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纠结的宿命：中蒙关系的罗生门

与中国纠结的宿命
中蒙关系的罗生门

■  环球财经记者 薛晓明

漫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街头，你能看到“Made in China”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充斥着蒙古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民币通行于酒肆瓦弄之间，也能随处看到俄文、英文、日文、韩文的广告和招牌，但却绝看不到一个汉字

李安顺是一名普通的中国工人，家在安徽省郎溪县，来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打工已有些年头了，每天的工作是在中国公司承建的一栋名叫“香格里拉大厦”的大楼建筑工地里面看仓库。大楼的对面，便是熙来攘往的苏赫巴托广场，但他却从未涉足那里半步。因为“醉酒的蒙古人会找我们麻烦，轻则骂街，重则痛打。” 李安顺有些激动地对一位来自中国的记者说。
更加令老李刻骨铭心的事情，发生在2008年7月2日。因为蒙古民主党与几个小党对议会选举结果不满，党徒与民众在广场周围示威，随后演变成骚乱。蒙古人民革命党大楼被烧，警察开枪，当场打死4名示威者。
李安顺工作的香格里拉大厦恰好夹在苏赫巴托广场与人民革命党总部中间，而大厦偏偏又由中国人承建。于是那天有500多蒙古人将大楼团团围住，在大楼里面工作的中国劳工有100多人。最危险的时刻，骚乱者已经上到了第7层，中国工人则退到第13层，流血冲突一触即发。最终，是从全城调来精兵强将的保安公司救了他们。
这些中国工人再往后的生活，可以从实地采访的记者与李安顺的一段对话窥得一二：
“当跟我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我观察到，他的眼睛不停扫视对面人行道上的路人。
‘你看什么呢？’我问道。
‘得提防着点儿，随时都有可能有石头飞过来。’
‘有这么严重吗？’
‘上次，我们有一个工友就在这里被一个蒙古小青年袭击了。’李安顺说。”
中国人的位置
“想知道中国人在蒙古人的心里是什么位置吗?日本人在中国人心里是什么样，中国人在蒙古人心里就是什么样。”一位在蒙古生活了多年的华侨这样说。
而据蒙古华侨协会现任会长李有生透露，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蒙选手争夺射击金牌时，蒙古选手手枪出现问题，当地电视台主持人脱口而出，“是不是中国人搞的鬼?”这种表面的口无遮拦背后，有心人不难发现更深层次的动因。
蒙古媒体在进行与中国有关的报道时，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即便是做了一点关于中国的正面报道，不久也要再作对应的负面报道进行中和，由此可见其国内读者的社情民意。蒙古的政党同样如此，在议会选举中，反华往往成为选举的政治筹码。在一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这至少反映了当地民众的好恶。
中国在蒙企业是这种抵触情绪的最大受害者。山东正元公司相关负责人曾向《中国经济导报》记者提及，2003～2005年间，正元公司在苏赫巴托省开发金矿时，当地的环保警察与县长经常会来找麻烦。2006年在公司另外一个项目场地，地方环保警察让所有中国工人站成一排，在太阳底下站着，自己则坐到蒙古包里喝起酒来。“这是一种侮辱，但我们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其他的外资企业便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事实上在这种近乎于普遍敌意的背后，在中蒙两国关系当中，还存在着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乌兰巴托，除了在银行可以兑换人民币外，在所有的货币兑换点，都可以兑换人民币，且人民币的兑换量常常超过美元。
而在乌兰巴托的许多大小商店里，基本上可以直接用人民币购物。售货员见到中国人进入商店看某一种商品时，一般都会将其图格里克（蒙古货币单位）价格用计算器算出人民币价格，并直接收取人民币。在中国和蒙古国商人之间的商品交易中，特别是在两国个体商人之间的商品交易中，也大都用人民币结算。蒙古国部分国际性合作项目也有用人民币报价和结算的。从金融上看，蒙古已基本纳入“人民币区”。
从贸易上看，根据蒙古统计局的数字，2008年蒙中双边贸易总额为28.139亿美元，占蒙古对外贸易总额的45.72％。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蒙古的最大贸易伙伴国。相比之下，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2008年的统计数据，东亚另一地区大国日本在蒙古的进口贸易伙伴排名上以7.4%仅次于韩国的7.6%排名第4，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将近30%；在出口贸易伙伴排名上则榜上无名，而中国以惊人的70%高居榜首。
中国的巨大优势，使得一些蒙古国人担心“中国可能吞并弱小的蒙古经济”。蒙古政治组织“正义社会阵线”负责人贡布苏伦·阿尔斯兰说：“在我看来，这是蒙古是否能作为独立国家生存下去的问题。”他担心：“蒙古会不会变成中国的殖民地？” 
于是我们看到，2009年11月15日，蒙古国总理桑吉·巴亚尔访问天津，期间，天津市政府与蒙古国交通建筑城建部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天津滨海新区深化经贸合作备忘录》，同意双方将在天津滨海新区建设便捷的国际贸易合作平台。　　
除了在这次蒙古国与天津签署的备忘录中所暗示的，天津将作为蒙古资源的一个重要出海口之外，更早之前蒙古国也一直在中国东北谋求另两条出海口：
一条，是连接蒙古国东方省和中国辽宁省，以锦州港为出海口的巴（彦乌拉）新（邱）铁路；另一条是一项名为“东方大通道工程”的资源运输计划，在这一运输计划下，蒙古的资源将通过铁路从东部的乔巴山经中国的吉林省运至俄罗斯临海港口扎尔比诺，再通过海上运输将资源运至日本的秋田、舞鹤等地。　　
也就是说，现在至少有3条运输大动脉从蒙古国出发，在中国的沿海和边境城市找到出海（国）口，将其地下丰富的矿产资源运向海外。
而中国为这些矿产资源提供3条路，只不过赚赚过路费。
在另一方面，蒙古也在采取种种措施限制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并积极扩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来平衡中国对蒙古经济巨大的影响力。这些措施包括力邀日本合作开采其储量位居世界第15位的铀矿；与力拓公司合作开采距中国边境仅200公里左右、被称为“目前全世界储量最大的未开发金铜矿”蒙古国奥尤陶勒盖金铜矿，并将中铝(沪︰601600)排除在外等等。
针对蒙古政府的排挤政策，中铝等中国企业也不含糊，干脆直接入股受蒙方照顾的西方公司，“借壳挖矿”。
据《华尔街日报》2009年10月30日报道，中国投资公司计划出资7亿美元认购Iron Mining International Ltd公司可转换债券的消息，这家公司的总部在香港，但其主要业务是在蒙古国开采铁矿。
路透社则在同一天报道了中国铝业公司计划与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合资开采蒙古国奥尤陶勒盖铜金矿项目的消息。而英国《金融时报》在此前一日报道了中国投资公司计划出资5亿美元资助加拿大南戈壁能源公司(SouthGobi Energy Resources)在蒙古扩张的消息，这家加拿大煤矿公司在蒙古国南戈壁滩地区和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地区拥有矿山，其主要业务是开采蒙古国的电力煤并出售给中国用户。
蒙古之于中国近乎于本能的疏远和抗拒，既来源于历史，也来源现实，但从根本上说，则来源于大国地缘政治斗争的永恒“悲剧”。

大国政治的悲剧
1945年雅尔塔协定最终公布前，时任中国政府对苏谈判代表的蒋经国与斯大林的一番刀刀见骨的对话无比精妙地说明了蒙古国家诞生的由来——
“我（指蒋经国）开门见山地问他（指斯大林）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他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30年内，中国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因此）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作为中、苏两大国的战略缓冲地带，蒙古正式从中国独立了出来。这个所谓的缓冲地带缓解了中国对俄国的潜在战略压力，却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承受的战略压力。中蒙边界蒙古一侧的扎门乌德市，与北京的直线距离仅680公里。1966年，苏蒙结成军事同盟，百万苏军推进到扎门乌德；1973年苏军举行代号“东方73”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标是7天之内攻至北京城下。是的，只有680公里；是的，只要7天。
从蒙古国诞生的那一天起，蒙古的精英阶层就对本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地位心知肚明，要想维持蒙古的独立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向北方“一边倒”，甘心接受苏联的“保护”和“指导”。
在这种蒙古立国的国策指引下，蒙古文字被改成用斯拉夫西里尔字母拼写，原有的藏传佛教被整肃和清洗，蒙古国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包括怎么思考问题、看哪些电影、读哪些书、怎么谈恋爱、每天在餐桌上吃什么都被彻底地俄罗斯化；甚至是蒙古民族之父成吉思汗也被说成是“损害蒙古民族根本利益的罪魁祸首”而遭批判⋯⋯所有这一切，换来的只是在1945年以前的世界地图上从未正式出现过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从此被以不同的颜色与“中国”区隔开。

寻找“第三邻国”
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一夕之间，苏联瓦解。对于蒙古而言，靠得住的不敢靠，靠不住的也没法再靠，剩下的出路就是寻找中俄之外的“第三邻国”，来平衡中俄两大国对蒙古的影响力。
蒙古寻找第三邻国的重点，是放在美国和日本身上。
对美国来说，蒙古的价值在于它的战略地位，一旦控制了蒙古就等于在中俄两国之间打入了一个楔子，从而形成“北抑俄罗斯，南遏中国”的战略态势。
同时蒙古位居世界第15位的丰富铀矿资源，也惹得美国垂涎三尺。本文开头提到的2008年7月因蒙古国会选举引起的骚乱，据时年7月2日俄《真理报》发表的题为“西方在俄边境引发‘铀革命’”的评论文章透露，在蒙古选举还不为外界所关注时，美国媒体就表现出超高关注度，其原因在于美国能源价格过高，美国政府正寻找替代能源并首选核能，而“蒙古正是铀供应大国”。 文章举例说，6月24日蒙古选举前，美国《华尔街日报》就撰文说“执政党（前共产党）会失败，民主党会胜利”，并提到“蒙古是富含煤、铜、铀的资源大国，其铀矿据估计有130万吨。”
而对于蒙古来说，与美国结成某种战略关系，一方面可以从美国得到若干实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同中俄的左右逢源之间自抬身价、获得更多的筹码，同时也可以彰显自己的国际地位和独立主权国家的国际形象。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从1996年起，蒙美两国每年均举行代号“平衡魔术”的联合民防救灾演习。2000年，蒙古第一次派员参加美国主导的代号“集中－2000”的维和军事演习；同年，又派员参加“中亚维和营”演习。2003年开始，蒙美又开始举行代号“可汗探索”的年度例行联合军事演习，该演习突破了以往蒙美联合演习的民防与救援性质，且规模不断扩大，到2006年这一年度例行演习扩展为多国混合演习，参演国包括韩国、印度等中国周边主要国家；至2009年时，“可汗探索”演习的规模已经达到了近千人，其中蒙古军队600余人。
也就是从2001年开始，美国国防预算包括了一个新增部分：为蒙古边境巡逻部队提供200万美元的通信设备援助，占到了美国为整个亚洲提供军事援助资金的一半。
蒙古也投桃报李，参加了90年代以后美国组织的多次多国部队干涉行动，包括追随美军向科索沃、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派出驻军、参加维和和战斗任务等，为美国的帝国主义野心站台助威。
另外一个“第三邻国”便是日本。在日本看来，中俄地理上与日本接近，中俄任何一方强大都对日本产生威胁，为了不使中俄两国过强过大，或者抑制中俄间建立深层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必须对中俄进行战略性牵制，以维护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均势，而发展日蒙政治、军事关系可使日本获得一个对中俄两国施加影响的据点和观察哨，有利于日本在对中俄进行牵制方面获得主动权。另外，蒙古的丰富资源同样也让日本人垂涎已久。
日本在蒙古的布局，在苏联甫一解体便告展开。日本从1991年起已经连续15年成为蒙古最大的外援国。据统计日本平均每年对蒙援助1亿美元，其中3000万至3500万美元为无偿援助，另有约1000万美元为技术合作援助。在援助方式上，日本的援助往往能让蒙古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它的“恩惠”。20世纪 90年代中期，一夜间，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大街上破旧的公交车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画有日本国旗的崭新的日本大巴。很多蒙古老百姓交口称赞日本的公交车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近些年，日本又在改造乌兰巴托一些校舍，很多蒙古小学生从小就在日本援建的教室里读书，对日本抱有感激之情自然就不难理解了。 
在日本银弹攻势下，蒙日两国关系从政府到民间直线升温。而蒙语与日语同属阿尔泰语系，语法结构极为相似，日本又为蒙古留学生提供高额奖学金，吸引了大批蒙古留学生赴日留学，大大加深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密度和力度，而这种文化上的亲近感也促使两国民众间感情越走越近。2004年11月，日本驻蒙古大使馆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超过七成的蒙古人对日本有亲近感。
而前文曾提到过的蒙古拟开拓三条经由中国通往日本的交通运输线，就是蒙古对日本这种“亲近感”的某种回应。一旦这三条通道全部落实，蒙古的资源将在最大限度不受中国掣肘的情况下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而蒙古国、中国、日本之间，除了赤裸而简单的生意关系，更值得关心的，是据有控制蒙古国的资源出海口对中国有何等重要的战略价值，这样的地利优势本应是中国通过控制进出口渠道而控制蒙古国资源流向日本的最大砝码，但从目前蒙古国与日本试图在中国谋求3条资源运输线并均已付诸实施的现状来看，中国很可能背离这样的优势越来越远。

历史与现实、
梦想与利益的互相纠结
蒙古国对于中国的种种恐惧和猜忌，来源于其客观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造成的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只要现存主权国家体系依旧存在、现有国际力量格局保持不变，这种恐惧和猜忌就很难根本消除。
德国政治思想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在其名著《政治的概念》中断言：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都被一种不能简约的二元性结构格式化，具体到政治领域，关键的区别是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区别，那就是使政治不同于其他事物的东西。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本质上作为一种人类的集体政治行为，特别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敌我”二元结构的认知模式：生活在今天称为“法国”土地上的那群人，之所以认为自己是所谓“法国人”，是在英法百年战争的血雨腥风中被英国人的刀剑逼出来的；历史上，北美殖民地人民也是在长期与英国宗主国的斗争中才形成所谓 “他们是英国人”、“我们是美国人”的观念；而今天刺激蒙古国人形成“我们”VS“他们”这种经典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结构中的那个“他们”，在蒙古式“爱国主义教育”下，被潜移默化地定位成了中国人。
而就是这个被当作“他者”而成为蒙古立国心理基础的国家，恰恰是蒙古国家生存与发展永远也绕不开的对象。
就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受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煤炭、铜以及羊毛等资源价格全面下滑，蒙古国赖以为生的资源出口遇到极大困难，无奈之下蒙古国政府只得于2009年1月15日“要求”中国政府提供30亿美元贷款，以应对危机。紧接着到2009年3月，蒙古政府就出台了一项11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方才暂时度过了经济衰退、政府濒临破产的难关。
漫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街头，你能看到“Made in China”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充斥着蒙古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民币通行于酒肆瓦弄之间，也能随处看到俄文、英文、日文、韩文的广告和招牌，但却绝看不到一个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