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的重点不应是高考

据报道，这两天教育主管部门又在酝酿高考招生改革问题。这不是一个新话题，而是一个议论了很久、关注度很高、却始终没有解决也将无法真正解决的问题。对于高考问题，最近几年陆续出台了一些所谓的改革政策，但实际效果非常有限。依笔者之见，把教改的重点放在高考上，显然没有认识清楚中国今天教育的真问题。教改的重点不应是高考。

高考为什么要改革？综合社会各方面的意见，似乎有几个理由：一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使一部分有天份的学生，无法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深造。二是“一考定终生”，偶然性过大，使一部分本来还有潜力的学生，失去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三是因为高考的存在，造成了应试教育泛滥成灾，使大学无法招收到真正有培养前途的好学生，因而造成了中国大学无法培养出杰出人才，大师级的人才无法脱颖而出。

但是，上述几个理由其实都不成立。理由在于：

第一，随着大学扩招的推行，高中学生上大学的机会大大增加，因此，所谓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已不是今天的问题。如果说高中学生进入著名大学的学习机会有限，那么，无论怎么改变考试的办式，恐怕也无法让著名大学将所有高中学生招进学校予以培养。解决的办法，只能靠增加供应，使中国更多的大学成为具有实力的好大学。

第二，如果“一考定终生”偶然性过大，需要给高中生更多的机会参加考试，以便使每一个有潜力的学生都能够进入大学学习；那么，事实上存在的复读重考现象，足以保证真正有潜力的学生升入大学。假如某位有天份的高中生果然是因偶然失误而名落孙山，那么通过重考，他自己就能解决困扰他的问题。更何况，近年一些地方推出的“二次高考”制度，事实上真正有名望的大学极少参加招生。这表明，通过多次考试使每一个有潜力的学生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是多余之举。

第三，有不少教授学者近年来持一个论调，之所以不能造就出杰出人才，是因为应试教育过早地窒息了学生的创造力。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人们自然可以联想到，今天任职于大学、科研机构的大部分教授学者，其实都是当年高考选拔的人才。既然高考早已窒息了他们的创造力，那么，他们有关应试教育的言论，又有什么说服力呢？因为按照高考窒息了创造力的逻辑，今天的教授学者的意见并无什么真正的创造性，根本不值得重视，更不应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

因此，高考不是教改应当重视的问题。那么，真问题又是什么？

前不久，清华百年校庆，重点向社会宣传的教授是杨振宁等几位大“海归”，颇有以这批人物彰显清华一流大学实力之意。在此前听清华的校友说，今天如果不是毕业于“211”大学的学生，今后恐怕很难被清华录取为研究生（笔者本人当年就是一位靠自学进入清华学习的研究生）。照上述两类规矩办事，人们不难推想：其一，昔日清华延请叶企逊做理学院院长，似乎不如延请容闳更稳妥——毕竟容闳是第一个大海龟，比起30岁不到的叶企逊，当时似乎更有资格做清华理学院的院长。杨振宁固然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强求一位年近九旬的科学家在学术上有更多创造，不亦难乎？再者，昔日清华如果也持非“211”大学的学生不录的形式主义政策，那么，日后名满天下的华罗庚教授，恐怕也无缘与清华结缘，更别说被清华聘为研究员了。

诸如此类的问题，笔者以为清华处理得并不完全妥当。其他大学中，能够处理得更合理、更有见识的，似乎也并不多见（当然可能跟笔者孤陋寡闻有关）。如同把高考当成教改的重点类似，当今中国教育主管部门、大学、中学、小学在一系列与教育有关的问题上，都始终没有抓住今天教育问题的关键。在这种背景下，期待解决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更可能是缘木求鱼。

笔者之前已经说过，能否造就大师级的科技人才，不取决于教室，而取决于社会的真实需求（参见《当代中国为何没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高考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绝不是造成今天中国教育种种病态的真正病因。今天中国教育的真正病根，其实还是教育产业化。因为教育产业化——使教育产业的商业效益最大化，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大学、中学、小学设立所谓重点（示范、优质）学校。通过人为制造供应短缺，迫使社会、家长接受形形色色的高收费。从而为教育官僚、大中小学负责人员谋取商业利益创造条件（普通教师从中获得的好处有限）。

之所以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之所以有应试教育，关键是好学校不足。增加好学校的供应，当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依靠现行把高考作为教改重点的认识，则绝无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笔者看来，解决当前教育的问题，关键要推进教育均衡化，一要解决物质资源在学校间均衡投入的问题；二要解决校长按期交流任职的问题；三要解决教师在不同学校按期交流的问题。均衡投入、交流任职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好学校变得更差，而是为了让差学校变得更强。通过长期的努力，使中国更多的学校跻身于名校、优校之列。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学生不必“挤独木桥”，最主要的原因是能够选择的好学校不少。

当前中国教育改革的真正任务，是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积极推进大中小学的均衡化。在教育均衡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有教无类”。把高考当成教改的重点，无论如何认真、严肃，其实不过是虚晃一枪，如同堂·吉诃德与风车的大战，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面临的真正问题，根本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从教育均衡化出发，中国不应该把大量的宝贵教育资源集中于北大、清华、复旦等所谓名校。要知道，在经历了100多年派遣留学生的历史之后，中国教育界必须认真反思：

第一，美国、日本等国都经历过派遣留学生的阶段。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百年之后，依旧要靠派遣留学生来解决国内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为何中国至今还需要把留学生作为解决中国人才问题的关键手段？为什么各级政府还把吸引海龟当成人才建设的绝招？为什么国内最富名望的大学，还令人羞愧地承担“留美预备学堂”的责任？

第二，所谓造就一部分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个人赞同甘阳教授的观点，即如果哪一天北大、清华、复旦、南开等中国大学的博士，成为世界各著名大学乐于延请的教授，那么，中国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相反，如果北大、清华、复旦、南开等中国大学，仍然需要靠延请外国大学毕业的博士来为自己壮声威，那么，中国的大学只可能是世界二流三流大学。

显然，对于教育界来说，不能继续用一些假问题、假困难来敷衍、忽悠全国人民。多年来，教育界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国家和人民的重托，以至于教育成为“新三座大山”之一。同广大农民工的流汗流血相比、同中国企业界奋力打拼相比，中国教育界的贡献与他们得到的重视和支持不成比例。中国教育界聚集了太多有专业没文化、有智慧没道德的人物。

大民工，2011年7月19日