：据1964年统计，建国以后到1964年为止，在新建设的大中型企业项目中，属于1958年以后开工的，在许多重工业部门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在从1950年至1979年新增的生产能力中，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的，炼钢占36.2％，炼铁占32.7％，采煤占29.6％，机制纸占33.8％，棉纺锭占25.9％。[许兴全：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
尽管如此，党内分歧仍然由此而起。自从大跃进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仍然可以感受到大跃进是党内两条路线斗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起源。人们的许多争论仍然溯到那个决策及其过程中的党内斗争。
    关于这段历史，毛主席在一九六○年二月六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有一段话，是认识大跃进的纲，现摘录如下：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时。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同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一九五六年出现了一个跃进，工作中有一点毛病，于是有人就来一个反“冒进”，资产阶级右派抓住了这条辫子，说我们“全面冒进”，否定社会主义的成绩，举行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报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接着周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给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有力回击。同年九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林铁同志发言讲多快好省，在会议总结的时候，赞成他的发言，大家鼓掌欢迎，一致同意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十一月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论。这年冬季，全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群众运动，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鼓起来了。
　　一九五八年春先后在南宁、成都开会，把问题扯开了，批判反“冒进”，确定以后再不准反“冒进”，提出《工作办法六十条》，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搞不出总路线。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上正式通过总路线。同时会议还谈到，总路线虽然基本上已经形成，但是还不完备，还需要制定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各项具体政策；指出总路线还不巩固，还有一个认识过程，还有一些人怀疑。接着搞具体措施，首先是中央和地方分权，工业分权、财政分权、文教分权。北戴河会议提出钢的产量翻一番，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即西方所说的“后院炼钢”。同时开展人民公社化，以及金门打炮。结果惹翻了一些人，得罪了一些人，他们从心里不满意，要抓我们的辫子。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毛病，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几个月几乎吃掉了近一年的粮食；再加上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农民不愿意把猪调出来，自己杀了吃掉，把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弄得紧张起来，日用品有百分之几供应不上。一九五九年的钢产量指标，北戴河定为三千万吨，武昌会议降为二千万吨，上海会议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一九五九年六月再降为一千三百万吨。所有这些都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抓住。但是，他们在中央反“左”的时候，不提意见，不来反“左”。他们在两次郑州会议上不提，武昌会议、上海会议、北京会议不提，都不出来说话。经过上述会议，中央已经从方针路线上拨正了航向，反掉了当时的“左”倾，指标已经逐步落实了。反“左”必出右。等到形势发展已经到反右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他们却在庐山会议上出来“反左”。
　　这些说明，天下并不太平，总路线确实还不巩固。经过两次曲折，经过庐山会议，总路线现在比较巩固了，认识总路线正确的人愈来愈多了。但是，事不过三，还要准备来一次曲折。如果再来一次，就可以更加巩固起来。浙江省有一个材料，说有些公社现在又出现了一平二调的情况。全国都要查查，有没有同类消况，还可能再次出现“共产风”。
　　一九五六年出现反“冒进”那次曲折的时候，国际上发生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评斯大林，发生波匈事件，全世界反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这次曲折，国际上是全世界反华。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引起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反对。杜勒斯反对我们的大跃进，说我们搞奴隶劳动；反对我们的人民公社，说公社破坏了家庭。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怀疑。在亚洲，尼赫鲁制造中印边界事件，赫鲁晓夫站在尼赫鲁一边反华。印尼又出现排华运动。国际上的这种斗争还没有结束。同国内一样，在国际上也要准备可能再有曲折和斗争。
　　人类历史一百万年中，资产阶级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大跃进？我们的任务是要争取把跃进继续下去，要把全国人民的干劲长期保持下去。重要的问题，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一九五七年的斗争，一九五九年的斗争，都是整风反右，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对资产阶级的影响、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批判得愈彻底，就愈能使人民群众从它的威胁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乌拉尔地区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企业管理办法）之类的迷信。

   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希望在迅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同样迅速的速度实现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激剧变革，并在实际上以这种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正如大跃进的理论与实践所表明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发展中国的物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以及群众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确信，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组织与发展生产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两个同样重要的前提。　　

这充分证明，肯定大跃进的成绩、揭露那些破坏大跃进的人和事，分清是非,还是保护那些破坏大跃进的人与事，全盘否定大跃进并进而反毛，是中华人民人共和国建国至今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之一,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起源。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动乱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论点以动乱说来解释历史，是违反马列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应当看它对哪个阶级有利。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问题，毛泽东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将永放光芒，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任何污蔑毛泽东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毛泽东是代表无产阶级意志的，真理在毛泽东一边，人民在毛泽东一边，反对毛泽东的人们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一切加在毛泽东头上的不齿之词终将烟消云散，人民翻身之时，也就是毛泽东思想重新发扬光大之时。

   那些反毛和歪曲历史及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者们，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为其一劳永逸地建立他们梦想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而所造的誉论。人民群众应当起来，“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论“文化大革命”之历史必然，兼谈继续革命之极端重要性。人民群众应当为爭取自身的解放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

　　

201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