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还要感谢许宗衡什么？

人们还要感谢许宗衡什么？

“蝴蝶效应”是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提出来的。其大意为：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此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

自然界神奇的“蝴蝶效应”，能否在官场得到应验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我不妨引用几个例子。

2007年7月，中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曾总结了“陈氏六宗罪”，其中还有“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的指控。据称，陈良宇曾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其中两名成为了他的长期情妇，更有一人曾3次堕胎。可到了法庭上，却只以受贿、滥用职权而被起诉。陈良宇的“权色交易”没受到法律追究。

这可能开了“权色交易”不受法律追究的先例，由此产生的“蝴蝶效应”是，“性贪”不是罪，“性贪”不入罪，“性贪”不获罪，“性贪”被“生活小节”化。

2004年3月，创安徽50年反贪史之最的“安徽第一贪”陈西才，被法庭判处死缓。由此产生的“蝴蝶效应”是，一个个千万贪官均以“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赔赃款”等名义而获得“死缓”待遇，就连贪贿上亿元的贪官也概莫除外，如贪贿1亿元的王守业、贪贿2.6亿元的石雪、贪贿4亿元的黄松有，贪贿近2亿元的陈同海等，均获得死缓判决。

曾被称为“改革开放第一案”的王仲案，当属官场腐败“蝴蝶效应”的诱发者。他曾担任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的王仲，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王仲的不法行为在海丰县造成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后果：沿海猖獗一时的走私活动得不到有效制止，一批干部被腐蚀，一些党的基层组织瘫痪，一些缉私人员执法犯法、监守自盗。海丰县一时成为远近闻名的私货市场，甚至有人讥讽地将海丰喻为“远东的国际市场”。

1980年3月中旬，王仲的罪行败露，引起了时任中纪委书记陈云的极大关注，他也因此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尽管王仲被执行了死刑，并没有遏止住贪官腐败的步伐，不仅贪官越来越多，贪贿胃口也越来越大，从而引发了更大、更广泛的“蝴蝶效应”。不说远了，只最近3年，据最高检的通报，被追刑的贪官就达到6万多。而最近又爆出涉贪金额20亿元以上的超大贪官许宗衡。

那么，许宗衡案又会诱发啥样的“蝴蝶效应”呢？

我原以为，涉贪金额要达到10亿元者，从黄松有算起，可能需要3到5年的时间；再乐观一点，也应该不会短于8年。可许宗衡不仅一下子将这个时间提前了，而且将涉贪记录直接跨过10亿元大门，破了20亿元大关。

也许是深圳太有钱了，也许是深圳太有特色了，也许是深圳太有适合贪官成长的环境了，才让许宗衡创下如此惊世骇俗的贪绩。但我们再放眼整个官场，哪里不呈现腐败乱象啊？哪里没有横行霸道的贪官啊？因此，刷新许宗衡涉贪记录的贪官，不仅大有人在，也许现在就有。譬如说，象许宗衡一个副部级官员都能贪贿20亿，那许宗衡身后的“文强”，就绝对不是20亿这个数目，200亿也未必不可能。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钱，某些高官子弟咋能在国外买上亿美元的豪宅呢？

许宗衡案，一方面固然会诱发贪官更大腐败的“蝴蝶效应”；但同时也一定会诱发中央更严厉地惩治官场腐败的“蝴蝶效应”。我在《当人们瞪着许宗衡时，谁在笑？》一文中就曾经预测过，对于许宗衡案的“政治考量”，或许意味着惩治腐败的巨大风暴将在更大范围内掀起。

如果这个“蝴蝶效应”出现了，人们是不是应该感谢许宗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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